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紅高粱推薦理由

㈠ 紅高粱的主題思想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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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粱》是中國首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莫言創作的中篇小說，1986年發表於《人民文學》第三期。《紅高粱》主要描寫抗日戰爭期間，「我爺爺」余占鰲在山東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以及與「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故事。《紅高粱》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的里程碑之作，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曾獲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入選《亞洲周刊》「20世紀中文小說」評選100強，是唯一一部入選《WorldLiteratureToday》評選75年（1927-2001年）40部世界頂尖文學名著的中文小說。1988年2月12日，《紅高粱》改編同名電影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

㈡ 《紅高粱》這部書的主題思想是什麼

紅高粱這部書的主題思想是反抗。紅高粱講述的是上個世紀的故事，高粱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保障。但是在高粱地中卻發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高粱地也被鮮血染成了紅色，代表著那個時期戰爭的殘酷。其實在紅高粱整本書中，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詞叫作反抗，在面對日本人的侵華戰爭的時候，中國人表現出的更多的是這種反抗，寧願用自己的身軀去阻擋住日本人，也不想讓他們繼續侵佔更多的中國土地。一代代的先烈前仆後繼的犧牲，才換來中國現在這樣的江山。這其實就是一種反抗精神，我們不主張侵略別人，但是也絕不能讓別人侵略我們。在面臨別人的侵略的時候，我們會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進行反抗。余占鰲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他和他的兄弟們一起與鬼子對抗。而戴鳳英同樣也反抗了一些事情，比如說為了追求幸福放棄了很多東西，也反抗了很多東西。在這一片高粱地中灑下的不僅是熱汗還有熱血，更是中國千千萬萬農民最真切的愛國之心。

㈢ 名人們對莫言《紅高粱》的評述

誠如特雷·伊格爾頓說過的那樣：「文學，就我們所繼承的這一詞的含義來說，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與社會權力問題有著最密切的關系。」[2]而80年代的莫言寫戰爭題材的作品時，完全拋棄了這種意識形態。消解了人物的政治化傾向，使人物的身上散發出獨立的個性，同時，並不特意掩飾人物身上的負面因素，注重張揚人物的生命力，在莫言人物的描述中，讓人物更加真實了起來，顛覆了傳統革命歷史小說中的神化，而走向了人性化的本真。《紅高粱》在小說中主要塑造了余占鰲和戴鳳蓮這兩個人物形象，下面我們就結合作品，從余占鰲和戴鳳蓮的英雄塑造上看看莫言《紅高粱》對傳統革命歷史小說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消解。
在《紅高粱》中，莫言塑造的這些生長在北國高粱地里的莊稼漢們，他們不再是某種思想理念和道德模式的體現者，而是一批充滿了野性、充滿了原始生命激情，豪放不羈、不屈不撓、追求自由的人，張揚著獨立人格和生命慾望的英雄。

㈣ 讀小說紅高梁有感

《紅高粱》是一個具有神話意味的傳說。整個小說在一種神秘的色彩中歌頌了人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贊美生命是該書的主題。「是要通過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贊美生命，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贊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紅高粱》並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相反，在這個聯系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敘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紅高粱》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因此.擺在讀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這種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陽崇拜」的神話中。《紅高粱》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書籍，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贊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贊。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敘事的非現實性，故事的地點也被淡化。在《紅高粱》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紅高粱》的所有敘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為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服務。
與以往的探索小說不同，《紅高粱》雖然也承載了作者對生命主題的意念，但並不是完全像《黃土地》等探索淡化情節，靠純粹的語言的震撼力來直接表達導演的意念。作者在這部下小說中是從實處入手，從規定情境下的具體人物性格人手，編織一個完整、美妙動人的故事框架，從而使意念通過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為、動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來。在此，作者是如何通過具體的方法來達到這兩者的完美結合的呢?
首先，《紅高粱》自身有一條完整的故事線，但這條敘事線大部分由文字感受來完成。《紅高粱》一開始，就傳來了「我」的敘述;「我給你說說我爺爺我奶奶的這段事，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還有人提起。」這是一個以現在時進行回述的讀點，這個「我」在此是一個故事的敘述者。由於他沒有在故事中出現，按理是一個客觀的敘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後代，這又使得他具有某種參與意識，從而又具有被敘述的意義。因此，這個讀點是非常奇特而又新穎的，它使作者在處理《紅高粱》時有了一種游刃有餘的讀點參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時，他的敘述的特點把故事拉遠，又具有歷史的間離效果。在此讀者基礎上，《紅高粱》在這開場中道明了故事的虛構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從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納入非現實的時空之中。
《紅高粱》中的人物關系、周圍環境、時間轉換等幾個主要情節轉折點，幾乎都是讀者感受的。如我奶奶與麻風掌櫃李大頭的關系，高梁地的「鬼氣」，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規矩，李大頭被殺，禿三炮綁走我奶奶的過程，羅漢大爺的出走，日本人的出場等。《紅高粱》還承擔了一種「預敘」的功能，如抬轎出發時就告訴讀者，轎把式將成為我爺爺，這就增設了讀者的「期待讀欲」，使故事的進展更富有張力。《紅高粱》的空間與文字上也就能盡情揮灑，將大部分的文字用在表現顛轎、劫道、野合、敬酒神、日全食上，讓意念承附在具體的畫面上，依附於一個個具有強烈生命象徵意味的儀式之中，從而達到虛實相生的藝術境地。它「縫合」了過去與現在、意念與故事。
其次，當我們面對《紅高粱》時，就會感知到《紅高粱》都被那輝煌的紅色所浸透。紅色是太陽、血、高粱酒的色彩。在這里，《紅高粱》對色彩的運用是高度風格化的。開頭就是年輕漂亮、靈氣逼人的我奶奶那張充滿生命的紅潤的臉，接著就是占滿銀幕的紅蓋頭，那頂熱烈飽滿的紅轎子，野合時那在狂舞的高粱稈上閃爍的陽光，似紅雨般的紅高粱酒，血淋淋人肉，一直到那日全食後天地通紅的世界……，整部影片都被紅色籠罩。作者對這種基調的選擇幾乎完全剝奪了我們對《紅高粱》情節的關注，而進入一種對一個特定的造型空間的純粹情緒性體驗了。這是一種對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與贊美。這不是一個完全現實時空的再現，而是我們內在生命力的精神外化。《紅高粱》結束在那神秘的日全食中，紅色的擴張力獲得了一種凝固的近乎永恆的沉寂效果。黑紅色的高粱舒展流動充滿了整個《紅高粱》空間，極為輝煌、華麗、壯美。
第三，《紅高粱》的空間環境與造型描寫，都在努力尋求一種色彩的單純化和空間的神秘與闊大。一切瑣細的對比協調和過渡都被拋開，造成一種崇高神聖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間。《紅高粱》主要是兩個空間環境：高梁地和釀酒作坊，釀酒作坊體現出生命的遠古意識，如風雨剝蝕、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圓形門洞。而那片自生自滅的高粱地，則透著生命的神聖。當《紅高粱》上描寫高粱地時，它是作為一個巨大的自然生命符號群，舒展、盛大、堅強、熱烈、寬厚。《紅高粱》三次對高粱的渲染都呈現出一種人與自然生命的整一性。當我奶奶淚水滿面、仰天躺在我爺爺踩踏出來的聖壇上時，《紅高粱》上一連出現了四個疊化的狂舞的高潮。在這里，高粱地是生命誕生的見證。而在日本人強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殘的震撼。《紅高粱》結尾，我爺爺與我爹泥塑般立於血紅的陽光里，面對那高速流動的高梁的鏡頭，我們內心喚起的是一種對生命的自信和對熱烈悲壯的生命的禮贊。
當然，《紅高粱》在思想內涵和意蘊指向上也還存在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紅高粱>中設有兩條平行的線索,」過去式」寫爺爺和奶奶的愛情故事;」現在式」寫爺爺背著父親正在進行著的一場伏擊戰.這兩條線時隔幾十年,交叉進行,且均屬於過去,與現在無關.但令人無不驚詫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經歷過的抗日戰爭寫的那樣波瀾壯闊,有聲有色;他何以具有如此豐富瑰麗的想像力;他的文字何能如此無拘無束舒捲自如;他怎麼就能把那驚心動魄的場面寫的飽滿暢酣淋漓盡致震撼人心.顯然,莫言在小說中的歷史描述別具一格.
莫言曾被歸為」尋根」一派,那麼莫言在自己的故鄉山東高密尋到了自己的根.對於莫言來說,高密是一個悖論,簡單說來它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又最醜陋,最超脫又最世俗,最聖潔又最齷齪,最英雄好漢又最王八蛋,最能喝酒又最能愛的地方.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莫言豎立起了一個復雜的形象-----爺爺(我們甚至可以忘掉他的名字),他是一個勞動者,一個殺人犯通姦犯,一個土匪,而他又是個抗日英雄.如此這樣一個形象,完全不同於文革文學當中平板的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醜善惡於一身,為當代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作品中的奶奶也是極端反傳統的.作為一個主宰自己命運的女性,奶奶反叛了傳統的價值道德觀念.當她被父母為換取一頭騾子而許配給麻風病人單扁郎時,她勇敢的選擇了與爺爺通姦,以此來進行反抗.而奶奶臨死的獨白正是對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天,你認為我有罪嗎?你認為我跟一個麻風病人同枕交頸,生出一窩癩皮爛肉的魔鬼,使這個美麗的世界污穢不堪是對還是錯.什麼叫貞潔?什麼叫正道?什麼叫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十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乾的都幹了,我什麼都不怕.」
可見,莫言的歷史小說推翻了傳統抗戰小說創作中的二元對立模式,重構了歷史,模糊了過去和歷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與惡,好與壞的界限.正因為如此,他的筆下才有如此豐滿而復雜的人物形象.
不僅如此,<紅高粱>里還在濃濃的鄉愁里洋溢著對父輩們的深深的崇拜:
「一隊隊暗紅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網,幾十年如一日.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拙,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的感到種的退化」
在莫言的心裡,爺爺(父輩)充滿了讓人著迷的男性的力與美.爺爺是一個橋夫,但卻膽敢為了奶奶,為了一段」姦情」去殺人;他本是個農民,卻為反抗日寇而成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女子,卻也感愛感恨,深明大義,具有男子漢的氣魄.就連當時年僅十多歲的父親,也是一個敢拿起勃郎寧就射的小英雄.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過的人們,他們代表著一種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輝煌」」凄涼可人」」愛情激盪」的紅高粱,就是莫言要尋找的故鄉,要尋找的精神家園吧.

㈤ 《紅高粱》這部書你喜歡嗎你覺得這部書寫的如何

同時《紅高粱》這部小說具有深刻的主題思想，莫言通過描寫戰爭中平凡的人物，表現了底層社會中豪放爽朗卻又坦盪的人物性格和生命個體，在這部小說中的生命個體都是有各自的特點和標記的，同時也在歌頌人民，在面對抗爭史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通過最通俗的人物對白和真實的場面敘述來進行描述，把民間故事和歷史以及人物融為一體，所以這部小說也受到了很高的評價。故事敘事結構非常的流暢和清晰。

㈥ 簡述《紅高粱》的文學價值

《紅高粱》的文學價值在於其中所蘊含的紅高粱精神，讓人感受到民族軀體中頑強的生命力和昂揚向上的熱情以及對生命自由的追求和嚮往，歌頌人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過對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贊美生命，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贊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對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與贊美。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謨業，生於山東高密縣，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
《紅高粱》，全稱《紅高粱家族》，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代表作品，發表於1986年，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的里程碑之作。作品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這部作品先後被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出版。
《紅高粱》內容講述，在出嫁的路上，新娘被趕跑劫匪的轎夫余占鰲所吸引。三天後新娘回門，與余占鰲在紅高粱地里激情相愛。新婚丈夫被人殺死，新娘勇敢地主持了釀酒廠。余占鰲在與土三炮對峙後，回來支開其它酒廠工人，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竟成了噴香的好酒。9年後，日軍強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並將羅漢大爺剝皮示眾。余占鰲帶領鄉人報復日軍，鄉人們全死了。歇斯底里的余占鰲，站在女店主的屍體旁，放聲高歌……

㈦ 推薦一本好書，及其相關理由

寫作思路：要注意邏輯和結構，不用隨便講，天馬行空，沒有重點和結構，勢必讓人摸不著頭腦，自己理出一條線，有條不紊地講。

正文：

書，是全人類的營養品；書是五彩繽紛的百花園，紅、橙、黃、綠任你欣賞……

讀一本好書，就如同和一位高尚的智者在交談。今天我就向你推薦一本本書，它是我國著名的動物小說作家沈石溪寫的《狼王夢》。

這本書的封面非常引人新奇。瞧，一隻狼在草原上嚎叫著，好似在呼喚著什麼。我迫不及待地打開了一本書，讀著讀著，我就像受到一股強磁力似的，被這本書深深地吸引住了，恨不得一口氣全讀完。

書中講述的是一隻母狼和它的兒女之間發生的故事。情節非常感人。本來，我以為狼在我們心目中是殘忍的，但讀完了內容，我十分佩服母狼紫嵐，它夢想讓自己的孩子能成為狼王，無私奉獻的養育它們，可以說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不幸的是它的孩子們一個個死去，成為狼王的夢想一次次的落空。

最後只剩下了女兒媚媚，即使這樣，母狼紫嵐也沒有放棄夢想，她夢想女兒媚媚的後代能繼續完成當狼王的夢。可是，就連最後的這一絲希望也沒成實現。可惡的黑雕殺死了黑仔，最後，母狼紫嵐與金雕同歸於盡……

讀到這里，我的眼眶裡不禁流出了感動的淚水，母狼紫嵐為兒女們奉獻了一切，到最後，變得十分瘦弱，身上的到處是傷口，但它居然還在拼搏，這種精神怎能不讓人感動呢？

我之所以喜歡這本書，是因為它讓我明白了愛是無私的，也是無價的，愛是人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學們，書也是人間不可缺少的，就像"開卷有益"如果你對《狼王夢》感興趣，不防也來讀一讀。

㈧ 小說《紅高粱》的主題和人物形象分析

小說《紅高粱》的主題，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

男主人公餘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戴鳳蓮。

他表達愛恨的方式就是殺人，包括他的親叔叔余大牙，對手花脖子，情敵單家父子。而這種「殺人」的行為，在傳統的倫理道德中無疑是「惡」的，是不可饒恕的。但在具體的價值行為中，他殺人的行為卻又是高度的「 善」，是高度的英雄主義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的表現。

女主人公戴鳳蓮，來自中國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農民。豐腴、熱烈、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做敢當，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痛苦與歡快。

小說《紅高粱》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也正為此，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㈨ 莫言的《紅高粱》的意義

意義：歌頌人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通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贊美生命，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贊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對完美自由的自然生命的渴望與贊美。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活得豪爽、個性解放、坦坦盪盪的生命觀，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

「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

(9)小說紅高粱推薦理由擴展閱讀

《紅高粱》在現代歷史戰爭題材的創作中開辟一個鮮活生動的民間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的用意並非是歷史戰爭，而是作者對民間自由自在、充滿生機和活力的贊美。

敘述者在小說開頭有一段充滿激情的感嘆，極力贊美他的故鄉，贊美他的那些豪氣蓋天的先輩，並稱先輩的所作所為和他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孝子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的感到種的退化」。

這種感嘆貫穿在整部小說中，而且越加變得濃烈感人，無疑作家是把民間作為理想是生活狀態。民間是自由自在的無法無天的所在，民間是生機盎然是熱情奔放是狀態，民間是輝煌壯闊溫柔醇厚的精神，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

敘述者以這樣一種民間理想狀態來對比現實生活，卻發現這種狀態只是過去時態是存在，高密東北鄉的英雄劇全都在上演在已經逝去的時間中，這不能不令他感到遺憾，不能不令他屢屢發出文明隱含種性退化的感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間世界認同為一個理想狀態，事實上也會使描繪其中粗鄙丑惡的一面變得自然起來：像紅高粱中有關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畫，有關殘酷殺戮（特別是剝人皮那個自然主義式的血腥場面）的描寫，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美感。

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含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

有關紅高粱，值得述及的還有這部小說在寫作上的新穎之處。莫言先生在紅高梁中幾乎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順序與情節邏輯，把整個故事講述得非常自由散漫。但這種看來任意的講述卻是統領在作家是主體情緒下之下，與作品中那種生機勃勃的自由精神暗暗相合。

此外，莫先生還運用了大量充滿想像力並且總是違背常規比喻與通感等修辭手法，在語言層面上就形成了一種瑰麗神奇的特點，以此造就了整篇小說中那種異於尋常民間之美的感性依託。

㈩ 評價一下《紅高粱》這部小說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以《紅高粱家族》為中心
朱崇科
一 引言：系譜學視閾中的暴力書寫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小說史）上，將暴力書寫描述成一條蔚為大觀的創作主線乃至潮流或許不乏爭議，如果言及其獨特別致的系譜學特徵，恐怕少有人持異議。它們或直面現實人生的殘酷、陰暗、醜陋，或旁覬心靈世界的冷漠、蕪雜與扭曲，陰沈、滯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觸目驚心之餘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質」和思考終極關懷。粗略說來，從魯迅的頗具規模的《狂人日記》、《孤獨者》等到沈從文的「砍頭」與「吃人」的《夜》，再到施蟄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從巴金的《滅亡》到蕭紅的《生死場》等，直至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尋根主義，時至今日，暴力書寫已經成為一種顯耀書寫：殘雪、劉震雲、莫言、蘇童、余華等等當代名家莫不涉此領域，甚至有些還因了商業因素的推動，逐步演化成為一種「暴力奇觀」。王德威在論述余華時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僅以文字見證暴力，更要讀者見識他的文字就是暴力。」1 毋庸諱言，如果拋開道德倫理層面對暴力書寫的負面判定，我們不難發現，暴力書寫其實有它豐富又深刻的意義和美學探求，即「以其豐富的精神信息，構成強大的精神沖擊力，無情地擊碎人們的日常經驗和日常思維，將人們逼到不得不正視這種既陌生又真實的藝術圖像的生存極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們喚發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熱切的創造欲，將開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脹到極限。」2 惟其如此，我們對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勢在必行。本文所指的暴力書寫則從那種強制力的普通定義引申開去，包含兩大層面：主題內容和文體風格。一方面，暴力書寫成為書寫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結構和社會歷史結構」。3在此含義下，暴力也就體現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像暴力）、言語暴力（如辱罵）等等。另一方面，從文體風格看，暴力書寫是指一種暴力敘述風格，即敘述本身也成為一種文體的暴力。它還可分為狂放不羈的「硬暴力」和細膩綿密的「軟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選擇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還有其它原因。莫言的暴力書寫有其一貫性，但抵達《檀香刑》時可謂高峰凸現，但正因為如此，筆者舍棄了刻意書寫暴力並達至巔峰的《檀香刑》而取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紅高粱家族》為中心文本。 二 主題：暴力迷戀 某種意義上，我們無論如何以怎樣的理論標簽來丈量鮮活多變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見肘之處，魔幻現實主義的稱呼也不例外。但莫言對暴力的書寫卻指向了迷戀的特徵，頗有魔幻色彩。我們可以稱之為輻射型暴力奇觀。當然我們可以相信並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書寫和性並非他的至愛，但實際上，暴力美學范疇和對暴力書寫的執著卻在在客觀顯示出他對暴力的迷戀。「用一支筆製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長項。久而久之，莫言臉上原本可被定義為憨厚淳樸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跡......從《透明的紅蘿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學范疇，中文視野內已無人出其右。」4 某種意義上說，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與生命的瘋狂式執著，可謂是「暴力的狂歡」。王德威指出，「我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嘆為觀止。過去與未來，慾望與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說中，化為血肉凝成的風景。」5 《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奇觀往往以身體暴力為中心，形成一種散發式輻射型暴力呈現。最令人怵目驚心的莫過於活剝「羅漢大爺」的暴力場景。莫言對此似乎有種享受式的痴迷，他對整個場景的書寫可謂巨細無遺：無論是描述整個過程的宏觀流程，還是每一個部位的微觀審視。比如當他述及兩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狀態時，就不無暴力的指出，「父親看到那兩只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 日本兵拖著瓷盤，從民夫面前，從男女老幼們面前慢慢走過。父親看到大爺的耳朵蒼白美麗，瓷盤的響聲更加強烈」。 當然，單純如此判斷並定性莫言對暴力的變態迷戀自然有失公允。在此場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對暴力的宣淫式呈現才會激起親歷者、旁觀者（包含讀者）對日本侵略中國、草菅人命的殘暴方式的痛恨，同時在小說內部也推動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發與實踐。 莫言自然有他獨到的民間敘事與抒情方式，在《紅高粱家族》中，他的對「高密」野史世界的還原與創造式書寫以及對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的實踐都閃爍著少見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說中著名的「野合」場景描寫在蒙上了些許樸素的浪漫色彩之餘，卻同時彰顯出其中撲面而來的肉慾氣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場民間式的雲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慾望期待中也遊走著濃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鰲（名字就有一股霸氣）的「粗暴」和「剛勁」引發了奶奶「尖刻銳利的痛楚和幸福」。肉體的狂歡、暴力、勃發、對話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展開了。 不僅如此，在莫言的筆下還涌動著對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繪。比較典型的，如「槍」（同時它也隱喻了男根）以及與此相關的錯綜復雜的戰爭和駁火場景等等都表現了暴力的極受作者關注。與身體有關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釀造、飲用和軍事用途等）以及種種幫派的強盜式慾望（不同勢力在爭斗中的佔有和攫取等）較力中都彌漫了暴力的風采。 同時，我們在考察個體的行徑與軌跡時，也不難發現其中的暴力傾向。小說中的「奶奶」就是一個代表，無論是她與「爺爺」、黑眼等人的愛恨情仇，還是她的慷慨就義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書寫：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書寫更多表現出大氣、狂放的一面，陽剛氣十足。 張閎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說的狂歡化傾向並不僅僅是一個主題學上的問題，而同時，甚至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風格學（或文體學）上的問題。狂歡化的文體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說藝術上最突出的貢獻。」6無獨有偶，王德威在論述莫言的時候也心有戚戚，「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他葷腥不忌、百味雜陳的寫作姿態及形式，本就是與歷史對話的利器。正經八百的評論莫言——包括本文在內——未免小看了他的視野及潛力。」7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同樣也典型的表現了其狂歡風格和文體的擴張性。 在莫言的這部小說中，盈盪著一種敢愛敢恨、敢做敢當、怒則大吼、痛則大叫的英雄氣概和言語霸氣。無論是塑造栩栩人生、鮮活跳躍的各類單個人物，還是描述其糾纏不清、善惡難辨的諸種舉動與復雜關系；無論是描摹客觀或詩意風景，還是勾勒種種激烈場域，莫言的那極具感官性的文字無不張力十足、噴薄而出，顯出一種狂放又陽剛的暴力姿彩。 隨手拈來，莫言在書寫「我奶奶」與王文義妻子被日本人機槍射殺的場景就汪洋恣肆的寫到，「奶奶倒地後，王文義妻子那顆長方形的頭顱上，迸出了紅黃相間的液體，濺得好遠好遠，濺到了堤下的高粱上。父親看到這個小個子女人中彈之後，後退一步，身體一仄，歪在了堤南邊，又滾到河床上。她挑來的那擔綠豆湯，一桶傾倒，另一桶也傾倒，湯汁淋漓，如同英雄血。鐵桶中的一隻，跌跌撞撞跳進河，在烏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著，從啞巴的面前漂過，在橋墩上碰撞幾下，鑽過橋洞，又從余司令從我父親從王文義從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過。」（重點號為筆者加註） 在這段話中作者先後以敘述人的客觀視角和父親的視角銜接論述仆地場景，同時又不斷以重復和豐富的形象詞彙加強氣勢，突破並超越了讀者的閱讀期待，滔滔不絕、大肆鋪陳，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風格。 同時，值得關注的還有莫言的辱罵手法，它同樣也是一種語言暴力，「辱罵是『民間性』因素里最激進的一種方式......這種將生與死、高雅與卑下、強權與弱勢界限攪亂的辱罵，正是『民間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恆的力量之一。」8辱罵在《紅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復的功用和特徵，但其暴力色彩卻不約而同。如余占鰲和日本人血拚將近尾聲時，冷支隊長裝模作樣的趕來支持。余對這種背信棄義義憤填膺，在回答冷的話語時，他只有一句，「狗娘養的！」既是反擊冷的陰險，又是對因此死難兄弟的犧牲鳴不平。又比如，當小說中「父親」在看到日本汽車逼近緊張不已時，余司令嚴厲的喝道，「兔崽子，別動！」這種責罵既是對「父親」的愛護和安慰，又是一種勸責。而在「我奶奶」的另一個情人黑眼在從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訊時，黑眼怒沖沖地說，「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裡也給毀了！」這種怒罵中既包含了對余的不滿，也夾雜了對「我奶奶」的深沉愛意。當然，辱罵的場景和功用在其中還有更林林總總的表現。 某種程度上講，莫言《紅高粱家族》中的暴力書寫的狂放風格可謂是20世紀80、90年代中國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話語言說者的獨特品格。 四 功用與內因：拯救的尷尬 僅僅蜻蜓點水言及莫言對暴力書寫有迷戀傾向是遠遠不夠的，也有失客觀。暴力書寫顯然有其復雜功用。一方面，暴力書寫體現了作者對歷史、人生或現實的獨特觀照姿態，他以此方式重寫了自己心中的歷史圖像和景觀，點評、總結或提煉他們對人生的高度體認；另一方面，暴力書寫的巨大彈性空間和靈活限度給他們的策略創新與書寫內在邏輯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如人所論，「『歷史』作為一種文化約定進入他們的視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為僅僅充當創作主體建構文學世界的一個借口。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使得創作過程更易擺脫既有經驗事實的牽制，沿著創作主體的幻想線路長驅直入。而暴力恰恰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絕好的程序和道具。」9 同時，他的暴力書寫也豐富了該書寫自身的歷史，開拓了另類的書寫模式和敘事風格。 有論者在批評莫言《檀香刑》的過度暴力迷戀時，卻順手牽羊批評道，「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來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10顯然，這種畫蛇添足的評論是對莫言暴力書寫豐富內涵的誤讀和簡單化。 1對退化的糾偏。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書寫其實主要就是對現代文明相對退化的糾偏。在莫言那裡，現代文明在實現器物的進步的同時，卻造成生命力的萎縮，在他看來，沉潛、鮮活的民間才是糾偏的源泉，而暴力書寫只是一種策略。王德威就認為，莫言反擊了「退化史觀。作為家族傳人，《紅高粱家族》的敘述者只能遙想當年父母的英勇行徑，或更難堪的：追憶他們日後在種種革命及運動中所受的磨難。」11 通讀《紅高粱家族》，我們不難感受到，接二連三的暴力場景、話語等撲面而來，彷彿是掃除病態與柔弱的催化劑，它為整個文壇帶來一股勢不可擋的生命力感和陽剛之氣：無論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愛情釋放與奔放激情，還是同仇敵愾奮勇殺敵的壯懷激烈，無論是酒神曲中盪氣回腸的生命豪情，還是從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為這種刻骨銘心唏噓不已。如人所論，「莫言這種恣意妄為的敘述表明：他通過『血緣』為紐帶所確立的民間立場，使他在認同民間的同時也認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與精神的歸宿，他經常對現代文明都市的醜陋與卑鄙、齷齪表示憤慨的原因也在這里。」12 2拯救的吊詭。莫言反擊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卻偏偏是暴力書寫，他書寫暴力，也「反抗」暴力。問題在於，他的暴力書寫在為這種退化注入陽剛之氣的同時，卻也形成了紛紛擾擾的敘述暴力。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奮之餘，卻又有冗長和絮叨之感。換句話說，莫言小說中無節制的意義撒播和言辭的泛濫在對抗退化的同時，卻又反映了背後的深層空虛，甚至失語，這實在又反映了人類自身悖謬的困境，無論是擴張性的意義表述，還是放縱不羈的文體。 但總體而言，莫言有意識的拯救意識讓他能夠使暴力發揮強大的震撼力和積極作用。陳思和認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現呈現出與作品整體相和諧的奇異美感，但是在根本上，這種傾向反映了民間世界與生俱來的粗鄙文化形態。只不過這種傾向在《紅高粱》中還能因為作者飽滿的藝術理想而保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於體現作品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13 * 本文原刊於台北《文訊》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傷痕即景 暴力奇觀〉，見《讀書》1998年第5期，頁113。 2 摩羅〈破碎的自我：從暴力體驗到體驗暴力——《非人的宿命——論〈一九八六年〉》之一〉，見《小說評論》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頁58。 3 倪偉〈鮮血梅花：余華小說中的暴力敘述〉，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頁57。 4 〈暢銷書封面上的13張嬉皮笑臉〉，詳可參《北京青年報》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台北：麥田，2002），頁254。 6張閎〈感官的王國——莫言筆下的經驗形態及功能〉，《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05期，2000年9月，頁88。具體可參頁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66。 8 張檸〈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驗〉，見《南方文壇》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頁40。 9 葉世祥〈近年小說創作中暴力描寫熱原因探析〉，見《溫州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頁17-18。 10 李建軍〈是大象，還是甲蟲？——評《檀香刑》〉，見《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頁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頁258。 12 王光東〈民間的現代之子——重讀莫言的《紅高粱家族》〉，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5期，頁96。詳可參頁95-99。 13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頁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於中國山東省臨沂市。廣州中山大學文學學士、碩士，今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佛光大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港台文學、馬華文學、新華文學等。專著《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