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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書先秦大薡

發布時間: 2022-05-03 00:29:57

Ⅰ 先秦時期青銅器」鼎」的功用何在

最初的鼎是由遠古時期陶制的食具演變而來的。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鼎的三條腿便是灶口和支架,腹下燒火,可以熬煮油烹食物。
自從青銅鼎出現後,它又多了一項功能,成為祭祀神靈的一種重要禮器。青銅鼎多為圓腹三足,也有方腹四足的。鼎口處有兩耳。對銅鼎的擁有和使用,是奴隸主身份等級差別的標志之一。
在周代,就有所謂「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數量的規定。隨著這種等級、身份、地位標志的逐漸演化,鼎逐漸成為了王權的象徵、國家的重寶。統治者往往以舉國之力,來鑄造大鼎。秦代以後,鼎的王權象徵意義逐漸失去。
以後,伴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續。後代的鼎通常安放在寺廟大殿前,既是裝飾物,又是焚香的容器。

Ⅱ 西楚霸王項羽舉起大鼎,它有多重

西楚霸王項羽舉起大鼎保守估計也要500斤重,就是現在的大力士也很難舉起這么重的物品,可以說是超越了人類的極限,超越了人類的想像。西楚霸王項羽的力氣在秦朝末年的是無人能比。西楚霸王的武力值在秦朝末年也是首屈一指。他是那個時代最出風頭的將領。沖入敵人的陣營中如入無人之境,取敵人首級猶如探囊取物。手中的一方大槍那是無人能敵。項羽還是兵家的代表人物,他是古代最傑出的軍事將領之一。

項羽的武力是他的優點,但是同樣是他的缺點,項羽過分的依賴自己的軍事力量,有一點的小矛盾就發兵去攻打別人,當時項羽已經沒有能力控制各方的勢力,而且他還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後來項羽在和劉邦的斗爭中,所有的人都站在了劉邦這一邊。

Ⅲ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都有哪些力氣能扛鼎的牛人

鼎,是我國古代皇家祭祀用來煮肉或者儲存肉類的器具,同時鼎又被當做是傳國重器、是天子和權利的象徵。鼎的重量眾說紛紜,有大有小,大的約1.5噸,小的也有幾十公斤,而那些被古代名人舉起的鼎大約有500斤重,那麼歷史上曾經舉鼎的大力士都有誰呢?有歷史記載的大概有4人,下面我們以人物出現的時間順序逐一介紹。

鼎在古人眼裡是神聖的象徵,可以舉鼎一是說明此人力大無窮,同時也意味著此人狂妄,所以在歷史的記載中凡是曾經舉過鼎的人下場都比較凄慘。

Ⅳ 急急急!!!中國先秦時期青銅器的藝術特色分析

中國古代青銅器,是我們的祖先對人類物質文明的巨大貢獻。在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使用規模、鑄造工藝、造型藝術及品種而言。中國古代青銅器在世界藝術史上佔有獨特地位。商周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青銅時代,青銅時代流行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至秦漢時代。以商周器物最為精美,品種已很豐富器型多種多樣,並出現了銘文和精細的花紋渾厚凝重。商周青銅器藝術裝飾承接新石器時代藝術中若干精髓,經過長期綿延不斷的變化,形成獨特的體系,在成為中國藝術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商周時期,青銅的冶煉業作為生產力的標志而達到高峰。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的鼎盛時期。以下通過中國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銅器《司母戊方鼎》一和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大盂鼎》二來論述商周青銅器藝術特點。

一、商周青銅器作為「禮器」的藝術精神特點

中國青銅器的大宗是青銅禮器。這是中國青銅器的重要特徵,在世界青銅器家族中擔任絕無僅有的角色。是強調青銅器在社會物質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例:一《司母戊方鼎》是中國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銅器,1939年在河南安陽出土。通高133厘米,長166厘米,重875千克。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製作的大型禮器,是現存最大的青銅器。氣魄沉雄,器形凝重,紋飾華美,是商代青銅器風格的典範。鼎腹內壁有3個字銘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銅禮器被統治階級用來祭天祀祖,宴饗賓客,歌功頌德,死後埋葬於地下。顯然它是為奴隸制統治服務的。對於一個奴隸制國家來說,青銅禮器尤其像鼎之類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徵,它的存亡就是國家的存亡,所以古書有「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的說法。
2、二《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孫子)自己要以文王為典範,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樣。對於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說,青銅禮器又是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徵。據文獻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須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後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說青銅禮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權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實用器了。在形制、紋飾的鑄造方面我們就不能簡單地用對待實用器的眼光去看待,這是我們在鑒定時必須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紋飾都表明它不適於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這里。在青銅禮器上,各級奴隸主貴族寄託著他們的信條與期望,反映著他們的思想觀念。當這種要求用形制與紋飾表達仍嫌不足時,便訴之於文字。這就是中國青銅器銘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銅器是物質的,但同時又是一種精神產品。
二、商周青銅器的造型與裝飾藝術特點
從造型藝術的觀點看,許多青銅器又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代青銅器的鑄造方法與造型及裝飾方法的密切聯系,說明中國工藝美術中藝術與技術相結合的傳統。形成獨特的體系。從青銅器的紋飾上看,有饕餮紋、雷紋、弦紋、魚紋、鳥紋、龜紋等。1、例:《司母戊方鼎》、《大盂鼎》這兩件青銅器造型與裝飾上在口端、頂蓋、邊沿也多鑄造有神態生動的造型,動物凌厲的角和爪、捲曲的翅和尾、圓瞪的目、尖銳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現。更多的則是以棱鼻為中心,兩個側身的夔形對接,正好拼成一個正面饕餮,同樣形成尖角翻卷、雙目圓瞪、齜牙咧嘴、利瓜大張的狀態。在眾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為恐怖的,這種造型多見,而且都刻在尊貴莊重的禮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煉成一個綜合的奇形怪狀的獸面。可見獸面紋的確是一種神聖王權的象徵。君主掌握了獸面神器,就意味著人神合一,至尊高貴,即擁有神的權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
2、商周的青銅禮器中獸面紋是最主要的器飾主題和紋樣例:一《司母戊方鼎》、二《大盂鼎》。同時也與人面紋、鳥紋、夔紋、龍紋等交替互滲,似是而非,具有演化變體的多樣造型,始終佔領著象徵神靈的主導地位。多數器飾的造型均為獸面紋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兩邊對稱,陪襯的副題花紋則點綴在次要位置。這些冷峻的神態造型,都更多給人以威嚴神秘的詭異色彩。
商周青銅器是中國商周時代生產科技和藝術發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猙獰為美的審美文化時尚也呈現了我國奴隸制殘酷本性。綜上所述商周的青銅藝術是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它以品類豐富、造型優美、紋飾華麗、製作精巧、風格獨特而著稱,在世界藝術史上佔有獨特地位。

Ⅳ 國家博物館的十大鎮館之寶陳列在哪

1、上海博物館——上虞帖

三星堆古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三星堆博物館就位於三星堆遺址東北角,這里不計其數光怪陸離奇異詭譎的古蜀秘寶,給人以身臨其境、故國神遊的感覺。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八棵青銅神樹,屬夏代晚期青銅器。其中最大的一號神樹高達3.96米,樹干殘高3.84米,巨大到需要仰望,普通相機甚至難以拍下全景。

Ⅵ 先秦傳說中的九鼎真的存在過么

不存在的。在《史記》記載中大禹是用九州之金所鑄造而成,作為祭祀上帝的祭器。即:「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因為現在出土最早的青銅器都是商朝的,夏朝不但青銅器沒有出土,連都城痕跡都找不到。現在你來說夏朝之前大禹就能鑄造青銅器,那不是開玩笑嗎?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大禹時就能有這么強悍的開采能力(九州的每一個州都開采出銅礦)和鑄造技術(還能在鼎上畫九州的山河),幾百年的夏朝連一個銅鼎都發現不了就過於神奇了。
最早記載九鼎的是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的《逸周書 克殷解》:「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乃班。」這里九鼎用的詞語是「遷」。九鼎三巫,也說明了九鼎的祭祀性質。也就是說這個九鼎在周武王伐商時,就已經存在了。既然沒有出土文物證明夏朝能夠鑄造青銅鼎,那隻能說明九鼎是商朝鑄造的,而非大禹。說是大禹鑄造的,都是西漢儒家的編造。
在《戰國策 東周策》中,顏率因為秦國出軍到東周要求拿走九鼎而向齊國求救後,大肆渲染了周武王搬遷九鼎的情形:「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這純粹是顏率因為齊國出兵退秦軍後,齊王向東周要九鼎時的推脫之詞,不值得相信——用九萬人搬一個鼎,能信嗎?
關於九鼎,史記明確記錄的就是兩條:一是周威烈王23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是秦昭王52年,秦滅西周,取九鼎入秦,「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至於《史記正義》所說的:「器謂寶器。禹貢金九牧,鑄鼎於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沒有一點地理的概念。秦昭王在洛陽取九鼎,怎麼會掉進東邊450公里外彭城(徐州)的泗水裡呢?難道秦昭王要運去齊國,而不是向西運回秦國嗎?
九鼎的下落只有兩個說法:周滅商,九鼎被周武王搬遷到洛陽,秦滅周,秦昭王把九鼎搬遷到咸陽;宋國滅,齊國在搬遷九鼎時,不小心掉落到泗水中去。但如果九鼎落入秦國,為何秦滅後,無論是劉邦,還是項羽都沒有關於他們看到九鼎的記錄——不要說他們不知道這九鼎代表著什麼!即便他們不知道,張良、范增會不知道九鼎的意義?如果咸陽真的有九鼎,就算項羽不要,也會和秦始皇鑄造的12銅人一樣,流傳下來。因此這個答案很明顯是假的,周的九鼎沒有落入秦國手中。
九鼎的記錄最早見於《左傳》,可是《左傳》之的文獻卻沒有記載。就連《尚書》這樣描述了夏商周三代的重要文獻也不見記載。更沒有現在現在考古材料的佐證。夏代出品的怎麼青銅器製品材料單一,規模簡單。相對於九鼎的描述是在相去甚遠。《墨子》中描述九鼎方形三足。怎麼會有鼎造成這種器型?這樣的鼎是怎麼立住的呢?《墨子》還記載九鼎。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不是更荒唐嗎?不燒火自己做飯,不搬它自己藏起來了,不動自己也會跑。
那麼答案就來了,周朝真的有九鼎嗎?如果有,就一定落入秦國手中。於是最終答案只有:所謂的周朝九鼎,不過是春秋時人對於正統的另外一種稱呼,並非實實在在的青銅鼎。如果真的應該有一個或九個代錶王權象徵的鼎,帝辛在自焚而死時,都身穿寶玉衣,怎麼會留如此重要的鼎給周武王而不是一起焚燒呢?就像後唐李傳珂自殺時,不存在的。在《史記》記載中大禹是用九州之金所鑄造而成,作為祭祀上帝的祭器。即:「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因為現在出土最早的青銅器都是商朝的,夏朝不但青銅器沒有出土,連都城痕跡都找不到。現在你來說夏朝之前大禹就能鑄造青銅器,那不是開玩笑嗎?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大禹時就能有這么強悍的開采能力(九州的每一個州都開采出銅礦)和鑄造技術(還能在鼎上畫九州的山河),幾百年的夏朝連一個銅鼎都發現不了就過於神奇了。
最早記載九鼎的是成書於戰國中晚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的《逸周書 克殷解》:「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乃命南宮忽振鹿台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於軍,乃班。」這里九鼎用的詞語是「遷」。九鼎三巫,也說明了九鼎的祭祀性質。也就是說這個九鼎在周武王伐商時,就已經存在了。既然沒有出土文物證明夏朝能夠鑄造青銅鼎,那隻能說明九鼎是商朝鑄造的,而非大禹。說是大禹鑄造的,都是西漢儒家的編造。
在《戰國策 東周策》中,顏率因為秦國出軍到東周要求拿走九鼎而向齊國求救後,大肆渲染了周武王搬遷九鼎的情形:「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這純粹是顏率因為齊國出兵退秦軍後,齊王向東周要九鼎時的推脫之詞,不值得相信——用九萬人搬一個鼎,能信嗎?
關於九鼎,史記明確記錄的就是兩條:一是周威烈王23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是秦昭王52年,秦滅西周,取九鼎入秦,「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至於《史記正義》所說的:「器謂寶器。禹貢金九牧,鑄鼎於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這簡直就是胡說八道,沒有一點地理的概念。秦昭王在洛陽取九鼎,怎麼會掉進東邊450公里外彭城(徐州)的泗水裡呢?難道秦昭王要運去齊國,而不是向西運回秦國嗎?就把秦國流傳下來的國璽給一起燒了。
第二個是宋太丘社的九鼎。宋國是商人建立的封國,執政者周人為什麼要把九鼎放到宋國呢。這個和周武王搬九鼎到洛陽的記錄沖突。就算是周武王只搬走其中最重要的鼎,也不應該讓宋國繼續保留剩下的鼎——除非是處於穩定商國局勢、讓商人不要反抗周人的考慮。周武王搬到洛陽的那個鼎為何沒有在秦滅時被發現?秦始皇在28年時,曾經派遣1000人到下水泗水尋找九鼎,毫無發現。這個時候距離宋國滅九鼎落水只不過67年,泗水又不是長江、黃河,水流也不是很快,九鼎在水下不可能移動得很遠。1000人都找不到,答案就只有一個——這個宋太丘社的九鼎也不存在。純粹是挖坑騙秦始皇。
綜上,夏朝一個出土的青銅器都沒有,大禹如何能夠製作出刻有九州山河的九鼎,這不是騙人嗎?至於周武王遷九鼎到洛陽,但秦滅後只有12金人傳世,並無九鼎傳世記錄,九鼎非鼎的可能性很大。真實的九鼎,應該就是周武王為了證明自己具有代商的天命,而從商國取走的代表商王祭祀的鼎。以此說明周是天命所歸,要求商國人就不要反抗,乖乖聽從天命。楚莊王問九鼎時,王孫滿說得很清楚:「在德不在鼎」——已經說明這個鼎,很有可能不在東周手裡,而是西周滅亡時,被犬戎給搬回去燉肉用了!

Ⅶ 先秦時期的哪些「美食」,一般人無福消受

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會“吃”的文明了,世界上主要吃飯時候使用的三個工具分別是“筷子”,“手”,“刀叉勺”,不管何時,在中國人的餐桌之上,這三種工具都是可以隨處見到的。可以說中國人對於吃是非常講究的,所以就有言論說,中國美食流傳千年,自中國人會吃熟食以後,就不斷有美食傳承下來。這種說法其實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是如果嚴謹的說,我們如今所見到的中華美食,幾乎都是明清或者民國時期流傳下來的菜餚,而在這之前的“中華美食”,可能如今的人是不太能接受的。

Ⅷ 鼐鼎及鼒什麼意思

鼐鼎及鼒意思是:大鼎中鼎與小鼎。

出自《詩經》《周頌·絲衣》

朝代《先秦》

原文: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譯文:

祭服潔白多明秀,戴冠樣式第一流。從廟堂里到門內,祭牲用羊又用牛。大鼎中鼎與小鼎,兕角酒杯彎一頭,美酒香醇味和柔。不喧嘩也不傲慢,保佑大家都長壽。

詞語解釋:

1、絲衣:祭服。紑(fóu):潔白鮮明貌。

2、載:借為「戴」。弁:一種冠帽。俅(qiú)俅:形容冠飾美麗的樣子。

3、堂:廟堂。徂:往,到。基:通「畿」,門內、門限。

4、鼐(nài):大鼎。鼒(zī):小鼎。

5、兕觥(sì gōng):盛酒器。觩(qiú):形容兕觥彎曲的樣子。

6、旨酒:美酒。思:語助詞,無義。柔:指酒味柔和。

7、吳:大聲說話,喧嘩。敖:通「傲」,傲慢。

8、胡考:即壽考,長壽之意。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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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是古代的炊具,又是祭祀時盛熟牲的器具。此處無疑用作後者。鼐和鼒其實也是鼎,只是大小不同。

周代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士用一鼎。平民百姓無權用鼎。這些鼎往往形制、花紋相似而大小不同,它們的尺寸依次遞減,排列起來,就是所謂「列鼎」。這套用鼎禮制被稱作「列鼎制度」

Ⅸ 先秦石鼓文和譯文

一、先秦石鼓文原文:(音吾)車既工,(音吾)馬既同,(音吾)車既好,(音吾)馬既(音寶),君子員員(音芸),邋邋(音獵)員○(音旒) 。

二、譯文:我的田車打造好了,我的駕馬聚集齊了;我的車已裝備得漂漂亮亮,我的馬也養得肥肥壯壯。陪我的官員貴族一個個數也數不清,旌旗下的長旒一束束迎風獵獵飛揚。

三、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為四言詩,為我國最古老的石刻。因記述秦皇游獵之事,也稱「獵碣」。字體在古文與秦篆之間,一般稱為「大篆」。近代書家吳昌碩臨寫石鼓造詣極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臨習時的借鑒。----《古代碑帖鑒賞》費聲騫。



(9)聽書先秦大薡擴展閱讀

一、石鼓文的字體,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小篆。從書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銘文蓋十行,器五行,計121字。其書為石鼓、秦篆的先聲,字行方正、大方。橫豎折筆之處,圓中寓方,轉折處豎畫內收而下行時逐步向下舒展。然而更趨於方正豐厚,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圓融渾勁。古茂雄秀,冠絕古今。

二、殘缺刀法是吳昌碩篆刻創作中的一種常用手法。秦漢古印大多印面及文字線條變得殘缺不全。吳昌碩善於巧奪天工,在傳統刀法的基礎上,輔之以敲、鑿、磨或借用砂石、釘頭等,極大地豐富了篆刻藝術的表現手法,並創造性地將篆刻藝術中刀石效果產生的金石味,上升到殘缺美的審美新境界。

Ⅹ 論述先秦時期青銅器的主要紋飾特徵及發展演變過程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
相當於商二里岡文化期。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於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於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展。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於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庄,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體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發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現。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
綜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計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壺、瓠形提梁壺、中柱盤、盤等,包括了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較早的器類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現。二里岡上層青銅器的器形更為發展,商代青銅禮器的體制業已形成。屬於二里岡下層的青銅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有的器壁巳相當厚重。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流甚狹而長。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銅器的合金成分經測定:含銅量在67.01~91.99%之間,含錫量在3.48~13.64%之間,含鉛量在 0.1~24.76%之間,成分不甚穩定。但含鉛量較高,使銅液保持良好的流動性能,與商代早期青銅器器壁很薄的工藝要求是相適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
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藁城台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現,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在其它地區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現在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後,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由於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這類青銅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後,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 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這時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肥西的斝與爵,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分。這方面的實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採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
自武丁至於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採用鄒衡的四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後的發現,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說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後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按照具體情形, 又可區別為前後兩個階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現的器類有方彝、觶、觥等。方形器大為發展,幾乎所有的酒器都為方形。紋飾方面,動物形象比較具體,有的甚至有寫實感,主體花紋和地紋明顯區分,地紋常為細雷紋,與主體花紋構成強烈對比。主體花紋多採用浮雕手法,風格有渾圓、峻銳兩種。銘文多為一二字,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變化較大,除通常樣式外還出現了分檔鼎。方鼎都是槽形長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為無耳,腹變淺,最大腹徑上移。觚的造型向細長發展,喇叭口擴展,大十字架鏤孔退化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體爵大減,圓體爵盛行。斝的變化是斝板上始見獸頭裝飾。三足明顯增高。戈出現了帶胡帶穿。
2、商代晚期後段:器類方面,無肩尊和扁體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見馬銜等車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類。這一期紋飾最為發達,藝術裝飾水平達到高峰,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體的獸面紋空前發展。紋飾不僅僅施在器身,有些視線不及的底部也裝飾花紋。花紋總體風格森嚴莊重。這一期出現了記事形式的較長銘文。但最多不過三四十字。銘文鑄工精細,內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賞賜、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現了蹄形足;圓鼎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變化是雙耳簋急劇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為細長身喇叭口。爵的變化不大,仍為圓體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後移。斝仍見獸頭裝飾,繼續流行袋足斝,但體較低而寬,柱飾粗壯。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鑒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鑒定的難度,鑒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各個朝代青銅器點評
西周青銅器從器形之間看,由於西周時期的青銅器製作方法同夏、商時期不一樣,有很大的變化,都是陶范製作,且一器一范,手工製作,這樣就不能鑄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時期也是沒有完全相同的青銅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偽器,或二者皆偽。
從紋飾之間看,由於同夏、商時代一樣為陶范鑄成,一范一器,幾乎沒有完全相同紋飾或刻痕的青銅器,除了個別用單范鑄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紋飾,不過這樣的紋飾在西周時期很少見。
從銅鐵合鑄上看,近年來的考古發現新材料證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這類銅鐵合鑄器所使用的鐵都是隕鐵,那麼究竟什麼時候出現人工冶鐵?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間推定問題,因為,只要這個時間鉚定了,我們才可以知道從商代晚期到什麼時候屬於隕鐵和銅材料結合成器存在的時間?而什麼時候又是人工冶鐵和銅結合器存在的時間。1990年,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貴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莖銅芯柄鐵劍,為銅鐵合鑄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鐵,被稱之為「中華第一劍」,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人工冶鐵實物,由此我們可以推定,中國歷史上銅和隕鐵合鑄的時代是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鐵與銅合鑄成器的時代至遲在西周晚期技術上已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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