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

『壹』 中国古典小说有什么特色

总之，小说是内容小，形式也小，是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家们所瞧不起的。
小说的三要素：
1、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注意刻画人物形象；
2、必须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一定矛盾；
3、具有非纪实性的特征，就是说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有艺术的概括和集中。
一、中国古代神话是小说的萌芽阶段。
1、神话，产生于民间，是原始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借助想象解释自然现象，征服自然力，把与自然作斗争的人力加以理想化。
中国古典小说发源于神话，但神话并不就是小说，而只是小说的萌芽。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明代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再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论题材、创作方法、表现手法，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古代神话的影响。
2、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对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寓言是通过一个故事来暗寓一种道理，以达到说服人、教育人的目的。
3、史传文学也对古典小说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史传文学，是指历史著作中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记文，也可以包括历史著作中生动形象的叙事文字。
寓言主要是说理；史传文学主要是写史。但是后来的小说作品，都借鉴过神话中的故事，寓言中的比喻，历史作品中的事件作为内容。
二、中国古典小说从雏形走向成熟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雏形。代表作品是干宝的《搜神记》。
这时的小说分为“志怪”、“志人”两大类：
“志怪”记神鬼怪异之事；
“志人”记社会的人事，最主要的是记录贵族官僚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轶事。
所谓“志”，就是记录的意思，这说明这个时期中国古典小说还没有脱离“史”的性质。
《搜神记》的缺点，是缺乏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优点，是有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志人”小说的代表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类小说的产生，跟当时士大夫中品评人物和清谈的风气有关。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不同，是只记社会人事，不记神鬼，所以能更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
诙谐幽默、讲笑话的作品，以《笑林》为代表。这本书是魏初的邯郸淳所著。
志人、志怪小说的共同特点是：短小，语言精炼，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注意描写人物。这些都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些书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赏心而作。因此只能说成是从“丛残小语”到成熟的短篇小说的过渡。
2、唐传奇的出现才使中国古典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
唐传奇小说是在前代的的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包括轶事小说、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三类。是文言的短篇。
成熟的标志：
是作者这时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审美特征：叙述宛转，文辞华艳。
所谓传奇，就是传写奇事的意思。
从神怪走向现实，这是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因此作品往往关注并且反映现实人生。
唐传奇小说的题材广、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较之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有很大的提高。一般篇幅都大大加长，描写细腻生动有文彩。
成就最高的题材：
1、爱情婚姻，如《霍小玉》《莺莺传》《李娃传》；
2、歌颂侠义精神和英雄，如《红线传》《聂隐娘》《虬髯客传》；
3、梦幻作品，《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是借梦幻反映现实，反映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
三、说话艺术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开拓阶段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大放异彩。话本来自民间，产生于口头文学的“说话”艺术。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说话”就是讲故事。话本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和开拓。通俗的白话小说，萌芽于唐而繁荣于宋。宋元以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就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条道路。
1、话本（一般是白话短篇）。在宋代分为四家：
小说—有说有唱；
说经—包括滑稽诙谐的内容；
讲史—一般是长篇历史故事；
合生—大概是两人表演，对答式。
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两部分。
2、话本小说引起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几点变化：
a、小说创作的目的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满足听众文化娱乐需要。
b、题材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主要是城市的下层人民。
c、适用于口头讲唱文学的需要，通俗性强。
d、故事性强，线索清楚，善于布置悬念。
e、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感情和性格。
f、在开头、中间和结尾，常穿插引入诗词。
3、重要的话本小说题材有三类。
爱情、公案、英雄好汉。
4、话本小说的意义：
a、为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b、能一定程度的反应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
四、明清小说的繁荣
小说繁荣标志有三个：
1、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a、话本（民间流传而成的短篇白话小说）、拟话本（文人模拟而成的）；
b、古典长篇的章回小说、文言小说中的志怪体和传记体等，各种形式体制都已成熟并固定下来。
2、作家辈出、名作如林。号称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聊斋志异等等。
3、表现手法上丰富、细腻、深刻、成熟。 23
明清小说发展的倾向和特点：
1、从无名的广大群众与文人作家相结合的集体创作，发展为文人作家的独立创作。如《三国演义》等。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产生了文人独立创作的《金瓶梅》。
2、在内容题材上，通过平凡的现实生活的描绘，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水浒传》等。
3、在艺术表现上，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以更贴近现实。
4、长篇小说的题材，产生了几种最具特色的小说类型（教材21页第4段）。
5、出现了两部带总结性的作品：《红楼梦》、《聊斋志异》。
五、近代是中国小说的转型阶段（1840～1919）
这一时期表现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衰落。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1、数量多，单行本约上千种；
2、小说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结合紧密。近代小说的主流，反映了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基本特征，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黑暗；
3、艺术上提炼不够，显得比较粗糙；
4、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形式和叙事都有了新的特点，但保留了章回小说的形式，是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 25
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
1、社会和时代变化是主要的。
2、小说理论的兴起，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了极大地提高。
3、报纸连载小说成为普遍风气。
4、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
近代较有影响的是晚清的谴责小说，代表作品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
《三侠五义》等等。
六、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1、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2、古典小说有劝诫的传统，又强调寓教于乐，注意艺术感染力。
3、强调作家要有真情实感，强调首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他人。
七、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1、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水浒传》一百零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2、早期的文言小说作者，在写作时讲求全局在胸，注意谋篇布局，主次详略得当，前有伏笔后有照应……
3、讲究语言的精炼，追求一种简约的美。
4、与民间传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因而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情节曲折生动，首尾完整。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文言小说多纪传体，实录。尊重生活而又讲究含蓄，有深刻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 。 6、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是如此。
7、中国古典小说还受到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创造中追求神似，有时候甚至略貌而取神。

『贰』 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 （特点加具体阐述）多多益善啊

基于汉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形成具有诗性内在特质和外观式样的文学理论形态。充满诗性特征的中国古代文论虽然具有独特而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的巨大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模糊了批评本体与批评物件的界限，消解了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之区别，牺牲了研究物件的丰富性和文论自身的复杂性，以及诗性文论的不可还原性和缺乏操作性。而这些正是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化转换之途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家不仅用诗的精神和性情识鉴品评文学作品，而且用诗的思维方式和诗的表达方式来记录他们的品评结果，并最终形成具有诗性内在特质和外观形态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一、诗性特征的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

（一） 中国哲学精神之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浸透着该民族哲学的特色。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便是文学的哲学化，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前者如《诗三百》被列入“五经”，后者如《庄子》被视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传记文学。一般来说，哲学的表达方式应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述的，描写的，甚至是抒情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后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古代先哲往往从自然山水中感受生命的灵性与律动，从而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于是有了孔子对宇宙万物运转不息的如下认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论语．子罕》）《周易．系辞上》在阐述宇宙生成演变之规律时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之行，一寒一暑。”[2]取自然意象喻，以诗歌创作中“意象叠加”的手法来展现中国哲学的自然观。这既使得文字简洁洞彻直指思想内涵，又使得思想不粘滞于文字不死于句下。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层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二） 中国诗歌功能之泛化。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对于中国古人的意义非同一般。古人用诗书时书事，写情写景，状人状物，以至述平民生活之状况，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通其思想，明其美刺。他们既可以在诗歌中忧国忧民、建功立业，也可以在诗歌中淡泊名利、陶冶情性。我们读中国古典诗歌，常常读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深刻体悟，读出诗人人格的个性化与审美化，而这正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诗歌精神的真谛。面对这样一种研究物件，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品评识鉴作家作品，批评清理文学现象，并不仅仅是了文学和文论本身，而是要借助他们的批评活动和文论文本，与他们的批评物件达到心灵上、人格上的沟通，最终寻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基于这样的批评动机，古文论在揭示研究物件诗性精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赋予自身以诗性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山遝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3]与其说刘勰在以一位理论家的身份剖析创作过程中的“心物赠答”，倒不如说他其实并不相信缜密的推理和明晰的概念能够说清“心物”关系，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一位诗人，更愿意用诗的语言来言说“心物赠答”的复杂内涵。《文心雕龙》的每一篇都以一首四言诗作结，这充分说明，文心首先是诗心，是诗人之心，然后才是文心，是论文者之心。

（三） 诗家气质的自然表现。

文论家原本是诗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气质、思维特征、表述方式来评说研究物件，来建构文艺理论，使得古文论一开始便具有感悟、虚灵、自然、随意，以及个性化、人格化、诗意化、审美化等特征。作中国文论之滥觞的先秦文论，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和虚灵化，以及《诗三百》之中有着文论思想的诗句，都后来的中国文论奠定了一个诗性精神的基调。刘勰钟嵘时代是中国文论的鼎盛期，《文心雕龙》“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并不能遮掩或取代其贯穿首尾的诗人激情和“骈文”这种文本形式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的审美的形式魅力。而《诗品》则以其“直寻”和“骋情”的言说风格，以其“意象评点”[4]的言说方法，首开中国文论中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诗话，以至成中国诗性文论的典范性文本。六朝以降，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已稳固地形成，这不仅表现在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以及论诗诗成古文论的主要文本形式，更表现在古文论形成了一整套独具诗性精神的范畴和术语，如神思、情采、体性、风骨、兴寄、气象，以及滋味说、意象说、取境说、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等等。古文论家因秉承诗人的气质，故专注于对作品诗性的感悟，专注于对这种感悟的诗性传达，而并不着意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理性的逻辑的推演。因此，以诗悟诗，以诗传诗，或者说以诗的精神气质，以诗的思维方式来观照评论文学作品，是最符合中国文论的终极目标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首四言诗描述一种文学风格，一品即一组意象或一种诗性境界。之后，中国文论的论诗诗以及诗话词话不胜枚举，一直延续到近代王国维。王国维《人间词话》以词作释词境，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我之境”，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5]一部《人间词话》是品词作评词人，又何尝不是以诗心诗情观诗作诗？

诗话、词话构制小巧，语言风格多含蓄隐秀，这与西方文论那种康得式的长篇巨制和黑格尔式的缜密周严已是大异其趣；而作中国文论诗性化之具体表征的意会、感悟、虚灵、直寻、简要、自然、随意，与西方文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明晰性等特征更是大异其旨。总之，文学理论的诗性化，是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文论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和生命力之所在。

二、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局限性

然而，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我们无法讳言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与诗性精神和诗性言说方式的种种优长相生相伴的，是中国文论的种种缺憾或误区。

（一）模糊了批评本体与批评物件的界限

中国诗性文论虽然不等同于诗歌，却是深深地打上了诗这种文体的铭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典型的论诗诗，在这部文论作品中，诗歌形式应该说较好地传达了作者的文论思想；然而，也正是这种“诗歌形式”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物件（文学）的界限，这不仅造成了后人对《二十四诗品》理解的歧义，也造成《二十四诗品》文论思想指导诗创作的主观随意性。尽管对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表达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尽管“以诗论诗”这种形式也有它自己的一些长处，但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其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此种文论的言说形式以及诗性的有无，而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当然，就“解答的深刻性”这一点而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诗歌风格的阐说是成功的；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文论家都具备司空图那样的诗歌素养和对诗歌形式的创造性运用。而一旦把握不好，就会将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搅成一团而难分彼此，诗歌的形式不仅难以直指文论要旨，反而会阻碍理论目标的达成。严格说来，论诗诗以及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等，不应是文论文本的主要存在形式。理论文本的存在形式仍应以《文心雕龙》、《原诗》这类自成体系且有着鲜明的理论外观与内质的著述主。

中国诗性文论与中国诗歌不仅有着外形上的相似，而且有着内质上的相通。古往今来的中国文论家，与其说是在立论辩理，倒不如说是在抒情言志，是故中国文论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和个性特征。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独特的个性与强烈的情感是作品的生命与灵魂，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却不尽然。文学批评强调的是整体规范，是理论标准，是客观与公允，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情绪的抑止，对个人好恶的舍弃。而这些恰恰是以诗性特征的中国文论很难做到的。扬雄早期酷爱赋的创作，对司马相如极推崇，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而到了晚年却走上另一极端，称赋“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也”[6]（《法言．吾子》），并提出“丽以淫”之论。扬雄赋论的这种前后相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性化情绪化的物。

（二）对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之区别的消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指出传统批评中的一大弊端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7]导致刘勰所言那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之批评失误的，除了古文论的情绪化和个性化，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原因：中国文论诗性特征对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之区别的消解。《文心雕龙．知音》在言说“知多偏好”之弊时，排比了四类例证：“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借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7]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这四类都是不可取的；而对于文学鉴赏而言，这四类又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鉴赏不同于批评，前者能够接纳个性化和情绪化，能够接纳“偏好”。问题在于，中国的诗性文论，对鉴赏与批评缺乏严格的区别与界定，常常是将个性化情绪化的鉴赏当作了批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中国古文论中常见的“味”范畴的运用。

用作动词的“味”可以说是鉴赏与批评所必须经历的共同心理过程，文学鉴赏本身就是对作品的品味或玩味，文学批评虽说不等同于品味，却也须经过一个品味即鉴赏的阶段。但鉴赏之“味”诗并不同于批评之“味”诗，前者可以是咸甜酸辣各有所爱，后者则需要了理论原则和批评标准而牺牲个人对某种“味”的特殊嗜好。在此基础之上又生另一个问题：作名词的“味”如何界定，或者说如何来表达描述“味诗”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诗味。陆机赋文有“大羹遗味”之论，钟嵘品诗则有“滋味”之说，六朝文论之言“味”已是泛泛而论，六朝之后讲究“味外之旨”则更难作理论上的界定了。无论是“味诗”还是“诗味”，“味”这一范畴在中国文论中都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如果是文学鉴赏，能“意会”已足矣；如果是文学批评，则“言传”必不可少。所以严格说来，“味”只适用于鉴赏而不适用于批评。
（三）简约的言说方式牺牲了研究物件的丰富性和文论自身的复杂性

如果说，诗歌的言说特征是以简洁精练的词语直指人心，那，中国文论的言说特征同样是以精练简洁的诗的词语直指研究物件的内核。扬雄谓诗人与辞人之别，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8]（《法言．吾子》）扬雄这短短的十四字至少担负起三个层面的重任：界定“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不同特征，品评并臧否二者的高下优劣，在前两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尽管扬子斯言文约义丰、以少总多乃至成千古名句，但平心而论，这十四字并未准确全面地道尽上述三项内容。对儒家诗教“美教化、厚人伦”的执着和对汉赋“劝百讽一”的不满，已经遮避了扬雄的文论视野；而当扬雄在选择简炼、对称、优美的诗的句式来言说文学现象并提出文学主张时，便牺牲了研究物件的丰富性和文论自身的复杂性。刘歆《西京杂记》卷三指出：“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其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9]所谓“典而丽”与“丽而则”相似，可见刘歆也是站在正统儒家诗教的立场评赋，却得出与扬雄截然相反的结论。当然，刘歆也是一种简单化，也是一种偏颇。如果我们同时修正并扬弃扬雄和刘歆的偏颇，便不难发现：辞人之赋有丽以则乃至超过诗人之作，诗人之赋亦有丽以淫以至于不如辞人之赋。赋作一种文体，演变发展曲折，作者作品多，风格样式更是复杂多变，对它的批评应该有多角度的观照、多层面的剖析和辩证谨严的界说，而这显然是一两句话十几个字所无法胜任的。

可见，对于文论家来说，言说方式的选择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文论的内容。在诗性文论所要求的有限的字句、简洁优美的形式之中，哪有雄辩和宏论的用武之地？是故中国古代文论家不得不将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浓缩于咫尺之间。在这样一种极其有限的词语空间，文论家根本无法展开其弘廓的演绎和深邃的抽象，其结果是丢失了文论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甚至丢失了文论思想本身。我们看西方文论的发展演变，不断地呈现出以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景观，其原因固然很多，但言说方式的选择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性的言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文论的不足。

（四）诗性文论的不可还原性和缺乏操作性

以诗性言说主要特征的中国文论，从根本上说是不能还原的，因而是不可操作的。中国文论的诸多术语、概念、范畴，诞生伊始就缺乏明确清晰的界定，在随之而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扩充、被引伸、被蒸发，以至于外延愈来愈大而内涵却愈来愈小，一个文论范畴好像能解释许许多多的文学形象，能解决大大小小的理论问题。而真正操作起来，又好像并不能解释或解决什。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0]文字节奏优美，富有诗意，令人拍案叫绝；但究竟何“兴趣”？又何“妙处”？依然是如“水中之月”而“无可求”。欲“求”出严沧浪以禅喻诗之“妙”，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具备与严羽完全相同的佛学、诗学修养，虚静、空灵的心境，以及诗人趣味、诗性精神等等。如果没有与严羽相同或者相似的心性或灵性，是无法理解严羽诗论的。这一点，不用说中国以外的接受者难以做到，即便是中国的接受者也是难以做到的。今人研习古代文论，一方面是对古文论的灵性、诗情、优美和隐秀赞叹不已，而同时又感觉到很难用它来解释当下的文学现象，更难于用它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了。

我们当然不是主张丢弃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而是主张对这种传统进行现代诠释和现代转换。西方古代文论的理论传统是悲剧精神，它建立在对古希腊悲剧创作之总结的基础之上。但在亚斯多德之后，西方文论并未止步于悲剧精神，而是在历史和人类艺术精神的广阔空间，有了长足的也是多元的发展。观“西”而思“中”，中国文论又有什理由徘徊驻足于诗性特征而不思革新？几千年来，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造就了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而这种特征反过来培养并加强了文学接受者趋“诗性”之同的审美取向，接受者单一的审美取向又酿成了对诗性文论的心理需求。于是，中国的文学和文论，便在诗性这一封闭的圈子内自给自足，难以走出自己营造的迷宫。在这个迷宫中，文论家也就是文学家，文学批评也就是文学创作，文学鉴赏也就是文学批评。以自家的角度观照自家，以自己的标准评判自己，结果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是看不清自身（中国文论）的独特价值及意义，也看不清对方（西方文论）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哲学（如老、庄、周易）早已进入世界哲学之林，而中国古代文论却至今未进入世界文论之林，“西有亚斯多德之《诗学》，东有刘彦和之《文心雕龙》”毕竟是出于中国自家人之口，用中国古代文论去阐释西方文学作品，也是出于中国自家人之手，斯言斯行虽说不乏胆识与才力，却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其实，中西文论各有自己的优长和缺憾。正如纯粹的诗性不能构成完整的文论，纯粹的理性也不能成完备的文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以西方文论唯一价值判断而以中就西，正如我们没有理由固守中国文论的诗性传统而拒绝他山之石。或许，中国文论乃至世界文论的发展趋势正在于东方诗性与西方理性的融合之中，而这一点，也正是本文的深层意蕴之所在。

『叁』 举例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的浪漫主义特征

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权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写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

『肆』 中国古代文论有何特点

1、资料的杂糅性、分散性。
2、思维方式具有直观领悟和内省体验之特点。
3、话语表达方式多隐喻，少分析性的解释。
4、文论范畴、概念的内涵具有模糊性、多义性。譬如“兴”，既可指作者的情感之“兴起”，又可指读者情感之“兴”。
5、古代文论中诗论发达，而小说戏曲理论发展很迟。因为中国古代是：诗为正宗。“小说”之为“小”说，说明中国古人对这种题材的轻视。
6、汉语修辞诗学在古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譬如强调诗歌的炼字、炼句。
7、重教化。

『伍』 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有什么特点

章回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标题。“无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中国小说。本文将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讨论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态度，她的这种态度又基于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反应。本文涉及的大多只是现象，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希望本文能对了解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某个阶段提供一个视角，对赛珍珠研究有所启示。

1932年2月赛珍珠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了两场报告，后来以“东西方和小说”（“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为题发表。正如这两个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赛珍珠在报告中通过比较中西方小说的异同，试图证明中国小说具有独特的、和西方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试图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这种形式的“渊源”。我不清楚这两个讲话涉及的内容是不是在赛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知道这两个讲话是不是已经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在这里表达的思想贯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尽管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说艺术。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这段时期中国小说没有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即使后期受到过一些影响，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赛珍珠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可以看成纯粹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第二，赛珍珠集中讨论“源泉”问题，因为正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中国文化——赋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国小说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传统不同，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说那样在小说本身或小说艺术甚至文学传统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体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体现在世代相袭的中国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说艺术标准衡量，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小说看上去的确没有清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把“形式”狭隘地等同于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的话。但是赛珍珠却明确指出：中国小说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和西方小说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小说的突然繁荣”。虽然小说的雏形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一般认为当代西方小说的鼻祖是17世纪初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他的小说《唐吉诃德》。此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由后台迅速挤到了前台：英国文学中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费尔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国小说的兴起则是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法国、俄国的小说创作也达到了高潮。和欧洲一样，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开始时也处于边缘，到了西汉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琐碎之谈”，“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小说出现繁荣，“写作小说几乎成为风气”。但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铁事小说”，其表现的内容都和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西欧大相径庭，表现形式上也几乎没有可比之处。中国小说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就是和民间传说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因此，小说在中国不是某些小说家们的独创，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众多创作版本的集合体。由于中国小说更多地表现出集体乃至整个文化的产物，其存在一直绵延了两千年，所以在发生学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突然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比西方小说更加依赖本土的文化传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些讲述或者记录下传说的艺人的心态。

中国小说的独特形式引出赛珍珠的另一个论点：中国小说的“形式”并不是可以用诸如“高潮”、“结尾”“联贯情节”“人物发展”等这些西方小说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来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小说在整体上则显得十分难以把握，内容上缺乏连贯性，主题上很少有明确集中的表现。但这种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国小说形式的明显特征。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问题是，结构上如此“不严密”的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赛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也说不准它（中国小说）是不是属于艺术；但是以下这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说反映生活比反映艺术更加重要，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话。

赛珍珠在这里并不是说早期的中国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形式。相反她认为，早期的中国小说同时包含了生活和艺术，这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艺术技巧界定的规则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认。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

赛珍珠在这两篇讲话里试图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在西方人看来“缺失”形式的中国小说的确具备某种形式；第二，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里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小说的这种形式特征。赛珍珠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对中国小说的形式特征进一步加以具体的罗列和说明，她甚至几乎没有提及中国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接下来，她的论述转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态。这是因为，她虽然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毕竟只是刚刚有所了解，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另外，她虽然喜爱诸如《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但要深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也绝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经历过的那部分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及她所接触过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她热爱中国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形式辩护，出发点还是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国人民、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毕竟十分狭隘，不妨以《大地》为例。《大地》是这位美国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说，而且出版于两篇讲话发表的前一年。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一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她本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对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十分了解。在赛珍珠看来，正是在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的品格和中国文化传统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显的表露。例如她笔下的阿兰就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代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她都支撑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证家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龙相见时老夫人对她说的那样：“服从他，给他生儿子，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如王龙，秦和梨花）表现出的大多是诸如逆来顺受、忍耐、漠然这样的品性。这种品性当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来顺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赛珍珠写作这部小说及发表这两个讲话的时代，这种品性正被视为国人的所谓“劣根性”而遭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知足长乐的小农思想常常导致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对土地的过分依恋也会导致漠视危机，反对变革。赛珍珠本人在作品里对这种落后的小农思想也表露出某种怀疑。

当然赛珍珠无意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进行夸耀。她只是告诉她的外国读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要了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不可能的。赛珍珠坚信，这种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已经绵延不息了几千年，小说家有责任以最接近这种生活的方式来反映它，这种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国小说所具有的形式。进入20世纪之后，国内的一些小说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持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中国小说的表现方式越来越瞧不起。他们的小说或许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艺术性”，但是赛珍珠对此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与此同时，一些青年小说家已经感觉到为他们的父辈所痛心疾首的某种文化缺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现实”，填补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沟壑”，赛珍珠对此又感到十分兴奋。

赛珍珠意识到，五四之后有一批青年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却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国之后，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重新树立自己文明的传统，赛珍珠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青睐。这些年轻作家转向“乡村僻野或小城小镇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对赛珍珠来说就是“本土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源泉，是小说创作的“新鲜灵感”所在。赛珍珠把林语堂、沈从文这样的小说家称为“少数精灵”，却“思想精深，不会迷失在时代的混乱里”，认为这些人写出的才是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小说。

但是赛珍珠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20年代末（赛珍珠正在撰写《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报告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仍然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委，把之归结为儒家传统的负面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对国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进取的心态深恶痛绝。“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坏式的批判”。这种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1915至1927年之间，也即赛珍珠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来到镇江任教之际，和她开始构思写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之时。“偶像破坏”的含义是“从思想上拒绝一个传统”，而赛珍珠时代中国知识界有人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思维进行彻底的改变”，以使“腐朽衰败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和唯唯诺诺的儒家道德传统决裂，二是通过文化变革促使社会变革，以改变国人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现实的总体看法”。文学尤其是小说为此负有重要的责任，正如鲁迅在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相比之下，赛珍珠倒是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恰当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张采取过于偏激的态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进的文学家并不理睬她的呼吁，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坏的主流十分不和谐。鲁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评她对中国的现实一知半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十分浮浅，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把它看成中国文明的价值所在，另一方却把它看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进行过入木三分的批评，认为这种意识造成国人的狭隘和懦弱，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他描写乡村的小说里，中国“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龙那样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兰那样醉心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阿Q那种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种幻想的破灭，以及一个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要竭力寻找的，不是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而是知识分子里“勇猛的斗士”，并且为其人数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这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诗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诗人的创作，另一种则追随西方现代主义，醉心于纯粹的诗歌形式，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这种情况或许也发生在小说创作中，因此象赛珍珠这样的小说家就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赛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们更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执着于发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已的原则和理想”。但是他们毕竟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表现不出“独立批判”的能力，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确凿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补“墙上的裂缝”。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破坏心态，以及知识界的偶像破坏运动持续了多年，但是赛珍珠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尽管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让人感到钦佩。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赛珍珠以及赛珍珠在两篇讲话里赞扬的一批文人（如林语堂、沈从文，尽管她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学术界对中国近当代思想史也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坏运动，体现在当代对盲目崇洋的批判，对全盘西化的质疑，对工业化弊端的认识以及对全球化的警惕。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儒教文明和中国文化道德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强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意识到，“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只是常常谈到的经济上的剥削，还有在西方教育体制下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忽视”，而且这种忽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学者们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一些言论过于偏激和空玄；中国国土辽阔，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一直重视和研究不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赛珍珠会产生新的兴趣。赛珍珠热还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福科的知识考古学使人们关注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忽视的那部分历史重新得到关注，以往一些简单化的结论也得到重新阐释。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们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认识。

当然，赛珍珠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再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赛珍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赛珍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她在作品里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生活极其有限的一个侧面，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现在看来也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读赛珍珠的这两篇讲话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赛珍珠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正如当时中国小说采纳的形式那样十分复杂。不论这种思想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首要责任就是“在中国人群里发现中国的力量所在，使中国人民重新充满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价值的优越性，从而重新找回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80年前有关“无形中的有形”的论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国小说还是中国文化，都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果说首先来华的那些传教士们曾经帮助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文明，赛珍珠则不仅帮助西方人而且帮助中国人来重新找回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的传教士的确少见，而且赛珍珠可能是最后一位。
《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

『陆』 请问中国古典小说有什么特点

最大的特点就是主角命大---------个人观点
总之，小说是内容小，形式也小，是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家们所瞧不起的。
小说的三要素：
1、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注意刻画人物形象；
2、必须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一定矛盾；
3、具有非纪实性的特征，就是说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有艺术的概括和集中。
一、中国古代神话是小说的萌芽阶段。
1、神话，产生于民间，是原始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劳动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借助想象解释自然现象，征服自然力，把与自然作斗争的人力加以理想化。
中国古典小说发源于神话，但神话并不就是小说，而只是小说的萌芽。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小说，明代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再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无论题材、创作方法、表现手法，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古代神话的影响。
2、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对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寓言是通过一个故事来暗寓一种道理，以达到说服人、教育人的目的。
3、史传文学也对古典小说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史传文学，是指历史著作中带有文学色彩的传记文，也可以包括历史著作中生动形象的叙事文字。
寓言主要是说理；史传文学主要是写史。但是后来的小说作品，都借鉴过神话中的故事，寓言中的比喻，历史作品中的事件作为内容。
二、中国古典小说从雏形走向成熟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雏形。代表作品是干宝的《搜神记》。
这时的小说分为“志怪”、“志人”两大类：
“志怪”记神鬼怪异之事；
“志人”记社会的人事，最主要的是记录贵族官僚和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轶事。
所谓“志”，就是记录的意思，这说明这个时期中国古典小说还没有脱离“史”的性质。
《搜神记》的缺点，是缺乏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优点，是有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
“志人”小说的代表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类小说的产生，跟当时士大夫中品评人物和清谈的风气有关。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不同，是只记社会人事，不记神鬼，所以能更直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
诙谐幽默、讲笑话的作品，以《笑林》为代表。这本书是魏初的邯郸淳所著。
志人、志怪小说的共同特点是：短小，语言精炼，有简单的故事情节，注意描写人物。这些都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些书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赏心而作。因此只能说成是从“丛残小语”到成熟的短篇小说的过渡。
2、唐传奇的出现才使中国古典小说真正走向了成熟。
唐传奇小说是在前代的的志怪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包括轶事小说、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三类。是文言的短篇。
成熟的标志：
是作者这时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审美特征：叙述宛转，文辞华艳。
所谓传奇，就是传写奇事的意思。
从神怪走向现实，这是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因此作品往往关注并且反映现实人生。
唐传奇小说的题材广、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较之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有很大的提高。一般篇幅都大大加长，描写细腻生动有文彩。
成就最高的题材：
1、爱情婚姻，如《霍小玉》《莺莺传》《李娃传》；
2、歌颂侠义精神和英雄，如《红线传》《聂隐娘》《虬髯客传》；
3、梦幻作品，《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是借梦幻反映现实，反映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
三、说话艺术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开拓阶段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大放异彩。话本来自民间，产生于口头文学的“说话”艺术。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说话”就是讲故事。话本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和开拓。通俗的白话小说，萌芽于唐而繁荣于宋。宋元以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就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条道路。
1、话本（一般是白话短篇）。在宋代分为四家：
小说—有说有唱；
说经—包括滑稽诙谐的内容；
讲史—一般是长篇历史故事；
合生—大概是两人表演，对答式。
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两部分。
2、话本小说引起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几点变化：
a、小说创作的目的有很大的不同，为了满足听众文化娱乐需要。
b、题材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主要是城市的下层人民。
c、适用于口头讲唱文学的需要，通俗性强。
d、故事性强，线索清楚，善于布置悬念。
e、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感情和性格。
f、在开头、中间和结尾，常穿插引入诗词。
3、重要的话本小说题材有三类。
爱情、公案、英雄好汉。
4、话本小说的意义：
a、为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b、能一定程度的反应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
四、明清小说的繁荣
小说繁荣标志有三个：
1、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a、话本（民间流传而成的短篇白话小说）、拟话本（文人模拟而成的）；
b、古典长篇的章回小说、文言小说中的志怪体和传记体等，各种形式体制都已成熟并固定下来。
2、作家辈出、名作如林。号称明代的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聊斋志异等等。
3、表现手法上丰富、细腻、深刻、成熟。 23
明清小说发展的倾向和特点：
1、从无名的广大群众与文人作家相结合的集体创作，发展为文人作家的独立创作。如《三国演义》等。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产生了文人独立创作的《金瓶梅》。
2、在内容题材上，通过平凡的现实生活的描绘，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水浒传》等。
3、在艺术表现上，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以更贴近现实。
4、长篇小说的题材，产生了几种最具特色的小说类型（教材21页第4段）。
5、出现了两部带总结性的作品：《红楼梦》、《聊斋志异》。
五、近代是中国小说的转型阶段（1840～1919）
这一时期表现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衰落。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1、数量多，单行本约上千种；
2、小说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结合紧密。近代小说的主流，反映了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基本特征，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黑暗；
3、艺术上提炼不够，显得比较粗糙；
4、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形式和叙事都有了新的特点，但保留了章回小说的形式，是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 25
形成以上特点的原因：
1、社会和时代变化是主要的。
2、小说理论的兴起，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了极大地提高。
3、报纸连载小说成为普遍风气。
4、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
近代较有影响的是晚清的谴责小说，代表作品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
《三侠五义》等等。
六、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传统
1、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2、古典小说有劝诫的传统，又强调寓教于乐，注意艺术感染力。
3、强调作家要有真情实感，强调首先感动自己然后感动他人。
七、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1、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水浒传》一百零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2、早期的文言小说作者，在写作时讲求全局在胸，注意谋篇布局，主次详略得当，前有伏笔后有照应……
3、讲究语言的精炼，追求一种简约的美。
4、与民间传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因而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情节曲折生动，首尾完整。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文言小说多纪传体，实录。尊重生活而又讲究含蓄，有深刻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 。 6、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是如此。
7、中国古典小说还受到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创造中追求神似，有时候甚至略貌而取神。

『柒』 中国古典小说具有哪些特点

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
(1)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层示人物性格；人物性格单一，少变化；把刻画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而很少涉猎人物的内心世界。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只有忠诚勇猛的性格，无论是外部特征——刚硬的扎须，还是外在的行动——大吼三声都只是为其勇猛的性格服务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能在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林冲就是很好的例证。
(2)情节曲折、故事完整。如唐传奇布局雄伟，情节发展有戏剧性，头尾完整，复杂矛盾冲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茅盾曾评价《水浒传》的结构具有如下特点：故事的发展前后勾联，一步紧似一步，但又疏密相间，摇曳多姿，手法变化错综，避免平铺直叙。
(3)语言准确简洁、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如《水浒传》中对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描写就是一例。
(4)叙述时常带有说书人的印记，行文常是说书人的叙述口气，如“看官听说”、“且把闲话休提”、“只说正话等”。为了需要而设置的巧合，更是古代小说的特色之一。如《水浒传》中的林冲一节，处处设置巧合。巧合的设置使故事情节变得更加离奇。

（注：答案来自网络哦，我觉得说得很好。）

『捌』 中国小说特点，古代和现代中国小说区别，和特点

中国小说的特点：离不了情爱，非情爱不成书，古往今来皆如此。当然这指的是大部分小说，而不是全部。对比外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可以看出，获奖者多数为关心国际关心全人类的精品，境界层次大相迳庭。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小说就比外国小说低了一头，只是立意角度、眼界、利益不同而已。
单从情爱角度分析，爱情小说在古代属于艳词禁-书，被大势所不容，长久不能抬头，直到现在才被社会主流接受，而且还成了正统，莺莺燕燕，帅哥美女，我爱你，你爱他，他爱她，她爱她……乱七八糟，胆大妄为，很让人无语。
古代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拿神话故事来开头，不论是《岳飞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如此，哦，《西游记》就更别说了，那本身就是神话。有人说那是古人”头发长见识短“”不识庐山真面目“，其实不然，古代写小说的作家心里是纯洁的，宣扬的也是美好、正统，所以寄予神话，导于民心。今则不然，小说家门什么都敢写，什么都乱写，不乱不成文，不奇没人看，两个字：悲哀！

『玖』 论述中国古代小说情节艺术的主要特点

一、言简义丰 ，意境优美，富有神韵
小说家们重视丰富的语言积累，尽力挖掘群众语言的丰厚资源，在二者之中寻找最佳的切合点，力求大语言的表现力，做到炼字炼句，语言生动传神，意味深长。
二、雅俗有致，摇曳生姿，趣味盎然
我国的古代小说对语言的运用，大体上可以看出，一是文言小说渐趋白话话、通俗化。二是白话小说渐趋文学化。在小说的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烛照，使得它们更真实的反映了社会万象，贴近大众。
三、文质统一，文白错落，水乳交融
我国古代小说的语言虽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一些优秀的作品的语言，从整体上说，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它的内容是相适应的。这主要表现：第一，在人物的语言恰当的表现了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环境；第二，语言的形式的选用适应内容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