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英國小說史侯維瑞

A. 尤利西斯的作品爭議

在《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就有意識地將荷馬史詩作為小說現代題材的「潛文本」，使兩者之間形成平行對應關系。可該部小說面世以來，它的神話類比結構一直引起很多爭論。《奧德修紀》對《尤利西斯》產生的影響，學術界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觀點。
作家郁青認為：《奧德修紀》對《尤利西斯》的影響是深層次的。神話史詩不僅為小說作者在創作時，提供了一個參照框架，幫助小說獲得內在的秩序和連貫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說以《奧德修紀》為神話原型，意在賦予看似平庸瑣碎的現代城市生活以悲劇的深度，使之升華為一篇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寓言。喬伊斯借用荷馬史詩的原型意義和原型結構，是為了表達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後不久，喬伊斯在一封寄給姨媽約瑟芬的信中，建議她將《奧德修紀》作為《尤利西斯》的導讀材料。由此看來，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有必要將它與《奧德修紀》這個「潛文本」對照起來，進行雙重文本的解讀。
長篇史詩《奧德修紀》記述了歷時10年的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希臘聯軍中英勇善戰的伊大嘉國王奧德修在返回家鄉的過程中長年漂泊、歷經艱險的故事。史詩圍繞著奧德修的回鄉主題牽動著兩條雙向對應的情節線索——奧德修的回鄉與其子帖雷馬科的迎父這兩條雙向發展的主線。
首先，《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在人物設置上存在著平行關系：小說主人公布魯姆與史詩英雄奧德修相對應；大學生斯蒂芬與帖雷馬科對應；布魯姆太太摩莉對應潘奈洛佩（史詩中奧德修忠貞守節的妻子）。小說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史詩中也能找到對應的人物。
《尤利西斯》與《奧德修紀》在人物、結構和細節上存在的摹仿關系，這一點已為中外的研究者們所公認。但關於喬伊斯運用神話類比結構的重要性上，學術界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因為古希臘英雄奧德修與該小說究竟有什麼關系，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小說《尤利西斯》根本意義的理解。對此一些學者的觀點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奧德修紀》與《尤利西斯》之間的平行關系是將英雄悲壯的歷史和卑劣猥瑣的現實進行對比。在古代英雄光輝的形象反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現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會顯得多麼卑微、蒼白和平庸。這種平行對應關系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差別，是《尤利西斯》的諷刺意義和暴露作用的來源。學者約瑟夫．比奇（J. W.Beach）稱：「將古希臘英雄的歷險與當代愛爾蘭紛亂、『癱瘓』的狀態並置，很明顯是對愛爾蘭現今狀況的諷刺性暴露」。 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說《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現卑瑣和幻滅情緒的史詩」。
自《尤利西斯》問世以來。這類觀點在喬伊斯研究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並且它最容易被人們接受。中國學者袁可嘉、侯維瑞、陳恕、李維屏等人對此均持類似的觀點。以下是侯維瑞教授在《現代英國小說史》中的一段有關的論述：
「忠貞不渝的王後潘奈洛佩變成了追求肉慾的盪婦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馬科變成了精神空虛的騷客斯蒂芬；馳騁疆場、力挽狂瀾的英雄尤利西斯變成了逆來順受、含羞忍辱的廣告商布魯姆；美麗善良的諾西卡變成了輕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難道不是在走向沉淪和墮落嗎？《尤利西斯》以借古諷今的手法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全部歷史：布魯姆的庸人主義、斯蒂芬的虛無主義和摩莉的肉慾主義正是現代西方社會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寫照」。
第二類觀點認為，喬伊斯的神話類比結構是一種隱喻的媒介，它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超然的透視觀點，以審視作品中人們的舉止和言談；同時它把平凡陳腐的事物提升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給20世紀的現代人灌輸了永恆的尊嚴，體現了喬伊斯對現代人前途和命運的關懷。
美國文論家萊文（Levin ）在論述《尤利西斯》時寫道：「將現代主人公瑣屑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細節具有了普遍的意義」。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稱：「《尤利西斯》是《奧德修紀》的和平主義版本」。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側重發展了奧德修身上善良、機智的品性。布魯姆，這位現代的奧德修雖然沒有勇士般的強壯體魄，但他同樣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身上最神聖之處在於他體現的人性」。
《尤利西斯》的中譯本（天津百花文藝版）譯者金堤教授承襲了艾爾曼的觀點，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頌歌，贊美的是普通人無私的愛，該書的主旨在於歌頌全面的人，布魯姆與奧德修都屬於這類人」。
歐美一些學者甚至提出喬伊斯的目的在「借今諷古」。英國學者菲利浦·愛德華茲（Philip Edwards）稱：如果當代與古代之間的比較存在著諷刺的話，那麼這種諷刺也針對古希臘「英雄時代」所謂的「偉大」。「通過與過去的歷史、傳說與信仰的平行類比，在某種程度上，喬伊斯是用今天廉價的事物來揭穿古希臘高貴的偽裝」。 學者們立論的依據是《尤利西斯》的創作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硝煙四起之時，而戰爭的根源可追溯到荷馬史詩所宣揚的窮兵黷武的「騎士精神」和價值標准。善良的布魯姆對妻子的情夫並沒有如史詩中的奧德修用殘忍的手段殺戮了所有的求婚者，而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尤利西斯》體現了和平主義的一次勝利。
第三類觀點認為：神話類比對理解作品的意義不大。美籍俄裔小說家納博科夫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代表人物。在他的著作《文學講稿》中，他寫道：「我尤其要告誡你們不要把布魯姆在都柏林某一夏日中的無聊的閑逛和小小的冒險看作對《奧德修紀》准確的滑稽摹仿，在書中的每一個物身上，每一個場景當中尋找這種准確的相似，完全是浪費時間。沒有什麼比以陳腐的神話為基礎而引伸，並延續下來的寓言更使人厭煩的了」。
著名的喬伊斯研究專家瓦爾頓·里茲（A.Walton Litz）也覺得不必過分強調荷馬史詩在《尤利西斯》中的重要性。他說：「荷馬史詩的框架，對喬伊斯本人創作時起的作用，或許要比它對讀者在閱讀小說時產生的作用更大」。在創作準備時期，喬伊斯頭腦中積累了成千上萬條素材和記憶，他迫切需要一些參照框架來賦予這部意識流小說某種秩序。《奧德修紀》被證明是最令人滿意的參照框架。可一旦創作結束，里茲認為，這些框架如同建築工程中的腳手架，需要被拆除，它所起的作用隨之減弱了。
任何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可能只有一種解讀。就一部作品，讀者可以從各個角度加以探討，見仁見智，不一而足。以上列舉的三類觀點，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有不盡全面、失之偏頗之處。
「形式就是意義」，文學作品的內容是已經完成的形式，與形式不同分割。這是歐美現代形式主義者的著名論點。《尤利西斯》的神話類比結構也是一個「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個含有意義、評價和闡釋的結構。因此，荷馬史詩在這部小說中起的作用，絕不僅局限在參照框架這方面。
的確，《尤利西斯》中幾乎每一個與荷馬史詩相對應的細節都可以用「反英雄」（anti—hero）的觀點來解釋。只強調諷刺意義而忽視布魯姆與奧德修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相似性將是個極大的錯誤。
不少將布魯姆稱為「反英雄」的評論，通常會出現兩種錯誤傾向：其一，將奧德修看作一位品行上無可指責的完美英雄的形象，是人類一切優秀品質的典範。事實上，喬伊斯不這么看。他將奧德修作為一個「完整全面的人」，身上同時包含了人的種種優點和缺陷；第二種傾向，是將布魯姆與奧德修僅作字面上、外在的或表層的比較。這樣的比較往往只能發掘到小說諷刺性的意義層面。然而當讀者以隱喻、象徵的視角來觀照布魯姆時，就能從這位生活上於都柏林的當代凡夫俗子身上找到古代英雄的性格特點。
德國哲學家謝林說過：「假如在反思中認識精神的奧德修斯，就會看到，他不斷地尋找，經歷了許多失望，走過了許多彎路，終於找到了自我」。
《尤利西斯》正是繼承了《奧德修紀》「回鄉母題」的意義和結構，給了它一種現代的闡釋，或者說是作者借用了這個神話原型來表達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

B. 200分求《簡愛》的研究現狀！！！！

英國文學在中國的介紹、研究及影響 周小儀 英國文學在中國的引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從19世紀中葉開始,英國文學的引進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因此英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從來不是純粹的、中性 的學術研究,相反,它是社會改造運動、意識形態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文把英國文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大致分為四個部分:即20世紀上半葉、20世紀中葉、 20世紀晚期和當代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內容與范圍,但是在研究模式與思想取向等方面對以往的階段也有明顯的重復。因此,這四個階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現代性與反西方現代性、殖民化與非殖民化等價值概念為標准分為兩組。正是在這種學科對象和學術興趣的選擇中可以看出英國文學研究與社會歷史的關系。 一、求新聲於異邦:中國早期對英國文學的評論與介紹 對英國文學的漢譯與介紹可以追溯到鴉片戰爭之後。根據現在學者的考證,早在1853年英國傳教士賓威廉(1815—1868)與中國人合作將班揚的《天路 歷程》譯成中文,並「屢次刷印,各處分送」。但是英國文學在中國大規模譯介還是在19、20世紀之交。林紓曾譯出156種西方文學作品,其中英國文學作品 就有93種之多。中國對外國文學的介紹與清朝末年的思想啟蒙運動密切相關。西方的現代性思維模式(包括理性、科學、民主、進步等等觀念)為中國的文化變革 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英國文學在當時並不是一種學術或一個學科,而是一種新的思想意識形態。英國文學為社會變革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釋,成為所謂反傳統的話 語,甚至是社會斗爭的武器。 英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史上,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這三類文學作品在中國引進的規模較大,影響也比較深遠。在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對英國浪 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興趣相當濃厚,對這兩類作品翻譯也很多。五四時期幾個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雜志——《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等,都有大量的關於 英國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作品翻譯和評論發表。另外,《創造月刊》於1923年2月刊出「雪萊紀念號」;《小說月報》也在1924年4月刊出了「詩人拜倫的 百年祭」專號。在唯美主義方面,佩特和王爾德的作品都有翻譯與評論。雖然對這些英國作家的譯介還沒有學院化,而且這些評論也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但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是巨大的。那麼是什麼樣的社會氛圍使中國作家、評論家對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發生如此濃厚的興趣呢?或者說這些英國作品中的什麼因素 如此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呢?王錦厚在《五四新文學與外國文學》中指出,這兩類作品「一類是富於反抗精神的作品,如拜倫、雪萊等『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 詩篇;一類是富於藝術性的所謂純文藝作品,如王爾德等人的戲劇」。因此,英國文學中那些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作品和主張藝術獨立性的作品受到了廣泛的歡 迎。 實際上,這些「反抗精神」較強的作品都是主張自我解放、個人主義至上的作品。李歐梵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1973)中指出,「五四時期文學對 自我的表達與其他活動比較,是相當具有個人主義以及英雄式氣概的」,並把五四文學中個人主義高漲的情感成分定義為「浪漫」。而唯美主義關於藝術至上的觀點 與儒家文藝觀也是背道而馳的。儒家文藝觀強調文以載道、教化(改造社會)以及知人論世(認識功能)。文藝的審美性只有在社會功能的框架之中才有意義。因此,在中國作家看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所謂反抗精神,以及主人公的特立獨行和放盪不羈,如《莎樂美》,表現為一種對藝術形式和審美的追求。藝術獨立性 觀念本身體現了極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可以說,五四浪漫主義對個人主義、個性的強調發展了一種新的自我觀念。這是一種發展中的自我,它要在生活中「實現」自己。李歐梵在分析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詩歌中的個人主義觀念時指出,這種「自我實現」,是要「建立並提升一個全新的人格」。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儒家傳統 的「新人」;而藝術、文學形式甚至文學批評,都是他們實現自我的手段。如果說浪漫主義代表了這種自我實現和發展的精神,唯美主義和藝術創作則是這種精神的 具體操作,是在話語和藝術形式中的實踐。如果我們把現代期刊、舞台劇院以及出版機構、文學批評看做是一種公眾空間的話,那麼不難看出,英國文學以及當時引 進的其他西方國家的文學為這一批「反傳統」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生存空間。 對於中國現代史上這股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思潮,反對之聲也是不絕於耳。因為,除了大城市中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外,中國社會的組成畢竟是多樣的。 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之際,對下層人民生活的關注自然在文學領域成為熱點之一。這也反映在對外國文學的介紹和接受以及評價等各個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茅盾 對唯美主義和藝術至上論自始至終都是持否定態度。茅盾寫過大量的介紹外國文學名著的文章,收集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漢譯西學名著》和《世界文學名著 講話》兩本集子中,其中有評論莎士比亞、彌爾頓、笛福、斯威夫特、菲爾丁、司各特、拜倫、薩克雷、狄更斯和王爾德等人作品的文章。從這個名單上可以明顯看 出,茅盾的主要興趣是具有寫實因素的現實主義作品。如果說茅盾認為拜倫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應該否定的一面的話,那麼在評論王爾德的《莎樂 美》時,他的批判性就鋒芒畢露了。他認為「唯美主義是上流貴族者和放債吃利息者一流的寄生階層的文藝樣式」。 雖然茅盾對唯美主義的批評顯得偏激,但是這種「階級分析」方法無疑預示了20世紀40年代以後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的批判模式。以階級觀點為基礎劃分外國文學 作品的類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各大學普遍使用的方法。外國文學研究的系統化和學院化以及階級觀念的確立與民族國家的建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二、精華與糟粕:英國文學研究中批判傳統的建立 1940年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其中提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要批判性地繼承:我們對待西方文化要像腸胃消化食物一樣,「排泄 其糟粕,吸收其精華」。1942年毛澤東又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特別批評了「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觀點。在1949年之後,「批判地繼承」西 方文化的觀點成為中國文藝工作和文學教學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則,而《新民主主義論》和《講話》則是指導國內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綱領性文件。它們對英國文學 研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人民性」、「階級性」諸概念取代藝術獨立性概念。 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沒有直接涉及英國文學作品,但是它對文學評論家的立場作了明確的規定。那就是,「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這一立 場在具體的操作中規定了研究者的視角,因此區分各種作品的類別成為第一步的工作。在1949年以後的英國文學研究中,階級劃分是評價作品重要根據。英國文 學根據作者和內容被劃分為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學,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文學,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等等。而在每一類的作品中,以一分為二的方式把作品中的「進 步因素」和「落後、反動因素」區分開來。吳元邁在2000年第1期《外國文學研究》上的《回顧與思考——新中國外國文學研究50年》一文中談到,在國內 1958年發表的關於《簡愛》、《呼嘯山莊》、《苔絲》的一系列論文中,把作品主人公進行階級定性成為重要的內容(第6頁)。在這樣一種分析模式中,苔絲和希思克列夫因為屬於勞動者或無產階級得到充分的價值肯定。 今天看來,階級分類的方法與西方正統的學院派文學研究相距甚遠。此外,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於生活中的人物也是一種十分機械的反映論。但是作為從藝術獨立性 概念中解放出來的社會學分析方法,仍然不失為一種有趣的嘗試。階級分析的方法顯然超越了單純無保留的對西方文化的介紹與贊美,開始試圖表達研究者自己的立 場和見解,並著手建立一套有待完善的批評模式,為批判地研究和介紹英國文學提供了一個社會理論的框架。此外,毛澤東在《講話》中並沒有完全忽視藝術形式的 重要性,而是從審美與政治的關系中看待藝術性的作用與意義。毛澤東把這一原則稱作「政治標准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准放在第二位」,並要求「政治和藝術的統 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而「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正是在這樣一個新的理論框架中受到批判。 人民性、階級性等社會學觀念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應用以及對文學的工具性社會功能的大力提倡,使中國的英國文學研究產生出與英國批評家利維斯的書單完全不同的 一批「經典」作品。首先,英國憲章派的詩歌,工人作家的作品,包括鮮為人知的羅伯特．特萊斯爾的《穿破褲子的慈善家》受到批評家的極大關注。楊仁敬在 2001年10月19—20日於湖南湘潭師范學院召開的英國文學學會第三屆年會暨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提到中國英國文學研究中「人民性」概念的另一來源,即 當時蘇聯學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國文學史綱》(戴鎦齡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的影響。此書對英國憲章派詩歌的經典化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學者對英國文學 史的看法。雖然這類作品在藝術性上有極大的欠缺,但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中國仍然獲得了與經典作品並列的地位。其次,英國浪漫主義作家被劃分為「積極浪漫主 義」與「消極浪漫主義」兩類。前者包括拜倫、雪萊等「革命」詩人,後者包括華茲華斯、柯爾律治、騷塞等反對法國革命的詩人。從「積極」與「消極」這兩個術 語本身已經可以看出批評家對兩者的褒貶。第三,揭露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殘酷、黑暗以及描述社會底層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獲得的評價較高,被 稱為批判現實主義。但同時,批評家也指出了這些作品中人道主義思想的局限性,並視之為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一點也是評判莎士比亞、勃朗特姐妹、蕭伯納 等人作品的主要依據。最後,英美現代主義作家如T.S.艾略特、葉芝、喬伊斯、勞倫斯、伍爾夫則被視為頹廢、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是英國 文學中的反動派。唯美主義者王爾德當然也在其列。其他英美現代主義作家如龐德、康拉德、吉普林則被看做是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或受到批判,或基本不 再提及。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一批判的視角是研究英國文學以至整個外國文學的基本模式。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它作為文學研究的指導思想 的存在。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一系列外國文學教材如《歐洲文學史》、《外國文學簡編》(歐美部分)、《現代歐美文學》、《外國文學教學參 考資料》、《世界文學名著選評》等等著作中,這種階級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精神仍然隨處可見,成為介紹與評判外國文學作品的思維定勢。而20世紀80年代英國 文學研究的轉變首先是這一思維定勢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學界拋棄了階級性概念,構建了審美性概念。這一純文學視角從某種意義上說是20世紀20—30 年代流行的藝術獨立性觀念的復興,只是更學院化,更具學術性。 從今天的角度看,批判模式對文學形式的忽略是它無法應對審美批評的缺點。但是20世紀80年代人們完全摒棄這一模式的時候卻同樣忽視了它曾經有過的積極意 義,那就是,中國的學術研究曾一度擺脫了以啟蒙主義、人道主義為核心的「西方」的現代性模式。這一現代性模式在中國的應用有兩個根本性的弊端。首先,它承 認一種世界歷史的發展模式:即現代性由歐洲內部產生,擴展至世界其他落後地區。現在我們知道,這完全是一種虛構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其次,如果承認這 種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發展模式,那麼,作為邊緣地區的傳統國家,中國只有並入這一世界體系才有出路。因此,在文化上與西方認同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條件。這就 是為什麼早期中國的英國文學研究只停留在利維斯書單的水平上,沒有任何創造性發揮。其中的關鍵就是中國批評家主體性的喪失。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缺乏與西方 不同的視角、立場和觀點,缺少原創性。如果說這種研究具有某種文化殖民化傾向,也許並不過分。因為這種模式迫使人們以西方人的觀點看待世界,包括看待文 學。這樣的文學批評,無論具有多麼濃厚的本土色彩,都必然是西方文化觸角的延伸。 因此,1949年以後的英國文學研究中的批判模式應該視之為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非殖民化的文化運動。雖然這一模式所採取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原始社會、奴 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仍然不能擺脫歐洲中心主義(馬克思本人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看法說明他也是一個歐洲中心主義 者)。但是畢竟,外國文學研究由啟蒙主義的角度轉換為階級性、人民性的角度,形成了下層人民的立場與觀點。雖然這一運動以犧牲「文學性」為代價,但它為中 國批評主體的建立留下了創造的空間。當然有關中國式的外國文學經典作品今天看來頗有爭議,但是把西方經典吸納到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框架之中,這是一個有益 的嘗試。而這種改造、選擇、評判,使中國學術體系得以建立,不再重復西方學者已經建立起來的趣味、標准和價值體系,因而也第一次有了一種原創性。 三、審美的復歸:20世紀80年代的英國文學研究 西方現代性觀念以審美和藝術獨立性的觀念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英國文學研究界重新登場。啟蒙主義、人道主義、審美主義等一系列西方價值觀重新受到人們 的青睞。與此同時,西方的商品特別是家用電器,在20世紀70年代末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引發了一場生活方式的革命。政治理性讓人厭倦,消費文化受到追捧。 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工具理性觀念,如為政治服務、文學的社會功能等等,被人們嗤之以鼻。生活方式的轉變、對富裕生活的嚮往使人的慾望不斷膨脹,審美感性也因 之得到全面解放。藝術的獨立性,這個在中國湮滅了半個世紀之久的陳舊話題被當做是最時髦的觀點提出,審美批評成為眾望所歸的研究模式。美學一時成為人文學科的顯學。 這時中國的英國文學研究已經不限於對古典英國文學作品的再評價。當時學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歐美現代主義文學的引進與介紹。在英國文學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對葉 芝、艾略特、勞倫斯、康拉德、伍爾夫、喬伊斯、戈爾丁等英國現代主義經典作家進行評論和研究。在中國20世紀30年代對外國現代派作品已有介紹,到80年 代,這類作品有了系統的翻譯出版。當時有影響的涉及英國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論 著就有陳焜的《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1981),何望賢編《西方現代派文學問題論文集》上下冊(1984),袁可嘉的《現代派論、現代詩論》 (1985),以及侯維瑞的《現代英國小說史》(1985)等。這時對現代主義文學的介紹還涉及各個現代流派和文學思潮,包括意識流小說、象徵主義、意象 派、荒誕派等現代文學流派。這些著作中對英國現代主義文學評價與20世紀70年代末出版的教材已經完全不同,理解、贊揚的成分居多。到20世紀90年代, 系統的20世紀英國文學教材和研究著作開始出現,展示了對現代主義以及20世紀英國文學廣泛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這個階段英國文學研究的范圍、規模和深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英國文學研究的范圍不斷擴展的同時,其理論、方法論、研究方式與同時期西方學院中的研究也 不斷接近。這可以從材料的收集、文本的分析、批評方法的選擇諸方面見出。但從另一方面講,這一階段英國文學研究的批判性卻遠不如20世紀50—70年代。 20世紀80年代學者大多數接受了西方學者的選擇、趣味和觀點。在學術研究繁榮的背後,啟蒙主義、人道主義等思想觀點正在漫延,具體說就是理論上重視審美 藝術性,方法上重視作品的文本結構分析,從諸多方面我們都看到了向20世紀20—30年代那個階段的復歸。 當然這是一種更高層次上的復歸。這一時期的學者擁有了20世紀20—30年代批評家不曾有過的理論工具。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研究,不論自覺與不自覺,很大 程度上都帶有英美新批評派文學批評實踐的色彩。在20世紀80年代,新批評派一舉成為文學研究領域影響最大的西方文學批評流派之一。韋勒克、沃倫的《文學 理論》在中國的翻譯出版(1984),此書關於文學研究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區分,使文本批評成為超越社會學批評的批評方法。特別是韋勒克關於 文學作品結構分層理論為審美與文本細讀提供了理論依據。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批評改變了《講話》以來人們對文學的看法。社會批評讓位於文本和審美批評。在這 樣一個理論背景下,就不難理解重視形式的西方現代主義作品在中國廣泛流行了。像勞倫斯、康拉德、喬伊斯已經成為被評論最多的英國作家。而這些作家作品中的 形式因素成為吸引人們注意的焦點。 縱觀這一時期的英國文學研究,可以發現兩個特點。一是批評家對西方學術權威的廣泛認同。這時的英國文學研究已不再是20世紀20—30年代那種印象式的批 評和粗略的介紹,而是有大量學術引證的正規論文。西方學者的觀點往往被用以支持批評家自己的觀點或加以詳細討論。雖然這種研究已經十分規范化,但是其批判 性較之上一時期卻大大降低。無論是對作品還是對引證的批評資料,贊揚之聲遠遠高於批評之聲。其次,這時的形式主義者、審美批評家大多數是現代性、現代化和 啟蒙主義價值體系的擁戴者。他們思想上追隨西方啟蒙主義價值觀和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在文藝觀上高揚作家的主體性,在方法論上提倡情感表現,在具體的批評實 踐中熱衷於審美結構分析。 顯然,審美批評和形式主義研究方法並非純粹中性的學術研究。這裡面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因素。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英國文學,對西方學術權威的認同和引證,對 文本不加任何批判的審美分析,代表了某種理想主義。這一理想主義把審美當做人類普遍有效的心理活動,把某些學術的准則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把人道 主義等同於世界主義。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審美從來就不是普遍和中性的心理活動。在西方,從18世紀美學誕生之日起,它就成為資產階級擴展自己生存空間 的有力手段。伊格爾頓在《審美的意識形態》(1990)一書中對此有過詳細的分析。那麼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為什麼無視審美批評的意識形態性,反而對 它趨之若鶩呢? 實際上,這里涉及的仍是對現代性認同的問題。對現代性的認可不僅是承認一系列啟蒙主義思想價值,還需要承認現代性由西方內部產生這樣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觀 點,承認現代/傳統、進步/落後、西方/東方這一系列二元對立。這必將對中國學者的文化身份產生問題或危機。而將歐洲中心主義觀點普世化則是克服這一身份 危機的方式。把審美、形式結構作為普世原則,掩蓋了它的歷史。使這些原則中性化、世界化,則是通向一種文化理想的途徑。因此,在審美和獨立的藝術形式中, 人們無法看出現代性這一歐洲中心主義觀點所代表的是東西方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審美分析正是抹殺這一系列不平等二元對立的有效方式。對於審美與藝術性的追求 實際上克服了邊緣化國家成員自身的文化矛盾。因而審美普世化也就象徵性地解決了中國知識分子認同西方所產生的身份危機。 四、非殖民化:當前英國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 由此可見,英國文學研究中的審美批評、文本分析、人文價值、啟蒙主義所代表的普遍主義理想就具有相當濃厚的殖民化色彩。這種殖民化傾向已經不再表現於作品 內容之中。20世紀50—60年代認為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是宣揚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文化或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觀點顯然是簡單化的。從內容評判一部作品的價 值無法回應審美批評的挑戰。但是如果把英國文學研究中的審美訴求本身看做是某種阿爾都塞式的癥候或無意識,看做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真實生存狀態的掩飾,那麼 我們就可以發現,在普世主義的背後實際上是不平等的東西方權力關系結構,而這一點正是近年來英國文學研究者開始思考的問題。 近年來不少學者已經意識到20世紀80年代全面譯介評論外國文學中存在著殖民化傾向。易丹在《超越殖民主義文學的文化困境》(1994)一文中尖銳地批評 了對外國文學經典和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的全面接受是「缺乏獨立的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缺乏主動的批判精神所致」。在這種對「強大文明」積極認同的研究格 局中,「外國文學研究在我們的文學乃至文化領域內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種『殖民文學』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們所從事的事業,從本質上看與那些外國傳教 士們所從事的事業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甚至比他們做得更好」。因此,「我們如果沒有意識到我們是站在什麼樣的文化立場上講話,將會是十分荒謬的」。 易丹的文章曾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但由於提出的問題尖銳重大,而文章本身限於篇幅對這一觀點的理論表述和歷史論證相對而言顯得薄弱,因此當時肯定者少, 批評者多。隨後發表的一系列回應文章對易丹的觀點幾乎都持否定態度,如黃寶生的《外國文學研究方法談》、張弘的《外國文學研究怎樣走出困惑》、趙炎秋的 《民族文化與外國文學研究的困境》、吳元邁的《也談外國文學研究方向與方法》(見《外國文學評論》,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2、4期)。但事 隔多年之後,隨著全球化問題日漸突出,以及有關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問題不斷引起人們的思索,易丹當年提出的外國文學研究者的立場問題再次進入學界的視野。王 臘寶在《閱讀視角、經典形成與非殖民化》(2000)一文中持有與易丹類似的看法。他指出,20世紀80年代建構的外國文學經典反映了對西方強勢文化的認 同。具體地說就是英國文學(以及美國文學)有著高出其他國家,特別是其他英語國家文學的地位。在現行的中國大學體制里,英美文學成為外國文學研究領域里最 重要的學科。把外國文學研究的重點放在英美文學,忽略其他英語國家的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的「厚此薄彼的現象」使「龐雜的世界文學發展史被清理簡化成一個以 西方列強文學為主線、以東歐和亞非拉文學為點綴的文學體系」。英美文學在世界文學中這一崇高地位,「使不少人失去了應有的批判力,不知不覺中,他們被一種 殖民心態禁錮了起來,對這兩國文學就只剩下了完全的認同」。的確,倡導文學性、審美性和文本結構並非僅僅是一個方法論問題。研究對象的篩選意味著一定的意 識形態立場。把文學中某些因素當做普遍有效的法則,其結果往往是按照某種強勢文化的標准審視文學現象,認可現有的,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秩序。 隨著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引起爭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開始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應用,外國文學領域也在尋求一種新的研究模 式。對文學研究殖民化問題的討論,以及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的入侵,必然使英國文學研究的面貌發生改變。新的英國文學研究將會更加註重社會文本,更加註重文 學的文化性質,更加強調研究者的立場。當然,對研究者立場的自覺並不是對過去階級立場的簡單重復。階級概念需要更新,注入民族文化和東西方權力關系的內 涵。關於當代文化研究中階級觀念向民族觀念的轉換,這里不能詳細論述。伊格爾頓《希思克利夫與大飢荒》(1995)一書提供了具體研究範例。伊格爾頓對愛 爾蘭文化的研究是一種對文學關系而非文學實體的研究和探討,顯示了對處於霸權地位的英國文化的批判。對於我們來說,建立一種新的、基於非西方立場的批判模式,一種植根於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創造,是中國的英國文學研究有所創新的前提條件。

C. 尋求一篇 the second language 論文

畢業論文參考文獻

外國文學

劍橋文學指南叢書（英文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2000（包括莎士比亞研究、英國詩歌研究、18世紀英國小說、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現代主義研究、哈代、奧斯丁、詹姆斯、福克納、海明威、艾略特、康拉德、喬伊斯、奧尼爾、王爾德、蕭伯納、梭羅、惠特曼、馬克 吐溫、龐德、伍爾夫等英美小說家、詩人和文學流派研究著作共30種）

戴維 洛奇 小說的藝術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高奮 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源與流 寧波：寧波出版社，2000

侯維瑞 現代英國小說史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6

胡經之，王岳川主編 文藝學美學法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黃晉凱主編 荒誕派戲劇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霍夫曼 佛洛伊德主義與文學思想 王寧譯 北京：三聯書店，1987

拉曼 塞爾頓編 文學批評理論 劉象愚，陳永國等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霍納 韋勒克 近代文學批評史（第4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李維屏 英美現代主義文學概觀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

柳鳴九編選 新小說派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呂同六主編 20世紀世界小說理論經典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羅伯特 斯皮勒 美國文學的周期——歷史評論專集 王長榮譯 上海：上海外語出版社，1990

羅德 霍頓 美國文學思想背景 房煒等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梅 佛里德曼 意識流，文學手法研究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米蘭 昆德拉 小說的藝術 孟湄譯 北京：三聯書店，1995

史志康主編 美國文學背景概觀上海：上海：上海外語出版社，1998

徐葆耕 西方文學 心靈歷史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 殷企平 小說藝術管窺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

D. Exposition Press是什麼出版社

喬伊斯在創作《尤利西斯》時,有意識地將《奧德修紀》作為小說的神話原型,使兩者形成平行對應關系.神話史詩不僅為小說提供了一個參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馬史詩的原型意義和原型結構,表達了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並使之升華為一篇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寓言.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臘神話中伊大嘉國王奧德修（Odyssey）在拉丁文中的譯名.喬伊斯以它命名小說,反映了該作品在人物、情節線索、結構和細節上與荷馬史詩的對應平行關系. 喬伊斯曾對瓦勒里·拉爾博（Valery Larbaurd,《尤利西斯》的法文本譯者）說：「小說的標題是一把鑰匙.如果讀者熟悉《奧德修紀》,就能把握住小說的輪廓.史詩的概念就是在現代生活紛繁混亂的材料上覆蓋史詩的形式由此看來,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我們有必要將它與《奧德修紀》這個「潛文本」對照起來,進行雙重文本的解讀. 關於喬伊斯運用神話類比結構的重要性上,學術界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因為古希臘英雄奧德修與這部現代小說究竟有什麼關系,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小說《尤利西斯》根本意義的理解.對此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基本上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觀點認為：《奧德修紀》與《尤利西斯》之間的平行關系是將英雄悲壯的歷史和卑劣猥瑣的現實進行對比.在古代英雄光輝的形象反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現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會顯得多麼卑微、蒼白和平庸.這種平行對應關系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差別,是《尤利西斯》的諷刺意義和暴露作用的來源.學者約瑟夫．比奇（J.W.Beach）稱：「將古希臘英雄的歷險與當代愛爾蘭紛亂、『癱瘓』的狀態並置,很明顯是對愛爾蘭現今狀況的諷刺性暴露」（註：J.W.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1981) P.416）.英國作家福斯特（E.M.Forster ）說《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現卑瑣和幻滅情緒的史詩」（註：王佐良：《英國二十世紀文學史》,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頁.）. 自《尤利西斯》問世以來.這類觀點在喬伊斯研究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並且它最容易被人們接受.我國學者袁可嘉、侯維瑞、陳恕、李維屏等人對此均持類似的觀點.以下是侯維瑞教授在《現代英國小說史》中的一段有關的論述： 「忠貞不渝的王後潘奈洛佩變成了追求肉慾的盪婦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馬科變成了精神空虛的騷客斯蒂芬；馳騁疆場、力挽狂瀾的英雄尤利西斯變成了逆來順受、含羞忍辱的廣告商布魯姆；美麗善良的諾西卡變成了輕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難道不是在走向沉淪和墮落嗎?……《尤利西斯》以借古諷今的手法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全部歷史：布魯姆的庸人主義、斯蒂芬的虛無主義和摩莉的肉慾主義正是現代西方社會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寫照」.（註：侯維瑞：《現代英國小說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頁.）第二類觀點認為,喬伊斯的神話類比結構是一種隱喻的媒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然的透視觀點,以審視作品中人們的舉止和言談；同時它把平凡陳腐的事物提升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給20世紀的現代人灌輸了永恆的尊嚴,體現了喬伊斯對現代人前途和命運的關懷. 美國文論家萊文（Levin ）在論述《尤利西斯》時這樣寫道：「將現代主人公瑣屑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細節具有了普遍的意義」（註：AgwonoroboEnaemeErurbetine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Exposition Press,1980)P.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稱：「《尤利西斯》是《奧德修紀》的和平主義版本」.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側重發展了奧德修身上善良、機智的品性.布魯姆,這位現代的奧德修雖然沒有勇士般的強壯體魄,但他同樣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身上最神聖之處在於他體現的人性」（註：Richard Ellmann,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60,P.362.）. 《尤利西斯》的中譯本（天津百花文藝版）譯者金堤教授承襲了艾爾曼的觀點,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頌歌,贊美的是普通人無私的愛……本書的主旨在於歌頌全面的人,布魯姆與奧德修都屬於這類人」.

E. 英語論文參考文獻（參考書目）

2841741728上次你問我的那個資料有的，有時候工作於考研是很難抉擇的事情，不過既然最後定下來考研，就要專心致志，後來你說關於專業課輔導班的事情，我找翔高的專業課老師詢問了下，總體感受，參加過輔導班和沒有參加輔導班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的，至少有一定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短時間內，理清楚了目標院校考察的重難點和一些不對稱的信息，個人感覺還是非常彌足珍貴的，我沒有參加過輔導班，其他的感受不變多言了！

F. 關於簡愛的參考書目

1、《簡愛》，夏洛蒂·勃朗特著，祝慶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2、《勃朗特姐妹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楊靜遠編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3、《荒原上短暫的石楠花——勃朗特姐妹傳》，張耘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4、《夏洛蒂·勃朗特傳》，蓋斯凱爾夫人著，祝慶英、祝文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5、《夏洛蒂·勃朗特書信》,楊靜遠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6、《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美）詹姆斯·費倫著，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7、《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趙毅衡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8、《解讀敘事》，（美）J.希利斯·米勒著，申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9、《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美）蘇珊·S.蘭瑟著，黃必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0《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申丹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1、《敘述學研究》，張寅德編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12、《自我論：個人與個人自我意識》（蘇）伊·謝·科恩著，佟景韓、范國恩、許宏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
13、《敘述與話語符號學》，尤瑟夫·庫爾泰著，懷宇譯，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14、《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萬千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15、《敘事學導論》，羅剛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16、《敘述學》，董小英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7、《小說修辭學》，（美）布斯著，華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18、《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法）熱奈特著，王文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19、《窺者之辨：形式文化學論集》，趙毅衡著，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6。
20、《破碎思想體系的殘編——英美文學與思想史論稿》，陸建德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1、《當代敘事學》，華萊士·馬丁著，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22、《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張隆溪著，三聯書店，1986。
23、《批評的剖析》，（加）諾思羅普· 弗萊著，陳慧等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24、《性別詩學》，葉舒憲主編，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5、《神話——原型批評》，葉舒憲選編，陝西師大出版社，1987。
26、《偉大的代碼——聖經與文學》，諾思洛普·弗萊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27、《多維視野中的文學美學》，季水河著，東方出版社，2002。
28、《小說的藝術》，（美）亨利·詹姆斯著，朱雯、朱乃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29、《小說的興起》，伊恩·P·瓦特著，高原、董紅鈞譯，三聯書店，1992。
30、《英國文學論集》，范存忠著，外國文學出版社，1981。
31、《二十世紀英美論稿》，程愛民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
32、《永遠的烏托邦――西方文學名著導讀》，曹莉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33、《現代英國小說史》，侯維瑞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
34、《女性主義文學與歐美文學研究》，羅婷著，東方出版社，2002。
35、《基督教神秘主義研究》，王亞平著，東方出版社，2001。
36、《神話的詩學》，（蘇）葉·莫·梅列金斯基著，魏慶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37、《上帝與女性：傳統基督教文化視野中的西方女性》，劉文明著，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38、《意義與形式——英美作家作品風格生成論》，易曉明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9、《當代美國小說理論》，程錫麟 王曉路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40、《英國小說的黃金時代》，朱虹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41、《牛津簡明英國文學史》，（英）安德魯·桑德斯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有誰能看全阿~~~

G. 《尤利西斯》的神話結構是怎樣的學術界對此主要有哪兩種評價(

喬伊斯在創作《尤利西斯》時，有意識地將《奧德修紀》作為小說的神話原型，使兩者形成平行對應關系。神話史詩不僅為小說提供了一個參照框架；更重要的是，作者借用荷馬史詩的原型意義和原型結構，表達了一個現代人尋找失落的自我的故事，並使之升華為一篇代表人類普遍經驗的寓言。
尤利西斯（Ulysses），即希臘神話中伊大嘉國王奧德修（Odyssey）在拉丁文中的譯名。喬伊斯以它命名小說，反映了該作品在人物、情節線索、結構和細節上與荷馬史詩的對應平行關系。
喬伊斯曾對瓦勒里·拉爾博（Valery Larbaurd，《尤利西斯》的法文本譯者）說：「小說的標題是一把鑰匙。如果讀者熟悉《奧德修紀》，就能把握住小說的輪廓。史詩的概念就是在現代生活紛繁混亂的材料上覆蓋史詩的形式由此看來，要深入理解《尤利西斯》，我們有必要將它與《奧德修紀》這個「潛文本」對照起來，進行雙重文本的解讀。
關於喬伊斯運用神話類比結構的重要性上，學術界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因為古希臘英雄奧德修與這部現代小說究竟有什麼關系，這個問題涉及到對小說《尤利西斯》根本意義的理解。對此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基本上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奧德修紀》與《尤利西斯》之間的平行關系是將英雄悲壯的歷史和卑劣猥瑣的現實進行對比。在古代英雄光輝的形象反襯下，布魯姆、斯蒂芬等現代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物會顯得多麼卑微、蒼白和平庸。這種平行對應關系所顯示出來的意義差別，是《尤利西斯》的諷刺意義和暴露作用的來源。學者約瑟夫．比奇（J. W.Beach）稱：「將古希臘英雄的歷險與當代愛爾蘭紛亂、『癱瘓』的狀態並置，很明顯是對愛爾蘭現今狀況的諷刺性暴露」（註：J.W. Beach,The Twentieth Century Novel (New York, 1981) P. 416）。 英國作家福斯特（E. M. Forster ）說《尤利西斯》是「一首表現卑瑣和幻滅情緒的史詩」（註：王佐良：《英國二十世紀文學史》，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頁。）。
自《尤利西斯》問世以來。這類觀點在喬伊斯研究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並且它最容易被人們接受。我國學者袁可嘉、侯維瑞、陳恕、李維屏等人對此均持類似的觀點。以下是侯維瑞教授在《現代英國小說史》中的一段有關的論述：
「忠貞不渝的王後潘奈洛佩變成了追求肉慾的盪婦摩莉；助父除虐的勇士帖雷馬科變成了精神空虛的騷客斯蒂芬；馳騁疆場、力挽狂瀾的英雄尤利西斯變成了逆來順受、含羞忍辱的廣告商布魯姆；美麗善良的諾西卡變成了輕佻挑逗的格蒂姑娘……世界難道不是在走向沉淪和墮落嗎？……《尤利西斯》以借古諷今的手法所要表現的，恰恰是現代社會的全部歷史：布魯姆的庸人主義、斯蒂芬的虛無主義和摩莉的肉慾主義正是現代西方社會道德和精神文明的深刻寫照」。（註：侯維瑞：《現代英國小說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頁。）
第二類觀點認為，喬伊斯的神話類比結構是一種隱喻的媒介，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然的透視觀點，以審視作品中人們的舉止和言談；同時它把平凡陳腐的事物提升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給20世紀的現代人灌輸了永恆的尊嚴，體現了喬伊斯對現代人前途和命運的關懷。
美國文論家萊文（Levin ）在論述《尤利西斯》時這樣寫道：「將現代主人公瑣屑的生活習慣與深奧神秘的原始儀式聯系在一起，使今天最微小的細節具有了普遍的意義」（註：AgwonoroboEnaemeErurbetine , Intellectualized and the Art of James Joyce ( NewYork: Exposition Press, 1980)P. 75）。
《尤利西斯》（牛津大學版）的作者理查德·艾爾曼稱：「《尤利西斯》是《奧德修紀》的和平主義版本」。他指出布魯姆繼承並側重發展了奧德修身上善良、機智的品性。布魯姆，這位現代的奧德修雖然沒有勇士般的強壯體魄，但他同樣具有不可征服的精神。「布魯姆的勝利在於他的精神」，「布魯姆身上最神聖之處在於他體現的人性」（註：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360,P. 362.）。
《尤利西斯》的中譯本（天津百花文藝版）譯者金堤教授承襲了艾爾曼的觀點，提出「《尤利西斯》的主旋律是一曲頌歌，贊美的是普通人無私的愛……本書的主旨在於歌頌全面的人，布魯姆與奧德修都屬於這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