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艺术包括人物艺术

A. 概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人物描写艺术的发展历程

《西游记》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方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将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形象化为妖魔鬼怪所设置的八十一难，以动物幻化的有情的精怪生动地表现了无情的山川的险阻，并以降妖服怪歌赞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小说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B. 简单介绍一个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形式

一、文学与绘画的区别与相通

文学以语言符号描写世界，作用于人的想象，是语言的艺术。绘画以线条、色彩等符号描绘世界，作用于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由此构成二者的区别。

文学与绘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彼此之间存在着形态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清楚地表现在二者塑造艺术形象使用的媒介符号的不同。德国学者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对诗（文学）与画的界限做过专门的论述：“既然绘画用来摹仿的媒介符号和诗所用的确实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 [①] 绘画用的是“自然符号”即形体和颜色，文学用的是“思想符号”即语言。莱辛认为，因为绘画用的是自然符号，所以它适合表现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即静态的事物；而文学用的是语言符号，因此适合于表现前后持续的事物，即动态的事物。莱辛的观点揭示了文学与绘画之间的区别。文学通过语词这种抽象的“思想符号”来充当艺术媒介，而“任何词（语言）都已经在概括” [②] ，所以，一般来说，文学缺乏绘画所具有的色彩、线条、形体等自然符号的具体性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

文学与绘画之间既有差异性，同时又有共同性，是可以相通的。例如古希腊西蒙尼底斯(Simonides，556～496 B.C.)就说过：“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宋代苏轼也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们的意思都在强调文学与绘画是可以相通的。

首先，诗与画的相通集中体现在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和配合。绘画的特点是善于描绘空间形象，作用于诗可以使其增强形象性；文学善于传达人的情意，影响到绘画可以使其获得画意的深刻表现。诗可以转化为画，画也可以转化为诗。中国艺术历来讲究“诗情画意”，诗情可以转化为画意，画意也可以转化为诗情。诗情和画意之间的互动、转化和配合，可以塑造出更生动立体的艺术形象。如宋代画院考试时就曾以“踏花归去马蹄香”的诗句为题，要求考生在绘画的二维空间画出时间，画出诗意。一考生以夕阳和野花为背景，画一书生骑马缓缓走来，几只蝴蝶围着马蹄飞舞。这就把“归来”的动态，和富于诗意的“香”都通过画面体现了出来。老舍也曾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请齐白石作画，白石老人在画中以奔流的泉水中嬉戏的蝌蚪生动地传达出了诗意。

其次，小说与绘画都属于“再现艺术”，它们的相通体现在小说可以表现绘画性。波斯彼洛夫认为：“在各个时代的文学里都能看到作家与画家在风景画、室内装饰、静物写生、肖像画等方面的特殊竞争。” [③] 小说具有绘画性，在于小说自身的特点。小说可以把心理世界转化为物理世界，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这样的描写使“悲凉”这种内心情绪体验以一种物理对象的画意方式被读者所把握。小说还可以将想象的世界转化为现实世界。在对人的内心幻想的展示上，小说比绘画更胜一筹，因为小说描写的“画”具有一种间接性，它是通过欣赏主体的审美想象而实现的。

小说之画的独特性，决定了小说的描绘有其自身的规律。第一，小说对物象的描绘要简练。小说中的画面必须通过读者的想象才能呈现，而一旦冗长的描绘打破了印象的完整性，想象便会失去作用。所以，小说中描绘性的词汇应单一、简洁。如鲁迅在《祝福》中对老年祥林嫂外貌的描写，没有面面俱到的刻画，没有重复的形容，寥寥数语就使读者对这个饱受封建势力摧残的女人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第二，小说对物象的描绘要与人的感知相结合。如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的一段描写：“……寒冷的冬风就带来了一片片阴沉沉的乌云，接着，无孔不入的雨点就噼噼拍拍地落下来。再到户外去活动是绝对不可能了。”小说中的“物”如“寒冷的冬风”、“乌云”、“雨点”都是通过人物的感知而显现出来。同时它诉诸读者的整体感觉而不仅是单纯的视觉，这样就调动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在想象的世界里去体验它，而物质的画面也就进入了读者的审美视野。第三，小说对物象的描绘要带有情感因素。正如老舍所说：“小说是些画面，都用感情串连起来。画面的鲜明或暗淡，或一明一暗，都凭所要激起的情感而决定。” [④] 感情既能激发读者的共鸣和兴趣，也决定着被描写客体的“清晰度”。由于感情的沟通，便使小说的画面亲切感人而且清晰可见。

C. 简述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语言艺术的特色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它是用语言叙述情节、塑造人物、描绘各种生活场景。古代小说语言精炼传神，气韵飞动；雅俗有致，变幻多姿；语言和内容水乳交融，和谐统一。这使得中国古代小说以独特的姿态在文学的殿堂散发出馨香，透露出勃勃生机，让我们探索不已，玩味再三。
一、言简义丰 ，意境优美，富有神韵
小说家们重视丰富的语言积累，尽力挖掘群众语言的丰厚资源，在二者之中寻找最佳的切合点，力求大语言的表现力，做到炼字炼句，语言生动传神，意味深长。
二、雅俗有致，摇曳生姿，趣味盎然
我国的古代小说对语言的运用，大体上可以看出，一是文言小说渐趋白话话、通俗化。二是白话小说渐趋文学化。在小说的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烛照，使得它们更真实的反映了社会万象，贴近大众。
三、文质统一，文白错落，水乳交融
我国古代小说的语言虽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一些优秀的作品的语言，从整体上说，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它的内容是相适应的。这主要表现：第一，在人物的语言恰当的表现了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环境；第二，语言的形式的选用适应内容的需要。

D. 吴敬梓《儒林外史》对古代小说艺术有怎样的贡献

要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得从作者的生平开始，我认为只有从生平开始讲述，才能了解作者写此作品的目的和心境，读一部作品，不能只读作品本身，还应该知道与作品有密切关联的诸多因素。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此时的吴敬梓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
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这个观点说得，我认为，还是比较恰当的。作者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下面切入正题，说说《儒林外史》对古代小说的贡献吧！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应该还记得杜少卿吧，联系作者的身世，难道不认为《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是作者在写自己本人吗？只不过杜少卿是作者在诸多经历后的一个看透的影子罢了，为什么我说他是看透的影子呢？因为杜少卿不屑于仕途与举业，作者在作品中并没有写过只字的有关杜少卿有意参加科举或对举业有美好向往之类的话，这难道他有意一开始就塑造一个完美的杜少卿吗？我看未必，这又要与写作品的时候，作者的处境结合起来讲了，此时的吴敬梓，已经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了，在经历了一切之后，他应该不想，也不愿意将往事，重新在杜少卿身上回复一遍吧，为了小说本身，为了作者写作时的“高风量节”，他必定要将杜少卿塑造成一个完人，一个脱离于尘世的才子，富有时，可以接济任何人，落魄时，可以与妻儿安宁地度过每一个平淡的日子。别人对他的评价，就同吴敬梓生活中得到的评价一样，作者几乎毫无保留地写了出来。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对这种人丝毫没有影响，活得精彩，不受世俗的拘泥。我认为这是小说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也是当之无愧的《儒林外史》一号男主角。他是吴敬梓的升华，更是小说的灵魂所在。
此外，《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且采用的描写方法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让读者渐渐进入佳境，感悟到小说的真谛。先从周进和范进的中举说起，共同点是两者都是“大器晚成”，周进的中举，其盘缠都是众人凑齐的，当然，是在他大哭一场的前提下获得的同情。可他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中地，荏苒三年，升了御史，在考广东生员的时候，又提拔了花白胡须的范进，不久，范进中了举，发了疯，被岳丈打了耳光，才苏醒过来，两个人都有相同的特点，又有类似的“疯”，从中不难看到，在明清时代，仕途和举业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这不是从另一个方面，反衬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吗？此一大讽刺也。
蘧公孙与庄征君两人又有一些相似处，也有一些不同点。蘧公孙不屑做官，与杜少卿十分相象，从蘧公孙的夫人那可以看到，他在夫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夫人恨他不走仕途，不去科举，只寄希望于儿子将来有出息，能还她一个诰命夫人的雅号。是谁带给她这般俗气？推敲一下，不就是这个社会吗？这个以科举为人生准绳的社会。庄征君恐怕是《儒林外史》中才气仅次于虞博士的人，而且他的才气被皇帝青睐，可他没有背离他的初衷，其实他已经看清官场的丑陋与罪恶，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有官也不要做，毅然辞去了官爵，只接受了皇帝封给他的玄武湖，自此，他就在南京与落魄的杜少卿等人，整天以文会友，过着悠哉悠哉的日子。
前面提到的虞博士，恐怕是吴敬梓笔下塑造最正派的一个官场人物，或许在作者的心中，好官就是这样的形象，文采隽丽，对上尊，对下礼，百姓拥戴，铭记在心。有一章特地写他们一帮人组建泰伯祠，其中可以看到这些闲云野鹤的英雄豪气与才情。这其中就是虞博士牵的头。难忘，难忘。《儒林外史》的高峰，我认为就在此。
下面说说反面的人，匡超人是一个最好的由好转坏的范例，他的孝顺，他的努力求学，他起初的信义，无不让我折服，我在阅读《儒林外史》时，一直在寻找一位自己最钦佩的人物，看到匡超人时，我以为是他，可惜后来他的攀龙附凤（爱上高官的千金，犯重婚罪），青云直上，目中无人，叫我清晰地认识到了什么叫“时势造英雄”，这样的人是鲜活的，历史在延续，这种人就不会灭绝，这也是《儒林外史》所具有的批判现代性。
牛浦是冒充死去的贤者牛布衣而过上好日子的，不但窃取了人家的书，转为己有，并大肆地替自己造谣生势，以达到自己个人利欲熏心的目的。看后让人咬牙切齿，一声警钟猛然敲打在我的耳边。又一个不择手段来满足自己的人。不可取啊。
回到第一回，作者说的楔子敷陈大义，概括了全文的观点，开门见山的写法，并没有使文章失去特点，王冕一辈子没做过官，以画为生，直至老死山中，作者的描写很平实，却又勾勒得很绝妙，没有修辞手法，却让人终生难忘。
结尾又举出四位贤者，做到了同王冕首尾呼应的效果，又画龙点睛地告诉我们《儒林外史》的涵义。能入《儒林外史》的人，今后难再有了，“这些人都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毕竟怎的旌扬……”这是否又在暗喻自己的失意呢？
最后一回，万历皇帝下诏旌贤，将书中所提的贤云野鹤一一封诰，也算是作者对自我的一种安慰吧，又使《儒林外史》的外史风味尽显。事得圆满。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些暗线值得探讨，小说中屡次提到朱元璋时期与朱棣时期，通过众人的口吻，都透射出对洪武年间世道的向往，延伸到作者所处的时代，是清朝，那么是否又暗喻了他对满清统治者及时世的不满呢？
结束前，要说说小说中的两个女人，一位是殉夫的王玉辉的女儿，一位贞烈的沈琼枝。殉夫充分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及对人们思想的侵蚀；沈琼枝虽然表现得很贞节，但也总给人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感觉。一个女人，为了躲避逼婚，靠诗词自谋生路，这本来就是自强不息的表现，可是在那个时代，却被许多人认为有悖于常道。最后虽然逃过逼婚，却仍被遣送回乡，看来女人在那个时代，真的是没法出头啊，可怜了苏若兰、苏小妹等人了。
整部小说围绕讽刺二字，于讽刺小说来讲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吴敬梓写下了光辉的一笔。为今后的讽刺小说开了先河，使后人有所借鉴。《儒林外史》用语俚俗易懂，娓娓道来，人物繁多，却又没有条理紊乱的感觉，其优点不胜枚举，难怪不少人说《儒林外史》要比《红楼梦》好看，于我看来，更切合实际。在此不能一一罗列，因为我只学得了《儒林外史》的一些皮毛，深感悟性不高，没有天赋。

E. 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点

1
、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上有哪些特点？

（
1
）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
2
）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
3
）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
4
）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
5
）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
6
）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
7
）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

2
、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
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
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
一重要特点。

⑷
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

3
、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
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
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
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
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
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
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4
、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

5
、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
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
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
饰和虚构。

6
、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
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
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
要标志。

(2)
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

7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
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

F. 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语言艺术

贾宝玉：他说话有时候特别有礼貌，特别体贴，当他跟那些姐姐妹妹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又什么都不管不顾，得罪人，不过这种情况也只有别人劝他读书的时候。一般来看，他比较喜欢顺着别人的。

林黛玉：口齿伶俐、说话尖刻、通常来说一针见血，就是那种一句话能够噎死人的。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但是她通常能够说出一些实质的话来，比如“携蝗大嚼图”。

薛宝钗：说话温文尔雅，非常有礼貌，不该说的绝对不会说“事不关己不张口”，但是口才也绝对一流，宝玉一次说她像杨贵妃，被宝钗一句话说得低了头。

王熙凤：刀子嘴，被说书的人夸为“刚口”可想而知口才如何。而且见风使舵，心口不一。

探春：一般是很有礼貌的，但是热脑了也有好看。

迎春：说话本来少，也不可能把她激怒，什么事情对她都无所谓。

惜春：说话不经大脑，看她和她嫂子的那个对话就知道了，不顾别人，只顾自己。

湘云：口快心直，豪爽大方

妙玉：这个说话更是不顾他人感受的。所以也不招人喜欢。

就说那么多吧，主要人物都有了。个人看法，参考参考！

古代文论中的语言论多零星分散而又内容丰赡，是我国宝贵的文学遗产。本文梳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古人对文学语言的看法、主张，认为古人对文学语言功能的认识由表义到表情到表情（义）声结合，对文学语言风格的认识有自然质朴和雕饰丽之人论认识有言直平易和含蓄蕴籍文化，此餐古人还认识到文学语言与文学体制、创作主体、社会发展及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G. 哪位能够讲述一下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史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美术学院有个同学，他会画画，他是主张“写意”，主张画神似的。他替我画像，画了一个头，画了几笔头发，再画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画了。连个轮廓都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也没有。可是挂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我。都说，怎么几笔就画得这么像？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鼻子画出来，不把嘴巴画出来？你把我搞得太不像样子了。他说，你的鼻子我没看出特点，嘴巴也没特点，画它干什么？你的特点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这个，画出神似。《红楼梦》里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写的。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林黛玉的声音本来就小，又是哭哭啼啼的，念出来的葬花词你离那么远就听清楚了？可作者不管这一套，如同刚才说的美术学院的同学给我画像一样，他不讲形似，要紧的是抓住神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成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当然，我是主张要形似的，形似还是基本的。你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形似不行。不过古代有这个传统，我们不能反对。可我们要理解，理解以后评论起来就不同。这在诗歌也是如此。杜甫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有评论者说写这棵柏树太粗；有的又说太高，不符合真实。有高明的论者，

H. 论述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主要特点

一、言简义丰 ，意境优美，富有神韵
小说家们重视丰富的语言积累，尽力挖掘群众语言的丰厚资源，在二者之中寻找最佳的切合点，力求大语言的表现力，做到炼字炼句，语言生动传神，意味深长。
二、雅俗有致，摇曳生姿，趣味盎然
我国的古代小说对语言的运用，大体上可以看出，一是文言小说渐趋白话话、通俗化。二是白话小说渐趋文学化。在小说的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烛照，使得它们更真实的反映了社会万象，贴近大众。
三、文质统一，文白错落，水乳交融
我国古代小说的语言虽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一些优秀的作品的语言，从整体上说，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它的内容是相适应的。这主要表现：第一，在人物的语言恰当的表现了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环境；第二，语言的形式的选用适应内容的需要。

I. 试论述中国古典小说写人艺术手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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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注意写人物细节的动态过程和动作特征。这种动态的细节叙述使得中国古典小说能够“极省俭”地画出人物最有特征的神韵。因为要从动态和动作中提炼写人细节，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相对西方小说来说确实少了许多，但中国古典小说在描写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时，也是结合着动态性和动作化的写人细节来进行。 人细节的动态过程和动作特征上。这种动态的细节叙述使得中国古典小说能够“极省俭”地画出人物最有特征的神韵。《水浒传》在勾画西门庆的**好色的性格特征时是这样写的：
潘金莲失手用帘子打了西门庆的头，“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女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瓜洼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那一双眼却只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自摇摇摆摆，踏着八字脚去了……” 这一段文字没有对西门庆的外貌作静止式的细节白描，而是抓住西门庆见色心荡的细节作了一个过程性和动作化的动态叙述——立脚变脸；回头七八遍；摇摇摆摆踏着八字脚离去。这三个连贯的动作细节，把西门庆的恶少相、无赖相、色鬼相突出而又传神地作了勾勒。这种用动态式的连贯细节刻划人物从外貌到内心的性格个性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它具备了叙述节奏快，外观特征强、艺术信息容量大的审美功能。
因为要从动态和动作中提炼写人细节，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相对西方小说来说确实少了许多，但中国古典小说在描写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时，也是结合着动态性和动作化的写人细节来进行。我们来欣赏《红楼梦·泄机关颦儿迷本性》一回中对林黛玉的心理描写。黛玉从傻大姐那里获悉宝玉即将同宝钗完婚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她内心的悲伤和痛苦已到了极点。但作家在这个人物情感的高潮位置上并没有用一大段心理描写来倾诉她的悲痛和怨恨，而只写了人物这样的动作过程：
说着，自己移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过来。走了半天，还没有到沁芳桥畔，原来脚下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儿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的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
这是一段通过动态性和动作化的细节刻划人物心理的典范。作家没有写黛玉痛苦至极的内心感觉，只是细细地写她有千斤般的“身”重的细节和踩着棉花般的“脚”软的细节。作家没有直写黛玉神情迷乱的内心状态，却只细细写了她身心离异、神情错乱的动态过程（说要回潇湘馆，却偏走沁芳桥，既走沁芳桥，却又顺堤折回）。透过这些动态性和动作化的细节描写，我们仿佛听到了黛玉胸中的狂涛，触感到了她五脏俱焚的烈焰。从人物有形的外观细节中勾画人物的灵魂，从人物动态的连贯细节中透析人物的深层情感。这就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提炼和运用写人细节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与中国小说在发育生长期受“说书艺术”的深刻影响有关。唐宋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人们用“说书”的形式来讲历史和讲故事的娱乐活动逐渐成熟。说书艺人讲故事的底本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雏形。“说 ——听”便成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早的传媒手段。艺人要说得清楚，听众要听得明白，话本便有了相应的规范和要求。话本对事件的叙述，主干要突出，节奏要明快，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就不宜太详细；话本为适应“说——听”的传媒方式，要求听觉语言能迅速和顺畅地在听众的脑海里转化为鲜明的意象，那么叙述材料多选人物的行为动态和动作个性的细节便成了必然。这就是中国古典小说描写人物多从过程叙述中突出动态和动作细节的原因。这个小说传统使中国古典小说叙述节奏快，人物描写质感强，由此形成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可听性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