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小說的發展趨勢
❶ 中國當代文學的內在發展動力
19-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大運動與變革是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本質力量。
「人」的發現，人對自我的認識、發展與描繪，人對自我發現的對象化，即「人」的觀念的演變，是貫穿與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內在動力。
近代，梁啟超倡「新民」說，呼喚中國社會現代化與人的觀念的現代化。近代新文學創作與文學觀念尤其注重文學的社會性、政治功利性。
五四文學倡揚個人的旗幟、胡適宣傳「易卜生個性主義」，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學」。五四對「人」的個性主義的發現，具有20世紀文化的現代性。
1928年的革命文學、30年代的左翼文學發現了人的階級性，為中國文學開拓了一個新的視角，展示了一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新天地。左翼文學進而以人的階級性、革命性取代人性、對峙人情，否認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這是革命文學派的人的觀念與話語。
30、40年代，茅盾著重人的個性與社會性關系的文學，巴金、曹禺、沈從文、張愛玲、路翎各具特點地承傳了五四個性主義與人文主義的人的觀念，老舍、錢鍾書等強調人的文化屬性的人的觀念，近現代通俗文學的人的觀念體現了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傳統世俗化社會的大眾道德與大眾人性觀。
50、60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君臨文壇，階級的、革命的人的觀念與話語成為主流觀念，否定了五四個性與人文主義人的觀念和話語。
新時期文學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到文化尋根等一系列文學沿革，以對人的逐步再發現，五四的人的觀念的逐步在尋找，構成新時期文學發展裂變的內在律動。
西方文化刺激著中國人不斷發現人，啟發著20世紀中國文學如何表現「人」。
20、30年代，易卜生、盧梭、尼采、弗洛伊德進入中國，啟發中國人重新認識「人」。易卜生、盧梭所揭示的人，是人類對自我的理性主義認識，尼采、弗洛伊德對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義層面的揭示，使人的內涵獲得了現代性。這使得五四時期中國文化、文學對於人的發現，構成一個完整豐滿的、現代性的人學觀。
新時期，影響最大、最廣、最深的是西方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尼采、弗洛伊德、貝克特、薩特對新時期文學影響最大。
第二節 中國文學現代化開端（物質基礎）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文化與文學已開始了民族存亡背景上的外部與內部雙重的現代化努力。
民族先覺者們從社會的組織結構上尋求變革，帶來文化機制的變化，從而影響到文學。
1.法律對從事文學活動者和報刊繁榮的基本保障，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發展。
2.報刊、書籍等現代出版業的發展，給以具有現代思想的獨立知識分子為主的、進行文學創作的人提供了理性交往的空間，保證了文學的現代性實現的機會。
3.現代社會分工在文學創作隊伍方面率先實現，一些接受新式教育的人與獨立知識分子、自由撰稿人一起活躍在文學領域。
4.文學的接受機制發生了變化，文學接受者的隊伍日益擴大，唯新是鶩，推動著文學自身的發展。
第三節 文學觀念的變革
梁啟超首倡「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
詩界革命 梁啟超於1899年在《夏威夷游記》中首倡，他主張詩界革命應達到三個標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他所說的新意境是指「理想之深邃閎遠」；新語句是指來自歐洲、表現新思潮的名詞術語；以古人之風格入之，是指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獨辟新界而淵含古聲」。他提出的保
❷ 簡述小說發展的歷程
小說發展的歷程
1、先秦兩漢萌芽：神話傳說、寓言故事與史傳文學等。
2、魏晉南北朝的雛形：志怪與志人，實錄。干寶《搜神記》為志怪小說代表，「發明神道之不巫」；劉義慶《世說新語》為志人小說代表作，主要記載漢末至東晉名士風流軼事。均缺乏自覺的小說創作意識。短小，語言精煉，有一定的故事情節，注意人物言行的描寫。為後來的小說發展打下重要基礎，但它們還不是成熟的小說作品，只是粗陳梗概的小說雛形，是從「叢殘小語」到成熟小說的過渡。
3、唐代的成熟：軼事小說、志怪小說、傳奇小說三類。
1）古典小說在唐代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是，作者有了自覺的小說創作意識及由此而決定的小說新的審美特徵。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也講到唐人「始有意為小說」。
2）唐代傳奇與六朝志怪之間一個重要區別就是現實性大大增強，描寫社會人事，關注現實人生，由神怪走向現實。題材擴大，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幾方面：A、愛情婚姻：元稹《鶯鶯傳》、白行簡《李娃傳》、李朝威《柳毅傳》、蔣防《霍小玉傳》、陳玄佑《離魂記》等；B、俠義英雄：杜光庭《虯髯客傳》、袁郊《紅線傳》、裴鉶《昆侖奴傳》《聶隱娘》等；C、歷史題材：陳鴻《長恨歌傳》；D、夢幻題材：沈既濟《枕中記》、李公佐《南柯太守傳》等，實際上是借夢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生活。
3）唐代傳奇的創作藝術成就也遠遠高於六朝小說。A、故事情節完整、曲折、生動；B、人物形象的描寫，以各種手法表現人物的性格。C、語言方面，文辭華艷，很有文采。人物對話生動傳神。
4、宋元的開拓：話本小說。
1）話本小說來自民間的「說話」藝術，屬於通俗白話小說，它萌芽於唐代，繁榮於宋元，從此以後，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就出現了文言與白話兩條道路。
2）「說話」藝術的產生與城市經濟的發展直接相關，市民階層的壯大，文化娛樂的需求。於是「說話」藝術便隨之出現。當時的「說話」分為四家：A、小說（銀字兒），特指短篇故事，內容多現實故事。B、說經，又分為「說參請」（講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和「說渾經」（多包含滑稽、詼諧內容）。C、講史，指講長篇歷史故事，以說為主，有說有評，又稱平話。D、合生，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形式，大概是兩人表演，對答指物詠題，沒有什麼故事，可能跟小說的發展關系不大。四家中，「小說」、「講史」與小說發展密切相關。
3）話本小說特點：
A、小說創作的目的有了很大的不同。完全是為了滿足聽眾的文化娛樂的需要，這一目的決定其題材內容、形式體制、表現手法及藝術風格等多方面特點。這些特點往往由聽眾的社會地位、生活經歷和審美趣味所決定，同時又反過來影響群眾的思想和審美趣味，在長期發展中，便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通俗小說的藝術傳統。B、短篇小說的話本，在題材內容上幾乎都是反映現實生活的，因此其中人物形象就由志人、傳奇的官僚、知識分子而變成主要是城市下層人民（包括手工業者、商人、妓女等），而且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也主要是市民階層的。
C、表達的語言是在口語的基礎上加工提煉而成的白話，通俗性是其最鮮明的特色。
D、故事性強，有頭有尾，線索清楚，生動曲折，善於布置懸念，非常引人入勝。
E、注意寫人，特別是注意展示人物的命運。在表現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點時，多從其自身的語言和行動來刻畫，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動發展過程中完成，很少靜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寫。
G、在結構形式和表現手法上，開頭常有「入話」，中間或結尾處，常穿插或引入詩詞韻語。
總之，宋元話本使得中國古典小說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為明清小說的繁榮打下堅實的基礎。
4）話本小說的題材內容與代表作品：
小說話本的題材內容可分八種：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神仙、妖術等，其中傳奇講愛情故事，靈怪、神仙、妖術講神鬼精怪的故事，公案講判案的故事，朴刀、桿棒將英雄好漢的故事，煙粉講婦女的故事，切多與鬼魂有關。比較重要的是愛情故事、公案故事和英雄好漢故事。描寫愛情的作品有《碾玉觀音》、《快嘴李翠蓮記》、《鬧樊樓多情周勝仙》、《志誠張主管》等；表現判案的作品有《錯斬崔寧》、《簡帖和尚》等，寫英雄好漢故事的作品有《宋四公大套禁魂張》等。宋元話本以宋為主，大多已經亡佚。明代出現一些集本，如洪楩《清平山堂話本》、熊龍峰的《通俗小說四種》、馮夢龍的「三言」（又收入明代作品）。
今存講史話本有：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話》五種（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平話、秦並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三國志平話），另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等，大致而言，講史話本比較粗糙，思想以上價值不高，但對後來的長篇章回小說的創作積累了經驗。
5、明清的繁榮：
1）繁榮的標志有三：A、古典小說的各種形式體制都已經完備、成熟，出現了全面繁榮的局面。話本、擬話本、白話長篇小說、文言小說中的志怪體與傳奇體。B、作家輩出，名作如林。明代的「四大奇書」，清代的《儒林外史》《紅樓夢》《聊齋志異》等。C、現實主義藝術，在創作方法和具體的表現手法上，都已走向成熟，總的特色是豐富、細膩、深刻。
2）明清小說的發展，有四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和特點：A、從無名的廣大群眾與文人作家相結合的集體創作，發展為文人作家獨立創作。B、在題材內容上，由寫歷史題材發展為寫現實題材，特別是轉到細致地描寫日常家庭生活，通過普通而平凡的生活現象的描繪，反映重大的社會主題，《金瓶梅》的出現。C、在藝術表現上，從重情節發展到更重人物性格的刻畫；在人物描寫上，又主要是帶有理想色彩的傳奇式的誇張描寫發展到寫實，即通過真實、豐富的細節來表現人物，表現生活。人物和生活情狀更貼近於現實。D、長篇小說從題材內容上劃分，產生了幾種最具特色的小說類型：歷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神魔小說、人情小說、諷刺小說、公案俠義小說等。E、出現了兩部帶有總結性的作品：《紅樓夢》是古代長篇小說的總結，《聊齋志異》是古典短篇小說的總結。
6、近代的轉型：1840-1919 古代到現代的過渡與轉型。
1）近代小說特點：A、數量多。B、小說與現實政治斗爭結合緊密，主流是反帝反封建。「四大譴責小說」。C、應政治斗爭需要而作，故藝術上提煉不夠，比較粗糙。D、受西方小說的影響，在小說的形式與敘事模式上都產生了新的特點，同時又保留了傳統的章回小說形式。
2）形成近代小說以上特點的主要原因：A、社會與時代的變化。帝國的入侵、政府的腐敗無能，引起了文人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故通過小說形式來揭露和抨擊社會政治。B、新的小說理論的興起，對小說社會作用的認識有了極大的提高。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C、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產生和發展，印刷業的發達，新聞報刊雜志的大量出版發行，為小說的創作與發表提供了客觀條件。D、翻譯小說的大量出現，必然對小說創作產生巨大的影響。
3）近代小說中影響最大的是「譴責小說」，代表作有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老殘游記》、曾樸《孽海花》。
此外，還有俠義公案小說文康《兒女英雄傳》、石玉昆《三俠五義》。及寫倡優生活的狹邪小說：陳森《品花寶鑒》、魏子安《花月痕》、韓邦慶《海上花列傳》
革命小說：陳天華《獅子吼》、黃小配《洪秀全演義》等。
❸ 當今文學流行的趨勢是什麼
流行，什麼概念呢？從fans的多少，知名度和收益來說的話，說郭敬明韓寒流行，也算是吧。畢竟菊花教和小loli以及小憤青（不含貶義）人數眾多……（不過關於「悲情華麗」，我45度角明媚而憂傷地仰望，這不是咱酵母的專屬么？韓寒不算吧？）還要外加市場上一切以漫畫做封面的但又不是漫畫的所謂流行小說——《那小子真XX》《那小子真OO》《那小子真yy》《那小子真ww》……不過這些小說，包括「悲傷逆流成河」的文字的流行，也是有年齡層的區別的，就我所知初、高中生（不帶貶義）最為喜愛這種文字。
但是要說文壇主流，韓寒可能還稍微接近一點點（和GJM比）。但是你想看真正的，還是要看上面提到的文學期刊，以及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這類的嚴肅正規的獎項。而真正激動人心、震撼心靈、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也往往從這里出來。
歪個，「流行」的概念太多了。要說現在最熱的與文學有關的話題難道不是《紅樓夢》么？呵呵呵
❹ 現代小說中故事的發展趨勢的特點
什麼類型的，言情，懸疑，恐怖的還是什麼
❺ 小說未來的發展方向
感覺小說的質量越來越低級化和空泛化，很少有幾本經典的了。。。
❻ 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現狀。
現實主義必然衰落，這是趨勢。西方現代主義都衰落了。中國當代已經很少看到純文學了，這是一個文學凋零的時代啊
❼ 中西小說比較的發展前景急急急！
其實中西小說比較的發展前景和比較文學的發展前景有的類似。我們也可以對比較文學的發展前景做一下分析和歸納。
我們可以進行分類討論。
趨勢之一：主題的發展。中西小說主題比較何煥群人類面臨著大致相同的問題，所以反映社會生活的中酉小說有著共同的主題．但是當代畫方小說對所謂永恆的主題，比如生與死、愛與恨大大強化，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和死亡意識給予深切的關注；熱衷於表現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沖突，...《雷雨》和《呼嘯山莊》
趨勢二：中西敘事理論的三對概念發展：一線穿與整一性、間與障礙、間架與插曲，對它們的來源、特性及其在敘事文本中的運用做了辨析和比較。
趨勢三：這既是以往的特點也是前景：從結構布局上看，中西在小說情節結構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中國小說多是線性結構，強調故事性；而西方小說則多是團塊結構，注重場面描寫。從敘述角度上看，中西方的古典小說在早期的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人隨事轉」的過程；中西方小說進入到近現代成熟期以後，重情節輕人物的傾向開始改變。從人物描寫上看，中西古典小說有明顯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中國古典小說注意寫人物細節的動態過程和動作特徵。這種動態的細節敘述使得中國古典小說能夠「極省儉」地畫出人物最有特徵的神韻。而西方小說，特別是西方19世紀下半葉以後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則多從人物的心理、意識中選取、提煉人物的情感細節，形成與中國古典小說有著明顯區別的描寫人物深層意識和深層心理動機的藝術特徵。
趨勢四：心理描寫特點上，中國小說在向西方小說學習，在 五四之後中國小說的發展道路上時刻都有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的影子！
❽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如何
怎樣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在國內一直就不乏爭議。自2006年底德國漢學家顧彬發表了他的嚴厲批評意見之後，這個話題就更成了一時的熱點。我以為，這些論爭對於人們關注當下文學是有一定助益的，但其中的一些看法無疑還需要認真加以辨析，以期取得比較接近於事實的認識。
如果要籠統地答問中國當代文學到底是成就大於不足還是不足大於成就時，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成就當然大於不足。文學是歷史性發展的，不同時期的文學因為環境、背景的不同，很難作簡單的類比。
總體來看，當代文學一直處於發展之中，進取之中，而在一些具體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呈現一種螺旋上升趨勢。擇其要者而言之，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實績顯而易見，也值得重視。
第一，新的創作群體不斷涌現，文學創作態勢空前活躍。
跟過去相比，這些年文學的最大變化，是走出了過去的單一體式，一統格局，表現出少有的多樣狀態和多元格局。在作協、文聯的體制之外，有不少的體制外的作者涌現出來，有的還成為職業的和半職業的作家；在傳統的紙質寫作之外，還出現了大量的網路寫手，他們藉助於網路平台施展才力，擁有著眾多的文學讀者。現在，活躍於當代文壇的中國作家，從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王蒙、張潔，到80年代出生的張悅然、郭敬明，大約有6代人在同時寫作，稱得上是「六世同堂」。而這些作家，因為角度的不同、旨趣的有別，在創作中表現得千差萬別，互不相同，這實際上又以各有千秋的個性寫作，構成了整體的豐富繁盛與奼紫嫣紅。就體制內和職業化的作家隊伍而言，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地域文化寫作在逐步凸顯，邊緣地帶作家在進而崛起。前者如許多作家潛心於鄉土現實的寫作，而且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性群落，較有影響的如江蘇的蘇南作家群，河南的南陽作家群，寧夏的西海固作家群，雲南的昭通作家群，四川的達州作家群，等等。後者如一些在所處地域和文學地位上處於邊緣狀態的新疆、甘肅、雲南、寧夏等地的作家，在這些年長足崛起，成為文學創作中勢頭強勁的生力軍，如新疆的董立勃，甘肅的雪漠，雲南的范穩，寧夏的郭文斌，張文東等。這種地域與邊緣的後來居上，是在過去時期比較少見的，因而成為當下文壇的顯著亮色。
第二，文學創作的整體水準在攀升，而長篇小說的創作成就尤為突出。
這些年來的文學創作，從外觀上看，似乎缺少一些應有的熱點與看點。其實整體的創作一直在穩步發展，而這種真切又扎實的實績，常常被媒體的娛樂化報道所遮蔽，所忽視。在紀實文學方面，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繼續以其大膽揭露時弊的鋒芒，切近著社會和讀者，而其中的傳記文學部分，以由人的命運探悉歷史命運的深度與力度，比過去有了較大幅度的突破；在散文、隨筆方面，歷史文化角度的大散文蓬勃發展，而在此之外，寫自然變化、環境問題的生態散文也漸成氣候，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一度一蹶不振的詩歌寫作，也以「網路詩歌」和「打工詩歌」的方式，重又獲得了新的生機。
在當下的文學創作里，長篇小說的發展最為快速，也最為突出。自進入新世紀之後，長篇小說一直保持著年產1000部左右的數量，而在質量上，也表現出穩步上升的勢頭。前年，長篇小說在寫鄉土現實方面，有賈平凹的《秦腔》，阿來的《空山》，畢飛宇的《平原》，在以「小人物」表現大社會方面，有餘華的《兄弟》，東西的《後悔錄》，王安憶的《遍地梟雄》，在寫動物文化方面，則有姜戎的《狼圖騰》，楊志軍的《藏獒》。這些作品作為不同題材與寫法的代表，標志了長篇小說的創作的切實發展。去年，僅出自名家之手又可圈可點的長篇新作，即有鐵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勞》，史鐵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范穩的《悲憫大地》，劉慶邦的《紅煤》，蘇童的《碧奴》，鄧剛的《山狼海賊》，馬麗華的《如意高地》，等等。另外，還有屬於新人力作一類的都梁的《狼煙北平》等等。這樣一個每年約十數部佳作力構的比率，加上前些年包括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優秀之作的積累，應該說，長篇小說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成就與藝術水準。在去年於浙江烏鎮召開的茅盾文學獎座談會上，與會者談到長篇小說的創作成就時，有不少人認為九十年代以來的長篇小說，就其題旨的渾厚與藝術的求新而言，不僅超過了當代的「十七年」時期，而且也超過了現代時期的三十年。我是這一論點的堅決主張者，因為這已是由作品本身證明了的文學事實。
第三，當代文學在堅守與發展之中，以自身的作用與影響，成為變化著的當代文壇的旗幟與主軸。
總體來看，當下的文學與文壇充滿了一種過渡性的特徵，但在艱難中生存，在坎坷中前行，是一個基本的發展趨勢。
顧彬對於當代文學批評中，有兩條帶有普泛性的意見，一是認為中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缺失，二是說中國作家大部分對語言不認真。第一條我認為很不準確，他可能指的是那種極端的個人化寫作，這在當代文學中非屬主流，沒有普遍的代表性。在我看來，普遍具有社會責任感，恰恰是中國作家卓有的共性與長處，這在近年來的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紀實類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現。第二條意見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許多作家在形成獨有的語言風格上努力不夠，問題較多，確實需要語言的意識的增強和語言藝術的歷練。但我並不認同他的有關中國作家普遍不懂外語的指責，這不能看作是文學語言上的重大障礙，這應該屬於有則當然更好，無則也無所謂的問題。
有人常常拿現在的文學缺乏大師來鄙薄當下文壇，這實在是一種虛而不實，大而無當的看法與做法。什麼是大師，誰人夠大師，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標准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大師的稱謂，往往是後來的人們對之前的作家的一種蓋棺論定的評價，對於尚且活躍於當下文壇的作家，說誰是公認的大師，顯然為時尚早，也難看得清楚。但有大師相的作家，應該就在他們之中。用我的標准來看，有這種氣象的作家，確實不乏其人，比如莫言、余華、蘇童、格非，比如陳忠實、賈平凹、阿來、李銳；比如王安憶、鐵凝……他們已有的作品已進入了「經典」的行列，他們的創作還在繼續發展之中。對於他們，人們理應抱以更高、更大的期待，包括「大師」在內。
❾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中國文學的地位在提升
余 華：
當一個國家的文學健康發展的時候，每一個作家都認為他的寫作是最正確的，他能夠走向文學最神聖的地方。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學才能呈現它的豐富性，才能夠滿足不同讀者的選擇，如果大家有一個完全一致的方向的話，那就又回到「八個樣板戲」中去了。每一個方向其實都是針對作家個人而言。
對當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我有一點體會。七年前，我第一次去韓國，在書店裡基本看不到中國作家的書，現在看到他們的出版商們都在熱情洋溢地出中國作家的書。大概明年有幾十位中國作家的書將要在韓國出版，這確實是很難想像的。還有2004年的巴黎書展，不去不知道，去了嚇一跳，有那麼多中國作家的書被翻譯成了法語。
現在，無論是在韓國，還是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包括在美國，中國作家出版作品不僅變得非常容易，而且他們已經開始競爭了。從這一點來看，一方面說明，中國當代文學已經達到了世界文學出版的標准；另一方面還與我們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有很大的關系。我們這一代作家很幸運，我們遇到了一個好的時代，這也是必須要承認的。
格 非：
我覺得「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是被建構起來的，世界文學並不是一個恆定不變的概念，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世界文學，比如，我們一度認為世界文學是俄國的文學，是蘇聯的文學，後來就是西方的、美國的。實際上，世界文學有各種不同類型，文學的傳播也與一個國家的實力和政治有關系。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大家出國的機會多了，對一些情況也了解清楚了，我跟外國的一些同行交流，他們認為最好的文學環境當然還是在中國。因為中國有專業作家制度，而且，中國作家還可以在大學任教，空間還很大，一本書出來，怎麼也能賣個四萬五萬的，養活自己不成問題，所以他們反而非常羨慕中國作家有漢語這種語種所覆蓋的巨大市場。
❿ 中國近代文學主要哪些變化試舉例說明（500字）
這個問題很復雜。
首先，20世紀中國文學是現代性的還是近代性的，就是一個爭論不休 的話題。例如楊春時、宋劍華就認為現代文學由於和世界文學存在著巨大的時差，所以我們的現代文學只能算近代性。另外，現代性這個概念的含義模糊也是這一問題得不到解決的關鍵。
分析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或近代性以及它的內容，學者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一、現代性與世界意識
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學的現代化起始於「世界歷史」的形成和「世界文學」意識的萌發。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世界歷史的觀點，近代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消除了以往歷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國的孤立封閉狀態，日益在經濟上把世界連成一個整體，才「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他說：「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很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①作為20世紀的文學，有別於20世紀之前各民族文學的顯著特徵是民族的相互往來與依賴使其成為人類的共同文學。也就是說，各民族文學的世界性交流的歷史進程，導致了現代意義的世界文學的誕生。世界性、開放性，已成為現代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共同特徵。同時，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學的現代化就是「世界文學」意識逐漸覺醒的過程。事實上，從19世紀中後期開始，尤其經過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民族文學長期的分散、隔絕發展已成為歷史，民族壁壘的牆壁逐漸倒塌，整個人類的文學正朝著世界文學整體化的方向挺進。尤其在世界文化交流頻繁的國家，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就是在「世界文學」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
作為人類總體進化的一個過程，現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彌散和擴張性質。現代化首先從西歐開始，隨之通過殖民化彌散到美洲、澳洲、亞洲和非洲廣大地區。因此，不同國家現代化歷程的起步時間以及啟動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國社會學家M·列維將其分為「內源發展者」和「後來者」兩大類型，即「早發內生型現代化」與「後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區別。前者以英、美、法等國為典型個案。這些國家現代化早在16、17世紀就開始起步，現代化的最初啟動因素都源自本社會內部，是其自身歷史的綿延。後者包括德國、俄國、日本以及當今世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現代化大多遲至19世紀才開始起步，最初的誘發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化的示範效應。②顯然，中國的現代化也是屬於這一類型的。「作為一個後發外生型國家，中國是從19世紀開始進入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現代化過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權威脅與文明示範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性因素。」在19、20世紀以前，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還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戰，而是源自內部的物質危機。「只有到了19、20世紀，當西方的示範展示了一種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時，中國才對自身歷史的內部挑戰產生了一種多少是變化了的回應方式。這樣，中國歷史的內部要求與西方文明的示範效應疊加在一起共同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反應類型與歷史走向。」③或者可以說，中國只有等它變成西方的對象時才開始進入現代時期，因此，對於中國來說，現代性的真諦就是對於西方乃至世界的反應。西方的入侵與影響成為中國談論「現代」的起點，西方的入侵與影響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歷史」，使「停滯」和「靜止」的中國進入了「現代」的變革之中④。因此，現代化也被稱之為歐化或西化。
隨著列強入侵而逐漸加劇的西方文化的撞擊造成了中國作家世界意識的勃發。西方文學的傳入，使古典文學失去了聳動視聽的效應。譚嗣同、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所提倡的「詩界革命」已標志著世界意識的覺醒。「詩界革命」以及後來的「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已大不同於以前任何文學革命運動，而是挾裹著世界的風雷，向古國文明挑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韌之時，五四新文化先驅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世界化」的文化觀念。陳獨秀在《新青年》提出新文化運動的六條思想原則之一即是「世界的而非鎖國的」。魯迅在《隨感錄·三十六》中指出：「許多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胡適1915年夏秋在美國嘗試白話詩運動之初就明確地宣言：「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也!」他把自己發動「文學革命」的意圖與當時世界的「新潮」聯系起來，這是只有在西方文化的沖突和交融中才能獲得的新知。簡言之，20世紀世界意識就是一種開放意識，即放眼全世界，以世界本體文化為本位來從事中國的文化與文學革新運動，把中國的文化與文學革新運動作為20世紀世界文化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看待。這一文化與文學革新意識的飛躍對於中國幾千年自恃為「世界中心」的傳統觀念無疑是一個根本性的沖擊。
在世界意識的驅動下，中國20世紀文學逐漸走向了全面開放。從清末民初的初步開放到五四時期的全面開放，到30～40年代的有限開放，以至到50～70年代的基本封閉，再到80年代以後的全面開放，實際上走過了一條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這其間長期的閉關自守雖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它卻導致了以後更大幅度的開放和更深刻的變革。總的來說，20世紀中國作家惟有在對於他民族文學的借鑒之中，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認識到本民族文學的特性及其在世界文學總體中的地位，才可能實現對於本民族傳統文學的揚棄、繼承和發展。正是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使他們開始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探索中國文學革新的道路，開創中國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充滿創造和變革的偉大時代。20世紀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是嶄新的社會；對於中國文學來說，是嶄新的文學。在20世紀里，中國文學真正沖破了幾千年的古典模式，開始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國文學真正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形成了與世界文學對流、互補與融合的格局。可以說，20世紀中國文學確實走了一條與中國傳統文學和西歐近代文學迥然不同的道路，即在艱難曲折中探索中國文學現代化的道路。
客觀地講，「現代性」本身就昭示著一個人類進化的鏈條上嶄新的歷史階段的形成。在世界文學的影響下，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把西方的近代、現代的兩個階段性進程壓縮合並，一起完成（並非如楊、宋二位先生所言，一定要經歷一個像歐洲那樣漫長的近代文學階段，中國文學才可能進入現代階段，否則就要補上歷史這一課），從而構成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獨特類型與歷史走向，這也決定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本身具有兼容並包的性質。也就是說，盡管20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尤其是歐美文學的發展並不同步，其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這並不妨礙它的現代性質。因為20世紀中國文學從19世紀後期到五四時期，再幾經歷史風雨的洗禮，至80、90年代的大踏步進取，中國文學就完成了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過渡與轉型，而且這種過渡與轉型，又常常把世界文學的近代性與現代性糅合在一起，所以，它既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學又不同於西方的近代文學，它在實質上是現代性的文學，或者說是近代、現代交叉復合型的文學。
二、現代性與先鋒意識
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先鋒性主要不體現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追尋上，而是體現在中國作家為適應中國現代化的需要，對包括現代主義在內的一切現代世界先進的文學資源的合理吸取與綜合運用上。中國20世紀作家將現代性追求視為文學的主題，而並不把現代主義視為最高表現形式，但也並非排斥西方的現代主義。由於中國的現代化比西歐晚了幾百年，一下要從古典形態過渡到現代形態，它所缺乏的中間因素太多。為了追上世界現代化的步伐，只有把西歐幾百年的歷史採取橫向「拿來」的辦法，因而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就走完了西歐幾百年才走完的歷程，西歐幾百年的文學歷史也就在中國文壇迅急地重演了一遍。西歐近現代文學的多種潮流，如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現實主義、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意象主義、現代主義等在古老的中國都有了傳人。由於「拿來」的急迫，很多東西只是浮光掠影地一晃而過，並沒有在中國文壇留下深深的痕跡，只有在經過了一個長長的封閉時期以後，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吸納與整合似乎顯得更成熟一些了。由於中國是在被動挨打的局勢下對外開放的，是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放眼看世界的，是在社會與文化相當落後的狀態下走上現代化之路的，因而，中國20世紀作家的文學接受與創造擔當了道義、思想、精神之責，他們對世界現代文學的看取是有選擇性的，他們的創作不是僅僅代表自己或少數人，而是代表整個民族言說，述其生活、情感、思想、精神與靈魂。正因為這樣，現代主義文學在20世紀的中國成長得十分艱難，中國的客觀現實對它的沖擊和抑制太大了，以至在中國文壇不能占據更多的空間。盡管如此，它作為一種文學潮流，在20世紀中國一直潛滋暗長著並幾度呈興盛之勢。在五四時期，它就播下了生長的種子，從魯迅《野草》的象徵主義、郭沫若《女神》的表現主義、胡適嘗試詩的意象主義中亦可見一斑。20年代中後期，李金發開創了象徵主義詩歌流派，然後由新月派、象徵派匯聚而成的現代詩派在30年代以《現代》、《新詩》為大本營，形成了強大的陣營，加上新感覺派小說，現代主義在30年代釀成大潮，競一時之盛，與現實主義形成對峙與競爭的格局。
正當現代主義發展方興未艾之時，一場比鴉片戰爭更具威脅性的外民族侵略戰爭，改變了它的歷史進程，即它再也不是在與現實主義的對峙中求得獨立發展，而是努力向現實主義依歸。於是，現代主義在40年代一度處於衰落與冷落的境地。雖然在抗戰爆發、大敵當前的特殊時期，中國現代主義受到了抑制，但當抗戰處於持續階段，社會生活與情感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的情勢下，現代主義又再度興盛起來。僅以詩歌為例，就有馮至、卞之琳等現代派詩人創作的活躍，並且先後在40年代中期的西南聯大和40年代後期的上海出現過兩次具有連續性的現代主義詩潮，而且由此形成了令後人刮目相看的現代主義詩派——九葉詩人。這說明現代中國並非「缺乏現代主義生長發育的文化環境與現實土壤」，現代中國不是不需要、不接納現代主義，而是現代中國的外部條件一度限制了它的發展，它的半途衰落，並不主要是中國文學內部發展規律使然，也不是現代主義自身的局限所致，而是外在社會局勢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沉落是合目的的，但是不合規律的。現代主義作為20世紀世界先鋒文學的組成部分之一，20世紀現代情緒的重要表現方式，對現代中國必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當再次打破思想禁錮的新時期到來之後，它必然再一次被中國作家所看取。這一階段與以前所不同的是，大多數作家更多地表現出對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發展起來的各種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先鋒藝術的獨特青睞，使它們在短短十餘年間於中國大地上重演了一遍，其多變性、多樣性、豐富性，是以前所不可比擬的。任何在西方近兩年出現過的現代觀念、技巧和流派，在我們這里都出現過了，對西方現代文學的摹仿、借鑒成為許多作家在文壇站住腳的途徑，成為一種普遍的時髦，成為爭奪文壇話語權的大好策略。這不僅說明中國作家與世界文學接軌的主觀願望異常強烈，而且說明現代主義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種不可遏止的潮流。
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一翼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艱難曲折的生存處境中卻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它在表現技巧、思維方式和審美趣味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20世紀中國傑出的作家行列中，不少是現代主義作家或曾受過現代主義一定影響的作家。在20世紀中國文壇最優秀的作品中，現代主義作品佔有相當的比重。其實，現代主義在中國往往不是以赤裸裸的身份而是以隱蔽的形式存在著，它發散性地滲透在許多非現代主義作家的創作中，在許多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吸納了現代主義的養分。如魯迅、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茅盾、老舍、洪深、曹禺、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祺、艾青、王蒙、張賢亮、韓少功、王朔、賈平凹、劉索拉、莫言等著名作家就是如此。這表明，現代主義作為20世紀先鋒藝術，在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中國作家的藝術創造。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並沒有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潮，或者說現代主義只作為一種文學潮流而存在，這不僅是中西20世紀文學在共時性的發展中同時又有著歷時性的差異造成的，也是二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學傳統造成的。「當中國文學在現代性旗幟下與中國古典主義告別的時候，西方文學則是在告別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的過程中獲取自己的現代性的，它們的現代性是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區別的。但西方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西方的現代主義的影響在中國共同參與了中國文學家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變所做的努力，它們共同起到了促進中國文學由舊蛻新的現代化轉變。」⑤難怪王富仁先生把「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統稱為「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它不但包括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現當代文學作品，也包括受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影響的現當代文學作品，這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不能將文學的現代性孤立視之，它是相對其背景而存在的，它的性質與意義取決於它在其文化結構中的位置和功能。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相對於西方近代文學是現代性的，西方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文學相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是現代性的，它們相對其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結構而存在。忽略文化背景與文化結構，孤立地抽象地談論文學的現代性，為文學規劃統一的價值與參照，其結果是對多種文明、語言文化、生活形態、精神方式的取消。
三、現代性與民族意識
悠久的歷史與燦爛的文化造成了中華民族強烈的民族自尊並進而鑄就了忠誠於本民族的傳統。進入近代以來，這一民族傳統精神在外來侵略的刺激下日益勃發，成為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先導。現代民族主義在反封建的斗爭中找到了民族進步、民族獨立的新方向。中華民族要真正實現民族進步與獨立，則首先要使自己強大起來。要強大則要向世界上先進國家學習，取長補短，因而對外開放則是必然的；與此同時，要擺脫被侵略被瓜分的危險，則必須堅決以社會改革為手段，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其實這兩者的統一，則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現實起點。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這二者往往是不平衡的。當民族危機顯得相當深重時，對西潮的引進則受到抑制，如近代和30、40年代。當民族危機有所緩解之際，對西潮的引進則大膽而自信，如五四時期和新時期。當然，50～70年代，由於受帝、修的擠壓，我們的國際交往基本關閉，這一時期我們奉行的是民族主義，確切地說，是狹隘的民族主義。由此可知，民族主義思潮是中國20世紀思想文化領域的一個強光點，也是攝取並折射那個時代雷電風雲的一面聚光鏡。正是這樣，我們20世紀的中國文學也往往被民族主義所裹挾。在強大的現代性挑戰面前，民族主義的有效方式就是對原有的東西的發展和對自己既成的價值系統的改造與更新。我們看到，在20世紀中國文壇，多次掀起尋根的浪潮，尋根意識成為20世紀中國作家對應外來思潮的一種手段，成為他們宣洩民族自衛情緒的一種有效方式。同時，我們看到，在20世紀中國文壇，一面是極端的西化（歐化）、藝術化，一面是民族化、大眾化。對於民族形式、民族風格的強調，有時甚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整個看來，中國文學在民族化的努力中，確實使文學適應了廣大民眾長期積淀而成的文化心理和集體無意識的審美趣味，並且重新發掘了民間文學的許多優秀遺產，糾正了文學發展中某些西化的弊端，豐富了文學的表現手段和技巧。當然，民族主義思潮與反傳統的西化思潮的對峙，對於現代化來說，也會導致適當的平衡。在有效的保守與有效的激進的強力中，中國文學才能在「中西新舊」合理配置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例如中國現代主義是受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而發生發展的，但中國現代主義作家在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接納中就受到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強力制約，盡管他們面對傳統常常表現出鮮明的反叛姿態，但他們在創作中不能不受到傳統文化情結和民族審美心理的牽制，所以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就有了相異於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特質。這其中，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穆旦、施蟄存、穆時英、錢鍾書、王蒙、莫言、殘雪等作家是最好的例子。這也表明，中國文學的現代化轉變不僅是西方文學影響的結果，也是中國現代作家以自己的方式綜合並發展中外文學傳統的結果，是受中國現當代文化環境制約的結果。也就是說，只有「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既外應世界潮流，又內承民族傳統，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才可能真正實現，即只有注重世界性與民族性的高度統一，即在外來文學民族化、民族文學現代化的雙向轉化中才可能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學。
四、現代性與人性意識
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是現代化的真正思想，是一切價值之源。但現代化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間也有相互矛盾、相互對立的地方，因為現代化本身是一場歷史變遷，以工業化、都市化和理性為標志的西方現代化世界日益暴露出諸多弊端，它造成了人的新的異化，對人性的自由全面發展造成了新的限制、銷蝕乃至奴役。中國的現代化是由落後的農業文明逐漸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過程，因而在尋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過程中，難免困難重重，難免出現大的曲折和反復。但是，現代化畢竟向人們提供了新的條件，使其得以在一個新的高度全面自由地發展自身。一個發達的開放的現代工業社會，與一個文化教育落後的閉塞的農業社會，在給人類以發展自身潛能並獲得自由方面，完全無法同日而語。「人的自由、解放是一個辯證的過程，現代化社會是這一過程中水準較高的一個階段，並且將向更高的階段過渡。」（10）
五、現代性與創造意識
楊、宋二位先生認為：「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我們並未營造出真正成熟的現代文學形態。」這實際上是對20世紀中國作家的創造精神的忽視。20世紀中國作家的創造意識是相當強健的，其創造業績是多方面的。像魯迅、茅盾、郭沫若這種集多種創造於一身的作家，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也並不多見；像老舍、巴金、沈從文這樣高質多產的大作家、像曹禺這樣優秀的戲劇家、像戴望舒、艾青、穆旦這樣出色的詩人，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也並不遜色；在某一方面有相當獨特創造的作家更不在少數。正是這些眾多作家的創造精神的煥發，構成了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構成了中國文學的求新求異的現代性趨向。
20世紀中國文學顯然比中國古代文學獲得了更高的藝術自覺性。這種藝術的自覺性，主要是指作家掙脫了那「精神的動物世界」，掙脫了千百年來心理偏見的束縛，他們以強烈的新鮮感領悟生活，呈現出廣泛的精神興趣和深刻的精神追求，在他們那裡，「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徵的寓言式的抽象品」。（11）從他們身上，我們能夠看到古代作家所無可比擬的心靈的寬廣度和靈敏度，能夠看到他們那豐富的藝術創造力。應該說，中國作家的藝術的自覺是由其創作的多方面構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其藝術創造的生動性與豐富性。嶄新的外來影響給他們以精神上的刺激與啟發，擴大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對事物取新穎的看法，對舊的文學取懷疑、攻擊或重新估價的態度。打破了傳統思想束縛的他們無拘無束地向多方面探尋，伴隨著高度的興奮、熱情與活力。這一時期文學的發展從大的趨勢上看是由同趨異，由單一變雜多，由一統成多元。傳統文學即使沒有完全倒塌，至少也部分疲軟，因而必定極大地激發作家的創造熱情。晚清「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已開始表現出獨特的創造性。創造精神的高揚至五四時期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尼採的自我創造價值論和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風靡文化界。郭沫若等人甚至將他們的文學社團稱做「創造社」。「五四」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也是一個大膽探索、追求創新的時期。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時代潮流，對作家創造力的開發，潛力的解放以深刻的影響；喜新厭舊的時代心理給作家求新意識和獨創精神以極大的刺激。他們不斷地向規范挑戰，以新、奇、怪的藝術實踐向著統一模式的舊文學規范沖擊，以各色各樣的花來取代枯燥單一的花，用最不合常規的方式向著習以為常的方式挑戰，用最具異端性質的懷疑來對待過去的一成不變的最神聖的東西。他們正是在這生動的造化中，創造出了千姿百態的文學形式、多種多樣的創作方法和異彩紛呈的藝術風格，使新文學形成多元發展的態勢。特別是魯迅、郁達夫的小說，郭沫若的詩歌，顯示了與古代文學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意義，從而奠定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形態與主導性的審美標准。即使在社會危機、民族危機提到了人們注意的高度，社會的改造和民族的拯救成為突出的中心課題的30、40年代，作家們的創造精神仍然強旺。他們以多種方式開拓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多面性格。不但老舍、巴金、沈從文、曹禺、路翎、艾蕪、沙汀、戴望舒、艾青等作家對藝術作了多方探求，保持了獨特的藝術個性，而且一批有作為的青年作家也不滿足於單調的藝術方法和風格，對綜合的追求越來越高（如七月詩派與九葉詩人）。在50、60年代，作家們的創造激情也並未消失。而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作家們又迸發出極其強旺的創造熱情，優秀的作家都在藝術上有一種不受羈絆的自由創造的特質。一個開端（五四時期）和一個結尾（80～90年代），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學藝術自覺的高峰期。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確實給中國文學提供了豐富的文學資源，大大革新了中國文學的面貌。
當然，20世紀中國作家的藝術創造意識的勃發，也是相對作家自己的處境而言的。其實中國20世紀知識分子作家一直都面臨著理想與現實、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守成與創新的矛盾困惑，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咀嚼著置身於現實種種矛盾中的身不由己的心靈痛苦。如在中西文化選擇上，一個明顯的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易於搖擺，昨天對傳統全盤否定，今天又飢不擇食地向傳統翻尋；明天把這個奉為圭臬，今天對那個頂禮膜拜，這種頻繁的轉向與更替，說明中國知識分子作家還沒有建立起本民族積極健康的心理結構。當一個民族對紛繁復雜的世界潮流還不知所需，無所適從，還沒有建立起吐故納新的心理結構時，那麼該民族還不可能產生真正穩定的現代文化與文學，其潛在的創造力也就不可能更大程度地得到發揮。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尚未真正在政治、經濟以及其他各方面強大起來，居於世界前列之時，可能會繼續存在，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最後我要談的是，20世紀中國文學具有現代性質，並不是說它已經具有十足的成熟的完整的現代形態了。由於中國錯綜復雜的情勢所致，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還遠遠沒有完成，而且從其形態與內涵來看，還存在很多空白和缺陷，中西文學的時差所帶來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還相當突出。但是，「現代性」並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性概念，它意味著一種富於彈性與活力的狀態，一種未完成的過程，一種當代世界正在持續著的歷史演進。所以，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還處在一種不斷發展與完善的過程之中，它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加快其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