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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如何以開放的心態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
以開放的心態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
康保成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2006年2期第28～33頁
【內容提要】 開放的時代需要開放的心態。首先，學術史上不存在壁壘森嚴、固定不變的學科界限，中國戲劇史更毋須畫地為牢，學者本人亟須掙脫學科歸屬的羈絆，保持自信；其次，在「全球化」浪潮洶涌澎湃的大背景下，中國戲劇史的研究依然相當封閉，學者們外語水平普遍不高。其症結在於學者太以自己為中心，未能把中國戲劇史當成一門不分國界的學問。
【關 鍵 詞】中國戲劇史/學科歸屬/開放/面向世界
【作者簡介】康保成，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廣東廣州510275
康保成，文學博士，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關於中國戲劇史的學科歸屬
經過近百年的努力，中國戲劇史作為一門學科、一門學問已臻成熟，其標志之一就是研究領域的自覺延伸。當前，無論從事劇本文學抑或是表演藝術的研究，都不會也不應當受到非議或是冷遇。
不過，依然有不少人心存疑惑：這門學問，究竟屬於文學還是藝術？當我們從事民俗、宗教與戲劇關系的研究時，會不會造成文學或藝術自身的迷失？怎樣防止僅僅把劇本資料、戲劇史料當成社會學研究的材料？等等。其實，文學和藝術本來就是一回事，而對於中國戲劇史來說，更不宜強作劃分。何謂「文學」？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但是僅僅把文學當成「書面著作」之一種[1] (P1，第1條)，卻無疑是一種偏見，因為它排斥了文字產生前和產生後的口傳文學。事實上，文學的產生和存在要遠在文字產生之前。我們不能望文生義，把漢語詞彙中「文學」的「文」和「文字」、「文獻」中的「文」字劃等號。在英文中，文字為language，文學為literature，文獻為document，三者界限分明，不容易混淆。《文心雕龍》開宗明義地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2] (P1)在劉勰看來，「文」者「紋」也，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不可或缺的色彩斑斕、美不勝收的裝飾。顯然，這種對「文」和「文學」的解釋，要比後人對文學意義的狹隘理解寬泛得多，也准確得多。
我國大陸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般把「中國文學」和「藝術」分成兩個一級學科。中國戲劇史作為三級學科，可以橫跨兩個一級學科，同時歸屬於「中國文學」門類下的中國古代文學和「藝術」門類下的戲劇戲曲學這兩個二級學科之下。但從功能上看文學應是藝術的一種。《晉書》把左思等文學家和顧愷之等畫家一同列入《文苑傳》，可見這一觀念由來已久。過去常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而今在大學「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下有一個「文藝學」的二級學科，其研究對象就包括了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學」和「藝術」兩個領域。國內外的著名美學和文藝理論著作，例如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黑格爾的《美學》、丹納的《藝術哲學》、李澤厚的《美的歷程》等，都沒有把「文學」和「藝術」分開。此外，目前在國內很有影響的《新華文摘》的「報刊文章輯覽」中，就只有一個「文藝」欄目，其下收輯的文章篇目包含了「文學」和「藝術」兩大類。
可以這樣說，學術史上不存在壁壘森嚴、固定不變的學科界限。對於「文學」和「藝術」這兩大學科來說，分有分的依據，不分有不分的理由。然而，對於中國戲劇史來說，無論勉強地把它劃歸於「文學」還是「藝術」，都有畫地為牢、人為擠壓研究空間之嫌，弊大於利，所以最好是不分。我和黃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曾經以《徜徉於文學與藝術之間》為題，對這門學科的研究狀況予以回顧和展望[3]。周華斌先生提出「大戲劇」概念，認為廣義的戲劇不僅包括話劇、戲曲、歌劇、舞劇、木偶劇、皮影戲等傳統戲劇品種，也應包括電影故事片、動畫片、廣播劇、電視劇[4]。我對此極為認同，當然在具體表述中存在差異，此處不詳述。總之，我認為，在當前這種學科分類體系下，對中國戲劇史不宜強作學科劃分。
當我們不把中國戲劇史做某種學科歸屬時，寫出來的著作，當然帶有「跨學科」、「交叉學科」的特點。這與其說是趕時髦，還不如說是依據戲劇的本質特點使之水到渠成的結果。然而這卻遇上了另一種尷尬：我們可能會喪失自己的發表陣地。以「文學」為標題的學術刊物，一般都不大歡迎這類稿件。在當前的評估體制下，屬於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大學中文系的研究隊伍(尤其是後者)，不能在冠以「文學」標題的權威期刊上發表文章意味著什麼，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們應當怎麼辦？
我認為，這既是開放的戲劇史觀與滯後的學科分類之間的矛盾，也是活躍的研究實踐與凝固的評估體制之間的矛盾。這種尷尬，其實隨處可見。一方面，「跨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研究被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自國務院而下的各級學科評議組、學術委員會的組成依舊沿用了傳統的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學等等學科分類。「跨學科」究竟怎麼個「跨」法？誰是「跨學科」、「交叉學科」的評委、專家？不知道。哪家刊物發表「跨學科」的文章？似乎也不甚了了。
其實，傳統的學科分類早就有改進的必要。以民俗學為例。中國大陸最早的民俗學學科博士點設在以鍾敬文先生為學術帶頭人的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但按照學科分類，民俗學屬於社會學下的二級學科，授予法學學位。在中山大學，民俗學博士點為中文系、人類學系所共有，且不說招生、培養、答辯等等操作起來如何不便，而如我等對法學、社會學一竅不通之人，所帶出來的學生竟然被授予「法學博士」頭銜，豈不令人哭笑不得！所以，改進學科分類，使之更加科學，更加符合實際，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同時，改變當前學術成果評估中重刊物輕文章質量的傾向，也十分必要。而對於學者本人來說，保持自信、開放的心態則更為重要。
許多學者慨嘆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至今難以超越，那麼，它屬於文學(史)還是藝術(史)？馮沅君的《古優解》、任半塘的《唐戲弄》、胡忌的《宋金雜劇考》、錢南揚的《戲文概論》以及董每戡、周貽白、張庚、廖奔的戲劇史著作，皆可屬於文學(史)，也皆可屬於藝術(史)。當今青年學子的成果更凸顯出突破傳統學科分類的傾向。例如，同屬中文系文學學科的車文明的博士論文《20世紀戲曲文物的發現與曲學研究》、宋俊華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戲劇服飾研究》，先後入選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而這兩篇論文都不是傳統文學學科所能包容的。實際上，《中國社會科學》、《文藝研究》、《文史》、《國學研究》、《文學遺產》等權威刊物，都發表了一定數量的戲劇史研究論文。尤其是後者，雖冠以「文學」之名，卻能打破「文學」與「藝術」的學科界限，更為學界稱道。可以這么說，在當今，只要是有真知灼見的文章，無論屬不屬於文學，屬於哪個學科，都不愁沒有問世的機會，至於專著出版，就更不受學科限制了。
「大戲劇」之下的子學科及其相互關系問題也應給予關注。「大戲劇」觀指導下的中國戲劇史研究，涵蓋了自「家為巫史」、「絕地天通」的上古蒙昧時期至1949年兩岸分治這一廣闊的歷史空間；地域上包括中原漢族和東西南北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港澳台和海外華人居住區域；戲劇品種既有古代的優戲、角抵戲、參軍戲、雜劇、南戲傳奇，也有流傳至今的京昆傳統戲曲劇種和各種地方戲、農村祭祀戲劇、民間小戲、儺戲、目連戲、傀儡戲、皮影戲等；其研究領域有機地包容了戲劇理論、戲劇文獻、劇本文學、作家演員生平、比較戲劇、戲劇文物、劇場戲台、聲腔音樂、舞台表演、服飾化妝、布景道具、戲班劇社、演出習俗等方方面面。這些領域，可稱作子學科或研究方向，它們既相對獨立又互相交叉，組成了一幅全息的網路化圖景。可以說，只有具備開放的心態、寬廣的視野，廣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使用文獻、文物和田野考察相互參證的方法，全方位地、立體地研究中國戲劇史，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幢屹立於學術之林的宏偉大廈。毫無疑問，以任何人之力，都難以完成如此重任。前輩學者如王國維、吳梅、齊如山、盧前、王季烈、馮沅君、周貽白、任中敏、吳曉玲、鄭振鐸、趙景深、王季思、鄭騫、孫楷第、董每戡、錢南揚、黃芝岡、嚴敦易、杜穎陶、葉德均、歐陽予倩、李家瑞、李嘯倉、傅惜華、徐慕雲、張庚、華粹深、徐扶明、庄一拂、陸萼庭、胡忌等人，均以各自不同的學術背景和知識積累，從不同的方面，對這一事業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但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研究空白。因為每個人的知識結構都是有限的，而且學術研究一直在向前發展，誰都不可能包打天下。
在當前，全面地研究中國戲劇史，不僅需要文學、語言學、史學、哲學、美學、文獻學、戲劇學知識，而且需要音樂學、舞蹈學、美術學、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等學科的知識。然而學海無涯，人生有限，每個學者都可以而且應該根據自己的研究傳統和知識結構、研究條件，選擇某一個或數個子學科作為主攻方向。這種宏觀視野下的自覺分工，與人為地畫地為牢本質不同，就在於「大戲劇」視野下的各個子學科之間，完全是平等、互補、呼應、交融的關系。因此，各子學科之間不應該厚此薄彼、相互封閉。雖然就戲劇的本質而言，角色扮演占據核心的地位，雖然各個時期的研究熱點會有變化，但某一具體成果的價值，主要是依據該成果的創新程度與科學性而決定的。當然，一般來說，舊的研究領域和課題不大容易出新，所以，緊跟學術潮流(即陳寅恪所說的「預流」)，選擇前沿課題就十分必要。
我看到過一篇綜述性質的文章，在列舉以往相關的研究論文時，有意無意地漏掉了不少分量很重的研究成果，嚴重削弱了其文獻價值。不能不說，這是由於視野狹窄、惟我獨尊的心態或者門戶之見造成的。即如上文所列舉的自王國維而下的「前輩已死名公」，他們的研究領域不盡相同，成就大小也不同，但都是公認的戲劇史家，只有站在他們的肩上才能突破他們、超越他們。對他們沒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自己今後的研究成就也必然受到限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有多大的胸懷，做多大的學問。
然而，由於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機械「反映論」造成文學藝術失去自身的品格，所以有人擔心把戲劇與民俗、宗教結合起來研究，會不會掉入新的陷阱，走入另一個誤區，把劇本資料、戲劇史料當成社會學、民俗學、宗教學研究的材料？我認為，從根本上說，這種擔心依然是對古代戲劇與祭祀儀式的關系了解不夠造成的。在古代，民俗事項、祭祀儀式與演出活動有時結合在一起，因而研究儀式也就是研究戲劇本身。當然，獨立於儀式之外進行劇本創作和演出的情況也很多，這時候，就沒有必要勉強「跨學科」。跨與不跨，要視研究對象而定，很難一概而論。
此外，古代戲劇作品中保存了許多民俗學、宗教學資料，對這些不了解，就不能正確地、透徹地解讀作品。元雜劇《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就是一個典型。此外，元雜劇中已婚男性往往稱呼自己的妻子為「大嫂」，這種奇特的稱謂是怎樣造成的？對一種事物，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通過研究，我們知道這是一妻多夫、兄終弟及婚俗在稱謂中的遺存[5]。這就通過對社會史、風俗史的研究，解決了元雜劇中的這一特殊稱謂的來源問題。以往給劇本做注釋，要求對作品的歷史背景、語言典故、方言俗語、切口黑話、典章制度等等都要熟悉，似乎沒有人擔心，這種研究會偏離戲劇本身。當然，這並不是說，這種研究沒有把劇本當成風俗史料、社會史料的可能。但只要清醒地把握研究目的——通過研究風俗去了解戲劇，而不是相反，就會盡可能不偏離或少偏離戲劇本身的研究。
進一步說，中國文學史、中國戲劇史應當是中國文化史、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哪一部《中國通史》沒有李白、杜甫、關漢卿？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總緒論」「第一節」的小標題為「文學本位、史學思維與文化學視角」，這也可以挪用到中國戲劇史的研究中來。強調「戲劇本位」就不會迷失自我。不過，萬一真的偏離了，也不可怕。比如，建築學家和戲劇史家都可以研究劇場和戲台，要是一不留神，某位戲劇史家成了古建築學家，我想這未嘗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二、面向世界的中國戲劇史研究
最近有人撰文，批評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外國人(包括外籍華人學者)怎麼做的我們就該怎麼做，外國人怎麼說的我們就該怎麼說，一切惟外國人馬首是瞻」的錯誤傾向，提出：「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雖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汲取的東西，但無疑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中心就是我們中國。」文章還批評「海外某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提出與會者的論文至少引證若干條材料的「荒唐要求」[6]。
這種看法並不錯，問題在於心態。實際上，「一切惟外國人馬首是瞻」的傾向，在大陸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並不突出，香港某大學個別人搞的繁瑣規范也並不流行。至於「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雖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汲取的東西，但無疑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中心就是我們中國」這句話，也完全可以反過來說，即變成——雖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與交流的中心就是我們中國，但無疑地，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汲取的東西。
《新華文摘》2005年第6期在「國外社會科學」欄目下摘引了兩篇「國外中國學研究」的訪談文章，其中德國漢學家凡埃斯說：「中國的漢學太以中國自己為中心了，人們的外語水平不高，不過這種情況也在慢慢改變。西方漢學家們不認為漢學只是需要我們到中國去學習的一門學科，這種學習應該是雙向性的，我們從外面可以看到很多從裡面看不到的東西。」瓦格納也說：「中國的學者們，他們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外語水平，會對與國外學術界的交流帶來很大的限制。就算是在北京的西方學者也很難搞學術工作，因為得不到很多外國的學術著作，來自日本、美國的書太少了。所以中國學者們一般都是你看我寫的，我看你寫的，范圍很有限。」[7]
國內學者批評的傾向和外國漢學家指出的傾向，究竟哪一種是主要的呢？在當前，我們應該強調什麼？糾正什麼？中國學術是否「早已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從封閉向開放的轉型」[6]？我想主要以中國戲劇史研究為例，談談自己的認識。
眾所周知，我國的戲劇史研究一直是在外來文化、外來觀念的推動下逐步走向現代的，被同行們一致推崇為中國戲劇史開山之作的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就是汲取外來觀念的代表作。陳寅恪先生總結王國維治學的3種方法之一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舉出的成果就有《宋元戲曲考》[8] (P247)。其後馮沅君、董每戡、歐陽予倩、周貽白、張庚等人，無一不是在借鑒外國戲劇理論的基礎上完成各自的民族戲劇理論、戲劇史建構的。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普遍開始重視農村戲劇、祭祀戲劇，開始使用田野考察的方法研究現存的活態戲劇品種如儺戲、目連戲等。可以說，國外的觀念、方法、成果，對大陸形成這一學術潮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居功至偉。
當前，「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澎湃。2001年，我國的崑曲藝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立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2004年，我國正式加入國際《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這表明，我國已經以法律文書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作為文化遺產的戲曲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人類的。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戲劇史的研究依然相當封閉。
總的說來，在中國戲劇史研究領域，我們對日本、韓國同行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吸收情況要好一些，而對西方的研究則相當隔膜。如果說我們對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波多野太郎、田中謙二、岩城秀夫、田仲一成、金學主等人還相對熟悉的話，那麼對美國學者柯潤璞(J. I. Crump)、韓南(Patric Hanan)、白芝(Cyril Birch)、奚如谷(Stephen H. West)，英國學者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杜為廉(William Dolby)，荷蘭學者伊維德(Wilt. L. Idema)，波蘭學者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Zbikowski)，澳大利亞學者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等，就要陌生得多了。他們對中國戲劇史的全面研究和對雜劇、南戲及部分作家作品如關漢卿、李漁、朱有燉、《西廂記》、《琵琶記》、《荊釵記》、《長生殿》等的研究，都有不少新鮮見解值得參考。而國內尤其是大陸的一般研究者，不要說借鑒汲取，就連見也難以見到。毋庸諱言，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是學者們外語水平不高。在因此而造成的自說自話、「自給自足」的研究圈子中，難以使大陸的中國戲劇史研究界與海外、國外學術界進行雙向交流，也難以擺脫低水平重復而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同。
大陸敦煌學界是借鑒國外成就而超越之的典範。眾所周知，由於歷史原因，曾經出現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令人「傷心」(陳寅恪語)的局面。但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大量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獻得以陸續復制回國或影印出版，與此同時，我國學者充分借鑒歐亞各國的成果，使大陸的研究水平總體上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從而出現「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的令人振奮的局面。可以這么說，在敦煌學研究中，不能直接閱讀外文文獻，其成果就很難入流。
2002年，中山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王承文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充修改的《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在中華書局出版。這本60餘萬言的大著不僅旁徵博引了我國古代典籍、大陸與港台的中文成果，而且廣泛引用日文、英文、法文的研究成果。作者在該書《後記》中說：「道教是屬於世界的，歐、美、日道教史研究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尤其近半個世紀以來，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現了一批比較優秀的道教史專家。作為天下公器的學術研究，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沒有理由對此視而不見。在本書中，我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力所能及的吸收借鑒和討論。」該書出版後在國際漢學界產生了強烈反響。中國著名學者湯一介、項楚、孫昌武、張澤咸、葛兆光，台灣學者陳鼓應，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級教授、荷蘭皇家科學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漢學與道教講座教授勞格文(John Lagerwey)、法國遠東學院院長道教講座教授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日本京都大學小南一郎教授、麥谷邦夫教授均給予高度評價。孫昌武教授稱此書「考證精闢，新意迭出。國內道教研究長期沉滯，整體水平難望西方和日本學人項背，終於有大著可與爭衡了」。傅飛嵐教授認為「國際道教學界的靈寶經研究以這本書做得最好」。顯然，不了解境外的研究狀況，不吸收人家的成果，也就談不到「爭衡」與超越。當然，超越應當是一種自然的結果，其根本目的應是把學術研究推向更高的水準。
台灣同行的中國戲劇史研究，可作為大陸學者的另一個參照。1949年以來，兩岸的學術研究沿著不同的路徑前行。在大陸，有兩支研究隊伍，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戲曲，即以大學中文系和社科院文研所為代表的學者，主要研究劇本文學；以中國藝術研究院戲研所和各省的藝研所為代表的學者，則主要研究當代舞台實踐。相比之下，台灣只有一支隊伍。所以台灣的學者，往往既研究古代戲劇、劇本文學，同時也從事京昆與地方戲研究，甚至兼任編劇、導演、藝術總監的工作。曾永義教授、王安祈教授等可算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如果說兩岸的研究體制各有利弊的話，那麼在對國外成果的翻譯、介紹與汲取方面，大陸則遠遠比不上台灣。牛津大學教授龍彼得的重要著作《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式考》首先在台灣被翻譯成漢語。台灣《民俗曲藝》第145期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世界各地的皮影戲及其相互關系》的論文，其中引用英文文獻86種，中文文獻45種。這種文章，很難在大陸的文學、藝術專業期刊上看到。台灣中研院從事戲曲研究的兩位女士，都有在海外受教育的背景，她們外語好，理論功底深厚。王秋桂教授在世界范圍內搜集、影印大量古代戲曲文獻的同時，又致力於推進戲劇人類學的中國化進程。台灣學者的具體研究成果已經使大陸學者受益匪淺。而更值得學習的，則是他們從事學術研究時的開放心態——把中國戲劇史當成一門不分國界的學問。
有人指出參加國內(大陸)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的外國學者往往水平不高。這可能是事實。毫無疑問，中國擁有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戲劇研究的最龐大的研究隊伍和最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這種絕對優勢，便造成國外中國學的一流學者或可以和大陸的一流學者對話，而一般學者則難以達到國內二三流學者水準的局面。問題是我們的眼睛盯著人家的哪個部位？是取其所長，還是譏其所短？更何況就算是一般學者，也往往在某一課題的研究上有一得之見。要是與會的外國學者真的水平不高，那首先要怪會議承辦方：誰讓你不請(或請不來)水平高的？
另有一種傾向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有意無意地曲解外國學者的成果。例如最近有人提出：「國內重場上研究的學者，往往將田中一成的演劇研究視為先導；然而，田中先生本人對國內日益熱鬧的『場上』呼籲卻始終保持一種淡然的態度。」[9] 其實，田仲先生所關注是祭祀與戲劇的關系，而不是「案頭研究」與「場上研究」之爭。是誰把他的研究當成重視場上研究的「先導」？我們不知道。毫無疑問，在田仲先生看來，祭祀與戲劇文本、場上演出都有關聯，而顯然與後者關系更為密切、更為直接。
最近有兩本書值得關注。一本是民俗學家董曉萍和美國歷史學家歐達偉(David Arkush)合著的《鄉村戲曲表演與中國現代觀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另一本是《韓國演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這本書的作者是韓國戲劇史家李杜鉉，審定者是韓國的中國戲劇史家吳秀卿。兩本書提供的合作模式都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對於研究中國戲劇史的學者來說，應當不無啟迪。
總之，開放的時代需要開放的心態。當前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既要掙脫學科歸屬的羈絆，又要克服惟我獨尊的心理障礙。這可能是在這個領域中出大師、出精品的必要前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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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列寧在哪些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斯文學理論
吳啟文：列寧怎樣曲解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我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區分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們應當避免原蘇聯的種種失誤，大大超越原蘇聯的成就，認清兩者的區別是非常重要的。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大區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本文將對此作一初步探討。
（1）無產階級專政是民主制還是集中制？
《國家與革命》一書是列寧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它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與革命的基本觀點作了全面的闡明，影響了好幾代的共產黨人，對於普及馬克思主義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該書中混入了與馬克思主義相反的一些列寧自己的觀點，人們往往把列寧的觀點誤認為是馬克思的觀點。所以我們很有必要把列寧的那些曲解加以清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應對此負責的。
列寧的主要曲解是在他闡述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總結中。列寧在其書中特辟一章即第三章來向讀者介紹馬克思的觀點，並以第四章進一步介紹了恩格斯的觀點，足證列寧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觀點是多麼用心用力！在第三章中用前三節介紹了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摧毀舊國家機器後所建立的新政權的性質作了毫不含糊的明確的判斷：「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①（《馬恩選集》）第二卷第377頁）在這里，列寧沒有曲解的餘地，只好認定公社實行了「極其完全、極其徹底的民主」②（《列寧選集》第二卷第206頁）。但當他在第四節中談到如何組織民族的統一時，終於抓到了機會，把他自己的觀點滲進到馬克思的觀點中去，把馬克思沒有的觀點強加於馬克思！
馬克思認為公社消滅了舊政權時並不意味著消滅了民族統一，「民族統一不是應當消滅， 相反地應該藉助於公社制度組織起來」。（同①第214頁）那麼公社是按什麼原則來組織起民族統一的國家來呢？馬克思明確指出：「公社才是帝國本身的真正的對立物，也就是國家政權，集中化行政權力的對立物……」。（同上第411頁）因此，公社決不可能仍用集中制來組織民族統一的全國新政權，而是必須用民主制來組織新政權，馬克思充分肯定了公社的這一選擇，他指出「設在專區首府里的代表會議，應當主管本專區所有一切農村公社的公共事務，而這些專區的代表會議則應派代表參加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並且隨時可以撤換。」（同上第376頁）這段話的最後一句話真是畫龍點晴之筆，它十分傳神地表明了公社選出代表不是去當發號施令的社會主人，而是唯選民的意願是從的當差的，即社會公僕，而選民的社會主人地位得到了有效的保證，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列寧也引證了這段話，卻故意刪去了最後一句話，因為這不合他的集中制主張的口味，他顯然主張所有選民應遵守他的「確切訓令」，這為他在後面提出集中制埋下了伏筆！
列寧對馬克思的上述論點找不到曲解的借口，於是把筆鋒一轉，開始攻擊伯恩斯坦，借口伯恩斯坦曲解了馬克思，他終於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機會，以便把自己的集中制思想混入到批判中來，使人誤以為這就是馬克思的思想。伯恩斯坦說：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來說，在一切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同②第214頁）列寧批判道：「馬克思在這里談的根本不是要建立同集中制對立的聯邦制，而是要打碎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裡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機會主義者「竟把聯邦制強加在馬克思頭上，把他同無政府主義的始祖蒲魯東混為一談」。（同上第215頁）「在上述的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一點聯邦制的痕跡」（同上第216頁）他煞有介事地說：「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那段論述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同上第216頁）可借馬克思沒有理會列寧的願望，而是提供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馬克思絲毫也沒有離開民主制！馬克思說：「以法國社會本身通過公社組織而取得的政治統一去代替曾起過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權制，這種中央集權制現在已經變成為只是人為機體的統一，它依靠著憲兵和紅黑軍隊，壓制著現實社會的生活，像夢魔一樣騎在社會頭上……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統一去代替這種存在於法國社會之外的中央集權的法國」（同①第430頁）這里所講的「前述的」就是指巴黎公社的《告法國人民書》中所講的話，其中更清楚明白地表明要使所有的省、大行政區直至最基層的市鎮「確保獨立」，然後「為了在它們的共同利益聯合在一個真正的民族公約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國並使之長存……巴黎放棄了它的表面上大權獨攬的地位……。」（同上第429頁）馬克思全文引出了這段話，並稱之為巴黎公社的綱領。這與列寧用暴力奪取中央政權後便向全國發號施令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巴黎公社用民主制把全國各地區聯合起來的方式是與聯邦制很相似的，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聯邦制」這一詞語，也決不能說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反對聯邦制的！難道因為是蒲魯東提出過聯邦制，就成了他的專利？馬克思就不能主張聯邦制了？這是一種因人廢言的陋習！馬克思雖未直接講聯邦制，但恩格斯在其1891年的序言中卻明確地提出了聯邦的概念，他說公社「號召他們把法國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自由的聯邦，一個第一次真正由國民自己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同上第334頁）令列寧十分難堪的是恩格斯是在把聯邦制與集中制直接對立起來加以論述的。他指出公社是由布朗基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組成的，但他們的實際措施卻往往拋開了他們原有的信條「按照歷史的諷刺，做出了恰恰與他們學派的信條相反的事情」。（同上第333頁）布朗基主義者「認為少數堅決和組織嚴密的分子在順利的條件下不僅能夠奪得政權，而且能夠用極果斷堅決的措施來保持政權，直到把人民群眾吸引到革命方面，並使他們聚集在新的革命政府的周圍。這首先要求把權力最嚴格地專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同上）
由此可見，首先把「聯邦」這一概念用於巴黎公社的是恩格斯而非伯恩斯坦，他不過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隨者而已！列寧批伯恩斯坦不過是個借口，他實際反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地方自治觀點。列寧真正信奉的是布朗基主義，大家可以把列寧的所作所為同恩格斯描述的布朗基主義的信條相比是何其相似！無怪乎列寧的老師普列哈諾夫說列寧的思想很復雜，其中也包含了布朗基主義，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盧森堡也表達過相同的觀點，並批判了列寧的「極端集中主義」。這一點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還要提到。恩格斯的這一對比性論述最好地證明了巴黎公社實行的是民主制而非集中制，這是列寧絕無可能作任何曲解的！
列寧欲把集中制強加於馬克思和恩格斯，苦於找不到直接的證據，於是便只好用間接推論的辦法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他寫道：把生產資料「交給整個民族整個社會難道不是集中制嗎？」也就是主張由革命政府下令集中統一地把私有的生產資料收歸國家所有。（同②第216頁）這種間接推論是不能成立的，首先，他把目的與途徑混為一談，使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是目的，而達到此目的的途徑從政治手段來看既可以是暴力的革命，也可以是和平的過渡；與此相應，其組織形式則既可以是集中制，也可以是民主制，這里沒有唯一性的問題，只是在實踐中有一個何者更優的問題。熟讀馬·恩經典的列寧難道會不知道？馬、恩既然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民主制，也就是肯定了對私有制的改造將在民主制的基礎上進行，這難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嗎？在經濟高度發達的民主國家曾在民主的基礎上把若干大企業甚至整個行業國有化，只要多數民眾同意，當然也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實行各種形式的社會化。其次，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既然沒有現成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就只能在集中制的基礎上，通過由上而下地公布一個法令，在一個短期內用強制和暴力的方法來沒收資本家的生產資料以建立國有經濟，即以此創造出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來。而馬克思卻毫不含糊地支持巴黎公社不用這種方法來創建新的生產方式。他寫道：「他們沒有想靠人民法令來實現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得自己的解放，同時達到現代社會由於本身經濟發展而不可遏制地趨向著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完全改變的歷史過程。」（同①第379頁）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會在資本主義內部孕育成長起來，無需人為地去創造出來，「在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及與其相應的社會生產形式上，怎樣自然而然，會有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發展出來，形成起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506頁）
我們再看恩格斯對此問題的解答就更清楚了。問「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呢？答：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建立公有經濟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徵象顯著即將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並且只有在廢除私有制所必須的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然後採取大約十二個步驟逐步地用公有制來取代私有制，並且說，「所有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實行起來，但是它們將一個跟著一個實行」。（《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19-221頁）這應該是在民主基礎上進行的一個漸進的緩慢的長期的歷史過程。歷史的實際進程是選擇了馬、恩的漸進路程而拋棄了列寧的一蹴而就的做法。
列寧借口反對聯邦制而宣傳其集中制已過去了約百年，歷史大大地嘲諷了列寧，不僅當時的幾個聯邦制國家如美、英、瑞士等國運轉良好，而且新增了更多的民主的聯邦制國家，連俄國、德國都建立了聯邦制！聯邦制的實質就是地方自治，只是它的自治程度更高而已！因此，主張集中制必然要反對地方自治。在蘇聯模式中，所有地方的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人都是由中央或上級指派和任命的，有時也走走民主程序，那不過是形式主義的作秀，並無民主的實質，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有特殊利益的官僚集團，他們只對上級負責，不必對人民負責，脫離民眾，形成了越來越尖銳的官民矛盾。這是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恩格斯說「怎樣安排自治和怎樣才可以不要官僚制，這已經由美國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給我們證明了。」（《馬思文集》第四卷第416頁）「省、縣和市鎮通過依據普選制選出的官員實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權機關」。（同上的417頁）
集中制和民主制各有其適用的條件和范圍，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就應實行民主制，否則人民的民主權利就沒有保障，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就難以發揮。國家的幹部就沒有了人民監督，會胡作非為，腐敗墮落。
即使如此，在政府內部特別是在軍隊中仍需實行集中制，否則就無法保證工作效率；在革命和戰爭年代以及共產黨處於地下斗爭時期，就難以實行民主制，而只能採用集中制，當然一旦危機解除就應迅速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不應如斯大林那樣使國家長期處於「緊急狀態」中。列寧企圖無條件地恢復專制主義的集中制，是違背世界歷史潮流的，他雖然為避免人們的批評，採用了一些修飾詞，如「自願的集中制」、「民主的自覺的集中制」等等，但決不會改變集中制的本質。集中制的本質是一切主動性、一切重大決定都來自上級，下級和普通民眾都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作主的權利。領導與民眾、上級與下級、官民關系不是平等的關系，如今在我國社會生活中有一個用得很普遍的流行詞「被」，這反映了在我國列寧、斯大林式的高度集權的集中制影響之深！
（2）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嗎？
列寧在與考茨基論戰時提出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同②第623頁）列寧這一定義頗有望文生義之嫌，「專政」這詞的舊含義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新片語中已不復存在，馬克思最初賦予的含義只是要表明它將與資產階級專政具有若干相反的性質和特徵。在革命時期，由人民選出的議會，應掌握全部國家權力，以對付資產階級的進攻，但這也只是臨時性的。斷無專政一詞中個人專制獨裁之舊含義，階級專政與個人專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應混淆的，恩格斯極為重視這一區別，他在批判布朗基主義時，非常明確地作了區分：「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同①第589頁）列寧故意把兩者混同，把個人專政的屬性「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硬塞進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中去，變成了階級專政的主要特性，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背離，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聲譽！
列寧要實行個人專政，必然要推行集中制，不會贊同馬克思所肯定的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則：「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確切訓令」。階級專政卻必然要與民主制結合，因為只有實行民主，無產階級中的所有成員才能自由而充分地表達其利益和意願，並得到尊重，工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充分地調動起來，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才能得到順利的發展，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實行民主，才能防止國家及其工作人員「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同②第334頁）
列寧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新片語中所表達的新概念沒有全面地確切地理解，僅僅突出「專政」一詞，並用個人專政的舊含義來闡釋這一新片語，馬克思則正好與之相反，他最重視的卻是「無產階級」，即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新政權中，首要的是要表達出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即維護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者和農業勞動者的利益，堅持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實行社會主義的自由、平等的原則。為此，必須在一開始就要在制度建設和法律規范上，嚴密防止國家政權及其工作人員由人民選出的社會公僕蛻變為社會主人，產生新的特權階級！按照列寧的定義，則不可避免地要出現這一嚴重後果，歷史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目光之深遠，非列寧所能企及也！
列寧的這個定義是與現代文明的法治精神不相容的，它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當然也就是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的監督，這與馬克思大力贊揚的巴黎公社的選舉權、監督權和罷免權所體現的高度尊重人民的民主權利的精神是不相容的。所以它是一種倒退，退回到西方中世紀和中國封建時代帝王個人專政的人治時代，其後果十分嚴重，在蘇聯模式的統治下，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濫殺無辜，製造了紅色恐怖，這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是密切相關的！
（3）無產階級專政有無前提條件？無論何時、無論什麼條件下都可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來嗎？
馬克思在說明自己的階級斗爭學說與前人有何不同時寫道：「（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同①第332頁）在這里馬克思把生產的發展與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的因果聯系放在第一位，沒有生產的發展，就既沒有階級存在的基礎，也不會有階級斗爭發展的結果即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有前提條件的，並非無條件的，即並不是任何時間地點都可以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所以馬克思的第一點才是與其前人相區別最重要的思想，列寧卻把無產階級專政放在第一位，說「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同②第3卷199頁）生產的發展必然達到應有的高度這一最重要的經濟條件已不在其視野之內，他就是主張在任何條件下，只要奪得了政權，就可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正是第二國際的領袖們與列寧的根本分岐所在。根據馬克思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其生產關系已完全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時，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徹底的社會革命是同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條件聯系著的；這些條件是社會革命的前提」（同①第635頁）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正是堅持這一點，才反對列寧在資本主義尚處在初始發展階段的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按照恩格斯的觀點：「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為了反駁他的論敵，不惜曲解馬克思主義，不適當地拔高無產階級專政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並據此以攻擊考茨基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按照列寧的標准，布朗基主義者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馬克思主義者了！但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會承認的，因為布朗基主義者並不承認馬克思上引三點論述中的第一條，正是由於這一點，恩格斯才幾次批判布朗基主義，我們在其批判中看到了列寧的影子，列寧與布朗基主義是心心相印的！
（4）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呢，還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
恩格斯在《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一文中告誡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德國君主制度下，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德國沒有共和制和自由，在這種情況下幻想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是不可能的，必須建立民主共和國，在有充分自由的國家裡，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才是可能的。他明確地指出，「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馬恩文集》第4卷第415頁）但列寧卻對此作了曲解，他說：「民主共和國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同②第231頁）所謂「捷徑」，就如過河要架橋，他認為如果無產階級利用民主共和國提供的公開合法的斗爭環境，最後奪得了政權，便可以徹底打碎民主共和國這架舊國家機器，另起爐灶，重建一個集中制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恩格斯卻並非這個意思，而是認為民主共和國經過多年的發展，巴黎公社中的一些主要的民主原則已不同程度地得到體現。民主是沒有階級性的，民主共和國這一政治形式既可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這一思想在他給拉法格的信中講得十分清楚，他寫道：「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同①第4卷第508頁）列寧沒有區分出要打碎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舊國家機器，實際上要打碎的只是巴黎公社所面對的封建專制的舊政權以及像德國那樣的專制主義的帝國政權，而並非如像美國那樣的民主共和國。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修正」很成功，它在革命實踐中的巨大成就，更使人們深信不疑，直到實行蘇聯模式的國家中產生了許多類似的嚴重問題，才促使人們反思其理論根據的真理性，人們開始仔細認真地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這才發現列寧在不少問題上，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基本問題上與馬克思主義的真義並不相符，結論是我們應當回歸馬克思！
我國當前進行的反貪腐斗爭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精髓：「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憶解放初期，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大異於國民黨政府的官僚們，他們沒有官氣，幹部與群眾平等相待，幹部們遵照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號召，自覺的充當人民的服務員，尊重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那時頗有巴黎公社的遺風，受到人民熱烈的歡迎！但是後來有些幹部自視高人一等，把自己當作社會主人，把人民看作是可以由自己任意擺布的僕人，追求權勢和財富的慾望日益升高，目無法紀，貪臟枉法，與人民群眾的距離愈遠，官民矛盾日甚，這種情況有蔓延之勢，如今新領導班子大刀闊斧地清理整頓這股歪風，並且打破了類似歷史上「刑不上大夫」的舊日慣例，堅決實行法治，不管你官位有多高，違法亂紀必究！人民群眾拍手稱快！
列寧說得好：「馬克思主義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於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的產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偉大代表的學說的直接繼續。」（同②441頁）馬克思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的幾個重大問題的解答正是體現了列寧的上述評論，可惜的是列寧自己對上述諸問題提供的答案卻與馬克思主義相反，因而他自己就偏離了世界文明發展大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受列寧的影響，偏離世界文明發展大道的方面進行了大力的改革，我們應離開那些「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繼續學好馬克思主義中與現代文明相合的精髓部分，使之與我國的國情相結合，在世界文明發展的大道上繼續前進，爭取走到最前列去！
『叄』 請教一份與文學網站簽的A約是否有效的問題
你弄的太嚴重了 我跟很多網站都有約 本身我是簽給瀟湘的 一般的網站都是這樣的 你的回執信沒有收到 但是已經生效了 合同在他給你修改你的簽約狀態的時候就說明雙方已經達成了協議，最後 你是用的你的身份證 簽的A簽 並且你並未入V也不是它們網站的重點培育寫手 因此 你的去留它們沒有那麼在意。像寫免費文的作者 一個網站是數不勝數， 所以只要你在跳站的時候用的不是你本身的身份證 那麼你以後紅了也沒有法律糾紛的。 記住 就算你用你自己的身份證 你的下家也是不會給你簽約的 你已經A了的文章也不可以到別的網站發 其實你下家應該會給你的說的，我在網文裡面還是混跡了那麼久了，認識不少人，包括大神，我本身還是瀟湘的書評，和一家網站的網編，但是我已經離開了，看你應該是才去不久吧，久了你自然明白裡面的一些名堂了。你要是想賺錢，真的很難，寫文是其次，主要你還是需要有大神帶···
『肆』 求一本無限流耽美文，小受第一個世界任務是爬山，第二個是掃雷，然後小受被別人詛咒了，第三個世界變成了
是十維公約，印象超深刻，最近在看，卩恕和渝州好可
『伍』 大家幫我查找一下關於 18世紀的美國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人們的信仰取向，和當時的文學 的資料
美國經濟發展史2007-05-28 14:40一、獨立戰爭、禁運和1812年戰爭
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但是獨立並沒有自然而然地帶來繁榮和發展。獨立戰爭期間，由於對英貿易的滯阻，北美的製造業得到了一定發展，但從生產技術和產品質量看則仍遠落後於英國。戰爭結束後，英國利用自身強大的製造業和商業優勢，一方面對美國的出口實施嚴厲的商業限制，包括禁止美國貨進入西印度群島；另一方面則向美國大量傾銷英國貨。獨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運往英國的生鐵為3929噸，1791年下降為797噸。煙草、稻米、藍靛等大宗農產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帶累商業和航海業停滯，造船業衰落。據統計，從1784年到1786年，美國從英國進口的貨物總值約為760萬英鎊，而同期美國向英國出口則僅為249萬英鎊，逆差高達521萬英鎊。出口萎縮、市場縮小，使價格大幅下跌，商人、農場主紛紛破產，債務鏈條破裂，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盪，許多地方爆發了農民起義，最著名是的謝司起義。在美國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稱為「危機時期」。從競爭的觀點來看，其實質是英國挾裹著其市場競爭的強者優勢對新獨立的弱小的美國進行打擊，以經濟殖民來代替政治、軍事殖民。
危機給美國上層社會帶來了廣泛的沖擊，「美國向何處去」一時成為報紙和小冊子所討論的焦點。在一片喧囂聲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兩大聲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貿易多為南部大種植園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機時期，南部大種植園主兼並了大量小農的土地，鞏固了競爭地位，他們雖然對英國限制出口不滿，卻得益於優質廉價的工業品。因此他們主張自由貿易，一方面要求英國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試圖擺脫英國的商業壟斷，開拓南歐、北歐市場及其他全球市場，同時則加快向西部擴張，將西部廣袤的土地變為農產品的生產基地，以增強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張自由貿易，因為他們的利益得益於對外貿易的擴大，無論進出口是否出現逆差，只要貿易總額上升，就少不了他們的利潤。主張貿易保護者成份比較復雜，既有保衛獨立戰爭成果的愛國主義成份，又有在謝司起義前鞏固統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國打擊最沉重的廣大小農，又有為數不多的製造業主。由於當時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國的經濟侵略，因此，主張增強邦聯政府力量、加強貿易保護的代表，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事實上控制了政府決策。漢密爾頓認為英國的力量來源在於製造業，因此美國必須重視製造業的發展。而要發展製造業，則必須有政府保護。他指出需要政府保護的三個理由，一，外國政府對製造業有保護和獎勵；二，農業國居民出於習慣往往不願意輕易放棄自己熟悉的職業；三，製造業國在技術、資金、市場方面已經具有優勢，這就使「最新建立製造業的國家與製造業已成熟的國家在平等條件下進行競爭，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可行的。」
遺憾的是，盡管漢密爾頓提出加強聯邦政府權力、重視製造業、提倡貿易保護的一攬子方案，但由於當時美國社會經濟結構由依附於英國的種植園主和大商人主導，故唯一落實的是加強了聯邦政府權力，建立了財政稅收制度，恢復了公共信用，順利發行了新國債，使聯邦政府不再有名無實。然而漢密爾頓所珍視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卻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的關稅法案規定進口稅率僅為9%，遠不足以保護新生的製造業。英國知道自己的競爭優勢所在，一開始就禁止機器和技術以及技術人員外流。由於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國工人的工資平均又比英國高1/3到1/2。加以英國企業主資金雄厚，有現成的銷售網路等因素，使美國製造業舉步維艱。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資於製造業，僅占總數的2.4%。
如果照此發展下去，美國很難擺脫後來中南美洲各國的命運，成為歐洲工業國的附庸。因為主宰著獨立後美國社會的是大農場主和大商人，他們都從依附地位中獲益。發展製造業的每一個重大措施都與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相抵觸，徵收高關稅首先種植園主要花更多的錢購買歐洲的工業消費品，如果對方實施報復性措施，則還會連帶出口下降，價格下跌，收入減少。在這種社會經濟結構中，資源越豐富就越可以依賴開發資源來獲取收益，就越缺乏發展製造業的動力。傑斐遜的自由貿易主義和農業國之夢，正是建立在對美國豐富資源的依賴上。這個甜美、舒適的夢完全有可能將美國的製造業膩死。
正當美國迷迷糊糊地做著西部農業夢的時候，英國的軍艦的炮聲把它驚醒了。1807年，英國為與拿破崙作戰，炮擊美國戰艦「切薩皮克號」，強征艦上海員。此舉激起了強烈的反英愛國情緒，1807年12月，美國國會通過《禁運法案》，禁止一切船隻離開美國前往外國港口，意在用中斷對英國的農產品供應來教訓英國。不料，禁運不僅沒能給英國造成傷害（英國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進口糧食，本國也生產糧食），反而使美國經濟全面癱瘓。禁運充分暴露了美國經濟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國出口下降88%，進口下降59%，航海業瀕臨破產，大批海員失業，北部的大小商人損失慘重，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小農場主和小業主紛紛破產，工業消費品供應發生嚴重困難，關稅收入急劇減少，財政出現巨額虧空。在強大的壓力下，《禁運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然而，正是這個禁運風潮，使美國製造業得到了空前發展，至1810年製造業的生產總值達到1.2億美元，相當於禁運前出口總額的2/3。禁運使國內製造業不再面對國外競爭，工業品價格上漲又使製造業利潤大增，航海業、對外商業的蕭條促使大量的資金投入到製造業。更重要的是，禁運使美國人初步懂得了製造業對於民族獨立和國家強大的重要性，從而為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擺脫經濟的依附性帶來了第一線光明。但是，就在普通美國人得出上述結論時，作為權力結構核心的部分大農場主和商人卻增強了依附性，更害怕與英國打貿易戰。因此，禁運結束剛後，財政部長加勒庭提交國會一份《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又被擱置了。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的讓步並沒有換來英國的回報，英國繼續劫掠美國船隻。再加上美國國內西部擴張主義者的鼓動，1812年，美英正式交戰。這場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和禁運十分相似，對外貿易和航海業陷入長期蕭條和停滯，而製造業卻飛速發展，對英國霸權構成了真正威脅。戰爭結束後，英國商人不惜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向北美傾銷商品，英國國會和政府則在一旁積極支持，布魯厄姆勛爵在英國下院稱：「為了把美國在戰爭期間產生的幼稚製造業扼殺在搖籃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損失也是值得的。」但英國的如意算盤並沒有得逞。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當時英國的技術還是相對簡單、容易掌握、也容易改進的技術，美國製造業在技術上已經並非處於絕對劣勢；其次，從規模上看，美國製造業已經有相當實力，而且也得到了國內金融勢力的支持；第三，1816年美國頒布了第一個保護關稅法案，製造業品的平均稅率驟升至25%。此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貿易保護主義一直是美國的經濟政策的基調。
由此可見，1807年禁運和1812年戰爭實際上是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沒有這兩場戰爭——戰爭是最極端的保護主義，和由此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很可能成為另一個巴西，而世界歷史的面貌也將大不相同。遺憾的是，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的美國史學界都沒能充分注意這一轉折點的重大意義。其原因恐怕是，無論中外理論界還是史學界，都沒能擺脫某種歷史必然論、歷史決定論的思維模式。如果每一個國家最終都能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或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那麼也就不存在轉折問題了，最多隻有曲折。
二、南北戰爭
擺脫弱者地位的歷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了斗爭和曲折。由於當時英國的強者地位並非象今天的美國那樣突出，它先是沒能阻止美國獨立，後是沒能在1812年戰爭中重新佔領美國（由於英國顧慮歐洲大陸重啟戰爭），再是沒能在戰後搞垮美國經濟。但這並不等於英國、法國等歐洲強國就此承認美國的崛起，而是在繼續伺機壓制美國。就美國國內而言，從原有的殖民地型社會經濟結構，向以製造業集團為中心的自主型社會經濟結構轉變，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突和斗爭。大商人集團、航海集團、南部種植園主和北部製造業集團之間，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之間的矛盾仍然時起時伏，構成了地方主義與國家主義（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奴隸制和廢奴主義，新申請州是否向奴隸制開放，以及民主黨與共和黨斗爭等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隨著這對矛盾逐漸統攝國內的各種矛盾，矛盾逐漸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領域，社會情緒越來越激動，直至爆發南北戰爭[1]。
事實上，盡管通過禁運和戰爭確立和關稅保護原則，美國工業一時間還很弱小。在1820年以前，作為工業化最重要的部門的鋼鐵業，其鐵產量比殖民地時間還少。鐵礦的開采、冶煉和鐵器業完全被英國所主之宰。第一個真正對鋼鐵工業起到保護作用的關稅是1824年的關稅，其後是1828年的關稅。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自由貿易集團控制了政權，降低了關稅，鋼鐵業生產很快就停滯、滑坡；1842年參議院決議恢復高關稅，鐵產量又直線上升。如此，自由貿易路線和貿易保護路線反復斗爭，鋼鐵業也反復漲落，直至林肯上台，把關稅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從而最終建立起了強大的鋼鐵業。
總的來說，關稅的爭奪戰越來越對貿易保護主義者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南部種植園主、北部進出口商和航海集團則滿腹牢騷。北部進出口商業利益的代言人如馬薩諸塞州的丹尼爾·韋伯斯特始終反對高關稅，南部則把1828年的高關稅稱為「可憎的稅率」，特別是南卡羅來納州。為了反對高關稅，南卡羅來納州不惜脫離聯邦。為此，它提出了憲法「公約論」，即認為州創立了聯邦，當中央政府的決定不符合州的意願時，州有權作出自己的決定。1832年7月，在自由貿易者的強大壓力下，國會通過了新關稅法案，比1828年的關稅有所下調，但仍不能滿足南卡羅來納州的要求。同年11月，南卡羅來納州召開州代表大會，宣布國會通過的關稅法無效。如聯邦政府採取強制措施，則南卡羅來納州將脫離聯邦。面臨聯邦分裂的形勢，國會不得不再次通過妥協性法案，擴大免稅商品種類。
妥協是達成了，但矛盾並未解決。自由貿易者和貿易保護主義者在一次次的較量中慢慢廓清了陣營，形成了以南部種植園主為核心和以北部製造業集團為核心的兩大派別。在世界范圍的廢奴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這兩大派別的斗爭又進一步激化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爭。這兩大派別都希望控制參眾兩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於各州的參議員人數相等，而南北兩派所控制的州數相等，兩派力量在參議員勢均力敵。這時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則該南部就能控制參議院。因此，一個又一個新開發地區被批准為新州之日，也就是兩大派別一次次較量之時。每一次，出於維護聯邦的考慮，雙方都達成了妥協，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1850年妥協》等。《1850年妥協》中，北方限制了奴隸制的擴張，同時也向南方承諾了嚴厲的《緝奴法》，從而維護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勢。但每一次妥協都醞釀著矛盾的進一步激化，《1850年妥協》被稱為「火山口上的壺蓋」。此後，南北雙方斗爭的火葯味越來越濃，在1854年堪薩斯州問題上，兩大派別發生了武裝沖突。這是南北戰爭的前奏。
[1] 1800年以前的兩大黨是「聯邦黨」（漢密爾頓的黨）和「民主共和黨」（傑斐遜的黨），至1800年聯邦黨下台，不久後瓦解，此後二十多年之內基本是民主共和黨一黨獨大，1830年，民主共和黨分裂為民主黨（即現在的）和輝格黨，50年代，輝格黨瓦解，從民主黨和輝格黨內分裂出以北方、主張廢奴為背景的（即現在的）共和黨。
一）反托拉斯
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後，美國出現的第一次政府幹預是共和黨西奧多-羅斯福的反托拉斯，西奧多有「托拉斯轟炸機」的稱號。
謹小慎微的塔夫托幾乎無所作為，最後和西奧多-羅斯福分道揚鑣；
民主黨的威爾遜繼續高舉共和黨人西奧多的旗幟，反對托拉斯，制定了著名的著名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
以上是第一階段的國家干預。
（二）自由放任
1921年，共和黨人哈定入主白宮，揭開了哈定--柯立芝--胡佛的時代。哈定對威爾遜的政策非常不滿，主張「回復常態」，是自由放任再次興起。柯立芝信奉「只要政府什麼事都不做，80%的問題就會自然解決」。胡佛極力主張放任自由，他自己也是個人奮斗的成功典範。三任總統自由放任的結果是，給美國帶來了30年代的大蕭條！！！「胡佛」這個詞從英雄的代名詞變成了罵人的前綴。胡佛任期結束時的1933年的GDP（414億）大約下降到了1929年（868億）的50%。
（三）羅斯福新政
1934年民主黨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後，實行了「新政」，對經濟實行強力的國家干預，首先挽救銀行，然後開展農業復興和工業復興，制定了旨在保護窮人和勞動者的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開展大規模救助，聯邦政府興辦公共事業等。羅斯福的新政，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摸索出了一條延長壟斷資本主義生命的可行途徑，也就是大力發展非法西斯主義的、走所謂「福利國家」道路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羅斯福去世後，杜魯門開展「公平施政」，在經濟政策方面仍然奉行羅斯福的國家干預政策。前後2人5屆20年，這是第二階段的政府強力干預。
（五）艾森豪威爾的現代共和黨主義
1953年，共和黨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他們擔心新政以來大規模的國家干預，無異於「滑向了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極力試圖回到「正常狀態」（也就是自由放任的狀態），但美國的現實情況最終使得艾森豪威爾政府接受了新政以來民主黨政府的社會經濟改革，走了一條完全不同於胡佛時代的新共和黨路線——一條中間路線。50年代的美國，出現了「豐裕社會」的「另一個美國」現象，社會兩極分化仍然嚴重，貧窮仍沒有消除。50年代經濟增長緩慢，黃金外流，受到蘇聯的嚴重挑戰，黑人運動高漲。
（六）肯尼迪的「新邊疆」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
1961年，民主黨肯尼迪入主白宮。在經濟政策上，繼續奉行凱恩斯主義，實行以減稅為主的長期財政赤字政策，同時實行雙重利率的廉價貨幣政策，以及在和平時期對工資和物價的非強制性管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聯邦政府大大加強了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干預，以適應社會會發展和科技革命提出的新需要，使「福利國家」設計的范圍迅速擴大。鑒於黑人運動來勢迅猛，國會通過了3大民權立法，從法律上取消了種族隔離制度。肯尼迪發起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使美國的科技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展。
這是第三次政府幹預，也是政府幹預的最高潮。
（七）反對新政傳統的初步嘗試
1969年，共和黨人尼克松入主白宮，它最初嘗試走一條完全不同於新政的保守主義路線，試圖對經濟、社會福利和政府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在經濟政策上，他幾度採取反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在社會福利上，他削減「偉大社會」項目，並提出取代聯邦社會救濟的家庭援助計劃；在政府關繫上主張改變權力集中於華盛頓的流向，實行所謂的新聯邦主義；在民權問題上阻撓以校車接送學童方式消除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制。
這些政策的實施，到了1970年，工業生產回升乏力，失業率高達5.9%。這一切使尼克松不得不採取「姑且一試」的國家干預措施。1971年1月4日，尼克松在電視上公開宣布，他要用赤字財政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
尼克松任內幾次想擺脫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但每次都不得不走回到國家干預的道路上來。
『陸』 魯迅時代背景
魯迅1881-1936所處的時代，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面臨生死存亡嚴重威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1894年—1895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失敗，戰後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大大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19世紀末70年代，日本侵犯台灣，後勒索中國白銀50萬兩作為撤兵條件，此後日本開始侵華計劃。
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下賤勾當，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借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
(6)十維公約小說推薦擴展閱讀：
魯迅作品的時代視角對學生的寫作視角的啟發仍然具有重要的當下意義。魯迅作為一位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處處展現出他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始終保持著一個凝視、省思的視角。同時，他自我解剖，洞察社會，能看到自己與他人與時代的差異和錯位。
因此，魯迅作品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當下的時代，看到自我和他人與時代的一致性，也能學會從而更深刻地感知和把握時代，這樣學生寫作的思想內涵才會出新，才會見真正的創新創造力，展現出時代的意義。
我最喜歡的……《撒野》（這個一定是第一安利，真的很適合看看，這是我前進的動力）《某某》《偽裝學渣》《碎玉投珠》《破雲》《輕狂》《格格不入》《AWM》《最愛你的那十年》《狼行成雙》《默讀》《黑天》，都是我超級喜歡的，各有各的特點，我都很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