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主要形式

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

中国古代诗文化是中国艺术辉煌时代产生的、无法企及也不可再造的世界艺术的经典文本。古代艺术中的意义空白与未定性作为中国诗文化的内在精韵，具有中国文学精神的某种全息性。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审美解释学关注的核心论题，是以意境为主形态的中国艺术意义的生成与运作机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意境的空白与未定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诗文化独特的艺术把握方式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未定性与意义空白，有过十分深刻的认识与总结。在古代文论中，对它的论述可谓帛册盈箧，篇章如云。钟嵘在《诗品·序》中认为：“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 无极之所已非字面所在，有余之意常蕴空白之中，诗的最高境界在于无极之味。刘勰认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2 ，“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3 他强调了中国古代诗歌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的含蓄深刻的美。司空图《与极浦书》引戴叙伦语：“诗家之最，如蓝天日暖，良玉生烟，可望不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4 。又称“近而不俗，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5 。司空图上承庄子，提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诗歌理论，推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味外之旨”为“全美”：
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以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6
司空图从审美角度深研细琢“韵外之致”，见解超拔，后世学者多步其后尘。苏轼就有论诗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7 。的确言中空白的无限蕴涵。更有严羽《沧浪诗话》说得最妙：“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8 《漫斋语录》云：“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古人就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骚；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语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9 在这里，空白与未定性的运用几成品评诗歌高下之标准。王骥德曾论及戏曲创作的咏物，认为“不贵说体，只贵说用。佛家所谓不即不离，是相非相。只于牝牡骊黄之外，约略写其风韵，令人仿佛如灯镜倩影，了然目中，却捉摸不得，方是妙.
1 钟嵘：《诗品序》，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309页。
2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
3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
4 司空图：《与极浦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201页。
5 司空图：《与极浦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201页。
6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196页。
7 苏轼：《送参寥师》。
8 严羽：《沧浪诗话》见《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郭绍虞校释本。
9 魏庆之：《诗人玉悄》卷十，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手。”1 汤显祖亦称诗“以若有若无为美”2 ，这位戏剧家也深谙未定性与空白之妙。王夫之说：“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3 姜白石言诗词：“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4又彭轲论诗道：“盖诗之所以为诗者，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5 从篇章浩繁的有关论述中略撷其一二，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家虽然具体说法各有差异，但却毫无例外地都看到了中国文学中空白与未定性这一重要特征，对之赋予了极大注意，留下了一系列十分深刻的见解。朱光潜先生早年就曾对此作过深刻的概括：“无穷之意达之以有尽之言，所以有许多意，尽在不言中。文学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推广地说，美术作品之所以美，不是只美在已表现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这就是本文所谓无言之美。”6 朱光潜先生的“无言之美”深刻总结了空白与未写性这一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
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美学与批评也已对空白、未定性与读者(观者、阐释者、批评者)之间的相互触发、宛转相关、象外追维、使人自得的关系有了很直观的经验式体察。沈宗蹇在《芥舟学画篇》中说：“树石本无定形，落笔便定。形势岂有穷相，触则无穷。态随意变，意以触成，宛转相关，遂臻妙境”7 。笪重光《画筌》云：“乃知惨淡经营，似有似无，本于意中融变，即令朱黄杂踏，或工或诞，当于象外追维。”8 刘熙载亦云：“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9 这些论述尽管不具备完整的科学形态，但确实精确地从经验角度作出了描述：空白与未定点是无数的(形势岂有穷相)，因而对它的填充也是“无穷”的；本文的“态”与观者的意互相作用(触)，经过一系列填充或具体化活动(宛转相关)，最终到达审美境界。笪重光所言的“似有似无”，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有意无意之间”的论述，表达的正是一种未定性内涵。刘熙载的“正欲使人自得”指的恰恰就是本文对读者的召唤，已经认识到了“不系一辞”的空白须由读者的能动活动去填补。
从古代文学美学与批评的发展来看，空白与未定性首先表现为本文层次上言与意、虚与实、显与隐、形与神的矛盾对立运动，是感兴的启端、虚实的转换、含蓄的寓意、曲致的妙着。其次，相对于接受者的审美感觉，它呈现为对兴会的引导，对体味的召唤，对顿悟的企待和对兴象的营造。它作为一种调节动作的中介机制，使本文的空白未定因素在读者参与中得到填补或具体化。在此二者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论形成了以意境为主形态的古典审美意味世界，展现了艺术的审美本质，体现了中国诗文化诗哲学独特的艺术把握方式。
二、虚实隐显之间
在本文层次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未定性与空白的第一重意义充分表现为言与意、形与神、虚与显示、情与景、含蓄与明朗等一系列的矛盾对立运动。清代布颜图曾论及中国艺术的这一“至道”：
吾所谓隐显者非独为山水而言也，大凡天下之物，莫不各有隐显，显者阳也，隐者阴也，显者外案也，隐者内象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也。
1 王骥德：《曲律》。
2 汤显祖：《玉铭堂文之四·如兰一集序》。
3 王夫之：《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笺注本。
4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中华书局本，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
5 彭辂：《诗集自叙》，味芹堂本《明文授读》卷三十六。
6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弟480页。
7 沈宗蹇《芥舟学画篇》见《中国画论类编》。
8 笪重光《画筌》见《中国画论类编》。
9 刘熙载《艺概·诗概》。
10 布颜图《学画心法问答》，见《中国画论类编》。
这是中国艺术的一条根本精神。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意象说、形神论、风骨论、神韵论、气韵论、兴趣说、滋味说、象外说、性灵说无不包含有这种虚实隐显的矛盾对立运动。正是通过这些对立因素双方间的矛盾运动，才大大拓宽了艺术的表现领域，逐步展开了艺术形式的独特发展史，而未定性与意义空白就是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最本质的范畴与构素之一，它在这种矛盾对立统一中臻达更复杂、更充分、更丰富的表现力。它是具象的，又是写意的；它是绘形的，又是入神的；它是确定的，又是未定的；它是直感的，又是默会的；它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它是征实的，又是空灵的。这一切对立矛盾的运动都是要通过表达与非表达、表达与无表达、表达与反表达臻达更高更巧妙的表达。因而，它既具有特定形象的直接性、确定性、可感性，又具有想象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可生产性。它的写实部分在本文中呈现为“景”、“境”、“象”，这些部分在本文中是一种笔触实相、自然妙会的直观性存在。这些直观性存在在本文中设定了一种婉转的曲径或者蕴蓄了一种势能，导引读者自己去抵达实境之外蕴含的那个尚且虚在并处于模糊状态的，蕴量很大、经过感性抽象再造的艺术虚境：入“神”临“意”、以实求虚、韵味涵泳、通幽默会。这就是作品中不确定的，作为空白、空无需要读者去现实化、具体化的部分，是所谓“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是“盖轮扁所不得言，亦非华说之所能精”的部分。《四虚序》云：“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否则偏于枯瘠，流于轻俗，而不足采矣。”1 这就是说，以虚为虚无法达于虚，只有以实求虚才能通达艺术极境。中国古代艺术中对空白与未定性的高度张扬正是对作为全部表达技巧手法对立一极的非表达、无表达和反表达的推崇。因为一切非表达、无表达或反表达正是以表达的形式技巧、手段、方法为相互依存的前提的。宋代包恢说：“诗有表里浅深，人直见其表面浅者，孰为能见其里而深者哉!犹之花焉，凡其华彩光焰，漏泄呈露，烨然尽发于表，而其里索然绝无余蕴者浅。若其意味风韵，含蕴蕴藉，隐然潜寓于里，而其表淡然无外饰者，深也。然浅者韵羡常多，而深者玩嗜反少，何也?知花斯知诗矣。”2 正是表达与非表达间的相反相对，构成了艺术表现的存在方式。纷纭为状，万取一收，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这个意义上讲，空白与未定性是艺术形式技法的极致。
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空白与未定性是中国艺术形式发展的历史成果。例如，从山水画史来看，由写实渐趋尚意，就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亦可窥见未定性与意义空白渐趋深广之势。
如中国画发展到尚意又善于用虚，则直到南宋的马远、夏圭时代，才开始特别在“无”处下功夫，引向广渺邃深，大大扩展了空间艺术的表现效果，气势生动，境界空灵，为前所未有。在引之前北宋汴京流亡南宋临安的李唐，与马、夏相比，便似乎尚未得虚空之妙。他的《采薇图》和《万壑松风图》尤其是后者，不免给人以迫塞之感。到了元代倪瓒(云林)和清初弘仁(渐江)，其风格已不同于马、夏，但也能“意有所忽”，笔有未尽，一片空蒙深远，深得象外之趣。他们这时的风格实际上已扬弃了前人的艺术风格，在更高的基础上，融汇前人，自创新意，形成既空蒙深远，又沉酣雄厚的艺术特色，并不显出丝毫浮薄。司空图的“返虚入浑”正道出了这种形式自身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特点。
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如此。经过唐代诗歌高度发达的创作实践，读者日益进入作者的创作视野，因而在艺术形式的发展中，空白与未定性才越来越多地作为艺术的重要性质、重要手段和技巧而进入审美活动。司空图、严羽作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概括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才有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综合和概括。从穷形极貌，极尽雕镂、描画之工(如汉赋)到认识到“万古不坏，岂唯虚空”3 ，此中既有整个艺术形式的历史演进，同时也在每一时代每一个体身上发生。
本文层次上的空白与未定性的动态实现依据于语言的暗示功能，
1 见范唏文《对床夜语》卷二，见《历代诗话续编》。
2 包恢《书徐致远无弦稿后》，见《中国古代美学丛编》(上)，第151页。
3 袁枚《续诗品·空行》，见《小仓山房诗集》卷20，四部务要本。
摇东”1 。明陆时雍道：“诗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诗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善言情者
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2 清刘熙载更明确认识到空白与未定性不是“不言”，而是以“不言言之”：“词之妙，莫妙于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3 这里的寄言，就是借助于语言的多义指涉、暗示隐喻的功能，以有指无，在无中生有，以此达彼，在彼中“用意”，这正是文学语言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根本性质。
法国文学批评家杜夫海纳曾从符号学角度对语言作了一个简短的分类：
分类的中央是语言学的领域，语言，它是意义的最佳场合，人们可以这样给它下定义：它使我们能利用代码传递信息；在语言中，信息与代码是互相依存的，也可以说是平等的。在中央以外，有两个极端；一端是次语言学领域，它包括所有尚未具有意义的系统，其中当然有能指、指号或信号，但它们还有待于分辨，而不十分有待于理解；有代码，但没有信息；意义被还原为消息。另一端是超语言学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系统是超意义的，它们能使我们传达信息，但没有代码，或者说代码越是不严格，信息就越是含糊不清；意义于是成为表现。当然，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同一意义整体可以伸展到这三个层次，但着重点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看来，艺术似乎是超语言学的最佳代表。 
杜夫海纳的分类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论中通过空白与未定性来充分发挥语言暗示功能的传统很有启发意义，他揭示了艺术语言作为超语言系统的特点——它的超意义的性质。同实践语言的指义明确、直达观念不同，文学中的本文语言既有“文义”(表层意义)，又通过“文义”预示“用义”(深层意味)。如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所说，“有辞前义，辞后义”。“用义”、“辞后义”，就是超越原始含义的指涉。
含有空白与未定的艺术虚境在阅读复现中产生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具有间接的不确定的具象性。所谓“朦胧萌坼，浑沌贞粹”是也。因为要唤起这种境界的艺术美，必须俟诸读者的审美想象，而审美想象又是通过意象运动来达成的。因而这种象外之象便包含着各种与作品中的实境之象相关的复现性意象和创造性意象(象外之象)。这种虚境中的创造性意象由于没有可以验证的标准或唯一模本，也由于读者意图的当下参与和调节，呈现为一定程度的任意性、散漫性和可生产性的特征；而复现性意象则更着重于本文信息的接纳，转换与复现，具有受动性，指向性和组织性。艺术虚境中的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就是复现性意象和创造性意象的和谐质。本文中所表现的只有“象外之象”中的第一个象，因而“象外之象”中的第二个“象”的具现就必然地显现出间接和模糊的特征。正由于其意象的创造性，因而充分地挖掘了接受者审美感受中的直觉和潜意识。同时，由于意象的复现性，又表现为理性对感性的渗透和沉积。所以，这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便“至虚而实，至渺而近”，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二是由于艺术虚境的模糊性、泛指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韵外之致”、“言外之旨”表现出诉诸于想象的巨大容量和可塑性。宗白华先生称：“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这也就是本人曾予述及的“象象生象”的想象运作方式。想象这种意象运动极其灵活，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它在创造性意象中呈现为无穷的广阔性，在复现性意象中又呈现为相当的准确性。所以，此中的情趣、气氛与联想往往是流动变化的，貌似确定而又不确定。特别是本文中的实境导向，往往为了保证韵外之致的容量而采用十分隐蔽、含蓄、曲折的形式来表现，不即不离，不皎不昧，不粘不脱，因而呈现于想象之中的言外之旨便必然表现出模糊性、泛指性与多义性。这时的“味外之旨”“弦外之响”无法用概念简单地穷尽与说明，以至出现“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含蓄无垠，思致微妙”，“会于心而
1 袁枚《续诗品·空行》，见《小仓山房诗集》卷20，四部务要本。
2 陆时雍《诗镜总论》，见《历代诗话续编》。
3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上海古籍出版社。
4 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79页。
难以名状”的特征，而且由于其直觉的瞬间体悟和情感的流动无羁，使作品呈现“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的复杂情形。
似往已回，如幽匪藏。含蓄不尽，斯为妙谛。
三、澄怀味象
空白与未定性的第二重含义指向接受者的审美感觉。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现象学感悟方式和对读者的极端重视。从创作到欣赏都同样重要地内在于文学本体之中。同时，在中国文学中，文学从来就是一种过程，一种贯通和互相间作用的“历史——现实——作品——读者——社会——人生”的活动，一种西方人所谓的“事件”。
中国古代艺术在其自身形式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含蓄、寓意、双关、寄托、讽谕、比兴、曲喻、暗示乃至象征等手法构成的一整套意义空白与意义未定性的艺术特征和表意体系。与之相应，也形成了知音、体味、顿悟、兴会、兴象等一整套艺术感知方式。这是一种绝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当代认识论的反映论的审美感知方式，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当代现象学所苦苦探寻的那种直觉感悟方式。这种感悟方式对艺术中空白与未定性的感知能力有极高的要求。乐记中就有“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者。知乐则几于礼矣”1 的论述，强调“审声以知音”，否则就没资格欣赏艺术。这一层次的空白与未定性充满着这种积极的读者意识和召唤性。音为知者赏，伯牙鼓琴，知音善赏的钟子期听琴音而知雅意，领会到伯牙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的音情诗意，所以创作者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中，先在地暗含着一种“读者”在文本之中。
当代机械唯物论与庸俗社会学将作品当作客观物体来认识，将阅读文学当成学习数学或物理公式，探囊取物，开门攫宝。根本忽略了文学本体充满着空白与未定性这一本质特征，忽略了由此产生的相应的对空白的艺术感知能力。中国现象学式的文学感知追求交相呼应，追求对作品的参与与感应、共鸣与交流。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指出：
夫唯深识鉴奥，必观然内怿；譬春分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显然，如果本文中创造了众多的不全，它本身就创造了指向全的一种心理势能，如果作者在本文中设计了九曲幽径，本身就是对读者的探幽发微做出的诱导。艺术中选择未到顶点的含蓄蕴藉的描绘，正欲获得达到顶点的阅读效应。但能否实现只能取决于接受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激活”本文中的审美构素，在何种程度上填补本文召唤结构中的空白与未定性。马克思指出：“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而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着，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它只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3 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艺术形式中未定性与意义空白的存在和召唤，才激起了也生成了主体相应的艺术感觉。没有感觉与文学形式的同构对应，最有韵味的艺术空白也只能是真实的空白，永远得不到填充的空白。
由空白与未定性引起的中国文学的审美感知方式是独特的，这就是体味与顿悟的所谓“东方方式”。它是与本文创作的“写意”方式互为表里、互为体用的审美经验的中国式的

Ⅱ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并举出各阶段的代表人物作品

1、起源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志人”“志怪”小说，合称笔记小说。这一时期，我国小说初具规模，这些小说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只是“粗陈梗概”。

描写人物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所写故事，大多是实录性质，缺乏艺术上的虚构，作者们只是搜奇记轶，而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但它对后世小说戏剧的影响是巨大的。

代表人物作品：刘义庆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

2、发展阶段

唐代出现了唐传奇。唐人小说有长足的进步，有意识地做小说，从鬼神灵异、奇闻逸事走向现实生活，在艺术上有了很大的创造和提高。

代表人物作品：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等。

3、转化阶段

宋代出现了白话小说——话本，也称“话本小说”。从此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的小说史。同时，文言小说依然存在，至此，才以小说作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

话本的出现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从文言到白话，既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又扩大了读者面，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作品描写的对象由封建士子转向平民，作品的思想观点、美学情趣发生了变化；奠定了白话短篇和长篇的基础。

代表作品：《错斩崔宁》、《三国志平话》等。

4、成熟阶段

明代出现了“拟话本”，即明代文人模仿话本体制、形式创作的小说。明代是白话小说蓬勃发展的时代，清代把长篇小说的创作再一次推向高潮。之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小说创作成低谷状态，至晚清才又繁荣起来，晚清长篇小说有一千种以上。

代表人物作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

(2)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主要形式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名著”

1、《西游记》：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还有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2、《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自此以后，文人纷纷效仿。在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小说便蔚然成为一大潮流。直到现在，三国都是一部在文学界上享有盛名的历史小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已写成了各种历史小说，无不是罗贯中历史演义的继承和发展。

3、《水浒传》：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综合”，以它杰出的艺 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 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传》的社会意 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 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 反”。另外一个就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时代敢于“现实”和文学相结合的写作是“作家”人格的一种突破。

4、《红楼梦》：是集讽刺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古代罕见名著。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网络全书风范的长篇小说。

它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及大观园中点滴琐事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并以其曲折隐晦的表现手法、凄凉深切的情感格调、强烈高远的思想底蕴，在我国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会图景、建筑金石等各领域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达到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

四大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此四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难分高低的，都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平和艺术成就，细致的刻画和所蕴含的深刻思想都为历代读者所称道，其中的故事、场景、人物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座伟大丰碑。

Ⅲ 中国古代文学三种文学类型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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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概况

中国文学，即中华民族的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中国文学，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自己的审美观以及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

发展概况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都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与成就，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例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蒙古族的叙事诗《嘎达梅林》等，都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相补充，使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紧接着，又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的光辉代表，即是伟大的诗人屈原。《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诗经》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汉魏六朝，出现了带有民间文学刚健清新风格的新诗体——乐府，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重要标志。《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都是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

七言诗的产生要晚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经过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唐代，近体诗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古体诗和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中国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的关系发展变化经历了“乐府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组合。

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的现实内容和表现形式达到了完美统一的程度，成为可与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苏轼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作家。

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能力。而以“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语言而形成的新的诗歌样式——散曲，则引起了人们新的兴趣。由于散曲大量吸收民间方言俚语，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并且具有以往诗歌中少见的诙谐和幽默，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同时，传统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各代均数量巨大且有自身的特色，但总成就都没有超过唐代。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的文学正宗是散文。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议论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虽然文字佶屈聱牙，但已略能叙事，初具文学特质。

战国时代，群雄争霸，战争频仍，士人们纷纷献计献策、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亦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主要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由于儒、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流派，所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这时期的散文，有感情激越、论辩性强；辞藻华美、结构严谨；多用寓言、善使比喻等特点，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

汉代散文更讲究文采，对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这时期，司马迁的《史记》问世，这部巨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规模宏大又结构严谨，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刻画人物性格、抒情议论，都获得极大成功。因此，《史记》不仅被视为史书杰作，而且传记部分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骈文兴盛之后，散文式微。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文，散文才恢复了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古文，直承秦汉传统，尤以游记散文清新隽逸、生动活泼。后世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清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样式，吸收唐代散文的精髓，融入魏晋南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赋与骈文，是中国文学中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两种体裁。赋源于楚辞体，流行于两汉，有诗的韵脚，崇尚铺张扬厉。骈文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句式的整齐，强调对仗工稳与音律的和谐，不要求押韵。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所以，小说和戏曲，由于不受重视而发展较晚。至元、明、清时代，小说和戏曲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相继出现，如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戏曲《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纪念碑式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著名的小说媲美。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学相比，统一性和单一性相当明显。这种特点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较少，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特殊历史时期外，总的说来与宗教的关系相当淡漠。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性格开始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到清代中叶，大都由于因袭旧艺术形式、缺乏新思想内容而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龚自珍、黄遵宪等为代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运动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号召革命的政治小说也相继产生，例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与此同时，出现了以柳亚子、秋瑾为代表的一群爱国诗人，他们救国图存的作品，形成了近代文学中新的文学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这时期的文学，已成为自觉、独立而又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它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代替文言），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体裁，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现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成了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苦难、抗争与解放、武装斗争，是作品常见的题材。作家与读者有了更广泛而亲切的交流，而且也更广泛地汲取了世界文学新潮的营养。正是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了新的民族文学，并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这时期的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世界性的作家。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等富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小说及大量杂文，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里程碑。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以他的作品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发扬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一方面又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与人民结合，积极表现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精神，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停滞时期，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又出现新的转机，大群新作家走上历史舞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获得多方面开拓，文学内容也获得很大程度的深化，中国文学呈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台湾省文学及港、澳地区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另一轨道上相对独立地发展，也为丰富祖国的文学宝库做出了贡献

Ⅳ 中国古代小说有几种体裁

中国古代小说有7种体裁，分别为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谴责小说和演义小说。

志怪小说指我国汉魏六朝的谈鬼神怪异的一种旧小说。起源于古代神话和传说。轶事小说用于记叙魏晋以来崇尚清谈的知识分子的狂放传闻和轶事是一种小说。传奇小说是一种情节多奇、神异的古典小说。一般指唐、宋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

话本小说指宋元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用通俗的语言把小说、讲史的内容记录下来自己备忘或为传授别人。章回小说是在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分章叙事的小说。谴责小说以揭露社会弊病，并对封建官场和社会的种种病态进行鞭笞与谴责的一类小说的总称。

(4)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主要形式扩展阅读

古代志怪小说的发展：

志怪小说来自汉魏六朝时期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多数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

汉代以后，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广为流布，所以志怪的书特别多。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等。

明朝时期，志怪小说可以举干宝的《搜神记》作为代表，该书收集了许多晋朝以前的神怪故事，成为一部汇编性质的小说集。其中一些优美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董永》、《三王墓》、《韩凭妻》等，长期在民间流传，有的还曾编成戏曲和白话小说。

东晋时期，志怪小说比较完整的还有相传是陶渊明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刘敬叔的《异苑》、吴均的《续奇谐记》等，其他的书大部分都散失了。

Ⅳ 中国传统文学四种形式

文学作品的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中国传统的“二分法”
所有文本体裁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
依据：文本的外部特点即语言形式因素。
这种分类过于笼统，没有涉及题材、构思等问题，难以区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现在已经被废弃。

2、西方的“二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的的“二分法”为代表，他依据文本模仿现实的手段区分了史诗、戏剧两大类。由于史诗是通过语言来模仿现实的，不像戏剧那样有音乐的介入，因此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类型。至于史诗的语言表现形式，可以是韵文，也可以是无韵的散文。
同样是二分法，以亚里斯多德的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论更侧重文本的媒介手段等内在特点。
二三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二分法没有提及抒情诗，当抒情诗在文学中的地位提升以后，二分法被三分法所替代。
三分法是依据文学作品选取题材、构思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以及塑造形象的表现手法将各种文学划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的一种方法。
叙事类文学侧重于以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景物为题材内容，以摹仿、虚构为构思方式，以具体生动的叙述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和表现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文学作品。 叙事性是叙事类文学基本的审美特征。叙事类文学包括小说、史诗、叙事诗、故事诗、史传文学、报告文学等。
抒情类文学是侧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观情思为题材内容，以内心感受和体验为构思方式，以直接抒发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表现创作主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和体味的文学作品。抒情性是抒情类文学的突出的审美特征。 抒情类文学主要有抒情诗、抒情散文、散文诗等。
戏剧类文学是侧重于以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题材内容，以模拟和再现虚拟的真实为构思方式，以人物自身的行为动作和台词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一种文学作品。

三四分法
1、我国“四分法”将文学文本划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有的在此基础上增加影视文学。
我国四分法是根据文学文本的外在形态，同时考虑题材选择、形象塑造形象的特点，以文本的语言特征、体制篇幅为依据作为划分文学体裁的方法。
2、加拿大诗学家弗莱的四分法
他说：“文类的中心原则是相当简单的，文学中文类区别的基础似乎是表现的原则。词语可以在观众前面表演出来，可以在听众面前讲出来；或者它们可以歌唱出来，或者可以为读者写出来。”
（〔加拿大〕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在观众面前表演的诗歌是戏剧；在听众前朗诵的则是叙事诗；自己背朝观众唱或者吟诵就是抒情诗；而小说则是应安静地阅读的。”（〔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弗莱的四分法与我国流行的四分法在立论依据与分类结果上并不相同。

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广义的指自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体起源与发展历程，文学运动、流派，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的考据、研究等等。类似中国古代文学史。狭义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按文学史的习惯，可以划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形式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大量篇章脍炙人口。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Ⅵ 章回体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何时出现首批章回体小说

首批章回体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种传统形式，它起源于宋代的平话，确立是在元末，长篇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其成熟的标志。明代中叶之后，章回体小说发展日益成熟，又出现了大家所知道的《西游记》、《金瓶梅》等等。章回体小说的特点是把整本书划分为许多章节，每个章节称为“回”。

章回体小说流传至今，被世人们所牢记。

Ⅶ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有哪些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性中，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各领域，也各自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的色彩。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现当代文学批评体系西方化了，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也在不自觉中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基本的理论术语却是西方的。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从根本上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新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坚持中国文化传统？这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要改变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模式，不仅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探讨，更重要的还是结合中国文学的特色而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实践。最近，有幸拜读了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想以此为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历史与文学始终有着不解之缘。无论哪种形式的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起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按朝代或时代来对其进行划分，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近代文学等等。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文学的发展和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得好：“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自“昔在陶唐”到“皇齐驭宝”，“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于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人们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常用话语，同时也成为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思想指导。 但是要说起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受制于历史的变化，其内容和形式有时竟也与史学不分，亦文亦史，亦史亦文。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亦即先秦时期，以《春秋》、《左传》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历史著作，同时也被我们称之为“历史散文”或曰“史传文学”；反过来，像《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也被历史研究者视为最珍贵最可靠的上古历史文献，其中有些作品就直接被后世称之为“史诗”，正所谓“六经皆史”、“六经皆文”。到了汉代以后，虽然随着学术的分化而使中国的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用文学来演绎历史或者把历史作为文学题材的现象并没有消失。从远在先秦的《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开始而形成的杂史杂传传统，到汉代以后蔚为大观，出现了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佚名的《汉武帝故事》、刘向的《列女传》等一系列著作。由此而往，魏晋南北朝有轶事类小说；隋唐以后有历史人物传奇；宋代有讲史话本；元代有历史戏剧；明代有历史演义小说；清代有历史题材的说唱；现当代有历史回忆录、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历史”的，形式是“文学”的，“文”与“史”在它们身上如水乳交融一般，永远也不可能分开，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现象。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断代文学史和分体文学史的研究中不断地涉及这种现象，其中一些作品，也是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可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成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化现象来认识，自然也没有人来揭示它的艺术特质，对它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详细的考察。这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杨树增教授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看到了这一文学现象的重要性，并率先对它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一类型的文学统称为“历史文学”，第一次对它的特质进行了具有科学意义的界定，对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历史文学史》（先秦两汉卷），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中国历史文学”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它既是以文学的笔法书写的历史，又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它在先秦时期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由于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国就逐步进入了“理性社会”，原本十分丰富的中国神话传说被过早地湮灭；而史官文化的发达则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重史的传统。这使先秦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那样长篇的史诗，可是却产生了希腊人无法企及的历史著作。如果说，正因为古希腊的神话与史诗的出现才会给西方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武库”，从而奠定了西方文学的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也正因为史官文化的发达，才使得先秦的历史文学成为中国后世小说、戏曲等的重要文化源头，甚至使其成为中国后世诗词曲唱等文学样式的“丰富的土壤和武库”。我以为，杨树增教授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其意义是相当重要的。他不仅为中国历史文学的本质给予定性，写出了第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学史，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发生过程、发展规律，有利于从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内容形式及其鲜明的民族特色，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是在西方文学史观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习惯于按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之路来评价和衡量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例如关于史诗，曾经有许多学者以古希腊的长篇史诗为标准，认定中国古代没有史诗，这甚至被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的标志。这种论断自然是错误的，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诗，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这种解释自然是有道理的。毋庸讳言，《生民》、《公刘》等史诗在规模的宏伟和内容的丰富上远不能与荷马史诗相比，若以此来进行比较，仍然不能说中国的古代史诗与同时期的古希腊的史诗一样伟大。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发达的标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还是在不自觉中受制于西方文学的评判体系，仍然没有脱离西方文学中心论的偏见。而杨树增教授的研究则完全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他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独特的发生发展之路。这正如同杨树增教授所说：我国古代神话史诗的不发达，“这与其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短处’，不如将它视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曾发展出繁荣的神话文学、在荷马史诗的时期也没有产生出具有大型规模的叙事诗，但中国在当时却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那种全面、详尽地反映历史大变革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因此，我们不必为中国没有产生古希腊那样的长篇史诗而自卑，而应该为中国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而骄傲。这对于站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学特色，其启示意义是极大的。 杨树增教授的《中国历史文学史》给我的启发，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而且还有关于中国文学其他方面的内容。“历史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之所以有意义，就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民族文学传统，是在民族文学传统实际中概括出来的。他从民族文化的大背景方面着眼，从中国文化特征的早期探源开始，从文学与史学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网状联系中理出头绪，从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去把握其发展脉络。杨树增教授指出：“中国历史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是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及其演化，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清理出一条清晰的中国历史文学自身发展的轨迹，这条轨迹要合乎中国历史文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当我们将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演化置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去加以观照时，便会发现：中国历史文学特质的形成不仅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也与中国文学文体的演进相联系。”有了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史的框架，杨树增教授自然就把过去文学研究中难以涉及到、或者虽有涉及却因为难以纳入传统的文学系统因而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些著作，如《山海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燕丹子》等纳入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学的范畴，并给它们设定了一个准确的文学史位置，同时得出了一些前人所未发的结论。由此推而广之，我们不仅可以揭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学”的发展规律，也可以揭示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中国其它文学样式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回想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民族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文学的实践中来研究它，而是用一套从西方引进来的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本来，在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包含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如诗歌、戏曲、小说等，还包含策论、章表、书记等其它在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体形式。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用章太炎的话说，那就是：“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说法，“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从积极的方面讲，“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把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正式纳入了文学的殿堂，使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成为并立而行的四种主要文学形式，从而把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内容的东西如章表、书记甚至文字、训诂等东西排除在文学之外。但是从消极的方面讲，由于新的文学观念不是来自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事实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而是用西方的理论和当代人对于文学的理解的基础上推衍出来后硬套在中国古代文学身上的。这样在概括中国古代文学时便不免有削足适履之感，用这种文学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因而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也不能很好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这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用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必然要砍掉其中一大部分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范畴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举例来讲，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文”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今天所说的文学散文，还包括其它的政论应用等多种文章文体。可是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中，“散文”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小的。而缺少了对散文这一古代文学重要内容的全面叙述，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完整吗？第二，正因为我们用今天的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规范古代的文学，所以也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以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当前的文学史中，我们都把诗作为最典型的文学样式来研究。可是我们都知道，早自《诗经》时代开始，我们对诗就有着独特的理解。在古人看来，诗不仅承担着抒情娱乐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教化的功能。在中国古人那里，作诗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有着复杂意义的文化活动；要做一个好的诗人，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艺术写作方面的技巧，而是修身到了何种境界，是否具有“原道”、“征圣”、“宗经”的本领。古人之所以把“诗三百”称之为“经”，就因为看到了它里面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功能。“五四”以来，人们不再把“诗三百”当做“经”来看待，而只是当做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来研究，并美其名曰“恢复了《诗经》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到底是“恢复”还是“破坏”了《诗经》的本来面目了。我以为，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去认识《诗经》，我们就不会正确地解读它，就不会理解中国诗学传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风雅”和“比兴”，也不会对中国诗歌的文化精神以及其历史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由此而言，充分地重视中国文学中的文化传统，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前提。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用现代人的概念来规范古人，把古人现代化，才真正体现了新世纪的科学精神。

Ⅷ 中国古典小说的特征的主题；情节；人物；语言；形式；

一、政治特征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2]，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直至最后的自杀；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3]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中国古代小说也是如此，明代商业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三言”、“二拍”等作品对于好货逐利的肯定、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商业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时代的缩影。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便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周易》试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古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响，‘不得极夫游之乐’，回来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时悟治学之道，庶几类此，因以作文，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六、情感特征

中国古代古典文学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古典文学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古代文学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认识关系认识影响，古典文学创作讲究要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古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志异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异也是古典文学的以给显著特征。诗歌以为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使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5]

十、美感特征

对于文学的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而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6]后世文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以致雅俗之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