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题材网络小说从其萌芽
⑴ 古代的小说是怎样发展的
根据史学家的说法，小说最早的时候是源于古代的神话故事《山海经》，虽然《山海经》中的故事比较少，故事情节比较简短精炼，但是《山海经》的出现算是古代小说的萌芽，为了小说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让小说开始从志人和志怪两个方面行走。虽然这些寓言故事，都是比较哦简短精炼的，但是却带着讽刺意味。
因为白话文的发展，后来的小说便直接开始用白话文来写小说，这也为后来的长篇小说奠定了基础。等到了明清时期，因为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后，市民对于文化的需求也高了，于是这时候的小说便衍生出了长篇小说。
⑵ 我国小说的源头和萌芽是什么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乃古“悬”字，高也；“令”，美也，“干”，追求。是说举着细小的钓竿钓绳，奔走于灌溉用的沟渠之间，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而想获得大鱼可就难了。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高名美誉，那和玄妙的大道相比，可就差得远了。春秋战国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许多学人策士为说服王侯接受其思想学说，往往设譬取喻，征引史事，巧借神话，多用寓言，以便修饰言说以增强文章效果。庄子认为此皆微不足道，故谓之“小说”，即“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浅识小道”，也就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之意，正是小说之为小说的本来含义。
东汉桓谭在其所著的《新论》中，对小说如是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认为小说仍然是“治身理家”的短书，而不是为政化民的“大道”。
东汉班固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写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班固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同“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认为小说仍然是小知、小道，但从另一角度触及小说讲求虚构，植根于生活的特点。
清末民初，维新派梁启超等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理论面目一新。小说地位空前提高，乃至被奉为“国民之魂”“正史之根”“文学之最上乘”，再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琐屑之言”。
小说可以说是延达思想和表达感情的另一种形式。
novelette短篇小说
novella中篇小说
novel长篇小说
追溯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种方面：
首先是神话传说，。尽管古代文献对神话传说的记载十分简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这两种重要的小说因素。小说传原先在口头流传，有的被采入正史，遂逐渐凝固；有的继续在口流传并不断丰富发展，分化出一些新的神和英雄，增添了新的故事情节。这些继续活在人们口头上的传说一旦记录下来，就成为具有浓厚小说意味的逸史。从神话传说到小说的这根链条中，逸史是最关键的一环，甚至不妨说逸史是中国小说直接的源头，逸史中最接近小说或竟可视为早期小说的，莫过于《穆天子传》和《燕丹子》。
其次是寓言故事。如《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书中都有不少人物性格鲜明的寓言故事，它们已经带有小说的意味。
再次是史传。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描写人物性格，叙述故事情节，或为小说提供了素材，或为小说积累了叙事的经验。
人间凶器
搜神记
仙楚
朱雀记
堕落血天使
重生之我是后翌
长生界
佛本是道
啸傲封神之我是纣王
洪荒旧事
中国神话传奇一一昆仑之歌
混沌神话
情迷洪荒
神话之七窍玲珑心
敖缡传
魔侦探洛基
⑷ 求一篇名叫《萌芽》的小说
在院子里乘凉，老是看见邻家一个小男孩葡萄时把葡萄核埋在一个装满土的花盆里。起先，我并不在意，看久了，便问：“你怎么老把葡萄核埋在花盆里？”
“我想种出葡萄来”他头都不抬。
“可种葡萄是用葡萄藤插栽呀，你这样种不出来的。”
“知道。”
那你干吗还这样？“我好奇了。
“种葡萄非要用葡萄藤吗？我想创造奇迹。”孩子抬起头，眼里贮满了希望。
过后，总看见男孩精心地为他种下的葡萄浇水，然后就蹲在花盆前发呆，眼中尽是希望，以至于院子里其他小孩叫他去玩，他也不理。显然，他沉浸在他的希望里。
男孩的家长几天后才发现男孩的古怪。这天，家里正好酱油用完了，男孩正蹲在门外，他父亲叫他买酱油，连叫了几声，没人应，出去一看，发现男孩呆呆地蹲在花盆前，父亲便说：“你蹲在这里干什么？叫你几声都听不见，你心到哪去了？买酱油去！”说着，便递钱给了孩子。
过了很久，男孩还没把酱油买回来，孩子的父亲慌了，忙走出去，一出门，就见孩子还蹲在门口的花盆前，手里捏着他给的钱。
孩子的父亲生气了，过去一把扯着孩子的手，呵斥道：“你怎么搞的？叫你去买酱油，你还死在这里？”
孩子的心思还在花盆里，葡萄核栽进去很久了，还没发芽，孩子有些失望了，他说：“我在想，这葡萄怎么不发芽？”
孩子的父亲听了，更气了，大声说：“以前就跟你说过，你这样做没用，你真是执迷不悟。”说着打了孩子一个耳光，并举起花盆，把它摔碎了。
孩子看着满地的泥土与碎片，哭了。
男孩毕竟还小，他在沉默了几天后，又恢复了以往的活泼，又开始和院里的小孩一起玩。
一星期后，也在乘凉的时候，我看见院里的一个女孩吃葡萄时也把葡萄核埋在花盆里，我想过去告诉她葡萄核长不出葡萄，但还没等我过去，男孩也看见了，男孩走了过去，跟女孩说：“你怎么老把葡萄核埋在花盆里？”
“我想种出葡萄来。”
“种葡萄要用葡萄藤插栽，你这样种不出的。”
“知道。”
“那你干吗还这样？”
“种葡萄非要葡萄藤吗？我想创造奇迹。”女孩抬起头，眼里贮满了希望。
男孩说：“真的，你这样做没用，我以前也这样做过，没用的。”
“种下去要每天浇水，你知道吗？”男孩点点头，张开嘴，还想说些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就跑回屋子。
几天后，女孩的花盆里居然长出嫩嫩的葡萄藤来，女孩开心极了。我看见她把院子里的小孩都叫去看，也叫了男孩，但男孩没去，男孩在一群孩子围着花盆时，一个人躲在一边流泪了。
我看见男孩流泪，走过去，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流泪？”
男孩说：“葡萄藤是女孩的父亲插下去的，我看见了。”
男孩又说：“她父亲真好。”说着，男孩呜呜地哭了。
⑸ 试述我国古代书面文学是怎样萌芽和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除了著名的“北京人”（约生活于五十万年前），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四川、陕r西、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比“北京人”或早或晚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或活动遗迹。
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蒙昧野蛮的阶段。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国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地下发掘证明，我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间），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关于中国的古史，古人一般认为始于“三皇”或“五帝”，以后是夏、商、周三代。现在看来，“三皇”、“五帝”都是无法证明的传说。夏王朝的存在，虽为许多学者所相信，并有不少人认为传说中禹的儿子启以子继父，改变领袖由公众推举的惯例，标志着国家的产生，但这些至今未有确切的文献可供证明。我们只能说，传说中夏王朝的开国，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文化的晚期。中国长期存在的大一统思想，使得前人习惯于把中国的远古社会就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并为之虚构出某种政治、文化的中心（“三皇”、“五帝”之说，便由此产生）。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目前已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星罗棋布，分散在极其广大的地域内，相互之间并无从属关系；相隔较远、不同类型的文化，往往有显著的区别，说明彼此之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以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相比，前者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米，后者是水稻；前者的居室是半地下或地面上的木结构建筑，后者是架设在木桩上、地板高出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前者出土的陶器，多为彩陶，后者多为黑陶。所以，仅仅将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显然过于狭窄；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即使在中国统一以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也始终存在。
但是，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汇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了主导地位。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族群、邦国之间，为了夺取土地、人口、财富，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发生战争，导致相互兼并和国家机器的成熟。这个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古代的南方，气候湿热，多山林湖泽，天然物产相当丰富，维持生存也比较容易。因此，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从事大规模的战争，既没有很迫切的必要性，也没有充分的自然条件。于是分散的自然群落，便得以在长时期中维持下去。在天然物产缺乏、却便于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的黄土高原和黄淮平原上，更需要把分散的人群凝聚为强大的群体，以展开生存竞争。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传说中的还是信史记载的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等等，多发生于北方。夏姑且不论，商、周作为中国最早的有信史可征的王朝，都是兴起于黄河流域。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周的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相比于其他地域的文化要早熟得多；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它们所发生的影响也更大。
商起初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华北诸邦国之长，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为周所取代。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商旧都所在地）发现了大批刻有文字、用于占卜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并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东大纹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并且不能表达连贯的意义（不能组句）、所以至今难于识别。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文学重骈偶的现象，就是从汉字的特点中产生的。
现存所有卜辞，均是就战争、祭祀、农事等各项事件问卜于鬼神，以确定凶吉可否的记录，充满了原始信仰的气氛。商人所信奉的鬼神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君王的祖先神。在另一种商代文献——《尚书·盘庚》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清楚。《盘庚》是商代中期君主盘庚决定迁都时对臣僚发表的讲演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先王和臣僚们的祖先虽已离开人世，却仍然在天界保持着君臣关系。如果人间的臣僚们违背了君主的旨意，他们的祖先就会要求先王对他们降下灾祸，以示惩罚；相反，如果他们顺从君主，就会得到先王的保佑。这表明在商人的观念中，君王的祖先神拥有最高的权威，是人间权力的来源。
对鬼神的信仰和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原始人类最普遍的意识。商文化就是把这种原始意识转用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统治秩序，成为最初的因而也是相当简陋的国家意识形态。
周原先是主要活动于泾水、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武王伐纣，取代了商的地位。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元王元年（前475）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时代。周的国家性质，史学界说法不一。通行的意见，把春秋、战国之交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但有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直到魏晋（甚至更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周的国家组织要比商来得严密，文化也比商更为成熟。由于周王朝重视利用宗法纽带维系王室与同姓邦国、姻戚邦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其意识形态中，祖先崇拜仍有重要意义，祭祖也依然是王室和各邦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但是，同商代比较，祖先神已不再是人间权力的唯一来源、人间是非的最高裁判和祸福的直接施予者。
在周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有时也称为“帝”或“上帝”，更多的场合是称为“天”。它不是某一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宗族的无上权威。它不像商人的“帝”那样，随时参与人间的活动，而是高高在上，监察下方，授“天命”给人间合适的统治者，并在必要时改变“天命”。“天命”的授受，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在这里可以看到，“天”或“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来说，还近似于宗教神，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抽象化了，成为道德与公正的化身。同时，人本身的行为，有了更大的决定意义。
随着对神的依赖逐渐减少，关于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就变得更重要了，于是有“礼”的建设。在商代，礼只是祭祀礼节，而相传为周公姬旦所制定的周礼，则包含政治制度、典礼仪式、伦理规范等多种内涵。总之，通过礼，周文化在多方面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力量，而运用具有理性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意识调节社会关系，确立等级秩序。这在文化的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意义。以后，随着时代的进程，经由孔子和后世儒家的改造、修饰，“礼”和“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始终与政治保持密切关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王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代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所以，自古以来各个族群，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商有三千余国，周初也有一千余国，春秋时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更只剩十余国。周初所建立的邦国，范围都不大，经过不断兼并，春秋、战国时出现了一些大国。它们拥有远远超过王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自然也就拥有了远远超过王室的权威。大国之间的武力争夺，导致中国最终走向统一。南方的国家，如吴、越、楚，原本处于中原联盟之外，同王室只有名义上的关系。到春秋时代，它们也投入了各国间的武力竞争，由此进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潮流。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并由此形成“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当日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标志了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在文学史上，先秦是中国文学从萌芽状态到初步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没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也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先秦留存下来的文字著作中，只有一部分诗歌的文学性质比较明确。但在其产生、收集、整理、流传的过程中，也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并不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诗歌以外的著作，就其本来性质而言，均非文学作品。但我们又要注意到，在文学史的开始阶段，不仅许多文学因素、文学成分掺杂在各类文章之中，得以培育生长，而且语言表达的一般技巧的发展成熟，也对文学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这个时代，文学同许多东西混杂在一起，我们既需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把许多哲学论文、历史著作包容在先秦文学史中，又特别需要注意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尺度来看待和衡量它们。
一般认为，在人类早期生活中，文学不是单独地出现而是同其他多种艺术形态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文艺是如何起源的呢？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原始文艺起源于劳动。如果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为理由，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成立：倘非劳动，人类本身就不可能形成，又何来人类的艺术？但从文艺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常发现原始人类把贝壳、动物牙骨、小石片等钻孔串联，作为装饰品佩戴，这显然是原始艺术现象之一，但它与具体的生产劳动究竟有何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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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页。
应该说，文艺的起源问题，首先同文艺的性质有关，而文艺的性质，是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形式。当人们的生活情感不再仅仅用欢笑、哭泣、呼喊等简单方式来发泄，而表现为具有美感的、因而也是具有感染力的形式时，就产生了最初的文艺现象。这里面，情感和一定的形式都是很重要的。《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一节文字常被用来简单地证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道理。其实、真正从事过这一类劳动的人会懂得，这里也有不同的情况。如果劳动者情绪很差，呼号声仅仅起到整齐步伐的作用，是难以说有什么艺术味道的；相反，如果劳动者的情绪强烈，其呼声不仅有节奏，而且会有意加上高低抑扬的变化，那就有了相当的音乐美感，令过路人也会为之兴奋。这种微妙的区别，正可说明生活实践、审美需要在艺术产生中的共同作用。进一步说，情感绝不只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在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各样原始人类生活中，都有热烈的情感活动，也都需要找到一定的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感染的形式来表现。
最早的文学，大约就是那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歌谣。当然，其语言的内容必须丰富一些，否则不能成为“文学”。歌谣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的东西，自远古到秦统一，其数量简直无法估计；但歌谣又是随时消失的东西，倘非有意保存，也就不留痕迹。我国古书中记载了一些据称是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明显是出于伪托。《易经》中也保存了若干简朴的类似歌谣的作品，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产生于《诗经》以前。然而《易经》本身形成过程很长，其中各部分产生的年代颇难确定，而简朴稚拙更不是推断年代的直接根据，所以我们也难以恰当地从诗文的意义来讨论这些歌谣。流传至今而确实可信的歌谣，以《诗经》中作品为最早。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艺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不再具有原始的面目了。
《诗经》中作品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黄河流域（仅有小部分产生于汉水流域）。其中既有宫廷、官府的创作，也有经官方音乐机构收集整理的民间创作。总的说来，这些作品显著地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特点，注重理智，幻想成分少，感情比较克制，而道德色彩、政治色彩比较浓厚。
早期文学的另一重要领域是神话。这里必须说明：从严格意义上说，神话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是他们的网络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诞的描述中，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乃至各类日常生活知识。
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神话的思维，充满了幻觉的作用，是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幻想，却仍然同文学的形象思维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神话思维称为“诗性思维”。
其二，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神话会或多或少脱离原始状态，特别是摆脱它解释宇宙、自然的职能，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情感、矛盾冲突，成为真正的“神话文学”。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不少悲剧都是这样的作品。神话文学的显著特点，是“神”具有丰富的人性。
其三，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被后代文学家所利用，创作出新的、具有特异色泽的作品。
神话本来也是口头流传的东西，经过记录、整理，因不同需要而加以改造，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现存的中国古代神话，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几部不同类型的著作中，其中《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代，是巫教中的地理书，但其“地理”知识，有许多是出于传闻和虚想。《淮南子》是汉代的思想论著，其中记录了部分古代传说。《楚辞》是战国时南方楚国的诗歌集。《庄子》是战国时一部哲学著作，常引用神话传说作为论证的材料。总之，这些都不是专门的神话书，其保存和引用神话材料的目的及改造程度也各不相同。
从以上几种著作及其他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大量神只的名称和零散的事迹，由此推想，中国古代可能也曾产生大量的神话传说。但似乎并未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各种神话故事、神话人物之间，只有相当松散的关系，而且各自都是以片断的形态被记载下来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中国历史进入文献时代，重视理性、重视政治与道德之作用的周文化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古老的原始神话，一部分被改造成虚拟的古史和上古帝王谱系，其他部分仍然在口头流传，最终零零散散地被载入各种书籍。也就是说，原始神话材料既未经过系统整理，也未经过文学化的过程。很明显，在先秦的著作里，不存在以神话为素材的大规模作品。因此，那些古老的神只，无法获得丰富的人类情感，无法转化为丰满的文学形象。
不过，这里也有地域上的区别。在黄河流域文化体系中，至周代，神话消退的现象已经很明显。《诗经》形成的年代，大体与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黎俱吠陀》，及《旧约·希伯莱诗篇》相当，但《诗经》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基本上没有神话色彩。北方的其他著作，也很少涉及神话。南方的楚文化体系则不同，一直到战国乃至汉代，依然受到神话的影响。只是除了《楚辞》中的《九歌》外，南方的著作也不过引用神话作为抒情或说明事理的材料，所以不足以改变前述中国古代神话的基本状况。
现存的各种片断神话资料中，较有意义的是仍接近于原始状态、主要解释万物起源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部分，其中以有关女娲的神话最为著名。
女娲的原始形象为人面蛇身。相传人类是她和伏羲兄妹结婚而生的，至今还保存有女娲、伏羲蛇体交缠的汉代画像。从文化史的角度判断，这种传说应当是相当古老的。在汉代应劭《风俗通》所记载的传说中，女娲于天地开辟之后，“抟黄土作人”，因“力不暇给”，又“引绳绽于泥中，举以为人”，前者成为富贵人，后者成为贫贱人。这故事是已经改造过的了。另外，《淮南子·览冥训》还记载了女娲救世的神话。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除此以外，诸如后羿射日、鲧禹治水、黄帝战蚩尤、夸父追日等等，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
古代神话作为初民的幻想的结晶，往往能够激发后代作家的想象力，成为他们创作的素材，从而对文学的发展造成相当影响。但是，必须看到：中国自周代以后，以“礼、“德”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强烈的控制作用。所以，中国古代神话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远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对欧洲文学的影响。也正是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才形成了不同于欧洲文学的特点。
在先秦文献中，历史著作构成重要的一支。早在文化由官方掌握的时代，其中心就是巫文化和史文化。最初巫、史是合一的，即巫师不仅主持占卜、沟通人神，而且负责保存官方的文献典籍。以甲骨卜辞为例，它既是巫师占卜的产物，又是巫师收存的“窖藏”，其意义相当于后世的国家档案馆。到周代，巫的作用逐渐退化，于是才有了专门掌握文献典籍和记录统治者言论及国家重大事件的史官①。《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现存《尚书》大约是周王室史官保存的历代文献汇编，《春秋》则是鲁国官史。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也都有统称为《春秋》的史籍，不过只有鲁国的《春秋》保存至今。以后，随着文化下移到社会，官方的资料也有流传出来的，于是出现由“士”编纂的史书，即《左传》、《国语》、《战国策》一类，这可视为史官文化之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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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中提到的占卜人：有时称“卜×”，有时称“史×”，说明直到春秋时期，仍然有巫、史相兼的情况。
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作为中国最早书面记载的甲骨卜辞，亦可视为中国散文的雏形。《尚书》中殷商时期的《盘庚》篇①，西周初的《牧誓》、《大诰》、《无逸》等篇，虽是统治者言论的记录，但并不完全是直录口语，而是经过史官的文字处理，可以看作最早的“文章”。从口语到长篇的书面记载，必然促进了文字的表达能力。以后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在语言表现方面越来越成熟。特别是作为叙事的作品，它们所包含的安排情节、描绘人物、渲染气氛，乃至某种程度上的虚构（尤以《战国策》为甚）等多种因素，都具有显著的文学性。这种情况到《史记》臻于顶点，构成中国古代文史结合的传统，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又为戏剧提供了许多精彩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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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盘庚》可能经过周人的处理，但大体上仍保存了原貌。以及通过语言的美化和感情的抒发直接打动读者，这本身就属于文学性的现象。
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繁荣的诸子散文，属于讨论政治、哲学、伦理等问题的思想性著作。因为它是在论辩争鸣的风气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逻辑愈严密，使用的修辞手段也愈丰富。如果说历史著作主要发展了文字的叙事能力，那么诸子散文则显著提高了人们运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这对后代包括文学散文在内的各种文章，当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先秦诸子在论说事理的过程中，还经常引用寓言故事帮助说理，不但散文，诗歌在战国后期也得到重大发展。《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相隔三百多年的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间隔在《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三百多年，正是先秦文化非常活跃的时期。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字著作，都经历了从简约到繁富的变化。尤其是战国时期，在辞采方面的铺陈、夸张，已经成为普遍的追求。试以《左传》、《战国策》与《尚书》、《春秋》相比，以《庄子》、《孟子》与《论语》、《墨子》相比，我们会得到十分强烈的印象。这样一个总的时代气氛，对《楚辞》的产生必然有重要影响。
同时，《诗经》与《楚辞》之间还存在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尽管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丰饶的天然物产使南方人民的谋生活动较少艰难，曲奥多变的地貌和丰富多采的植被容易培养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未曾消退的、相信人与鬼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导致种种奇幻的想象。
因而《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楚辞》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来得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也就是语言节奏），除了《诗经》普遍使用的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中人、事的范围。总之，《楚辞》表现了更丰富的情绪和美感。
秦、汉统一以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典范而存在。当人们需要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与道德性，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时，往往标举“风雅”，同时也常常有人把《国风》——尤其是其中的爱情诗——作为抒发朴素的真情的榜样来推崇；而期望以美丽的语言抒发奔放自由的情感的诗人，多效仿《楚辞》。有时加上一部《庄子》，“庄骚”并称，更具有思想自由翱翔的意味。
⑹ 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题材
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上的两大主流：
神怪传奇小说和历史演义,才子佳人小说.前者如:<<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镜花缘>>等.后者如:<<东周列国志>><<红楼梦>>,<<平山冷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小说”一词的演变发展情况
中国古代小说，经过漫长的道路，直到唐代才真正地具备了小说要素。
1．先秦两汉——古代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神话、寓言、史传、“野史”传说、宗教故事等都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同时也露出小说童年时期形成志人志怪两大类的端倪。
神话：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神话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这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要素。
寓言故事是一种短小精悍而又富于讽刺力量的文学样式，其特点是通过假托的故事，说明一个抽象的道理。先秦寓言，它敢于干预生活，有助于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它的讽刺艺术，直接为后世小说继承和借鉴。后世的讽刺小说的小说中的讽刺艺术，无不受到寓言的积极影响；它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又开创了自觉地虚构故事的先河，在叙事、写人、拟人、状物、夸张等多方面的艺术经验，为小说家所汲取。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它改变了以往以编年体或国别体记叙史事的传统，以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的历史性的活动来说明历史。就对小说的影响而论，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外，还在于曲折细致地描写妙趣横生的故事场面，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身份、性格。故事生动、人物逼真，富于戏剧性和小说意味，不仅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为小说文体的形成直接提供了编写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
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迷信传说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形成了古小说中语怪与纪异两大类别。先秦时代的宗教形式主要表现为巫教。
2．魏晋南北朝——古代小说的童年期。此时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合称笔记小说。这一时期，我国小说初具规模，刘义庆《世说新语》（志人）干宝《搜神记》（志怪），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只是“粗陈梗概”：描写人物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所写故事，大多是实录性质，缺乏艺术上的虚构，作者们只是搜奇记轶，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但它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影响是巨大的。
3．唐代——古代小说的成熟期。唐代出现了唐传奇。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较之童年期的作品，唐人小说有长足的进步：有意识地做小说，从鬼神灵异、奇闻逸事走向现实生活，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创造和提高。著名的唐传奇有：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
4．宋代——话本产生。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也称“话本小说”。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小说依然存在，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从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作品描写的对象由封建士子转向平民，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发生了变化；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的基础。代表作有《错斩崔宁》、《三国志平话》。
5．明代——白话小说蓬勃发展。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体制、形式创作的小说。如《玉堂春落难寻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明代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著名的作家作品：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明清出现了“章回体小说”。其特点是分回标目，常取一个或两个中心事件为一回，每回篇幅大致相等，情节前后衔接，开头、结尾常用“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口头语，中间穿插诗词韵文，结尾故设悬念吸引读者。这一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到顶峰，产生了一大批不朽的名著。明初，《三国演义》（罗贯中）和《水浒传》（施耐庵）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中国小说以短篇小说为主转入以短篇小说为主。“四大奇书”在所属的各类题材的小说中独占鳌头：《三国演义》是小说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典范；《水浒传》既是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也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典范；《西游记》（吴承恩）既是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也是一部神魔小说的典范；《金瓶梅》既是第一部写世情的小说，也是第一部由文人独力创作的小说。
6．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高潮。清代的《儒林外史》（吴敬梓）和《红楼梦》（曹雪芹）的问世，把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推向高潮。此时的文言短篇小说著名的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红楼梦》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成低谷状态，至晚清才又繁荣起来，晚清长篇小说有一千种以上，著名的有“晚清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篇小说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两种短篇小说双线发展，明代开始，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状态。
我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叙事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
○中国古典名著诗：
东西三水桃花红，官场儒林爱金瓶。三言二拍赞今古，聊斋史书西厢镜。
附解：东——（清）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西——（明）吴承恩《西游记》；三——（明）罗贯中《三国演义》；水——（明）施耐庵《水浒传》；桃花——（清）孔尚任《桃花扇》；红——（清）曹雪芹《红楼梦》；官场——（清）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儒林——（清）吴敬梓《儒林外史》；金瓶——（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三言——（明）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今古——抱瓮老人辑的明代话本选集《今古传奇》；聊斋——（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史书——（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厢——（元）王实甫《西厢记》；镜——（清）李汝珍《镜花缘》。
⑺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小说出现较晚。( )、( )是其雏形和源头。其后时要六朝( )
中国古代小说(先秦-鸦片战争前)的发展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从"酝酿--雏型--成熟--转变--繁盛",体现了古代人民为创造民族的文学样式,民族的文学精品,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中国古代小说孕育于先秦时期的远古神话，经历了汉魏六朝杂史、志怪志人的成长，唐传奇的成熟，宋明话本、拟话本的发展壮大，最后在明清章回小说中展示出生命的辉煌。 从语体上说，中国古代小说又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从艺术的渊源上说，中国小说的萌芽状态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山海经》被称为“古今小说之祖”。先秦的史传文对小说的影响也很明显，《战国策》因其叙事的成熟完备及其中多篇显著的虚构色彩，更是被当作最初的小说体裁之一——杂史小说的开端。
汉代出现了第一篇初具规模的杂史小说《燕丹子》，它比《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更富传奇色彩。
中国小说初具规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其标志就是小说由写事为主转向写人及其性格特征为主，从而确定了人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按内容可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类，前者以写神灵鬼怪及其妖异怪诞之事为主，代表是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后者以记载人物的琐闻逸事为主，代表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也是文言小说的第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小说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唐代传奇的出现与繁荣。他们在内容的丰富性、题材的多样性、人物的形象性、故事的艺术性和文笔的生动性等方面都是六朝小说所无可比拟的。涌现出一系列优秀传奇小说，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等。内容以言情为主，搜奇记逸，文字婉转华艳，代表着早期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是文言小说的第二个高峰。
宋代出现了话本小说，它是民间说书人讲史或演说的底本，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表达市民心声。如《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记》、《错斩崔宁》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也是中国白话小说的滥觞之作。
明代掀起文人模仿话本风格而改编创作“拟话本”的高潮，“三言”、“二拍”、“一型”为其代表，也是古代白话小说的第一个高峰。“三言”即由冯梦龙选编加工而成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它对民间文学的继承与革新，它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白话短篇的形式，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繁荣，《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其优秀代表。“二拍”即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它比“三言”更注意求奇求巧和强调自身的创作主体意识。“一型”即陆人龙的《型世言》，创作精神由改编变为独创，重视小说议论和教化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面繁荣和辉煌是明清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和文言短篇小说的全面丰收与总结。白话长篇主要包括：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一部白话长篇历史小说，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施耐庵的《水浒传》（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开小说英雄传奇之先河）；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开文人独立创作白话小说的先河，力促世情小说的成熟与繁荣）、吴承恩的《西游记》（第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浪漫主义白话长篇小说的杰出代表）；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国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曹雪芹的《红楼梦》（人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与总结，代表着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内涵极为丰厚的鸿篇巨制）。煌煌巨著，构筑起古代白话小说的第二座高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代表着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第三个高峰。
⑻ 古代战争题材小说，主角姓林，是东阳林阀出生，开始当小官，后来通过战争当上皇帝的，还有对草原部落的
更俗的《枭臣》
⑼ 中国小说史的萌芽期
神话传说是古老的人民口头创作,是人类文学的童年.上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抗争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经常受着自然的严重威胁,对于常见的自然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现实生活的矛盾,引起人们幼稚的,主观幻化的想像.初民按照自己的想像,按照自己对自然的理解和期望,创造了神话;也按照自己的生活,自己所熟悉的形象,创造了人格化的神.
例如“精卫填海”《山海经 北次三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曰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则神话可能产生于沿海居住的部落,由于大海经常吞没人的生命,于是人们便产生了征服大海的幻想.神话中的女性,因游于东海被淹死,她的灵魂变成了精卫鸟,她勇往直前,坚持不懈地衔着一块块石头,一根根树枝,去填塞波涛汹涌的东海.她的填海,不只是为自己雪恨报仇,也是为后人除害造福.以精卫之小,去填无边无际的东海,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她的身上,体现了远古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的决心.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国小说的最初渊源,其中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正是萌芽时期的小说艺术要素,其题材也多为后世小说所汲取. 先秦两汉散文从多方面给小说文体的形成提供了艺术经验.其中,影响最大者为写人,叙述故事和政治,军事方面的抗争. 写人,是小说的中心,没有人的活动,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故事情节;没有人和故事情节,就没有小说,或者不能叫做小说.先秦散文中,有许多篇章的人物描写,个性神态,鲜明生动,给后世小说家塑造正反典型形象以有益的启示.
故事情节是人物活动和人与人关系的记录,或者说是人物的历史.对小说家来讲,必须善于编写故事,不会编故事的作家,也就写不好小说.在这一方面,先秦散文,尤其是历史散文,给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在描写政治抗争,军事抗争方面,先秦散文为后来描写战争的小说累积了艺术经验,尤其是《左传》,把政治抗争与军事抗争结合起来叙写故事,堪称典范.
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文学,它改变了以往编年体或国别体记叙史事的传统,以人物为中心,透过人物的历史性的活动来说明历史.由于司马迁善于选择典型情节来反映历史事件的本质,语言生动,精炼,善于描摹人物的性格特点,使《史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一角度看,《史记》又开创我国传记文学.《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就对小说的影响而论,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外,还在于曲折细致地描写妙趣横生的故事场面,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身分,性格.故事生动,人物逼肖,富于戏剧性和小说意味,不仅为后来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为小说文体的形成提供了编写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经验.加之杂史,杂传不像正史那么严谨,大量采录奇闻轶事,杂以虚构,使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致,成为我国史传走向小说的一种过度形式.
先秦两汉散文,尤其是史传文,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描写战争,都为小说文体的形成准备了艺术条件,对后来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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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颜
挺好看的一部小说 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