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小说与齐鲁文化

1. 山东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

我所先后设立了两个院重点学科。90年代确立的“汉语史”重点学科，主要从事汉语历史语法学、语音学以及汉语训诂词汇学与〈文心雕龙〉的结合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良好的学术影响。例如学术界有关述评认为，课题成果《文心雕龙释义》（获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是近百年来同类著作中“最值得重视”的成果（《文学评论》1997、2），《文心雕龙语词通释》《金瓶梅语音研究》《临清方言志》等也被学界给与相当高的评价。其他部分科研成果也被一些学报、学术专著所转载和引用。
近几年，我们整合所内现有科研力量，确立了“地域文化与文学”重点学科。“地域文化与文学”属于交叉互补而又独成一体的学科方向。作为一个兼跨文化与文学、以地域为载体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它以丰厚的内涵和变创开拓的学科特点显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学术空间。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大致包括（1）为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学理观念、架构范式、研究方法等本体性的探讨。其又可分解为若干研究板块和专题，如地域文学史的史学观念、地域文化背景上的文学流变与发展、地域文化走向与文学地域特征的形成与消解关系、地域文学史的创建与发展等等。（2）是专项研究方面，如山东文化与文学、山东文学与语言学、山东文化文学与其他地域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山东文化的调研考察、城市文化文学与乡村文化文学状况与关系研究等等。如前所述，长期以来，语文所该学科成员在地域文化和地方文学的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取得了丰富、突出的科研成果。其抗鼎之作、获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2卷本《山东文学通史》130余万字，乃属国内地域文学史领域和山东的第一部贯通古今的文学通史。该著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肯定，被誉为是“地域文学史中的上乘之作”、“地域文学史的典范”（《中华读书报》2003、12、16）。获王力语言学一等奖的《金瓶梅方音特点》一书，亦是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有较高水准的科研成果。另外，包括青年科研人员在内发表的一些专题论文，也涉及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诸多重大问题和前沿性、现实性问题，说明了该学科的科研实力、成果水平，均已处于省内外相同学科方向的领先水平。 李少群，女，语言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出版的主要学术著作：《李广田传论》（山东文艺出版社）、《追寻与创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新文化要义〉〉（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现代散文小品选〉〉（太白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选〉〉（太白文艺出版社）、〈〈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文学通史〉〉2卷本（合作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文化丛书·山东作家卷〉〉（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其中，获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获省级三等奖2项。个人主持国家课题1项、省级课题2项。
乔力，男，语言文学所研究员，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自1980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考统一录取，进入山东社会科学院从事专门研究工作至今，已在国家及省级数十家报刊发表学术论文百篇、出版专著7种，总计300万字；主编丛书、专书15套、种，共达4600万字。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精品工程奖3次。科研成果被哈佛大学权威教程44次、3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引用介绍，并由《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新华文摘》、《读书》、《博览群书》等十余家报刊专文、摘目或专版评论。被邀请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澳门大学、澳门中华诗词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在海内外产生较广泛和良好的影响。 业绩主要分布在四个方面：一、古代文论研究，以《二十四诗品探微》为代表。据《中国文论》中译本（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译后记”，这是1992年在美国初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理论、中国诗学的经典读本，书中郑重引用、介绍了乔力此书及许多论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复旦大学《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也介绍乔力此书。二、唐宋文学研究。多种唐宋词著述和“词学研究论文系列”（11篇）面世后，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总纂《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词学研究年鉴》（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均曾引为立论根据或重点摘要。并屡被其他多种著述作为参考文献引用列目。三、文学史研究。《中国文学主流》被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专门评述，称为文学史研究“时代思潮中出现的佼佼者”。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山东文学通史》被权威专家教授评为地域文学史的典范，且具开创性（《中华读书报》2003.12.16专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年鉴2003年》也专文评述。主持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地域文学史学引论》，由《论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源流与学理观念》（《清华大学学报》2006.6）《论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与范畴界定》（《江苏社会科学》2006.6）《论地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学刊》2006.6）三篇系列论文组成，从事这门新兴学科的创建。四、文学与文化研究。以十年之力，主编主纂“文化—文学三大世纪工程”，已完成出版（包括《中国文化经典要义全书》，25种专著、580万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古代文学主流》，15种专著、39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00年版；《中国文学经典书库》，26种、1300万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另有《华夏文明传统与人生》（10种专著、16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系列（已出版3辑19种，400万字，济南出版社2003－2007年版）；《话题中国文学史》（70万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多套（种）。组织北大、北师大、人大、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天津社科院、复旦、华东师大、南开、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师大、四川师大、山大、山师大、曲师大、本院相关所等几十家高等院校、专门研究机构的百多位学者专家，其中多有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参与撰写，被学术文化界认为显示出广阔的学术视野、较高学术知名度和科研主导能力，促进了文学文化的发展。
张鸿魁，男，原语言文学所研究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理事。主要方向在方言、音韵等领域，对《金瓶梅词话》的语言研究有建树。1996年出版《金瓶梅语音研究》，1999年出版《金瓶梅字典》。
出版个人专著4部，协作专著多部。在《中国语文》、《方言》、《语言研究》、《语文研究》与其它刊物上发表论文约70？篇，其中《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复印6篇，入选《语言学文献目录》1篇、《中国语言学年鉴》2篇，学科研究综述谈到的（载《语文建设》1994年11期、12期）2篇。课题有：国家基金课题金瓶梅用字研究，清初山东官话语音研究（正在进行之中）。1985参与国家六五规划语言学重点课题论衡词汇研究，参编的《论衡索引》由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省级课题：参编的《山东省志方言志》。2001年主持山东省十五规划课题聊斋俚曲韵律研究，2003年主持省规划课题聊斋俚曲语音研究。
主要获奖：《金瓶梅语音研究》（齐鲁书社1996年版）获王力语言学奖金一等奖。论文《金瓶梅的方音特点》（《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获省二等奖。论文《甩、摔和蟀的读音》（《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获省二等奖。
杨政女，山东省金乡县人，生于1946年10月。1969年8月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0年入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主要社会兼职：山东省作协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山东地域文学、现当代小说研究。多年来已出版个人研究专著三部：《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济南出版社1991年）、《文学的精神家园》（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现代中短篇小说选》（乔力主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个人论文集一部《一段真实历史的回声》（青岛出版社1992年），另有《山东特色文化丛书·齐鲁典籍举要》一部（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参与编著专著《山东当代作家论》（任副主编）、《山东文学通史》（任副主编）、《山东当代文化丛书·山东当代作家》（任第二作者）。其中专著《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论文《简论新时期山东的文学创作》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姜锐，女，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地域文化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两项。承担山东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三项：《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我省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关于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及对策研究》。论文《山东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齐鲁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分别被《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7）和《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出版。
卢少华，女，语言文学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戏剧文学。参与撰写省级以上课题5项。其中，省课题《山东文学通史》荣获山东社会科学一等奖。另外，参与校译的《文白对照二十二子》荣获郑州社会一等奖。独立撰写专著两部，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的论文《论胡可话剧的民族文化成就》，被《人大复印资料（戏剧、影视研究）》全文转载。近年来，主要试图从史的角度阐述山东戏剧影视文学的发展历程，并着重论述话剧、电影、电视剧出现后综合类艺术观念的演变趋势，以及它们对山东文艺观念趋势的影响。 30年来，历史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为繁荣我省历史科学、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历史所先后承担国家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70余项（其中省社科规划课题21项）；在省内外、海内外出版机构与主要报刊出版论著170余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相继获省部级以上奖励70余项（其中国家级奖1项，省社科优秀成果荣誉奖1项、一等奖6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14项），院优秀科研成果奖35项。
历史所继承发扬了“文革”前老历史研究所的优良传统，注重基础学科建设，具有短期内完成重大课题的能力。历史所还注重学术交流，先后举办或参与举办的中国农民战争、甲午战争、东夷古国、教案与义和团、史学理论等全省性、全国性及国际性的重大学术活动百余次，相继有上百人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与日、美、英、台、港等海外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进一步扩大了知名度。

2. 山东大学的古代文学怎么样都需要哪些参考书目谢谢

初试：
101 -- 思想政治理论
201-英语一 或 202-俄语 、 203-日语
617 -- 中国文学史（含现当代）
813 -- 综合考试(文)
复试：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617-中国文学史（含现当代）
一、考试目的
《中国文学史》是中国语言文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基础科目之一。其目的是考察考生在汉语言文学方面的基本素养、能力以及对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以便选拔有素质、有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中国文学史》要反映中国语言文学的特点，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以利于选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入学，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培养具有扎实中国语言文学基础和实际工作能力，能胜任较高水平中文业务或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
三、考试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功底和文学修养，掌握较为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学基本知识，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考查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和运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考生必须概念准确、明晰，举例允当；回答问题简洁、全面；论述问题观点合理、分析深入、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表达清晰，能够运用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事实、解决问题。
四、考试形式
考试为闭卷笔试。本考试采取简答题、赏析题和论述题相结合的方式，试题在各项试题中的分布见各门“考试内容一览表”。
五、考试内容
一、中国文学的基本知识
1．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重要作家、流派的称谓
2．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各类文体的基本特点
二、中国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赏析
1．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们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2．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赏析
三、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批评
1．中国古代经典作家的艺术风格分析评论
2．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分析和批评（以小说和戏曲作品为主）
六、答题和计分
试题类型一般包括名词解释、简答赏析题、论述题等，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80分钟。

813-综合考试（文）

一、考试目的
综合考查考生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本理论水平和评论写作的能力，选拔有扎实理论基础、理性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强的考生。

二、考试的性质与范围
本科目为中国语言文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统一必考科目。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理论、文学理论和评论写作三个方面。
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部分的考试范围是高等学校基础课“语言学概论”和“文学概论”所讲述内容。评论写作所提供的材料范围覆盖文学史的各个时段。

三、考试基本要求
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两部分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和运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概念准确、明晰，举例允当；回答问题准确、简洁、全面；论述问题观点合理、分析深入、条理清楚、逻辑性强、表达清晰，能够运用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事实、解决问题。
评论写作部分考查考生解读材料、文学感悟与理性提炼的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以及写作能力。要求考生在评论写作中合理处理材料，关联必要的文学史知识，体现相关的文学理论素养，既能符合文体要求，又能表现某种创新性思考与个性化表述。

四、考试形式
考试为闭卷笔试。

五、考试内容
Ⅰ. 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包括：语言的性质和功能；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各种变体；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语用。

Ⅱ．文学理论
文学的基本原理。包括：文学的性质、定位、特征、功能、起源、发展；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构成要素、语言特性、种类体裁；文学创作的性质特征、功能、成因、过程、创作类型；文学阅读与批评的性质、特征、功能。

Ⅲ．评论写作
完成一篇材料作文。材料内容为文学史现象、作家作品。写作中应结合文学阅读经验与文论思考展开对有关材料的解读、申发和意义建构。

六、题型
试题类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评论写作等。

3. 齐鲁文化特点及形成

齐文化--商业海洋文化
鲁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两着各有千秋,大约在汉朝两者融合,形成齐鲁文化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地域范围变化很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作为行政区划提了出来，而包括范围，仍与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

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晋书·范宣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县），为学慕齐鲁”；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吴伟业《赠苍雪诗》：“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等。“齐鲁”一词，已成为较为固定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齐鲁两国，且与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开。这一方面说明，齐、鲁两国文化经过逐步融合到战国时代已初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概念也明确化，即指今山东地区。山东号称“齐鲁”、或简称“鲁”，或别称“齐”。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较固定的地域范围。
粗犷刚烈的齐人
如果说鲁人文质彬彬的话，那么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在中国历史上，粗犷刚烈的典型事例，大多发生在齐地，或由齐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详，请看刘德增《粗犷刚烈的齐人》一文。刘淑强女士的《鲁国文化与周礼》一文，又就周礼对鲁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

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喉咙粗大，不善言辞，遇事说不上三句话，便吹胡子瞪眼睛撸袖子，“砍头不过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这便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划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然则这又决非小说家妙笔生花，面壁虚构

鲁国文化与周礼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

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

《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便不亡，周礼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闵公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因为周礼可以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尊尊而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为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臧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 # 之逐鸟雀也。”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不过，由于“亲亲”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之内，异姓家族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鲁国政权。与“尊尊”原则有关，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而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受到惩治的仅仅是祸卿本人。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其势力的持续发展，便最终导致了公室衰微、大夫专政。

春秋时期，鲁国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

鲁国春秋以来的外交主线还是与齐、晋、宋、卫等大国的关系上，然而，在对各国的态度方面，鲁国的态度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卫、晋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小国交鲁，鲁国也往往亲近同姓。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同姓，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而邾、莒为鲁国近邻，杞、邾则频频朝鲁，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见讨，邾、莒也为鲁国世怨。鲁国自春秋以来国势日弱，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4. 复习袁行霈的古代文学史 那本书比较好 是齐鲁书社的《中国文学史辅导习题集》，还是湖北出版社【中国文学

复习最好的是能够拿到文学史的笔记。

若是拿不到的话湖北辞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辅导及习题集》可能会有所助益，然而无论你是怎样的备考，齐鲁书社还是湖北辞书出版社的建议都看一下，因为文学史的出题点一向是很广，多看了万有备无患。

5. 简述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东临滨海的齐国产生了以姜太公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说，又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

6. 齐鲁文化的风俗文化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构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 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 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管子·海王》载：“一女必有一刀一针”。《论衡·程材》讲：“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 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唐代登 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 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 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7. 高一历史小论文，最好是关于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指古代齐鲁地区,也即今山东一带地区之文化。春秋时代,泰山以北地区为齐,是周朝功臣吕尚封侯之地,泰山以南为鲁,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侯之地。齐鲁地区依泰山而濒大海,向称海岱地区。远在石器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多源的中华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在春秋时代即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一些古代文化巨子,如孔丘、孟轲、管仲、墨翟、孙武、邹衍等都诞生在这里,不仅对齐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且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也有巨大贡献,尤其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儒、道、法、墨、名、兵、阴阳、纵横诸家争鸣于此地,融通荟萃于一堂,从而使得齐鲁文化具有博大、丰富、尚礼、崇儒的特点,齐鲁民风以“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国语·齐语》)而闻名天下。

齐鲁文化旅游
齐鲁文化旅游,系指与齐鲁文化遗存(包括文化遗址、文物、遗迹、遗风、遗俗等)有直接关联的文化旅游活动。齐鲁最初是西周时期周武王分封的两处诸侯国,分别建都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和奄(山东曲阜)。先秦时期,鲁是小国,辖地以今曲阜地区为中心;齐是大国,其疆域最大时,以临淄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胶东、鲁中、鲁西北的大部。广义的齐鲁文化,包括先秦及秦汉以后山东以及河北中部、南部大行山以东地区、苏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狭义的齐鲁文化,则指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共同创造的文化。关于齐、鲁两地的风俗民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写道:“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麻桑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在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鲁与齐较其他诸候国都更接近于周王室,因此受到周代礼制和文化的影响也更深。这种嫡系关系,应是后人把齐、鲁并称的最主要原因。当然,齐鲁还同时承继了夏商与东夷的文化传统。鲁祖周公旦封于商旧都奄地,得宝器、典籍,同时奏天子礼乐八佾,把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完整地转移到鲁国,并保有仅次于周天子的礼器法物和典册史籍。因此,鲁文化格外注重礼乐教化,其结果是诞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推出《论语》、《春秋》、《诗经》等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典籍。齐祖姜太公,与周公旦同为周朝勋戚,享有“武力征伐”的特权,除推行周王室的法律、典章、文化制度之外,重“举贤而上功”,其直接结果是承继周初王霸之威,鼎故革新,及至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后又为战国七雄之一,诞生了诸如管仲、鲍叔牙、晏婴、孙膑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综论天下治理方略,则成为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齐鲁文化的兼融与合流,在先秦第二代思想家孟轲(鲁)和晏婴(齐)身上得到体现,那就是王权思想与礼乐政治并重以及仁爱民本的哲学。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齐鲁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成就,除孔孟管晏外,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著述,还有孙武与《孙子兵法》、墨翟与《墨子》、荀况与《荀子》、孙膑与《孙膑兵法》以及曾参、子思、扁鹊与《大学》、《中庸》等等,他们既是齐鲁文化又是华夏文化的杰出代表。总的来说,弘扬王道、平治天下的鲁文化理想与力兴霸业、一匡天下的齐文化,其追求是相贯通的,二者之间虽有凝重肃穆与功利通变的微别,而在总体上趋于融合,并在此后的发展演变中广泛包容百家,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形成与构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齐鲁文化的重要旅游地,有山东淄博市,这里有临淄齐国故城、桓公台、管仲墓、晏婴墓等;山东曲阜市,这里有少昊陵、孔府、孔庙、孔林、周公庙、鲁国故城等;山东邹县,这里有孟庙、孟府、孟林等;山东临沂市,这里有银雀山与金雀山汉墓群、沂南汉画像石墓等;山东莒县,这里有荀子墓、莒国故城等;山东泰安市,这里有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山岱庙等;山东青岛市,这里有道教名山崂山、海滨浴场、北朝石造像、海产博物馆等,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东烟台市,这里有明代抗倭遗址,是著名的避暑城市;山东蓬莱县,这里因“蓬莱仙境”、“海市蜃楼”而闻名,始自先秦,历史悠久;山东济南市,这里有山东省博物馆、千佛山、七十二泉、大明湖、李清照纪念堂、辛稼轩纪念祠等。此外,齐鲁文化还反映在淳朴的民风民俗上,山东各地大都保存着典型的中华民族风俗传统。反映在歌舞传统上,仪式隆重的孔府乐舞带有先秦时代典雅的艺术风尚,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标准为舞蹈语言基础,以歌诗的字形字义赋予象征型的舞蹈语汇,使用的乐器有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古琴、古瑟、笙、排箫、洞箫、龙笛、篪、蘧、陶埙、梧、柷以及各类鼓等,集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古代八音之器;反映在戏曲艺术上,流传在山东境内的当代戏曲品种有柳子戏、大弦子戏、罗子戏、八仙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平调、东路梆子、枣梆、河北梆子、河南梆子、柳琴戏、茂腔、柳腔、五音戏、东路肘鼓子、灯腔、两夹弦、北词两夹弦、一勾勾、哈哈腔、乱弹、吕剧、四平调、化装坠子、山东八角鼓、渔鼓戏、蓝关戏、王皮戏、京剧、评剧、皮影戏、傀儡戏等30多类,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反映在饮食上,鲁菜是各地方菜系中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在明清时代即自成体系,影响了整个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已被容纳、吸收到北京菜、天津菜、东北菜和华北菜中,成为这些菜系的基础和主要风味。齐鲁之地,还一向以生产名酒而著称,兰陵白酒、烟台葡萄酒、青岛啤酒以及近年来新开发的曲阜孔府家酒,均闻名世界,烟台和青岛都举办过国际性的大型酒节。齐鲁文化旅游,包括访古旅游、仿古旅游、艺术文化旅游、民间文化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专项活动。且均以现存齐鲁文化遗存为旅游重要景点。

8. 齐鲁的齐鲁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齐道家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这一流派由姜太公开创，稷下道家、管子等继往开来，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官学为黄老之学。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而且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
在此期间，学术著作相继问世。有《宋子》、《田子》、《蜗子》、《捷子》等，今巳亡怯。另《管子》、《晏子春秋》、《司马法》、《周官》等书之编撰，亦有稷下之士的参与。由于不少人是善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趁来游说当权者的能手，故在宣王时受上大夫称号之稷下士多达七十六人。稷下学官的存在，曾为当时百家争鸣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
关于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认为稷下黄老之学一开始就受到齐国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利用，它在稷下学宫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齐国的田氏政权是取代姜氏而成立的新政权，它需要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巩固统治地位。那么，这种学说是怎样建立的呢？因为老子是陈国人，而田氏的祖先公子完正是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由陈国避乱逃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南方陈国的老子学说，同时又抬出传说比尧、舜、禹、神农更早的黄帝来。一方面是要以此压倒儒、墨、农等家，更重要的是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确是下了一番苦心琢磨出来的。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后裔。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传说，就为田氏代齐的合法性找到了历史的根据。
同时又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因即因齐）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把黄帝作为田氏的始祖，此说是有历史根据的。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形成了。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学派，因其有田齐政权的支持，它在齐国的势力相当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且著作也很多，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著焉。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一派是环渊。《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田骈、慎到一派，则提出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而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认为《黄老帛书》可能是环渊的著作。这种意见比较谨慎，又照顾到《黄老帛书》多楚语，其作者应是楚人，而环渊正是楚人，同时又是稷下先生，属于稷下黄老之学的创始人之一。因此，说他著《黄老帛书》应当是有道理的。战国时期有名的黄老学者还有申不害、鹖冠子、文子等，而在思想史上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宋钘、尹文一派。
稷下学宫道家
我们习惯上把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然就先秦道家来说，老庄而外，在当时还有一些其他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形成道家中颇具个性的道家流派。可以说，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黄老独盛；黄老学说，可说是显学中的显学。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黄老派最盛。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官学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文子、列子的思想是稍后黄老道家思想主张的萌芽，为早期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对黄老学的发展影响至深,黄老学一些代表人物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文子、列子思想沾溉。田齐推崇黄老、设稷下学宫，为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非道家莫属，田骈, 季真, 环渊、彭蒙、尹文等等都是道家人物，更别说那些介于道家与法家、介于道家与儒家或介于道家与墨家之间的人物了。他们还把源于楚国的道家新流派发展到非常拉风的程度，并且造成了道家的首次出山，这个学派就是黄老学派。那么他们为什么叫黄老学派呢，因为孔子讲周公，墨子讲大禹，孟子讲尧舜，道家呢，讲黄帝，所以黄帝是道家的祖师爷，再往下则为老聃。大致而言，田骈偏于法家一些，其后的慎到则干脆就是法家。尹文偏于墨家一点，和宋钘类似，一方面主张清心寡欲，一方面主张世界和平。而邹衍、驺奭则竟成了阴阳家的创始人。在众多出土的文献之中，道家黄老之学这一系的古佚书的确最为丰盛。
其实首先将黄帝与老子联系在一起的，应当说是庄子的《知北游》。这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人说”。但将黄老形成学派的首先应推崇战国时齐国的稷下道家学派。稷下学宫前后经历了大约有一百三四十年，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出现，与战国时“百家争鸣”有很大的关系。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公元前374一前357在位)时代，规模较小。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前301在位)时，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于此时达到了鼎盛：“宣王喜文学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道教将黄帝与老子同尊祖师的根源也是从庄子的文章里宣传出来的。在《庄子·大宗师》就说黄帝得道，升天成仙了；《在宥》篇中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将黄帝尊为祖师的是道家的另一派神仙方士与黄老术士以及神仙方技家。这样，将原来老庄学派以恢复事物的自然本性为终极目的的学说，转变成为黄老学说以利用事物的自然本性为我所用。这给神仙信仰及道教以后的内丹术理论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而庄学则把道演化成了一种人生境界。由帛书《黄帝四经》的发现，我们对老子思想发展的这两种倾向看得更为清楚，同时，如前段所说，黄老之学本身的发展线索及显学地位也更加明显。不过这时让庄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些后学拿着他的“真人”主张，发展出了一个新的流派，那个流派叫做神仙家。
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是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近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为吏之道》中，即含有黄老与文子之学的内容，即是说文子之学在北方的影响直至秦国。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9. 齐鲁文化特点及形成没有

齐文化--商业海洋文化
鲁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两着各有千秋,大约在汉朝两者融合,形成齐鲁文化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地域范围变化很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作为行政区划提了出来，而包括范围，仍与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
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晋书·范宣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县），为学慕齐鲁”；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吴伟业《赠苍雪诗》：“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等。“齐鲁”一词，已成为较为固定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齐鲁两国，且与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开。这一方面说明，齐、鲁两国文化经过逐步融合到战国时代已初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概念也明确化，即指今山东地区。山东号称“齐鲁”、或简称“鲁”，或别称“齐”。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较固定的地域范围。
粗犷刚烈的齐人
如果说鲁人文质彬彬的话，那么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在中国历史上，粗犷刚烈的典型事例，大多发生在齐地，或由齐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详，请看刘德增《粗犷刚烈的齐人》一文。刘淑强女士的《鲁国文化与周礼》一文，又就周礼对鲁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
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喉咙粗大，不善言辞，遇事说不上三句话，便吹胡子瞪眼睛撸袖子，“砍头不过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这便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划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然则这又决非小说家妙笔生花，面壁虚构
鲁国文化与周礼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
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
《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便不亡，周礼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闵公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因为周礼可以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尊尊而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为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臧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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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逐鸟雀也。”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不过，由于“亲亲”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之内，异姓家族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鲁国政权。与“尊尊”原则有关，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而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受到惩治的仅仅是祸卿本人。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其势力的持续发展，便最终导致了公室衰微、大夫专政。
春秋时期，鲁国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
鲁国春秋以来的外交主线还是与齐、晋、宋、卫等大国的关系上，然而，在对各国的态度方面，鲁国的态度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卫、晋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小国交鲁，鲁国也往往亲近同姓。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同姓，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而邾、莒为鲁国近邻，杞、邾则频频朝鲁，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见讨，邾、莒也为鲁国世怨。鲁国自春秋以来国势日弱，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10. 齐鲁文化和楚文化各指什么概括中华民族主流传统文化的特点

齐鲁文化，确切地说，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统称，
齐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齐鲁文化的基本精神，大体归纳为：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性质来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