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隋炀艳吏
㈠ 中国历史上有哪四位美女
分别是：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 。
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四大美女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由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的故事。"落雁"，指的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闭月"，是述说貂蝉拜月的故事，"羞花"，谈的是杨玉环贵妃醉酒观花时的故事。
(1)古代小说隋炀艳吏扩展阅读
1、西施，姓施，春秋时期越国人，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苎萝山村。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又称西子。天生丽质。当时越国称臣于吴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谋复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救国，与郑旦一起被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乱吴宫，以霸越。
西施世居越国苎萝。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苎罗山下临浣纱溪，江中有浣纱石，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西施滩因而得名。西施天生丽质，禀赋绝伦，相传连皱眉抚胸的病态，亦为邻女所仿，故有“东施效颦”的典故 。
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夫差在夫椒（今江苏省吴县西南）击败越国，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南），受吴军围攻，被迫向吴国求和，勾践入吴为质。释归后，勾践针对吴王淫而好色的弱点，大夫文种献灭吴七策，其中最毒辣的便是美人计。
2、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于南郡秭归县（今湖北兴山县）的一户平民之家。建昭元年（前38年），以民间女子的身份被选入掖庭，成为了一名宫女。
根据民间传说和记载，王昭君入宫以后,由于不肯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毛延寿将王昭君画的并不是十分美丽，因此没有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之中。
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长安朝觐汉天子，自请为婿。元帝遂将昭君赐给了呼韩邪单于，并改元为竟宁。单于非常高兴，上书表示愿意永保塞上边境。
王昭君抵达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yān zhī）。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共同生活了三年，生下一子，取名伊屠智伢师，封为右日逐王。
3、貂蝉最早出现于《三国演义》前身《三国志平话》中。貂蝉只是她的小名，本姓任，是吕布的原配妻子，两人在家乡失散后流落一方，沦为成为王允的婢女。
王允得知后其身世后心生一计，设家宴款待太师董卓，让貂蝉与董卓见面。王允又设宴招待吕布赴会，让他与原配妻子相会，并承诺改日让他们正式团聚。之后王允便送貂蝉到董卓家，董卓误以为是王献给自己的厚礼，喜出望外，当晚便共赴云雨之好。吕布得知董卓的行为后，勃然大怒，提剑入堂杀害醉倒的董卓。
在《三国演义》中，貂蝉则是因遭十常侍之乱，避难出宫，为司徒王允收留为歌女。貂蝉见东汉王朝被奸臣董卓所操纵，在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主人担忧。
恰巧为王允瞧见。于是，王允便将貂蝉收为义女，定下连环美人计，离间董卓与养子吕布的关系。王允先把貂蝉暗地里许配给吕布，再明着把貂蝉献给董卓做妾。貂蝉嫁给董卓之后对吕布暧昧送情，周旋于父子二人之间。
4、杨玉环（公元719年6月22日－公元756年7月15日），号太真。 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唐代宫廷音乐家、舞蹈家。她的音乐才华在历代后妃中鲜见，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她出生于宦门世家，父亲杨玄琰曾担任过蜀州司户。
她先为唐玄宗儿子寿王李瑁王妃，受令出家后，又被唐玄宗李隆基册封为贵妃。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发动叛乱，随李隆基从延秋门出长安，流亡蜀中，途经马嵬驿，杨玉环于六月十四日（公历7月15日），在马嵬驿死于乱军之中。
㈡ 隋唐小说是李渊的第五个儿子,拜师鬼谷 救母亲
楚王智云，高祖第五子也。母曰万贵妃，性恭顺，特蒙高祖亲礼。宫中之事，皆谘禀之，诸王妃主，莫不推敬。后授楚国太妃，薨，陪葬献陵。智云本名稚诠，大业末，从高祖于河东。及义师将起，隐太子建成潜归太原，以智云年小，委之而去。因为吏所捕，送于长安，为阴世师所害，年十四。义宁元年，赠尚书左仆射、楚国公。武德元年，追封楚王，谥曰哀。无子，三年，以太宗子宽为嗣。宽薨，贞观二年，复以济南公世都子灵龟嗣焉。灵龟，永徽中历魏州刺史，政尚清严，奸盗屏迹。又开永济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百姓利之。卒官。子福嗣，嗣降爵为公。仪凤中，卒于右威卫将军。子承况，神龙中为右羽林将军，与节愍太子同举兵，入玄武门，为乱兵所杀。
㈢ 我要古代短篇小说，要有情节的，不要太傻的文哦。
★唐代传奇小说——《虬髯客传》
●原文：
隋炀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杨素守西京。素骄贵，又以时乱，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贵自奉，礼异人臣。每公卿入言，宾客上谒，未尝不踞床而见，令美人捧出，侍婢罗列，颇僭于上，末年愈甚，无复知所负荷、有扶危持颠之心。
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献奇策。素亦踞见。公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谢公，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当公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公。公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公具以答。妓诵而去。
公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瞬息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屦(即古代用麻葛制成的一种鞋）。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
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亲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裣衽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礼之。
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甚速。
客曰：“观李郎之行，贫士也。何以致斯异人？”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具言其由。曰：“然则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则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
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
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帅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曰：“今何为？”曰：“州将之子。曰：“似矣。亦须见之。李郎能致吾一见乎？”曰：“靖之友刘文静者，与之狎。因文静见之可也。然兄何为？”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使吾访之。李郎明发，何日到太原？”靖计之日。曰：“期达之明日，日方曙，候我于汾阳桥。”言讫，乘驴而去，其行若飞，回顾已失。公与张氏且惊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无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偕诣刘氏。诈谓文静曰：“有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文静素奇其人，一旦闻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回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虬髯默然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刘，刘益喜，自负。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须道兄见之。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某日午时，访我于马行东酒楼，楼下有此驴及瘦驴，即我与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别而去，公与张氏复应之。
及期访焉，宛见二乘。揽衣登楼，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见公惊喜，召坐围饮，十数巡，曰：“楼下柜中，有钱十万。择一深隐处安一妹。某日复会于汾阳桥。”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而话心焉。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道士对弈，虬髯与公傍待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坐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计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相访。李郎相从一妹，悬然如磬。欲令新妇祗谒，兼议从容，无前却也。”言毕，吁嘘而去。
公策马而归。即到京，遂与张氏同往。至一小板门，扣之，有应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门，门愈壮丽。婢四十人，罗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东厅。厅之陈设，穷极珍异，巾箱、妆奁、冠镜、首饰之盛，非人间之物。巾栉妆饰毕，请更衣，衣又珍异。既毕，传云：“三郎来！”乃虬髯纱帽裼裘而来，亦有龙虎之状，欢然相见。催其妻出拜，盖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陈设盘筵之盛，虽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对馔讫，陈女乐二十人，列奏于前，若从天降，非人间之曲。
食毕，行酒。家人自堂东舁出二十床，各以锦绣帕覆之。既陈，尽去其帕，乃文簿钥匙耳。虬髯曰：“此尽宝货泉贝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当或龙战三二十载，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从夫之贵，以盛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荣一妹。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讫，与其妻从一奴，乘马而去。数步，遂不复见。
公据其宅，乃为豪家，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遂匡天下。贞观十年，公以左仆射平章事。适东南蛮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归告张氏，具衣拜贺，沥酒东南祝拜之。
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或曰：“卫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传耳。”
㈣ 我国古代历史上，死于谋杀的皇帝有哪些
古代的皇帝应该是令人无比羡慕的社会顶点人物，但越是风口浪尖越是处于出头鸟的位子，属于刀光剑影的核心焦点，有时候，身为帝王的下场也是异常凄惨。粗算一下，中国历史上500多个皇帝，除开那些人们嘴上常提到的文治武功的一批，再就是昏庸无道的一批，大多数皇帝其实也只是历史洪流中的沙子，今天未必会被人们提及，更何况那些死于宫廷阴谋和斗争中的皇帝，其中一些还是被处心积虑干掉的，堂堂九五之尊，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一般的人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吧。
1、汉质帝刘缵
一般认为最早死于谋杀的皇帝应该要属秦二世或者汉平帝，其实二世胡亥最终是被逼自杀，而汉平帝也不是王莽毒杀的，而是病死的。真正死于谋杀的第一个皇帝应该从汉质帝刘缵(138年——146年7月26日）说起，东汉第九位皇帝，典型的幼主。于145年即位，在位时间不到一年被梁冀毒死。
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专门说东汉多幼主的现象，活过三十岁的皇帝只有四人，光武帝、明帝、章帝和最后的献帝。汉质帝不幸的下场在今天看来就是常说的“祸从口出”，写史书的范晔则认为汉质帝被谋杀就因为他太聪明。一个区区八岁的娃娃皇帝居然在庙堂上被权臣谋杀，因为当时无人敢对付梁冀当权，前任皇帝汉冲帝死时只有3岁。当时的梁太后之弟大将军梁冀就与太后一起选择拥立汉朝皇族后代、汉章帝玄孙刘缵为帝，改元本初。
梁冀满以为汉质帝会俯首听命，梁家可以继续作威作福，梁冀导致朝政腐败，吏治不修。大臣们害怕梁冀的威势，不敢抗命。《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中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质帝确实聪明伶俐，早不堪梁冀的专横跋扈。质帝曾在一次朝见大臣时，看见梁冀对百官气势嚣张，说得下面人唯唯诺诺，小皇帝一时心直口快当面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见皇帝居然跳出来说这么一句，很是意外，回去大将军府后越想越记恨，要是再长大几岁，皇帝肯定制不住啊，于是便命手下在质帝的饼里下毒，当天晚上就把年仅8岁的质帝毒死。梁冀改立妹夫刘志继位为汉桓帝，这个汉朝史上以荒淫出名的汉桓帝最终也受不了梁冀的霸道，公元159年，他联合宦官将梁冀捕杀，满门查抄，史书上写“百姓莫不称庆”。
2、晋惠帝司马衷
晋惠帝司马衷（259－306）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人称“白痴皇帝”。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子，西晋第二代皇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时间不长也不短。
司马衷于267年被立为皇太子，由于老大司马轨早死才轮到他这个老二成为皇位继承人，另外，也有说晋武帝不是给儿子面子，而是考虑可以传位给他宠爱的聪明孙子湣怀太子司马遹。实际上，晋武帝对司马衷也颇担忧，他亲身经历了曹魏的兴衰更替，对继承人的能力非常关心，史书中记载武帝多次对司马衷能力进行考验，但司马衷的老婆贾南风实在厉害，在晋武帝眼前导演了不少的戏，终于让武帝认为司马衷尽管说不上聪明，但做事很务实，办事也是有条理的，晋惠帝得以在290年顺利即位。
晋惠帝知道皇后贾南风功劳很大，于是非常信任她，原本朝廷由太傅杨骏辅政的，杨骏的女儿杨芷乃是晋武帝的第二个皇后，第一个皇后杨艳是杨芷的堂姐，也是杨骏的侄女。而司马衷是杨艳所生，杨艳死的时候曾将司马衷托付给妹妹杨芷照顾，一家人感情应该不错。可没多久，贾南风设计杀了杨骏，独掌大权。贾氏甚至假造惠帝的诏书，在291年废杨太后为庶人，又杀害众多大臣如太宰司马亮，司马亮为宗室元老，是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儿子，当时封为汝南王，贾皇后先是联合司马亮除掉了太傅杨骏，结果跟着就轮到他了。一不做二不休，贾皇后对已经身为庶人，处在软禁中的杨太后还不放心，竟然八天不给东西吃将她饿死了，年仅三十四岁。这样毒辣的皇后很快激起了司马家族恐慌，于是爆发了八王之乱。惠帝叔祖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惠帝的帝位，并以惠帝为太上皇，囚禁于金墉城。齐王司马冏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反司马伦，群臣共谋杀司马伦党羽，迎晋惠帝复位，诛司马伦及其子。又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受尽凌辱。
不过，尽管晋惠帝无法对付政局，但他不能算一个白痴。前辈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认为晋惠帝被后人抹黑过。作为出身纨绔的皇子，他是平庸，其实他老爸晋武帝也不是多么出色的开国之君，基因本来就不优秀，晋惠帝即位之后很多诏命都自己拟出之后，拿给太后审阅然后施行。在八王之乱中，密谋除掉司马亮、司马卫也是晋惠帝自己下的密诏，可见晋惠帝不是一点头脑没有。之后，帝都洛阳被大将张方占据，张方领着三千兵马拜谒皇帝，司马衷胆敢“下车止之”。这都是司马衷个人的行为，在乱世之中，他并非惊慌失措，至少他很识时务，应对也很得体。
最突出的一点是讨伐皇太弟司马颖，晋惠帝在荡阴打了败仗，车驾翻到，自己中箭三处，百官四处逃命，只有侍中嵇绍守护在他身边，搀扶逃亡。敌人追来要杀嵇绍，皇帝说：“吾吏也，勿害之。”敌将说奉皇太弟命，只有皇帝一人留下。晋惠帝眼睁睁看着嵇绍被杀，血溅龙袍。没多久，敌人准备把有血的龙袍拿去清洗，晋惠帝却说：“嵇侍中血，勿洗也。”这一句愤激之言堪比《史记》中汉惠帝见到“人彘”对吕后说的：“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这个嵇绍其实很有来头，他是被司马昭杀死的嵇康的儿子。没想到一生反感司马家的嵇康，到头来儿子却是晋朝的大忠臣。直到元初文天祥著名的《正气歌》中也要提到“嵇侍中血”的典故。最终，光熙元年（306），东海王司马越消灭了起兵诸王，独揽大权，惠帝才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洛阳。这个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中是最后掺和进来的，其他近亲宗室已经死伤七七八八了，他出手捡了大便宜，而且后来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最开始就是从这个司马越开始的，他的封国东海国就在江南一带，与当地名门王氏来往密切。
对于在手的晋惠帝，司马越还是担忧他在朝廷的影响力，于是将晋惠帝护送到长安控制起来，可是离开司马越视线也不能放心，在半年之后，十一月里的一天，晋惠帝在显阳殿吃完一块肉饼后毒发身亡。司马越很快拥立了晋惠帝的弟弟司马炽为怀帝，他是晋武帝的第二十五子，比惠帝小了二十五岁，即位时二十二岁。
3、晋孝武帝司马曜
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361年—396年)，处在东晋最鼎盛时期，372-396年在位，即位时才十一岁。当时朝上有谢安当政，还有谢家大大小小一帮人才，更有淝水之战的壮举。
司马曜本来也是一个有些作为的皇帝，但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喝酒，常常烂醉，在魏晋时的风气，都是开始讲究个性释放的时期，不过就是很容易出格。这个皇帝就是如此，不光他一个人喜欢烂醉，有时还逼臣下和后妃一起喝酒。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九月的一天，他与宠爱的张贵人饮酒，张贵人很快喝得不胜酒力，开始婉拒，皇帝很恼火，扬言要将她废掉另宠新欢。张贵人听了只有硬着头皮继续陪酒，结果皇帝很快也到头了，甚至还吐了她一身，然后倒头就呼呼睡着了。
张贵人满肚子委屈，守在旁边，想着皇帝的话心里开始不踏实了，她自从得宠以来，恃宠生骄，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大声的训斥。另外，她又嫉妒成性，何况司马曜好色也是宫内皆知的，她对皇帝的话自然是宁可信其有，不会信其无的。想到自己多年来小心翼翼的服侍，却将要换来打入冷宫甚至被赐死的下场，顿时起了杀心。于是叫来一帮亲信宫女就地将皇帝用衣物被褥闷死了，年仅三十五岁。
张贵人闯了这样灭族的大祸，但事后给当权的皇帝弟弟司马道子，以及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两父子贿赂，安然无恙。结果不仅东晋衰亡与道子父子擅权有很大关系，连孝武帝也成了历史上死的最滑稽窝囊的皇帝，即使被人谋杀，也并非是宫廷争权夺利，居然是因为一句酒后戏言，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4、北魏道武帝拓跋珪
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是比较被忽视的，道武帝拓跋珪（371年8月—409年11月），又名涉珪、什翼圭、翼圭，是北魏开国皇帝，创立了王朝基业，一度威震一方。但没想到到了后期，拓跋珪喜欢上了服食寒食散，这一类药物从魏晋到南北朝都很流行，对人体很是有害，使得当时还不到四十岁的皇帝屡屡病发，神经兮兮，或数日不食，或数夜不睡，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糟糕，有时还整晚上地自言自语，就好像对别人看不见的鬼怪在说话。
皇帝为了过药瘾成了这样，那么他上朝治国就成了很大问题。拓跋珪经常变得喜怒无常，无缘无故会因为想起什么鸡零狗碎的事情拿满朝文武开刀，轻则骂的狗血喷头，重则成为刀下冤魂！这个场景堪比当今变态的血浆片，拓跋珪后期的暴力倾向在历史上颇为有名，每当见到大臣因为害怕的神情就会像受到某种刺激，好像电源打开一样脸色有异，呼吸不调，立时就大叫一声，跳起来亲自殴打和用刀剑砍死在大殿上，还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其实，这未必都是皇帝精神病发作，很可能是拓跋珪听了巫师的鬼话，说他命中会碰到飞来横祸，必须要杀够一万人才能解救。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早期一律迷信巫师，所以拓跋珪为了解除自身灾祸，常常亲自动手杀人，这样一来朝野上下人心骚动，每一次大臣们都把上朝看做度鬼门关一样忧惧。
另一方面，拓跋珪年轻时娶了自己小姨贺兰氏为妃，生下卫王拓跋绍，这个儿子遗传了老爸的基因：性情暴虐不说，武勇也不亚于拓跋珪。409年的一天，拓跋珪不晓得是药物反映还是什么缘故，公然责骂贺兰氏，把她关了起来，还说要杀了她。贺兰氏派宫女向儿子拓跋绍求救，拓跋绍当时年仅十六岁，心浮气躁，但拓跋绍和文武官员一样，都知道魏道武帝这两年滥杀大臣上了瘾，大家随时都可能去见阎王爷。于是当晚联合好宫人事先将拓跋珪寝殿天安殿的弓刀等兵器统统取走，趁着道武帝夜里服药后睡觉之时，带着一伙人跳过宫墙，冲入天安殿。周围侍者见状惊呼“有贼”，道武帝拓跋珪惊醒过来四处摸索，半天也找不到兵刃，这时候被冲进来的拓跋绍一刀杀死，血溅殿堂，一代开国之君就这样死于儿子手里，时年39岁。
5、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经过拓跋珪、拓跋嗣两代经营，北魏王朝逐渐强盛，这时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即位，字佛狸，正是他攻取了号称天下第一坚城的大夏统万城，灭掉北燕，攻占河西，大破柔然，使北魏奠定统一北方的基业，也是他开始振兴儒家学说，成为建立一代赫赫武功的帝王。由于拓跋焘英勇无敌，善于指挥，而且对部下将士都敢于封赏，军士都乐于效命，于是，北魏大军还希望可以席卷江南完成更大的霸业。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太武帝决定领兵打过长江去讨伐刘宋。刘宋当时是文帝刘义隆在位，他在位已经二十七年，政权稳定，国力强盛，也是一代明君，并不是轻易可以对付的，这一番大战北魏没有占到任何便宜，烧杀一阵被刘宋打退。不过北魏军队在南方饮马江淮，刘义隆还是因此感叹当年错杀了一代名将檀道济，因而才导致北魏如此猖獗，“自毁长城”的典故因此流传下来。
太武帝浩浩荡荡南征结果功败垂成退回江北，大军中也因此骚动不安，有南来投降的5000余户在中山谋反，跟着冀州刺史渠万年也参与谋划，准备取而代之。种种不祥之兆，使太武帝心神不安，疑窦环生，脾气变坏，侍从则因畏惧于无意中获罪，他身边的宦官宗爱就突然心生异志，密谋了一场惊天大案。这个宗爱可不得了，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封王的宦官，还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接连谋杀了两个皇帝的宦官。
当时宗爱已经被封秦郡公，曾经依仗太武帝的宠信，在皇帝跟前散播谣言，搬弄是非，导致太子拓跋晃郁郁而终。太子死了以后，太武帝终于开始幡然醒悟，知道自己对宗爱过于宠信，宗爱当时已经感到太武帝不再那么信他，加上南征失利，宗爱害怕皇帝回到平城之后会清算旧账，于是先下手为强。北魏正平二年（452年）三月，宗爱利用自己亲近寝宫的便利，与三五贴身宦官一起秘密潜入，将正在熟睡当中的太武帝杀死，北魏历史上一位少有的雄略君主就这样惨死在了宦官的手上，太武帝死时45岁，宗爱是历史上第一个弑君的宦官。
可事情其实没完，接下来他还把后面拥立的下一个皇帝南安王拓跋余也给杀了，这个拓跋余在位不过九个月，一个宦官居然一连杀两个皇帝，这个记录在历史上还没人打破过。
6、北魏孝明帝元诩
孝明帝元诩（510-528），是宣武帝元恪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短命夭折的儿子，所以在六岁时以皇太子身份顺利嗣位。
但孝明帝的亲生母亲、太后胡充华权力欲很强，开始的时候能够以元诩年幼为理由临朝专权擅政，这时候大家没话说，只能依着她的性子。她是个佞佛之人，著名的云冈石窟多数就是胡太后掌权时开凿的，前后花了二十四年时间。另外，她还好文学，《杨白花歌》是她所作，也是北朝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不过，皇帝渐渐长大了，对胡太后的胡作非为有些看不过去，想要亲政，但太后临朝多年，早看出儿子另有想法，于是多方阻拦，而且还渐渐除掉皇帝身边的近臣。元诩为了坐稳皇位，打算秘密招镇守晋阳的大将尔朱荣率兵来洛阳，以为大兵压境可以胁迫胡太后归政。
哪知道胡太后尽管佞佛可也不是吃素的，这么多年当朝，早在宫里遍布眼线，抢先得到宫人密报，胡太后暗中早有对策。公元528年，孝明帝之妃潘嫔生了个女孩，胡太后假称是个男孩，大赦天下，改年号“孝昌”为“武泰”。元诩调兵计划失败，只好忍气吞声继续由得老妈，胡太后假意给皇帝赐酒抚慰，谁也想不到这酒中居然下了毒，孝明帝当晚毒发身亡，这可是亲生母亲啊，居然为了皇权能对亲生儿子下毒手！胡太后的心狠手辣也算中华历史上的一绝了。
之后，胡太后奉孝明帝的女儿元姑娘当皇帝，谎称是太子即位，于是在大唐武则天之前，中国历史上其实已经有女皇帝登基了。可怜孝明帝元诩死时只有十九岁
㈤ 在唐代传奇小说中,出名的作品都有哪些
唐代传奇
中国唐代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称为唐传奇。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和汉魏六朝小说相比，它内容上除部分记述神灵鬼怪外，大量记载人间世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广，生活气息较浓厚。艺术上，它篇幅加长，部分作品还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语言多为散体，多四字句，句法较整齐，沿袭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
繁荣及其原因 唐传奇是封建城市经济发达的产物。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需要，民间的说话应运而生。而当时佛教兴盛，变文大量产生，又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说话受到民间和上层的普遍喜爱。唐代佛教道教兴盛，两教的经典和文艺作品，如变文、壁画等，其中有不少情节离奇曲折、想象丰富奇特的故事。这对一部分唐传奇（主要是神怪类）的题材、构思以至细致的描绘都有一定影响，同时也带来不少宗教迷信杂质。
发展过程 唐传奇发展分为前（唐初至肃宗）、中（代宗至文宗）、后（文宗至唐末）3个时期。前期作品现存很少，最早的是《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它们标志着小说从六朝志怪向唐传奇的过渡形态 。以后 ，张鷟《游仙窟》、张说《绿衣使者》都描写了市民生活，表现出唐代传奇开始在内容题材上摆脱志怪传统，着重表现人间世态，领域拓宽。此期小说专集不多。中期是唐传奇繁荣阶段，名家名作颇多。一些最优秀的单篇传奇，几乎都出自此期。从内容、题材上看，此期作品大致分为以下5类 ：①神怪类。讲的是神怪一类故事。题材虽袭志怪传统，但内容、形式均有创新。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两篇表现荣华富贵如梦境之空虚，把梦境中的仕途荣遇与波折铺叙得淋漓尽致。《古岳渎经》、《庐江冯媪传》、《三梦记》、《周秦行纪》等或述神鬼，或记奇梦，也属此类。②神怪兼爱情类。写神怪鬼狐与人相爱。如沈既济《任氏传》、陈玄佑《离魂记》、李朝威《柳毅传》、李景亮《李章武传》。这些篇章实际上写的是罩在神怪外衣下的以爱情婚姻为主的人情世态。③爱情类。专写人间爱情传奇。如白行简《李娃传》、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3篇反映了阶级界限与真挚爱情的深刻矛盾。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深刻细致；情节曲折，文笔细腻。与《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虬髯客传》，共同标志着唐传奇艺术的高峰。④历史类。以陈鸿《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为代表。前者叙述宛曲，情味隽永；后者文笔多质直，文采稍逊。⑤侠义类。此类中期尚少。有李公佐《谢小娥传》、沈亚之《冯燕传》。此外，《柳毅传》中钱塘君、《柳氏传》中许俊、《霍小玉传》中黄衫客均属侠义人物，但非篇中主要人物。此类小说在晚唐有较大发展。
后期单篇传奇现存很少。较好的有薛调《无双传》、无名氏《灵应传》、《东阳夜怪录》等。专集大量出现，作品数量远超前两期。但多数篇幅短小，叙事简略，复与六朝志怪相接，成就远逊中期单篇。有名的有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二者可能作于文宗朝稍前期），郑还古《博异志》等。神怪故事中，《灵应传》情节曲折，受《柳毅传》影响；《东阳夜怪录》亦有《南柯太守传》痕迹。爱情小说以《三水小牍》中《步飞烟》、《无双传》为代表。但后者中侠义成分比《柳氏传》、《霍小玉传》大为加重，至《传奇·昆仑奴》，重点已由爱情转向侠义。《甘泽谣·红线》和《传奇·聂隐娘》则把侠士神化，开后世武侠小说滥觞。《玄怪录·郭元振》写元振夜斩猪妖，则是把侠义和神怪结合起来了。
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唐传奇影响甚远，它成为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样式。还是后代白话小说、戏曲及讲唱文学汲取题材、人物、艺术方法再创作的宝库。
结集和研究资料 晚唐陈翰有《异闻集》，已佚。其中部分为《太平广记》所收，成为保存汉魏六朝和唐代小说的渊薮。明清集亦颇多。五四运动后，鲁迅有《唐宋传奇集》，专采单篇，并附《稗边小缀》，对作家作品进行考订。汪辟疆有《唐人小说》，各篇均有说明。今人校点整理出版的有《博异志》、《集异记》、《传奇》等。研究方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有专论3篇，论述精当。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也较有名。
㈥ 中国古典小说都有哪些、、
中国十大名著 总目录
第一部 《红楼梦》
第二部 《西游记》
第三部 《水浒传》
第四部 《三国演义》
第五部 《聊斋志异》
第六部 《喻世明言》
第七部 《警世通言》
第八部 《醒世恒言》
第九部 《初刻拍案惊奇》
第十部 《二刻拍案惊奇》
中国古典小说的十大巅峰之作
体现中华民族气质的典范著作
《红楼梦》：因其巨大的社会容量和思想容量，被称之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网络全书”，对此书的研究也成为一门学科——红学。
《西游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此书“‘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水浒传》：不但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1759年日本就有了《水浒传》的节译本；1933年美国赛珍珠译的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水浒译本，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水浒传》已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风行世界。
《三国演义》：充分运用史料，着重写出三国时代的盛衰变化，着眼于人心、人才、战略、策略，探讨如何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道理，并在小说中运用艺术描写。被后人誉为“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
《聊斋志异》：有近五百篇作品，文笔夭矫，委婉曲折。《聊斋志异》问世后，人竞传写，甚受欢迎，并对以后的文言话篇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喻世明言》：反映明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艺术上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为中外小说史研究者所重视，是《三言》中最早刊行的一部。
《警世通言》：表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艺术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
《醒世恒言》：反映市民思想、体现时代风貌、揭露人性弱点，风靡当时社会各个阶层。
《初刻拍案惊奇》鲜明的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作者的反理学思想。
《二刻拍案惊奇》：中国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主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揭露官吏贪贿，判案不公，统治黑暗，到描写男女欢爱及社会、家庭的各方面问题。
㈦ 求架空小说中古代皇帝封号
那你要先搞清楚年号、谥号、庙号的由来
谥号的选定要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上谥，即表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具有“经纬天地”的才能或“道德博厚”、“勤学好问”的品德；“康”表示“安乐抚民”；“平”表示“布纲治纪”。下谥，即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内远礼”，“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荒”表示“好乐怠政”、“外内从乱”等。中谥多为同情类的谥号，如：“憨”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怀”表示“慈仁短折”。 ： 根据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表明，至迟到周穆王前后，给地位较高或较有身份的死者加以谥号的做法已比较多。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乎谥，没有恶谥。谥号之有善恶，西周共和以后。周厉王是一个贪婪的君，“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就死在那里。“厉”便是对他予以斥责的恶谥。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簧王、赵孝成王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议定以“皇帝”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同时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等。汉代又恢复了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中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宇：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
唐宋时期是谥法大发展的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美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武则天时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打破了皇帝一、两字谥号的旧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谥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着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受尊号为“元圣文神武皇帝”。帝后也可有尊号，后来称作徽号。如清代同治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慈椿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等十六个宇。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筹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如明代皇帝谥号为17字，亲王1字，大臣2字；清代皇帝21字，硕亲王1字，大臣2字。其次，赐谥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要取决于“圣裁”。据统计，西汉到清末，历代宗室、百官得谥者共10473人，而明代两代就有5935人，占总数的57％左右。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
谥号中还有一种私谥，这是有名望的学者、土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到汉代才盛行起来。古代除对帝王可以称呼其谥号外，称呼高官司大臣、学者名流的谥号也是一种尊重的称呼。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一般认为，庙号始于商代，汉代承袭了这一制度。汉代对于追尊庙号一事是极为慎重的，因此不少皇帝都没有庙号。但这一制度发展到南北朝时已不太严格了，从唐代开始，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更是无帝不”宗”了。
追尊的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自汉代开始，开国皇帝一般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开国皇帝之后的嗣君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明神宗等。但也有例外，如明代朱橡取代建文帝做了明朝皇帝，他并非开国皇帝，却庙号明成祖；清人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顺治皇帝也非大清的开国皇帝，仍被尊为“世祖”。
称呼时，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殁世帝王的全号。如汉武帝的全号是太宗孝武皇帝，隋文帝的全号是高祖文皇帝。习惯称呼中，唐代以前对殁世的帝王简称谥号，不称庙号；唐代以后由于尊号的出现，尊号、谥号加在一起很长，不便称呼，所以又改称庙号。到了明清两代，因为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明英宗除外)，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帝习惯上常称他们的年号。称年号的皇帝生前也可以称呼，故而若康熙和乾隆皇帝在世时，称他们为“康熙帝”、“乾隆爷”，那就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如称他们为“圣祖”(康熙庙号)和“高宗”(乾隆庙号)，就不对了。
我们在日常谈及古代帝王时，如汉武帝、唐太宗、乾隆皇帝等，往往把这些称谓视为同一概念，其实，其表述是不同的。称汉武帝是称其谥号，唐太宗称其庙号，乾隆皇帝则是称其年号。
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这些称号多见于史书。
1)庙号 庙号始于西汉，止于清朝，是封建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的名号。一般开国的皇帝称祖，后继者称宗，如宋朝赵匡胤称太祖，其后的赵光义称太宗。也有个别朝代前几个皇帝皆称祖，如明朝朱元璋称太祖，其子朱棣称成祖。清朝福临（顺治）称世祖，玄烨（康熙）称圣祖。但是在隋以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庙号，因为按照典制，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庙奉祀。唐以后，每个皇帝才都有了庙号。
2)谥号 谥号是后人根据死者生前事迹评定的一种称号，有褒贬之意。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谥号有帝王之谥，由礼官议上；有臣属之谥，由朝廷赐与。还有称谥，是门徒弟子或是乡里、亲朋为其师友上的谥号。帝王将相之谥在西周时即已出现。秦时曾一度废除，汉代恢复，直至清末。私谥可能始于东汉，或谓春秋时期已有。民国以后，称谥在一段时间内仍存在。谥法有固定用字，如慈惠爱民曰文，克定祸乱曰武，主义行德曰元等，这是美谥；杀戮无辜曰厉，去礼远众曰炀，好祭鬼怪曰灵等，这是恶谥；还有表示同情的哀、愍、怀等。一般人的谥号多用两字，如岳飞谥曰武穆，海瑞谥曰忠介。
3)尊号 尊号是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词组成
的特殊称号。或生前所上，或死后追加。追加者亦可视为谥号。尊号一般认为产生于唐代。实际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初，李斯等人就曾为当时的秦王政上尊号曰“秦皇”。不过这时的尊号一词的含义与唐代以后的不甚相同。尊号开始时，字数尚少，如唐高祖李渊的尊号为“神光大圣大光孝皇帝”。越到后来，尊号越长，如清乾隆皇帝全部称号为“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除了庙号“高宗”二字外，其尊号竟有二十余字之多。
4)年号 年号是封建皇帝纪年的名号，由西汉武帝首创，他的第一个年号为“建元”。以后每个朝代的每一个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叫做改元。明朝以前，封建皇帝每遇军国大事或重大祥瑞灾异，常常改元。如汉帝在位五十四年，先后用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十一个年号。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先后用了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十四个年号。明朝自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开始，包括明、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不论在位时间长短，只用一个年号，如明太祖只用洪武，清高宗只用乾隆。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前代帝王多不称姓名或尊号，都称庙号、谥号或年号。一般来说，对隋以前的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文帝、晋武帝、隋炀帝等。唐至元朝的皇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宋仁宗、元英宗等。明、清两朝的皇帝多称年号，如嘉靖皇帝、唐熙皇帝等。在某些特定场合，也称其全部名号，即庙号、尊号、谥号的合称，如前述乾隆的名号。遇到这种全称，应注意区分其庙号、尊号和谥号。另外，在古籍中，对一些王侯将相知名人也常常不称其名，而称其谥号。如称岳飞作岳武穆，称海瑞作海忠介，等等。
有关庙号、谥号、尊号和年号的工具书，有清代沈炳震编《廿一史四谱》、清陆费墀编《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谥》、清刘长华编《历代名臣谥法汇考》及各种“中国历史纪年表”等。
在学习中，常会遇到关于封建帝王的各种称谓，如汉武帝、唐太宗、乾隆皇帝等。称汉武帝是称其谥号，唐太宗称其庙号，乾隆皇帝则是称其年号。
年号：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有的。汉武帝极为的那年（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元年，第二年称建元二年，以此类推。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是年夏五，改元景炎”，是指南宋端宗极为，改年号为景炎。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如女皇帝武则天在位十四年，前后改元达十二次。明清两代皇帝一般不改元，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故往往就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成祖朱棣在位年号永乐，称永乐皇帝；清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年号乾隆，称乾隆皇帝。
谥号：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上古谥号多用一个字的，如周平王（平）、秦穆公（穆）；也有用两个字的，如魏安 王（安 ）、赵惠文王（惠文）等。后世帝王谥号多用一字，如汉武帝（武，威强睿德曰武）、隋炀帝（炀，好内远礼曰炀）；其余人（指非帝王者）大多用两字，如文忠公（文忠，欧阳修）、忠烈公（忠烈，史可法）等。
庙号：封建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特立名号，叫庙号。《宋史·礼志九》：“天资七庙，亲庙五，祧庙二……以今十六间为寝更立一祧庙，逐室各题庙号。”《后汉书·明帝纪》：“有司奏上尊庙为世祖。”自汉代起，每个朝代的第一个皇帝一般称太组、高祖或世祖，以后的嗣君则称太宗、世宗等。唐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以后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根据以上，编个差不多的就可以啦！
㈧ 隋唐英雄如意言情小说
唐太宗后宫中的这位杨妃（隋唐英雄里的如意公主）虽然是隋唐之类的电视剧的常客，但史书中对她的记载实际上只有7个字：“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
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政绩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而无更具体的封号，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
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重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重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分别被赏给杨素、贺若弼等人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尽管史书上称恪母为杨妃，但这并不能证明恪母生前就位列四妃之位，因为像唐高祖李渊的小妾莫丽芳，生前就没有得到任何妃嫔封号，死后才被追封为嫔，史书上却直接记载其为莫嫔。
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杨淑妃即杨玄奖之女，阴德妃因为儿子李佑谋反被杀后也遭到了连坐，德妃之位空了出来由燕贤妃晋封。还有一位郑贤妃，也是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可见杨妃生前并非正一品的四妃，最多只是个二品的九嫔，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8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前朝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别说什么李恪无才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李元昌也是失败者，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也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些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至于杨妃的次子李愔直到贞观13年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想来杨妃要是得宠的话，如何会在史书上仅留下7个字的记载，而她的两个儿子又如何会在李世民诸子中待遇如此之差？
㈨ 大隋公主爱李世民的小说
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这位杨妃虽然是隋唐之类的电视剧的常客，但史书中对她的记载实际上只有7个字：“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妃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
杨妃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妃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而史官在史书中极为同情李恪，尽管完全列举不出李恪究竟有何政绩和才华，但仍旧对李恪是各种溢美之词，所以在其传记里特别提到“恪母，隋炀帝女也”这一句，就是为了表彰李恪生母身份与众不同。但即便如此也仍只有隋炀帝女这个头衔，而无更具体的封号，可见杨妃无论是在隋宫还是唐宫地位都不高。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杨公主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杨公主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的一员，很显然这位杨公主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
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618年），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杨公主很明显是在重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重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杨公主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杨妃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分别被赏给杨素、贺若弼等人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尽管史书上称恪母为杨妃，但这并不能证明恪母生前就位列四妃之位，因为像唐高祖李渊的小妾莫丽芳，生前就没有得到任何妃嫔封号，死后才被追封为嫔，史书上却直接记载其为莫嫔。
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杨淑妃即杨玄奖之女，阴德妃因为儿子李佑谋反被杀后也遭到了连坐，德妃之位空了出来由燕贤妃晋封。还有一位郑贤妃，也是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可见杨妃生前并非正一品的四妃，最多只是个二品的九嫔，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杨妃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八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8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八年之后才出生。杨妃没有女儿，因为唐太宗21位公主中只要生母身份较高的，史书或墓志铭都有记载，其余15位公主的生母因出身低微而不见载。
而杨妃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贞观十七年年底诸位皇子回京过年时，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前朝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也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些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
至于杨妃的次子李愔直到贞观13年才得到了亲王应有的800户食邑，比其他皇子整整迟了3年。又因为李愔在封地上屡屡胡作非为，唐太宗曾十分厌恶地说：“就算是禽兽，只要好好驯服还能让其听命于人；就算是铁石，只要好好炼制也能做成可用之物，只有像李愔这样的人，连禽兽和铁石都不如！”当即便削去了李愔一半的封地食邑和蜀王府中的官员，又将他贬为虢州刺史，刚刚上任没几个月的蜀王师盖文达也因此被免官。
所以唐太宗贞观年间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李愔两人是刺史；别的皇子都是实封800户，唯独李恪与李愔一个被削户600一个被削户400。想来杨妃要是得宠的话，如何会在史书上仅留下7个字的记载，而她的两个儿子又如何会在李世民诸子中待遇如此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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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大体是：宋代以前，是文言短简小说的单线发展；宋元时代，文言、白话、长篇、短篇、多线发展，呈现出多资多彩的状态。
原始社会:神话故事 .这部分遗产主要记载和保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
先秦至汉:史传文学小说
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小说正式开始. 以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和以干宝《 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干
宋元:话本
中国最大的小说集《太平广记》.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 》.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清: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
明朝白话短篇小说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最有代表性的集子是洪缏biān（木名）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的“三言”（《喻世明言》、《醒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明末清初，在“三言”、“二拍”的影响下，如崇祯年间出版的“天然知叟”的《石点头》、明末清初李渔的《十二楼》、“元亨主人”的《照世杯》、周清源的《西湖二集》、“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
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受其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 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
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又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长篇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
清代乾隆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长篇巨著问世。
晚清小说的研究与整理，是“四大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 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