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为何跟科幻小说过不去

Ⅰ 钱学森回国后，为何没再去过美国美国多次邀请，都被钱学森回绝是真的吗

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钱学森一旦再次回到美国，就不可能再回来了。钱学森对中国很大的重要性，所以美国肯定会将钱学森扣留遏制中国发展。

Ⅱ 钱学森向来低调，为何晚年在众人面前自称：我是科学家钱学森

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因为他的回国效力，从而向前推进了20年以上。没错，此人就是“两弹一星”的获得者钱学森。

195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授的他，得知祖国急需人才时，和妻子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待，决定回国。美国不愿意放走他这个专家，想方设法阻拦钱学森夫妇，甚至将二人关了起来。后在周总理和领导人的多次争取下，他们终于突破重重困难，回到了中国。

一回到祖国，钱学森就投入到了紧张的科研工作中，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在他和众多科学家的努力下，我国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氢弹、火箭等，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以及“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为表彰他的卓越贡献，国家授予了他“两弹一星”光荣勋章。

保健医生带着一群人，来到钱老的房间，问：“钱老，请问100减7等于多少？”毫无疑问，钱老给出了正确答案。医生不肯死心，有问了钱老两次。第三次时，钱老没有立即给出答案，而是愤怒地看着医生，思考着医生为什么要问自己这么简单的问题，难道他把自己当成了傻子？思考了一会儿后，他冲着医生大喊道：“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医生这才反应过来，钱老只是喜静，并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顿时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之后，医生再也没给钱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测试了。

Ⅲ 钱学森的成就是非常多的，为啥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奖

关于我们中国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是非常快速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自从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现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变化是非常的快速，而且现在的中国，自从这样的基础之后，我们已经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由此可见，中国在发展潜力上面有着很广阔的优势，而这样的优势建立在曾经这些为中国打下悍马功劳的科学家们，其中就有钱学森。钱学森的成就是非常多的，为何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诺贝尔奖是被外国人统治的，因为诺贝尔是由外国机构所颁布，当时钱学森所在的时代，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是非常的贬低的一个态度。

Ⅳ 钱学森克服了哪些困难

师：新中国的诞生使钱学森和十几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感到格外兴奋，钱学森下定决心，随时准备回国去。但是，他要回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自己读读5、6小节。看看他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生：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说：决不能让他回去。“
师：这位美国海军的话什么意思？
生：因为钱学森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他一个人都能抵得上五个师，所以，让钱学森回国，美国就少了一个人才为美国做贡献，而中国却多了一个人才为国做贡献。
师：然而，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一刻也没有动摇过，经过5年的漫长岁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终于在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程。五年哪，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五岁，你们从一年级读到五年级，这么多年，他时刻不忘祖国，坚决要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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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钱学森回国后为何再没去过美国

“两弹元勋”钱学森24岁留美求学，当得知新中国成立后便与妻子商量决定毅然放弃在美难得的优厚待遇和生活条件，回国为中国的航天和导弹事业做贡献。以后无论美国如何频繁邀请，都未踏出国门一步。

众所周知，钱学森身上有很多光环。他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之一，是我国近代航天和导弹事业发展的奠基人之一，他获奖无数，荣获的称号、出版的作品更是非常之多，他用自己的一生写尽对祖国的贡献和对未来的期许。

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先生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新中国刚成立之时，祖国的经济萧条，百废待兴，落后贫穷的面貌并没有让钱学森望而却步，贪图在美的荣华富贵和地位名誉，忘了自己的根在哪，他一得知祖国成立的消息就立刻与妻子商量并以最快的速度筹划国家事宜。

为此，钱学森还专门制定了“四不”原则，即不搞走后门的事情；不搞吃请，更不搞公费旅游；若无特别重大理由，坚决不出国；不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等之类的排行榜，并严格加以执行。就算别人用“激将法”激他说他架子大，他也丝毫没有动摇。

这就是坚持原则和坚定初心的人。钱学森先生除了那些功勋卓著和学识修养，他淡泊名利，勤俭节约的品性，他为人着想的人格魅力，更是让人敬佩不已。尽管他已经离开了，但他的精神一直照耀着科学界和整个中国。

参考文献：

《钱学森》

Ⅵ 钱学森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呢

钱学森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

钱学森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等，他的研究领域是工程技术应用方面，这一方面离诺贝尔奖青睐的基础科学方面差距太远。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方面的成就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不过那些成就一是注重首次，二是应用于全人类并且具有重大的意义。钱学森的成就不在诺贝尔奖的范围内。

十几年前的时候，国内媒体动不动就会说哪个哪个中国人差点得到了诺贝尔奖，虽然差点得到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有一大串，好像里面也没有钱学森的名字。三十多年前，中国的科技实力非常的落后，钱学森等人就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树立起的科学标杆。钱学森的工作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当时宣传工具对真实情况进行了加工，钱学森伟大科学家的形象感染影响了很多人。

诺贝尔奖是颁发给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主要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基础科研。历史上，诺贝尔奖也有颁发给应用科学的，但是次数很少，比如改进浮标的。钱学森是一位应用科学家，他在国防军工的作用，是相当于一个高级工程师，并没有自己的独创性理论成果。

而且，钱学森的身份是军人，也是军工科学家，他的对导弹的研究，是用于军事目的和国防目的。军事科学，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对国家来说，是很有用途的，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军事科学则意味着杀戮。诺贝尔奖的宗旨，是奖励对整个人类有贡献的人。

Ⅶ 钱学森成就那么多，贡献那么大，为何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钱学森的确是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导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技术和研究是在我们国家的范围内比较先进。但是如果放眼整个世界来看，当时很多国家已经有了这些研究了。

所以，钱学森的成就不属于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新，也就没有被评上诺贝尔奖。不仅仅只是钱学森本人，他的师傅被誉为是“导弹之父”，一样也没有拿过诺贝尔奖。

再者，任何一个奖项都必然存在局限性，即便是诺贝尔奖也是一样。虽然是某个领域当中的最高荣誉，但也不能就百分之百以是否得奖来评论一个人功劳的高低。

就像一些演员，虽然没有得过很多大奖，但是他们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Ⅷ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Ⅸ 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为何再没去过

当初钱学森先生在回国的时候，可以说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在被美国人多番阻拦的情况之下，冒着生命危险才回到祖国。回到祖国之后，钱学森先生更是全身心投入到了对祖国科技的建设工作当中。在此之后，钱学森先生只有三回，由于工作不得不去美国才去了美国。对于钱学森先生不去美国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我看来，钱学森先生之所以不去美国，是因为他心中对于祖国的热爱。

对于我们来讲，正是因为有了无数这样为了祖国舍身忘死的先烈，才有了我们如今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