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公案小说集
1. 中国古代的法制文学作品叫做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先秦两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导,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溯源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显然是以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为内容,亦即侠义武勇之属。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传奇原是唐人小说的代称,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
抑豪猾、除暴乱的侠义武勇之属的小说,固然是公案小说,而官司的平反刑狱,亦是公案小说的题材。宋人所存留的公案小说,以平反刑狱之类居多,如单篇的错斩崔宁、简帖和尚、沈小官一鸟审七命等是,此等尚保留了“说公案”的型式,即每一则故事都有入话、正文、结局。在元代时期杂剧编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待制智勘后庭花等剧本,搬上舞台演唱,到了明代经人整理成书的《龙图公案》是元代杂曲包公故事的短文集,清代经过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渲染,包龙图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在众多的公案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首推清代古典名著《三侠五义》(又叫包公案、龙图公案),其次是施公案、彭公案。此类故事能在民间广为流传,主要的原因是该书综合了平反冤狱与侠义除奸的内容,其中包公案又为此类小说的先导。《三侠五义》叙述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陷空岛的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钻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等人协助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特别是小说中详细增加了包公的身世、开封府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三口铜铡的由来等等,塑造了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公形象推向顶峰。由于“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大破冲霄楼”等故事脍炙人口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三侠五义》故事因而一延再延,续以小五义、续小五义,一直到十六续五义。施公案是以施仕纶为主,辅以黄天霸;彭公案是以彭鹏(或作彭玉麟)为主,辅以黄三泰、欧阳德。此类小说,流行于清末,撰述者原意或许是以侠义之士来协助诸公,完成其平反冤狱的壮举,孰知阅读者众,故事因而一延再延,施公案、彭公案等书亦多达三、五百回。
发展概况
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1]
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完美合流在《三侠五义》,此后引导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
《韩非子·五蠹》
),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第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
《施公案》中的恶虎庄黄天霸为救施仕伦而杀兄逼嫂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三,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水浒传》中第一流的豪杰清一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义小说则推出“儿女英雄”模式,
《绿牡丹》写江湖侠女花碧莲对将门之子骆宏勋的痴情苦恋,开英雄美人风气;《儿女英雄传》为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而为一,遂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本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当推《三侠五义》。《三侠五义》绘声状物,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生动、口语化的特点,刻画人物、描写环境,能与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特别是对侠客义士的描绘,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于世俗生活气息。鲁迅说此书“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成为侠义派小说的最高峰。
2. 公案小说的公案小说
《龙图公案》(也叫《包公案》)是明代人整理元杂曲等民间包公故事整理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包拯,历史有其人,庐州(今合肥)人。宋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等。《宋史·包拯传》称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宋元以来就有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现,明代出现了两种有关包公的小说:一是《包龙图断百家公案》,二是《龙图公案》,它又有百回本与六十二回本之别。这是两种不同的小说,其中相同的故事占四分之一。1967年上海嘉定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话》中有与包公故事有关的八种词话,从刊刻时间看,《明成化说唱词活》最早,《百家公案》次之,《龙图公案》最晚,可能是明末刊本;从内容方面考察,三书相同的几个故事加以比较,也说明是《明成化说唱词话》最早,《龙图公案》最晚,因为在演化过程中,情节的漏洞得到弥补;如刘都赛故事,《明成化说唱词话》、《百家公案》里都是刘都赛被赵皇亲强虏进王府后,太白金星化为小虫咬坏她的衣服,刘都赛要织匠来补,这才有与经营纺织业的丈夫师官受见面的机会。《龙图公案》改为刘都赛衣服是被老鼠咬破的,情节更近情理。这部书属于包公故事的版本流变。
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半人半仙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龙图公案》中夹杂了很多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内容,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是对封建皇权的“愚忠”,这是不足取的,全书文意较差,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像《盆儿鬼》里,关键情节是“算命先生——窑神——盆儿鬼”三者完成的,这些封建迷信愚民思想不适合社会的进步,而且龙图公案里的故事充满色情、荒诞不羁,在清代同治七年(1868)《龙图公案》被查禁,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把《龙图公案》列为榜首,将其与道光末问世的《品花宝鉴》并列。龙图公案逐步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清代《三侠五义》里的包公形象,胡适评价:“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这样的改变真是“翻旧出新”,可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包公故事也因《三侠五义》而再次被广为流传。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囿于才识浅薄,学力不逮,校点中难免疏漏舛误之处,诚望方家及热心读者不吝指正,以便重印时订正,更臻完美。 《三侠五义》 (又叫《忠烈侠义传》,早期版本也叫《龙图公案》)作者清代石玉昆。 石玉昆是嘉庆、道光年间京城享有盛名的说书艺人。他推陈出新编著的《三侠五义》是侠义与公案完美合流模式的经典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兄弟。“五义”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本都是江湖侠士,后来多数得到清官包公的赏识与荐拔而获得官身。小说叙写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在众位侠义之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众侠义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书中塑造了一位铁面无私、不畏权势的清官形象,充分地体现了底层人民的愿望。其中包公平冤狱、“铡庞昱”、“除藩王”等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书中穿插了大量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表现出他们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本质。
《三侠五义》小说前面讲述北宋仁宗年间,包公出世,赴任定远县、执掌开封府,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安乐侯庞煜派人刺杀包公,南侠展昭暗中保护帮助包公,使包公得以刀铡国舅,除暴安良。随后,包公又查清了多年前的皇宫冤案“狸猫换太子”案,使仁宗与李娘娘母子二人得以团聚。南侠展昭因多次救包公,阅武楼献艺被皇帝封为“御猫”,引发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后来五义同归朝廷供职开封府,其中间穿插韩彰蒋平等人捉拿采花贼花蝴蝶的故事、包公的门生倪继祖在北侠欧阳春、黑妖狐智化、小侠艾虎等人的帮助下铲除霸王庄恶霸马强的故事,后面主要讲述包公的门生颜查散和白玉堂等人,治理洪泽湖水患、收复军山、剪除襄阳王赵爵等诛强锄暴的故事。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的作品,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与幻想。《三侠五义》中的包拯形象,集民间包公形象之大成,,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最为饱满、得以更广泛的流传。特别是小说中详细增加了包公的身世、包公的三口铜铡由来、开封府三宝(古今盆、阴阳镜、游仙枕)的由来,开封四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来历,开封师爷公孙策的来历,展昭、白玉堂等人的来历等内容,及其大量包公断案和侠义之士游行乡里除暴安良、为国为民的故事,把包公形象推向顶峰。
这部小说着力刻画侠客和清官相辅相成的关系,塑造了清官和侠客正面而崇高的形象,是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之作,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堪称武侠小说的鼻祖,对中国近代评书曲艺、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而《三侠五义》侠义公案的故事,又成为各类戏曲的题材来源,如京剧《打銮驾》、《陈州放粮》、《铡国舅》(铡庞昱)、《遇皇后》、《狸猫换太子》、《乌盆记》、《打棍出箱》、《黑驴告状》、《花蝴蝶》(鸳鸯桥)、《大破冲霄楼》、《北侠除霸》、《打龙袍》、《五鼠闹东京》、《血手印》、《铡判官》(探阴山)、《卧虎沟》(艾虎招亲)、《茉花村》等24部戏曲都是敷演《三侠五义》的故事,《铡美案》(秦香莲)等包公戏也是深受《三侠五义》的影响。《三侠五义》情节纷繁曲折而又条理清晰,语言通俗,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的特色,俞樾评此书: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 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述清代绍兴府侠士黄三太闻清帝康熙貌丑,欲一睹。赴京,得九门提督飞天豹武七之助,于康熙出猎时假充武弁随行。康熙遇虎,三太金镖打虎相救,得钦赐黄马褂。三太返乡,邀江湖好汉庆赏。杨香武闻而不服,夜入皇宫盗得九龙杯,欲持往绍兴与黄争誉,不料在茂州客栈为神偷王伯燕窃去。王将杯售与一卸任官员,二郎山盗袁龙、袁虎劫杯,送给扬州避药庄庄主周应龙。康熙失杯,命钦差彭朋访缉。彭至三太处邀各路江湖好汉查询,杨、王道出实情,众好汉至扬州劝周应龙交出九龙杯,周拒之,杨香武二盗九龙杯,众好汉大破避药在,周应龙逃往河南紫金山。彭、黄伴杨香武回京送杯请罪,肃亲王不信杨有盗杯技能,令杨入王府盗杯。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得以免罪。为追查周应龙拒交九龙杯之罪,众好汉破紫金山擒周归案。河南北星庄庄主花得雨为害地方,彭朋率众好汉破庄除花,花弟得雷逃往大同,盘踞溪皇庄。彭朋至大同私访,被得雷识破押禁。得雷欲杀彭为兄报仇,众好汉乔扮戏人混入溪皇庄,杀死得雷,救出彭朋。女盗九花娘设迷人馆诱惑少年,彭朋遣入前往探访,并破之,九花娘逃往剑峰山,嫁寨主焦振远第五子焦信。黄三太、诸彪等劝焦振远献出九花娘,不从,遂破剑峰山,擒焦氏父子和九花娘。飞龙岛盗韩登劫彭朋,禁于岛中。众好汉破飞龙岛救出彭朋,复又破清水滩、连环寨。贺兰山白起戈摆木羊阵,众好汉中伏,死伤过半,后经探明阵图,打破木羊阵。彭朋功成回京,向帝复命。此书目传人有朱耀良、胡天如等。又潘伯英早期亦曾据小说编演此书目,传徒唐骏麟。
《彭公案》在叙述主人公彭朋在破案断案中,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打击、征治贪官赃吏和豪绅恶霸的同时,塑造了许多各具性格特点的人物,像心高气傲、沈稳庄重、武艺超群的侠客黄三太,官逼民反、豪爽鲁莽、不贪财色的绿林豪杰窦二墩,占山为王、老奸巨猾、专干打家劫舍勾当的吴太山等,都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施公案》 ,未署撰人。对待嘉、道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荡寇志》提供的是血腥镇压的模式,《施公案》提供的则是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模式。清官成为调和社会矛盾的杠杆,一方面抑制豪强,一方面消弭乱萌。小说以黄天霸归顺清官施仕伦而立身扬名为故事主干,体现了对皇权顶礼膜拜的奴化意识与对功名利禄歆羡的庸俗心理。 其他侠义公案小说还有《绿牡丹》 、《彭公案》、《永庆开平》 、 《圣朝鼎盛万年青》 、 《七剑十三侠》、 《仙侠五花剑》 、 《金台全传》以及《警富新书》 、 《清风闸》等。
续书也层出不穷,此类作品,迤逦不绝,直衍变为后来的武侠小说。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洲镶红旗人。他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本人历仕理藩院员外郎、郎中。天津河间兵备道、安徽凤阳府通判。小说以何、安二家冤案为由展开情节,何玉凤(化名十三妹)之父为人所害,她立志复仇,遁迹江湖。安骥之父亦为人所陷,安骥携金往救,落难于能仁寺,为何玉凤搭救,何并为安骥与同时落难于能仁寺的村女张金凤联姻。安父后来得救,而何之杀父仇人已前死,何也被说服嫁给安骥,二女相夫,终使安骥探花及第,位极人臣。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说作者少时家门鼎盛,晚年诸子不肖,家道败落,他块处一室,“著此书以自遣”。鲁迅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小说作者虽与曹雪芹的境况相似,但没有曹氏那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超拔凡俗的审美情思,只是一个皈依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世俗之人,写作此书,实是要在精神幻想中圆一个补天的梦。所以曹雪芹写的是罪恶世家的衰败史;而他写的则是积善世家的发皇史,因此,浓重的封建道德说教、陈腐的纲常名教观念以及玉堂金马、夫荣妻贵的庸俗人生理想成为小说的主要思想缺陷。然而,《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深于人生阅历之作,加之艺术手腕圆熟高妙,熔侠义、公案、言情小说于一炉,仍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之作。书中较成功地塑造了英风侠概的十三妹形象。孙楷第考证十三妹的形象渊源于明代凌?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 《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和清人王士祯的《女侠》 (《池北偶谈》卷二六),然而该二则中的人物形象仍然比较苍白,不脱诡秘之气。可以说,直到文康笔下,才完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间侠女形象。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名教的束缚,赋予十三妹以民间侠义色彩。这个出身宦门的女子,身怀绝技,遁迹深山,蔑视权臣,目无王法,由一腔不平之气激成一副游戏三昧的性情。小说着重刻画了她拯人于穷途末路的义骨侠肠。从悦来店寻根究底,到能仁寺歼灭凶僧,赠金联姻,借弓退寇,生动地表现出她襟怀磊落、肝胆照人的豪侠气概。文康笔下的十三妹,心高气傲,豪爽天真,口角锋利逼人,又带几分诙谐风趣,个性鲜明,气韵生动。在她铲除人间不平的侠义行为上寄寓着人民的审美理想。她最终成为安家的贤德媳妇,恪守三从四德,热衷荣华富贵,前后面目迥异。作家立意要收服“十三妹这条孽龙”,“整顿金笼关玉凤”(第十六回),把她送入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去作为最终的归宿,与其他侠义公案小说之将侠士送至清官手下,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趋向。“儿女英雄”模式的确立,又为侠义、言情小说的合流推波助澜。 《儿女英雄传》具有切近世态人情的长处,所谓“描摹世态,曲尽人情”。作家以精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面。诸如官场的鬼蜮横行,下层社会的光怪陆离,悦来老店、天齐庙会的喧阗扰攘,以及当时的各种典章礼俗,无不写得细腻真切。首回写蹭蹬场屋的五旬老翁安学海赴考、候榜前光景,笑中有泪,不逊《儒林外史》笔墨。第二十八回叙安、何结亲,文字花团锦簇,满洲贵族婚礼的一应仪注,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人物描写也有相当的功力,安学海忠厚善良而不免迂腐,张金凤内刚外柔而深心周密,邓九公豪爽拙直,张老夫妻又怯又土,各具风神。

3. 中国古代哪个文学作品 里面悬疑故事最多
中国悬疑小说的前身是古代志怪小说、公案小说两大类型。
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记载神鬼怪异之事。志怪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先秦的《汲家琐语》和《山海经》就已经初步具有了志怪小说的雏形。汉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一批假托名人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志怪小说成熟的历史时期,这与当时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有关。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著述颇丰,现存下来的有三十多种,其中托名魏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都是比较重要的作品。尤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志怪小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唐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志怪转为反映社会人生,是唐传奇的重要发展,增强了小说的社会现实意义。
到了清代,文言小说渐趋没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不仅学士文人交口赞誉,连文化水平不高的劳苦大众也津津乐道。《聊斋志异》是一部“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传世之作,该书文笔简练,描写细腻,故事选材非常广泛,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反映了17世纪的中国社会面貌,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行列,与契诃夫、博尔赫斯等西方文豪论艺术成就之高低,蒲松龄亦不遑多让。
同时期的优秀作品还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这些作品多托狐鬼以抒己见,发人深省。
公案小说是指以官员审案、断案为主要内容的类型小说。公案小说的渊源甚早,从先秦两汉文献史书中,可以能看到公案小说的雏形。到了唐代,公案之作纷纷涌现,较前有了很大发展,是公案小说形成的重要酝酿期。公案小说发展成熟,并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是在宋元时期,于明末盛行。
公案小说叙写的多为民间纠纷或爱恨情仇、谋财害命,从中可见古代社会之百态。从破案方式的角度,公案小说虽是清官审案、断案,但重点不在于罪犯的寻找,而在于对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关注点落在司法的合理公正身上,这与相似题材的西方侦探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略)供参考。
4.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 有哪些
还有拍案惊奇,好像有四部,有一刻拍案惊奇,一直到思四,我知道的就四部,都挺好的
5. 我国四大古典公案小说指的是什么
包公案 包拯
狄公案 狄仁杰
海公案 海瑞
施公案 施世纶(鹿鼎记中,被韦小宝捉弄的台湾降将施琅的后代)
6. 中国古代文学三大公案是什么
下面这篇文章讲得很详细了,你自己看看吧.
简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
(一)
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成为其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文学形式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所以,研究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的文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就其每一种形式而言,都是有它独特的发展历程的。从上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长生,再到最早的文学样式——原始诗歌的出现,及至后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产生与爆炸式的发展,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林林总总、汪洋澎湃的景象,可以说,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形式的演变史。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文心雕龙 ·体性篇》中提到了八体,实际上是文章的八种风格。
文学体裁,是指一切文学作品的种类和样式。这是当代比较普遍承认的一种观点。但这也只是一个简明概括的说法,还不能完全说清这个概念。因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是古代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所以采用此说。
(二)
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以原始歌谣的产生为标志。例如有一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是原始生产和生活的再现。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篇之作。另外,早期的诗歌还有《周易》中的卦爻辞,都是我国诗歌的早期形式。
我国古代诗歌体裁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当属《诗经 》。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而且,这些对于《诗经》的价值没有丝毫的影响。所以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 “ 赋 ” ,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 比 ” ,用朱熹的解释,是 “ 以彼物比此物 ” ,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等等,都是《诗经》中用 “ 比 ” 的佳例。进一步, “ 兴 ” 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 “ 兴 ” 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 “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
《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对于后代的诗歌有着极大的启发,也是后代诗歌在形式上的鲜明借鉴,对整个诗歌的发展史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说过 《诗经》,我们该说说和它并提的楚辞。
楚辞脱胎于楚地歌谣 , 是楚文化的集中表现之一。楚辞创作的代表人物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如果说《诗经》是先秦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楚辞则是作家自觉创作的开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文人,创造了灿烂。屈原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 “ 骚体诗 ” ,这对后来的歌行体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继 《诗经》和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又为古代诗歌史描绘了亮丽的一笔。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相比之下,汉乐府诗歌有以下特点: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
汉乐府诗歌在形式上的突出特点是:打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和楚辞的杂言为主的形式,形成了五言体和杂言体,而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这为后来魏晋以及隋唐诗歌的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也是诗歌体裁形成和完善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律诗、绝句为代表的“近体诗”和以歌行体为代表的“古体诗”。
唐诗体裁的大功臣当首推“沈宋”。宋之问与沈佺期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他们倾大力于律体的写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了五七言近体的形式规范。一方面,他们完全避免了五律中的拗涩之病,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推进了七言歌行体律化的过程,截长挈短,使之趋于凝炼和完整,脱胎为较为严格的七律。沈佺期早在武后时期,便已写出全无失粘现象的七律,他的为数甚多的七律,在合乎规范方面堪称宫廷诸诗人之首。
沈、宋以后,律诗的规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就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创作中去,促成律诗形式的成熟。律诗创作成就最大的诗人应推老杜。
杜甫在律诗形式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
唐诗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歌行体。包括五言歌行、七言歌行、杂言歌行。五言歌行代表作如杜甫的 《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李白的《侠客行》等。 七言歌行如杜甫的 《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而最具特色的当属李白的杂言歌行。
李白的性格决定了他诗歌的形式的特点。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于是,随心所欲的杂言歌行体在李白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例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全诗仅十二句,可是诗人的情感活动却出现了几度跌宕起落。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可见,杂言歌行体在表现感情方面的独特之处是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李白与杂言歌行体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前者的感情得以充分表现,而在此过程中,后者的形式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我们在说说诗歌的两种特殊形式:词和曲。
词和曲是唐以后文学形式的发展。是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关系是:词有乐府演变而来,又演变成曲。词的形成在唐代,兴盛则在宋代。词这一新兴文学体裁,经过晚唐五代以来许多文人的努力,在题材和语言风格上,大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其间李煜虽有所突破,但只是一个特例,总的看来变化不大。到了北宋,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这种形式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内容,在宋后亦长盛不衰。曲是由词化而来。曲与词体制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 “ 词余 ” 。散曲的形式分为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一般用单支曲子写成,另外还有 “ 带过曲 ” 、 “ 集曲 ” 、 “ 重头 ” 、 “ 换头 ” 等特殊形式,都是根据一定的规则将数只曲子联结而成。套数又称 “ 散套 ” ,是用同宫调的两支以上曲子写成,和杂剧中的套曲相似。
综上,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从上古歌谣、 卦爻辞开始,经过 《诗经》、楚辞、汉乐府的发展,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的兴盛,是一个纷繁复杂、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古代文学体裁演变的一条主线。
( 三 )
中国古代散文体裁大体走了一条由散到整,再由整到散的
中国古代散文的开端应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说起。 就体制(这里还不能说成体裁)而言,先秦历史散文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而愈是后期和愈是接近民间的著作,其文学成分愈是显著,而相应的,在史学的严格性方面都有所削弱。这也可以说是创作风格的特征之一,亦属于文体的范畴之内。
《尚书》就其体裁而言,是古老的文章汇编。而“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以鲁国的纪年为线索,记写了春秋时期的大事,编年体史书之祖。《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这也作为一种写作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左传》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促成文史结合,这是《左传》对散文的最大贡献。而另一部史书《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它的形式与春秋等书不同,是以国家为记叙的线索,分别记写了不同时期的大事,开国别体史书之先河。
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不同,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 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
就体裁来说,可以说历史散文是记叙文,而诸子散文则是议论文。诸子散文的风格不同,但那些不同之处都应归于文学价值的范畴之内,这里不进行讨论了。
时至西汉,以单篇的文章而言(《史记》另作别论),文章的风格总体上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同时也讲究文采。这一种文章,受国家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很大。直到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的出现。
《史记》是散文体裁的一次变革。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这种体裁叫做纪传体, 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散文在魏晋时期没有长足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的“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韩愈等人针对唐代的“时文”,即魏晋以来形成、至初盛唐仍旧流行的骈体文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没有规定形式的文体。
古文与时文的区别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时文由于对文章形式的要求过高,力求骈偶,讲究修辞,铺张华丽,是一种诗化的风格。但正是由于这种风格导致了内容的空泛,感情表达的不透彻。韩愈、柳宗元等提倡的 “古文运动”正是根据这个特点,欲改革文体,于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经过,至后来的宋、元、明、清各朝,散文的饿体裁没有发生变化,成就上也很难超过前代,散文的发展大致至此。
四)
小说是我国古代文坛上一颗明珠。真正的小说从何而起,又有哪些变化,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真正的小说诞生应当算在魏晋时期。虽然小说这一名词出现比较早,在《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高美之名声),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有此说法。这里说的“小说”,指卑琐无价值的言谈,无意义的文学垃圾,还不是指文体。魏晋时期出现了志人和志怪小说,应为小说之祖。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之后的志人小说与此不同,记录的大多是人间发生的奇闻怪事。《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该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以类相从,创造了小说的新形式。
小说到了唐代,以“传奇”为名,唐传奇体裁上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对于志人、志怪小说,篇幅上长了许多,内容更加丰富,表现力加强,情节曲折动人。
唐传奇源于六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尽管后者并不完全是为宣扬神道而作,它也有娱乐的目的,但总体来说,受神道意识的影响毕竟很深,作为文学创作的意识反而不明确;其中(特别是后期)虽然也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作品,但基本上还是粗陈梗概而缺乏深入细致的描绘。到了唐传奇,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唐传奇中出现了较六朝志怪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说结构,其情节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划,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由此,唐传奇宣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
如果把志人、志怪小说算做短篇小说,那么也可以说唐传奇是中篇小说的雏形了。
小说的高峰在元、明、清三朝,起代表是四大名著的出现和文言短篇小说的成熟。《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甚至是整个文学史的至高点,至此,长篇章回体小说的模式基本形成。而这一时期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也走向了成熟。
《三国演义》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一个相当完整细密的宏大结构,有条不紊地处理了繁复的头绪,描绘了极其壮阔的的历史画面。突出这一特点,章回体的小说形式起了不可轻视的作用。章回体的结构形式使得故事内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
《水浒传》主要是在民间说话和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把许多原来分别独立的故事经过改造组织在一起,既有一个完整的长篇框架(特别是到梁山大聚义为此),又保存了若干仍具有独立意味的单元,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说,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却也有其便利之处。这是此书在小说体裁运用上的过人之处。
另一部巨著《西游记》虽是由众多零散故事传说汇聚成一部大书,但经过再创作,结构却相当完整;它的文字幽默诙谐,灵动流利,善于描写各种奇幻的场面,都显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 《红楼梦》,在体裁结构上更有它的独到之处。
《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入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
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体裁,承载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也成为古典长篇小说的典范。
短篇小说的成熟,无疑是以“三言”、“二拍”为代表。
“三言”中小说有不同的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等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话本,又收录了一些已有流传的明代话本,而“二拍”中已不再有收录改编旧传话本之作,而完全是作者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总体来说,这几部书精简而引人入胜的情节要求了精短而美丽的体制,从而使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创作走向成熟。
小说的体裁变化与发展更多的体现在内容对形式、体裁的要求上,所以,整个小说史 也是一个体裁变化发展的过程。
(五)
相对与其它几种文学样式,戏剧的出现较晚,也较集中。最早的可以算得上是戏剧的文学样式应属唐代出现的变文,之后有了宋代的话本、南戏,到了元代,戏剧的发展出现了高峰,即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之中的杂剧。后明、清两朝也出现了一些艺术成就比较高的杂剧,但无论是文学艺术上的价值,还是文学体裁的完善、形成,都应以元杂剧为尊。
变文是指民间曲艺“转变”所用的底本。自出现以来,历代学者对“变”字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见解和推测,有的认为是梵文的音译,还有的认为是 “变更”、“神通变化”等义,更有甚者认为是佛教语“因缘变”(因果变换)的简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变文”这种演艺形式当是从“俗讲”转化过来的,所以变文中有较多佛经故事,只是它不像讲经文那样分段引用经文而后加以解说,而是完整地敷演佛经中的故事。后来转为民间曲艺,内容也扩展到宗教以外。从它的体裁上来说,它还不能成为戏剧。他只有一个艺人进行说唱表演,没有特定的演员、场景,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后来戏剧的雏形。
宋辽金时期的戏剧发展并不突出,最有特色的当属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独特的曲艺形式,是一种兼具说、唱而以唱为主的曲艺,和唐代的变文不同。因其用多种宫调的曲子联套演唱而得名。据记载,北宋已有诸宫调;但有完整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则以《西厢记诸宫调》为最早。《西厢记诸宫调》在体裁上的最大特点是: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是早期的变文和话本之中没有的。
现在我们说说元杂剧。
元杂剧是直接继承金院本、诸宫调的多种特点,并从其它民间伎艺中吸取了某些成分而发展起来的。但元杂剧与金院本等毕竟有质的区别,到了元杂剧,才成为具有完备的文学剧本、严格的表演形式、完整而丰富的内容的成熟的戏剧。
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少数剧目是多本的;楔子可以没有,也可以用到两三个。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同时也是音乐单元,见后),四折之间,大多表现出情节起、承、转、合的变化。“楔子”本意是插入木器的榫头中使之紧固的小木片,引申到杂剧中,是指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是整部剧本中的有机部分。 这是戏剧体裁上的突破和创新,也是元杂剧的亮点。
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所以说“折”也是音乐单元;四折可以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这是元杂剧形式上的另一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处于前一特点的从属地位,没有“四折一楔子”的形式,也就没有唱词为中心的特色。
提及元杂剧,就不能不说说所谓“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他们对元杂剧无论是体裁还是文学价值上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我们以关汉卿为例。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戏剧家的关汉卿,迄今见于载录的杂剧共有六十六种,现存只有十八种。而他的作品按表现内容可分为公案剧和爱情剧。《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三剧,为公案剧的代表,而《拜月亭》和《调风月》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剧。
关剧的体裁特点是:广泛采用“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善于布置情节,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营造戏剧氛围,并使舞台演出富于动作性。本来,元杂剧四折的体制比较短小,很容易写得单薄,而关汉卿常以适当的剪裁、布置、使之能容纳较丰富的内容。这也是其他几位作家的共同之处。
元代的另一种戏剧形式——南戏,也是戏剧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戏剧成熟较早的一支,是从宋杂剧、金院本到元杂剧,另有一个成熟稍迟的分支,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南戏。其最早产生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或“永嘉戏曲”。
南戏的体裁方面与杂剧有很大不同,归结为一点来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要比杂剧来得自由。它的曲调配合,虽有一定的惯例,却没有严密的宫调组织,可以根据剧情需要作较为自由的选择;它的剧本结构,也不像杂剧那样因为受音乐限制而形成“四本一楔子”的固定模式,而是以人物的上下场的界线分场,可长可短,大都比杂剧来得长;它也不像杂剧那样每本戏规定只能由一个角色主唱,而是任何角色都可以唱,而且有接唱、同唱、多人合唱等各种形式,能把曲、白、科有机地结合起来。
明代,戏剧家族又出现了新的一分子——传奇。此传奇不同于唐传奇。到明中期,在戏曲舞台上,传奇已经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体制上,元杂剧的陈规已经被打破,一种戏不一定是四折,也不一定由一人主唱,而且常有南北曲混用的。
明代戏剧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在汤显祖的四部剧作中,《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又简称《还魂记》)是用力最深、也最能表现其文学思想和艺术才能的一种。如果从体裁上严格说来,《牡丹亭》的有些缺陷是很明显的:全剧五十五出,结构显得松散冗长。但因艺术上有独到之处,这一缺陷是不能掩饰其光彩的。
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因其集中在宋元明三朝,受到人们的喜爱,所以成就也比较大,戏剧可称为古代文学中体裁发展最快的一部分。
7. 中国古代著作全部名录及作者
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词、赋、曲、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战国策》《烈女传》(西汉)刘向、《搜神记》(晋)干宝、《太平广记》(宋)李昉﹑扈蒙﹑李穆等、《世说新语》(南北朝)刘义庆、《莺莺传》唐 元稹、《西游记》吴承恩、《三国演义》罗贯中、《水浒全传》施耐庵、《金瓶梅》兰陵笑笑生、《醒世恒言》冯梦龙、《警世通言》冯梦龙、《喻世明言》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冯梦龙《初刻拍案惊奇》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凌濛初、《禅真逸史》方汝浩、《杨家府演义》作者不祥、《封神演义》陈仲琳、《红楼梦》(《石头记》)曹雪芹高鹗、《镜花缘》李汝珍、《聊斋志异》蒲松龄、《三侠五义》石玉昆、《小五义》石玉昆、《济公全传》郭小亭、《说岳全传》钱彩、《施公案》未著撰人、《绿野仙踪》李百川《隋唐演义》褚人获、《孽海花》金松岑 曾朴、《老残游记》刘鹗、《儒林外史》吴敬梓、《官场现形记》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大唐狄公案》(荷)高罗佩、《啼笑因缘》张恨水、《金粉世家》张恨水、《前汉通俗演义》蔡东藩----还包括《后汉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清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部分)、《儿女英雄传》文康[1]。
8. 中国古典名著(小说类)有哪些
有如下这些:
一、《三国演义》
1、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
2、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二、《水浒传》
1、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2、《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西游记》
1、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创作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
2、主要描写了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历经磨难(连同唐僧出生到取经前的磨难共九九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
四、《金瓶梅》
1、也称《金瓶梅词话》,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
2、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 、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揭露了明代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价值。
五、《聊斋志异》
1、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2、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成就很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9. 四大公案到底是啥
四大公案是四部古典小说的合称。他们分别是:《彭公案》:作者:(清)贪梦道人、《包公案》作者:(明)安遇时、《海公案》清李春芳、《施公案》清公案小说。分别描述了彭鹏、包拯、海瑞、施仕伦四位清官的事迹。
《彭公案》:揉合真实历史人物彭鹏事迹,敷演而成,《清史稿》列传六十四《彭鹏传》描述彭鹏“为官清廉,不畏强御”,“治狱,摘发如神”,但基本情节仍属虚构。
《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公案小说,全书十卷,安遥时编。编著者安遥时生平事迹待考。
《海公案》: 叙述一位无私无畏的清官海瑞一生的故事。海瑞其人其事《明史》有载,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号称“南包公”。本书文笔粗疏,情节离史实颇远。
《施公案》清公案小说,又名《施案奇闻》、《百断奇观》、《三公奇案》、《清烈传》,此书版本为光绪廿九(1903)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二十本,五百二十八回。不题撰人。应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 叙述施世纶(小说作施仕伦)惩治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为百姓申冤的故事。施世纶,清康熙人,助清廷统一台。
10. 中国古代推理小说有哪些宋朝明朝清朝都可以
准确的来说推理小说出现于1841年,爱 伦坡的《莫阁街凶杀案》是公认的第一,那个告诉你一堆书名的纯粹的一傻缺,他连公案小说和推理小说都没有分清,比较早的中国推理小说作者如民国的程小青,想看早期的最多也就只能到这了。至于宋 明 清的实在没有。 追问: 你没病吧?爱伦坡什么时候是中国人?我要是中国古代推理小说 追问: 你的答案比他更离题,至少公案有推理情节,推理新手都知你说的那个天下人都知的书,那个书几年前就会背了,你以为世界上少人认识爱伦坡? 回答: 你既然知道爱 伦坡还说这话,到底我们谁有问题?我说民国的是程小青,你连话都没仔细就开始吠,到底是谁有问题?你连推理小说的基本历史都不清楚,提出这种低能的问题,我告诉你你的错误,你看都不看,这是谁的问题?新手都知道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有病?你在说谁啊! 追问: 我说的是中国的书,是你一开始就走错方向,你除了著名的侦探小说外其他更有用的侦探小说都知道得不多,严格来说你只会看经典。 回答: 我再给你说一遍,中国的是程小青的书,《霍桑探案集》名气自然是有只是你不知道罢了。人名字都告诉你了就不能自己去查吗?你如果还不理解就当我没回答过你的问题,别在追问了。 追问: 是你不明白,你看看你自己第一次是怎么回答的?一开始就回答错啦,你一开始说爱伦坡啦 回答: 拜托,我说爱 伦坡是告诉你推理小说是从1841开始的,所以你根本上找不到中国古代的推理小说,你和那个给你说书名的人都犯了概念性的错误,但凡是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爱 伦坡是不是中国人,真不明白你老揪着这点不放干嘛? 追问: 我没说他是对啊那我问的是中国古代推理,你怎么说爱伦坡?那你说现代的有吗?首先排除蔡骏的 回答: 中国的推理小说刚刚起步,还没有那种人尽皆知的作家,但《推理世界》和《岁月推理》上有优秀的国内原创,报刊亭就能买到。还有,我说爱 伦坡只是为了告诉你推理小说的起源,纠正你提出的问题的错误,所以跟你的提问没有关系,仅仅是纠错,而且我在第一次回答中说的那个“第一”是指时间上的第一,就是说那是第一部推理小说,这样的解释你能明白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