武侠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壹』 武侠小说是否是中国独有的文学类型(要确切权威的回答

1·武侠小说是中国特有、独有的一种文学类型；武侠小说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它的背景往往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发生在古远的山河，无论是思想和感情，对君臣父子师长的观念，都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

2·西方近代有骑士小说也是一种西方文学类型。

『贰』 我毕业论文想写金庸小说里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http://www.lusin.cn/book/jingyong/24/mydoc012.htm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

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

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

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

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

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

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

(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

二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

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

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

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

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

“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

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叁』 为什么说金庸的武侠小说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

金庸武侠小说处处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在外在的，比如小说人物名字，就像周芷若、李莫愁等等，都是出自经典传统文化；比如美食，就像射雕英雄传等等里面的或纷繁复杂的大餐或简单平淡的家常菜，都体现出来传统文化的意蕴。另一方面表现在内在的，比如爱国爱民的情怀、忠义当头的情操、隐逸潇洒的情结等等，更是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意蕴。

侠义天下

『肆』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研究性课题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
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伍』 如题，500-600字，讲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

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

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

『陆』 金庸的哪部小说最能表现中国传统文化

《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我开始读金庸小说的时候同样是被其跌宕的情节、神奇的武侠世界所吸引，但是当我读完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之后，我开始为金庸的文学功底和金庸对传统中国人、中国观念的描述所征服。及至我读了《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之后，我开始入迷，因为书中隐含的是有关易、儒、道、佛等的各种价值观、世界观，并且由于这些不同观念而引起的冲突。金庸的书中，包括了易学的方位、经络、穴道，中国传统的算术、医药、书法、音乐、饮食、山川地理、风景名胜传说等等，不一而足。《笑傲江湖》中的五岳风光描写、经典成语“乘龙快婿”等的典故，还有佛祖传法中土的传说……《倚天屠龙记》中关于道教大派真武身世的传说；各小说中所涉及的数不清的名山、大川，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有武当山、五岳、昆仑山、峨眉山、青城山、雁荡山、长白山、终南山、长江、黄河、汉水、钱塘江等等；还有《射雕英雄传》中有关饮食、算术、易学的描述，无不让人读之有为之一探中国博大的文化的冲动！早前也曾有人把金庸作品中的菜式实践成金庸宴，也颇受赞誉！这应该是文学界少有的雅事啊~！金庸书中的情感故事也是颇吸引人的，但表面的情与爱的描写，里面其实穿透这对传统封建礼教的思考、也反映着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与时代变迁、政治理想等的冲突，如其中非常幽默、滑稽的“和尚娶尼姑，佛祖要怪罪一起怪罪”、以及师徒成为夫妻、夸辈分成为拜把兄弟的种种，无不是对传统礼教的反讽。其中关于隐者以及武功流派的描写，却在隐喻着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对历史、文化的不同看法，诸如“无招胜有招”、“一统江湖，千秋万载”、“敌强则强、敌弱则弱”等等，甚至包括“活学活用”等古朴的儒家教育思想等……这是怎样的丰富？是看都看不过来、学都难以学全的，试想想、其中古诗、古画、古音乐的传说、古棋谱等等，足见金庸涉猎之广、对中国历史、民间传说的了解是如何广博？！虽然文学作品有加工和艺术化的成分，但从其描述风格和处理手法上看，却无不浸润中国语言文学的美妙和精确！ 阅读金庸小说，其情节构造、语言魅力、人物设置、场景描绘丝毫不比《红楼梦》逊色！金庸在安排人物出场，从细微处刻画人物特征、相貌、性格穿戴上都有独到的巧妙！金庸作品和《红楼梦》一样，从情节安排、场景设计、到人物形象，对话等等无不深深地烙印着中国传统的审美。那种推镜头、摇镜头式的描写，更是文学中的高明技巧，金庸往往让人物出场的时候先展现他（她）的容貌、衣着、神态等等，让读者先对其产生判断思维，然后再用旁人的反应来揭示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影响，这种富立体感的刻划，非没有高深文学修养所能为的。还有传统中国式的白话文，是地道的中国语言，风格与红楼梦极为近似，朴实但流畅、生动而接近百姓生活的话，看似简拙、其实是举重若轻，有中国传统语言特有的艺术美感，其间的缺乏形态让读者有大量想象、还原艺术形象的空间。金庸小说，有时候一个场面几百号人、有时候幽静而独特，甚至不同地方、不同季节的反应都那样精确生动，里面有多少名胜古迹，让人读之心生向往，如果作品是粗鄙的流行产品，怎会有这样的效果，怎会有桃花岛、蒙古大漠、云南大理等一批地方因为金庸而深入人心？算了，如果说，要写关于金庸小说的鉴赏，那么写上几十万字也完全不算多，但是，我敢肯定，有朝一日，金庸的小说研究，肯定会像现在《红楼梦》的文学研究一样，越来越鼎盛！也许，就像《三国演义》一样，金庸小说又会让一代代人们不断争论下去，让他的小说在争论中继续传播着经典、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

『柒』 金庸和其武侠真的是古中国文化吗

武侠小说虽然拥有大批忠实的读者，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消遣品而已，他们认为武侠小说庸俗、荒诞，难登大雅之堂。仔细想想，如果武侠小说真是如此，那它为什么还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能够经久不衰、广泛流传?为什么金庸、古龙等作家的作品再版了一次又一次而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呢？
算起来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等精彩的文学作品了，其后还有《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严格地说，连《水浒传》也未尝不是武侠小说作品。若武侠小说当真不过是一种消遣品，为什么这些作品可以经过千百年流传至今，而不被历史淘汰掉呢？可见，武侠小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有它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知识性，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这里我想以金庸先生的作品为例，谈谈武侠小说作品中的价值与魅力。
首先，金庸武侠小说具有广博而丰富的知识性。
有人指责武侠小说作家不合情理地胡说八道，为了迎合一些游手好闲人的低级品味，不顾—切地扭曲事实，十分无聊。其实这些观点未免太过主观了。和大多数文学作品一样，金庸的武侠小说并非凭空杜撰出一个个故事，金庸先生对待创作是十分严肃的。从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对每一部小说的创作都下了极大的功夫。对所用的史料，都有详尽的考证。
例如，《射雕英雄传》在动笔前，作者便参阅了12卷《蒙古秘史》、《南诏野史》、《元史》、《新元史》、《成吉思汗传》、《皇元圣武亲征校录注》等大量史书传记；写《飞狐外传》查阅了《明史》、《明纪》、《明季北略》、《澧州志》、《吴三桂演义》；《鹿鼎记》的史实则出自《清史稿》、《清代史?世祖出家事考实》、《玉林国师年谱》。显而易见，读者在欣赏通俗的武侠文艺过程中，必定也可以学到不少的历史知识。
金庸先生不但致力于历史研究，文学功底也十分深厚。他的作品里十分自然地穿插着大量诗词名句，到处显示着他渊博的知识。
《射雕英雄传》中有这样一幕：“那书生经过黄蓉身边，见她晕生双颊，喜透眉梢，笑吟道：'隰有苌楚，猗滩其枝！’黄蓉听他取笑自己，也吟道：'鸡栖于埘，日之夕矣。’那书生哈哈一笑，一揖而别。”原来，这都是引用诗经上的话。“隰有苌楚，猗滩其枝！”下面有“乐子之无知，乐子之无家，乐子之无室”三句，是少女爱慕一青年男子的情歌。“鸡栖于埘，日之夕矣”下面则是“羊牛下来，羊牛不括。”却是骂那书生为畜牲了。试想，作者若不是将诗经烂熟于胸，又怎能写出这样一个妙趣横生的情节呢?
此外，小说中对于易经八卦、奇门算术、医药、音乐、书画等杂学也多有涉猎。看过《笑傲江湖》的人，大约都对祖千秋与令狐冲论酒的情节记忆犹新。
祖千秋侃侃而谈道：“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乘梨花。可见喝梨花酒当用翡翠杯，而喝汾酒则当用玉杯了。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又指一坛酒道：“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用犀角杯盛而饮之，那就醇美无比了。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我不欺。”……金庸先生将广博的知识蕴蓄在小说里，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这恐怕和胡说八道拉不上什么干系吧！
其次，金庸武侠小说中包含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后序中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象大多数小说一样。影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由此可见，人物形象的创作在金庸小说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笔者或用浓郁的色彩为人物性格上色，或用简单的笔道素描。于是乎，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清晰可见了。
《神雕侠侣》中有这样一幕：蒙古大军围攻襄阳城，郭靖领兵拒守，而其爱妻又有孕在身。这时，极厉害的金轮法王前来行刺。书中写道：“郭靖脸色微变，顺手一拉黄蓉，想将她藏在自己身后。黄蓉低声道：'靖哥哥，襄阳城要紧，还是你我的情爱要紧?是你的身子要紧，还是我的身子要紧?’郭靖放开了黄蓉的手：'对，国事为重。’”寥寥数笔，写的也少；不过是夫妻间简单的—两句对话，但郭靖、黄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风度尽可—览无余。
而《鹿鼎记》中对主人公韦小宝的刻画又不相同。例如，当他知道茅十八是衙门悬赏缉拿的江洋大盗时，有些心动。但看见茅十八带着十分古怪的神情看他时，便又怒道：“你心里想什么?你猜我会去通风报信，领这赏银?”茅十八道：“是啊，白花花的银子，谁又不爱?”韦小宝怒骂：“操你奶奶！出卖朋友，还讲什么江湖义气？……就算有一万两，十万两的赏格，老子也绝不会去通风报信。”但他心里却在想：“倘若真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格，出卖朋友的事做不做?”他就有些打不定主意了。只此一幕，韦小宝这个市井小人的形象便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当然，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
莎士比亚写《王子复仇记》并不是喜爱哈姆莱特的优柔寡断。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也非鼓吹精神胜利法。作者不过是在描写一个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这样的创作是无可非议的。
小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原形，来自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武侠小说不过是这样给人在“武林”中设计一个位置，更直接地赞扬人性中的真善美，批判人性中的假恶丑而已，这是和所有的小说一样的。
第三，金庸武侠作品中体现矛盾冲突的典型环境。
一个人的善与恶，高尚与低劣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金庸小说的引人之处正是将人物放入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以之来考验人性。
《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和欧阳峰在焚烧的船中作殊死战时，欧阳峰被折断的燃烧的船桅所压。洪七公为人光明正大，不忍武侠大宗师如此下场，加以救援。但欧阳峰借洪七公救他分神之机，竟痛下杀手。同是武林中两位顶尖高手，在这一幕中便善恶分明了。
又如《天龙八部》中的一个主角萧峰。当时正值契丹与宋朝交兵之际，一方面他身为丐帮帮主，常率帮众抗击契丹人，一方面他自己却是契丹人，父母也被宋人无辜地杀害，重大的矛盾就此开始了。最后，当辽主为敌所擒时，萧峰以民族利益为重出手相救。但为使普天生灵免受荼毒，却又不能不迫辽主立约退兵。可是以臣迫君是叛国叛君之举，为了表明自己并无卖国求荣之意，萧峰在一切完成之后，不得不选择自刎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了一生追求的信义，萧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使读者掩卷而思，仍觉得意犹未尽。
金庸先生正是在一个个环环相扣的矛盾中表现人物性格，也正是用一个个矛盾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
第四，金庸武侠作品中蕴藏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
武侠小说不但有它通俗的故事性，还包含了不少作者对生命的理解。认真读来，会发现读小说的过程中信手拈来即有妙谛。
记得《天龙八部》中有一个珍珑（围棋术语），此局棋劫中有劫，既有长生，又有共活，或反扑，或收气，复杂无比，无人可破。小说中的人物段誉，棋道十分高明，却因不肯抛却一兵一卒而败；而慕容复因为太过忍心，抛却兵卒而败。最后竟是——个小和尚虚竹自杀了一大片白棋，才破了珍珑。这实在是人生之中以退为进的精辟表达。慕容复不懂以退为进的道理，一味冲杀，进不了时只好绝望得想死；而虚竹杀了自己—大片棋后，情势顿见开朗，大有回旋余地，不再缚手缚脚了，这—看似败退的棋招，竟给白棋带来了生机。现实中，对于只顾奋力向前的人来说，有时不妨也退后一步。在许多情况下，在前无进路之时，退一步可能竟会海阔天空。以退为进的效果经常会比一味冲杀好得多。
通过对金庸作品的分析，不难知道，一些好的武侠小说不论是在知识性、艺术性、思想性上都丝毫不逊于其他文学作品。
当代的许多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都在继承传统通俗文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些技法，使武侠小说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然会不知不觉地提高文化修养和生活情趣，并汲取了丰富的知识！
最后，让我们改变从前那些对于武侠小说的认识，真正沉醉其中去感受武侠小说中的艺术价值与魅力吧！

『捌』 香港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漓江出版社 的 《武侠小说鉴赏大典》 能够 给出 答案

『玖』 金庸古龙写的武侠小说算不算传统文化

我认为不算，首先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内核，还有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
这些都是历史的积累产物，而金庸古龙二人的武侠小说属于现代产物。我感觉你选戏曲这个题材不挺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