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科幻小说

① 导弹之父; 钱学森 ( )之父:_____

原子弹之父 邓稼先

② 请问大家谁看过这样一部科幻片

片名：2010太空漫游
译 名 2010：威震太阳神
◎片 名 2010
◎年 代 1984
◎国 家 美国
◎类 别 科幻/惊秫/动作/神秘
◎语 言 英语
◎字 幕 中文字幕
◎文件格式 HDRIP-RMVB
◎视频尺寸 752 X 320
◎文件大小 2CD
◎片 长 116 Min
◎导 演 彼得·海姆斯 Peter Hyams
◎主 演 坎迪丝·伯根 Candice Bergen .... SAL 9000 (voice)
海伦·米伦 Helen Mirren .... Tanya Kirbuk
罗伯·巴拉班 Bob Balaban .... Dr. R. Chandra, HAL's Inventor
Keir Dullea .... Dave Bowman
约翰·利特高 John Lithgow .... Dr. Walter Curnow
罗伊·谢德 Roy Scheider .... Heywood Floyd
玛多林·史密斯·奥斯巴内 Madolyn Smith-Osborne .... Caroline Floyd
Arthur C. Clarke .... Man on Park Bench (uncredited)
Elya Baskin .... Maxim Brajlovsky
Larry Carroll .... Anchorman on TV
Cheryl Carter .... Nurse
Mary Jo Deschanel .... Betty Fernandez, Bowman's Wife
Dana Elcar .... Dimitri Moisevitch
Taliesin Jaffe .... Christopher Floyd
Saveli Kramarov .... Dr. Vladimir Rudenko

◎简 介

2001年，大卫·鲍曼在土星受到神奇的异化。现在，在2010年，费洛伊德博士率领另一支控险队前往士星，他和队友们的任务是重新启动具有人类思维的电脑“哈尔—9000”，找出当年大卫鲍曼和飞船遭遇的真相。迎接他们的将是同样令人窒息的震惊……

影片评价
如果愿意，可以把本片当作是《2001：太空漫游》的姐妹片，因为它是“太空漫游”系列科幻作家克拉克的第二部作品，接着还有“2061”和“3001”两部小说面试。而此“2010”在1984年，由彼得海姆斯执导，虽不可能和大师库布力克的“2001”相提并论，但也获85年奥斯卡最佳音响、最佳视觉效果等5项提名。 在此找到了台湾科幻文学学者叶李华的“从二○○一到三○○一：克拉克的千年叙事诗”，截取该文部分，顺带介绍克拉克这位作家。

作家生平：

亚瑟.克拉克 (Arthur Charles Clarke) 于一九五○年代崛起英语科普科幻文坛，引领风骚长达半世纪，与艾西莫夫 (Isaac Asimov, 1920-1992) 及海莱因 (Robert Heinlein, 1907-1988) 鼎足而立，如今是廿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中唯一健在者。

这位大师的前半生相当平凡：一九一七年生于英格兰的索美塞特(Somerset)；中学毕业后来到伦敦，在政府机构当公务员，公余时间活跃于科幻迷的圈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一九四一年起在英国皇家空军担任雷达教官；一九四六年退伍后，才进入伦敦的国王学院，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取得学士学位。

克拉克自小即对尖端科学极感兴趣，天文学及太空科学尤其是他的最爱，这奠定了他日后写作科普与科幻的基础。一九五○年，他出版了科普处女作《行星际飞行》(Interplanetary ***ht)，次年又出版《太空探索》(The Exploration of Space)，这两本书使他成为提倡太空旅行的权威。后来他又写了很多这方面的科普书籍及文章，对宣传太空旅行简直不遗余力。

由于克拉克博学多闻，并且对科学与技术的互动十分了解，因此长久以来，他对许多政府的科学决策都很有影响力。例如早在一九四五年，他就在＜地球外的转播＞这篇论文中倡导同步通讯卫星，而成为这个科技领域的先知(这篇历史性的论文发表于《无线电世界》)。除了写作之外，他还制作电视科普节目，对于西方世界的科学普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获得联合国及许多国家颁发的学术奖项。
而身为一位科幻作家，克拉克亦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获得三次雨果奖 (Hugo Award) 与三次星云奖 (Nebula Award)，两者皆是科幻文坛的最高荣誉。包括一九八六年，以终身成就所荣获的星云科幻大师奖。

虽然很早就开始习作科幻，但克拉克直到一九四六年才正式发表科幻短篇。一九五一年，他的第一本长篇科幻《太空前奏》(Prelude to Space) 问世，同年又出版第二本长篇科幻《火星之沙》(The Sands of Mars)。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早期的科幻小说无论长篇或短篇，大都是以太空探险为主题。

从一九五六年起，克拉克定居斯里兰卡。热爱海洋的他认为这个岛国是人间天堂，他向往海底的奇妙世界，对潜水活动尤其著迷。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长篇科幻《深海牧场》(The Deep Range)，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移居斯里兰卡之后，他还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东方哲学。此后在他的科幻作品中，除了太空这个主题，海洋与东方文化也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相当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克拉克是一位博古通今的科普科幻作家，又是一位硬科幻小说的基本教义派，笃信科技与人性都具有无穷的潜力，可是在他的作品中，却仍然不时出现“神”的形象与意象。重要的例子包括《童年末日》(Childhood's End)一书中的外星主宰，以及本文主题“太空漫游系列”中的神秘石板。

就科幻小说的文学面而言，克拉克受古典科幻宗师威尔斯 (H.G. Wells, 1866-1946) 的影响最深，因此在文字上较注重文学性，总是以优美的文笔娓娓道来。另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学术背景，他对科技细节的描写也是精确无比，给人一种身历其境的真实感。至于故事性与戏剧张力，反而不是他强调的重点。换句话说，克拉克是以散文诗的语体来撰写科幻小说，且执著于哲理上的探讨与科学上的考证，因此读者必须细细咀嚼，才能品尝出其中特有的浓郁香醇。

一九六四至六八年，克拉克与名导演库伯力克 (Stanley Kubrick, 1928-1999) 合作，拍摄了一部举世闻名的科幻经典之作《二○○一：太空漫游》。这部电影改编自克拉克于一九四八年撰写、一九五一年发表的科幻短篇＜岗哨＞(Sentinel，故事叙述月球山峰上发现数百万年前外星人留下的神秘建筑)，剧本由克拉克与库伯力克联合执笔。在电影杀青时，克拉克也写出了同名的长篇小说。许多年后，克拉克陆续为这本书写了三本续集，分别是《二○一○：太空漫游》(一九八二年出版)、《二○六一：太空漫游》(一九八七年出版)、《三○○一：太空漫游》(一九九七年出版)。如今在全球科幻迷心目中，此一“太空漫游系列”已经成了克拉克的代名词。

从《二○○一》到《三○○一》，克拉克用抒情的笔调、精准的文字，写出自成一格的科幻叙事长诗。如果身为读者的您对这个系列并不熟悉，下列简介足以提供充分的前情提要，能让您以最短时间跨越千年时光，直接探索三○○一年的神秘星空。

本片涉及作品介绍：《二○一○：太空漫游》(2010: Odyssey Two)

二○○一年的“木星任务”失败之后，美国积极赶造“发现二号”，用以寻找仍在环绕木星的“发现号”。然而在“发现二号”完工前，无人操纵的“发现号”就有坠落木星的危险。

幸好俄国及时建好一艘“里欧诺夫号”，并善意地提出合作计画，邀请美国共同远征，一来取回“发现号”上的电脑资料，二来探索木星上空那块巨大的黑色石板。促成这次合作的美方代表，正是《二○○一》主角之一的佛洛依德博士。

于是美国派出三位代表，连同俄国的七名宇航员，组成一支十人太空远征军。三位美方代表包括佛洛依德本人，以及哈儿的设计者——印度裔的强德拉博士。

经过两年漫长的太空旅程，他们在来到木星的前夕，竟然发现有另一艘太空船后来居上。这艘命名为“钱学森号”的太空船由中国政府秘密建造，目标也是“发现号”上的资料。“钱学森号”之所以速度惊人，是因为并未携带返航的燃料。来到木星附近后，它并未直接与“发现号”会合，而是先降落到木卫二这个冰封的世界，以便汲取热核反应炉所需的燃料——纯水。
眼看中国太空人要成功之际，降落木卫二上的“钱学森号”忽然传来紧急呼叫。这紧急讯号由一位张教授发出，呼叫的对象是“里欧诺夫号”上的佛洛依德博士，因为他们两人曾有一面之缘。张教授以流利的英语，反覆强调木卫二上存在生命；他说那个生物长得像一棵巨大的榕树，被“钱学森号”的灯光引出水面，进而爬上那艘太空船。但它带上来的冰雪却压垮了“钱学森号”，如今张教授成了唯一的生还者。可是“里欧诺夫号”上的成员爱莫能助，“钱学森号”最后终于全军覆没。

又经历了千辛万苦，“里欧诺夫号”总算与“发现号”接合。强德拉博士开始忙著修理哈儿，佛洛依德等人则在近距离研究那块“老大哥”黑石板。虽然来自美俄两国，但成员相处得十分融洽，彼此的合作也极有默契。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颗“流星”从木星射向地球。其实那并非什么流星，而是自“老大哥”石板中苏醒、变成一种无形生命的鲍曼。他飞到地球上空，首先将半空中一颗氢弹引爆，消弭了一场人间浩劫。接著，他又造访了自己的女友与卧病的母亲。

这个“鲍曼”在回到木星附近后，又藉著哈儿的显示幕，警告佛洛依德“必须在十五天内离去”。而为了取信，他甚至利用尘埃塑造出自己的“原形”，证明自己已经是个超级生命体。

不过“里欧诺夫号”剩余的燃料有限，二十六天后才有适当的发射时机。但是基于上述的警告，他们想出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里欧诺夫号”与“发现号”绑在一起，先用“发现号”当推进装置，在半途将“发现号”抛弃后再正式点火。只是这样一来，就无法带哈儿回地球去。

在准备过程中，附近星空那块黑石板突然消失无踪！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坚定了船长的决心，于是“里欧诺夫号”立刻启程。与此同时，木星上竟然出现一块大黑斑，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原来那是上百万个不断自我复制的石板，正在吞噬木星上的氢元素。

在“发现号”燃料用罄遭到抛弃后，“鲍曼”来到这艘太空船，利用哈儿发出一次又一次的讯息：“这些世界都是你们的，只有木卫二例外，别试图在那里登陆。”

不久木星整个被黑斑包围，接著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距离木星不远的“发现号”也因为这次爆炸而粉身碎骨。不料“鲍曼”发觉哈儿仍在自己身边，原来哈儿也转变成类似的超级生命。

从此天空中多了一颗太阳，它就是木星爆炸后的产物；木卫二也不再是冰封的世界，而有希望发展出更复杂的生命。至于这颗新太阳的名字，大家最后的决定是“魔星”(Lucifer，亦正亦邪的光明使)。

这本小说也曾拍成电影 (2010:The Year We Make Contact, 1984出品)，中文片名是“威震太阳神”。虽然也是一部十分精采的科幻片，但由于不是库伯力克执导，并未跳脱好莱坞的科幻窠臼，因此在艺术价值与知名度上略逊一筹。

网站： http://www.y5y2.com/movies/20067/00430.shtml

③ 求科幻杀手类小说，不要无敌的那种，

钱学森为制造火箭、导弹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钱学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火箭之王”。他共发表专著七篇，论文三百余篇，为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学术上，他精益求精，小心谨慎。
在政治上，他热爱祖国，永求上进。“感动中国”给钱学森的颁奖词中写到：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④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⑤ 刘慈欣说的80年代对科幻小说的大围剿是什么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流的科普作家和科学技术界、甚至是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家都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科幻小说形式的反对，人民日报撰文公开批判科幻小说为“精神污染”。在这一时期，科幻小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科幻作者们纷纷放弃创作，从事技术的回归技术工作、从事写作的回归文学创作。
这一特定的时期要分两方面看。
其一，从外部氛围看，刚刚经历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一是渴望科学，需要真正的纯粹的科学技术普及、而非幻想，二是思维惯性，因为长时间的禁锢，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一些不符合自己的思维方式的东西容易上纲上线的批判，特别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人。
其二，从内部科幻作者团体看，在这之前的几十年中，科幻小说主要是由技术爱好者写作，鲜有具备很好的文学创作功力的作者，所以很长一段时期科幻小说一直是以类似“科普”的形式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会被科学界所批判，因为“幻”了就不科普了。
直到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科幻世界杂志的兴起，中国的科幻小说才重新振兴。

⑥ 科幻小说《三体》中对三个太阳的描述有可能存在吗

是有可能（或者说肯定的，就是存在的），因为小说剧情所攀附的“骨架”就是“三体问题”，这样的运动以及相关的天体系统在宇宙间已经被证明是存在的（就像双星）。另外，小说中的“三体星系”原型就是现实中的比邻星，即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距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系，它的中心恒星就是三颗星组成的。钱学森也曾说过：“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实际上是紧紧靠近的三颗恒星，其中一颗比我们的太阳还要大些，其他两颗是光度较小的黄色以及发红的星。在天空中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太阳，岂非奇观。”

⑦ 中国科幻小说是怎样被“杀死”的

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这样浮出水面。科学家们从科普的角度批评小说中的错误，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⑧ 哪里能网购张纯如写的钱学森传记《蚕丝》

钱学森•蚕丝•张纯如

2009年10月31日早上8时6分，98岁高龄的钱学森在京与世长辞。各大报刊的纪念文章大多引用了华裔美国女作家张纯如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又名《蚕丝》）一书中的文字。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说,第二实验小学使钱学森免于当时以严酷著称的传统式教育,周遭的气氛鼓励他主动发问、找寻答案,甚至向权威挑战。“他的疑问很多,但基本上他的叛逆性不强。”高中时的钱学森已经表现出了多才多艺,不论是绘画、音乐,还是辩论,都表现出众。他十分喜欢自己的高中,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旧中国能把一所学校治理好是一个奇迹。(南方周末：《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梦想》）

据美籍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前后，钱学森花了很长时间在帕萨迪纳四处寻找可以买下来常住的房子，却未成功。原因是，当时洛杉矶附近的高级住宅，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即便钱学森已经是小有名气、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本文中部分资料引自张纯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Thread of the Silkworm)一书（三联生活周刊：《解读钱学森归国曲折历程）

1995年出版《蚕丝》讲述了华人科学家钱学森为美国火箭科技作出贡献，以及如何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而离开美国，后在中国发展起中国原子弹的历史。

令人遗憾的是，本书的中文版只在台湾海峡对面出版（《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美】张纯如著，张定绮、许耀云译，台北天下出版公司，1996年）。书不能在大陆翻译出版，据说在于它披露了一个事实：钱在美国已经申请入籍，在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后而不得不海归。这不同于中国对钱因爱国而海归的宣传！

再过两天，就是张纯如逝世五周年祭日了。对一个作家的最好纪念莫大过于对她的作品的广泛阅读了，但由于某些人为的原因，让她的创作成果不能成为我们的公共记忆。谎言在信息时代是长久不了的，只会让说谎者受人鄙视。更何况前代人的谎言何须后代人来遮蔽，我们可以有新的起点，瞒与骗害人又害己。

愿我们的出版界人士将该书的出版提上日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出版审查部门能放过该书。谢谢了。

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10：39，野兽爱智慧居

附录：

张纯如

1968年3月2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68-1989年，在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城校区随研究物理和微生物学的父母亲成长。

1989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

1990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撰写重要新闻稿。订婚。

1991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硕士。和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博士(BrettDouglas )结婚，7月迁往旧金山湾区。

1995年，自由撰稿人，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撰写稿件。冬季，在国家档案馆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完成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初步资料准备，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为期六星期的深入调查。

1996年，出版《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

1997年7月，前往中国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史料。

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1998年，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

1999年8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被拍摄电视节目，成为历史探索频道节目专题之一。

2002年5月13日，获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佛•道格拉斯(ChristopherDouglas)出生。

2003年4月28日，出版《美国华裔史录》。

2004年11月9日，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以手枪自杀身亡。

《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导读

缘起�by 张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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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他不仅是二十世纪火箭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大陆外太空开发计画的枢纽人物，大陆媒体一致尊称他为「中国飞弹之父」。虽然他已将近半个世纪未涉足美国领土，但科幻小说家克拉克（ArthurC.Clarke）在长篇小说《二O一O年，太空漫步第二集》（2010:Odyssey (2)）中，还把一艘中国太空船命名为「钱学森号」。

钱学森的一生经历可说是冷战吊诡的极致。一方面中共第一代的飞弹及人造卫星（其中包括在波斯湾战争中用于对付美军的蚕式反舰艇飞弹），都由他一手策画完成。另一方面，他虽以公费生赴美留学，却在美国享受完善的训练与栽培，一待就是十五年；目睹三O年代与四O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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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父亲曾在教育部任职。一九三五年，他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受教于加州理工气体动力学一代宗师冯卡门（Theodore�von�Karman）门下，并为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创室元老之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不久，他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调查，以中国人身分参与高度机密的政府计画。他在流体力学、结构屈曲、调控工程学（编注∶engineering�cybernetics，亦可译成「工程控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美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

蒙受指控，递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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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然始料未及的是，美国举国上下即将陷入冷战歇斯底里症，多位科学家都不幸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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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也未能幸免。一九五O年夏，他回母校加州理工的喷射推进实验室担任「高达德（Robert�Goddard，美国首位研究火箭的科学家）讲座」教授甫及一年，就蒙受曾加入共党的指控——他矢囗否认。但这项指控却惹出一连串事故，最后他被囚禁达两个多星期。困惑不解加上惊惶失措，使他体重骤减三十磅。出狱后，移民局展开递解出境审讯，明白表示要遣送钱学森回中国——尽管没有一丁点具体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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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于钱学森和曾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的抗议，他仍被判罪，以后五年一直被软禁在自宅，无时无刻不受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经过这段秘密缓冲期，他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被递解回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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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到大陆后，中共的飞弹科技开始有显著的进步。莱恩（William��Ryan）与苏墨林（Sam�Summerlin）合着的《中国之云》（The�China�Cloud）一书中写道∶「从一盼辶�昴瓿蹩�迹�陀幸涣��蠖�鳌！乖谑返じ4笱�谓痰穆芬姿梗↗ohn�Lewis）和薛理泰则指出∶「中共的战略飞弹计画于一九五六年初成形。」他俩合着《中共自制飞弹》（China�Builds�the�Bomb）一书，有一篇由德瑞尔（Sidney�Drell）撰写的前言中提到∶「一个工业与科学资源都极其有限的贫困国家，能达到如此先进的科技与军事成就——尤其又正处于大跃进掀起的严重政治动乱之下，实在不可思议。」火箭专家柯拉克（P.S.�Clark）说∶「中共的归国学人当中，无人重要性能出钱学森其右......中国人综合稍嫌过时的苏联系统与美国系统，着手建立自己的太空计画。」一位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顾教授也表示∶「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飞弹科技——事实上，也改革了整个军事科技......他是中国的首席科学家、首席工程师。」作过钱学森助理，现为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的庄逢甘说∶「中国的火箭事业始于钱学森。」他说，若非钱学森，中国的科技还要落后二十年。「我们的太空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他既是首席科学家，也是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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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故事可做为一首史诗看，本世纪若干最伟大的科技与政治剧变均涵盖其间。从大清王朝四百年江山的倾圮，以至日本空袭上海；从美国南加州乾河谷中的秘密飞弹试验，以至德国死亡集中营的V—2火箭工厂；从美国小岛的阶下囚，以至跟苏联与中共的权威人士折冲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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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事是美国政府在罹患严重恐共症的麦卡鍚（McCarthyism）时代，疯狂摧毁多位一流科学家毕生志业所犯错误中，最不可原宥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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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的故事中，他主导的科技发展对于美国与中国迈入太空时代有莫大贡献。他在有生之年，把在他出世时仍以黄包车为主要代步工具的中国，转变成坐拥火箭的世界强权。他一生的故事与中国在长达数十年的国际政治纷争中，制造飞弹、建立太空计画的奋斗完全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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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了，这也是一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不幸却不仅一度、而是两度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的故事。��

高难度的写作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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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并非出诸我个人的构想，而是哈泼•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集团旗下Basic�Books出版社资深编辑拉碧娜（Susan�Rabiner）所提。她最初是在一九九O年西雅图召开的科学史讨论会中，由加州理工档案管理员兼历史教授谷丝丹（Judith�Goodstein）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科学史教授巴达许（Lawrence�Badash）提出的〈鬼迷心窍的五O年代科学界〉（Science�in�the�Haunted�Fifties）论文里，得知钱学森这个人。她深受钱学森一生的反讽吸引，主动寻访能为他立传的作家。一九九一年，我二十二岁，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系的一名研究生，拉碧娜征询我对这项计画的意愿。虽然我对钱学森的一生一无所知，但我受他的遭遇吸引不亚于拉碧娜，所以决定把握这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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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写作计画的高难度显而易见。首先，别的不说，钱学森是航空工程专家，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学识渊博，发表的论文涵盖各种不同领域，我请教过的专家，没有一位有能力读毕他全部的作品——甚至包括他相当杰出的老学生在内。其次，大部分他的传记资料都以中文写就，我虽能说流利的华语，阅读能力并不好。第三，他的一生牵涉到无数政治与机密，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无论在美国或中国，取得相关文献都极为困难。最后一点，尽管只要跟他本人谈谈，许多疑惑必能迎刃而解，但钱学森却拒绝接受采访。自从回大陆以后，他就不曾接见美国记者或学者，中国人企图为他立传，也备受阻挠——只有他的秘书获准在他死后为他写传。一九五O年，他有次跟一个加州理工的学生说∶「人在临终前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时就开始后悔。」��

给美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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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强调本书的局限——最起码，大部分技术细节都省略掉了。令人安慰的是，世人对钱学森的印象并非基于他在美国的研究成果，而是由于他遭驱逐后在中国领导科学的成就。他绝对是位杰出的一流科学家，但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一再向我强调，他还不够资格跟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提并论，甚至也不及他在加州理工的导师冯卡门。尽管他在理论方面下的功夫，对美国气体动力学的发展极具价值，但他既不曾带动革命，也未能创造新领域。如果他一九五五年就去世，不曾回到中国，他的一生就不可能成为一流传记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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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这位才气出众的理论家留给后人的回忆，将以他在中国推动的科学发展为主，他在美国的研究反而不那么重要。曾在普林斯顿航空系任教的钱学森老友桑默非说（Martin�Summerfield）∶「他远不及冯卡门、爱因斯坦、泰勒，或任何大科学家那么高瞻远瞩。他对事物的眼光跟他们不同。他可以帮他们做演算，作他们的左右手，但他不会是主脑。我想他的长处在复制，复制真正大师创造出来的东西。」曾经在麻省理工跟他共事的史戴福（Guyford�Stever）也持相同观点∶「他在美国的成绩很好，但不足以令人折服。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才真正了不起。」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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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刻画钱学森的一生，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资料来源。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年，留下的材料相当丰富∶政府与各大学的档案、一般出版品及科学期刊，都保存了大批文件（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档案，一部分保存于美国海关资料库中，军方情治单位的档案主要放置在国家档案局）。他在美国的同事与学生大多还在世，而且健康良好，很乐意就他的个性、科学成就、跟美国政府发生的纠纷提供囗述史料。钱学森回到大陆后出现多篇新闻报导，可透过电脑资料库检索，主修物理的中国科学院史学家姚蜀平担任我的助手，也协助我有系统的发掘相关材料，译成英文。��

隐姓埋名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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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困难是取得钱学森在协助中共生产飞弹与建立太空计划期间的私人资料。他担任哪里些科学工作？他获得哪里些政治报酬？钱学森这期间的生活情形，对传记作者而言，就像一个黑洞∶一九六O年代，中国几乎没什么跟钱学森有关的新闻报导。更有甚者，大陆官员的偏执狂与保密狂，使得包括《纽约客》（New�Yorker）记者维奥斯特（Milton�Viorst）在内的许多记者，也无法取得钱学森进一步的消息。一九九三年夏季，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应邀参加北京一个饭局，就警觉到这种保密气氛。席间有位钱学森的同学哀求我，千万别写任何会触怒钱学森的东西，以免连累他们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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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还有一小群中国火箭科学界的精英分子愿意跟我谈。他们大多在一九五O年代取得俄国大学的工程学位，钱学森第一次返国时，刚好他们也开始就业。他们比钱学森整整年轻一辈，心智清明，对于中国的太空发展都还记忆犹新。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我是第一个千里迢迢到中国，对他们做独家采访的美国人。我最初是在华府与他们晤面，接着到上海，最后在北京。我很感激他们在评估中国太空计画、他们置身其下的政权、以及钱学森本人时，所表现的坦率与诚实。遗憾的是，为尚在人世的人立传，本身就顾忌甚多，他们又极可能遭受政府的报复，所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本书中必须隐姓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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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最初的期待正好相反，我在中国遇到的大部分人都很乐意谈钱学森。他们对这项计画的热心协助令我非常意外。他们请我到家里坐，一块儿吃晚饭，拿旧照片、信件给我看，对我大谈往事。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用录音机。我访谈的对象包括亲戚、朋友、老同学、同事、学生、受雇于钱学森的人。也有人跟钱学森不熟，却提供有用的人脉与参考资料∶一位最近才完成一部中国火箭计画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新闻记者、平剧演员、历史学家、图书编辑。我的寻访路程遍及中国三个城巿∶杭州山上的保俶塔、上海豪华大饭店里的太空展览、位于北京无名窄巷中的小学、政府要员专用的聚会场所中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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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位访问对象是钱学森的儿子。一九九一年，他在加州弗里芒（Fremont）一家台资的电脑公司工作，我有机会跟他谈谈。钱永刚长得跟他父亲四十岁时一模一样∶小个儿、椭圆脸、圆眼、皮肤光洁、笑容温和、黑发旁分。他把车停在附近公园里，我们就在他车上进行访谈，因为他不想让室友知道他是钱学森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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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刚乘船离开美国回中国时才七岁，三十多年后才又返美。他的教育被文化大革命打断，被迫加入人民解放军，花了十年功夫在工厂里教工人操作机器。文化大革命后，他重回学校，一九八三年从长沙的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三年后，他进入加州理工计算机系就读，并于一九八八年取得硕士学位。��

只要美国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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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难得的访谈中，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O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踼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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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刚说，因此他父亲拒绝回美国——甚至一九七九年加州理工颁赠他杰出校友奖也无法弥补。他透露，当时钱学森在加州理工最要好的朋友马柏（Frank�Marble）教授，曾邀他回帕沙迪纳（Pasadena）参加正式颁奖典礼。[加州理工校长杜布理吉（Lee�DuBridge）还跟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普雷斯（Frank�Press）多方协商，撤销了钱学森的驱逐命令。]可是钱学森就是不肯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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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在中国的年轻同事，大多无法体会他跟美国移民局打交道的痛苦经验，所以对他峻拒回美国之举感到很困惑。永刚还记得，不少人劝他把握这个重返美国的机会，过去就让它过去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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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O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钱永刚说，他父亲心目中的道歉方式倒也不需要总统出面，「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⑨ 什么之父是什么，五个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

1、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1919年4月24日，英文名：Jeme Tien Yow），汉族，字眷诚，号达朝 。祖籍徽州婺源，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故居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十二甫西街芽菜巷42号。

12岁留学美国，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他是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被誉为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其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1905—1909年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创设“竖井开凿法”和“人”字形线路，震惊中外；在筹划修建沪嘉、洛潼、津芦、锦州、萍醴、新易、潮汕、粤汉等铁路中，成绩斐然。著有《铁路名词表》《京张铁路工程纪略》等。

他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者之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华铁路第一人。他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界的先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铁路工程技术专家。作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先驱者，詹天佑被人们称作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

2、中国诗歌之父——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他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

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

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3、世界革命文学之父——马克西姆·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年3月16日—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姆维奇·别什可夫，前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

高尔基于1868年3月16日诞生在伏尔加河畔下诺夫戈罗德镇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他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10岁那年，高尔基开始独立谋生。他先后当过学徒、搬运工、看门人、面包工人等，切身体验到下层人民的苦难。

在此期间，他发奋读书，开始探求改造社会的真理。1884年，他参加民粹党小组，阅读民粹党人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1905年，高尔基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高尔基受列宁的委托，由芬兰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在美国出版长篇小说《母亲》。后定居意大利卡普里岛。

在作家辞世近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对他的兴趣还是出现持续性的高涨。在欧美各国，不时掀起了“高尔基热”。尤其是高尔基的剧本，不断被搬上各国舞台，或拍成电视、电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底层》和《仇敌》等在美国上演或播出，《仇敌》被剧评家认为“是已经播出的节目中最好的剧目”。

在联邦德国，上演过高尔基的《瓦萨·日列兹诺娃》，《南德意志报》评论说，这出戏“以其揭露企业主世界的特殊力量震撼了西德的现实”。而演出《避暑客》时，被评论家誉为文艺复兴以来的盛事。而在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地，也都上演过高尔基的剧本。

高尔基的创作对美国进步作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尤其是他创作中的“个人的社会活力”（指个人变革自我、变革社会和变革自然的创造力〉主题与“死物奴役活人”的主题，以及处理这类主题的艺术风格，更是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

在刘易斯的《巴比特》对“刻板的市侩”的描绘中，可以看到与高尔基的《苦闷的王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的创作中，也可以看到高尔基诸多方面的影响。

高尔基充满革命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作品，为中国广大读者所喜爱，教育和鼓舞我国人民为消灭剥削制度和建设新社会而斗争。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4、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

儒勒·凡尔纳（1828.2.8～1905.3.24），19世纪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

凡尔纳出生于法国港口城市南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依从其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学习法律，之后开始创作剧本以及杂志文章。在与出版商赫泽尔父子合作期间（1862年至凡尔纳去世），凡尔纳的文学创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凡尔纳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为总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等。他的作品对科幻文学流派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道，被称作“科幻小说之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第二多的名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位于莎士比亚之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统计显示，全世界范围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已累计达4751种 ，他也是2011年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法语作家 。在法国，2005年被定为凡尔纳年，以纪念他百年忌辰。

5、文学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前446年—前385年）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雅典公民，生于阿提卡的库达特奈昂，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雅典度过，同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有交往。相传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和平》、《鸟》、《蛙》等十一部。

有“喜剧之父”之称。阿里斯托芬及在他之前的喜剧被称为旧喜剧，后起的则被称为中喜剧和新喜剧。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产生三大喜剧诗人：第一个是克拉提诺斯，第二个是欧波利斯，第三个是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传下一些完整的作品。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一前385）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生于雅典。熟悉希腊文学和艺术，与同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交游甚广。相传写了44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等11部。

对后世的喜剧影响甚大，被称为“喜剧之父”。拥护民主制，也揭露民主制危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的沦落。谴责上层统治者的虚伪残暴和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主张对财产作一次再分配，以消灭贫困，恢复公正，发扬道德。倡导和平，厌恶战争，肯定诚实善良等美德。

反对智者的道德观，认为他们用极端的个人主义为强权的寡头专制辩护，毁坏了雅典民主制的道德基本原则和传统。他的思想反映了动荡时代雅典的自由农民和中产者希望恢复旧日安宁生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