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小說人性美現代意義

Ⅰ 求論《邊城》中的人性美的『選題意義』

求論《邊城》中的人性美的『選題意義』:

1.

沈從文的鄉土小說往往是對鄉土人生的道德贊歌。
湘西山民身上的真善美就是他所歌頌的.

在沈從文筆下，鄉土人生雖然也存在著痛苦和不幸，但是，卻充滿著道德光輝和生命力量。那些鄉土社會的男男女女，要麼淳樸、善良，要麼單純、天真，或者洋溢著旺盛而飽滿的生命力。
沈從文田園小說，並不是傳統田園文學的簡單移植，而是有所創造。

由於古代社會的禁慾主義文化的制約，中國知識分子只是用田園象徵社會理想和自我自由的信念，田園文學中並沒有愛情生活。甚至沒有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在五四田園文學中，作為一種進步，女性形象成為田園小說的主人公，但是，還沒有愛情。《竹林的故事》中主人公是三姑娘，但三姑娘沒有愛情。沈從文這里就有了愛情，這是這種古老的文學原型的現代轉換。

2.

人物美：先看翠翠這個形象。她是一個在青山綠水中長大的孩子，無父無母，和爺爺相依為命。

自幼缺少母愛，心中有一種朦朦朧朧的嚮往，而外公忙於渡船，心事又無處訴說，四周生機勃勃的景物使她感到凄涼和寂寞，於是胡思亂想起來，幻想出逃讓外公去尋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時的無奈，又為外公擔憂起來，為自己的想法的後果害怕自責。她的天真善良、溫柔清純不帶一點兒世俗的塵滓。

因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更使她倍感落寞與孤獨，悲傷的哭了起來。她情竇初開，對愛情有一份朦朧的嚮往和一種講不明白的感受，聽外公講**的故事，神往傾心；夢中聽到二佬的歌聲覺得自己在飛，是做了一個頂美頂甜的夢；在外公和她"講笑話"的時候，內心充滿羞澀；期盼著再聽到二佬的歌聲，久候不至，心中充滿落寞和惆悵；而當外公唱了十個歌後，她又自語的說"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

沈從文細膩的描繪出了這個自然之子的那種朦朧、又帶有一絲凄涼的心態，這是一個完全與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清純少女的形象，在平凡的生活中有她自然似的哀與樂。

Ⅱ 嚴歌苓的小說屬於什麼風格

是美國華人作家，作品屬於北美華文文學，風格的話常是諷刺和嘆息，注重對人性、女性的關注

Ⅲ 嚴歌苓小說的現實意義要寫些什麼

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本質

Ⅳ 嚴歌苓最好的幾部小說，請親自讀過的給介紹一下~~

1、《陸犯焉識(新版)》：
陸焉識本是上海大戶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爺，聰慧而倜儻，會多國語言，也會討女人喜歡。父親去世後，年輕無嗣的繼母馮儀芳為了鞏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軟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馮婉喻。沒有愛情的陸焉識很快出國留學，在美國華盛頓毫無愧意地過了幾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畢業回國後的陸焉識博士開始了風流得意的大學教授生活，也開始了在風情而精明的繼母和溫婉而堅韌的妻子夾縫間尷尬的家庭生活。
五十年代，陸焉識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諳世事的張揚激越而成為「反革命」，在歷次運動中，其迂腐可笑的書生氣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長，直至被判為無期。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著極高的學識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二十年。精神的匱乏、政治的嚴苛、犯人間的相互圍獵與傾軋，終使他身上滿布的舊時代文人華貴的自尊凋謝成一地碎片。枯寂中對繁華半生的反芻，使他確認了內心對婉喻的深愛。婉喻曾是他寡味的開端，卻在回憶里成為他完美的歸宿。
「文革」結束後，飽經思念的陸焉識和馮婉喻終於可以團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陸焉識卻發現歲月和政治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淪、終成俗庸小市民的兒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終成大齡剩女的小女兒對他愛怨糾結，態度幾經轉變，唯一苦苦等待他歸來的婉喻卻在他到家前突然失憶。
作家出版社於2011年10月1日出版，後由張藝謀導演改變成電影《歸來》。被中西方文壇譽為「華文世界最值得期待的作家」 嚴歌苓顛覆性轉型之作，嚴歌苓繼《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之後最新長篇力作。當政治與人生相撞，孰是孰非……最大膽的筆觸，直逼人類精神的灰色地帶。最溫情的回眸，撫摸歲月帶給愛情的傷痕。
2、《愛在冬季》（後改為《小姨多鶴》）：
嚴歌苓所作歷史情感小說，原名《愛在冬季》後改為《小姨多鶴》，曾榮膺「當代」長篇小說五年最佳獎、「中山杯」華僑文學獎。講述一個中國女人和一個日本女人（多鶴）在戰爭的硝煙中走進同一個屋檐，同一個男人，在特殊年代衍生出的畸形愛戀。後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由孫儷主演。
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大批當年被移民來中國東北地區企圖對中國實施長期殖民統治的普通日本國民被拋棄。十六歲的少女多鶴即為其一，在死難多艱的逃亡中，她依靠機智和對生的本能的渴望逃過了死亡，被裝進麻袋論斤賣給了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的二兒子張儉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張儉的哥哥據傳因為抗日而被日本人殺害，張儉的老婆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驚嚇導致流產，從此不能生育。國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系變得曖昧和怪異。
新中國成立後，日本女人多鶴的身份不僅在張家成為重大的情感和倫理問題，在整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民間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問題。因為多鶴是張儉欲拒還休、欲罷不能的另一個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環身邊的情敵，也是張家三個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糾纏張家幾十年的頭疼事。同時，如何掩蓋多鶴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張家揮之不去的夢魘。張儉的解決之道是，讓多鶴成為朱小環的「妹妹」，孩子們的「小姨」；然後再通過不斷的搬遷來遮掩多鶴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關系。這個奇特的家庭組合在動盪的政治環境和困窘的經濟生活中飄搖度日。
幾十年下來，日本人多鶴默默而固執地以「整潔、較真」等品質影響著這個家庭，而朱小環等張家人則以 「隨遇而安」、「湊合活著」等生活理念改變著多鶴。殘酷無奈而又充滿吸引力的生活因著他們善良的本性使他們活成了不能分開的一家人。
《小姨多鶴》的成功不單是作品本身故事的精彩，更是嚴歌苓講故事的方法一在敘事形式的探索、實驗上的獨特性所致。或者說，嚴歌苓的《小姨多鶴》讓人著迷的，除了作品的故事本身，還有它的敘事態度和敘述方式。嚴歌苓對時間與人和文學的關系有比較深入的思考，並以時間為結構要素，搭建出了一個個形式與意味統一的敘事結構，她對敘事形式的興趣和探索使這部小說的敘事呈現出獨特的魅力。

嚴歌苓簡介：
嚴歌苓是一位美籍華人，著名旅美作家，美國21世紀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作品以中、英雙語創作小說，常被翻譯成法、荷、西、日等多國文字，其作品無論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復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多年的沉澱和積累，直接和間接的經歷與經驗都成為了她的創作「礦藏」，甚至她和勞倫斯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攪局」的愛情故事也寫成了長篇小說《無出路咖啡館》。張艾嘉執導影片《少女小漁》原作者，張藝謀新執導影片《金陵十三釵》原作者，《天浴》、《梅蘭芳》 原作者及編劇，《小姨多鶴》等多部小說改編為熱播電視劇。曾獲華裔美國圖書館協會「小說金獎」、亞太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Ⅳ 怎樣看待嚴歌苓的作品

這個問題好泛哦
從小說看
從影視看

從女性主義看
從歷史主義看
從現代性看
從華文文學看
……

Ⅵ 嚴歌苓作品到底是什麼風格

喜歡嚴歌苓的作品。反應不同層面的文化。

Ⅶ 嚴歌苓最值得讀的一部作品

金陵十三釵 （嚴歌苓創作中篇小說）

《金陵十三釵》是作家嚴歌苓著中篇小說。

小說描寫的是發生南京大屠殺時的故事。小說名中「金陵」指南京，「十三釵」指的是故事中13位俠肝義膽的妓女。2011年，該作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由張藝謀執導。

內容簡介

1937年的南京，日軍殘暴，滿目瘡痍，但由國際友人主持的一個教堂暫時還是一方凈土。幾個神職人員收留了一群躲在教堂里的金陵女大學生、13個躲避戰火的秦淮河上的風塵女子，以及6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國軍傷兵。共同面對有史以來最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的故事，結果竟然是那13個最「下賤」的女子成了保護眾人的英雄。在這個相對封閉的空間里，他們共同面對有史以來最可怕、最沒有人性的屠殺，產生了各種各樣奇妙的感情。然而，教堂也不是永遠的凈土，日軍終於沖進了這里。傷兵被殺，女大學生則眼看就要被日軍擄走凌辱。在這個時刻，這13個平日里被視為下賤的女子，在侵略者喪失人性的屠刀前，激發了俠義血性：她們身披唱詩袍，懷揣剪刀，代替教堂里的女學生參加日本人的聖誕慶祝會，去赴一場悲壯的死亡之約。最終十三名女子除了玉墨之外無一生還。

嚴歌苓是一位美籍華人，著名旅美作家 ，美國21世紀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萊塢專業編劇。作品以中、英雙語創作小說，常被翻譯成法、荷、西、日等多國文字，其作品無論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魅力的獨特闡釋，還是對社會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懷以及對歷史的重新評價，都折射出復雜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識。多年的沉澱和積累，直接和間接的經歷與經驗都成為了她的創作「礦藏」，甚至她和勞倫斯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攪局」的愛情故事也寫成了長篇小說《無出路咖啡館》。張艾嘉執導影片《少女小漁》原作者，張藝謀新執導影片《金陵十三釵》原作者，《天浴》、《梅蘭芳》 原作者及編劇，《小姨多鶴》等多部小說改編為熱播電視劇。曾獲華裔美國圖書館協會「小說金獎」、亞太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獎，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Ⅷ 如何評價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

嚴歌苓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是近年來當代文學的一個重大收獲。作品將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置放於厚重的歷史題材之上，主人公陸焉識是一個較為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接受的是歐美教育，秉承的是傳統倫理，一個個人主義者在嚴酷的大時代里經受了各種匪夷所思的遭遇以後，最終認識了自由和愛的真實含義。小說沒有迴避中國20世紀歷史所經歷的種種內外戰爭、政治運動、苦難煉獄的嚴酷性，但是更為本質地提出了人性的美好情愫才是世界的本質。小說里重要構思在於一個美麗而凄涼的愛情與等待的主題，一個承受了各種苦難和羞辱然而像土地一樣沉默的偉大女性形象。這是嚴歌苓一貫的創作主題和人生理念，而在這部小說的特殊背景中，顯示出特別的感人肺腑的藝術力量。
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小說的現實主義力量漸漸復甦，小說開始擺脫虛無的疲軟狀態，重新開始與現實生活和重大思想的結合，產生出一批令人矚目的成果。而《陸犯焉識》是這批成果中的佼佼者。

Ⅸ 關於嚴歌苓小說中的女性生存敘事的研究現狀

論嚴歌苓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指導教師：賀仲明 作者：張樂樂

摘要：

對嚴歌苓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進行研讀和思考，體察作者怎樣從女性形象入手，探究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文化環境中的人性，通過塑造性情各異的女性形象表明自己獨特的價值判斷，從而關懷人生。

關鍵詞：嚴歌苓 女性形象 人性 關懷

嚴歌苓是我欣賞的一位當代華文女作家。她自己本身的經歷就是一部傳奇。五十年代初，她生於上海，十幾歲當了兵，學過舞蹈，數次隨部隊進藏巡迴演出，踏進那片神秘的土地，還經歷過共和國動亂時代的末期風雲。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時，她強烈要求去前線做一名特派記者，目睹了許多生與死、血與火的場面。她三十歲才開始學習英語，之後移民美國，在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學習寫作，獲碩士學位。在國外，她拒絕依靠有錢親戚的資助，勤工儉學，當過餐館服務員、保姆……她的經歷對她的寫作氣質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江南女子的敏銳和細膩，在她作品中發揮到了極致，她所經歷的時代和曲折豐富的情感體驗，又在她的人格構建中列印著苦難意識和悲情意蘊，使她的作品透露出女性作家少有的廣度和深度，既客觀、冷靜，又有調侃似的幽默。出國之前，她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已是作家協會會員。出國之後，短片小說《少女小漁》、《女房東》、《海那邊》、《紅羅裙》頻頻摘取了台灣文學各種大獎的桂冠，長篇小說《扶桑》、《人寰》、《一個女人的史詩》、《第九個寡婦》在美國、台灣或內地都取得了較大的反響。

為什麼喜歡嚴歌苓呢？是因為她的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女性形象，引起同樣是女性的我的某種共鳴嗎？是因為她作品涉及到綿長的時間和廣闊的空間領域，讓讀者不由地隨著她簡練優美形象的文筆進入一個又一個未知的世界和心靈？還是因為被稱為新移民作家的她通過作品帶給我一種新異的價值標准和文化氣息，讓我警醒呢？

下面，談談嚴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給我的一些思考。

女性形象的基本類型和特徵——邊緣人，體現出作者獨特的價值判斷。

正如她所說「我是一個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①，她的作品中也活躍著一批中國內地的女性，她們生活在不同的時空領域，身份、性格迥異。按地域、時代來看，有跨度百年的新老移民，如扶桑、小漁、海雲，在大洋彼岸演繹著自己的掙扎沉浮；有20世紀30年代河南農村的寡婦葡萄，有用一生守護愛情的女話劇演員田蘇菲，她們無視身邊的一場又一場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始終如一地堅守著心中的「聖地」；有《白蛇》中的孫儷坤、《雌性的草地》中牧馬班的姑娘們、《天浴》中的文秀等，為讀者展現出一幕幕熟悉又陌生的觸目驚心的文革畫面；還有生活在當代的農村女子潘巧巧，被拐賣而淪落風塵，用她短暫的悲劇的一生，演繹著處於轉型期的大陸人，人性與利益、慾望的爭奪……

嚴歌苓1980 年在哥倫比亞藝術學院學習時，不但接受了嚴謹的英文寫作的訓練，而且開始吸收西方世界「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對「人」的價值觀的透視，開始用西方文藝理論的價值判斷來重新審視「東方人類」。 「這些『中國女人』，首先有一個「中國」的身份，就帶有西方社會對古老東方的『弱族』判斷，再加上一個『女人』又是一層中國父權社會的凌越歧視，雙重的『 壓迫』感造就了她筆下更為『弱上加弱』的女性人物形象」 ⑴。不管是哪個時代的移民，還是生活在大陸的各色女子，她們的身份、思想都與主流文化的價值判斷相去甚遠，她們都是遊走在社會主流之外的邊緣人。作品中，這些女性人物，在各種文化、政治、觀念的夾縫中磨礪輾轉，呈現出令人震撼的豐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讀者深深的悲憫之情。

從女性形象入手探究人性，關懷人生。

文學就是人學。馬克思認為人又是一定社會關系的總和。當嚴歌苓用文學的形式，再現客觀生活的原態，表達對人類生存狀態的關切和對生命意義的終極叩問時，她選擇了怎樣一個視角和鍥入口呢？

在談到以大陸文革為題材的作品時，嚴歌苓曾說：「我到了國外之後，發現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寫的。我不想控訴某個人。我只想寫這樣一段不尋常帶有荒謬的歷史運動，讓我們看到一種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對人性感興趣，而對展示人性的舞台毫無興趣。」 她還說，「女人比男人有寫頭，因為她們更無定數，更直覺，更性情化。」也許在嚴歌苓眼中，女性更敏感，通過女性這一斑，可窺見全豹吧。

嚴歌苓筆下的女性人物有一個共性，就是她們都有一點點遲鈍，有一點點缺心眼，是邊緣的，弱勢的。可就是邊緣弱勢的女性卻如一滴水一樣折射出豐富復雜的現實和人性。

《一個女人的史詩》中的小菲，她對愛很執著，不管社會對她的丈夫是如何的定性，如何的貶低與批判，打入十八層地獄，簇擁在丈夫身邊的同性異性都「樹倒猢猻散 」，她都死心塌地地愛他、崇拜他。甚至慶幸於這個剝奪了丈夫一切權利榮譽，使丈夫依賴於自己的動盪時代。她對他的愛是一種本能的、直覺的愛。這種愛古典，原始，是與現在的功利社會隔絕的，像羅密歐和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台。

與這樣的愛比起來，現在的「愛」顯得猥褻和卑劣。在《扶桑》中嚴歌苓有一段有關「出賣」的感言：「人們認為你在出賣，而並不認為我周圍這些女人在出賣。我的時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這么多女人暗暗為自己定了價格：車子、房產，多少萬的年收入。好了，成交。這種出賣的概念被成功的偷換了，變成了婚嫁，這些女人每個晚上出賣給一個男人，她們的肉體像貨物一樣聾啞。這份出賣為她換來了無憂無慮的三餐，幾櫃子的衣服和首飾，不止這種出賣，有人賣自己給權勢，有人買給名望。有人可以賣自己給一個城市戶口或美國綠卡。有多少女人不再出賣？一一難道我沒有出賣？多少次不甘願中，我在男性的身體底下躺得像一堆貨？那麼，究竟什麼是強奸與出賣？」② 現代社會離婚、婚外戀，一夜情，「才貌雙全榜大款」，「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種種名目繁多的錢、權、性交易屢見不鮮，很多女人不是因為愛，是因為利益而出嫁。她等於買給這個男人，是一次性批發的，而妓女是零售的。「所以別去指責那些零售的，因為你是批發的。」

這真是正中時弊，而且超出了性別職業的限定。許多人不敢這么講，不敢坦然面對，而嚴歌苓卻很坦誠的喊了出來。這不僅表現了她的大膽，敢於直面現實，更是一種對人類生存現狀的文化關懷。

《第九個寡婦》中葡萄在這一點上和田蘇菲很相似，她的公公被土改隊定性為地主惡霸，被槍斃，但葡萄不為所動，冒著生命的危險，把還剩一口氣的公公從刑場背回藏在紅薯窖中，一藏就是近30年。在別人看來，葡萄有點不知時局、執迷不悟的感覺，但卻表現出一種最本色的善良與大愛。 也許在作者眼中，這是人最自然的本質，沒有被文明制度污染的本性。現在，我們回顧這段經歲月淘洗後的歷史，關於階級、政治、解放、地主惡霸這些觀念顯得陌生，這段歲月顯得荒誕和殘忍，但王葡萄身上所表現的善良與大愛，卻美得炫目，以她蒙昧的行為方式，影響著當代人對信仰、對責任的反思，體現了其獨有的文學與社會價值，深深地震撼著我們，並引起我們的深思。
薩特說：存在先於本質。人的本質在於人的自由選擇。那麼作為新移民的女性又是怎樣的選擇的呢？在以移民為題材的作品中，文化錯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主旨。一方面，他們割斷了與母語文化相連的臍帶，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在新大陸上植根，適應異族文化的價值規范。

《花兒與少年》通過一個中國家庭的解體和一個美國家庭的建立，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與沖突，揭示了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征服和壓抑，以及弱勢文化的抗爭和自守。10 年前，30多歲的前舞蹈演員徐晚江，為了擺脫眼前的生活困境，也為了尋求所謂的「幸福生活」，在無奈與憧憬的矛盾心境中，選擇了離開她深愛的丈夫和兒子九華，帶著4歲的女兒踏上了「新移民」的人生旅程。徐晚江這一女性作為一個弱勢文化中的弱者，承受著文化的錯位和失去自由所帶來的身心壓力。丈夫老瀚夫瑞把她當成財產的一部分，晚江「自由地」選擇了「不自由」，用這種不自由換來豐裕的物質生活。她與路易（瀚夫瑞的兒子）的關系是若即若離的，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跨越最後的「雷池」，但那隱秘的心理活動和肌膚相親的情調，卻已明顯地超出了繼母與養子的關系。特別是路易為晚江捶背的場景，「一萬種不可能使她和他十分安全。發生的只是肌膚和肌膚的事；肌膚偷著求歡，他們怎麼辦呢？肌膚是不夠高貴，缺乏廉恥的……是怪不得他們的。」明明是自己在偷歡，卻認為是肌膚在偷換，明明是自己不夠高貴，卻認為肌膚缺乏廉恥，這種自欺欺人式的開脫和安慰，是「天理」與「人慾」激烈交鋒的心理表徵。在靈與肉的撞擊中，我們彷彿聽到了人性的嘆息和呻吟。晚江最後終於無法忍受掩飾與說謊，決定一了百了地與瀚夫瑞攤牌。但她沒有勇氣與美國丈夫面談，於是寫了一封信，通過掛號的方式寄到自己家裡。奇怪的是決定命運的信卻遲遲沒有出現，晚江陷入了焦急不安地等待中。這說明晚江的不自信和猶豫。她厭倦了這種「奴隸」般的生活，可又對優越的生活和社會地位不舍與留戀。小說結尾，瀚夫瑞灑上香水，暗示他想與晚江同房，晚江也開始洗漱，迎合瀚夫瑞的欲求，連她自己也覺得迷茫。她自己無法主動地把握自己的命運，最後心靈迷失，無所歸屬。

晚江的內心世界，如一朵奇葩，一層一層次第展開，又交錯纏繞，把讀者挾裹著，卷進同樣的迷失與掙扎。

女性形象擔負著批判和拯救，但也透露出作者的一定程度的認同和妥協。

嚴歌苓從「文革」中一路走過的少年記憶使她過早地看到浩劫下急劇凸顯的復雜人性。再加上西方世界「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關於「人」的價值觀的影響，她堅信「人在哪裡，哪裡就是文化和文學的主流」③，「 決心從足夠的層面和角度，來旁證、反證『人』這門學問。」（同上）嚴歌苓認為女性身上固有的品行是雌性，是人性中最為原始本真的一部分，雌性的被壓抑和扭曲通常隱含著人性的缺失。一個不能讓雌性有著本應有的歸屬的時代也不會產生健全的人性，進而引申出對時代的強烈控訴，呼喚能讓雌性自然綻放的寬容的時代環境。

《雌性的草地》就是誕生在這樣的反思與呼喚中。「文革」中，一群平均年齡不到20 歲的青春少女組成了女子牧馬班，懷著荒誕的理想，庄嚴地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大草原上，從事著令男子都覺繁重的工作。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她們漸漸的自覺不自覺地退卻了外表的雌性特徵，長出了一張張飽經風霜的年輕老臉，但青春萌動的雌性本能卻不可遏制，由於失去了正常的實現渠道，只能以變態扭曲的方式來發泄。老杜用不合適的馬鞍和與身材魁梧的柯丹的一場場廝打來發泄她自己也不甚明了的情慾的沖動。渴望離開草地擺脫蒙昧落後的毛婭，卻被整個集體所排擠和孤立，為了證明對理想的不背叛，毛婭堅決地嫁給了當地的藏族人，葬送了自己畢生的幸福。而沈紅霞則完全消退了雌性特徵，作為荒誕理想的殉道士，徹底扼殺了自己的人性，也壓抑著牧馬班其他成員的人性。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則的對立面。

「多年後，我們聽說那個指導員叔叔把牧馬班裡的每一個女孩都誘奸了。這是對女孩子們的青春萌動殘酷、恐怖，卻又是唯一合理的解決。」④

「當時我感到她們存在的不很真實，像是一個放在『理想』這個培養皿里的活細胞；似乎人們並不拿她們的生命當回事，她們所受的肉體、情感之苦都不在話下，只要完成一個試驗。」「這個試驗以失敗告終。『性』毀掉了這個一度榮耀的集體。」（同上）

嚴歌苓認為，自己在寫《天浴》時還帶有控訴的情緒，但在寫《穗子物語》時拉開了距離，雖然寫的都是悲劇，「但全是嘻嘻哈哈講的」，那是更高境界的批判，更冷靜理性、更犀利深刻。

《灰舞鞋》中通過15歲的女兵穗子的初戀描寫，揭露了人性的險惡和醜陋。穗子對年輕軍官邵冬駿的愛是純潔、熱烈、真摯的。「每天在日記本上為他寫一首情詩，還給他寫兩頁紙的信，全是「永遠」、「一生」、「至死」之類的詞」。而邵冬駿卻對這樣停留在精神層面的中學生似的「愛」不滿足，「幾天前冬駿忽然問她：『能不能把一切都給我？』他那封信字跡格外笨拙，每一筆畫卻都下了很大手勁，讓十五歲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這引起了穗子的不安和委屈。她約邵冬俊在大家看電影的時候溜出來，說清楚。她哪裡知道她的戀人早已被嫉妒她的副分隊長高愛渝，這個「活潑、豐滿、騷情的連級軍官」所色誘，背叛了她，並為她設下了一個惡毒的陷阱。在錯位的年代中，一切都在錯位，穗子自然萌生的少女純潔的情愫變成了「腐化」和「犯賤」，人之間互相的傾軋詆毀，成了對組織忠誠表現……人與人之間充斥著猜忌、仇恨與互相利用和背叛。

但穗子在曾指導員披著溫情面紗的啟發鼓動式的審問中，輕而決絕地說了聲「沒有」，堅持著少女的忠貞和真誠，如污泥中婷婷玉立的一支荷花，悠悠地散發著沁人心脾的清香。這少女變得聖潔起來，如一尊漢白玉的塑像，與她所處的時代環境形成了觸目驚心的反差。

嚴歌苓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少是在逆境當中成長的起來的女人，成了這個男權社會當中弱勢中的更弱者。但是，她們的精神和靈魂卻是偉大的，很有力量的，無論在什麼時候，內心都是主動的、強大的、堅忍的。就女性角度來看，與生俱來的母性犧牲和奉獻精神使她們在兩性關系中本能地充當了保護和給予的角色，這種無私的給予越過世俗貞操的觀念，躲過文明道德的譴責，上升為「女神」「地母」的形象⑵，寬容地接受了人性的弱點，用母性衍生的善良大度彌補被損壞的世界。嚴歌苓認為男人，破壞了世界，一次一次對世界造成創傷。女人總是療傷者，總是在一片廢墟上耕種、紡織，把世界又重新的建起來。這就是女人的更強處，她們多麼堅韌。她們使生生不息的現象能夠得到一再的實現。

《少女小漁》中，面對清清潔潔的小漁，原本無恥齷齪的義大利老頭「悄悄找回了遺失了很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寧靜、文雅的」⑤。《扶桑》就是最具母性的女人，面對無求無欲的扶桑，暴戾的大勇放下了仇恨和罪惡，用生命償還了血債。扶桑藏起美國男孩克里斯在參與輪奸她時，被她扯下的一枚銅紐扣，從未告訴他她掌握的這一罪證，而是「讓那或許永遠不實行的懲罰永遠懸在他的生命上，永遠籠罩著他的良心」，克里斯被扶桑古老的東方地母形象所感染，「克里斯還想到自己的一生，被扶桑改變的一生。他一生都在反對迫害華人……成了個中國學者……」⑥。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嚴歌苓筆下那些面對生存處境移位，在世界、文化、性別多重邊緣掙扎的女性角色中，透露出一定程度的對西方主義和父權制度的認同和妥協。

嚴歌苓謳歌東方女性的傳統美德——溫順、謙卑、堅忍、善解人意。把這種美德命名為「母性」，包涵著受難、寬恕，和對於自身毀滅的情願。但是一個東方女性，在西方主流文化和父權制度雙重擠壓下，不奮起反抗，甚至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像扶桑般全面迎合，甚至倒退回不會思維的原始狀態，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自我救贖之路嗎？在嚴歌苓的移民文學創作中，女性不僅沒有找到突圍或顛覆中心的有效策略，相反她們找到了使自己安於被欺凌現狀的良法——麻木+幻想中了。也許這是作為女性的嚴歌苓的傷感和矛盾的吧。

嚴歌苓，這位「窺視人性之深，文字歷練之成熟」的作家，她的創作不僅在海外文壇樹立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且也對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也注入了簇新的因子。她從「我是一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年輕女人」出發，關注女性本質、女性境遇，書寫著在文化與性別身份的焦慮中艱難求生的痛苦而真實的人生體驗。「在黑暗的年代，知識分子經常被統一民族的成員指望挺身代表、陳述、見證那個民族的苦難」⑶。對於有著長期海外居住經歷的嚴歌苓來說，她堅守著知識分子的立場，用她的敏感描畫著，在大洋的那邊對著這邊深情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