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读的小说指的是

⑴ 古代人写小说都是怎么练的

古代写小说的一般是失意文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或者有某种诉求但是没办法公开发表言论就借写小说来抒发。古代写小说不赚钱，只是写了出来如果口碑好的话能有名气，古代文人更在乎的是他的名气声望之类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以说书的形式，在茶馆里传播出去。

⑵ 古代产古代长篇小说多的是什么小说,这些作品中每一回题目称为什么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它的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章回小说是在宋元长篇讲史平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讲史有直接的关系：章回小说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的“回”来自于讲史的次或段；章回小说的回目来自于讲史开宗明义的题旨；章回小说由“话说”、“看官”等构成的虚拟的说书场景来自于讲史的叙述方式。我国章回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五种类型：讲史型、神魔型、公案型、世情型、武侠型等。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历史演义”，是用通俗的语言，将历史上兴废争战、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描写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兴起与灭亡的历史过程。《三国演义》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三国结束后不久，就有了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引用魏晋人的著作达二百一十余种，资料详实，极大地充实了《三国志》的内容。与此同时，关于三国的各种传说、故事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到元代时，便形成了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三国故事的第一部小说定本。罗贯中正是综合《三国志》、民间传说和《全相三国志平话》等最终写成了《三国演义》。可见《三国演义》是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完成的。即所谓“世代累积型”小说。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生平资料，目前知之甚少。明代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记载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据此可见他籍贯太原，大约生活在1310至1385年之间。相传他颇有政治抱负，而且是施耐庵的“门人”。其材料如果可靠，他的这些经历对他的创作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写的作品很多，除《三国演义》外，今传世的还有长篇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一说《水浒传》是他和施耐庵合写而成。《三国演义》的版本较多，其中明代的嘉靖本，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每节有七言回目一句。而《三国演义》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一百二十回修改本。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虽然是一部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英雄传奇，但它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融合了传统、官方、民间与作者个人的各种思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种思想倾向：第一，极力突出拥刘反曹倾向。在《三国演义》中，以刘关张及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方面，是正义的代表。而曹魏集团则代表了邪恶。这种倾向并不是罗贯中首创，而是早已存在于民间，罗贯中只不过是继承了民间的观念。这样的倾向对于吸引读者的感情投入是必需的。这种倾向固然沿袭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拥刘也表现了对仁政和明君的向往，反曹则是对暴君和暴政的痛恨。也就是说，作者是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糅合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来表现对昏君贼臣及黑暗统治的痛恨，对圣君贤相和清平社会的渴望。所以，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奉蜀为正统，不仅因为对否定蒙元正统地位，在“人心思汉”的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了人民的政治道德理想。因此，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封建观念而加以否定。第二，强调建立在“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基础上的“义”。所谓“义”，本来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三国演义》中，简单地说就是友谊。《三国演义》中“义”的观念特别突出，“桃园三结义”、“义释曹操”等成了“义”的经典表现。“义”，其实是一种民间观念，作者是用民间的想象来描写三国时期的某些人物，并将这种观念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集中地表现在刘备、关羽、张飞身上。“义”，使他们变君臣为兄弟，平等相待；“义”，令他们相互救困扶危、同心协力；“义”，让他们舍己救人、知恩图报。特别是关羽成了“义”的化身，虽然关羽身上的“义”被绝对化，而产生了重私情忘大义的弱点，但总的来说，并不损害他忠肝义胆、光明磊落的形象塑造。这在高层政治斗争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它虽然未必符合事实，但切合民间心理。第三，十分崇尚智慧。就写人而言，小说中，诸葛亮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传奇人物，他懂政治、精军事、通外交，是典型的智慧的象征，另外，周瑜、司马懿等人身上也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观念。作者突出这些智者，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智力的竞赛与角逐，因而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吸引力。就叙事而言，《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被人们称为全景性军事文学。其中不仅写出了两军相斗勇者胜，而且，还写出了两勇相斗智者胜。突出智斗，是这一作品的特色。作品写战役，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关系交织在一起，重点表现统帅人员的运筹帷幄、分析决策，给予读者许多启示。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史料处理原则，使小说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三国演义》大体按照历史真实来写，但又虚构了大量细节和一些情节，使小说虚实结合。实使读者产生真实感，虚使小说更生动、人物形象更丰满。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类型化的写法，专门突出人物的某一个特点，并通过夸张、对比、烘托等手法，把这一特点发展到极端。比如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仁厚、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等，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400人，给人印象深刻的也不下数十。毫无疑问，这是《三国演义》最突出的成就。

第三，叙事结构上，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精心结构无数的故事，虽事件复杂，却不琐碎支离，有曲折变化，然脉络分明，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

第四，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色。《三国演义》的语言与《水浒传》等小说是不同的，它是文言，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使它既能发挥白话之长，又能避免纯粹的文言之短。

《三国演义》不仅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广泛流传。

⑶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起源

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神话传说原先在口头流传，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头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前者对周穆王周行天下之事多有细节描写；其中的西王母与《山海经》中的记叙相比，减少了神性增加了人性。后者写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与《战国策》和《史记》相比，不仅增加了细节描写而且突出了燕丹这个复仇者的形象。（明）胡应麟称此书为 “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四部正讹》），不为无见。
其次是寓言故事。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韩非子》中保存寓言故事最多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明白地用“说”来标目，也透露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寓言故事可以看作小说的源头之一。
第三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唐代传奇小说多取人物传记的形式，《三国志演义》径直标明是史传的演义，都证明了史传是小说的一个源头。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有些书或归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归入史部杂传类，这两类缺少严格的区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传对小说的影响之深。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15家，均已亡佚。今存题为汉人所著的小说，其实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伪托汉人的作品，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和《十洲记》，托名班固的《汉武帝故事》。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很多，重要的如（三国魏）邯郸淳《笑林》，（西晋）张华《博物志》，（东晋）干宝《搜神记》，（宋）刘义庆《幽明录》、《世说新语》，（北齐）王琰《冥祥记》，（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包括后人的辑本，共约五十种，足见其兴盛的情况。

⑷ 古代说话人说故事的底本是我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又称作什么

又称作“话本”。
话：宋元时期民间常用于“故事”。讲故事叫“说话”。白：陈述、讲述。“白话”本义是“讲述故事”。讲故事要有一个底稿、本子，所以叫做“话本”。
我们从白话小说中可以看出：
话说——故事讲到；话分两头——故事分两条线索；等等。

⑸ 古代白话小说有哪些

白话小说,发源于唐代的一种文学形式。中国白话小说的前身是民间故事和所谓的“街谈巷语”，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小说经历了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明代才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成为与抒情文学分庭抗礼的一大文学体系。
1.发祥期：唐代
当时，市人小说、寺院俗讲成为白话小说的两个发展源头。
2.黄金期：宋、元时期，开封、杭州等瓦舍勾栏处，“说话”艺术盛行，由此产生“话本小说”。这也是最早的白话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短篇白话故事，篇幅较短，基本用口语叙述，有虚构性。
3.宋末及元代，在白话小说基础上出现了文人模仿此形式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3.全盛期：明、清
这一时期，产生了演义小说、长篇章回体小说等。如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金瓶梅》；明代的拟话本小说“三言”“两拍”；“三言”即冯梦龙的《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即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清代“双峰”：《儒林外史》《红楼梦》。而《红楼梦》更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辉煌的顶点。
编辑本段
白话小说概述：

中国白话小说的前身是民间故事和所谓的“街谈巷语”，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小说经历了不断的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明代才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成为与抒情文学分庭抗礼的一大文学体系。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认为小说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的东西。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凡是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小说正是这样一种俗文学。班固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认为小说是末技，是小道小智所为。但小说的生命力极为旺盛，虽然饱经磨难和拒斥，却仍然有强烈的发展势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到唐宋之交，市民阶层兴起，尤其是宋代，生产力发展迅速，市民阶层日益壮大，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休闲娱乐的呼唤也日益强烈，城市文化越来越盛行，中国的长篇白话小说以此为契机，迅速的发展起来。
唐代传奇相对白话小说是雅，但拿传统的雅俗观来衡量它，却又可以说它为俗。雅俗问题与上述娱乐和教化、虚构和实录的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教化的内容是礼义，实录叫做雅驯，可见传统的雅俗观是贬低和排斥娱乐和虚构的。 儒家道统文统的继承和发扬，阻塞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一般的说是士人写给士人读的文学，它本来就产生和活跃在雅文化圈内。当它蒙上不雅的俗名，士人便疏远它，它便从雅文化圈走出来，逐渐向俗文化靠拢。宋代传奇小说作者的文化层次下移，同时创作倾向却向雅的方向攀附。“论次多实”、“采艳殊乏”，都是弃俗而就雅的表现。
降至元明，传奇小说俗化趋势愈益明显，从明代中后期流行的各种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竞相转载来看，它们在士人中还是颇有读者的。人们总爱附庸风雅，标榜不俗，而实际却有难以脱俗的一面。
这类半文半白的、篇幅已拉得很长的传奇小说继续走着俗化的路，到明末清初，它们干脆放弃文言，使用白话，并且采取章回的形式，便成为了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与通俗小说合流。
如果说传奇小说是从雅到俗，那么白话小说的运动方向恰好相反，是从俗到雅。白话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都源于民间“说话”，它们的体制和叙事方式都保留着“说话”的胎记，与源于史传的传奇小说迥然有别。白话小说长时期在民间传播，其故事是生鲜的、同时又是稚拙的，版刻也很粗率。直到明代嘉靖前后，情况才发生重大变化。文人突然看好这种俗而又俗的文学样式，他们不只是评论，而且参与其间，进行搜集、整理、加工、编辑、出版。接着还有模拟这种样式的文人创作，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和陆人龙的《型世言》，等等。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有着直接的关系。王阳明是主张人皆可以成为圣贤的，有利用俗的形式才能达到化俗的效果。他对俗的重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效果。嘉靖万历时代推崇通俗文学的文学家所依据的就是王阳明的这种思想。
白话小说的作者由不见经传的无名氏，渐次上升为大文人。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都是早期白话小说作者所不能相比的。
白话小说的内容和风格也随着作者成份的改变而渐次由俗变雅。按创作方式，白话小说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是“说话”的书面化；中期是作家根据现成故事进行创作；后期是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独立创作。文人独创的小说，不仅题材情节出自个人机杼，而且艺术风格也有鲜明的个性。白话小说发展到后期已有雅俗的分别。不过，白话小说的主流趋向于雅，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它们的源头分别为雅和俗，它们的走向却相反，文言小说向俗靠拢，白话小说向雅接近。雅俗在小说范畴内达成了妥协。“雅”接纳了白话，承认了“虚构”；“俗”则承担起“教化”的使命。换言之，“雅”放弃了“雅言”和“实录”的原则，“俗”则放弃了娱乐惟一的宗旨。小说中雅俗共存是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际志。
中国小说的源头就存在着雅俗的分歧，雅的是文言小说，它从史传蜕化而来；俗的是白话小说，它从民间伎艺“说话”转变而成。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发展途程中，雅和俗构成两极，文言小说受到俗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俗的成分，显示出渐次俗化的倾向；而白话小说则受到雅的引力作用，不断吸收雅的成分，表现为渐次雅化的倾向。雅俗结合是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明万历以后，不仅长篇小说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短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繁荣景象。
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作品衰微，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已不适应社会的要求，相反，白话短篇小说作品的创作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多的。首先，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大，市民阶层的力量壮大，在社会上是一股极为活跃的、强大的阶层，他们要求在文学上能有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作品。
其次，宋元话本小说在明代得以继续发展，它是劳动群众小说创作自身发展的结果，显示出比文言小说更强的生命力。参予白话小说创作的作家大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吸收群众艺术创作的结果，语言通俗易懂，作品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批判精神，因而有着更强的人民性，为广大群众所观赏喜爱。
明代印刷术发达，书坛众多，迎合人们的口味与喜好，书商也大量地刊行话本小说，因此话本小说慢慢地演变为供案头阅读之作的拟话本。
拟话本的体裁与话本相似，都是首尾有词，中间以诗词为点缀，故事性强，情节生动完整，描写人物的心理细致入微，个性突出，比较注意细节的刻画等。但它又与话本不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拟话本是“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在口语运用和生活气息上，拟话本明显地逊于话本小说。
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是嘉靖年间洪楩辑印的，分《雨窗》、《长灯》等6集，每卷1篇，共收话本60篇，故全书总名为《六十家小说》，今存15种。万历年间熊龙峰刊印的话本今存4种。这两种话本集都包括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在内。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喻世明言》（初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每集收话本40篇，包括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两部分。“三言”对后世影响较大，此后拟话本的专集大量出现。明末凌濛初在“三言”的影响下，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个拟话本集，简称“二拍”。“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形态，对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创作在明末以后继续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爱情婚姻的题材是明代拟话本的一个重要内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乐小舍拚生觅偶》、《玉堂春落难逢夫》等真实地描写了被糟践的妇女的悲惨地位以及她们对爱情婚姻的自主要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贯穿了对封建礼教及门第观念的批判，尤其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可称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篇中，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婚姻观念。《俞伯牙摔琴哭知音》、《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描写了在冷酷的等级社会中真诚的友谊。《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篇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和无耻罪恶。《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等篇反映了明代社会商人的心理。
总之，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政治的黑暗，描写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活与思想，歌颂市民阶级的勤劳诚实及对发财致富的追求，要求爱情与婚姻生活的自由，抨击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司法制度弊病等主题，共同组织成明中叶以后短篇白话小说的重要内容，显示了明拟话本新的思想特色。但“三言”、“二拍”中也包含着明显的落后和庸俗的因素，比如美化统治阶级、宣扬封建礼教、迷信鬼神等占了相当的数量，尤其又以“二拍”更为严重，这也是明代后期话本小说的通病。明末短篇白话小说集还有十多种，比较有影响的是《西湖二集》、《石点头》、《鼓掌绝生》、《醉醒石》等，成就都不高，但其中有一些篇章，文笔生动，形象鲜明，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有所揭露。
明清时代是一个充满进步与守旧、启蒙与顽愚、思想解放与钳制的时代。一方面，个性觉醒，人本意识抬头，不少进步人士张扬个性，追求自由，肯定物欲财利，这反映在小说里就是小说中人性涌动，追求物欲，情爱描写细腻等。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强化统治，中央集权突出，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由此也出现了一些理学观念浓厚、伦理说教明显的小说作品。此外，还有两种思想皆有，禁欲主义和享乐之风并行。明清小说内容丰富，类别繁多。

⑹ 我一直认为古代小说指的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写的故事或者传奇什么的，百度百科给了我不同的答案。

清朝小说：倩女幽魂、儿女英雄传。
文人缩写的小说：长 篇 历 史 小 说《齐 之 初》缩 写
——为《齐风》诞生而作

传说北海以南，有两座小山，都是成了精的神灵，常常聚到一起喝酒，谈古论今。一日，他们对古营丘两棵老槐树发生了兴趣，就由树龄扯到了姜太公的年龄，又由姜太公“八十八还接了一个大倭瓜”演绎出了他营丘建国的离奇故事。
三千年前，一个初春的日子，西周太师姜尚的心情特别糟糕。他默默地对着一张帛制地图发呆。原来，西周天子武王姬发分封他为齐王，不久就要去营丘建国。营丘属于东夷，是块”兔子不拉屎”的荒凉区域，且政治环境凶险，他身为丈人份上，深感委屈。此刻，武王和夫人邑姜来了。彬彬有礼的武王，婉转说明在营丘建国非岳父莫属的道理，姜太公也随之深明大义，愿去东夷完成这一使命。这时，传来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商朝降将飞廉逃走，极可能投奔西周的劲敌莱国。
姜太公就要动身了，这年他已87岁的高龄。孝道的邑姜，念老父身边没有女人服侍，就将自己的贴身丫头莲蓬送他。莲蓬长得俊美，聪明伶俐，对姜太公既生敬意又不缺爱慕之心，很快成为姜太公的红颜知己。武王极其看重齐国的建立，将稀世之宝大盂鼎赠送姜太公，以壮齐威。又调拨散宜生、南宫括两元大将，及两万多兵马辎重，护送姜太公，并归属齐国。一路上，姜太公极其看重他的《六说》（据说是《六韬》的前身），让莲蓬特别关照。《六说》是姜太公的言论集，凡重要的思想、理念，他都命工匠刻记。
四月里，姜太公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了巨洋河边，人困马乏。这里离营丘还有一天的路程。姜太公看到一路没遇到什么凶险，不仅沾沾自喜，下令休息两天，军队顿时懈怠下来。晚间，一队盐贩进入店铺，姜太公无意中从一个叫滕六的瘸腿人口中获悉，东夷莱国兵马已经打过来了，说不定明天就能占领营丘。姜太公大为震惊，立即深夜启程抗击莱军。齐军与莱军大战在营丘以北，两国王舌战在沮丘河前。南宫括与叛将飞廉厮杀得日月无光。最后，莱军大败，莱侯答应不再兵犯齐国。可飞廉不肯认输，仍在远处叫骂不休。
赶走了莱军，姜太公开始建国。张贴告示，修建旧城，打击抢劫，恢复秩序，挑选一个黄道吉日，隆重举行了安置大盂鼎仪式，敬天敬地敬武王，安军安民安奴隶（从镐京带来的）。建立了齐国“三公六卿”最高领导机构，仿效周朝也设公、侯、伯、子、男爵位。姜太公成为名副其实的齐王，徐沅为太师兼军师，陈小刀任“百工”之长，散宜生、南宫括各为左右大将军。
第二日，姜太公就轻车简从，到乡下私访去了。在寿口，他从“三大碱”看到了“地泛卤”、“人烟少”地理环境的险恶，也看到了海滩辽阔、盛产鱼盐的前景。在旒夼，他看到了当地“百姓尚武、兵器失控”容易发生骚乱的隐患，也看到了可因势利导精武强军、大力发展兵器制造业的优势。在稽会，他看到了陪葬童男童女传统习俗的野蛮，也看到了百姓要求殡葬改革的极度渴望。特别是在青丘，姜太公看到了当地擅长植桑养蚕、“女工善针织”的风俗，寻找到了一股巨大的生产潜能。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个莫大而有趣的秘密：新婚娇妻莲蓬，虽是孤竹国的普通民间女子，却是个擅长刺绣的高手。姜太公如获至宝，对她愈加宠爱。可这时，也传来一则懊恼的消息：因嫌贫爱富离家出走的前妻马氏，趁南宫括回镐京搬取家眷的当口，半路加塞，跟随到了营丘，而且要求做“正宫娘娘”。
一个月后，姜太公召集文武百官加之“百工”（从镐京带来的能工巧匠），一起共商国是，钦定了“沿齐俗”、“简齐礼”、“通工商”治国三大策略。不久，姜太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举贤才”内容，使齐国的治国方略更加完善。对马氏，足智多谋的姜太公也恰到好处地做了处理：他往地上泼了一盆水，让马氏收覆。如果收起来，可继续做夫妻。如果收不起来，就说明缘分已尽。结果，愚人马氏只好承认她与姜太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有了治国方略，姜太公稍微缓了口气。不久，又四面八方选贤任能。他去了打鼓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请隐居的原商朝高士狂桔、华士出山协助齐国。结果，除了一个叫凉素女的女子（狂桔的妻子，原商朝才女）热情相待外，其余都冷冰冰的，甚至遭到耻笑。后又连去两趟，皆无功而返。姜太公认为这是伯夷、叔齐“不事西周”的阴魂未散，便去北部的首阳山 “祭祀”，以嘴代刀，猛烈抨击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蠢，又令人将自己的 “讨伐徼文”刻成碑文，以警世人。一时间，轰动四方朝野。
姜太公把纳贤的视线，由旧官吏、旧文人转移到了 “百工”、“百姓”和平民身上，不论贵贱选贤任能，男女平等委以重任。叛将飞廉的堂弟飞豹，擅长武功，是东夷的一条江湖好汉，因热爱齐国，被封为精武大夫。梁葺蔚仅是青丘之邑的一介市民，可有经营头脑，谙熟贩运纺织品行当，被封为“外贸”大夫。滕六虽身有残疾，可胸有制盐贩盐学问，又曾有“报告莱军要侵犯营丘”之功，被封为盐务大夫。莲蓬虽是女流，但心灵手巧，大胆泼辣，乃名副其实的“女工”，姜太公就举贤不避亲，封她为针织大夫。
狂桔、华士二人听说姜太公批判了伯夷、叔齐，受到很大震动。但他们痴心不改，又大放厥词，攻击齐国。这时，仍然躲在莱国的飞廉趁火打劫，来到打鼓山游说狂华二人投奔莱国。狂桔、华士经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答应投靠莱侯。飞廉返回莱国，带来了狂华提供的 “二次攻打营丘”计谋，莱侯大喜，当即点兵遣将攻打齐国。危急时刻，姜太公从飞豹那里得到了情报，早早做好了迎敌准备。莱侯听说齐国有了准备，随之终止了攻击行动。
姜太公将里通外国的狂桔、华士拿下。在人证物证面前，二人承认了里通外国的罪行。姜太公揭露了他们“不事齐国、只想安度晚年”的虚伪，果断地将狂桔、华士推上断头台。此刻，周公旦派人送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件，要求刀下留人。姜太公不为所动，仍然将狂华两人正法，以警世人。同时，又一次公布齐国改善招贤纳士的优惠政策。不长时间，就形成了贤达、能者纷纷涌于齐的生动局面。
姜太公又在思索一个新的问题：周公旦是怎么知道狂华被抓的呢？隐藏在齐国的那个“线人”又是谁呢？姜太公的三子姜年自告奋勇，说三天之内就能破案。姜太公喜出望外，命姜年找出那个“线人”。三天后，姜年办理的案子水落石出，原来是齐国的司寇营汤在捣鬼。此人，乃原齐地的一商代官吏，虽在齐国当差，可总想商朝复辟。姜太公没有立即抓获营汤，而是采取了欲擒故纵之法。姜太公念姜年有功，又想到营丘城急需一个忠诚、多谋、干练的命官担任侍卫，就封姜年为营丘督管大夫。
姜太公加快了晒盐、熬盐的进程。寿口一带是齐国最理想的产盐区域。盐务大夫滕六身先士卒，率领盐工、士兵、奴隶在海边制盐。士兵是晒盐、熬盐的主力军，约4000人。负责4000士兵管理的人，称盐务兵马总管，叫马尚。由于指挥精当，不到一个月，制盐大军就在盐湖铺好了摊子，有的打井取卤，晒盐、熬盐，有的去民间收购散盐，以国家的名义，运往附近国家销售。制盐环境虽然恶劣，可因从大自然那里得到了巨大回报，也感觉是幸福的。滕六的姘妇唐厘氏来盐场帮忙。马尚是个眠花宿柳的男子，很快与唐厘氏勾搭在一起。在一个海潮来临的夜间，在工地抢险的滕六发现了唐厘氏与马尚的私情，但他没有追究，而是仍然与马尚一起指挥抵抗海潮。因指挥得当，盐工、士兵奋勇，盐田、盐井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一日，薄姑军前来偷盐，马尚一马当先，把来将罗哈斩于马下，保护了盐场。滕六命人写个信函呈报给姜太公，马尚认为在打他的“小报告”。不料，滕六亲自将“小报告”打开给马尚看，原来是为他请功。马尚深为滕六的宽广胸怀所感动，两人随之成为生死朋友。姜太公前来寿口视察，看到产、藏、购、运、销各环节都顺利运转，不禁大悦。
建国后一直比较平安的齐国，终于出事了。精武大夫飞豹顺应民众崇拜“战神”蚩尤的风俗，在旒夼邑建造了一座武馆，插有“齐国天尊”、“东夷乃齐”的旗帜。一个夜间，杀来一支身着齐军服装的兵马，将武馆血洗一空。事发后，当地以苍亮、郎鲲为首的武林人员，浩浩荡荡奔往营丘讨个公道。司寇营汤以维护国家稳定的名义，将一百余“闹事者”秘密处死。姜太公亲自处理此案。他从侥幸活下来的苍亮、郎鲲那里，发现了营汤从中作祟的蛛丝马迹；又从旒夼庄稼地里缴获的莱军衣物，看出了这是一桩阴谋。此时，旒夼约万余民众奔营丘而来，一场暴乱眼看就要发生。姜太公临危不乱，“火线”断案，及时揭露了营汤两面派嘴脸，并就地正法，然后又下马跪地，向旒夼民众赔罪。万分紧张的局势终于平息。从此，旒夼的社会秩序好了起来，整个齐地的治安也大有好转。
对狂桔原夫人凉素女，姜太公很有好感，认为是个申明大义、热爱齐国的佳丽，就将她许配给了姜年作二房。姜太公在《六说》中写道：“杀人者不可杀‘仁’。诛其男，娶其妻，养其子，乃罪有应得，善有所报，幼有所抚，当是仁者所为，非商纣之暴也······”
内患除掉，姜太公又开始计谋清除莱侯和飞廉这两个外患蟊贼。姜太公巧设机关，放言自己要回镐京报政。一个天气晴朗的白天，人们眼睁睁地看到，姜太公与他的上万兵马，大摇大摆地去了山西方向。莱侯、飞廉认为这正是夺取营丘的最佳时机，于三天后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间，统领三军杀向营丘。不料，营丘是一座空城，姜太公的兵马早已埋伏在四周。经过一番激战，三万莱军受到重创，莱侯被捉。飞廉落荒而逃，被三太子姜年追上，一刀结果了性命。莱侯无奈地闭目等死。姜太公说，“事不过三”，如果你再次蓄谋营丘，定碎尸万段，然后将他放了。
姜太公刚刚除了外患，没想到又后院“起火”。“起火”的缘由，乃莲蓬与马氏所为。姜太公因忙于军政要务，很长时间没有宠幸莲蓬。年轻的莲蓬，也许出身于北国（孤竹国）的原因，流露出了她风流不竭的一面。一次看病的机会，她认识了御医吉顺，遂行了床第之欢。这事，马氏看在眼里，就要挟姜太公恢复与她的夫妻关系，否则，她就在齐国大造舆论。姜太公不慌不忙，冷静处理，既没杀掉吉顺，又没休掉莲蓬，而是采用“掉包计”，找了一个酷似莲蓬的宫中女子，继续与吉顺恋爱、结婚。致使马氏认为自己看错了人，便不再乱说什么。
齐国建国五个月了，初步走向政通人和。这时，姜太公要真正地回镐京向周天子报平安了。姜太公这次西行极其诡秘，并留守了一支精兵。路过鲁国地界时，姜太公想：一个国家的初建时期，最难整合的是那里的社会秩序呀！这鲁国地处中原，远离东夷，想必早早的国泰平安了吧。于是，他就想会见一下鲁国的伯禽（鲁国国君、周公旦之子）。去曲阜的途中，不料遇到一股强盗拦路。姜太公不忍杀戮这些“绿林好汉”，只好留下“过路钱”——将10车咸盐（送周朝礼品的一部分）送给他们。在镐京，武王听了太公的为政汇报后，大加赞叹：朕真没想到，只短短五个月，齐国就平定了局势呀！太公治国，极得要领！极得要领！姜太公又将“路途被劫”一事说了，在场的周公旦羞得面红耳赤，说道：再过五年，鲁国就面北称齐了！
姜太公放心不下营丘，想要早回，可武王同榻与他商谈国是，还让儿子姬诵当面听取治国理政之道，于是就多住了些时日。在回齐国的路上，姜太公改道去了鲁国，并将一封书信转给伯禽。书信是周公旦写给伯禽的，尽是批评之意，要他好好学学齐国的治国经验。心地狭窄的伯禽，读了家信很不好受，一种抵触齐国的情绪在增长。太公进入齐地，突然遇到一姓王的老汉拦马告状，说赋税沉重、私田减少、田馂（监督公田劳动的小官）打人、身无自由。太公与王老汉同车去了营丘，以国家的名义给了他些粮物补偿。经查，齐地沿用的西周井田制，存在很多弊端。姜太公开始对井田制实行一系列改革，重在减少公田，增加私田；减少赋税，宽严相济；撤减田馂，禁止打骂；增加农工在私田劳作的天数，鼓励民众开荒，收获全部归己。当时旱灾很重，又组织民众、军队打井、修渠，抗旱夺粮，深得民众的拥护。
齐国多丘陵，平原地又多卤，加之干旱与兵乱，农业歉收，民众严重缺粮。姜太公珍惜本地资源，大打自己的优势仗，不断调运盐卤去邻国换粮。莱国风调雨顺，储粮甚多。姜年自告奋勇去了莱国。姜太公料到必有瓜葛发生，便派了一支军队在后面悄悄跟随。莱侯见到姜年，又想起了“两败营丘之仇”，就千方百计诱惑姜年归顺莱国，以此大灭齐国的威风。身陷囹圄的姜年，为维护齐国尊严，与莱侯做了不屈的斗争。三日后，齐国兵临城下，姜年才恢复自由，并换得了10万石粮食。
寒冬将至，姜太公利用农闲时节发展纺织业。身为纺织大夫的莲蓬大显身手，在营丘城开办了“女工”讲学班，针织、刺绣有声有色。姜太公为其骄傲，并鼎力扶持。莲蓬又邀请二姨薛香香及表妹前来相助，制作出了“冰纨”、“吹絮纶”等优良产品。来年春天，姜太公开始发展麻桑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促进措施，最亮眼的是种桑奖励咸盐与布帛、成立家庭桑园、培养桑麻医生、有两个女人的人家要有一个老婆专管桑麻等。还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姜太公的两个儿子，因缺席了去公田植桑，被各罚贝币两千枚。
齐国的刺绣一花独放。一时间，货源紧缺。为购买丝绸、布帛，莲蓬与百工之长陈小刀去了鲁国，那里盛产桑麻。国王伯禽听说齐国的纺织业兴旺发达，又担心父亲对他指责，就策反陈小刀留在鲁国任太师一职。陈小刀坚决不从。伯禽又使“美人计”，陈小刀仍不从。伯禽又看莲蓬长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就百般诱惑、调戏。莲蓬自从与吉顺出了那事以后，就一直注意贞节，始终不为伯禽所动。最终，陈小刀与莲蓬都被软禁起来。危急时刻，伯禽父周公旦来到了鲁国，陈小刀与莲蓬才转危为安，并买回了5000丈丝帛。姜太公知晓此事后，大为感动；也对鲁国愤愤然。
姜太公对莲蓬恩爱有加，不久，莲蓬有了身孕。太公对齐国未来充满信心，打算用5年时间，将营丘城建成“东方的镐京”。身为营丘督管大夫的姜年，报告了自己对建造新城的设想。太公组织文武百官集思广益，一个位置优越、结构合理、坚固耐用、用料节省的新营丘城建设方案，终于诞生了。一日辰时，齐国在芸香、钟鸣的祥和气氛中，举行了盛大的建城典礼，姜太公发表了有名的《筑城赋》，企盼天下神灵、苍生相助。随之，齐国开始了上万人的造城壮举。新城分外城、内城、皇城三层，有四河相绕，气势非凡。
一年后，营丘城初现“城”的轮廓。身为西周太师的周公旦视察齐国来了，姜太公闭口不谈自己的治国方略，只是亲自陪同他参观齐地的亮点：建造中的营丘城、满山翠绿的桑林、别致的家庭桑园、五颜六色的刺绣、装车待运的盐场、威震一方的武官、堪比国军的民军操练，等等。闲谈中，周公旦为伯禽戏谑莲蓬表示道歉，又透露武王身体十分糟糕，“三监”（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最近有叛乱迹象。姜太公一语道破天机，问道：你不该是来齐国“拉壮丁”的吧？周公旦回答：我担心“三监”与盘庚一旦造反，我周朝缺兵少将。姜太公从容说道：我早为周朝准备下了10万兵马（其实是8万民军）。周公旦大为吃惊。
周公旦要离开营丘了，太公又设宴相待，二人喝得极有兴致。太公令乐工演奏自己创作的歌曲《六说之梦》，深沉的调子绕梁轻走低回。周公旦背诵调教伯禽的一段书信，羡慕姜太公有个好儿子姜年。姜太公说出了自己治理齐国的四条格言，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正当旺年。周公旦夸奖莲蓬年轻、貌美、有才，这样的夫人世上难寻。姜太公说为了她，自己差点戴了顶“绿帽子”。周公旦说，从你赦免了吉顺、莲蓬的死罪，我看出了你做什么事都稳操胜券的奥妙！
姜太公谙熟货币流通，早在周朝任太师时就创造了“九府圜法”，他把这一做法又搬到齐国使用。设立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钱财管理机构，全国统一了度量衡，规定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布帛面积，以匹为单位，以幅宽2尺2寸、长为4丈为一匹。太公通过实地调查，废弃了帛币的使用，减少了贝币的流通量，在全国大力推行刀币、“三铢钱”。又去西山调查铜矿的含量，加大开采，建造了货币制造工厂。在财贸、货币改革中，姜太公发现太师徐沅缺乏应有的智慧。又发现，徐沅经常蝇营狗苟，非大丈夫所为。
莲蓬十月怀胎，将要临产。一日，莲蓬说了句“是豆，不是瓜”的玩笑话，引起了太公的质疑。不过，太公很快忘却了此话，又与莲蓬和好。莲蓬的丫头绿萍主动向太公献身，莲蓬也不计较什么。莲蓬顺利生下一个男婴。此时，太公正在处理一桩兵器变卖案（将兵器当作铜器贩卖），此案牵涉到徐沅与陈小刀，姜太公从中看到了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姜太公终于有时间，为自己的儿子庆贺。这是他的第13子，起名叫“佐”。也有身孕的绿萍，非常羡慕，打算自己的儿子出世时，起名叫“佑”。姜太公对自己“八十八又接了一个大倭瓜”异常兴奋。他又联想到，真正的“倭瓜”，其实是一个好端端的齐国哩。不禁拔剑起舞，引吭高歌。
可接着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姜太公因忙着与“百工”炼铁，三天没在家，百官送来的礼品堆积如山，甚至连国库里的金块也送来了。姜太公将炼铁的事丢在一旁，先“刹风正纪”。他面对文武百官，一一宣布了送礼者的名字，并令如数取回。百官面面相觑，不肯认领。姜太公便将礼品折价、变卖、充公，用于矿山开采和炼铁。齐国西山有铁矿，太公把炼铁炉支在那里，指挥“百工”日夜鏖战。半月后，实验用的一支炼铁炉，终于升到3000多度，流出了第一炉铁水。为此，齐国举国欢庆。铁制农具、兵器广泛应用于齐国，开创了华夏冶炼技术的新时代。
姜太公将特制的铁钺、铁币呈献给西周，武王大喜，令齐国派最优秀的“铁工”，去镐京炼铁。又让齐国每年为西周锻造1万件兵器。其他邻国也纷纷前来买铁、订货。一时间，齐国成为华夏最大的兵器出口国。
武王的身体越来越糟，“三监”加快了叛乱步伐，周公旦再次来齐国扩军。姜太公在旒夼建立军民结合的训练基地，在册人员达6万余。郎鲲、苍明、苍亮一批优秀分子，很快成长为民军的首领。一日，苍明奉太公之命，护送一批兵器前往镐京，路遇一伙“强盗”。“强盗”之王口口声声要与苍明决一高低，苍明不慌不忙迎战，与“强盗”之王战得不分胜负。苍明事后才知，“强盗”之王原来是齐国大将散宜生。姜太公闻之大喜，曰：齐国有希望矣！
武王终于病薨，成王继位，商朝降将盘庚拉拢“三监”叛乱，西周处于危机当中。成王命太师周公旦来齐国搬兵，并让姜太公独当一面，评定乘机作乱的东夷反叛诸侯。姜太公率军连克劲敌徐戎、淮国，消除了心腹大患。又协助西周大军截杀盘庚、追击“三监”，获大胜。此后，太公统筹齐军和西周军一部，截击、劝降奄国、盈国、莱国、有熊国、薄姑国，均告捷。莱国大将飞狐乃飞廉的堂弟，被苍亮追杀到蓬莱海岛毙命。莱侯也死于乱军之中。齐国用大半年时间，打败了“五侯九伯”，收复了整个山东半岛。西周的江山仍然稳于泰山。成王兑现以前的承诺，尽将东夷之地划入齐国版图。从此，齐国便不再是“区区百里之地”，而是东到黄海，西到鲁国，北到无棣，南至盱眙，“为地500里”，成为“泱泱大国”。
为庆祝胜利，姜太公宴请三军将领和百官，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自称再一次“封神”。郎鲲、苍明、苍亮功勋卓著，成为齐国的大将。太师徐沅犯了勾结“三监”的错误，不等治罪，已溜之乎也。平民出身的“百工之长”陈小刀任太师。绿萍生一子，取名“佑”，姜太公同样喜欢。一日清晨，太公走向新落成的营丘城垛，正要观看日出，忽陈小刀前来禀告：成王的特使送来公函，要太公急回镐京，再任西周的太师。姜太公恋恋不舍营丘。在这里，他忧伤过、战斗过、快乐过，更幸福过。他感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做，也遗憾有很多的事没有做好。他摸了摸崭新的城墙，又张开两手，托起了冉冉升起的朝阳······

⑺ 古代写小说的人应该怎么称呼他们，一般是什么人在写谢谢！

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体质下，专业从事音乐的人，一般属于进贱业，在好多朝代都有专职的乐户归司乐坊或教化坊等机构管制，里面能算得上家的或许有，但却没能留在史书上。而在历史上因为音乐、绘画、写作而名留青史的，都是所谓的读书人。音乐、绘画等不过是他们的副业，他们的主业标榜的还是作学问。所以皆以先生称呼。

⑻ 中国古代人情小说和神魔小说的代表作是什么

这题目是分开的还是整体的？
如果是分开的，人情小说代表作：《红楼梦》？神魔小说代表作：《西游记》，《聊斋志异》
如果是整体的，即讲人情又有神魔的代表作毫无疑问是《西游记》。
以上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⑼ 古代人说话是说白话文还是文言文

中国的语言是通过不断完善发展而形成的，越是早期，因为词语量稀少，所以语言的概括率就越高。例子：比如诗经，这其实是古代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民歌集，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里面的文字很简短。这就是当时普通民众所用的语言，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文言文。
后来通过时代的不断发展，中国语言逐渐完善，到宋代，普通民众说的语言，已经很接近现代语言了，可以称之为古白话文。而到了明代以后，人们所说的语言几乎和现代人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区别就是新名词要比现代要少许多。比如计算机，在古代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名词。

⑽ 中国古代小说的代表及作者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