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說對現代小說的影響
A. 通過受戒在新時期文學史上的影響和在中國20世紀小說散文化傳統中的地位，說明王小說對當代小說文體的影響。
20世紀40年代汪曾祺在文壇嶄露頭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壇後，他的小說創作無論題材、人物還是敘事方式、情感格調，都與「傷痕」、「反思」文學拉開了距離，顯示出「陌生化」的傾向。他始終是一個邊緣化的作家。汪曾祺之於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是一個具有文學史價值的命題，他使人們對於「什麼是真正的小說」有了全新的認識。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壇的出現絕不僅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義，而更具有觀念革命的意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所作的開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1980年發表在《北京文學》l0月號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義的小說。正如馬風所說：「真正使新時期小說步入新的歷史門檻的，應該是手裡擎著《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讓人們看到了小說的另一種寫法，從選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與「十七年」形成的小說創作態勢表現出格外明顯的差異和隔膜，這一點恐怕是以《傷痕》和《班主任》為代表的「傷痕」、「反思」文學所無法相比的，汪的小說促使人們思考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小說」。同期美國的一所大學把《受戒》編入教材，將它作為研究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標本。評論家李慶西認為，汪氏小說是一種新筆記體小說，它體現著一種新的小說觀念，這種自由、隨意的文體將文學從一種既定的對客體的認識手段轉化為對主體的自我體驗，正在這一點上，它開拓了現代小說的天地。它的價值或許在於「它為今後的形態發展進行著藝術准備。它在藝術的高級層次上對小說技巧作出了富於詩意的概括，揭示著小說審美關系和敘事形態變革的可能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實驗性作品，是面向未來的先鋒派」。
汪曾祺對新時期小說觀念發生影響的同時，也以「小說寫什麼」給人們以啟發。汪曾祺的小說題材絕大多數取自民間，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為背景，反映的是一種民間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通常意義上不真實的故事，在民間卻會有另一種評判標准，也自會有一種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間並不意味著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放棄，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識分子精神獲得更有意義的一種存在形式，關鍵是看知識分子以怎樣的價值立場和方式走向民間。汪曾祺試圖在民間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與民間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機勃勃的文化因素聯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價值立場變得更有現實意義。他說：「我寫《受戒》主要想說明人是不能受壓抑的，反而應當發掘人身上美的詩意的東西，肯定人的價值，我寫了人性的解放。」在《歲寒三友》、 《大淖記事》、《藝術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託了作者對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禮贊及美好人性的嚮往。汪曾祺這種人道主義追求，反映了整個民族在經歷了一場巨大挫折之後的情感撫慰與精神追尋。
認為汪曾祺走向民間就失去了啟蒙精神和放棄了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對「民間」與「啟蒙」的過於簡單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識分子精神與民間精神的聯系中不斷賦予民間以新的內涵。正如陳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小說創作的民間化傾向時指出，「民間立場並不說明作家對知識分子批判立場的放棄，只是換了知識者凌駕於世界之上的敘事風格，知識者面對著無限寬廣、無所不包的民間的豐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軟弱和渺小，他們一向習慣於把自己暴露在廣場上讓人敬慕瞻仰，現在突然感到將自身隱蔽在民間的安全可靠：以民間的偉大來反觀自己的渺小，以民間的豐富來裝飾自己的匱乏，他們不知不覺中適應了更為謙卑的敘事風格。」不可否認，汪曾祺對民間文化懷有強烈的情感認同，然而，這種認同並沒有導致他放棄一個現代作家對民間文化應有的批判姿態，喪失現代性立場。民間文化中固然有許多民主性的精華，但是這些精華往往又和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了「藏污納垢的獨特形態」。汪曾祺在紛然雜陳的民問文化形態面前，保持冷靜的頭腦，對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現出作家對民間文化形態中潛在的國民劣根性始終充滿深刻的憂慮。汪曾祺關注的民間是「文人化」了的民間，這使他和劉紹棠、莫言等相區別。
汪曾祺小說的回憶性題材刻意反映民間生存狀態，應和了現代主義作家從遠古、從原始狀態中尋找人性的對人生原型式的思考，也誘發了新時期中國文學中的尋根小說的產生，對尋根文學「原始生命派」、「憂患派」對生命內質的探索，對生命體驗的傳達，對人性的重建都有著啟發意味。當然他們走得更遠，做得更「西方化」一些。但是從鍾阿城、賈平凹、韓少功等人的小說中，都可以尋找到一點汪曾祺的痕跡，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民間」雖然是一個離開今天有一定距離的民間，但畢竟還是一個今人所熟悉的實體，而尋根作家尋得的民間卻是已帶有非本土特徵的觀念意義上的民間。
汪曾祺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對中國現代派文學具有先導意義。「傳統／現代」、「中／西」的沖突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本語境。汪曾祺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但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想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早在40年代，西南聯大出身的汪曾祺就對現代小說的創作進行了系統理論思考及大膽實踐。
汪曾祺的現代性因素中，最顯著的莫過於他對傳統語言觀、小說敘事風格的突破了。汪曾祺是一位有著強烈的語言意識的作家，對新時期現代小說發生深刻影響的是他的「語言游戲」和「近似隨筆」的寫法。汪曾祺極力主張打破小說、詩歌和散文的界限，對「小說」這個概念進行一次沖決，並將這種理念融匯到他的創作中去。汪曾祺小說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情緒，消解故事情節，強調小說氛圍營造，推崇客觀原則，以及作者與讀者同構的美學觀，為中國小說的進一步現代化開辟了道路，成為新時期小說文體的先鋒人物。汪曾祺認為語言是本質的東西，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將語言由工具論提升到本體論。如果說汪曾祺對小說語言文化性的探尋還只是實現了新時期小說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話，那麼汪曾祺對「語言游戲」的倡導則是對傳統小說觀念的一次徹底性的顛覆。作為這種顛覆的直接標志就是「先鋒文學」的產生。馬原被認為是新時期先鋒小說的開拓者，但新時期以來，將小說與游戲最先結合起來的，恐怕是汪曾祺，自此，新時期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開放的多元的新時期。雖然「先鋒文學」主要受國外「橫向移植」的影響，受汪曾祺的影響並不顯著，但汪曾祺對「語言游戲」的倡導和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恰好充當了先鋒文學的肇始者和開山人，其給予「先鋒文學」的點化和啟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汪曾祺的「語言游戲」開辟了一個文學新時代。
汪曾祺強調「一個當代中國作家應該是一個通人」。「我們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學的打通工作」，這里的「通」主要是指打通、溝通古今中外文學的工作。他自己就是這種打通工作的倡導者、實踐者。汪曾祺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可以並存，並且可以溶合；民族傳統與外來影響(主要是西方影響)並不矛盾，堅持20世紀的文學應更廣地接受西方影響。但他不贊成中國有所謂純粹的現代主義文學，認為新時期一些小說家借鑒了「荒誕」、「新寫實」、「實驗」等觀念而意欲完全擯棄傳統，這不是明智之舉。汪曾祺既不一味地標榜傳統，也不無度地認同現代，主張應從世界獲得文學先鋒性的資源，但他強調這種吸納如不在中國體驗中找到結合點，就不能立足存活。汪曾祺不贊成把現代派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他一再重申：「關於現代派，我的意見很簡單：在民族傳統的基礎上接受外來影響，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派的某些表現手法。」「文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沒有辦法使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完全一樣。」汪曾祺對先鋒派文學革命的矯枉過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的認識也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具有獨創性，都無法脫離傳統。傳統總是潛移默化地滲入到每一個人的精神深處。作家只有在對傳統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才能使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在對傳統的態度上，汪曾祺不是像「五四」作家那樣持簡單的否定方式，而是呼籲復興民族文化和重塑民族文學。汪曾祺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當代作家。和傳統文化脫節，在他看來「是開國以後當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伽達默爾說：「傳統並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種先決條件，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並且參與到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地規定了傳統；」他主張：「時間距離並不是某種必須被克服的東西。……事實上，重要的問題在於把時間距離看成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可能性。」汪曾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文人傳統的「復活」與「轉化」。「復活」是針對很長時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文傳統的「斷裂」而言的，「轉化」則是指接受者賦予傳統以「當代性」。汪曾祺是用現代意識觀照傳統，對傳統進行了跨時代的打通融匯和借鑒，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總之，汪曾祺大力提倡的「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是經他豐富了內涵的新型的現實主義，新的民族傳統，新的人文精神。汪曾祺的現代主義小說理想是「通過純粹中國的氣派與風格來表現的」，汪曾祺的現代小說理想是融匯了東西方美學理想的。
只是到汪曾祺的復出，新時期的文學才真正接通與40年代文學也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有人把他歸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義。如果以20世紀30年代京派作家為參照系，可發現現代文學對汪曾祺的影響以及他融人自己藝術個性上的重構，大體有如下幾點：其一，京派文學作品中凝結了西方人道主義和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本思想，偏重於表現長期凝固在鄉野人物身上的原始強力和自然的質朴單純，這在汪曾祺的新時期小說中都有所表現。此外，我們會發現汪曾祺與沈從文代表風格體現出中西方文化交匯的特點。其三，京派作家使魯迅開端的抒情寫意小說文體走向一個新階段，汪曾祺將西方文學中紀德、里爾克、阿索林等的詩體小說、散文體小說與以廢名、沈從文等為代表的京派抒情小說進行融匯，他的小說趨向詩化和散文化，淡化情節結構，融匯傳統繪畫的技法，注意詩意的建構和意境的營造，把中國抒情小說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可以說，從「五四」到「新時期」，中國現代抒情小說這條審美線索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汪曾祺是個不可或缺的連接點。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青年作家，如賈平凹、鍾阿城、何立偉等，在創作上呼應著汪曾祺，使抒情小說在新時期獲得了迅猛發展，這是當代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
綜上所述，汪曾祺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深遠的，但這種影響又是不自覺的，正如他並不刻意追趕「現代」而具有現代意義。我們從汪曾祺的小說中可見莊子、歸有光、契訶夫、阿索林、紀德、里爾克、伍爾夫、魯迅、廢名、沈從文等古今中外文學家的影子，這使他的小說成為20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與40年代現代文學的一個「中介」。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在兼收並蓄、博採精粹的同時表現出鮮明的藝術個性。他繼承傳統又打破了傳統，進行了多元化重構，小說有這樣寫的嗎?一時間爭議紛起。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汪曾祺是個很難歸類的獨特的小說家。所以說，你根本無法用某一種定義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說，它就是它，無法復制，不可重述。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
B. 沈從文諷刺小說對當代有什麼影響
《顧問官》展現出沈從文作品的另一風格，他在諷刺藝術方面的才能在這篇短篇小說中表現得相當突出，提醒我們作為抒情作家沈從文還有另一面。
暴露無遺。這種人的特點是皮厚、油滑、看準了時機，該出手時就出手。
小說的諷刺才能在本篇中是相當突出的。揭露了地方政治的腐敗已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無官不貪，腐敗已經成了心照不宣的事兒，當然為了能擔任肥缺，少不了運作，走路子。
小說妙就妙在這顧問上了賭桌。「這一來，當地一個知識階級暫時就失蹤了。」在這里，知識階級是有錢階級的同義詞。「暫時」一詞用得妙，既然顧問官混跡官場，他今後還有這樣的機會，況且輸給的是師長大人，那麼師長大人一高興，又臨時委派一個肥缺，那也說不準。在今天，不是有人想腐敗，還送禮無門呢。
作者在《八駿圖》的自存本上《顧問官》一文下題註：「這是熊彬臣畫相，熟他的人方明白十分准確生動。」可見《顧問官》一文並不完全是藝術虛構，在生活中是有原形的。《顧問官》的諷刺藝術是十分高超的。他表現在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環境里，大環境的腐敗使得顧問官這一類人物應運而生。其人腐敗行為是人人皆知，有過短時間的拘留、查辦，但卻能屢次東山再起，可見在官場中腐敗的普遍性。小說即使寫顧問官這樣一個貪鄙小吏，也寫他對家庭和子女還是有愛心的，作品諷刺鋒芒所指，直指那個社會的腐敗風氣。
C. 京派的京派小說
沈從文：《邊城》「湘西世界」是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而《邊城》則是沈從文「湘西世界」的集中代表。因此，可以說，沈從文不僅把《邊城》看成是一座供奉著人生理想的「希臘小廟」，而且，在這座小廟里還供奉著他的文學理想。在這座小廟里，不僅有他崇拜的代表著自然人性的理想人物，也不僅有他嚮往的代表著自然人性的理想生活，而且，還有他追求的代表著自然天性的理想文體。在這些理想人物身上，閃耀著一種神性的光輝，體現著人性中原本就存在的、未被現代文明侵蝕和扭曲的庄嚴、健康、美麗和虔誠。 沈從文筆下的《邊城》
在《邊城》等描寫湘西生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該敘事就敘事，該抒情就抒情，散文的筆法和詩歌的意境成為小說的主體，現實與夢幻，人生和自然，就這樣隨著簡單的故事發展而水乳交融地摻和在一起。也許，沈從文正是在這不經意間創造出了自己的理想文體：詩化抒情小說。
廢名
廢名（1901～1967），原名馮文炳，湖北黃梅人，小說家。曾為語絲社成員，師從周作人的風格，在文學史上被視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屬鄉土文學。廢名的代表作有長篇《橋》及《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等，後兩部更在詩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對現實荒誕的諷刺。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是30年代頗具影響的京派作家。他的小說融西方現代小說技法和中國古典詩文筆調於一爐，文辭簡約幽深，兼具平淡朴訥和生辣奇僻之美。這種獨特的創作風格被譽為「廢名風」，在中國現代小說發展史上產生過較大影響。
廢名是個名氣很大的作家，但讀他作品的人卻不多，因為他的文章曾被人們認為是第一的難懂，只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知音。他寫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著頭腦的丈二散文，這又使一小部分人越發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廢名承認他在寫作表現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不肯浪費語言。」廢名的小說以「散文化」聞名，他將周作人的文藝觀念引至小說領域加以實踐，融西方現代小說技法和中國古典詩文筆調於一爐，文辭簡約幽深，兼具平淡朴訥和生辣奇僻之美。這種獨特的創作風格被譽為「廢名風」，對其後的沈從文等京派作家產生了一定影響，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所作《大淖記事》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受戒》、《異秉》等。所作小說多寫童年、故鄉，寫記憶里的人和事，在渾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自覺吸收傳統文化，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顯示出沈從文的師承。在小說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 汪曾祺所作的畫，也是他小說中描繪的意境
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於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於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於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於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D. 京派文學的意義是什麼
所謂「京派」是指30年代以北平的作家為主體而形成的一個文學流派。 京派主要成員有三部分人：一是二十年代末期語絲社分化後留下的偏重講性靈、趣味的作家，象周作人、廢名（馮文炳）、俞平伯；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與《新月》月刊關系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象梁實秋、凌叔華、沈從文、孫大雨、梁宗岱；三是清華、北大等校的其他師生，包括一些當時開始嶄露頭角的青年作者，象朱光潛、李健吾、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蕭乾、李長之等。這些成員的思想、藝術傾向並不完全一致，但在三十年代前半期，他們在文學事業上有共同的趨向和主張，在創作上也有共同的審美理想和追求。具體來說，在文學觀念上，京派既反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也反對文學的商業化傾向，而是強調文學有著獨立的人性的、美的價值。京派的文學創作植根於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更多地表現了對現代都市文明的質疑和批判，風格淡遠雋永，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京派的主要陣地有：創刊於一九三一年、由廢名，馮至編輯的《駱駝草》，沈從文自一九三三年九月開始接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創刊於一九三四年十月、由卞之琳、沈從文、李健吾等編輯的《水星》，創刊於一九三七年五月、由朱光潛編輯的《文學雜志》。 京派在散文和詩歌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俞平伯、廢名、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理論和批評方面的代表是梁實秋、朱光潛、沈從文、李健吾、李長之，小說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廢名、沈從文、蘆焚、凌叔華、林徽因、蕭乾。
E. 結合具體作品談談你對左翼小說與京派小說、新感覺派小說對現代都市生活的表現和貢
3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現代都市消費文化環境的形成和發展，使都市生活成為了當時的文學家們圍繞著讀者與市場展開新一輪爭奪戰的焦點。而對都市生活的表現，在當時也成了各大流派文學創作共同關注的熱點之一，雖然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批判立場和態度，但也各有特點：以茅盾為代表的左翼小說偏重社會分析和階級批判；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小說較多地看到了現代文明背後的道德淪喪和人的自私貪婪，偏重於暴露知識分子精神上的庸俗卑劣；而以穆時英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則偏重於感覺的印象和人性的迷茫。
F. 什麼是京派京派小說有什麼特點老舍屬不屬於京派為什麼試結合京派和老舍的具體作品加以說明
京派
求助編輯網路名片京派是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其作品較多在京津刊物上發表，其藝術風格在本質上較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學雜志》、《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京派"的基本特徵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目錄概念基本特徵京派作家京派小說的藝術特色研究論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說京派聚會展開概念基本特徵京派作家京派小說的藝術特色研究論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說京派聚會展開
編輯本段概念「京派」並沒有正式的組織，只是一種名稱的沿用。主要是指新文學中心南移到上海後，30年代繼續活躍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文學流派，是強調寬大、強調審美、強調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純文學流派。「京派」作家創作的小說就是京派小說，其文風淳樸，貼近底層人民的生活，所顯現的是鄉村中國的文學形態，其統一的審美感情是誠實、從容、寬厚的，為現代小說提供了比較成熟的抒情體和諷刺體樣式。在現實主義的創作中融入浪漫主義的、表現主觀個性的多種藝術手法。代表作是《邊城》《蕭蕭》《長河》等。編輯本段基本特徵京派的基本風貌、特徵：贊頌純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揚抒情寫意小說的長處，熔寫實、記「夢」、象徵於一爐；平和、淡遠、雋永的風格；簡約、古樸、活潑、明凈的語言。與京派相對於的是海派。編輯本段京派作家京派作家基本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20年代末語絲社分化留下的偏重講性靈、趣味的作家。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與《新月》月刊關系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三是清華、北大、燕京等大學的師生，包括一些當時開始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其中主要的小說作家有廢名、凌叔華、沈從文、林徽因、蘆焚、蕭乾、汪曾祺等。編輯本段京派小說的藝術特色京派小說大都疏離政治，與政治斗爭保持一定的距離，但看重人生，關注平民性，追求靜穆的藝術境界。第一，著力描寫淳樸、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從文所描寫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麼淳厚、真摯、熱情、善良、守信用、 重情義，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卻那麼慷慨好客，粗獷到帶點野蠻卻又透露出誠實可愛，顯示出一種原始古樸的人性美、人情美。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還表現在他們喜歡用兒童的視角來寫成人的世界。從林叔華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蕭乾的《籬下》、汪曾祺的《戴車匠》，兒童視角的廣泛運用，真切地表現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這既說明他們對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戀，也反映了他們對未來人類社會、人性完美的無限嚮往。第二，京派小說把東方情調的詩情畫意融合在鄉風民俗的從容雋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種洋溢著古典式的和諧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間寫實情致。這種鄉土抒情小說，結構上以舒捲自如代替嚴謹拘束，情節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實，它把小說的傳統特徵的一部分讓位給詩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減了小說的史詩力度，卻增添了小說的抒情神韻。第三，語言上，形成了簡約、古樸、活潑、明凈的語言特色。既能吸收歐美文學語言的長處，又能吸收古典文學語言的營養，出色地運用自己的民族語言。
G. 京派文學對現代文學的貢獻
京派：是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其作品較多在京津刊物上發表，其藝術風格在本質上較為一致之處。主要刊物有《文學雜志》、《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京派"的基本特徵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H. 請結合具體作品談談你對左翼小說與京派小說、新感覺派小說對現代都市生活的表現和貢獻。
時代不同，思想、韻味就不同
相關資料可以上網路文庫查詢
I. 汪曾祺的《受戒》在新時期文學中具有哪些歷史意義
20世紀40年代汪曾祺在文壇嶄露頭角，80年代初期重返文壇後，他的小說創作無論題材、人物還是敘事方式、情感格調，都與「傷痕」、「反思」文學拉開了距離，顯示出「陌生化」的傾向。他始終是一個邊緣化的作家。汪曾祺之於新時期文學的意義是一個具有文學史價值的命題，他使人們對於「什麼是真正的小說」有了全新的認識。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壇的出現絕不僅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義，而更具有觀念革命的意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所作的開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認為劉心武的《班主任》是新時期小說的開山之作，但從新的視角分析，1980年發表在《北京文學》l0月號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義的小說。正如馬風所說：「真正使新時期小說步入新的歷史門檻的，應該是手裡擎著《受戒》的汪曾祺。」《受戒》讓人們看到了小說的另一種寫法，從選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新」在與「十七年」形成的小說創作態勢表現出格外明顯的差異和隔膜，這一點恐怕是以《傷痕》和《班主任》為代表的「傷痕」、「反思」文學所無法相比的，汪的小說促使人們思考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小說」。同期美國的一所大學把《受戒》編入教材，將它作為研究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標本。評論家李慶西認為，汪氏小說是一種新筆記體小說，它體現著一種新的小說觀念，這種自由、隨意的文體將文學從一種既定的對客體的認識手段轉化為對主體的自我體驗，正在這一點上，它開拓了現代小說的天地。它的價值或許在於「它為今後的形態發展進行著藝術准備。它在藝術的高級層次上對小說技巧作出了富於詩意的概括，揭示著小說審美關系和敘事形態變革的可能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實驗性作品，是面向未來的先鋒派」。
汪曾祺對新時期小說觀念發生影響的同時，也以「小說寫什麼」給人們以啟發。汪曾祺的小說題材絕大多數取自民間，主要以其早期生活的地方為背景，反映的是一種民間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通常意義上不真實的故事，在民間卻會有另一種評判標准，也自會有一種存在方式。」但走向民間並不意味著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放棄，相反倒有可能使知識分子精神獲得更有意義的一種存在形式，關鍵是看知識分子以怎樣的價值立場和方式走向民間。汪曾祺試圖在民間中把自己的精神追求與民間中富有活力的、自由的、生機勃勃的文化因素聯系在一起，使自身的精神價值立場變得更有現實意義。他說：「我寫《受戒》主要想說明人是不能受壓抑的，反而應當發掘人身上美的詩意的東西，肯定人的價值，我寫了人性的解放。」在《歲寒三友》、 《大淖記事》、《藝術家》等其他作品中都寄託了作者對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禮贊及美好人性的嚮往。汪曾祺這種人道主義追求，反映了整個民族在經歷了一場巨大挫折之後的情感撫慰與精神追尋。
認為汪曾祺走向民間就失去了啟蒙精神和放棄了社會責任的承擔，是對「民間」與「啟蒙」的過於簡單化的看法，汪曾祺在知識分子精神與民間精神的聯系中不斷賦予民間以新的內涵。正如陳思和先生在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小說創作的民間化傾向時指出，「民間立場並不說明作家對知識分子批判立場的放棄，只是換了知識者凌駕於世界之上的敘事風格，知識者面對著無限寬廣、無所不包的民間的豐富天地，深感自身的軟弱和渺小，他們一向習慣於把自己暴露在廣場上讓人敬慕瞻仰，現在突然感到將自身隱蔽在民間的安全可靠：以民間的偉大來反觀自己的渺小，以民間的豐富來裝飾自己的匱乏，他們不知不覺中適應了更為謙卑的敘事風格。」不可否認，汪曾祺對民間文化懷有強烈的情感認同，然而，這種認同並沒有導致他放棄一個現代作家對民間文化應有的批判姿態，喪失現代性立場。民間文化中固然有許多民主性的精華，但是這些精華往往又和糟粕交雜在一起，構成了「藏污納垢的獨特形態」。汪曾祺在紛然雜陳的民問文化形態面前，保持冷靜的頭腦，對其糟粕做出理性的批判，表現出作家對民間文化形態中潛在的國民劣根性始終充滿深刻的憂慮。汪曾祺關注的民間是「文人化」了的民間，這使他和劉紹棠、莫言等相區別。
汪曾祺小說的回憶性題材刻意反映民間生存狀態，應和了現代主義作家從遠古、從原始狀態中尋找人性的對人生原型式的思考，也誘發了新時期中國文學中的尋根小說的產生，對尋根文學「原始生命派」、「憂患派」對生命內質的探索，對生命體驗的傳達，對人性的重建都有著啟發意味。當然他們走得更遠，做得更「西方化」一些。但是從鍾阿城、賈平凹、韓少功等人的小說中，都可以尋找到一點汪曾祺的痕跡，不同的是，汪曾祺的「民間」雖然是一個離開今天有一定距離的民間，但畢竟還是一個今人所熟悉的實體，而尋根作家尋得的民間卻是已帶有非本土特徵的觀念意義上的民間。
汪曾祺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對中國現代派文學具有先導意義。「傳統／現代」、「中／西」的沖突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本語境。汪曾祺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但現代主義的文藝思想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早在40年代，西南聯大出身的汪曾祺就對現代小說的創作進行了系統理論思考及大膽實踐。
汪曾祺的現代性因素中，最顯著的莫過於他對傳統語言觀、小說敘事風格的突破了。汪曾祺是一位有著強烈的語言意識的作家，對新時期現代小說發生深刻影響的是他的「語言游戲」和「近似隨筆」的寫法。汪曾祺極力主張打破小說、詩歌和散文的界限，對「小說」這個概念進行一次沖決，並將這種理念融匯到他的創作中去。汪曾祺小說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情緒，消解故事情節，強調小說氛圍營造，推崇客觀原則，以及作者與讀者同構的美學觀，為中國小說的進一步現代化開辟了道路，成為新時期小說文體的先鋒人物。汪曾祺認為語言是本質的東西，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將語言由工具論提升到本體論。如果說汪曾祺對小說語言文化性的探尋還只是實現了新時期小說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話，那麼汪曾祺對「語言游戲」的倡導則是對傳統小說觀念的一次徹底性的顛覆。作為這種顛覆的直接標志就是「先鋒文學」的產生。馬原被認為是新時期先鋒小說的開拓者，但新時期以來，將小說與游戲最先結合起來的，恐怕是汪曾祺，自此，新時期小說創作進入了一個開放的多元的新時期。雖然「先鋒文學」主要受國外「橫向移植」的影響，受汪曾祺的影響並不顯著，但汪曾祺對「語言游戲」的倡導和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恰好充當了先鋒文學的肇始者和開山人，其給予「先鋒文學」的點化和啟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汪曾祺的「語言游戲」開辟了一個文學新時代。
汪曾祺強調「一個當代中國作家應該是一個通人」。「我們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學的打通工作」，這里的「通」主要是指打通、溝通古今中外文學的工作。他自己就是這種打通工作的倡導者、實踐者。汪曾祺認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可以並存，並且可以溶合；民族傳統與外來影響(主要是西方影響)並不矛盾，堅持20世紀的文學應更廣地接受西方影響。但他不贊成中國有所謂純粹的現代主義文學，認為新時期一些小說家借鑒了「荒誕」、「新寫實」、「實驗」等觀念而意欲完全擯棄傳統，這不是明智之舉。汪曾祺既不一味地標榜傳統，也不無度地認同現代，主張應從世界獲得文學先鋒性的資源，但他強調這種吸納如不在中國體驗中找到結合點，就不能立足存活。汪曾祺不贊成把現代派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他一再重申：「關於現代派，我的意見很簡單：在民族傳統的基礎上接受外來影響，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吸收現代派的某些表現手法。」「文化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但是一種文化就是一種文化，沒有辦法使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完全一樣。」汪曾祺對先鋒派文學革命的矯枉過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的認識也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具有獨創性，都無法脫離傳統。傳統總是潛移默化地滲入到每一個人的精神深處。作家只有在對傳統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才能使傳統得以發揚光大。在對傳統的態度上，汪曾祺不是像「五四」作家那樣持簡單的否定方式，而是呼籲復興民族文化和重塑民族文學。汪曾祺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當代作家。和傳統文化脫節，在他看來「是開國以後當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伽達默爾說：「傳統並不只是我們繼承得來的一種先決條件，而是我們自己把它生產出來的，因為我們理解著傳統的進展並且參與到傳統的進展之中，從而也就靠我們自己進一步地規定了傳統；」他主張：「時間距離並不是某種必須被克服的東西。……事實上，重要的問題在於把時間距離看成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可能性。」汪曾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文人傳統的「復活」與「轉化」。「復活」是針對很長時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人文傳統的「斷裂」而言的，「轉化」則是指接受者賦予傳統以「當代性」。汪曾祺是用現代意識觀照傳統，對傳統進行了跨時代的打通融匯和借鑒，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總之，汪曾祺大力提倡的「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是經他豐富了內涵的新型的現實主義，新的民族傳統，新的人文精神。汪曾祺的現代主義小說理想是「通過純粹中國的氣派與風格來表現的」，汪曾祺的現代小說理想是融匯了東西方美學理想的。
只是到汪曾祺的復出，新時期的文學才真正接通與40年代文學也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有人把他歸入「新京派」之列，亦很有意義。如果以20世紀30年代京派作家為參照系，可發現現代文學對汪曾祺的影響以及他融人自己藝術個性上的重構，大體有如下幾點：其一，京派文學作品中凝結了西方人道主義和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本思想，偏重於表現長期凝固在鄉野人物身上的原始強力和自然的質朴單純，這在汪曾祺的新時期小說中都有所表現。此外，我們會發現汪曾祺與沈從文代表風格體現出中西方文化交匯的特點。其三，京派作家使魯迅開端的抒情寫意小說文體走向一個新階段，汪曾祺將西方文學中紀德、里爾克、阿索林等的詩體小說、散文體小說與以廢名、沈從文等為代表的京派抒情小說進行融匯，他的小說趨向詩化和散文化，淡化情節結構，融匯傳統繪畫的技法，注意詩意的建構和意境的營造，把中國抒情小說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可以說，從「五四」到「新時期」，中國現代抒情小說這條審美線索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汪曾祺是個不可或缺的連接點。在他的影響下，許多青年作家，如賈平凹、鍾阿城、何立偉等，在創作上呼應著汪曾祺，使抒情小說在新時期獲得了迅猛發展，這是當代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
綜上所述，汪曾祺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深遠的，但這種影響又是不自覺的，正如他並不刻意追趕「現代」而具有現代意義。我們從汪曾祺的小說中可見莊子、歸有光、契訶夫、阿索林、紀德、里爾克、伍爾夫、魯迅、廢名、沈從文等古今中外文學家的影子，這使他的小說成為20世紀80年代當代文學與40年代現代文學的一個「中介」。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在兼收並蓄、博採精粹的同時表現出鮮明的藝術個性。他繼承傳統又打破了傳統，進行了多元化重構，小說有這樣寫的嗎?一時間爭議紛起。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汪曾祺是個很難歸類的獨特的小說家。所以說，你根本無法用某一種定義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說，它就是它，無法復制，不可重述。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
J. 京派小說家
京派：是30年代一個獨特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其作品較多在京津刊物上發表，其藝術風格在本質上較為一致之處。主要刊物有《文學雜志》、《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京派"的基本特徵是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的思想是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基本原則的審美意識。沈從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多數是現實主義派，對現實主義有所發展變化，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舊京派作家、學者，我們可以開出一大串的名單：沈從文、朱光潛、周作人、廢名、錢玄同、俞平伯、林徽因……這些人的勞作，已形成了一個傳統。有關他們的書籍，仍很流行。京派文人，大多帶有文化上的某種自覺。他們不太從事政治運動，和時尚文化，亦有距離。今天的文化人，有許多是繼承了他們的情調，像王世襄、啟功、張中行、馮亦代等。如果有人留心這幾代人的思想脈絡，當可發現有趣的承傳關系。北京文化的「大」與「深」，與這類文化人的存在，是多有原因的。他們的精神品格，抵制了浮躁文化的沖擊，在諸多時髦藝術轉瞬即逝之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背影還刻在文化的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