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赏析研究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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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鉴赏略谈

小说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学中，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小说却成了最普及、最流行的一种体裁，特别是一大批经过时间的考验，流传至今的优秀古典小说，它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那么，初读中国古代小说的中学生应该如何对古代小说进行鉴赏呢？

首先，应具备古代小说历史发展的基本常识。

很多同学知道一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却不知不同时期的古代小说有其不同的鉴赏角度。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早期的作品比较重视故事情节的叙写，不大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在这个阶段中，小说中的人物只是故事的载体，是展开故事情节的工具；人物性格单一，多带有神奇和传奇性特点，这与其起源于神话传说有极大关系。例如先秦的寓言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和唐传奇等，它们大多以故事情节为作品的重心。后来，小说的重点开始移向人本身，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故事变成了性格的载体。这个巨大转变可以说是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正如老舍所说：“……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续《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大批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成为古典文学艺术的宝贵财富。

如此了解了情节和人物在不同阶段的地位，我们在鉴赏作品时就可有的放矢，有侧重地赏读、品味了。

其次，鉴赏时应多注意古代小说的特点。

（一） 情节曲折，故事完整。纵观整个发展史，不难发现这是小说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传统。曲折复杂、跌宕起伏的情节不仅使小说故事性强，紧扣读者心弦，吸引他们关心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能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使主题表现得越深刻。如《水浒传》，作品紧紧围绕“官逼民反”这条总线索展开引人入胜的情节，从林冲被逼上梁山，到“智取生辰纲”“花荣大闹清风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等。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变化多端，既反映了起义由小到大的整个过程，也揭示了小说“官逼民反”的主题。而故事情节即使是短篇小说也是全始全终，首尾完整，基本上可分为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

（二） 个性鲜明，具典型意义。鉴赏古代小说时如只把兴趣放在曲折的情节上，而忽略了它的人物刻画，也就无法真正深刻地理解它的主题思想，获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一大批优秀的古代小说留给今人一个个不朽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不朽，在于人物性格的鲜明与典型。刘备、关羽、诸葛亮、宋江、武松、鲁智深、孙悟空、林黛玉等小说人物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我国古代小说常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来展示人物形象。在赤壁之战的尖锐矛盾中，作者不仅写出周瑜、孔明的英雄才略，而且写出了鲁肃的诚恳忠厚、黄盖的赤胆忠心、蒋干的愚而自用。作者还采用对比方法，突出不同人物的各自性格。一谈起《三国演义》我们会自然地把曹操与刘备加以对比，一个处处奸诈，一个却是处处长厚。这种正反对比，使得性格更加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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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⑷ 中国古代小说鉴赏

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六朝

时期的“志怪小说”——以谈神说鬼或记录名人轶事为主。

唐代时期的“传奇小说”——这是一种有文人意识的文学创作，它“叙述婉转，文辞华艳”。唐传奇的

题材大致分为爱情婚姻、文人仕途、豪侠行义、历史故事、神仙怪异等，而神仙怪异又往往穿插各类题

材中，这是六朝小说的胎记。

爱情婚姻题材在唐传奇中占较大比重，且多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佳作。不少作品歌颂男女青年挣

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枷锁，争取自主幸福的爱情和婚姻。他们不畏强暴、不计贫富、不惜以身

殉情，如《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爱恋家境贫寒的郑六，严斥企图恃富施暴的韦崟道：“郑生，穷贱耳

。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

，故为公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体现了妇女要求主宰自身命运的愿望和敢于反抗强暴的斗争

精神。《柳毅传》中的龙女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备受丈夫虐待，但她并不屈服，请柳毅捎信向父亲洞

庭君诉苦，历经周折，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与见义勇为的柳毅结成美满婚姻。她是个敢于反抗夫权压

迫，大胆追求幸福爱情的妇女形象。

唐传奇构思精巧，情节曲折，结构完整。如《柳毅传》写柳毅为龙女完成传书使命，钱塘君杀了泾河小

龙，救回龙女后，又陡生波折，平添钱塘君逼婚，柳毅严词拒绝一节。柳毅回家后连娶两妻皆亡，似与

龙女无缘，不料三娶的卢氏竟是龙女的化身。作者围绕龙女争取婚姻自主这一主线安排情节，展开矛盾

，波澜迭起，出乎意料，入乎情理，构思极巧妙，体现了“作意好奇”的特点。

唐传奇的语言生动流杨，简洁而富于表现力。这与作者不少是诗文高手，讲究修辞造句，注意汲取骈文

和口语之长有关。如钱塘君救回龙女后，“洞庭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

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寥寥数语，钱塘君的性格、说话时的神情口气

跃然纸上。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话本是讲故事的人用的故事底本。话本即说书艺人——在宋代称为说话人

，演出的底本。说书人只能用当时流行的口语来说，故话本即当时的白话小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志怪、

传奇的新兴小说。小说话本在人物塑造及情节处理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在塑造人物时，不但长于动作

、语言描写，还长于心理描写。在展开情节时，不但曲折生动，而且善于制造悬念和进行细节描写。如

《错斩崔宁》，写刘贵从丈人家借得十五贯钱，回到家后，他的妾陈二姐问他钱是从哪来的，刘贵和她

开玩笑，说是将陈二姐典给了他人换来的。“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侍

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只得再问道：‘虽然

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等刘贵睡去之后，“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人

家？我欲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家里，也须有个下落。’”通过这一系列细

节的动作、对话、心理描写，把陈二姐不满刘贵，但又无可奈何的温顺性格和口中虽不明言，但又颇有

心机的性格刻划得十分生动细致。之后写刘贵被杀，而偏巧小娘子又在路上遇到一个身带很多铜钱，但

又颇为斯文的年青人，又为后文的“错斩”设下了悬念。

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

⑸ 求 金庸武侠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第六笔文学社 www.diliub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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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关于古代文化常识的研究性学习心得体会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构分类，各家学派标准不同，分类也不同：有物质与精神两分法；有物质、制度、精神三分法；有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四分法；还有物质、社会、精神、艺术、语言、风俗六分法等。这些划分尽管层次不一，但都是按照人类创造文化的发展进程由物质到精神、由感性到理性的层次划分的，适用于专业人员的学习研究。中学生学习教材中的中国古代文化，应根据教育功能的不同来划分。
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的古代文化知识，它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区历法、军事刑律、阴阳五行、家族礼法、音乐美术、饮食服装、车马冠盖、文化奠基、政治经济制度、明君贤相的治国方略，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等等，但由于教材中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课文，这些知识都零散地分布在古文典籍之中，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更难，因此，教学时应将分散的古代文化知识根据教育的功能不同梳理归类，每一类下分若干知识点，以课文中的某一古代文化知识点为突破口作分析，成扇面辐射展开，拓宽范围并向纵深发展。然后再探讨下一个知识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将课文中零散的知识归类成系统，建立知识链条。二是教师们在传播零散的古代文化知识时可以采用专题讲座的方法。三是给学生提供一种研究性学习的方法，打开思路，养成良好的治学习惯。

⑺ 做研究性学习，题目是----古代诗歌鉴赏

盲点一：面对古诗如同雾里看花，难解其中情结。

原因：古诗阅读量太小，缺少解读经验，没有掌握一定的解读技巧。

措施：加强阅读训练，多读多背，培养悟性积累经验。在解答过程中，注意充分利用以下几点：

1、题目是切入点。

古诗的题目很讲究，它往往能揭示诗歌写作的时间、地点、对象、事件、主旨等，是我们解读诗歌的重要切入点，从题目入手，我们可以迅速准确地理解诗歌。如1997年考卷中的《题君山》，题目直接点明赋写对象，由此可知，一句中的“影”、二句中的“色”、三句中的“处”和第四句的比喻都是指君山，赋写对象理清了，诗意便变得清楚了。再如2000年考卷中的《约客》，题目交代了事件背景，让我们能够在约客未到的特定情景中去顺利感悟诗人的失落和孤寂。又如2001年上海春季考题中的《月夜忆舍弟》，题目既交代了时间（月夜），又表明了情感（忆），再加上特殊的人物关系（舍弟），让我们未读诗句就已经明白了诗歌的情感主旨——思念。

2、意象是关键。

诗歌是以抒情言志为目的的，而意象是诗歌抒情言志的基本单位，是诗歌的情感赖以寄托的地方。所以从意象入手，展开想像和联想，是理解诗歌的必由之路。例如著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前两句十四个字，运用六种意象，我们可以从“月落”后夜色的浓重、乌鸦凄厉的啼鸣、“霜满天”的清冷以及夜色中“江枫”的黯淡和“渔火”的寥落深切感受到水乡秋夜幽寂清冷的氛围和客子孤孑清寥的心情。

在我国古典诗歌漫长的历程中，形成了很多传统的意象，它们的象征意义基本是固定的，如果我们熟悉这些意象，会对解读诗歌带来很大帮助。如2002年全国考题中的《春夜洛城闻笛》有“此夜曲中闻折柳”句，且考题恰好考到了“折柳”二字，如果我们了解传统意象“杨柳”经常用来表达离别思念之情的话，则此题应刃而解。

所以要想准确理解古诗，就有必要在平常的学习中注意认识并积累传统意象。例如：鸿雁——思乡，信使；杜鹃——薄命佳人，忧国志士，哀惋，至诚；鹧鸪——思乡，凄情：东篱——山尘脱俗之境；菊花——高洁品质；杨柳——离别怀思之情；等等。

3、注释很珍贵。

在高考古诗考题中，经常会出现简短的注释，这些注释看起来只是对诗歌中的生僻奥涩处加以注解，其实却往往就是我们理解诗意甚至解答题目的症结所在，是命题人给我们的陷晦的提示，所以千万不能忽视。

如1997年《题君山》有注为“君山：在湖南省洞庭湖中”，在这里，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是“君山在湖中”，否则我们就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写君山的诗句中会有“水波”出现了。

再如2000年全国春季考题《蝉》后的有注释为“垂绥：批蝉。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这实际上暗示了蝉所象征的人物形象的特征之一——高贵的身份。

4、题干隐含提示信息。

也许由于古诗鉴赏题较强的主观性，命题人在设题时一般要在题干中给出一点揭示，这些提示或者指定考查要点，或者表明问题指向，或者暗示解答枢纽，对于考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如2000年上海考题“甲、乙两首诗后两句都提供了让读者自己想像的余地，请分别说明”，这个题干明确说明考查点是“想像”，考生需要“说明”的便是从后两句诗中想像到了什么内容。

再如2002年全国考题题干中有“前人在评论这首诗时曾说‘折柳’二字是全诗的关键”这样的提示，为我们点示了答题的枢纽——所谓“关键”应是能够体现全诗情感主旨的地方，那么我们只要分析“折柳”的寓意与全诗的主旨有什么关系就可以了。

盲点二：面对考题，表述困难，或者信马由缰没有条理，或者言不由衷难以达意。

原因：未吃透考点的基本内涵，不懂得鉴赏的一般思路，未掌握一定的鉴赏词语。

措施：首先，要明确鉴赏的基本思路。古诗鉴赏要求文字简短，但也应讲究结构脉络，它本质上属于议论性质，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论点加论据”的模式去组织文字。如对2002年全国考题可这样组织答案：“折柳”这首曲子富有惜别怀远之意（注：论据），本诗抒写了思乡之情，而这种思乡之情是从听到“折柳”曲的笛声引起的（注：论据），可见“折柳”是全诗的关键（注：论点）。

其次，要紧扣考点（“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使用规范语言有序地组织答案。

1、怎样鉴赏古诗的形象？

诗歌的形象主要表现为意象或意境，它或者是物，或者是人，或者是完整的场景，更多的时候是把物和人、景和情融合在一起。分析诗歌形象即指分析这些“象”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分析它的象征意义。如郑思肖的《寒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所表现的就是菊花孤傲、清高、坚持理想和信仰的高尚品格，象征了抒情主人公高洁的情怀。再如2003年北京春季考题列出了韦应物的《闻雁》和赵嘏的《寒塘》，然后要求简答：这两首诗为什么都写到雁？这就需要我们对诗中雁的形象有正确的理解：雁是候鸟，春秋迁徒，它在秋天奋力飞回故巢的景象每每牵动游子的思乡之情。因此诗人常常借雁抒情，寄寓自己浓浓的乡愁。

所以鉴赏古诗的形象就是抓取“象”的基本特征，既而指出它的人文意义。

2、怎样鉴赏古诗的语言？

主要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分析：音韵的流动，练字的技巧，语言的风格等。

鉴赏音韵的流动主要指古诗的平仄和押韵。

评析练字技巧就是指出用字的独特之处和它的表达效果。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敲”字以动衬静，突出表现了月夜的幽静；再如“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以拟人格形象地表现了春意盎然的景象。

古诗语言风格丰富多样，主要有平淡、质朴、自然、轻灵、飘逸、雅正、通俗、风趣、幽默、奔放、含蓄、蕴藉等。

3、怎样鉴赏古诗的表达技巧？

表达技巧比较多样，从修辞角度来看，常见的有比喻（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夸张（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比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对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对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双关（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反问（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等；从表达方式来看，有写景、状物、叙事、议论、抒情、言志、场面描写、细节描写等；从表现手法来看，有借景抒精、托物言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直抒胸臆、虚实结合、想象 、衬托、用典、象征等。

鉴赏时，应抓住技巧运用的主要特点作答，如上面所举郑思肖《寒菊》诗，便是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表达了诗人自己如菊的情怀。

⑻ 中国古代小说的鉴赏方法

1、化整为零。化整为零指的是有效地将在文学鉴赏过程中收集的文学碎片进行统一，这是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表现形式丰富，内容多样，为了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更加深入的鉴赏，首先需要了解这些作品中蕴含的文学以及历史方面的知识。以研究古代字词意思为出发点，对文学作品中的内容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掌握程度，对其中的文字含义进行更深刻的了解，当然还包括价值匹配以及自然观念等。作为现代人，需要带着继承的眼光去看待我国的古代文化精髓。同时充分彰显出文学作品的传承价值以及经典性，丰富作品的思想内涵。除此之外，站在文史知识的角度上进行分析会发现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鉴赏还需要对其中的意识形态、价值理论等内容进行深入了解。在鉴赏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时，文学家往往将精力集中于社会环境的研究上，实现与作品作者在心灵上的沟通，探索文学作品的哲理内容。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并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认知体系，这使整个文学作品鉴赏过程存在很大缺陷。所以，需要将化整为零的文学鉴赏思想应用于文学作品鉴赏过程，彰显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尊敬，提升对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的感知力，对作者的真实内心感受进行刻画和诠释。


2.2思想共鸣。在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时，我国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将感悟以及启示作为主导，尽量精简语言，为文学作品质量的提升以及鉴赏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加关注对理论的点评，却忽视了创作主体之间所显示出的个性化差异。为了提升文学作品思想的还原程度，人们需要立足于不同的角度，与作者产生情感上以及思想上的共鸣，这是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有效前提。唯有与作者形成了思想上的共鸣，才能更加深刻地感知文学作品想要表达的深刻内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需要将历史知识以及作品的创作背景等内容作为基础，深入研究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内容。其次，需要将真实的逻辑思想作为基础，有效避免出现误解的现象，提升思想与文学作品内容的一致性。同时，需要显示出对作者的尊重，对作品中以及作品外的情况进行深入剖析。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的整个过程中，不能超出文学限制的范围，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曲解文学作品内容的现象，也无法体现出文学作品作者的个性。因此，在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时，需要将事实作为基础性的内容，唯有如此，才能促使鉴赏过程有效性的提升。


3 .提升鉴赏的可信程度
。为了促使整个文学作品鉴赏过程更加可信，在开展鉴赏工作之前需要先规定一个明确的限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时需要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的基础，避免出现与历史事件发生冲突的现象，符合文化限度的范围。通常情况下，任何状况的生存环境以及超越的形式都能构建起特殊形式的文化内容。许多经典文学作品能够穿越时空的主要原因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氛围，这对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鉴赏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其次，古代文学鉴赏工作需要建立在符合真实逻辑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文体限度进行把握，避免出现文学作品脱离真实逻辑的现象。文学鉴赏需要建立在主观意愿的基础上，当然这也可能造成一些误解现象的出现，这是无法避免的，需要对误解的范围进行有效控制，不能跨越限度，否则可能会对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文学的发展。

⑼ 有哪些关于古代的研究性学习话题

当地有古迹的同学可以做对当地古迹的探究，如古迹的来历或传说，现今的近况和当地的保护与发展，还是旅游前景等等。
古代诗人的爱情可以探访如，王安石，苏东坡等较为平凡的，也可以探究如陆游，元稹等较悲情的。好好做会比较有感染力。
当然最简单的可以做现在与过去的发展比较，个人认为这个比较简单，可以采用问卷方法，调查当地在如建国以来的发展与变化。

⑽ 古代小说人物形象分析1500字论文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9/view-7076084.htm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骗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骗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