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张永义子

⑴ 张问陶的一代诗宗

中国历史悠久，诗人辈出，多如繁星。因受规模和条件限制，能写入文学史的诗人，是极少的。以清代诗人为例，正处在筹备阶段的《全清诗》，“初步测算作者总数约为十万家，成书则当在一千册以上。”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得诗27000余首。而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清代诗人只占《清诗汇》诗人总数的千分之三、四。中国社科院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6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9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清诗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诗人入《中国文学史》，而张船山即为其中之一，足见船山在清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种通行清诗选本中，船山诗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绪五年（1879）刊印的《国朝全蜀诗钞》（孙桐生辑选），规模宏大，体制精严，是清代蜀选本中集大成者。该书共64卷，计选诗人362人，存诗5900余首，其中张船山诗入选最多，独占6卷，入选诗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诗草》的五分之一，占《国朝全蜀诗钞》的十分之一，“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可见船山在孙桐生的心目中是大头，就全清诗人而论，蜀诗人中能跻身于第一流的，也只有张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间的性灵派在华夏拥有诗人之众，是过往的许多诗派无法比拟的，而巴蜀诗人恰恰是通过张问陶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带领一批诗人，影响着一批诗人。因而，活跃在诗坛，齐集在张问陶周围的蜀中诗人都崇尚性灵，……形成了众星拱月、群星灿烂之势，迎来清代巴蜀诗歌中最为壮观的黄金时代。”
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计200余卷，是清诗选本中影响大、声望高者。该书入选船山诗37首，为蜀中诗人入选最多者。其他蜀中诗人，如李调元入选4首，彭端淑1首，费密8首，张问安11首，卓秉恬1首，刘沅1首，张鹏翮2首，刘光第7首……。在乾嘉时期全国性诗人中，张船山入选量仅次于袁枚（41首），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诗人，如黄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蒋士铨27首，赵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吴锡麒13首，孙原湘23首，郭频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韫玉6首，王昙4首，黄丕烈1首，顾翰9首，王学浩6首，王芑孙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杨芳灿17首，黎简34首，陈文述5首，吴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见，船山在乾嘉诗坛地位之显赫。
当代著名清诗选本，也给船山崇高地位。如钱仲联《清诗三百首》（1985年岳麓书社版），选张船山诗3首，仅低于袁枚（5首），而高于赵翼（2首），蒋士铨（未选）、洪亮吉（1首）、吴锡麒（2首）等人。陈祥耀《清诗精华》（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诗8首，比乾嘉其他诗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蒋士铨4首，洪亮吉3首。李梦生《律诗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律诗3首，高于袁枚（2首）、赵翼（2首）、龚自珍（2首）。该书中选清诗人3首及以上者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见张船山是清代律诗写得最好的十大诗人之一。
出版的清代诗歌史及辞典，如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霍有明《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胡传淮《张问陶年谱》《张问陶研究文集》等，都给了张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杨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中，列专节以《性灵派大家张问陶》为题，评述船山诗作及贡献，并云：“乾嘉时期是清代巴蜀文学最繁荣的时期……。这一阶段最辉煌的一页，是产生了大诗人张问陶。”又说：“从汉代以来，巴蜀出产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虞集、杨慎、张问陶这十大文学家，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迄今为止，几乎任何中国文学史，都要对上述十人的文学成就作出介绍。”
张船山是诗、书、画三绝奇才，当时名震海内、群相敛手，有的诗人写诗作文，自愿化为妇人，为他效力，甚至作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晚清诗人易顺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诗作多至万首，“自谓为张船山后身”。南社诗人柳亚子（1887－1958），有诗云：“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讲述了张船山在山东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传》中，写不少人照张船山诗意做诗；张恨水在小说《春明外史》里，让主人公杨杏园步和了张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诗，引得人们纷纷寻找《船山诗草》来读。可见，船山诗影响之大。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扬忠先生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分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著名学者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 综上所述：张船山在清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一代诗宗，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是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
以上摘自胡传淮《刍议张船山在清诗史上的地位》一文（发表于《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04期）。

⑵ 塞缪尔·巴特勒念什么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
死后成名，这在文学史上是经常有的现象，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兰佩杜萨的《豹》都是作者身后得以发表并受重视的作品。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 1902)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在世期间，他自费印书，亏损了将近1000磅，销量最多时也仅有五六百册。1903年，长篇小说《众生之路》悄悄出版了，这时候没有人理会它的作者巴特勒的周年祭日是几月几日，直到戏剧大师萧伯纳对此书发出惊呼，赞誉巴特勒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仔细想想，后来的英美文学史上涌现了那么多的自传体性质的成长小说，从毛姆的《人生的枷锁》到托马斯·沃尔夫的《天使，望故乡》，太多的作家热衷于回顾过去、父母和童年，这个源源不断地还在继续扩大的队伍，早就经由忧伤的法国贵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而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永存的意义。如此看来，有着肇始者身份的巴特勒，虽然发表了许多奇谈怪论，例如考证出史诗《奥德赛》的作者必定是个女性，等等。但仅此一部《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能够在1998年兰登书屋评选的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排名第12位，远远高出海明威、戈尔丁等诺贝尔奖得主的代表作，就足以说明其历史地位了。

就我个人的阅读生涯而言，巴特勒无疑是个迟到者。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一本并不起眼的小说《如此人生》(浙江人民出版社，蒋炳贤、任明耀合译)的封面上。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发行了巴特勒的这本遗著，并由翻译家黄雨石先生最终定名为《众生之路》。但是，当时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法国小说，比如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和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我甚至读过一本化名埃米尔·阿雅尔的传奇作家罗曼·加里所写的小说，书名也译作《如此人生》。相比于加里两次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业绩，巴特勒这个从英吉利海峡漂流过来的名字就显得黯然失色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以作家的名声大小来挑选个人准备阅读的作品，是多么地愚蠢有害。现在，我已经不再迷信什么“××获奖文库”或者“××学者主编”的译丛了，真正的大师杰作永远都静悄悄地呆在一个尘冷的角落。例如，我始终认为桑顿·怀尔德的中篇小说《圣路易斯桥》要比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更出色；同样，巴特勒的第一部作品《埃瑞璜》(1872)，也要比后来的那些“反乌托邦”小说更生动有趣。英文单词nowhere(乌有乡)被倒过来拼写成了巴特勒笔下的一个地名，在埃瑞璜之国，疾病应受惩罚，而道德上的堕落和犯罪行为却得到了同情宽恕，塞缪尔·巴特勒借此辛辣地讽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难怪有评论家认为，《埃瑞璜》(Erewhon)是继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之后英国所诞生的又一部讽刺文学经典。

如果说，《埃瑞璜》至少还给作家本人带来了“六十九镑三先令十便士”的经济收入，那么，创作《众生之路》(1873—1885)不仅消耗了巴特勒长达十多年的生命光阴，甚至掏空了他的内心。因为这不是一本无病呻吟的爱情小册子，而是讲述了庞蒂菲克斯家族三代人的历史，主人公欧内斯特的成长道路显然留下了作家巴特勒生平经历的影子，你很难想象，巴特勒是如何把现实中的“自我”和虚构出来的人物区别对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如影随形那么简单，而是血浓于水。

小说的第四十七章，主人公欧内斯特又回到剑桥去，在圣约翰学院的教堂后面，有一条由许许多多肮脏破烂的房屋组成的“迷宫”，在那里居住的各种年岁的人都有，从孩提少年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欧内斯特上学期间，很多长时期生活在学院里的纨绔子弟，无一例外，从来都找不到“那穿过无数弯弯曲曲的小巷通往‘迷宫’的道路”。完全可以认为，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众生之路》就是为了写给沉默的大多数，我们的作家朝着那些生活中苦难迷宫中的芸芸众生敞开了心门。

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在他的随笔《一本影响了我的书》里称赞巴特勒是“转弯抹角的大师”，他的著作不是为了成为文学史上的纪念碑，却能够“和我们自身的道路重合”。这样的作家不是让你摆在书架上供奉着的，而是可以放到枕边同眠。张永义／文(《众生之路》，塞缪尔·巴特勒著，黄雨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埃里汪奇游记》，塞·巴特勒著，彭世勇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⑶ 清代诗的清中张问陶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清四川遂宁人，清初名相张鹏翮玄孙。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五十五年（1790）三甲第55名进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检讨；嘉庆五年（1800），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城；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十七年（1812），称病辞官；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病逝于苏州，归葬蜀中故里今蓬溪县金桥乡两河口。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著有《船山诗草》及《补遗》，共26卷。张船山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不单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为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胡传淮所著《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对了解张问陶的生平事迹可资借鉴。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忠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分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清代四川遂宁人张问陶，是乾嘉时期性灵派的大诗人。他一生忧国忧民，风节高尚，又天赋很高，才华横溢。从15岁至51岁谢世，写诗5000首左右，今尚存3000余首之多。同时代诗人们人誉之为“长安第一”，“青莲再世”。性灵派首领袁枚誉之为“倚天拔地之才”。张氏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造诣颇深，深得大家称许。”著名学者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
张船山与唐代李白（号青莲）、宋代苏轼（号东坡），号称古代巴蜀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三位诗人。四川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分别用他们的名号给其家乡命名。李白故里命名为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苏轼故里命名为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张问陶故里命名为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船山区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清代伟大诗人之名号命名的县级行政区，这是整个清代诗人的光荣，更是张船山的光荣！因为，清代诗人多达十万之众，能享用其名号来命名县级行政区的，唯有张船山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