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中國式現代派小說藝術探索

⑴ 王蒙小說的藝術特色

1、自傳色彩。

2、意識流手法的應用（東方意識流）。

3、多主題而有核心主題。

4、花樣翻新的小說文體。

5、幽默、反諷、隱喻等手法的運用。

6、排比句式的大量使用形成氣勢之美。

在王蒙80年代前的創作中，日常生活寫作在數量上遠遠少於政治生活敘事，在影響上也小於政治化了的文本。

80年代後，王蒙的作品一直貫穿著理想主義的主題，理想主義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裡體現得最為鮮明突出，他在創作中對理想的反思和執著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曾經是「少年布爾什維克」的王蒙，在屢經劫難之後，依然沒有拋棄早年的理想主義精神。

平反復出的遭際反而讓他更加堅定對歷史理想主義的認同，王蒙相信，不管實現理想的道路有多麼曲折，但前途總是光明的。也正因為這樣，王蒙在對他心中的理想主義精神謳歌的同時，也冷峻的指出了實現理想的艱難性與反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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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小說創作中大量運用抒情筆法，使某些章節段落更近似詩歌和散文，抒發了那個特殊年代賦予青年人的熱情。 小說里的人物象當年生活里的中學生一樣天真可愛，她們有著各自獨特的性情、愛好，心中燃燒著愛黨、愛祖國、為社會主義事業獻身的青春熱情。

小說為解放初期的中學生活留下了一份真實生動的寫照，反映了黨的陽光雨露和社會主義文藝的乳汁怎樣哺育了一代人的成長，在他們稚嫩的胸膛里播下了真理的種子。在青春文學領域，王蒙起到了開辟性的作用，具有標桿旗幟風向標性質。

⑵ 「現代派小說」、「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的區別

現代派小說(現代派文學)
現代派文學是19世紀80年代出現的、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在歐美繁榮的、遍及全球的眾多文學流派的總稱。它包括表現主義、意識流小說、荒誕派戲劇、魔幻現實主義等流派。
現代派文學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變化，流派紛呈，作家的政治、思想傾向也很不一致，但就其共性來說，有如下幾點：①各流派都強調要表現「現代意識」，其中心就是危機感和荒謬感。因此，現代派文學的共同主題是表現現代人的困惑，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危機。②現代派文學對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四種基本關系的尖銳對立作了深刻的反映，表現了異化這一主題。③現代派文學是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危機的自我表現，它深受唯心主義和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具有虛無主義、神秘主義和悲觀主義、個人主義的色彩。

先鋒小說:
現代派小說標示出了一種當代小說在探索中的精神氣質的變化。稍後出現的先鋒小說則有著更鮮明的"文體"實驗的指向。馬原、殘雪共同作為先鋒小說的先聲出現。馬原對於敘述的自覺探索，和殘雪的以非現實的意象冷靜的展示"惡"、"暴力"的能力，都作為了先鋒小說的資源。
重視敘述，是先鋒小說開始最引人注目的共通之處。他們關心的是故事的"形式"，即如何處理這一故事。這開始在馬原那裡就有充足的體現。馬原發表於1984年的《拉薩河的女神》是大陸當代第一部將敘述放置於重要地位的小說。之後的洪峰被認為是馬原的成功的追隨者。1987年間，這種寫作成為一種潮流。代表作家作品迭起。這里我們就不例舉。
將敘事本身作為審美對象，運用虛構、想像等手段，進行敘事方法的實驗。背離傳統小說竭力營造和現實世界對應的"真實"幻象的實現途徑，明確承認小說的虛構性。這無疑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表現力，極大的在某種程度上凸現小說的獨特存在。在這種形式革新的基礎上，先鋒小說也挖掘包含了特定的意義，這也是與傳統背離的，表現在對於性、死亡、暴力等主題的關注。表達了作家們對於歷史、現實、社會、人性等的個性化的體驗。

新寫實小說
新寫實小說最基本的特質是客觀冷靜地寫生存狀態，即追求所謂「原生態」的真實和世俗化的情調。原生態作為新寫實小說的核心特質，成為作家逼近生活的有利途徑，使作品獲得了讀者的廣泛認同；然而也恰恰是這種在真正意義上並不存在的「絕對還原」，這種對知性的有意消解，制約著新寫實小說美學品位的提高。

⑶ 中國當代文學名詞解釋 1、今天派2、古典加民歌3、現代派小說4、新歷史小說

今天派：（格非先生的定義）直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而產生的中國現代派小說。在新時期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一、「偽現代派」時期（1979-1981）
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意識流、象徵主義）的影響，中國文學曾出現過以「新感覺派小說」和「現代派詩歌」為代表的、在文學形式和寫作技巧方面進行探索的實驗作品。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雖然在形式上開始打破傳統的敘事方式和結構方式，以主觀的心理意識流程來安排敘事時空，但是，從總體上看，它們並沒有觸及到中國作家深層的審美觀念、創作觀念和創作模式。所謂「現代主義」只是運用了象徵、變形、意識流等現代主義藝術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體上仍是充滿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會寫實文學」，其目的是為了表達作家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認知與意見，即對主觀意識的描寫是為反映客觀現實服務的，作品的主題是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憂慮，而不是西方現代派所表現的對「個體生命」的憂慮，因此他們的創作事實上仍舊是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延續。正因為此，他們的創作被人們稱為 「東方意識流」或「心理現實主義」，也有人稱其為「偽現代派」。

二、先鋒小說的繁榮期：（1985-1988）
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越來越多地被翻譯和介紹進中國，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說，意識流，魔幻現實主義、新小說，以及理論界的形式主義、敘述學、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為人們所關注與爭論的熱點，西方現代文學觀念也開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刺激下，中國的先鋒小說創作在1985年後呈現出一種「井噴」的態勢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於先鋒作家們的作品過於強調形式而忽視內容，在讀者中逐漸失去市場，先鋒作家們因此紛紛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敘述風格採取了一種更能為一般讀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業文化結合，作品轉型到小說的其他領域。

新歷史小說是一種產生於90年代，以新歷史主義為其主要歷史觀的文學形式。在文學創作上，新歷史主義反對文學的純形式分析，強調不能孤立地看待歷史和文學史，不能將一個時代的文學與其政治、經濟、歷史截然分開，而應將文學與非文學加以「綜合研究」，力圖達到「文化政治歷史詩學」的「重寫文學史」目的。相應的，新歷史小說擯棄了革命歷史小說的二元對立模式，注重歷史反思，發掘人性，努力將歷史的真實凸現出來；同時，挖掘傳統歷史文化對現時的影響，整合積極精神因素，塑造民族意識，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相比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 「革命歷史小說」 和九十年代的正 「歷史小說」 ， 新歷史小說在寫作手法上 表現出了與前二者迥然不同的特點， 它的抒寫是反傳統的， 表現在： 民間視角、個人體驗的強調； 邊緣人物、非史資料的撰寫； 敘述空缺和再現原則的瓦解。 同時， 它滲透文中的歷史表現出了虛無、 非理性的特點。

西方現代文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各種反傳統的文學流派統稱。在思想和內容上有強烈的主觀性，傾向於悲觀、虛無的思想，喜歡變現異化的主題。哲理意味濃重，通常以象徵、暗示、寓言式的手段表現。有意追求陌生化或間離化的效果，人物形象普遍為非英雄化、反英雄化，以意識流手段及夢幻的色彩用似是而非的手法來表現其主題。
中國式現代派小說是指1985年前後中國文壇出現的以誇張變形等西方現代派小說手法來關注現代個體人的生活狀況，展示現代人失落、惶惑和生存荒誕感的小說。

古典加民歌……對不起，我不知道

⑷ 王蒙新時期小說藝術上有何探究答案

王蒙新時期小說藝術上有何探究
從家庭的窗口透視煩惱人生，入手設身處地的體驗方式和平視型觀察方法，平靜而達觀的敘述態度和細膩流暢的敘述語言。

⑸ 王蒙小說的藝術特色

王蒙小說的藝術特點：1、自敘傳色彩。2、意識流手法的使用（東方意識流）。3、氣勢之美。排比句式的大量使用。4、幽默、反諷等。《堅硬的稀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兒強」、「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主義」。

⑹ 論王蒙小說的藝術新探索

王蒙就是個垃圾，他所謂的新小說就是趕時髦，學了些皮毛假象，比如堅硬的稀粥和蝴蝶什麼的，都是籠著先鋒的皮招搖撞騙，在文學小圈子裡博取廉價名聲。
在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層出不窮的就是這類怪胎。

⑺ 我國現代作家王蒙在小說藝術上作了怎樣的探索

王蒙在小說藝術上，作了多樣的探索。20世紀80年代初的《布禮》、《蝴蝶》、《春之聲》、《夜的眼》，採用了「意識流」方法，以主要人物的意識流動來組織情節、架構作品。這引起了讀者的驚喜，並引發了有關「意識流」問題的爭論。在《名醫梁有志傳》、《來勁》、《球星奇遇記》和《堅硬的稀粥》等作品中，運用的是戲謔、誇張的寓言風格。這時，他似乎有意離開了「寫實」的路子，放棄了典型情節的構思和人物性格的刻畫，而更關注於心理、情緒、意識、印象的分析和聯想式的敘述。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流動的敘述方式：詞語的組合變化，連續展開的句式，誇張、機智、幽默的充分運用，等等。當然，當敘述者有時過分迷醉於在敘述中體現的智力優越感時，也會走到缺乏控制的「濫情」中去。

⑻ 王蒙新時期小說在藝術上的創新是怎樣的

前幾年，王蒙還洋洋得意於自己的「滿頭青絲」，近半年叫人見了一怔，飄在他頭頂上頭發緣何也像深秋的荻花一樣灰白了？我忽然想起數年前與王蒙一同在愛爾蘭的都柏林拜謁肖伯納故居時，看到肖公書房內一切如舊，連曲別針也在桌上，不在的惟有肖伯納本人。王蒙對我說：「看來生命還是最脆弱的。」想到這件事，心裡真有點感慨。王蒙真的老了？

可是過兩天在書店裡，卻見王蒙幾本新書擺在那裡：《尷尬風流》、《蘇聯祭》和《自傳》，讓我心動，讓我強烈地感到——他現在的寫作不還是轟鳴一般的如在盛夏？特別是《蘇聯祭》中對那些影響了我國半個世紀的種種文藝觀念是非曲直的思辨，其犀利和清晰仍然讓人感到他頭腦之透徹。讀《尷尬風流》，他的幽默機智和快樂的天性亦依然故我。這也使我聯想到他的同時代人。比如李國文的隨筆、從維熙的散文、邵燕祥的雜文，哪一支筆有枯竭之感，不是反而更加挺勁，更加自如？他們何老之有？

其實作家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肉體生命，一個是藝術生命。生理和肉身的生命是物質的，一定會老化，反正王蒙、維熙不能拔河踢毽前滾翻了。但藝術的生命卻不是這樣，因為藝術生命是精神的、情感的、思想的、創造的，不一定和肉身的消長同步。只要手中的筆還是激情的、發燙的、鮮活的；只要對社會人生心懷興趣與責任，作家的生命依舊如日中天。

⑼ 以王蒙的創作為例，論述反思思潮中「復出」作家的思想

在寫之前，先坦白一下，許多資料是通過網上整合而來的。

要先了解王蒙，應先探討一下他所身處的年代。王蒙，1953年創作長篇小說《青春萬歲》。1956年9月7日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由此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後在京郊勞動改造。1962年調北京師范學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期間學會的維吾爾語。1978年調北京市作協。1979年平反。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學》主編。1986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任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長，1990年卸任。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中共中央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二屆和第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和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人民文學》主編等職。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協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2002年4月任中國海洋大學顧問、教授、文學院院長等職。
可以看出王蒙身處的年代是有比較濃的政治色彩的，所以這個時代的人，寫作或多或少的就會受到政治的影響。知道了這個，再來探討一下王蒙的的創作特點，就簡單了一些。
王蒙的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他也由初期的熱情、純真趨於後來的清醒、冷峻，而且樂觀向上、激情充沛，並在創作中進行不倦的探索和創新，成為當代文壇上創作最為豐碩、始終保持創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王蒙的小說大都涉及政治，《青春萬歲》中那飽滿的政治熱情得到較為充分的抒發；《悠悠寸草心》表現的是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於部的殷切期望；即便是後來借鑒西方現代派創作技巧創作的一批被稱為"意識流"的小說，如《春之聲》、《夜的眼》、《布禮》、《蝴蝶》、《海的夢》和《風箏飄帶》，從創作的主題來看仍是屬於意識形態范疇，只不過作者創作的姿態與以往相比顯出了矛盾性："一方面，整個身心被這種意識形態所浸透，他的藝術構思中不由自主地會流露出對為此奉獻了他青春、理想和愛情的歲月員真誠的抒情。可另一方面，他也為自己曾經付出過，然而被歷史證明是無所謂的代價惱怒不已。"
王蒙的政治色彩濃烈的小說，大多是以一種寓言化的方式構成的，《雜色》是這類小說中最有意味的一篇。從表層上看，這篇小說只不過是寫由北京下放到邊疆牧區當統計員的曹千里騎馬去夏季牧場時一路上起伏的思潮，但在作品的深層意義上，曹千里、灰色老馬都是符號化的，都有著隱喻意義，它們都指向剛跨過兩個歷史時代的中華民族，尤其是最後老馬說話，發出"最後的呼喊"，既是寓言，也是預言。這種寓言化的寫作方式在王蒙後來的作品中也一直延續著。《活動變人形》是一部超越政治話語而上升到文化層面的作品，其中倪吾誠、靜珍、靜宜之間的家庭焦慮指涉著整個中華民族的焦慮，倪吾誠的心靈歷程正是20世紀很大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心靈歷程的縮影。政治上特別早熟、有著特殊政治經歷的王蒙對中國"十七年"的精神追求還是懷有感情的，這使他在長時間內很難擺脫這種感情，但王蒙本質上又是一位非常詩意的知識分子，新時期以來知識分子的民間化也影響了他，況且王蒙哪怕是位居廟堂之上也始終是願意並且善於體察民情的。在幾十年的歷程中王蒙自身完成了由政治家到作家的角色轉變。對應於這種角色的轉變，他的創作也逐漸突破凝固的意識形態話語，這從1982年他發表的《相見時難》中就表露出來。
王蒙在當代文壇地位的確定不僅在於他的作品顯示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厚度，而且也在於他是小說創作藝術探索道路上的急先鋒。
在王蒙身上，其實是折射著一種同年代的作家的一種文人特點。
還是在"傷痕文學"興盛之時，一批敢於思考、富有人生閱歷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著我們黨和國家在革命進程中的失誤而歷盡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國文、從維熙、張賢亮、方之、高曉聲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口號的局限，提出了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寫出了一批具有相當思想深度和歷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鵑於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學"的起步標志。
"反思文學"在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從政治、社會層面上還原"文革"的荒謬本質，從一般地揭示社會謬誤上升到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比之傷痕小說，其目光更為深邃、清醒，主題更為深刻，帶有更強的理性色彩。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由原來的抓階級斗爭轉移到抓經濟建設上來。與此相應，作家們紛紛將熱情投注於沸騰的現實生活。天津作家蔣子龍率先推出了《喬廠長上任記》。這部作品不僅大膽地暴露了十年浩劫對我目的工業戰線造成的嚴重創傷以及積弊如山的現實，而且大膽暴露了新的歷史時期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從而開了"改革文學"的先河。總體上看，改革小說側重反映的是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社會矛盾，記錄了改革的艱難及其導致的倫理關系和道德觀念的變化．在創作方法上以現實主義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別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