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
1. 火烧红莲寺的相关评价
剑光侠影的第一把火
从《侠女》、《大醉侠》到《卧虎藏龙》、《英雄》、《功夫》，武侠片始终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电影在外国观众眼中的形象代言，不过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李安捧起金像的那一刻，他应该在道谢名单里加上80年前的一部电影的名字———《火烧红莲寺》。
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拍摄的这部电影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无论是从技术积累的角度，还是从题材拓展的角度来看，“武侠”两字自此片后便成了中国电影军械库中的常规兵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从此在剑光侠影中长大。
1928年，《火烧红莲寺》。正是从这刻开始，侠客们才开始剑光斗法、隐形遁迹、空中飞行、口吐飞剑、掌心发雷，“把食指一举，那缭绕而上腾的一道白光便带着法术把你的宝剑无条件地向敌人作战”……这70余年的武侠神脉绵延至今，才有了今天迷倒世界的《卧虎藏龙》。而要解开那其中飞来飞去的玄机，却也定要回到当年的《火烧红莲寺》。
《火烧红莲寺》的摄影师叫董克毅，堪称上世纪20年代的乔治·卢卡斯。他不仅创造出“接顶”法，把画在玻璃板上的红莲寺顶与没有寺顶的布景巧妙地拍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红莲寺辉煌建筑，还透过真实人物与卡通形象融合的办法表现“剑光斗法”，在银幕上将人任意放大和缩小，甚至完成“分身”的特技摄影技术。
为了拍摄剑侠飞行，董克毅还翻了许多资料。他根据一本美国杂志上只言片语，凭着想象用土法子实验，想出了空中飞人的拍摄法。那就是中国武侠电影的传家之宝———吊钢丝。中国影人是如此喜欢和信任这项技术，以至把它发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而当年扮演“红姑”的一代女星胡蝶，就是这样身着戏装、腰挂铁丝悬在空中，在巨型电扇吹出的大风吹拂下，衣袂飘飘，摄影机关再加上层薄纱，朦朦胧胧。胡蝶尽管心中怕得要命，脸上却作微笑状，衬之以名山大川的背景，如神似仙向观众飞来，令人惊心动魄、如痴如醉。
《火烧红莲寺》到底火到什么程度？三年之内连拍18集，万人空巷！从第二集开始，《火烧红莲寺》干脆抛弃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原著《江湖奇侠传》，剧情更加天马行空———逃出红莲寺的知圆和尚联合崆峒派与昆仑派展开恶斗，双方剑仙各自施展绝技，钻天入地无所不能，胜负难分之下又互请高人，直杀得天昏地暗、鬼神同泣……这“佛道魔”三界互K的境界直让人想起后世盛极的“剑仙”一派。只可惜当时它被冠以“武侠神怪片”的恶名，因为当时全国只有3%的民众接受过近代科学教育，有 95%的愚民相信“怪力乱神”的存在，以至国民党政府下属的电影检查委员会下令查禁“红莲寺”，武侠类型片的大火，就此南下香港。
1935年3月，第19集《火烧红莲寺》在香港诞生。广告中写道：“赛铁拐神杖宝贝，豪光万丈，金罗汉摇袖祭神鹰，瑞气千条，活僵尸毒害向药山，散发吐雾，飞道人不敌吕宣良，断头喷血。”这格局，这气派，不就是70年前的《指环王》？
口述影像：避世武侠的商业“原罪”
当“古装片热”已见降温之时，明星公司异军突起，燃放了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火烧红莲寺》，这把火一烧，竟使得武侠神怪片在影坛称霸长达4年之久。在武侠神怪片作为片种诞生前，单纯意义上的武侠片制作已经在中国影坛出现了。武侠片的诞生并不是基于某个人、某个电影公司的突发奇想，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武侠电影产生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是受当时美国西部片的影响，它所采用的视觉效果和带给观众的观影快感给了中国电影界灵感；二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文字的形式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情节的描述很有镜头感，这为搬上银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火烧红莲寺》之前就有《车中盗》、《王氏四侠》等武侠片了，只不过影响不是非常大，而《火烧红莲寺》一拍就是18集，而且带动了武侠片走向了一个创作高潮。
《火烧红莲寺》掀起的是第一次武侠片热潮，之所以盛行主要还是各电影公司基于商业上的考虑，发生地是在上海；第二次成规模的热潮，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港台地区，此时的电影人充分意识到了电影是高风险、投机性的商业产品，由胡金铨所代表的“文人武侠”到张彻强调男性情义的暴力武侠，导演的风格化展示越发凸显，在此期间还使武侠逐渐从“刀剑”向“拳脚”过渡；第三次高潮是在80年代初的中国内地，从1983年《神秘的大佛》开始，《武当》、《神鞭》等影片随后，到《少林寺》成就了这次高潮的最高峰；第四次热潮，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一批“新编”性的武侠片的拍摄为代表，《新龙门客栈》等电影使得两岸三地的电影人联手拍片，华语电影也进一步整合。
2. 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火烧红莲寺》。
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对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进行改编，拍摄了电影《火烧红莲寺》，成为华语电影发展史上的首部武侠电影。华语电影的武侠片时代，因为这部《火烧红莲寺》正式开启。《火烧红莲寺》之后，武侠片的风潮开始兴起。此时的“明星影片公司”也为《火烧红莲寺》先后策划、拍摄了18部续集。
1928年到1931年之间，类似于《火烧红莲寺》的作品层出不穷。1931年，国民政府下令，查禁包括《火烧红莲寺》在内的所有宣扬怪力乱神的电影作品。原因是这类作品以怪力故事宣扬迷信思想。而民国时期的这股武侠热潮，也随着一纸禁令，在1931年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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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红莲寺》上映后广受欢迎，一时有万人空巷之感。故此后在三年内连续拍出了18集，足见其商业的成功，同时更引来了无数的效仿者。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共上映了227部武侠神怪片。
这部影片的问世曾被视为满足人们逃避现实情绪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就电影本身而言，《火烧红莲寺》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为中国电影在市场上的立足开辟了一种电影样式。
3. 《邓小平，1928》观后感
1922-1926年间,中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单上海一地就有145家。众多电影公司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
1927年
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上海拍摄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该片纪录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上海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古装片热在中国影坛出现。本年度出现的影片有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美人计》、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盘丝洞》、民新公司拍摄的《西厢记》等。此外，武侠片也初现端倪，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王氏四侠》和友联公司的《儿女英雄》引人关注。
1928年
明星公司拍摄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集)上映。影片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上映后创下了国产影片最高卖座纪录。其后，明星公司接连拍摄了18集。同时，其他公司受此影响，也纷纷拍摄武侠片，掀起了武侠片的热潮。在1928-1931年生产的近400部影片中，武侠神怪片占250部左右。
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电影检查规划》，通令于翌年实施。
1929年
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安装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放映机，首映有声影片《飞行将军》(仅有声响，并无对白)，引起轰动。半年后上海所有的高级电影院均安装了有声电影放映设备。
国民政府在沪设立戏曲电影审查会。由上海市政府公安、社会、教育三局联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此后，凡国产影片在沪上映，事前均须经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和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审查。
武侠片热继续高涨。本年度出现的主要影片有《火烧红莲寺》四至九集、《王氏四侠续集》、《乾隆游江南》一至四集、《儿女英雄》二至三集、《红侠》、《风流剑客》、《飞行大盗》、《白玫瑰》、《关东大侠》等。
1930年
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另由内政部和教育部拟订《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颁布施行。
以“大中华百合”为首的几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合并组成“联华影业公司”。“联华”主张的“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运动，与电影商业化潮流的热浪相悖而行，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公司存在的8年间，共摄制影片近100部，终形成了与“明星”、“天一”三足鼎力的格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野草闲花》上映。该片采用蜡盘配音的方法为影片插曲《寻兄词》配音，这是中国电影的第一首插曲。
华威贸易公司制造成功第一部国产有声电影放映机，取名“四达通”。
1931年
3月，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问世。该片由明星影片公司和法商百代唱片公司合作摄制，采用的是蜡盘配音的方法。
5月，友联影片公司摄制的有声片《虞美人》在夏令配克影戏院上映，该片与《歌女红牡丹》系同时投拍。
6月，“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的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青》上映。该片是租用日本的有声电影设备在日本拍摄，后在抵制日货的爱国热潮中受到观众的抵制。
九一八事变后，明星影片公司组成明星救国团，联华影片公司组成联华国人抗日救国团，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10月，天一影片公司摄制的《歌场春色》上映，这是第一部在中国本土摄制的片上发声影片。
1932年
1月28日日军炮击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设在虹口、闸北和江湾地区的电影公司及16家影院皆毁于炮火，上海的30余家中小电影公司均被迫停业。
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翌年3月更名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隶属行政院，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
5月，《电声日报》创刊。该报创刊后随即举办“电影皇帝”评选，评选结果，“联华”主要演员金焰当选为“电影皇帝”。1934年1月，该报改名《电声周刊》，发行数量不断增加，成为30年代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刊物之一。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各电影公司纷纷摄制抗日题材影片，主要有明星影片公司的故事片《战地历险记》、新闻纪录片《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第一集)、故事片《上海之战》、动画片《民族痛史》；联华影片公司的故事片《共赴国难》、新闻纪录片《暴日祸沪记》、《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动画片《血钱》；天一影片公司的有声新闻片《上海浩劫记》；惠民影片公司的《十九路军光荣史》；暨南影片公司的《淞沪血》；慧冲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日血战史》；锡藩影片公司的《中国铁军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的《上海抗敌血战史》等。这批影片在内地和南洋上映后，受到舆论的称赞。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电影公司发出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告”，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
“剧联”的影评小组成立。这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影评组织，它通过茶话会、座谈会等形式欢迎影评工作者自由参加。影评小组先后在不少报刊上开辟了电影副刊作为影评阵地。
1933年
明星影片公司设立卡通科，“万氏兄弟”进入卡通科工作。
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选出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金焰、沈西苓等31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担任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工作。
2月，意大利在米兰市举行国际电影赛会，邀请中国选送影片参赛。经过电影检查会初选及复选，决定选送6部影片参赛，计有：“联华”的无声片《都会的早晨》、《城市之夜》、《野玫瑰》、《三个摩登女性》、《北平大观》，以及“明星”的有声片《自由之花》。这是中国最早参加的国际电影活动。
同月，《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揭晓，胡蝶以21334票当选为“电影皇后”。3月28日上海电影界假座大沪舞厅，举行“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会。”大会向胡蝶颁发了“电影皇后证书”，并发行《电影皇后纪念册》。
同月，《电声日报》经过3个月筹备的“明星名片大选举”揭晓，当选“中国十大明星”之第一名为胡蝶，第二名为阮玲玉，第三名为金焰；当选“外国十大明星”之第一名为珍妮•盖诺，第二名为葛莱泰•嘉宝，第三名为麦•唐纳。
3月，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立，组长夏衍，组员钱杏邨(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电影小组开展了剧本创作、影片评论、输送新人、介绍苏联电影等活动。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举行第一届全国国产影片评选大会，联华影片公司出品的《人道》获默片一等奖，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自由之花》获有声片一等奖。
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制片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在南京成立。
9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立“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以替代原直属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主管的“电影检查委员会”。
11月12日，在艺华公司摄制《烈焰》、《中国海的怒潮》等以反帝抗日和阶级斗争为内容的影片之际，国民党特务组织指使暴徒30多人以“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冲入艺华公司，进行打砸和破坏，此即中国电影史上的“艺华被捣毁事件”。
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狂流》、《春蚕》上映。前者为第一部左翼电影；后者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是中国新文艺作品第一次搬上银幕。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三个摩登女性》上映，该片是左翼电影运动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之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都会的早晨》、《小玩意》和《城市之夜》上映。
1934年
国民党特务机构以“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的名义向各报馆散发《铲除电影赤化宣言》，恫吓各制片公司：“以后绝对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危害国家、描写阶级斗争、挑拨民族恶感的影片，对于社会病态黑暗面的描写，亦应竭力避免，以符合教育社会的旨趣。”《宣言》还警告各公司不得使用田汉、夏衍、茅盾、沈西苓、楼适夷、许幸之等人的作品，“其担任导演者也应迅速辞退”。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神女》上映。该片是中国无声电影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姊妹花》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连映60天，创当时最高卖座纪录。蝴蝶在片中一人饰演姐妹两个性格不同的角色。该片在营业上的成功挽救了明星公司的经济危机。
国民政府实业部派遣联华影业公司总经理罗明佑为电影考察专员，赴日、美、英、法、德、意等国考察电影业。
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共同组成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主持第二届国产影片比赛。评委会从10部参赛片中评选出《人生》为无声片第一名，《姊妹花》为有声片第一名。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连映84天，超过了《姊妹花》的卖座纪录。
迫于反动势力的压力，明星影片公司解除夏衍、钱杏邨和郑伯奇三人的“编剧顾问”职务。夏衍转移到电通影片公司。
12月，电通影片公司的创业作品《桃李劫》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声音作为艺术手段创作的有声影片。
1935年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大路》及《新女性》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后者为著名影星阮玲玉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2月21日～3月2日，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中国派遣由周剑云、陶伯逊、余清、黄谦、胡蝶、颜鹤鸣、孙桂籍(翻译)共7人组成的代表团携片参展。参展影片为：明星公司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重婚》，联华公司的《大路》、《渔光曲》，艺华公司的《女人》，电通公司的《桃李劫》)。
中国影片《渔光曲》（导演蔡楚生）在莫斯学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 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3月8日，著名演员阮玲玉因婚姻生活的不幸，社会恶势力的迫害以及小报记者的诽谤，于三八妇女节前夕，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服毒自杀。同月14日，举行出殡送葬仪式，沿途送葬者达30万人之多。
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于1949年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78年被确定为国歌。
7月16日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编导郑正秋因病逝世，终年47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郑正秋尽瘁影业，功在社会教育，特请中央准请褒奖和抚恤遗族”。
电通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都市风光》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
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制作完成，该片由万氏兄弟绘制，明星影片公司出品。
1936年
1月，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周剑云、孙瑜、费穆、李萍倩、孙师毅等人发起的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宣告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宣言要求：一、“坚持领土主权完整”、“收复失地”、“保护爱国运动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摄制电影自由”，同时提出四项主张：“全国电影界联合组织救国的统一战线，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二、撤废现行的电影检查制度；三、用自己组织的力量，检查一切反大众化要求的影片的制作，并制裁一切直接间接有害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外影片的放映；四、动员整个电影界的力量，摄制鼓吹民族解放的影片。”上海电影界救国会的成立及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电影进入了“国防电影”（抗日）运动的新阶段。
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说：“前闻共产党密议，欲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之下，作卷土重来之计。果然不久，上海即有电影救国会之出现，不久又有文化救国会之产生”，又说各救国会的宣言，“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翌日，欧阳予倩代表电影界救国会向报界发表声明，对《告国人书》中的不实之词提出了辨正。
国际电影大师卓别林携同夫人宝莲•高黛及宝莲的母亲亚尔泰•高黛访问上海。著名电影演员胡蝶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陪客中有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卓别林还会见了电影导演史东山和演员韩兰根、刘继群等人。
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的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根据“三分娱乐七分教育之原则”，评选出1935年出品的“佳片”7部，各片名次如下：1.《凯歌》（艺华影业公司），2.《天伦》（联华影业公司），3.《母亲》（天一影片公司），4.《小天使》（联华影业公司），5.《长恨歌》（新华影业公司），6.《翡翠马》（明星影片公司），7.《船家女》（明星影片公司）。评委会还对当选影片的创作人员进行奖励，受奖者共65人。
艺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软性影片”代表作《化身姑娘》上映，受到左翼和进步的电影评论工作者的尖锐抨击。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新片《迷途的羔羊》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
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国防影片《狼山喋血记》上映。影片以寓言式的故事，暗示人们团结起来，抵抗野兽的入侵。
1937年
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抗日题材影片《壮志凌云》上映。
1月，电影演员陈波儿率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赴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走私》等。
同月，联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联华交响曲》上映。影片由8个小故事组成，“联华”大部分编导和演员都参加了这部“集锦片”的拍摄，
2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压岁钱》上映。
2月，新华影业公司摄制的“恐怖片”《夜半歌声》上映，创当时票房最高纪录。
4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十字街头》上映。
6月，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影片《马路天使》上映。
由国民党中宣部主持的国产影片评选委员会评出1936年出品的“优胜片”6部，各片名次如下：1.《小玲子》（明星影片公司），2.《壮志凌云》（新华影业公司），3.《女权》（明星影片公司），4.《新婚大血案》（艺华影业公司），5.《母爱》（民新影业公司），6.《狼山喋血记》（联华影业公司）。
7月，电影界工作人协会在上海成立。欧阳予倩、蔡楚生、沈西苓、史东山、许幸之、司徒慧敏、应云卫、白杨、柯灵、金山等39人当选为常务委员，并在该协会上成立了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后改名为中国电影界救亡委员会)。两个协会一致号召电影工作者以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服务。
七七事变后，上海各剧团、各电影公司的主要演员近百人参加了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该剧每天演出日夜两场，一直持续到八一三战争爆发才告停止。
8月，日本在被其占领的长春建立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满映”至1939年全部建成，为其时亚洲最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其主要管理和创作人员均为日本人，以后又吸收了一些中国职员。满映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开始时主要拍摄宣传日本侵略政策的电影。从1937至1945年，满映共拍摄了200余部为侵华战争进行宣传的故事片及大量纪录片。
9月，上海电影工作者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白杨、吴茵、周曼华、龚稼农、等34人组成上海影人剧团，先后赴成都、重庆演出救亡话剧，经费由夏云瑚筹集。
10月17日，上海电影界救亡协会成立。
11月，日军占领上海。在其它外国租界里继续生产的中国电影被称为“孤岛电影”。孤岛电影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区而结束。在此期间，“孤岛”地区共成立了20多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了250余部影片，形成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之后又一次商业电影的热潮。
中央电影制片场摄制了科教片《农人之春》。该片于翌年在布鲁塞尔科教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科教片奖。
1938年
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满映在北平成立分支机构“新民映画协会”，控制华北电影发行，并拍摄了为日军侵华战争进行宣传的短纪录片。
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汉口建立（简称“中制”）。该制片厂的前身为1935年建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所属的“汉口摄影场”，重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后改归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许多抗日救亡演出队中的进步电影工作者被调入该厂。该厂的建立是基于抗战需要进行的军事机构调整，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电影制片机构，并附设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合唱团及10个放映队。
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抗日题材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和《八百壮士》上映。这是第一批集中出现的抗日题材的故事片。
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习称“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电影制作和放映机构。
同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因武汉濒于沦陷，迁往重庆，并进一步吸收了大量进步电影工作者作为创作力量。
中央电影摄影场迁往重庆，并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规模仅次于“中制”的电影制作机构。
蔡楚生等导演在香港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正气歌》等粤语抗日题材影片。
1939年
上海华成影片公司出品《木兰从军》，连映85天。这是“孤岛”电影借古喻今，鼓舞人民抗日精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大晚报》刊登14位影评人联合署名文章，推荐《木兰从军》。
延安电影团摄制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了《孤城喋血》、《中华儿女》等抗战电影。
中国电影制片厂继续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等抗日电影。
日伪在南京成立中华电影公司。该公司由日本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南京汪伪集团共同投资，主要为垄断华中、华南敌占区的影片发行，并摄制为日寇侵略政策服务的新闻纪录片。
日伪以“新民映画协会”为基础，在北平建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任务仍为垄断华北地区的电影发行，并摄制侵华宣传影片。
上海新华、华新、华成三家电影制片公司合并改组为中国联合影业公司（简称“国联”），由张善琨担任总经理，其后摄制了一批重要作品。
1940年
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等8部抗日题材故事片及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
上海“孤岛”电影中出现的《梁红玉》、《苏武牧羊》、《岳飞尽忠报国》、《西施》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
上海民华影片公司在“孤岛”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孔夫子》在金城大戏院上映，同时并编辑出版《孔夫子》特刊一本。
汪伪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并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
1941年
表现忍辱负重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巨片《西施》上映。该片由此前成立的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
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的影片《家》(上、下集)上映。该片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张善琨、卜万苍、王次龙、徐欣夫、方沛霖、杨小仲、岳枫、李萍倩、吴永刚和陈翼青10名导演联合执导，公司中的著名影星陈云裳、顾兰君，陈燕燕、袁美云、梅熹、刘琼、王引等全部参加了演出。
中国第一部大型动画片《铁扇公主》（片长80分钟）问世。该片由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摄制，万氏兄弟主持制作。
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租界，“孤岛”电影结束。
1942年
4月，在日军和汪伪政府的操纵下，新华、华成等12家中国电影公司实行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由此前成立的“中华电影公司”投资。公司董事长为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日），经理张善琨。“中联”至1943年结束，共摄制影片50余部，大多为爱情伦理片。
八路军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南泥湾》等纪录片。
《小老虎》、《故乡烽火》、《民族的吼声》等一批粤语抗日题材影片在香港问世。此后，随着香港沦陷，香港影坛也陷于沉寂。
4.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功夫电影是什么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功夫电影是1928版《火烧红莲寺》。
相关介绍：
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神怪热，此后武侠电影也成为在世界影坛上最富于中国特色的电影种类。
故事讲述了位于湖南浏阳、平江两县交界处的赵家坪，是历史上有名的械斗之地。浏阳县地方把头陆风阳在一次械斗中吃了亏，便托人介绍，让儿子陆小青拜昆仑派大师学习武功。
(4)1928年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扩展阅读
相关背景：
《火烧红莲寺》诞生在1927年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其时国民党屠杀昨日的同盟者共产党人的屠刀，令社会充满了血腥和失败的气氛，失望和避世的情绪也在社会上弥漫。
这部影片的问世曾被视为满足人们逃避现实情绪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就电影本身而言，《火烧红莲寺》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为中国电影在市场上的立足开辟了一种电影样式。
《火烧红莲寺》上映后广受欢迎，一时有万人空巷之感。故此后在三年内连续拍出了18集。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共上映了227部武侠神怪片。同时，片中的一些特技摄影在当时也充满了创新意识也使它获得了“武侠神怪片”之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火烧红莲寺
5.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
1913年 《难夫难妻》
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从仅有的文献看，《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部有编剧、开始讲故事的电影，这并不简单。《难夫难妻》的剧本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故事讲述：乾坤二家欲结秦晋之好，于是不顾子女意愿，请媒人代为奔走。经媒人甜言蜜语，此欺彼诈，又经繁文缛节，择吉成亲，拜天地入洞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逼成夫妻。
这个单细胞的故事而今听来乏味至极，但却意非寻常。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到1913年《难夫难妻》登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旅程。
尽管，从表面上看，《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难夫难妻》和用摄影机完整地拍下一出当时流行的文明戏并无差别。但是，这个过程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讲故事的语言开始在中国大地兴起。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中国第一部小说的诞生。
说到讲故事，联想到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电视报，“故事片”一词似乎是那时每部教育意义十足的电影前面的特定称谓。而如今，恐怕再没有一篇影评敢使用这么老土的词汇。“故事片”一词的消亡也许代表着中国电影界的整体进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像好莱坞一样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讲故事的方法。在迷惘中，中国电影仍然努力地寻找着故事与表达，从《难夫难妻》这个坐标原点中射出的却不知是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射线。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
6. 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火烧红莲寺》是于1928年上映的武侠电影，由张石川执导，由萧英等主演。
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意义非凡，它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神怪热，此后武侠电影也成为在世界影坛上最富于中国特色的电影种类。
剧情简介
位于湖南浏阳、平江两县交界处的赵家坪，是历史上有名的械斗之地。浏阳县地方把头陆风阳在一次械斗中吃了亏，便托人介绍，让儿子陆小青拜昆仑派大师学习武功。
自幼多病的陆小青学成后返回家乡，后父母去世，便再次离家出游寻师。某日，陆小青至红莲古寺借宿，发现殿中许多鬼影向佛像礼拜，走近一看，莲座后面有一深穴，恶臭逼人。寺中的知客僧见陆小青发现了他的秘密，便威胁他归顺寺庙，受戒为僧。
陆小青不肯，知客僧欲杀小青，后见小青颇有武功，遂忽然遁去。小青欲出古寺，却发现四周都是铁壁。危急中，侠士柳迟从屋顶破梁而入，救出小青。路上，二人遇见军官赵振武，赵正在寻找失踪的长官卜文正。
原来卜文正为官清正，私访时被红莲寺的知客僧劫持，扣在一铜钟内，要把他活活饿死。柳、陆让赵振武回去搬兵，自己返回红莲寺打探情况，路上又遇到了红莲寺的庙主常德庆。常德庆发出的掌心雷令柳、陆无力招架，幸得女侠甘联珠赶来相助，使出梅花针绝技，打败了常德庆。
此时，赵振武已引兵围住红莲寺，经过一场激战，众人救出卜文正，破了地穴，但知园、知客二僧等却从地道中逃跑了。
《火烧红莲寺》诞生在1927年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其时国民党屠杀昨日的同盟者共产党人的屠刀，令社会充满了血腥和失败的气氛，失望和避世的情绪也在社会上弥漫。这部影片的问世曾被视为满足人们逃避现实情绪的一个典型代表。
但就电影本身而言，《火烧红莲寺》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为中国电影在市场上的立足开辟了一种电影样式。
(6)1928年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扩展阅读
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拍摄的这部电影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武侠电影热，无论是从技术积累的角度，还是从题材拓展的角度来看，“武侠”两字自此片后便成了中国电影军械库中的常规兵器，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从此在剑光侠影中长大。
正是从这刻开始，侠客们才开始剑光斗法、隐形遁迹、空中飞行、口吐飞剑、掌心发雷，“把食指一举，那缭绕而上腾的一道白光便带着法术把你的宝剑无条件地向敌人作战”。
《火烧红莲寺》的摄影师叫董克毅，堪称上世纪20年代的乔治·卢卡斯。他不仅创造出“接顶”法，把画在玻璃板上的红莲寺顶与没有寺顶的布景巧妙地拍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红莲寺辉煌建筑，还透过真实人物与卡通形象融合的办法表现“剑光斗法”，在银幕上将人任意放大和缩小，甚至完成“分身”的特技摄影技术。
为了拍摄剑侠飞行，董克毅还翻了许多资料。他根据一本美国杂志上只言片语，凭着想象用土法子实验，想出了空中飞人的拍摄法。那就是中国武侠电影的传家之宝———吊钢丝。中国影人是如此喜欢和信任这项技术，以至把它发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而当年扮演“红姑”的一代女星胡蝶，就是这样身着戏装、腰挂铁丝悬在空中，在巨型电扇吹出的大风吹拂下，衣袂飘飘，摄影机关再加上层薄纱，朦朦胧胧。胡蝶尽管心中怕得要命，脸上却作微笑状，衬之以名山大川的背景，如神似仙向观众飞来，令人惊心动魄、如痴如醉。
《火烧红莲寺》到底火到什么程度？三年之内连拍18集，万人空巷！从第二集开始，《火烧红莲寺》干脆抛弃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原著《江湖奇侠传》，剧情更加天马行空———逃出红莲寺的知圆和尚联合崆峒派与昆仑派展开恶斗，双方剑仙各自施展绝技，钻天入地无所不能，胜负难分之下又互请高人，直杀得天昏地暗、鬼神同泣……
这“佛道魔”三界互K的境界直让人想起后世盛极的“剑仙”一派。只可惜当时它被冠以“武侠神怪片”的恶名，因为当时全国只有3%的民众接受过近代科学教育，有 95%的愚民相信“怪力乱神”的存在，以至国民党政府下属的电影检查委员会下令查禁“红莲寺”，武侠类型片的大火，就此南下香港。
1935年3月，第19集《火烧红莲寺》在香港诞生。广告中写道：“赛铁拐神杖宝贝，豪光万丈，金罗汉摇袖祭神鹰，瑞气千条，活僵尸毒害向药山，散发吐雾，飞道人不敌吕宣良，断头喷血。”这格局，这气派，不就是70年前的《指环王》？
7. 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叫什么名字
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是《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是于1928年上映的武侠电影，由张石川执导，郑正秋改编，萧英主演。
《火烧红莲寺》上映后广受欢迎，一时有万人空巷之感。故此后在三年内连续拍出了18集，足见其商业的成功，同时更引来了无数的效仿者。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共上映了227部武侠神怪片。
(7)1928年郑正秋根据武侠小说扩展阅读
《火烧红莲寺》诞生在1927年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其时国民党屠杀昨日的同盟者共产党人的屠刀，令社会充满了血腥和失败的气氛，失望和避世的情绪也在社会上弥漫。
这部影片的问世曾被视为满足人们逃避现实情绪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就电影本身而言，《火烧红莲寺》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它在商业上的成功为中国电影在市场上的立足开辟了一种电影样式。
8. 1923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电影
《孤儿救祖记》是我国拍摄较早的长故事片之一，也是早期著名的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长故事片。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尹自重出品人，王汉伦、郑小秋等主演。
9.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
1913年,中国拍摄了由剧评家郑正秋编写剧本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
1913年 《难夫难妻》
当摄影机遇到文明戏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只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通常认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1913年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电影《难夫难妻》。该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郑正秋两人导演，而所有的演员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由于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规矩，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演员充任。影片现已丢失。根据当时资料记载来看，《难夫难妻》制作简陋，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传奇鼻祖张石川与郑正秋踏入电影事业的第一步。
电影大历史：故事从这里开始讲述
《难夫难妻》———中国第一部故事片。这件事很宏大。但临近落笔时，却难以启齿。问题只有一个：这部电影丢了，要人如何讲述？
网络有奇文一篇，跨越时空，如临其境：“1913年9月29日，上海。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象，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
春秋笔法，挥洒自如。令人心动之余，不免生出恐惧。某某影史评价《难夫难妻》的导演郑正秋与张石川———这两位中国电影拓荒者———说郑正秋有多么忧国忧民，说张石川却只求娱乐大众。意识形态阴影倏然笼罩，令人汗颜。也许，跳出某某影史影评的圈套，这个持续一年之久的专题也就有了自己的灵肉。
10. 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武打电影是什么
早在1928年，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里，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就将当时传播甚广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拍成电影《火烧红莲寺》，随后明星公司一直续拍，到1930年共出了18集，掀起了功夫片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的功夫片主要是根据神怪功夫小说改编的，大多离奇荒诞、宣扬神功奇术。据不完全统计，到功夫片退潮的1932年4年间共拍摄了250余部神怪功夫片，占当时影片总数的60%以上。
（不可考证了）
http://news.sina.com.cn/c/2005-07-18/12097254559.shtml
1931年3月，由上海的明星公司拍摄的《歌女红牡丹》公开上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由此问世。
http://ent.newssc.org/system/2005/10/17/00000368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