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发愤著书
㈠ 古代文论视野下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发愤著书”说亦称孤愤说。屈原《惜诵》有“发愤以抒情”；《淮南子·训齐俗》也有“愤于中而形于外”。司马迁继承了这些说法，并根据自己的切身遭遇，提出了发愤说。司马迁认为，历史上的优秀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重大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东汉桓谭所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唐代韩愈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宋代欧阳修所说，诗穷而后工；陈师道所说，“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一直到清代王国维所说“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巧”，都是这一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宋、元以后，小说创作日趋繁荣，很多人又认为优秀小说也都是发愤之作。如李贽说《水浒传》的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发愤之所作”；金圣叹说《水浒传》作者“发愤作书”、“怒毒著书”，是“天下无道”所激起的“庶人之议”；陈忱说他的《水浒后传》是“泄愤之书”；张竹坡说《金瓶梅》作者“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蒲松龄说他的《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等等。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发愤著书确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发愤说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所谓“发愤”，虽然是与作家个人的不幸遭遇直接联系的，但实际上却是对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一种义愤和批判。这就使得发愤说有了更明确、更深广的社会内容。
㈡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有什么文学意义
这个问题确切一点说就是《史记》带给我们的意义。
史学
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
文化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小说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传记文学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㈢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有什么文学意义
“发愤著书说”出自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大概有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发愤著书”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将“道”置于首位，“文”置于末位，已隐约点明了“文”与“道”不可分割的关系。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并非凭空出现，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产物。
《论语•阳货》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怨”是讽劝上级，怨而不怒的意思，己内心对朝政有所郁结则需讽谏以抒发情感，毋庸置疑，“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已经完全摆脱儒家对“怨”的要求，即“发乎情，止乎礼”，完全肯定了“泄愤”的合理性司马迁对《离骚》的解释即可证明这一点。司马迁写道：“离骚者，犹离者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抢地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馋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此时“怨”已无需遵循儒家的“温良敦厚”。
“诗可以怨”是“发愤著书”的萌发，“发愤以抒情”则是“发愤著书”的鼻祖。屈原第一次在《九章•惜诵》提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应该对司马迁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汉刘安《淮南子》中记载：“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律而和人心”和“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则应于外”对“愤中形外”的解释更近于“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诚然是《诗经》、屈原、刘安等的影响发展来的，但也是作者真实境况的写照。司马迁为人正直，却遭受宫刑之辱，内心愤懑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报任安书》中所写：“居则忽忽不知所往，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使命并未完成，他不得不苟且偷生，用著来成就自己的人生，抒发内心的苦闷司马迁总结前人经验立足实际得出“发愤著书”这一重要的文艺理论。这一观点在中国文艺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要的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谓“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韩愈在文上主张“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同时还认为这两方面有重要的联系，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他在《送孟东野序》里则提出得志“鸣国家之盛”，失意则“自鸣不幸”。
继韩愈之后，又有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及陈师道的“惟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陆游：“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晚清文论家李贽更是将“发愤著书”作为评价作品思想性高低的客观标准，所谓“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
中国文论史上“发愤著书说”占有重要地位，而西方文论与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格里巴尔泽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象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由此可见，许多西洋大家都认为诗是人内心痛苦的产物，而支持这一观点的名言警句更是比比皆是。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因为文学除了反映生活外，还要表现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感是极其复杂的，喜怒哀乐，而怨仅是情感中一隅。所以“发愤著书未免偏颇，但这种小瑕是不掩大瑜的。
至今，我们依旧可以继承“发愤著书”的“泄愤”功效，在工作、生活、学习郁闷之时写点东西来抒发内心的忧伤和悲凉，亦可以将这种“泄”的范围扩大，涉及快乐情感，与人共享美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发扬“发愤著书”中的脊髓精神——穷且益坚。生活中难免有不如意，这就需要忍耐、坚强的精神。所以“发愤著书”立足时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功效。
㈣ 发愤著书是谁提出来的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发愤著书说”出自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大概有以下两层意思：
首先“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发愤著书”的另一层含义则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在《论语》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将“道”置于首位,“文”置于末位,已隐约点明了“文”与“道”不可分割的关系.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并非凭空出现,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产物.
㈤ 求文学史上“发愤著书”的例子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㈥ 《史记》中好像有九个左右发愤著书的例子，请问具体是哪几个
《报任安书》-司马迁
古者富贵而名摩来，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下载，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下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翻译：
古时候身虽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著称于世，那就是：西伯姬昌披拘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之处，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使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象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于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留下没有实行的文章来表露自己的本心。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杀戮，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㈦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内涵和影响是什么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
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
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
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在后代，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三、发愤著书的意义和局限
“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历代进步文人奋笔和黑暗现实斗争的理论依据,而且还上升为衡量文学作品思想性的一个客观标准。
1，提高了“怨”的地位，同时也打破了儒家的中和观念。
2，扩大了批判现实的范围，比汉儒的“怨刺”说更为合理。
3，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这一理论以主体性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如司马迁在总结“发愤著书”时文学与学术并没有分离，所以论述缺乏全面性，但这是瑕不掩瑜的。
另解：
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极端逆境但是志向不被屈服，因为身处苦难却能更加的激扬奋发。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奋，用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怒之情，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讲述古今往事，引人深发，启迪后人更加明智。这些都是陷害司马迁的统治者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巨大历史功效。
发愤著书就其思想而言，无疑继承了诗经诗言志这一特点。有这么一种说法：乱世出英雄。说往往在时事混乱的环境下，才可以逼出来一些改变时代命运的英雄。也就是说人处于困境的时候会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从而发挥出身体的潜能。比如说：拿破仑，朱元璋。相反，若是居安，往往不能思危，闲适舒畅的生活，往往会摧毁人们的主动发掘自我潜能的欲望以及能力。
虽然关于是快乐出诗人还是，苦难出诗人。古今中外，说法不一。但是，依我的经验以及切身体验来看，真的是只有在苦难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才能写出来比较好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作者处于困境之中，忧思郁积，无处发泄，唯有诉诸于文字，才能达成自己的精神状态的平衡。自古而今，经历了诸多人生磨难和精神挫折才终成大作的作家举不胜举。反观当今，优秀的著作仍然属于常处忧思者专有。
㈧ 发愤著书说的名词解释是
发愤著书的意思：（作家）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
“愤”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以及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发愤著书的提出者：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㈨ 春秋三传中哪一传提出了“发愤著书”
春秋三传就是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
其中《左氏春秋传》中提出了“发愤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