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受史传文学较深

⑴ 史传文学的思想精髓

一、《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李长之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经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香，但也可以写温良尔稚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氛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时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杭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选自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选人时本文有删节)
二、试论史传对古代小说之影响
邱瑞琳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 现历史场景。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史记》中的作品，大 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读三国志法》）

⑵ 中国古代小说源流是在哪呢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意思是“琐屑之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先秦两汉时期所谓“小说”实际指的是出于街谈巷语、内容荒诞浅薄、形式短小杂乱的杂记杂说，与后来“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意义完全不同。真正具有故事性并对后来的小说有着源头意义的是神话、宗教传说和史传文学，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等。

神话传说富于想象，内容多与创世造物、自然、战争和发明创造相关，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后羿射日”，自然质朴，开创了神怪题材，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母题和想象空间。先秦诸子多善于用譬喻的方式说理，留下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如“叶公好龙”、“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浅近简短，精辟形象。史传文学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其人物描写、历史题材和教化作用也对小说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初具规模。这一时期作品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主要分为两类：谈论神鬼的“志怪”与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志人”。“志”是记录的意思，志人志怪小说受史传文学“直笔实录”观念的影响很深，这时期的作品虽然在结构、情节、人物描写等方面有了基本的形貌，但缺少艺术的虚构。如志怪集《搜神记》，作者干宝是东晋史学家，他在《搜神记序》中表明自己力求“实”“信”的态度，明确写作目的就是证明鬼神的存在。《搜神记》的内容包括地理博物、鬼神灵怪、佛法灵异几个方面，其中一些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传说为题材的怪异故事有着反映社会现实的作用，表达了人民的情感态度，如“干将莫邪”的复仇故事，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乐道。

这一时期重要的志怪小说还有南朝人刘义庆编撰的《幽明录》，记录了许多关于现实生活中道人俗士的奇闻异事。刘义庆还编撰了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志人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逸闻轶事，是一部品评人物的小故事集。《世说新语》语言简约生动，特别在人物刻画方面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

西厢记插图一般认为，中国小说的真正开端是在唐代，“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代出现了许多文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后世称之为“传奇”，如《莺莺传》、《任氏传》、《南柯太守传》、《昆仑奴》等。传奇是唐代继魏晋志人志怪后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发展兴盛是在中唐时期，题材涉及爱情、豪侠、历史、仙梦等，其中爱情题材占有极大比重而艺术价值尤高。

爱情传奇以真实、热烈、生动、深切的男女恋情撼动人心，把异闻和言情相结合，反映现实生活。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都有着青春浪漫的愿望、果敢大胆的追求、顽强不渝的抗争、勇敢坚贞的品格，追求真爱，生死不渝，但是往往因地位卑微得到凄冷残酷的悲剧结局。可以说，爱情传奇的兴盛代表了唐代传奇的成熟，是唐传奇全盛时期的主要内容。唐代传奇语言华美，情节曲折完整，人物性格鲜明，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体制成熟。

宋、金、元代，小说全面发展，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传奇和志怪作品，如传奇小说选集《云斋广录》、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另一方面，话本小说悄然兴起，与文言小说分流，并逐渐成为后来小说创作的主要流脉。话本即“说话”的底本，“说话”是市井中以说唱方式演出，取悦听众的一种表演形式，在宋元时期得到充分发展，日益繁盛。它以内容世俗化、语言口语化为主要特征，话本小说继承了这些特点。话本小说有固定的体制，一般分为入话、正文和结尾三个部分，通常开头用一首或一组诗词引起话题，结尾再用一首诗词作总结。其题材内容以爱情和公案为主，还包括灵怪、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代表作品有《碾玉观音》、《简贴和尚》、《错斩崔宁》、《西湖三塔记》。

元未明初，是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小说。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一章回内容相对完整，可以自成一个段落，但各个章回之间又相互联系，连缀成一个整体。

长篇章回体通俗小说是明清文学的主要代表。明代（1368—1644）“四大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带动了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的繁荣。长篇小说创作逐渐从历代累积、集体创作走向个人独创，内容逐渐由历史重大事件走向日常生活，人物形象从英雄走向平常百姓，益加世俗化、平凡化、口语化，更加能体现现实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

话本在明代大量刊行，一些文人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创作了供案头阅读的短篇小说，即“拟话本”。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主要有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漾初编著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分别总称为“三言”、“二拍”。同时，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也仍然大量存在。

到了清代（1644—1911），小说达到了长篇章回体裁创作的最高峰。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杰出代表，它以独特的结构方式将科举制度下几代知识分子的境况遭际穿连于百年历史图景之中，博大而深刻，饱含了作者对当世文人命运的思考。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更以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广传天下。

小说在近代继续发展，侠义公案和人情世态等题材随着社会文化的变更发生一定转向，出现了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等大量作品，取得了卓著的创作成绩，为“五四”后白话小说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影响。

⑶ 中国古代小说源头有____ _____ ______它们都深深影响着中国小说的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源头有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它们都深深影响着中国小说的生成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按内容分为地理博物、鬼怪、仙道、佛教四类
晚唐风韵：从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到昭宣帝天佑四年（907年），大约七十年左右。这一时期里，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终于使唐王朝走向覆灭。在诗歌领域，使得晚唐诗人的心灵蒙上了浓厚的阴影。晚唐诗人面对社会的昏暗和衰退，提不起精神，只能伤时悯事。因此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有着深沉忧患意识的诗人在现实面前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反复咏叹时代的悲哀与绝望。这一时期诗歌的情感基调就定为晚唐风韵。

⑷ 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和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⑸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史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

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效果。

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浅识小道”，也就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来含义。

而中国小说最大的特色，便自宋代开始具有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种不同的小说系统。文言小说起源于先秦的街谈巷语，是一种小知小道的纪录。在历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长期的发展，无论是题材或人物的描写，文言小说都有明显的进步，形成笔记与传奇两种小说类型。

而白话小说则起源于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故事的取材来自民间，主要表现了百姓的生活及思想意识。但不管文言小说或白话小说都源远流长，呈现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

小说的特点

1、价值性

小说的价值本质是以时间为序列、以某一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非常详细地、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非常细致地、综合地展示各种价值关系的相互作用。

2、容量性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小说的容量较大，它可以细致地展现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可以表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同时还可以描述人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优势是可以提供整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⑹ 史传文学对中国小说的影响

一、《红楼梦》的影响

1. 就题材内容而言，《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继《金瓶梅》之后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它将人情世态寓于粉迹脂痕，把世情小说的创作推向最高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水准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它之后，一些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都曾模仿其笔法，现代、当代作家中受其沾溉者也为数不少。

2. 《红楼梦》刊行后，相继出现了三十多种续书。这些续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一百二十回续起，如《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等；另一种是接在第九十七回之后，如《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等。其内容多将原书的爱情悲剧改为庸俗的大团圆结局，与原著相较，无论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3. 《红楼梦》以其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为当时和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它为题材的诗词、戏剧、曲艺、影视、绘画、舞蹈、雕塑等作品，举不胜举。《红楼梦》还流播海外，成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奇葩。

二、《红楼梦》的研究

《红楼梦》问世后，引起人们评论、研究它的浓厚兴趣，并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两百多年来产生了各种红学派别，举其大要者而言之，主要有：

1. 评点派。从乾隆到光绪年间，一些研究者采用评述、评点的方式来探索《红楼梦》的内容、本事或阐述其思想、艺术价值，可称为评点派。其中脂砚斋、畸笏叟等的评语，对理解小说的创作具有启示性和参考价值；脂批之后，又有“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评点，亦有可取之处。

2. 索隐派，一般又称为旧红学派。索隐即探索幽隐，也就是发掘被小说表面故事所掩盖的“本事”或“微言大义”。其实不过是穿凿附会，用“猜谜”的方法把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去比附、印证当时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并以此评定《红楼梦》的意义与价值。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认为此书是写顺治皇帝与董鄂妃（亦即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此书是宣扬反清复明的政治小说，显然为著者本身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

3. 新红学派，或称为考据派。五四运动以后，胡适等人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学风，同时又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红楼梦》作出了新的解释，在红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著作有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他们批驳了索隐派的主观臆测、牵强附会，而以科学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对曹雪芹家世及生平的勾勒，对小说版本演变的比较，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还提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是作家的“情场忏悔”之作，这样就把贾府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视为一体，则有一定的片面性。

4．建国以后，红学的发展又经历了种种曲折，取得了新的成绩。这一阶段的红学研究虽然不止一次地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以政治分析来替代文学分析和审美分析的不良倾向，但总的趋势是不断走向深化。此期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红学研究，涉及到作家论、创作论、人物论、风格论、主题论等各个方面，呈现出全方位、多元化、开放性的研究格局，在不少问题上都有新的拓展与新的贡献。但迄今为止，对《红楼梦》的一些重大问题，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深广文化内涵和高度思想内容的奇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最高综合和体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不可企及的高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正因为此，《红楼梦》曾被多次搬上银幕，自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向全球发出“寻人启事”后，“红楼”又重新在全国“热”起来。

⑺ 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 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传记。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⑻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问题

上古的神话
先秦的寓言
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
唐传奇
宋元的“话本”
明初的“拟话本”
明清的长篇章回体小说

⑼ 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吸收史传文学写人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

我认为是三国演义。明代流行起来的古典小说，对人物有着较深刻描写的三国和史记故事风格相似，更有着三国志为背景创作。西游记太浪漫，水浒，红楼，聊斋，金瓶太市侩，官场，二十年……，孽海花则是讽刺为主，在当时类似现在的杂文，更谈不上吸收史传文学的经验了。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

⑽ 中国古典小说真正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小说

我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地吸收史传文学写人艺术经验的第一部作品，是文人参与创作的《水浒传》。
据说明代士大夫案上总摆两部书，一部《庄子》，一部《水浒传》，认为《水浒传》笔法好，首先表现在它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的高明的写人艺术上。这就使中国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大推进一步。从《水浒传》开始，而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