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讀後感

A. 西方現代派（象徵主義）與中國現代派的聯系

這個「西方化」在當時是以文學的「啟蒙化」為特徵的，在這種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學革命的參照系橫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縱向的定位在中國古代某個（白話）文學傳統上。他們之所以強調中國古代文學具有白話傳統，只是在理論上玩了一個「白話文學古已有之」的論證策略（中國人特別欣賞「古已有之」的論證，這種方法近代維新知識分子也用過，例如《孔子改制考》），這個策略僅僅是出於為五四新文學革命提供輿論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並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實踐中，對新文學發展起導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五四西化派對中國文學現代化之道路的選擇，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語言理路及其現代化轉型的可能性是盲視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種中國「萬事不如人」的心態，中國文學要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雙雙「向西方學習」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這種心態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應。隨著五四時代大潮的落幕，又因為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學上的西化浪潮漸漸湮滅，1949年以後更是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國大陸再次進入開放時代，文學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經過文革極端民族主義文學禁錮，8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突然發現，他們在思想感情上竟然變得那麼親近西方現代派文學，這個時候袁可嘉適時地翻譯「外國現代派文學作品」，徐遲等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正好適應了他們的需要，於是一股拿來之風驟然興起。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現在詩歌方面，朦朧詩的崛起是它的第一個標志，北京的一小撥人愛詩的人在文革的禁錮當中如飢似渴地閱讀著當局內部印刷之供領導幹部閱讀的西方作品，他們並沒有明確的西化理論主張和趨向，只是直覺地親近著他們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著這些作品，就這樣他們無意中擠上了西化之路。此後是西化的現代派小說及戲劇的流行，小說理論方面出現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5〕等書，該書強調小說要揭示現代社會矛盾，探索人物的內心世界，表現復雜的人性，嘗試新的表現手法，這些和當時的階級論、典型論、工具論文學觀構成了鮮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當時有位老作家就說：「近年來有些年輕作者的創作脫離生活，一味追求所謂『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現代文學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西化論者面臨的壓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時期胡適、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時遇到的小。是以，80年代的西化論者其理論策略是僅僅把西方現代派文學當作一種技巧來認識，以規避「現代派文學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現代派文學」論者的反對，他們提出，如果說西方現代派文學本身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那麼其藝術表現技巧則是沒有意識形態性的，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學習的。的確，論證技巧問題要比論證「西方現代派文學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學，因而具有無產階級性，可以為無產階級文學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討論嚴格限定在「技巧的演變和發展」上，並且就「同一種技巧，是否能為不同的內容服務呢？具體來說，西方現代資產階級作家的體現資產階級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說所使用的技巧，中國當代無產階級作家可否用來體現無產階級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問題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籲中國作家對西方現代派小說作技巧上的借鑒，實際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種西化「現代派文學觀」（相比較而言，我們可以稱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種西化的「啟蒙主義文學觀」），該書《序》中葉君建先生說，「我們現在的欣賞趣味，根據我們所出版的一些外國作品及其印數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機時代。我們欣賞歐洲十八世紀的作品，如巴爾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記》，超過現代的作品。至於本國作品，現在還有一個奇特現象，有些人欣賞《七俠五義》，似乎超過了任何現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如果新華書店的定貨能作為判斷一部作品的欣賞價值的標準的話。這種』欣賞』趣味恐怕還大有封建時代的味道。這種現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們多年來無形中在文化上與世隔絕的結果。」從上述分析可知，其實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現代派文學，只是這種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罷了，它的邏輯是「技巧是沒有階級性的，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完全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借鑒，可以用西方現代派這個形式，表現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內容。」這種論說方式體現了經歷過文革，對文革磨難記憶猶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論家的比較典型的思維。

但是，更年輕的理論家們則不滿足於這種遮遮掩掩的「西化論」，他們更願意以激進、直露的方式闡明自己的西化觀念。一位在當時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論家就認為中國當時的現代派都是「偽現代派」，「作家體驗到的東西大多是受到社會理性道德規范束縛的東西，表達出的觀念是社會層次、理性層次、道德層次的東西，可是又採用了現代派的藝術手法，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內在觀念的分離。」（《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在更青年的理論家們看來，中國文學之現代化並不能簡單地從借鑒西方現代派表現技法上獲得，這只會導致「偽現代化」，中國文學的真正現代化必須整個地從頭來過：不僅僅是從技法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而且更重要的是從思想意識上向西方現代派學習。有西方現代派的形式，而沒有西方現代派的內容，這正是中國文學之危機所在；必須下決心使中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同時西方現代派化。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強調中國文學不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現代主義化），而且還要在內容上西方化（文學體驗的現代主義化）。〔6〕

這種激進的西化觀，一經出現便遭到激烈批判，這逼迫這一派對中國新文學作西化觀指導下的歷史回溯，以便為自己的觀點提供歷史證據。在這種思路的左右下當時出現了一股用西方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沖動。1985年黃子平與錢理群、陳平原的三人對話《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7〕就是這樣一個文本，該文這樣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浸透了危機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種與十九世紀文學的理性、正義、浪漫激情或雍容華貴迥然相異的美感特徵。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從總體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識與本世紀世界文學有著深刻的相通之處。」該文實際上全盤推翻了中國學界、政界以往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性質所作的論斷，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在性質上是和西方20世紀現代派文學同構的現代主義文學。這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的重新解讀，與此同時，這種重讀思潮也發生在具體的作家作品領域，汪暉、王曉明、吳俊等開始更加重視魯迅小說和散文中的現代主義因素，魯迅作品中，雜文的受重視程度明顯降低了，一時間《野草》成了魯迅的代表作；相應地對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讀也熱行起來；以致發展出一波「重寫文學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僅僅作為指導文學發展的一種方向而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作為一個文學理論指針在20世紀中國文論史上也產生了影響，如陳平原對中國近代文學轉型的研究。陳平原對中國近代小說流變的觀察實際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評判模式上的。陳平原說「……中國小說的主流還是不能不推白話小說。白話小說語言清新通俗，善於描摹人情世態，再加明清兩代文人的改造，滲入不少文人文學的色彩，產生過《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批傑作……白話小說藝術表現力強，在中國小說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又甩不開說書人的腔調――兩者（指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葛紅兵）都無力承擔轉變中國小說敘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說觀念和小說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8〕讀了這段引文我們不禁要問：「既然中國古典白話小說有這么多優點，為什麼我們還一定要對它進行』大的變革』呢？『說書人的腔調』作為一種小說技巧為什麼就不是現代性的呢？」顯然，陳平原先生的現代小說的標準是來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國「小說觀念和傳播方式上來一個大的變革」實際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產生了中國傳統白話小說不是現代小說，話本小說必須接受「現代化轉型」的看法。事實上，20世紀中國文論界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敘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夠深入的，我們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敘述模式中的「現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簡單地從西方現代小說敘述模式出發對它產生了「非現代性」的定性。

B. 現代主義與後代主義不同觀念是什麼

現代主義是一個文藝（文化）范疇的概念，不要顧名思義，只看到「現代」一詞，雖然它涉及的范圍很廣但與我們的生活基本上沒有多大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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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運動興起於19世紀末期，現代主義相信那些「傳統」形式的藝術、文學、社會組織和日常生活型態都已經過時，因此有必要將這些過時的東西掃除並且重新創造文化。現代主義鼓勵人們去重新檢視從商業活動到哲學等這些既存事物的每一個面向，找出在裡面有什麼東西是在「阻礙」進步，並且將那些東西替換成新的也因此更好的東西，來達到那些舊有東西原本希望達成的同樣目標。本質上，現代主義運動認為20世紀的嶄新現狀，都是具有永恆性及內在性的，因此大家必須調整他們的世界觀，接受這些新興而同時也是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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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先驅
19世紀前半的歐洲發生了一連串的戰爭與革命，造成了一些思潮的形成，現在我們稱之為浪漫主義。浪漫主義重視個人主體經驗、崇尚「自然」的標准藝術主題、革命性與激進的表現方式、以及個人自由。不過到了19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這些思想的綜合體，相信是那些「真實的」東西支配了主體經驗。這種思想可以從俾斯麥的現實政治和哲學理念「實證主義」中，以及後來被稱為「維多利亞時期」中的文化准則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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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主義」這個術語常常被用來談論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文學藝術。它標明了一種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的文學精神氣質或「現代的感受性」，是象徵主義、未來主義、意象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等諸種流派的總稱。與許多文論術語的演變相似，最早的「現代主義」也是一個帶有批評和嘲諷意味的貶義詞。根據卡林內斯庫的研究，1755年，塞繆爾·約翰遜把現代主義作為斯威夫特創造的新詞收入《英語語言詞典》里。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說：「蹩腳文人以拙劣的減省和古怪的現代主義，帶給我們這些用散文和詩寫成的垃圾。」到19世紀末，這個詞的使用從貶義轉向中性化，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被廣泛接受並獲得了合法性。魯文·達里奧是把「現代主義」作為褒義詞使用並用以指稱現代美學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現手法徹底現代主義」來贊揚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貢特雷拉斯。[1]在現代西方的文論與批評中，現代主義這個術語大致有五種用法：①一種美學傾向；②一種創作精神；③一場文學運動；④一個鬆散的流派的總稱；⑤一種創作原則或創作方法。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處均把現代主義的含義界定為現實主義的反動。正如彼得·福克納所說：「現代主義是藝術擺脫19世紀諸種假定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隨著時光移易已經變為僵死的常規了。」[2]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曾經出現四次引進與發展現代主義文學的高潮：即五四時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灣時期和80年代的新時期。五四時期沒有「現代主義」這個語詞，甚至「現代」一詞也很少見。人們普遍用「新」字來表達現代性的訴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學」、「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現代主義正是以「新浪漫主義」的名義進入中國文論的視野和論域的。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漢和胡適等人都不約而同地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神秘主義等文學流派統稱為「新浪漫主義」。這個命名有三點值得注意：①它顯然是五四進化論文學史觀的一個產品。在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1918)里，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學史被描述為：從重情思的第一傳奇主義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義(Classicism)；從十九世紀初，傳奇主義的復興到寫實主義的反動，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現的自然是反寫實主義的「新傳奇主義」了。茅盾同樣把西洋文學史概括為：古典——浪漫——寫實——新浪漫……的變遷。在《我對於介紹西洋文學的意見》中，茅盾在文學進化論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義」的位置：「西洋古典主義的文學到盧騷方才打破，浪漫主義到易卜生告終，自然主義從左拉起，新表象主義是梅德林開起頭來。一直到現在的新浪漫派，……從主觀到客觀，又從客觀變回到主觀，卻已不是從前的主觀，這期間進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在他的視野中，新出現的事物就是進步的好的，所以「能幫助新思潮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能引我們到真切人生觀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3] ②五四文論把現代主義看作浪漫主義的現代變奏，認為兩者都偏重主觀，但時人對新浪漫主義的「新」並沒有深刻的理解。田漢有些含糊地說：「新羅曼主義的文學，是不執著於現實，而又離不開現實的文學。」與舊浪漫主義相比，它「不在天國，而在地上；不在夢鄉，而在現實。」[4] ③從個性主義與人的解放的啟蒙語境出發關注新浪漫主義。在魯迅的早期文論《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中，拜倫、雪萊等浪漫主義精神和尼采、叔本華、施蒂納以及基爾克郭爾的新浪漫哲學融為一爐，都被視為重振「社會元氣」、「立人」然後「立國」的重要思想支援。總之，在五四文論中，現代主義大抵被置於啟蒙現代性的框架里給予理解與闡釋。同時，現代主義的諸種流派和表現方法如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為美主義、心理分析等得到較為充分的關注。卻忽視了現代主義反啟蒙現代性以及抽象超驗的一面。人們對「新浪漫主義」神秘、空虛和脫離社會現實也有所警惕。胡適曾經提醒人們注意，西方新浪漫主義只有經過寫實主義的洗禮才不會產生「空虛的壞處」；魯迅在《熱風》中也對尼采產生太過渺茫的感覺。「事實上，在20年代的中國，現代主義各流派所掙得的不過是某種方法或技法的地位。」[5]
「現代」一詞在20年代出現，30至40年代流行。如陳西瀅編的《現代評論》、葉靈鳳、穆時英編輯的《現代小說》、《現代文藝》和施蟄存的《現代》雜志等等。陳源的《閑話》一書的廣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學燈》里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閑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為快。」魯迅為此寫了《革「首領」》予以回應：「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6]在陳源和魯迅的論爭中，「現代派」一詞已經正式出現。
施蟄存在談到《現代》中的詩歌時說：「他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行。所謂現代生活，這裡麵包含著各式各樣獨特的形態：匯集著大船舶的港灣，轟響著噪音的工場，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Jazz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甚至連自然景物也與前代的不同了。」[7]從「新」到「現代」的語詞轉換表明人們對現代主義概念有了進一步的理解:①現代主義被看作「現代情緒」、「現代感興」和「都市感性」的表徵，它與現代人對現代都市生活和物質文明的主觀體驗相關；②對西方現代主義精神特徵和產生的社會背景有了較深入的了解。現代主義「對科學漸起懷疑，而趨向到主觀的感覺上去求一切的解決。」「世紀末，一般小有產者愈受資本主義發達及都市發展的威脅，而在生活上誘起了極端的神經行，這種不安的神經性遂幻想出背後另有一種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著他們，而使他們無法擺脫……」因此產生出與自然主義色調不同的新浪漫派來；[8] ③施蟄存的「現代的詩形」、穆木天的「心境主義」、梁宗岱的「純詩」、穆時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義」等論述都從各個層面具體闡釋了「現代」概念。1935年孫作雲《論「現代派」詩》把新詩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郭沫若時代，聞一多時代和戴望舒時代。他把《現代》雜志的詩歌稱為「現代派詩」：戴望舒、施蟄存等代表的「這一派的詩還在生長，只有一種共同的傾向，而無顯明的旗幟，所以只好用『現代派詩』名之，因為這一類的詩多發表於現代雜志上。」[9]
四十年代的「九葉詩派」自稱為「一群自覺的現代主義者」。陳敬容說「目前中國新詩還在撿拾浪漫派、象徵派的渣滓」，這顯然表達了九葉詩人超越象徵主義而向成熟的現代主義推進的自我期許；九葉的詩論家袁可嘉提出「新詩現代化」的主張，從詩的本體論、有機綜合論、詩的戲劇化等方面闡釋詩歌現代主義的內涵。後來他這樣理解中國新詩史：從浪漫主義經過象徵主義然後推進到「中國式的現代主義」。[10]的確，這一時期的現代主義要更貼近中國現實融入更多的中國傳統因素，如錢鍾書的《圍城》以及張愛玲的小說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後，這種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現代派被稱為「資產階級頹廢主義」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們普遍把現代主義視為資產階級的洪水猛獸。袁可嘉1960年發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國主義的御用文閥》等文從政治上否定現代派就是其中一個個案。茅盾的《夜讀偶記》不僅確立了現實主義的絕對權威，而且把現代主義徹底打入冷宮。在他看來，現代主義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義」，哲學基礎則是非理性的「主觀唯心主義」，而且是19世紀末以來「主觀唯心主義」中最反動的流派。這代表了那一時期人們對現代主義概念的基本態度。但「現代主義」卻在海峽彼岸獲得了充分的發展。《現代》雜志詩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為紀弦從大陸帶去現代派的種子，50年代在台灣創辦《現代詩》和現代派詩社，提出了現代主義的「六大信條」，並宣稱：「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11]《與現代詩派「橫的移殖」和知性主義相對，覃子豪領導的「藍星」則攝取了現代派較溫和的一面，合並大陸當時較抒情的新月派的風格。從紀弦的西化現代主義到「創世紀」的超現實主義與禪宗美學的結合以及80年代後的大中國詩觀，「現代主義」概念的中國化在現代詩領域有了更深入的實踐。在小說領域，1960年創刊的《現代文學》強調藝術實驗和創新，認為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於表現現代人的藝術感情，所以必須實驗、摸索、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白先永、王文興推進了中文小說的現代主義進程，前者延續了張愛玲古典與現代結合的傳統，後者是一個藝術的世界主義者，並且把現代主義的實驗精神推向某種極端。
在70年代中後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海峽彼岸的現代主義概念也受到廣泛的置疑和批判，許多人認為現代主義脫離現實、民族傳統，是對西方現代派模仿的模仿、亞流的亞流，陳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意味。80年代以後，現代主義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學思潮中逐漸消退，卻又在大陸新時期文學中重新登場亮相並在激烈的論爭中獲得了美學合法性。在與世界隔絕了多年以後，人們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學尤其是西方的現代派文學，許多作家也開始引進一些新的表現形式。這些開放的嘗試必然觸動整個美學意識形態，引發關於現代主義的論爭。徐遲的《文學與「現代化」》（1978）和《現代化與現代派》（1982年）提出與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文學現代化」概念，認為現代派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道路：「不久將來我國必然要出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最終仍將給我們帶來建立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基礎上的現代派文藝。」[12]這是使「現代主義」合法化的最初嘗試，它把「中國要不要現代主義」問題擺在人們面前。謝冕、孫紹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戰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現實主義詩學成規；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和馮驥才、李陀、劉心武關於現代派的通信共同認為：「現代派是歷史的反映和時代的產物」，「中國文學需要現代派」，現代派具有文學革命的意義。盡管這些觀念受到現實主義美學意識形態的猛烈抵抗，但現代主義這個概念還是在「朦朧詩」大潮和意識流小說的實踐中感性地出現在人們面前。隨後的一些爭論，如現代主義的技巧與內容是否可以剝離、「偽現代派」之爭等等都是80年代初論戰的余韻與深化。當劉索拉被一些人稱為「真正的現代派小說」《你別無選擇》發表，殘雪把非理性超現實推到極端，而馬原開始玩弄「敘述圈套」時，現代主義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它已經成為「中國新文學的一脈傳統」

後現代主義的概念：理論界一般認為：它是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文化思潮，在哲學、宗教宗教
宗教、建築、文學中均有充分的反映。它與現代主義有本質的區別
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出現自然有其歷史的、文化的背景。一般認為, 後現代主義文學興起的直接導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西方動盪不安的社會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的駭人昕聞的暴行以及原子彈爆炸給人們以極大的震動, 使人們對昔日一貫遵從的社會道德標准和價值觀念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進一步激化。以美國為例, 黑人抗暴斗爭、婦女解放運動、反對越戰的學生運動、肯尼迪總統被殺……社會愈來愈動盪不安, 人們的精神也越來越困惑。「我們有一個富裕的社會, 我們也有著混亂的價值觀念, 我們面對的美國再也不是早期的美國」。這個社會是「一個相對來說舒適的、半福利半兵營的社會」；「全體居民變得被動、冷漠,分裂成原子」；「傳統的忠誠、相互關系的紐帶、社團的聯系都鬆弛了, 甚至分解了」；「人成為消費者,他自身就像他所享用、攝取、汲取的產品、娛樂和價值觀念一樣被成批地生產出來」。

這樣一個「非人化」社會的出現同西方社會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是密不可分的。科技的發展使得社會信息化、程式化、電腦化, 社會越來越像一架精密的大機器, 將每一個人都變成了有固定位置的小齒輪、小螺絲釘。昔日過度激化的勞資矛盾轉化為技術和管理矛盾。20世紀以來大眾傳播媒介和交通、通訊的發展使整個人類的聯系越來越緊密, 空間的障礙被迅速地跨越, 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人類共同居住在「地球村」上。現代出版業、新聞業、影視業的巨大發展, 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人類歷史上一個從未有過的大規模的國際間的文化傳播時代已經開始, 這便是所謂「信息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不再是「知識就是力量」,而是「信息就是效益」,「效益就是目的」。由於現代世界的日新月異, 現代知識的瞬息萬變, 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 知識和事物的存在不是由永恆的本質決定的, 而是由它們各自的樣式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所決定。

高科技的發展還必然帶來大規模的機械復制和數碼復制, 從此不再有真實和原作, 一切都成為類像和虛假。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最終使文化也成為機械復制的產品, 而這些產品隨後又作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錄像、錄音、書籍、光碟、軟盤等產品無窮復制, 使我們失去了個性、風格乃至私人生活。原稿、原件不復存在, 一切都是類像, 整個世界漂浮在表面上, 沒有了真實感。到處都是互文性和超文本。人們突然悲哀地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虛假的世界。

後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還同結構主義, 尤其是後結構主義的興盛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後結構主義揭露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的偏見和自相矛盾, 打破既定的文學標准, 將意義和價值歸之於語言、系統和關系等更大的問題。後結構主義認為, 文本不是作者和讀者相遇的固定地點, 而是一個表意關系所在。意義是不確定的, 一切意義都在"延異"中發生變化。受後結構主義影響的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文化思潮進一步將這種解構中心、消解權威的精神擴展到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方方面面。

顯然, 以上後現代主義哲學為後現代主義文學提供了理論基礎。後現代主義文學是後現代主義精神的形象表達。總的說來, 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不確定性的創作原則、創作方法的多元性、語言實驗和話語游戲。下面我們分而述之:

1.不確定性的創作原則
被譽為「後現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的美國作家唐納德·巴塞爾姆就這樣聲明:「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確定原則。」 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不確定性又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主題的不確定、形象的不確定、情節的不確定和語言的不確定。

(1)主題的不確定。如果說, 在現實主義那裡,主題基本上是確定的, 作者強調的就是突出主題；在現代主義那裡, 作者反對的是現實主義的主題, 他們並不反對主題本身, 相反, 他們往往苦心孤詣地建構自己的主題。而在後現代主義那裡, 主題根本就不存在, 因為意義不存在, 中心不存在, 質也不存在,「一切都四散了」。一切都在同一個平面上, 沒有主題, 也沒有「副題」,甚至連「題」都沒有。這樣一來, 後現代主義作家便強調創作的隨意性、即興性和拼湊性, 並重視讀者對文學作品的參與和創造。

這種主題的不確定與後現代主義者理性、信仰、道德和日常生活准則的危機和失落是密不可分的。譬如「垮掉的一代」就是從精神到肉體的全面垮掉。喬治·曼德爾指出,當時「整個國家的人民都以各自的方式暫時失去了知覺:在教堂里,在電影院里,在電視機前,在酒吧間里,在書本里……整個世界都在努力尋找它的麻醉劑……癮君子的哲學家、娼妓和詩人、藝術家和竊賊、情人們、夢想家們、玩忽職守者,以及美國各式各樣的無家可歸的人們……不管他們是一步一步祈禱地爬上搖搖欲墜的塔頂, 向某個天堂的幻影前進, 還是一點一滴地, 從一場無聊的電影到一針海洛因, 贏得任何一條可能的逃避途徑一一全世界都陷進了圈套」。 「垮掉的一代」深受存在主義的影響,但他們更加突出了存在主義軟弱、絕望的一面一一物質世界的荒誕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孤獨一一而將存在主義重在行動與選擇的進步因素拋棄了。另外, 他們在精神分析學說和佛教禪宗的影響下,強調人的精神活動的非理性、潛意識活動, 用虛無主義對抗生存危機。因此,「垮掉的一代」在思想傾向上又表現出兩個特點: 第一, 以虛無主義目光看待一切, 致使他們的人生觀徹底「垮掉」,他們對政治、社會、理想、前途、人民的命運、人類的未來統統漠不關心。第二他們用感官主義把握世界, 導致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徹底「垮掉」, 他們熱衷於酣酒、吸毒、群居和漫遊的放盪生活。「垮掉的一代」在「垮掉」之後, 便毫不羞愧、毫無顧忌地在作品中坦述自己最隱私、最深刻的感性, 他們稱自己的創作為「自發創作」,他們要隨意地、即興地表現自我。「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就是這樣一部自傳體小說, 它根據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小說表現了「垮掉」分子「在路上」的精神狀態: 縱橫交錯、飄忽不定。他們一方面拋棄了舊有的社會道德和價值標准, 另一方面, 他們在青蕪龐雜的社會思潮面前又茫然失措。作者認為, 生活就是一條永無盡頭的大路, 雖然人們走走停停, 但永遠都是在路上。作者為了最好地表達這一思想, 他將一長卷白紙塞入打字機, 不假思索地把他的流浪生活和同夥的談話記錄下來 ,三周之內便匆匆寫成了這部20餘萬字的小說。

（2）形象的不確定。如果說在現實主義那裡, 人物即人, 在現代主義那裡,人物即人格的話,那麼, 在後現代主義那裡, 人即人影, 人物即影像。後現代主義在宣告主體死亡、作者死亡時, 文學中的人物也自然死亡。當代理論家費德曼說:「小說人物乃虛構的存在者, 他或她不再是有血有肉、有固定本體的人物。這固定本體是一套穩定的社會和心理品性-一一個姓名,一種處境,一種職業, 一個條件等等。新小說中的生靈將變得多變、虛幻、無名、不可名、詭詐、不可預測, 就像構成這些生靈的話語。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木偶。相反, 他們的存在事實上將更加真實、更加復雜,更加忠實於生活, 因為他們並非僅僅貌如其所是；他們是其真所是:文字存在者。」 有人將後現代主義的這種人物形象特徵概括為「無理無本無我無根無繪無喻」,其中「無繪」指的是沒有人物形象的描繪代碼, 它不給人物一幅肖像；「無喻」的意思是沒有比喻和轉喻代碼 ,因為在後現代主義文學那裡, 根本就沒有隱藏在現象後面的「意義」可以探尋。正是這"六無", 使得後現代主義文學形象的確定性完全被肢解了。

這種「形象的不確定」還體現在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主人公已經從昔日的「非英雄」走向了「反英雄」。美國當代作家巴塞爾姆是比較典型的後現代主義作家, 他的短篇小說《辛伯達》可算是經典的後現代文本。小說中有兩個主人公: 一個是具有豐富的浪漫航海歷險經歷的水手辛伯達；另一個是80年代的美國教師「我」。「我」生活貧困, 衣著寒酸, 被白天上課的學生看不起, 但充滿浪漫激情的詩一般的語言還是打動了學生們, 「要像辛伯達一樣!迎著風浪前進!……我告訴你們,與大海融為一體吧!」學生們卻說, 外面什麼也沒有。「我」說, 你們完全錯了。那裡「有華爾茲, 劍杖和耀眼炫目的漂積海草。」這里說的華爾茲, 是指小說前面提及的水手辛伯達在他第八次航海失事後向傳來華爾茲音樂的樹林走去。在這里,人們難以分清講話的人是水手辛伯達還是大學教師「我」, 或者水手辛伯達與「我」原本就是同一人?小說的主人公究竟有幾個, 兩個還是一個? 也許正是過去的水手辛伯達現在成了大學教師「我」? 所有這些都是不確定的。這種似是而非、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使任何試圖捕捉准確的意義的企圖都完全落空, 剩下的便只能是後現代主義的「怎樣都行」, 你把它理解成什麼, 它就是什麼。

（3）情節的不確定。後現代主義作家反對故事情節的邏輯性、連貫性和封閉性。他們認為,前現代主義的那種意義的連貫、人物行動的合乎邏輯、情節的完整統一是一種封閉性結構, 是作家們一廂情願的想像, 並非建立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 因此, 必須打破這種封閉體, 並用一種充滿錯位式的開放體情節結構取而代之。這樣一來, 後現代主義作家便終止情節的邏輯性和連貫性, 將現實時間、歷史時間和未來時間隨意顛倒, 將現在、過去和將來隨意置換, 將現實空間不斷地分割切斷, 使得文學作品的情節呈現出多種或無限的可能性。

新小說便一反傳統小說情節的確定性, 而精心建構一種迷宮式的情節結構。新小說因為反對有計劃地安排人物的命運和遭遇, 反對將生活編寫成連貫集中、驚心動魄的樣子, 反對塑造典型人物, 因此, 新小說在寫作手法上也大都打破傳統的時間概念, 把過去、未來、現在混為一體, 將現實、幻覺、回憶交織一團, 從而構成了一些與傳統小說完全不同的, 表面上雜亂無章的場面, 而這一切其實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布托爾在談到他的小說時曾說過,「它不僅是一座空間的迷宮,也是一座時間的迷宮」。新小說家把形式看得高於一切, 認為作家構造一部小說, 重要的不在於寫什麼, 而在於怎麼寫, 因此他們盡可能將作品的情節結構安排得錯綜復雜, 獨具匠心。比如,布托爾的日記體小說《時間表》分為5個部分, 這5個部分即日記中的5個月(5一9月)。主人公在這個迷宮般的城市裡所寫的日記已不是按照正常的時間順序來展開, 而是將現在、過去、未來, 現實、歷史、幻想交織在一起。書中的時間順序重疊交錯, 但又有一定的規律, 就像是一個遞進的乘法口訣表或鐵路上的價格表。5個月首先按5、6、7、8、9直線順序寫,然後從5月到2月按斜線的順序寫;其次,每一個月所寫的東西在遞增,因此每一個月的日記增加對一個月的記述, 這樣一來, 雖然只寫了5個月, 但12個月的事都包含在這5個月里, 而這一年又象徵著人的一生, 象徵著整個時代。這種縱橫交錯的時間又同迷宮般的空間交織在一起, 使得小說的結構更加復雜精巧。讀者如果以讀巴爾扎克式的小說的神智去讀這部小說, 就會如墜五里雲霧, 不知所雲, 以為這是作者在「發神經病」；讀者如果按照新小說的方式閱讀新小說, 層層解析作者精心設計的結構, 就會產生一種一步一步走出迷宮的愉悅和快感, 就不得不嘆服作者獨具匠心。

（4）語言的不確定。語言是後現代主義的最重視的因素, 它甚至都上升到了主體的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說, 後現代主義的不確定性就是語言的不確定性。對此我們後面還有論述。

2.創作方法的多元性
後現代主義文學的不確定創作原則必然導致其創作方法的多元性。多元性也是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又一基本特徵。國際比較文學學者伊布斯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曾經指出, 「絕對主義的對立面是相對主義。相對主義以不同標準的多元共存為前提」, 「多元主義意指多樣性的互動。這一概念的主要長處在於, 它允許不同詮釋框架的奉行者互相交流, 進而使他們參與到不同的框架中, 從而避免相互隔絕」。進入90年代以來, 由於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 以「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為代表的文化絕對主義已成為眾矢之的, 世界各地的思想家和學者都開始思考、關注如何建立起新的國際文化關系這一最新課題。在失去中心與絕對之後, 全球人類共同處在同一水平線上, 世界文化呈現出一派多元發展態勢, 人們所重視的, 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對話。後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多元性元疑同這種文化的多元性傾向不無關系。後現代主義文學的這種多元性特徵主要體現在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的融合貫通之中。
(1)後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後現代主義精神雖然與現實主義相去甚遠, 但在表現手法上卻有著許多相通之處。譬如魔幻現實

C. 中國當代文學現代派小說的定義和簡介

先給您格非先生的定義：
直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而產生的中國現代派小說，在新時期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一、「偽現代派」時期（1979-1981）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意識流、象徵主義）的影響，中國文學曾出現過以「新感覺派小說」和「現代派詩歌」為代表的、在文學形式和寫作技巧方面進行探索的實驗作品。代表作家和詩人有劉吶歐、穆時英、施蟄存、戴望舒、李金發、卞之琳等等。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說的形式、節奏、手法上帶有現代主義的特徵，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覺，以表現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風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學的影響，更重於心理分析；或者用朦朧的意象和含蓄的語言來暗示、表現感覺和情調……不過，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它們只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並沒有產生更大的影響。80年代初中國文壇現代派文學創作潮流的興盛繁榮，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後現代派文學思潮的簡單回歸，而是改革開放後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湧入催生的產物。
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最早在詩歌界顯現出來。顧城、北島、舒婷等人的「朦朧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文壇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文學潮流，對傳統文學的理念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朦朧詩所強調的「自我」，也使人們開始思考「人」這一命題，文學也由此開始向文學本身回歸。「朦朧詩」雖然不能算作現代主義文學，但是，它的懷疑精神、它的諸多創作手法、它的荒誕意識，卻是與西方現代主義的精神互相呼應的。
當理論界正在掀起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理論高潮的時候，小說家們也迫不及待地將這些剛剛被引入的理論運用到創作實踐中。一向被奉為文壇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後在創作中有意識地突破傳統小說的寫法，大膽地吸收、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一些表現手法。從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後發表了19部充滿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說，其中《夜的眼》、《布禮》、《春之聲》、《風箏飄帶》、《海的夢》、《蝴蝶》等作品，很明顯是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尤其是「意識流」的影響，在形式上體現出與傳統文學很不一樣的特徵。與此同時，一批像王蒙一樣曾經活躍於50年代文壇的老作家們也紛紛加入了探索的陣營。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用電影蒙太奇鏡頭組合的手法，擴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內容具有立體感，並通過夢幻，突破時空局限，給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誰》、《蝸居》、《泥沼中的頭顱》等作品著力用荒誕的歷史、荒誕的現實、荒誕的環境，乃至荒誕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現實主義的手法，開掘知識分子復雜的精神世界。另外，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諶容的《減去十年》的小說，也都有意無意地借鑒了現代主義小說的寫作技藝。
隨著創作實踐轟轟烈烈的展開，關於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論探討與爭鳴，也一發不可收拾。其間涌現出來的代表性文章有：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徐遲的《現代化與現代派》、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等。這些爭鳴探索文章和當時譯介論著一起，匯成一股強有力的理論體系，影響著中國新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雖然在形式上開始打破傳統的敘事方式和結構方式，以主觀的心理意識流程來安排敘事時空，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們並沒有觸及到中國作家深層的審美觀念、創作觀念和創作模式。所謂「現代主義」只是運用了象徵、變形、意識流等現代主義藝術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體上仍是充滿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會寫實文學」，其目的是為了表達作家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認知與意見，即對主觀意識的描寫是為反映客觀現實服務的，作品的主題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憂慮，而不是西方現代派所表現的對「個體生命」的憂慮，因此他們的創作事實上仍舊是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延續。正因為此，他們的創作被人們稱為 「東方意識流」或「心理現實主義」，也有人稱其為「偽現代派」。
但是，這一時期作家們的創作，卻為後來作家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培養了一批對現代主義具有親和力的讀者群和評論者群體。他們的作品是80年代中國文學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鋒小說的繁榮期：（1985-1988）
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越來越多地被翻譯和介紹進中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說，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新小說，以及理論界的形式主義、敘述學、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為人們所關注與爭論的熱點，西方現代文學觀念也開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刺激下，中國的先鋒小說創作在1985年後呈現出一種「井噴」的態勢。
最早引發「井噴」的是於1985年先後發表的兩部小說：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你別無選擇》用「音樂式」的結構和「黑色幽默」的語言方式，以看似荒誕的情節，展現某音樂學院僵死的教學方式對學生們心靈的扼殺；《無主題變奏》則將心理片斷和生活片斷「無主題」地串聯起來，通過一個自動由大學中退學，並安心於做一個「無所事事」的飯店服務員的青年的自述，展現出年輕一代孤獨、迷惘的生存狀態。和王蒙、宗璞等「偽現代派」作品相比，這兩部作品已經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層面，將現代主義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識、文學精神和表現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現代主義的特點。正因為此，批評家們認為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正在步入繁榮期。而《你別無選擇》也被稱為「第一部成功的中國現代派文學作品」，是「一代人 『情緒歷史』的一個濃縮」。
繼劉索拉、徐星之後，馬原、洪峰、格非、殘雪、余華、孫甘露、莫言、蘇童、扎西達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紛紛登上文壇，開始了先鋒文學之舞。中國的先鋒文學先天地帶有現代文學影響的痕跡。如莫言將馬爾克斯和福克納比喻為「兩座灼熱的高爐」，認為他們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余華則對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說也充滿了新小說和羅布－格里耶的痕跡；殘雪的作品，飄盪著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孫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爾赫斯的深刻影響……當然，他們的探索並不是純粹的摹仿，也體現出了很強的個性和本土化的特徵，如馬原、格非等人不同於博爾赫斯對純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戀，帶上了一種傳統東方關注「現象」而不重視 「真」與「幻」的區別的亦真亦幻色彩；孫甘露的詩性探索也立足並著力於對現代漢語詩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對「形式」的變革上，馬原無疑是敘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創作的《拉薩河的女神》，第一次把敘述置於故事之上，把幾起沒有因果聯系的事件拼貼在一起。他在《岡底斯的誘惑》、《西海的無帆船》、《虛構》、《大師》、《塗滿古怪圖案的牆壁》等小說中，使用元敘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說的「似真幻覺」之後，又進一步混淆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馬原的這引起敘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馬原的敘事圈套」，並以獨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們所熟悉的現實主義手法所造成的真實幻覺，成為以後的作家的模仿對象和小說實驗的起點。
殘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說中的世界，都是變形的，她的人物，都帶有某種「神經質」，互相間缺乏溝通、信任，並存在一種「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說以一種丑惡意象的堆積凸現外在世界對人的壓迫，把一種個人化的感覺上升到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寓言的層次。
格非的小說創作從一開始便致力於敘事迷宮的構建，他以人物內在意識的無序性構築出一團線圈式的迷宮——其中有纏繞、有沖撞、也有意識的彌散與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說《褐色鳥群》，首次運用了「敘述空缺」的手法，敘述了一個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傳統文學對「真實性」的追求，透露出現代人對「存在」的實在本質的懷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於先鋒作家們的作品過於強調形式而忽視內容，在讀者中逐漸失去市場，先鋒作家們因此紛紛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敘述風格採取了一種更能為一般讀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業文化結合，作品轉型到小說的其他領域。但中國先鋒小說的探索並未從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堅守「先鋒」孤寂的陣地，如韓東、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們依然用自己的創作繼續著中國文學的先鋒之舞。
中國先鋒小說的繁榮期雖然短暫，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傳統寫實模式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終結了一個被政治權威控制著的小說時代，中國的小說創作，從此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另外，先鋒作家們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時空錯位、零度情感敘述、敘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們適當而嫻熟地運用著，中國的文學，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彩的景象。

就我個人看來，給您三句話，希望對您有啟示
一，中國當代文學受外國文學影響深遠，尤其是1978年之後，但是這種影響卻是效仿，直接結果就是「來得快去得快」，譬如先鋒小說，馬爾克斯句式等等。
二，現代派在中國不可能有，這是西方古典哲學終結的表現，而我們是文革個人崇拜與非理性的結束，兩者雖然表象上看都是對於傳統的顛覆，但東方並不等於西方，尤其是在哲學上。
三，現代派小說是否真的構成現代派的特質，仍有待分析。

D. 小說寫作技巧方面的書籍

一、《小說寫作技巧二十講》

作者:（美）蓋利肖（Gallishaw，J.）著；梁淼 譯
頁數：369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7.11
蓋利肖教授在總結優秀小說家的經驗和自己創作體會的基礎上，撰寫了這部著作。書稿突出了小說談寫作技巧這個主題，並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入手，詳細闡述了有關小說寫作的種種問題。比如，常被一些設評家所提到的「圓型人物」和「扁型人物」，本書里也有所涉及，比起其他有關這方面的書來，它顯得重點實出，言之有物，詳盡系統，總結的經驗也實用可行。
二、《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作者:高行健著
頁數:129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這本書的主要論點，是指出小說寫作技巧的演變實際上是受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影響的，生產方式的不斷創新和變革，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和演進，勢必推動著藝術表現方式——包括小說，技巧的不斷創新和發展。蒸汽機發明後，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一個極大的變化，從而形成了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新的文學，但隨著蒸汽機時代的逐漸結束，這些以狄更斯、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為其輝煌標志的文學，也便成為了古典的東西，現在人類已經跨入了電子和原子時代，並即將進入微電子技術佔主導地位的時代，這樣，文學，當然首先是小說的寫作技巧，也便不能不受其影響，而又有新的發展和變化。所以，現代小說技巧的發展和變化，只不過在西方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往往先露了端倪而已，這種小說技巧的發展和變化趨勢當然會受到社會制度、民族傳統、地域差別……等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但它還是有著一個大體上的總發展趨勢，高行健同志此書實際上是對這總趨勢的一個粗略考察。因此，他雖然以介紹西方現代小說技巧為主，卻又並不拘泥於此，而隨時縱向地把中國自古典經「五四」時期到如今的小說技巧發展，以及橫向地把一些當代中國小說作者在創作實踐中的技巧運用，揉合在一起，加以分析、綜合，提出他的一家之言，所以書名稱作《現代小說技巧初探》。
三、《小說寫作藝術與技巧》
作者:蔣曉蘭著
頁數:416
出版社:貴州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
簡介:本書對小說的文體特徵與源流、類別、人物、環境、情節與結構、語言、藝術構思、風格與流派、現代小說技巧等進行了探討

E. 為什麼可以說先鋒小說的變化是勝利大逃亡

現代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的大規模出現,是中國文學發展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不僅完全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格局,而且對21世紀初文學創作的面貌和走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知道,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傾向可以追溯到「文革」末期一批青年詩歌和小說作者的地下寫作,但朦朧詩的出現則可以看作是現代主義文學從地下浮出水面的一個標志,它不僅給當時荒蕪而單調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氣息,而且,正是由於朦朧詩的「朦朧」所引起的論爭,使「五四」新文學傳統和現代主義同時成為了人們關注的兩大焦點。雖然,學習與借鑒西方文學(包括現代主義文學)的優點和長處,從來都是「五四」新文學傳統中的主要內容之一,但是,事隔60年之後,當人們重新審視和關注現代主義時,情況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其一,人們不再盲目地將現代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混為一談,把它僅僅作為反對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學的一種武器,而是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把它視為拉近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距離的主要途徑;其二,也不再把現代主義作為浪漫主義的附屬物,而是將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打入一個「集裝箱」中,作為引進和移植的主要內容;其三,「五四」時期和80年代對現代主義的引進和移植,雖然都有著自己鮮明的社會功利目的,但在80年代則明顯地偏重於文學自身的建設。此外,再加上全社會全民族整體文化水平不同,兩次引進的文學成就和社會效果也就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說現代主義的出現改變了80年代中國文學的格局,是因為它不僅出現在詩歌創作中,而且更為廣泛地出現在小說、戲劇,以及美術、音樂、電影等各個藝術門類的創作之中。其中,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得最為充分最為廣泛也最具沖擊力的不是詩歌創作而是小說創作。幾乎在朦朧詩出現的同時,小說創作中就出現了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王蒙的《夜的眼》、宗璞的《我是誰》等現代主義的嘗試之作。1981年,高行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發表後,終於使這一創作現象成為引人注目的文學潮流。隨後,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帶動起年輕一代作家學習和模仿現代主義的熱浪。到80年代中期,一方面出現了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等帶有「黑色幽默」特點的現代主義小說,另一方面,出現了馬原、莫言、殘雪等以前衛的狀態探索存在的可能性與藝術的可能性的小說實驗運動,使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呈現出泛濫之勢,不僅在藝術上與傳統表現手法有更大的不同,而且在思想感情上也與傳統現實主義文學相去更遠,表現出與現代主義的天然的親近感和認同感。由於以馬原為代表的小說實驗運動不僅具有強大的陣營和聲勢,而且更具先鋒的精神,因此,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把它當作先鋒小說的真正開端。這一開端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生存探索三個層面上同時進行。……被人們也看作是先鋒小說家的還有稍晚出現的格非、孫甘露、蘇童、余華、洪峰、北村等人。其中,格非、孫甘露、余華代表了先鋒小說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生存探索三個方面的發展」[1](P450-451)。但是,從90年代初開始,這些先鋒作家紛紛改變了自己的探索姿態,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他們或長時間擱筆,或採取一種更能為一般讀者的敘述風格,或與商業文化相結合,甚至於完全放棄了以前所推崇的先鋒精神和理想,使先鋒小說作為一個小說藝術的實驗運動和文學思潮最終走向了解體。

先鋒小說從興起到解體,留給我們的思考卻是多方面的。在這里,我們主要探討三個問題,一是余華作為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為什麼不能始終堅持先鋒的立場,為什麼會在先鋒小說如日中天的高潮時期突然轉向?二是為什麼說余華先鋒小說最突出的特點是「冷酷」和「殘忍」?他的創作發生轉變後人們的看法和評價如何?三是余華的創作變化是否是個別現象?應該怎樣看待整個先鋒小說的創作變化?是「潰不成軍」,還是一次「勝利大逃亡」?

F. 中國現代派文學的簡介

中國現代派文學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84年前後），新時期文學（那時候是這么說的）基本上是以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為主，大致以團塊狀向前涌動，並沒有從一開始就出現多元化並進，這實際上是群體意識與權威崇拜在新時期文學的某些延續——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這些已被認同的文學思潮，整個文壇的創作大體是一致的。群體意識的制約必然使文學創作走向單一化，這樣倒方便了理論界，但對整個文壇來說，是很糟糕的事情！84年前後，通過報刊我們不斷聽到一些作家對創作苦悶的傾訴，有的隱退，消歇，反思或讀書；其實在這時候，一些具有「先鋒意識」的作家漸漸脫離了「群體」，於是出現了視覺不同的尋根作家，形成了「尋根熱」，他們要奮力開鑿腳下的文化岩層，強化民族精神，對傳統的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他們啟迪民智，喚醒民心，基於這種現實和文化心理訴求的慾望，再加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的滲進，一些作家接觸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某些創作手法，這樣「尋根」作家的創作有了突破口，他們在西方現代主義那裡看到了適用表現我們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可以借鑒的方法，於是（1984年後）本土文壇熱鬧起來了。但是，由於缺乏理論的指導，一些刊物只給這些作品掛上「探索性作品」的標簽。其實，這個時期所謂的「探索性」作品在一定程度借鑒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某些創作手法，對民族文化作全方位的反思，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消極的批判，對愚昧落後的痛惜，更注重表現人的個性，注重人的潛意識以及心理歷程，對現代不合理的事以諷刺。在手法上，有些作品在模式的意義上擺脫了傳統的情節而建立新的情節觀念模式。除了少數作品有圖解存在主義、帶有宿命論和悲觀主義傾向外，大多數作品具有進步的意義！ 新時期小說多元化的出現，意味著文學思潮的形成。有人問：新時期有哪些文學流派？這確實是很棘手的問題，因為確切的劃分是很難的，但按照已經提及過的不完全劃分法，一般可以說：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民族文化派，象徵主義，意識流等幾種較為明顯的派別。
莫言的《紅高粱》系列應該屬於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讓人的生活、人的命運在神話的氛圍里展開」。這種整體構思，深受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的影響，而且莫言也毫不迴避這種影響和啟示。
周立武的《巨獸》，明顯吸收了象徵主義的手法。那個神秘的巨獸是山林的統治者，它吞噬了許多獵人而繼續向獵人挑戰，不斷地吸引著一代代的獵人。可是年輕的獵人從父輩的死看到了人的怯懦劣根：人為什麼不能活著證明自己？難道英雄就是死亡的符號？揭示了這種難以跨越的傳統道德觀念。
總之，新時期本土文學創作，不管採用哪種創作手法，對於那些有成就的作家而言，或多或少借鑒、吸收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某些創作手法，並因為這些手法的滲入，使本土文學出現了多元化的繁榮景象。

G. 裝飾藝術和現代主義的區別是什麼

裝飾藝術
decoration art

依附於某一主體的繪畫或雕塑工藝。使被裝飾的主體得到合乎其功利要求的美化。裝飾藝術與人的日常生活聯系廣泛，結合緊密，如環境藝術設計、工業造型設計，日常用品裝飾如服裝、首飾、商品包裝等等，幾乎一切工藝領域均與裝飾藝術有關。從其與裝飾主體的關系看，它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必須從屬於主體，即裝飾是從美感的角度來標明主體的特徵、性質、功用以及價值。另一方面裝飾藝術亦可從主體當中獨立而出，顯示出自己的審美價值，如中國古代漢墓中作為裝飾的畫像石、畫像磚，它附屬於整個墓室，與其渾然不可分離，然而，其精美、恢宏、古拙的畫面完全可視為完美的藝術品。事實證明，其審美的意味有能超脫於主體性能和使用價值觀念的趨向，從而具備了純欣賞性的因素，導致了這些裝飾性繪畫與雕塑的獨立。
在區別於工藝設計的狹義的繪畫與雕塑中使用或汲取裝飾藝術的形式特點創作的作品，通常稱為裝飾風格或裝飾風。它們是自成主體、有自己內涵的獨立型藝術，其強烈的特徵是其欣賞性更強，造型上有一定幅度的誇張變形，並呈圖案化趨向，色彩上多重視平面空間的對比關系，與強調三維空間的透視、光影的性質相左。

現代主義

「現代主義」這個術語常常被用來談論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文學藝術。它標明了一種不同於以往任何時期的文學精神氣質或「現代的感受性」，是象徵主義、未來主義、意象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等諸種流派的總稱。與許多文論術語的演變相似，最早的「現代主義」也是一個帶有批評和嘲諷意味的貶義詞。根據卡林內斯庫的研究，1755年，塞繆爾·約翰遜把現代主義作為斯威夫特創造的新詞收入《英語語言詞典》里。斯威夫特在致蒲柏的一封信中說：「蹩腳文人以拙劣的減省和古怪的現代主義，帶給我們這些用散文和詩寫成的垃圾。」到19世紀末，這個詞的使用從貶義轉向中性化，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被廣泛接受並獲得了合法性。魯文·達里奧是把「現代主義」作為褒義詞使用並用以指稱現代美學革命的第一人，早在1888年，他就用「表現手法徹底現代主義」來贊揚墨西哥作家卡里多·貢特雷拉斯。[1]在現代西方的文論與批評中，現代主義這個術語大致有五種用法：①一種美學傾向；②一種創作精神；③一場文學運動；④一個鬆散的流派的總稱；⑤一種創作原則或創作方法。這些用法有各自的偏重，但共同之處均把現代主義的含義界定為現實主義的反動。正如彼得·福克納所說：「現代主義是藝術擺脫19世紀諸種假定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那些假定似乎隨著時光移易已經變為僵死的常規了。」[2]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曾經出現四次引進與發展現代主義文學的高潮：即五四時期、30、40年代、50、60年代台灣時期和80年代的新時期。五四時期沒有「現代主義」這個語詞，甚至「現代」一詞也很少見。人們普遍用「新」字來表達現代性的訴求，如《新青年》、《新潮》或者「新文學」、「新文化」等等，而最初現代主義正是以「新浪漫主義」的名義進入中國文論的視野和論域的。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田漢和胡適等人都不約而同地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神秘主義等文學流派統稱為「新浪漫主義」。這個命名有三點值得注意：①它顯然是五四進化論文學史觀的一個產品。在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1918)里，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學史被描述為：從重情思的第一傳奇主義到偏重理性的第一古典主義(Classicism)；從十九世紀初，傳奇主義的復興到寫實主義的反動，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出現的自然是反寫實主義的「新傳奇主義」了。茅盾同樣把西洋文學史概括為：古典——浪漫——寫實——新浪漫……的變遷。在《我對於介紹西洋文學的意見》中，茅盾在文學進化論的框架里找到了「新浪漫主義」的位置：「西洋古典主義的文學到盧騷方才打破，浪漫主義到易卜生告終，自然主義從左拉起，新表象主義是梅德林開起頭來。一直到現在的新浪漫派，……從主觀到客觀，又從客觀變回到主觀，卻已不是從前的主觀，這期間進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在他的視野中，新出現的事物就是進步的好的，所以「能幫助新思潮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能引我們到真切人生觀的文學該是新浪漫的文學。」[3] ②五四文論把現代主義看作浪漫主義的現代變奏，認為兩者都偏重主觀，但時人對新浪漫主義的「新」並沒有深刻的理解。田漢有些含糊地說：「新羅曼主義的文學，是不執著於現實，而又離不開現實的文學。」與舊浪漫主義相比，它「不在天國，而在地上；不在夢鄉，而在現實。」[4] ③從個性主義與人的解放的啟蒙語境出發關注新浪漫主義。在魯迅的早期文論《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中，拜倫、雪萊等浪漫主義精神和尼采、叔本華、施蒂納以及基爾克郭爾的新浪漫哲學融為一爐，都被視為重振「社會元氣」、「立人」然後「立國」的重要思想支援。總之，在五四文論中，現代主義大抵被置於啟蒙現代性的框架里給予理解與闡釋。同時，現代主義的諸種流派和表現方法如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為美主義、心理分析等得到較為充分的關注。卻忽視了現代主義反啟蒙現代性以及抽象超驗的一面。人們對「新浪漫主義」神秘、空虛和脫離社會現實也有所警惕。胡適曾經提醒人們注意，西方新浪漫主義只有經過寫實主義的洗禮才不會產生「空虛的壞處」；魯迅在《熱風》中也對尼采產生太過渺茫的感覺。「事實上，在20年代的中國，現代主義各流派所掙得的不過是某種方法或技法的地位。」[5]
「現代」一詞在20年代出現，30至40年代流行。如陳西瀅編的《現代評論》、葉靈鳳、穆時英編輯的《現代小說》、《現代文藝》和施蟄存的《現代》雜志等等。陳源的《閑話》一書的廣告言「徐丹甫先生在《學燈》里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閑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可以先睹為快。」魯迅為此寫了《革「首領」》予以回應：「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6]在陳源和魯迅的論爭中，「現代派」一詞已經正式出現。
施蟄存在談到《現代》中的詩歌時說：「他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行。所謂現代生活，這裡麵包含著各式各樣獨特的形態：匯集著大船舶的港灣，轟響著噪音的工場，深入地下的礦坑，奏著Jazz樂的舞場，摩天樓的百貨店，……甚至連自然景物也與前代的不同了。」[7]從「新」到「現代」的語詞轉換表明人們對現代主義概念有了進一步的理解:①現代主義被看作「現代情緒」、「現代感興」和「都市感性」的表徵，它與現代人對現代都市生活和物質文明的主觀體驗相關；②對西方現代主義精神特徵和產生的社會背景有了較深入的了解。現代主義「對科學漸起懷疑，而趨向到主觀的感覺上去求一切的解決。」「世紀末，一般小有產者愈受資本主義發達及都市發展的威脅，而在生活上誘起了極端的神經行，這種不安的神經性遂幻想出背後另有一種不可抗衡的力量在支配著他們，而使他們無法擺脫……」因此產生出與自然主義色調不同的新浪漫派來；[8] ③施蟄存的「現代的詩形」、穆木天的「心境主義」、梁宗岱的「純詩」、穆時英的「都市蒙太奇」以及徐訏的「唯美主義」等論述都從各個層面具體闡釋了「現代」概念。1935年孫作雲《論「現代派」詩》把新詩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郭沫若時代，聞一多時代和戴望舒時代。他把《現代》雜志的詩歌稱為「現代派詩」：戴望舒、施蟄存等代表的「這一派的詩還在生長，只有一種共同的傾向，而無顯明的旗幟，所以只好用『現代派詩』名之，因為這一類的詩多發表於現代雜志上。」[9]
四十年代的「九葉詩派」自稱為「一群自覺的現代主義者」。陳敬容說「目前中國新詩還在撿拾浪漫派、象徵派的渣滓」，這顯然表達了九葉詩人超越象徵主義而向成熟的現代主義推進的自我期許；九葉的詩論家袁可嘉提出「新詩現代化」的主張，從詩的本體論、有機綜合論、詩的戲劇化等方面闡釋詩歌現代主義的內涵。後來他這樣理解中國新詩史：從浪漫主義經過象徵主義然後推進到「中國式的現代主義」。[10]的確，這一時期的現代主義要更貼近中國現實融入更多的中國傳統因素，如錢鍾書的《圍城》以及張愛玲的小說等等。
然而，50年代以後，這種有益的探索完全停止了，現代派被稱為「資產階級頹廢主義」而遭到了排斥和批判，人們普遍把現代主義視為資產階級的洪水猛獸。袁可嘉1960年發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國主義的御用文閥》等文從政治上否定現代派就是其中一個個案。茅盾的《夜讀偶記》不僅確立了現實主義的絕對權威，而且把現代主義徹底打入冷宮。在他看來，現代主義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主義」，哲學基礎則是非理性的「主觀唯心主義」，而且是19世紀末以來「主觀唯心主義」中最反動的流派。這代表了那一時期人們對現代主義概念的基本態度。但「現代主義」卻在海峽彼岸獲得了充分的發展。《現代》雜志詩人之一的路易士易名為紀弦從大陸帶去現代派的種子，50年代在台灣創辦《現代詩》和現代派詩社，提出了現代主義的「六大信條」，並宣稱：「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含了自波德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11]《與現代詩派「橫的移殖」和知性主義相對，覃子豪領導的「藍星」則攝取了現代派較溫和的一面，合並大陸當時較抒情的新月派的風格。從紀弦的西化現代主義到「創世紀」的超現實主義與禪宗美學的結合以及80年代後的大中國詩觀，「現代主義」概念的中國化在現代詩領域有了更深入的實踐。在小說領域，1960年創刊的《現代文學》強調藝術實驗和創新，認為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於表現現代人的藝術感情，所以必須實驗、摸索、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白先永、王文興推進了中文小說的現代主義進程，前者延續了張愛玲古典與現代結合的傳統，後者是一個藝術的世界主義者，並且把現代主義的實驗精神推向某種極端。
在70年代中後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海峽彼岸的現代主義概念也受到廣泛的置疑和批判，許多人認為現代主義脫離現實、民族傳統，是對西方現代派模仿的模仿、亞流的亞流，陳映真甚至嗅出西方文化殖民主義的意味。80年代以後，現代主義概念融入多元化的文學思潮中逐漸消退，卻又在大陸新時期文學中重新登場亮相並在激烈的論爭中獲得了美學合法性。在與世界隔絕了多年以後，人們急切地把目光投向世界文學尤其是西方的現代派文學，許多作家也開始引進一些新的表現形式。這些開放的嘗試必然觸動整個美學意識形態，引發關於現代主義的論爭。徐遲的《文學與「現代化」》（1978）和《現代化與現代派》（1982年）提出與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文學現代化」概念，認為現代派是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道路：「不久將來我國必然要出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最終仍將給我們帶來建立在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基礎上的現代派文藝。」[12]這是使「現代主義」合法化的最初嘗試，它把「中國要不要現代主義」問題擺在人們面前。謝冕、孫紹振的「崛起」有力地挑戰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現實主義詩學成規；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和馮驥才、李陀、劉心武關於現代派的通信共同認為：「現代派是歷史的反映和時代的產物」，「中國文學需要現代派」，現代派具有文學革命的意義。盡管這些觀念受到現實主義美學意識形態的猛烈抵抗，但現代主義這個概念還是在「朦朧詩」大潮和意識流小說的實踐中感性地出現在人們面前。隨後的一些爭論，如現代主義的技巧與內容是否可以剝離、「偽現代派」之爭等等都是80年代初論戰的余韻與深化。當劉索拉被一些人稱為「真正的現代派小說」《你別無選擇》發表，殘雪把非理性超現實推到極端，而馬原開始玩弄「敘述圈套」時，現代主義概念也就完全合法化、正典化了。它已經成為「中國新文學的一脈傳統」。[13]
[1]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第77－79頁，顧愛彬、李瑞華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2]彼得·福克納《現代主義》第5頁，付禮軍譯，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
[3]《茅盾全集》第18卷，第44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田漢《新羅曼主義及其他》《少年中國》第一卷第一二期
[5][13]朱壽桐《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史》上卷第116頁，第2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 魯迅《而已集·革「首領」》《魯迅全集》第三卷，第471－4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7]《現代》第4卷第一期
[8]沈起予《什麼是新浪漫主義》《文學百題》生活書店1935年版[9]
[10]袁可嘉《歐美現代派文學概論》第9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
[9] 孫作雲《論「現代派」詩》《清華周刊》43卷1期1935年5月15日
[11]《現代詩》1956年2月第13期
[12]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西方現代派文學問題論爭集》下第39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艾琳·格瑞（Eileen Gray,1879-1976）作為20世紀的一位先驅建築師，對現代傢具設計貢獻非常突出，格瑞生於愛爾蘭一個富足而又充滿藝術氣氛的家庭，幼年即表現出強烈個性和和對自己喜歡事情的頑強執著精神。格瑞19歲時進入當地的藝術學校學習繪畫，4年後隨全家移居巴黎，繼續學習繪畫。在巴黎格瑞很快對漆藝發生濃厚的興趣，在幾位著名的漆藝家的指導下，尤其是一位日報旅法的漆藝家的高超技藝對她影響都很大，格瑞很快就掌握了漆藝基本技法，隨後成為第一代現代漆藝著名大師之一，近幾年的收藏市場對格瑞早年的漆藝作品表現出了超常規的狂熱。在製作漆藝作品的同時，格瑞幾乎完全通過自學，並時常與當代設計運動的先鋒人物如柯布西耶等交往，最後成為非常傑出的傢具設計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格瑞主要在倫敦度過，並於1918年回到巴黎。從1919年開始格瑞的設計領域擴展到室內，並於1922年開辦了自己的展示廳，同年又與荷蘭「風格派」藝術設計團體時有接觸，1923年，格瑞的傢具及室內設計受到荷蘭著名建築師奧德（J.J.P.oud）和包豪斯首任校長格林皮烏斯的高度贊揚，由此引起世界的注意。此後格瑞又將她的設計領域擴展到建築設計，很快成為一名優秀的女建築師，並於1937年在柯布西耶主辦的巴黎建築展覽會上展出她的傢具設計和建築設計的作品，引起轟動，尤其她的幾件高雅而獨特的傢具作品自此成為現代傢具設計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格瑞的傢具設計幾乎完全擯棄了歷史因素而成為傳達現代傢具設計的強烈信號，他堅信機器時代的設計應該有它全新的面目，她20年代設計的兩件面目獨特的折疊椅與所有的歷史先例毫無聯系，完全是一種獨立思考的創新。同當時的大多數現代設計師一樣，格瑞的許多傢具都是為他人的現代建築空間專門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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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有木有魯迅的故鄉小說的讀後感急需

1 看完《故鄉》中那個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的豆腐西施還有劇中主人公從小一起玩到大的西瓜地上銀項圈的小英雄閏土見到老爺時歡喜而又凄涼的神情，從而體現了當時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勢力壓迫和打擊下的情形，當然在吶喊這本書中，像這樣的文章還有很多，魯迅寫這些文章是為了讓當時的中國人看了以後能夠清醒過來，激勵半夢半醒的國人，用還有指責和批評的語言說明當時社會的黑暗，急切希望沉睡的國人早日蘇醒，重整我中華雄威！
作為一名教師，我應學習他做事一絲不苟，他的每字每句時刻在啟示我：大千世界有著深刻的道理，豐富的知識，高尚的道德。在現在如此優越的條件下，我應該抓住機遇，不斷學習總結虛心向同事請教，從一點一滴做起，克服一切困難，敢於面對一切挑戰，早日挑起大梁。
我們的學校相對來說是一個生源較差的學校。也許很多工作得不到家長的理解或支持，也許付出很多努力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這使我們或多或少有些氣餒，使我們對事業的熱情慢慢削弱。但看了這本書後，除了感動外，更多的是讓我清晰的認識到，如果你是真正的熱愛自己的事業，真正全心奉獻於教育事業，那麼你會發現你的付出是有成就的。當你真的愛一個學生，再差的學生你也會發現他身上的閃光點，並激勵他；再調皮的學生你也會找到他的可愛處；在難以相處的學生，你也會盡力去接近他，幫助他。當這些學生一點點進步了，學生會愛戴你，家長更是感激你，這使你感到自己的奉獻是值得的，這也會激勵你更努力工作。
21世紀這個嶄新美好的世紀，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創造美好未來。教師更始責任重大，因此作為一名教師，更要把愛奉獻給自己忠愛的教育事業，關愛每個學生，茁壯成長，將來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
2 《故鄉》中那個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的「豆腐西施」，還有和劇中主人公從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銀項圈的小英雄閏土見到老爺時歡喜而又凄涼的神情，從而體現了當時人民的麻木，在受到封建勢力壓迫和打擊下的情形，而《葯》則更能夠淋漓盡致地表現這一點。文中凶暴殘酷的劊子手康大叔，因為小兒子小栓的癆病而拿出所有家檔去買了個人血饅頭的華老栓，和那些在茶店裡議論紛紛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的就是因為革命而被處死，最後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饅頭而犧牲的人，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了當時社會的狀況，康大叔的殘酷，卑鄙，仗勢欺人。華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客們的盲從和人與人之間的勢利，夏瑜的英雄氣概但是完全脫離群眾的革命是無法成功的。魯迅先生寫這文章是為了讓當時的中國人民看了以後，能夠清醒過來。魯迅先生用幽默而又帶有諷刺意味的語言，憤怒而又帶有鼓勵的語氣，激勵著當時半夢半醒的中國人，用帶有指責和批評的語言，說明當時社會的黑暗，表現了魯迅先生急切的希望沉睡中的巨龍——中國，早日蘇醒，重整我中華雄威！
本作品寫於我國新舊文學交錯時期，它們以深廣的歷史內容和高超的文學技巧相結合，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高峰。魯迅曾說：這些作品的出現「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跡」，又因其「表現得深刻和格式的特別」，「激動了青年讀者的心」。作品著力於揭示生活的本質意義，取材靈活，表現形式多樣。
魯迅小說藝術特點首先在於真實。魯迅主張文學創作用「白描」的手法，「如實描寫」「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作品中展現的場景、山水風情、民族風貌、城鎮景緻、人物的言行姿態，猶如生活本身那麼真實，猶如身臨其境。
魯迅善用「畫龍點睛」的手法描寫人物形象，運用具有特徵性的細節刻畫人物性格。如《阿Q正傳》用阿Q被打後說「兒子打老子」或被打後說自己是「蟲豸」等一系列細節，鮮明地表現出這個人物自欺欺人的性格特點。又如《葯》中用夏瑜被獄卒打了大嘴巴反而說獄卒「可憐」的細節，突出出革命大義凜然的風格，令人難以忘懷。
魯迅的文學語言純凈、簡潔，他善於根據作品內容，調整語言色調。如《狂人日記》、《葯》等就用冷峻的筆調，使作品表達更有沖擊性。魯迅小說的語言藝術，給了我多方面的藝術享受，令人常讀常新。
我們一定要向魯迅先生學習，學習那種堅韌不拔、奮斗到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