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湘推荐古代白话小说

㈠ 吴组缃的人物经历

吴组缃(1908.4.5-1994.1.11 )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茂林人。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
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他曾与林庚、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在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小说《一千八百担》，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衰落。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第一人。
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
吴组缃(1908一1994)，原名祖襄，泾县茂林人。从小就读于私塾和他父亲创办的育英小学。1921年离开家乡，先后回茂林同沈菽园女士结婚，在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去南京工作。1935年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兼做秘书工作达13年之久。他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深情地赞扬冯玉祥尊师重教：“冯玉祥爱国、主张抗日，拥护共产党，很了不起。他是《三国演义》的信徒，学刘备三顾茅庐，尊重知识分子。他看过我的作品，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二十多岁，他五十多岁，我每次去上课，他都到大门口迎接。坐下来讲课，他双手捧茶给我。他做好作文，双手捧给我：‘吴先生，请你给我改一改’。……”抗日战争期间，吴组缃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并当选为“文协”常务理事。武汉撤退后随冯玉祥到重庆，在西南联大执教。1946—1947年，曾随冯玉祥去美国考察。回国后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一直到建国。
建国后，吴组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担任全国文学作者协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北京市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参加过土地改革、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等社会活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1981年赴美讲学，出现“吴组缃热”。
吴组缃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写的小说、散文大多取材于家乡。他的 《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等短篇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反映泾县茂林一带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现实，对黑暗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底层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语言、对话中采用了许多当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写的对象也能在茂林一带找到原型。他熟知当地人的喜怒哀乐，因而写的十分传神，可以说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他对茂林一带的方言有种“偏爱”，这是一种文化层次较高、含义深刻、比喻生动而又大众化和通俗型的语言。他写的长篇小说《山洪》，是反映新四军在皖南抗战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话”来通篇阅读。其中描写的人物、掌故、生活场景和儿歌，都是当地人所熟知的，读起来倍感亲切。
他对家乡充满深情，用自己的笔耕之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茂林小学作为奖学金，意在培养人才。他说：“我在北大教书，每年高考之后我去翻新生名册，希望有茂林的学生上北大念书。”他告诫家乡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奋发进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关心教育，抓教育，培养人才，为四化做贡献。

㈡ 急急急！！！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造成中国小说迥异于西方小说的主要原因是：1、以儒家为主，儒道佛互相融合与碰撞的政治伦理思想；2、注重纂修历史和史传文学的影响；3、说唱文学的影响；4、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其他文艺形式的融合、渗透。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使中国古代小说在下列几个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1、创作思想

儒家哲学思想把本体论、认识论始终融合在道德论中，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它的文艺思想强调 “诗言志” “文以载道”,倡导文学的教化作用。因此 ，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总是按照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的道德观念来塑造人物达到文艺的教育作用。

2、作品题材

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是历史题材多、重大题材多、因袭继承现象多。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大体可以归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类。如果再概括一些,可以归纳为讲史（包括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世情（包括人情和讽刺），神魔（包括志怪和神魔）三种,也是写历史、写现实、写神怪。

中国古代小说重大题材多，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思想是以伦理化、政治化为特征的，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因而选择重大题材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作家相当自觉地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因而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谴责讽刺小说就应运而生了。即使灵怪神魔小说与佛教道教的流行有关，但仍以儒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通过灵怪神魔故事，达到教化的目的。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特点，使古代优秀小说总是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社会正义,而不要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里；总是在作品中高扬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鼓舞人民为美好前途而斗争，而不要消极颓废、意志消沉。西方小说强调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们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可以置国家人民的命运而不顾,不是战斗在战场，而是决斗于情场，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在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有些作品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教科书。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

3、人物塑造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从实录到虚构、从类型化人物到类型化典型、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发展过程。

唐以前的小说还属于记述怪异和实录人物言行的阶段，没有自觉地创造人物形象。到了唐传奇开始进行艺术虚构，在故事情节开展中注意刻画人物。但是，人物刻画还服从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个性不够鲜明，小说人物还处于类型化阶段。到了宋元话本出现，注意把故事情节的曲折开展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统一起来,在类型中有了个性。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游传》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类型化典型形象。这些类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浑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这些典型人物没有西方小说中人物“灵与肉”的搏斗，没有忏悔与赎罪意识，没有人格的分裂。我们不能以西方小说为标准来贬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比较适合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太适合表现日常生活;比较适合表现英雄人物而不太适合表现细民百姓；比较适合表现雄浑粗豪的风格不太适合表现细腻温柔的情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利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经验的积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古代小说逐步达到个性化典型的成熟阶段。

4、结构与语言

西方是先有长篇小说后有短篇小说，而中国则相反先有短篇后有长篇。因而，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也不同于西方小说。

①文言小说深受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大部分文言小说都是传记体。白话短篇小说基本上也是人物传记的体例。总之无论文言或白话短篇小说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中几件重大事件，有头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小说那样横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写一个瞬间的心理活动。

②长篇小说一部分由“讲史”发展而来。说话艺人依据的重要材料是史书。受《史记》分为传记合为通史体例的影响，“说话”艺人要把长篇故事分若干次讲完，一次讲述一个故事，这就造成“讲史”话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 。长篇小说另一部分由“小说”演变而成，这类长篇小说更是短篇连缀体。到了《金瓶梅》出现,长篇小说才摆脱了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

③史传文学是历史家为历史人物作传，说话是说书人讲述人物故事。因此，中国长短篇小说多是第三者叙述而没有第一人称的写法；大多是顺序叙述人物和事件，极少运用倒叙、插叙手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小说在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文言小说语言的精练准确，白话小说语言的生动活泼，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其次，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互结合，相互学习，既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矿藏又有文人创作的锤炼加工，使小说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第三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诗、文、词、曲以及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在语言方面都有着辉煌成就 ，为小说语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浒传》和《红楼梦》达到古代小说语言成就的高峰。

5、融合与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它的繁荣发展除了上述诸因素外，还应考察其内部发展演变的情况。

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几种类型，它们以共同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为基本特征有着比较严格的规范，但又是不断融合演变的。它演变的方式是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和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融合两种方式。

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又可分为演变与扩大两种情况。首先说演变：如长篇人情小说从《金瓶梅》发轫，然后直接发展为家庭小说；演变为才子佳人小说等等。其次我们说扩大:一种办法是直接的续书。续书多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有现象，几乎所有古代有影响的作品都有续书；另一种办法是由一人扩大为家族，由一个家族扩大为另一个家族。如隋唐系统小说中的罗成扩大为罗家将；薛仁贵扩大为薛家将。北宋初年边境战争小说由杨业扩大为杨家将，又扩大为杨家女将；由杨家将又扩大为狄家将、呼家将等等。

以上两种情况基本上都属于同类小说之间的延伸、演变、发展；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同类小说的横向融合,产生新的品种或新的风格。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结合为公案侠义小说就是产生了新的品种。而更多的是在保持一类小说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融合另一类小说的写法，产生新的风格。历史演义融入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写法产生了《禅真逸史》这类小说。

在人情小说崛起之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中多融入人情小说的成分，使它们在保持其原有特性基础上,更贴近现实生活。基本上属于神魔类的《绿野仙踪》在神魔小说的框架中更多地反映人情世态，而其主要价值恰恰在于描写人情的部分。《水浒后传》直接继承《水浒传》，基本上是英雄传奇小说，但其中纳入才子佳人的故事。

古代小说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精品之少却令人遗憾。这说明单凭题材的因袭、延伸作品难以成功；只靠题材、写法的融合、借用也不易创造出杰作，只有生活与作家的感情发生火一样关系的时候文艺作品的生命才会燃烧起来。

㈢ 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吴组缃的《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课后练习答案

4:1 祝福 鲁 迅
2 装在套子里的人 契诃夫
5 药 鲁 迅
6 项链 莫泊桑
9 林黛玉进贾府 曹雪芹
10 智取生辰纲 施耐庵
13 雷雨 曹 禺
14 茶馆 老 舍
17 窦娥冤（节选） 关汉卿
18 长亭送别 王实甫
21 逍遥游（节选） 《庄子》
23 促织 蒲松龄
5:1 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
3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鲍鹏山
5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吴组缃
6 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宗白华
9 阿Q正传 鲁 迅
10 变形记 卡夫卡
12 等待戈多（节选） 萨缪尔•贝克特
14 蜀道难 李 白
15 将进酒 李 白
16 兵车行 杜 甫
18 齐桓晋文之事 《孟子》
19 庄暴见孟子 《孟子》
21 短文两篇
齐人有一妻一妾 弈秋 《孟子》
6:
1 数学与文化 齐友民
2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里夫金
5 语言与文学 王 力
6 语言的演变 吕叔湘
10 宝玉挨打 《红楼梦》
12 抄检大观园 《红楼梦》
《红楼梦》导读 白维国
13 报任安书（节选） 司马迁
14 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 司马迁

㈣ 哪位能够讲述一下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史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美术学院有个同学，他会画画，他是主张“写意”，主张画神似的。他替我画像，画了一个头，画了几笔头发，再画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画了。连个轮廓都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也没有。可是挂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我。都说，怎么几笔就画得这么像？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鼻子画出来，不把嘴巴画出来？你把我搞得太不像样子了。他说，你的鼻子我没看出特点，嘴巴也没特点，画它干什么？你的特点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这个，画出神似。《红楼梦》里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写的。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林黛玉的声音本来就小，又是哭哭啼啼的，念出来的葬花词你离那么远就听清楚了？可作者不管这一套，如同刚才说的美术学院的同学给我画像一样，他不讲形似，要紧的是抓住神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成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当然，我是主张要形似的，形似还是基本的。你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形似不行。不过古代有这个传统，我们不能反对。可我们要理解，理解以后评论起来就不同。这在诗歌也是如此。杜甫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有评论者说写这棵柏树太粗；有的又说太高，不符合真实。有高明的论者，

㈤ 吴组缃 <<菉竹山房>> 赏析或评论

摘要：在吴组缃的早期作品中，虽然有其成名之作《一千八百担》、《樊家铺》，但有着“创作数量少，但质量高，似法国作家梅里美“之誉的他的其他作品也一样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如他写于《一千八百担》之先的《菉竹山房》，便是一篇反封建反迷信的佳作，同时在小说里所塑造的“女鬼”二姑姑也是个值得我们去赏析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二姑姑，蝴蝶，“鬼”

小说是用第一人称的自叙，讲述了我与新婚妻子阿圆画家后到二姑姑家探亲居住的一段经历，没想到在那却遇到了“鬼”。《菉竹山房》整体上给人一种阴森幽悚、鬼气笼罩的感觉。小说中的事发地是座大宅院：菉竹山房。这座房宅给我的模糊的印象是“阴森敞大的三进大屋，那间摊乱着雨蚀虫蛀的古书的学房，以及后园中的池塘竹木，想起来都如依稀的梦境”，“屋舍阴凉宽畅”，是比较美好的，但在家人亲友里却是讳谈的，何故？从后文得知这菉竹山房原来是间闹鬼的“鬼屋”。这菉竹山房为何会成为“鬼屋”呢？二姑姑又为何在此屋一住就是几十年却不怕鬼？

小说开头就讲了个二姑姑的故事，是跟蝴蝶有关的。蝴蝶这个意象在小说里出现了两处，一处是在开篇的故事里，另一处是我在菉竹山房的邀月庐观看陈设时见到的。蝴蝶的篇头的故事里所呈现的是传统文化里才子佳人的意蕴，但凡蝴蝶成双成对，主人事婚姻美满。而且故事原本就是个美好的开端，因为蝴蝶——都是二姑姑在闺中刺绣——那么姿态万千，使得拜师于叔祖门下的一位聪明年少的书生心生爱慕，而且二姑姑也由于叔祖时常的夸赞芳心暗含。这可是极其有缘分的爱情端倪，弄好了便可以成全一对幸福恋人。但偏偏出了闹剧，这对恋人私会偷情被祖母抓住，一时间他们受尽闲言闲语，天作难合。接着又是悲剧来临，那少年在应考途中翻船身亡，二姑姑立意殉情，幸被园丁所救，竟感动了男方家人，便征求女家同意办成二姑姑与那死去的少年的冥婚。

蝴蝶双飞，自古是爱情象征，但是也有不尽人意的。古有梁祝化蝶的千古美传，可两人却并非生前，而是等到死后才化蝶双宿双飞。这结局未免太过悲惨，而这篇小说里也用了蝴蝶来象征他们的爱情，可联想到梁祝，便可预知二姑姑与那少年的结果终究不会幸福。事实也果然如此。单飞的蝴蝶是孤苦的，而二姑姑也犹如一之单飞的蝴蝶，一生悲剧。这悲剧为何会酿成？当初二姑姑与与少年相互倾心时为何不撮合？当他们偷换被捉时，放佚风流的叔祖虽尽力撮合周旋，但终究未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而当少年死后，二姑姑殉情未死，男方家人认为她此举“尚有稍些可风之处”，且自家人也同意其“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二姑姑是否真心实意与死人厮守终生？要知道她当时才19岁。

其实好好想一下，也可以理解里面的许多苦衷。传统礼教规定闺中少女是不可以见陌生男子的，也就是说如果二姑姑当时突然告诉家人她与少年相爱了，那家人一定以此为伤风败俗的家丑，这可是深为大家所羞耻的。所以二姑姑不能让家人知道她的心思。那少年呢？也不敢。试想，书生虽然可以风流，但作为正经人家的读书人，起码的道德礼节还是要恪守的，否则被视为沾花惹草之徒，毁坏名节。于是两人有意也只得私下相会。而一旦两人偷欢被抓，即便有放佚风流的叔祖撮合周旋，无奈众口铄金，流言的威力哪能使他成全？众人之辞大抵便是封建礼教的屠刀了。并且很荒唐的是，二姑姑居然可以被家人同意安排与灵牌成亲，难道她的幸福家人就看的那么轻？二姑姑终究是嫁给了一个死魂灵，19岁的少女按常理是不会轻易坚守住寂寞煎熬的，可她熬了下来，想其因由，不外乎两种：一是心死，一是被迫。从故事中可得出二姑姑心死是一半，被迫也是一半。因为爱人已死，倍受打击，而且丑闻众人皆知，定难再嫁个好人家，于是乎只得从命。

二姑姑的蝴蝶，引出了她一生的悲剧，也引出了作品接下来的谜题：鬼屋。这是全文的中心所在。作者并未直言菉竹山房是鬼屋，而是用了《聊斋》式的布局。从见到老迈的二姑姑，到夜里所见所闻所感，无一不透露着这菉竹山房确实像座“鬼屋”。

先从我见二姑姑说起。我初见二姑姑，感觉她老迈，“苍白皱摺的脸没多少表情。说话的语气，走路的步法，和她老人家的脸庞同一调子：阴暗，凄苦，迟钝。”接着又有几句描写房子的，“屋子高大，阴森，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谐调的。石阶，地砖，柱础，甚至板壁上，都染涂着一层深深浅浅的暗绿，是苔尘。一种与陈腐的土木之气混合的霉气扑满鼻官。”当一个老妇人在年轻人眼中是这般景象时，难免会对她在这样一座深宅中过活几十年是多么叫人惊奇。通过上述的描写，感觉是七分像鬼的二姑姑便成了文中的一大神秘人物。

但我们得同时注意到另外一个神秘人物：陪伴她的丫头兰花。兰花本是祖父的丫头，后来拨给了二姑姑作服侍。她陪二姑姑住守了二十多年，“跟姑姑念经，学姑姑绣蝴蝶，她自己说不要成家的”。兰花表面看似一个平凡的丫头，但她在夫妇俩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怪异举动，如“兰花拾起那只大蝙蝠，轻轻放到墙隅里，呓语着似地念了一套怪话：福公公，你让让房，有贵客要在这里住。” “兰花放下竹叶把，瞪着两只阴沉的眼睛低幽地告诉阿圆说：爷爷灵验得很啦！三朝两天来给奶奶托梦。我也常看见的，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让人闻之不由心头发紧。这样一个丫头，为何会无缘无故念叨这样的的话来？

不仅她，二姑姑也一样在说怪话，“这些房子，每年你姑爹回家时都打扫一次。停会，叫兰花再好好来收拾。福公公虎爷爷都会让出去的。又说：这间避月庐是你姑爹最喜欢的地方；去年你姑爹回来，叫我把它修葺一下。你看看，里面全是新崭崭的。”不但让阿圆神秘惊奇，连瞪眼，也顺道在我们面前设下了个悬念：当年的那个少年已死几十年，可二姑姑却提及多此出现在这邀月庐，而且有兰花作证：“我也常看见的，公子帽，宝蓝衫，常在这园里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有鬼？

随后的风雨之夜，夫妇俩恐怖的经历印证了这邀月庐果真有“鬼”。且看当时的场景——“大雨复作，一盏三支灯草的豆油檠摇晃不定，远远正屋里二姑姑和兰花低幽地念着晚经，听来简直是‘秋坟鬼唱鲍家诗’；加以外面雨声虫声风弄竹声合奏起一支凄戾的交响曲，显得这周遭的确鬼气殊多。”这一切很自然地使夫妇俩谈起《聊斋》的故事来。原本挂在西墙上的《钟馗捉鬼图》也栩栩欲活。我偶然瞥一眼，也不由得一惊，似乎都成了鬼故事中的人物了。这恐怖的情状让夫妇俩辗转难眠，可更惊怖的还在其后——“月光透过百叶窗，映照得满屋凄幽。一阵飒飒的风摇竹声后，忽然听得窗外有脚步之声……低沉的戚戚声，如鬼低诉”。这简直叫人毛骨悚然。此时突然高潮爆发了：女鬼现形了。

作者的这一幕《聊斋》式的鬼狐故事布局，带出了全篇谜案的答案：两个女鬼原来是二姑姑和兰花。谜底的揭露不但揭开了“鬼屋”的神秘面纱，也告诉了我们一条破解二姑姑与兰花所道叙的“姑爹鬼魂”的线索

㈥ 吴组缃简介

简介
吴组缃(1908.4.5-1994.1.11)，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泾县人。1921年起先后在宣城安徽省立八中、芜湖省立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 吴的作品，以皖南农村现实生活中经济与制度的衰落为题材和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1933年创作的短篇《一千八百担》，藉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破产和宗教制度的分崩离析。这些作品后结集为《书柳集》和《饭余集》刊行。吴组湘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尤其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的第一人。
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8年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 （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吴组湘主要著作书目

西柳集（小说集） 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

饭余集（小说散文集）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生活书店

鸭嘴涝（长篇小说） 1943年3月，重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出版，1946年改名《山洪》，由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再版

吴组湘小说散文集 1954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说稗集（古典小说论评集） 1987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宿草集（小说集） 1988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拾荒集（散文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苑外集（文艺评论集） 1988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宋元文学史稿（与沈天佑合著） 1989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㈦ 吴组缃的长篇小说是

吴组缃的长篇小说是：
西柳集（小说集））
鸭嘴涝（长篇小说）

吴组缃(1908.4.5-1994.1.11)，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省泾县茂林人。

人物经历编辑
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结婚，回茂林当小学教员。
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他曾与林庚、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在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尤其是小说《一千八百担》，借宋氏家族的一次宗族集会，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衰落。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堪称写皖南农村风俗场景第一人。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
吴组缃
吴组缃
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
吴组缃从小就读于私塾和他父亲创办的育英小学。1921年离开家乡，先后回茂林同沈菽园女士结婚，在养正、福群小学任教员。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去南京工作。1935年应聘担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员，兼做秘书工作达13年之久。他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充满深情地赞扬冯玉祥尊师重教：“冯玉祥爱国、主张抗日，拥护共产党，很了不起。他是《三国演义》的信徒，学刘备三顾茅庐，尊重知识分子。他看过我的作品，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二十多岁，他五十多岁，我每次去上课，他都到大门口迎接。坐下来讲课，他双手捧茶给我。他做好作文，双手捧给我：‘吴先生，请你给我改一改’。……”抗日战争期间，吴组缃参与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并当选为“文协”常务理事。武汉撤退后随冯玉祥到重庆，在西南联大执教。1946—1947年，曾随冯玉祥去美国考察。回国后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后，吴组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担任全国文学作者协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北京市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参加过土地改革、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等社会活动。
吴组缃是我国著名的作家，他写的小说、散文大多取材于家乡。他的 《官官的补品》、《箓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和《樊家铺》等短篇小说，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反映泾县茂林一带农村经济破产、民不聊生的现实，对黑暗势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对底层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语言、对话中采用了许多当地的方言，而且他描写的对象也能在茂林一带找到原型。他熟知当地人的喜怒哀乐，因而写的十分传神，可以说是典型的“乡土文学”。他对茂林一带的方言有种“偏爱”，这是一种文化层次较高、含义深刻、比喻生动而又大众化和通俗型的语言。他写的长篇小说《山洪》，是反映新四军在皖南抗战的故事，可以用“茂林话”来通篇阅读。其中描写的人物、掌故、生活场景和儿歌，都是当地人所熟知的，读起来倍感亲切。
他对家乡充满深情，用自己的笔耕之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茂林小学作为奖学金，意在培养人才。他说：“我在北大教书，每年高考之后我去翻新生名册，希望有茂林的学生上北大念书。”他告诫家乡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奋发进取精神，集中力量搞四化，关心教育，抓教育，培养人才，为四化做贡献。

㈧ 历史学的名作大家推荐些

姚雪垠《李自成》。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林语堂《京华烟云》。茅盾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评论《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钱钟书《围城》。吴强《红日》。孙犁《荷花淀》、《芦花荡》，《风云初记》、《铁木前传》。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秋夜》是《野草》中的第一篇，发表于1924年12月。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二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阿Q正传》写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代表作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等。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而他常常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或在某种人物身上投上自己的影子。
叶圣陶（1894-1988），又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抗争》、《多收了三五斗》，长篇小说《倪焕之》等。叶圣陶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个十年中，以“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论》）为主要特色的作家。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fu2）甘，1904年生，四川成都人。主要作品有中长篇小说《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寒夜》等。《家》是巴金的代表作，和《春》、《秋》合称为《激流三部曲》。这部小说自1931年问世以来，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家》描写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以祖孙两代的矛盾冲突为线索，通过梅、鸣凤、瑞珏三个女子的血泪悲剧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制度对年轻生命的摧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其腐朽没落，同时热情地歌颂了青年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县乌镇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代表作有中长篇小说《蚀》（三步曲）、《子夜》、《腐蚀》，短篇《春蚕》、《林家铺子》、散文《白杨礼赞》等。《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发表于1933年，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是一部企图从正面来展开30年代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全貌并揭示出各个部分之间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作品。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主要作品有《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边城》以湘西小山城茶垌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nuo2）送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对男女之爱、亲属之情、邻里之睦等世态人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翠翠这一少女形象，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与极至。青山绿水和古朴的环境，造就了翠翠清澈秀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依循古老的法则、传统的方式生活着。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讴歌一种淳厚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长篇小说《山洪》等。
艾芜，原名汤道耕，1904年生，四川新都县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南行记续篇》，长篇小说《山野》、《百炼成钢》等。艾芙早年曾在云南西部的群山中度过一段流浪生活，以这为基础，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山峡中》是他早期作品中的名篇。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生于北京。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成员。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等。《断魂枪》发表于1935年。小说故事背景是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老大自居的中国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地社会，资本主义的狂风震撼着古老中国的传统生活、传统文明。“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
张天翼（1906-1985），原名张元定，湖南湘乡人。主要作品有《张天翼小说选集》、中篇《清明时节》等。张天翼是左联时期涌现出来的现实主义讽刺作家。他善于用轻松明快的笔调，暴露和讽刺生活中的庸俗、可笑和丑恶。1983年发表的《华威先生》就是他出色的代表作。
沙汀，（ting1）原名杨朝熙，1904年生，四川安县人。主要作品有《沙汀短篇小说选》，长篇《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等。《在其

㈨ 57、吴组缃《菉竹山房》中所写菉竹山房的景物有什么特点其作用是什么

吴组缃《菉竹山房》中所写菉竹山房的景物特点：自然风光如诗如画，充满勃勃生机，大寨子阴森可怖，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小说通过对菉竹山房这一中心景物的描写，营造了人物生活的环境和分为。写菉竹山房正是为了突出生活其间的主人、景物与人物有着互渗关系和比喻关系。

(9)吴组湘推荐古代白话小说扩展阅读：

《菉竹山房》作品通过二姑姑年轻时期的恋爱、婚姻悲剧，深沉地表达了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控诉。一个“聪明年少的门生”，一个擅长女红的青年姑娘，从相互“羡慕”而有了恋情。

可是，当时的环境竟无法容忍他们的相爱而从此受尽“鄙夷”。少年“船翻身亡”，姑娘才得以“麻衣红绣鞋，抱着灵牌参拜家堂祖庙，做了新娘”。作品的深刻性就在于：二姑姑的恋爱失败，却又以“迎了灵柩”成婚并了此一生。

㈩ 吴组缃的作品简介

《一千八百担》是吴组缃短篇小说的上品。小说采用了类似《子夜》的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结构方式，通过描写某乡镇宋氏祠堂的一个开会场面，以对家族义庄一千八百担积谷的处理为核心，暴露了封建大家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一幕，展现了农村经济的破败，阶级对立日趋激化的政治斗争形势。小说以“义谷”的处置因多方争持终无着落，饥饿的农民冲进祠堂，抢走积谷作结。这一主题逻辑之外，小说的鲜明特点在于作者精心编织的祠堂机会的戏剧性场景和结构。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两万余字的篇幅中细致、生动地展现了祠堂议事的纷繁、松弛、无聊而又无奈的场面。鱼龙混杂的大家族原本是衰败、空虚的一群，更经不起时代阶级斗争的风雨，一种封建宗法社会的末世景象跃然纸上。作者显示出了极为高超的描写与结构的技巧，对宗法社会的认识与剖析能力、人物刻画与对话的精巧等，在现代短篇小说艺术中都不可多得的。
《鸭嘴涝》描写了贫苦农民章三官不堪压迫走上了反抗之路，在抗日烽火中不断觉醒、成长，参加了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侵略者英勇战斗的故事。小说前半部生活气息浓郁，后半部则较多说教性、概念化的内容，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水平。
《天下太平》恰似茅盾的《林家铺子》的续篇，更深入地展现了农村经济破产后下层人民的悲苦生活和被逼无奈而铤而走险的命运。但在故事的编排上，由于作者的有意铺排和渲染，就像鲁迅所说的，显得“过于巧合，在一刹那中，在一个人身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樊家铺》中通过线子嫂和其母亲矛盾的悲剧，展现了商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对立，以及经济困顿导致人性扭曲的农村悲惨现实。
《菉竹山房》是吴组缃小说中最富有诗意的作品。透过对菉竹山房的描写和窥房的奇遇，小说用清隽的笔调写出了被压抑的人性，也写出了封建旧文化的灰暗和阴森。其中，细致的细节描绘代替了抽象的心理剖析，显示了作者将传统文学技法运用于现代小说艺术的独到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