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科幻小说的魅力
❶ 谈谈你们对科幻小说的前景和作用的认识!
在我国第一个在北京大学开办科幻学习班的吴岩曾经这样说过:“科幻可以表达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主题,可以使用任何全新的文体。”而且,好的科幻小说绝对不是让人消遣的小东西,他们反映的范围之广,之深是一些纯文学远远不可能达到的。比如像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小说《来波维兹的赞歌》,那种对人性和文明发展的思考让人震撼,再比如我国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名作《流浪地球》中,那种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描写,使宇宙的深邃和未知让人心潮澎湃和扼腕叹息。对人类的反思,对宇宙的思考,科幻文学在这方面比起纯文学的起点高出许多。还有,凡尔纳的对科学发展的极度乐观到现在已经更加理性,在法国科幻文学被算作浪漫主义,而像号称英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乔治奥维尔的代表作《1984》中那种对极权主义的控诉在欧洲产生了风暴一般的影响。可以说科幻文学在西方已经得到了承认,但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首先,大家对科幻的定义都分不清,如卫斯里的毫无科学理论根据的作品被称作科幻,其实是玄幻,而《哈利伯特》是奇幻,却被当成科幻。再者,认识的科幻小说家太少,人们了解的科幻小说家不是凡尔纳,就是韦尔斯,要不就是好莱坞大片,殊不知科幻小说大家云集,名作辈出,还看着100多年前的作品,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了。我们可一下这一段话,对中国科幻的忧思:
“一位网友说,但是,“中国的媒体只要有个小艺人的花边,可能就有大量报道。”一位科幻迷说,在西方,科幻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媒体追逐的偶像,是财富的象征,“美国一位科幻大师去世了,那是轰动世界的新闻。”
但中国科幻却一直命运多桀。1904年,作为西方工业革命副产品的科幻首次被鲁迅从国外引进,鲁迅认为,这种文学样式可以“导中国人群以力行”,是改变国民劣根性的一剂良药。然而,此后,就在西方科幻进入黄金时代以后,中国科幻却地位尴尬,颇受打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科幻再次遭到批判,被认为是“伪科学”。如今,中国科幻走向复苏,但作为一个五千年来习惯于从历史和经典中寻找答案的民族,还一时难以适应科幻那种对未来的神奇想像、对无尽可能性的洒脱描述以及对权威的颠覆。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西方,科幻已被认为是一种反映人类后现代焦虑的“先锋文学”,但在中国,仅仅被当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儿童文学”。“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科幻的复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楼主对科幻感兴趣,请看
中国
刘慈欣http://xjecpc.vip.sina.com/kehuanwenxue.htm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l/60-liu_cx/index-lcx.htm
王晋康
http://scifi.51flying.com/homepage/wangjinkang/index2.asp
何夕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h/24-he_xi/
此三人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水平代表
外国
阿瑟克拉客
http://book.tiexue.net/novel8010/
http://www.ebook99.com/lx_khsk_klk.htm
阿西莫夫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science/xsa/xsa.html
海因莱因
http://www.aikanshu.com/books/8003/
此三人为上个世纪中后期公认的外国科幻三巨头
❷ 科幻小说有那么大吸引力么
科幻?在中国的小说市场,这个类型应该是偏冷的吧。至于有没有吸引力全凭读者的个人兴趣喜好。
❸ 科幻小说的魅力
科幻小说的魅力在于它能给你一种无限大的想像空间,激发和引导你内心深处对于未知好奇心的满足!
❹ 求2000字科幻小说
奇幻热、玄幻热与科幻文学
中华读书报 2005/08/03 11:27
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是2005年2月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陈犁书的来访。她要我就《小兵传奇》发表对于玄幻小说的看法。我对玄幻小说是熟悉的,然而《小兵传奇》却没有看过。据说,《小兵传奇》是网上点击率最高的小说之一。于是,我赶紧从网络上查看了《小兵传奇》。不久,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了电讯《叶永烈点评玄幻小说热》。此后,《新京报》记者术术又来电,要我就奇幻小说谈谈看法,在2005年6月3日发表了报道《叶永烈:奇幻是幻想文学一部分》。记者们的提问,使我关注在当今中国图书市场上出现的“玄幻热”和“奇幻热”……
幻想小说的三大类型
遇上不解之义,我的习惯是查《辞海》。在《辞海》上,有“科学幻想小说”条目,却查不到“玄幻小说”、“奇幻小说”。这表明“玄幻小说”、“奇幻小说”是现今流行的新名词,尚未纳入《辞海》条目之中。
幻想文学分为两大类,即幻想小说与童话。就幻想小说而言,又分为三大类,即科幻小说、魔幻小说和奇幻(玄幻)小说。
科幻小说是人们所熟知的,其幻想是建立在科学之上。世界上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是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又译为《科学怪人》),作者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此后,法国的凡尔纳、英国的威尔斯、美国的阿西莫夫、苏联的别列亚捷夫、日本的小松左京和星新一等创作了诸多优秀科幻小说,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大师。科幻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文体。
魔幻小说的幻想建立在魔法之上。魔幻小说借助于魔杖、魔戒、魔法、魔力、魔咒,变幻无穷,魔力无边,充分施展魔幻的魅力。英国女作家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哈利·波特》中的神秘的“魔法石”,把魔幻小说的魔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科幻小说、魔幻小说之外是第三类幻想小说,名称最多,定义也最含糊,却在当今中国最流行、最火爆。这第三类幻想小说,最常见的名称有三个:“大幻想小说”,“玄幻小说”,“奇幻小说”,通称为“奇幻小说”。
玄幻小说探源
“大幻想小说”一词来自日本,以日本女作家安房直子的作品为代表。在安房直子的笔下,“那是一个奇幻的国度,一个精灵出没的世界,那里有狐狸的窗户,那里的树枝上全都落满了白色的鹦鹉,那里听得见女孩的灵魂在嘤嘤哭泣……”有人称安房直子的“大幻想小说”是“当代聊斋”。照此推理,似乎中国作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以推为“大幻想小说”的鼻祖。
“玄幻小说”一词,据我所知,出自中国香港。我所见到的最早的玄幻小说,是1988年香港“聚贤馆”出版的黄易的《月魔》。当时,“聚贤馆”也准备出版我的作品,出版商赵善琪先生送给我一本香港作家黄易的小说。赵善琪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一个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的崭新品种宣告诞生了,这个小说品种我们称之为‘玄幻’小说。”这是“玄幻小说”一词首次亮相,并有了明确的定义。
黄易的玄幻小说,形成系列,都以一个名叫凌渡宇的人物为主人公。凌渡宇有着传奇经历,他在西藏长大,然后留学美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他又修炼密宗,有超人灵觉,因此世界上许多超自然疑案,都邀请他参与探索。
黄易的系列玄幻小说,十万字一本,印成小巧的口袋书。由于黄易的玄幻小说讲究悬念,故事情节曲折,又展示种种奇特的玄虚境界,所以他的系列玄幻小说出版之后,迅速在港台走红。
黄易的玄幻小说号称“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其中究竟有多少科学成分,不得而知。不过,玄学倒是贯穿小说之中,赵善琪称“黄易是一位玄学大师,对风水命理、占卜星相无一不精”。
当然,黄易所谓的玄学,只是浅层次的“风水命理、占卜星相”而已,并非《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被称之为“三玄”的书所奠定的“玄学”,亦即形而上学。
黄易的“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这一玄幻小说概念,不仅并不准确地体现在黄易作品本身,而且与中国当今流行的玄幻小说相距甚远。可以说,以《小兵传奇》为代表的中国当今玄幻小说,不仅无科学可言,亦无玄学可言!
我以为,中国当今的玄幻小说,只是沿用了黄易创立的玄幻小说的躯壳,而舍弃其内核。中国当今的玄幻小说,其中的“玄”不再是指玄学,而是可以诠释为玄想。
我真佩服,我们的老祖宗赋予“玄”字以神奇玄妙的色彩。许慎《说文》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正是“玄”意味着“幽深微妙”,所以也就给予玄幻小说以无限玄想的天地!
在《叶永烈点评玄幻小说热》中,我曾这么说及:“玄幻小说是最近兴起的,它建立在玄想之上,强调一个‘玄’字,内容走得比魔幻小说更远,从创作层面讲,玄幻小说作者比科幻小说作者创作更自由,不需要受科学依据的束缚,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除了《小兵传奇》之外,玄幻小说《风姿物语》在网上也很流行。2004年10月,我在北京出席了“玄幻文学的中国市场”研讨会,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在会上一下子就推出20种署名“火天车”的玄幻小说,玄幻小说之热由此可见一斑。
奇幻小说的概况
我注意到,《小兵传奇》、《风姿物语》也常常被称为“奇幻小说”。“奇幻小说”与“玄幻小说”两个名词混用、互用。这表明,如今的“玄幻小说”一词,这“玄”亦可解释为“奇”,与玄学毫不相干。
奇幻小说不像玄幻小说只限于中国,奇幻小说在外国也有,而且常常与魔幻小说混为一谈,甚至把《哈利·波特》也归入奇幻小说。人们追溯奇幻小说的历史到19世纪初以至更早的希腊神话。外国奇幻小说的代表作当推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台湾翻译家朱学恒在把《魔戒》译成中文时,首创“奇幻小说”一词,从此“奇幻小说”一词在华文世界流行。朱学恒在台湾创办了“奇幻文化艺术基金会”。
奇幻小说迄今无严格的定义。台湾徐庆雯为“缪思奇幻馆”所写的开馆宣言中,这么述及:“我们需要想像力,不是教唆逃避现实,陷溺虚无,却是要鼓励转换视野,伸展心智,而奇幻故事独特的神秘本质,无限的幻想空间,正是想像力的源泉。”这段话曾被认为给“奇幻小说”下了一个广义的定义,在我看来,奇幻小说的特点在于“奇”,以神奇、奇异、奇怪、奇特的幻想,贯穿于小说之中。这种幻想,与科学无关。
中国奇幻小说的代表作,当推郭敬明的《幻城》。
郭敬明以为,幻城“就是人心中的一座城堡,就是你的梦想”,“每个人心中的幻城都不一样”。郭敬明心中的“幻城”,充满神奇色彩:火族与冰族水火不相容,火焰之城与幻雪帝国之间进行圣战。在幻雪帝国中,“人有着白色晶莹的瞳仁,白色的长发,千年的寿命和如同梦魇般华丽的幻术”,在“关于圣战的遥远臆想中,掺杂着支离破碎的爱情。来自于天上的幻想,轻灵、浪漫、狂放不羁,引领着你开启脑海中梦幻的神秘之门,让想像力天马行空地遨游,思维的精灵在无极世界中游走,所到之处,风光无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曹文轩在评价《幻城》时指出:“《幻城》是神秘的。这种神秘也许并非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但这种神秘却一直在吸引我们穿过文字的密林而向前……直到最终,我们也没有看清这个世界,神秘依在。”
这种“神秘感”,正是奇幻小说又奇又幻的魅力所在。
另一部奇幻小说——陈思宇的《异人傲世录》,在港台地区出版了26册,也是近年来颇有影响的奇幻小说。这部奇幻小说先是在“幻剑书盟”、“龙的天空”、“小说频道”等原创网站以“明寐”的笔名发表,点击率近一千万次!
奇幻、玄幻作者的年轻化
就历史而言,科幻小说长于魔幻小说,而魔幻小说又长于奇幻、玄幻小说。然而,以《幻城》为代表的奇幻、以《小兵新传》为代表的玄幻,影响力如今远远超过“老牌”的科幻。一篇书评这样写道:“魔幻图书的大浪淘沙,超越科幻,而不到三年的时间,玄幻小说又异军突起,以惊人的速度颠覆了魔幻小说一统江山的局面。”
细细分析新生的奇幻和玄幻,我注意到作者的年轻化和读者的年轻化。
17岁的郭敬明在紧张的高三学习之余,写出了充满奇幻色彩的长篇小说《幻城》。
奇幻小说《异人傲世录》的作者陈思宇,是成都大学中文系广电专业大二学生。
《小兵传奇》的作者不像郭敬明那样频频曝光于媒体,以至人们以为作者是羞涩的mm。其实,作者玄雨是小伙子,出生于1980年,只比郭敬明大两岁。玄雨生活在广东小城河源,只读过师专,在中学当美术教师。他“终于发现教师的职业太不适合自己,我太懒。我们这些人都是日夜颠倒的,晚上工作,白天睡觉,睡到上午11点才起床。”他开始写作。他取了笔名玄雨,玄字取自“天地玄黄”,而“雨”字是“因为我很喜欢下雨的感觉”。
玄雨是这样开始写玄幻小说的:“我打小就很喜欢看小说,2000年的时候,我在这一年无所事事,几乎一天看数套小说。街上租书店的书都被我看光了,找不到书看的时候就开始上网看,可是网上完整的小说绝大部分都看过,无聊中就开始接触网络作者写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看玄幻小说,让我接触到了和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小说中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世界和奇遇,这些立刻让我沉迷了下去。但是让我不爽的是,这些好看的小说都是没写完的,而且更新非常的慢。苦等的时候,开始在脑中幻想小说里面的情节,把自己当成主人翁在虚幻的世界中冒险。这个时候发觉小说里面的情节和自己想象中希望看到的情节相差了许多,于是就开始试着写出自己希望看到的情节。就是这样,开始了敲击键盘的日子。”
我在北京接触了玄幻小说的作者“火天车”,得知那是一个写作班子,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们之中不少是女性。我问及“火天车”的创作,他们是这样答复的:由一个负总责的小姐写出总体构思,设计了人物,然后在网络上征求写手。写手们纷纷用E mail发来自己的构思。这些构思被负总责的小姐选中之后,由写手写成玄幻小说。经过负总责的小姐修改、润色之后,以“火天车”的名义出版。正因为这样,“火天车”创作玄幻小说速度惊人,一下子就推出几十本。
在前几天,我应约为兰州作者傅良举的长篇奇幻小说《最后的王族》作序。作者也是一位年轻的大学生。
奇幻、玄幻作者的年轻化,在台湾也是如此。台湾松山高中一年级女生以“水泉”为名,写出了五大部《风动鸣》,由台湾春天出版公司出版。
我很赞赏奇幻、玄幻作者的年轻化。其实,我也是“少年写手”出身。我是在11岁发表作品,20岁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我深知,年轻人洋溢着青春的热情,充满奇奇怪怪的幻想。奇幻和玄幻,是青春文学,那么多年轻人加盟奇幻小说、玄幻小说的创作,是值得鼓励的。在改革开放进入深层次的今日,中国进入宽松的岁月,年轻人的想像力得到尽情释放。奇幻和玄幻,正是想像力得以任意驰骋的广阔天地。众多年轻作者创作奇幻和玄幻小说,正是体现了时代的潮流。
与此同时,奇幻和玄幻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而网络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青少年,因此奇幻和玄幻借助于网络的无限魔力,吸引了千千万万青少年的眼球。另外,奇幻和玄幻小说所展现的新颖奇丽、妙不可言的幻想境界,也正是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少年读者所喜爱的。正因为这样,《小兵传奇》会拥有那么高的点击率,而《幻城》也以十万册的印数震惊北京图书订货会。
期待奇幻和玄幻健康发展
奇幻和玄幻作品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大量出现。我以为,这样的“奇幻热”、“玄幻热”是可喜的。在新华社上海分社所发电讯《叶永烈点评玄幻小说热》中,便有这样一段话:“面对玄幻小说的火热场面,叶永烈直言:‘玄幻小说能够启发读者的想像力,而这一点恰好是中国学生所缺乏的。因此玄幻小说的畅销,总的来看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报道还写道:“叶永烈指出,如今玄幻小说的弊病在于‘急于求快求成’。‘我不相信慢工出细活,但我也不赞赏仅为商业噱头的火速写作,小说还是要以质量为前提。’‘玄幻’同样期待精品。尽管玄幻小说大有风靡全国之势,但作为幻想小说的重要分支,它同样面临着创作上的窘境。”
我以为,面对“奇幻热”、“玄幻热”,文学界要加强理论研究,加强作品评论,对年轻的作家们给予引导,以使“奇幻热”、“玄幻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能够出现一批像《幻城》那样的精品力作。
科幻创作要迎头赶上
我毕竟是“退役”的科幻老兵,面对奇幻、玄幻创作如火如荼,反观历史最久的“老大哥”科幻,觉得落后了,必须迎头赶上。
这几年的中国科幻小说,就数量而言是不少的,但是质量平平,惨淡经营,印数通常徘徊在五千册至一万册这样的“保本线”上。中国科幻界缺乏像《幻城》这样有影响的作品,缺乏像郭敬明这样有影响的新秀。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科幻小说创作水平与科技实力成正比,因为科技实力体现了国民总体科学素质,而科学素质的高低决定了科幻小说的创作水平。我常去美国,在美国的图书馆、书店,总可以看到整架整架的科幻小说排列在那里;美国每年的电影大片之中,总有几部是科幻片。不论是美国的科幻片《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还是《E·T》(《外星人》)、《侏罗纪公园》、《笫五元素》、《我,机器人》等等,都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切,都是美国雄厚的科技实力的反映。中国科幻小说不仅与新兴的奇幻小说、玄幻小说存在差距,而且与美国科幻小说存在差距。
中国的科幻小说应该形成鲜明的中国风格。当今的中国科幻小说受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太深,过分“洋化”、“西化”。这也是中国科幻小说缺乏有影响力的新作的原因。
不过,我终究还是偏爱科幻小说。在我看来,科学幻想小说毕竟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会给年轻读者以科学启蒙,使读者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奇幻小说、玄幻小说所无法企及的。我并不反对奇幻小说、玄幻小说,但是我希望能够多多出版科幻小说,鼓励青少年多读科幻小说。
本文作者:叶永烈
❺ 法国作家凡尔纳科幻小说的艺术魅力是什么
凡尔纳就是一个全才!
以下是我以前写的一段话:
我是忠诚的凡尔纳粉丝!
凡尔纳的作品多为历险故事,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他的博学又在作品中有充分的显示。精彩的作品中渗入科学知识,包括人文,地理,历史,生物,物理,农业……可以说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中使人们增长知识,对科学感兴趣。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活灵活现,性格各异,给人启发。想象也极其绚丽,大胆。
真实的个人感受,希望对你有帮助,也喜欢上凡尔纳!
❻ 读完全文请思考作为科幻小说三巨头阿西莫夫的作品有怎样的魅力
阿西莫夫的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的所有长篇小说(甚至还包括一些短篇),都有一条暗线串连起来。也就是说,他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发生在同一个世界中,而且彼此之间都是有剧情关联的,都能够找到隐藏的线索可以彼此连接起来。
所以现在所谓的“漫威宇宙”算什么?早在50多年前,阿西莫夫就已经通过他的小说打造出一个“阿西莫夫宇宙”出来了。
❼ 科幻小说的优点
第一点要是只看片段很难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因为凡是小说总要有剧情的
第二点有的小说立意特别好,它不同于名著,名著有时会读的乏味,但小说因为其特有的笔触,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搞笑或悲伤的场景,可以吸引人读下去,有时读者就会被主角的人生观,价值观潜移默化的影响
❽ 有关于看科幻小说的好处
好的书籍都是作者思想的凝结,抛开书籍是否科幻这点不谈,这种思维上的交流我认为本身就是一种裨益知。
而且科幻书籍往往是前沿性的(鄙视那些推荐大家都100多年前的科幻书籍的,什么地球到月球。。。这到现在叫科幻吗?里面道很多东西是错误的了),很多科幻作者本身就是科学工作者,有些则经常在最前沿的科学期刊上寻找灵感。科幻作品的创作往往是映射现实上的可能的,所以阅读的时候可以帮助更科学的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凭空想象这个世界的未知的未来和未抵达之地,还可以了解一些最新的科学知识,对于发散性的思维也有回提升。
上面我们提到了科幻作品对未来的可能性的想象,这里说明科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天气预报的功能,或者说在你还可以认为他还是一种警示文学,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至于这一点对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用处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另外我认为看科幻小说和看公布电影答或者其他的猎奇电影一样,能满足人们对未知的恐惧和好奇心。
❾ 经常看科幻小说会对人的气质会产生影响吗
我觉得一个人的气质要么就是天生的,要不就是后天养成的,经常看科幻小说不一定会对一个人的气质产生影响,一个人的气质可能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但是科幻片的话我认为没有太大的影响
❿ 谈谈你对西方通俗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认识。 (1600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抑制和歧视,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极端又出现了。有些学者不仅高度尊重通俗小说,而且还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否认“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笔者在阐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对孔庆东博士的《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以下简称《误区》[1])进行学术批评,与孔庆东博士商讨。
一 通俗小说的定义
尽管给词或概念下定义是一件难以讨好的事,但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做,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辞书的不断问世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确,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个词或概念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具体的事物或与之相处;况且,由于“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义。但是,常识还是告诉我们,事物或概念的定义,在多数的情况下仍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像“通俗小说’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其定义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
那么,何谓通俗小说?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3](P544)。如此释义是可靠的吗?结合一些辞典对“通俗”、“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4](P1262)、《汉语大词典普及本》[5](P1273)、鲍克怡编著的《汉语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7](P11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8](P1276)、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9](P335-336)、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学辞典》[10](P639),可知《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释义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样的释义不是很严格,不过,由于“并不严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称某种事物”[11](P338),所以,我们仍可以借此释义了解到“通俗小说’概念指的是什么。要言之,像这样的“通俗小说”定义是可取的。
本来,通俗小说概念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义,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小说,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误区》一文的说法,却复杂得让人糊涂。《误区》写道:“我们不妨从探讨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开始,知道了不是什么之后,就算说不出概念,说不出定义,说不出‘能指’,也不妨碍我们抓住‘所指’,抓住‘本身’。仿佛警察叫错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确实是案件的真凶。这样,我们所描述的‘通俗小说’,就在‘什么不是通俗小说’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义了。”显然,《误区》思路是有问题的。
首先,违反了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定义”——“概念不意味着什么”——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并不能让人明白“通俗小说是什么”,它就像我们说“鸡蛋不是鸭蛋、不是鹅蛋、不是鸽子蛋、不是恐龙蛋”一样,未能让人知道鸡蛋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一连串“不是”之外还有许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没有被穷尽,通过“不是”来定义“是”,就不可能有较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误区》以绕道的方式来定义“通俗小说”,既没必要也不符合逻辑。
其次,违背了定义的语句应尽可能简明扼要的原则。《误区》用一连串的“什么不是通俗小说”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我们不说它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至少也是犯了一个语言表述太过于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概念是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而判断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连“通俗小说”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给出“它不是什么”的定义,那怎么有可能进行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判断、推理和论证?怎么有可能对涉及到“通俗小说”的一系列命题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判断?倘若只是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弯路去论证“什么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须知,对一些人而言,有时候仅凭直觉也能准确地抓住通俗小说“本身”,就像“警察”凭直觉抓住了“真凶”。
最后,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否定定义”的合理性,《误区》极不恰当地奚落了学者们的论争。《误区》这样写道:“……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乱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数的辩论争吵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所争所吵的只是‘能指’,与‘所指’无关,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学者们尽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种概念,但并不能使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发生增减或质变……”难道真的这样?非也!第一,把定义上的不同意见看成“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14](P476),这里无须多加讨论。第二,诚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言:“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15](P109)《误区》断定学者们的“通俗小说概念”对“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没有影响,是不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误区》所宣称的不假,那么,读者们凭什么来认定《误区》的言说与世界有关?又凭什么来相信《误区》的“辩论争吵”不会“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显而易见,《误区》对于学者们的讥讽嘲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二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
首先,通俗小说是严肃的吗?如果是针对某部某篇作品,就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要对作为一个种类的整体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则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误区》才会断然地说:“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通俗不通俗,与严肃不严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通俗小说可以是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很明显,假如认识止于《误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是否严肃以及严肃程度问题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是没有差异的。然而,即使凭有限的知识,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说能否称得上严肃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过,由于一个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够体现出该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不严肃,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严肃小说与不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页重写了39次,而《老人与海》则修改了200遍[16](P228);托尔斯泰的《复活》仅开头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战争与和平》则改写了7遍[18](P237)。像这样的作家作品,将其划入严肃之列,肯定是错不了的。虽然这几个例子在非通俗小说领域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通俗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海明威那样认真严肃——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没有一个能像普鲁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一生只写一部长篇并在文学园地里焕发着光辉的异彩。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有一个非通俗小说家会像当代英国通俗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那样轻易地生产作品:一生的著述多达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同一个作家的同单位创作时间来说,作品的“质量”与“数量”通常成反比。普鲁斯特说得完全正确:“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20](P154)如果一个作家既认真严肃又追求数量,那么,这个作家就会由于生命能量的急剧消耗而过早地衰亡。譬如,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查尔斯·狄更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而在58岁时便离开了人世。[21](P93-96)再如,于生命最后的20年里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巴尔扎克,也同样因单位时间内过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岁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误区》借一位法国朋友(不知姓名是什么)的口把巴尔扎克当作是“通俗小说家”来举例,并通过巴尔扎克的“严肃”证明“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如此论证,未免牵强。读过巴尔扎克传记——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一方面出于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不断地修改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出于尽快付印和多写一些等原因而经常停止了对于小说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才会深刻精当与肤浅粗糙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巴尔扎克有时被视为高雅小说家有时又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情况。
由上述可知,机械地在通俗小说与不严肃小说之间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可是,那种不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严肃性加以区别的做法,更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尽管存在着极少数的通俗小说较为严肃,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通俗小说没有“非通俗小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千万不要以特殊来否定普遍,以个别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吗?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艺术性的高低指什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写道:“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23](P223)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更是进一步地指出:“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再是以昨日的艺术为支撑,尽量越过它,将界线往前推,而是改变艺术的方向本身,努力发明一种新方向。”[24](P361)因为艺术贵在创造,所以,小说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创造性的大小。倘若一个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应该被视为是艺术性高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麦尔维尔的《白鲸》。当然,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过,文学世界中那些最富于艺术性的小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些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而这样的一种小说,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产生于“非通俗”的领域。
那么,创造性缺失的小说是否就一定没有艺术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只要小说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去表达去描绘,那么,即使是缺乏独创性,也应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无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艺术性是比蕴含独创性的艺术性低了一个档次的艺术性。整部文学史表明,那些处在艺术性顶端的通俗小说,除罕见的极个别之外,都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故事诱人、技巧丰富但毫无新意——换成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生动说法,那就是“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转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25](P7)至于那些处在艺术性下端的通俗小说,除极其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得非常惊人。的确,非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差,但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低于通俗小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性比起非通俗小说来要低得多。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从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中获知,而且还能够通过探究其不同的创作动机来加以证明。就创作的主观努力而言,通俗小说是一些小说家为“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就接受的客观效果而言,通俗小说是那些“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小说不“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通俗小说”。由于寻求群众即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迁就、迎合群众趣味的创作行为,在通俗小说领域里是普遍的。进而言之,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者那里,不易理解的独特个性和意识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讨论一系列的“巨匠与杰作”时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有力、非常独特的个性”[26](P218)。既然独特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最为珍贵的品质,那么,通俗小说的创作者何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轻视这样的品质?答案很明显,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于受当下群众欢迎的小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独特性、探索性与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就选择了后者。应该讲,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这种选择,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不顾或不大考虑“当下价值交换”的人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老人在考虑把“伟大”这顶帽子送给哪些人及其作品时才显得那么地慎重——譬如,不会随便地送给被金庸大力推举并称之为“伟大文学”的大仲马作品[27](P196)。
在谈到小说的目的时,《误区》认为“小说没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观地看,这样的认识虽嫌笼统但大体上还说得过去。然而,《误区》进一步说,“通俗小说通过刺激情感来赚钱,而那些小说不刺激情感不赚钱”,则失之偏颇了。从经济学角度讲,能不能赚钱,要看投入多少,又产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萨特所写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28](P127)作家写小说能否赢利实在难以判断。当然,只要不要求计算精确,我们还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的:从个体角度讲,如果作家写小说时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而拿到的钱又相对较多,就可以断定该小说的创作赚了钱;如果情况刚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赚钱甚至是赔了钱。在论及文学“商业上的成功”时,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正确地指出:“作家的计划只是一种可能……文学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象,就连精明的文学出版商和书商都难以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做起生意来常常惨遭失败的小说家。翻开小说史,我们不难看到,像司汤达、爱伦·坡、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等这样一些非通俗小说家,其创作“生意”都是与“赚钱”截然相反的“赔钱”。固然,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赔钱”创作,并非毫无功利目的,不过,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于《误区》所说的“赚钱”,而在于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让我们来听听优秀的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古巴的卡彭铁尔说:“虽然我的音乐底子比文学好,但我还是选择了文学……我继续坚信,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30](P49)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宣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个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国的埃莱娜·西克苏则写道:“无论怎样,当写作出自心的深处时都是天堂,就连在地狱时也如此。写作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获救。作家是一个富人……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富有’使我们失去了‘贫穷’的财富。”[32](P29)
综上所述,与非通俗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说创作者往往正是由于追求当下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弃难就易的非创造性原则的——从单个作品看,遵循的是“简单化”原则;从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则[33]。这也就是通俗小说在总体上为什么艺术性相对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是,《误区》的所谓“梦得够不够好”的问题。《误区》这样写道:“小说的艺术性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标准,即‘梦得够不够好’……由于通俗小说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胜,‘非通俗小说’经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为了显示‘雅’,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所以,‘非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艺术之外……”尽管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动,但严格地说,却极不科学。第一,梦的情境有档次的高低之分——既有忧国忧民的梦,也有花前月下的梦,还有升官发财的梦,更有无遮无挡的性欲之梦。《误区》把通俗小说的“梦得够不够好”说成只是一个与“立场问题”无关的“技术问题”,岂不片面?第二,小说远非梦那么简单和短命。好梦往往无法追忆[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遗忘。但是,好小说却由于“不仅回答了现存的需要,也启发了人们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会也不该被遗忘。即使肯定好小说的世界就是“梦得够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世界的存留“必须以体现这些价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为前提”[36](P380)。虽然在《误区》中引以为证的昆德拉也谈到了“梦”之外还有“叙述”,可遗憾的是,《误区》对昆德拉的“叙述”问题却未作任何讨论。既然《误区》能够离开“理性控制”和“技术手段”来谈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就高在“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那么,读者就可以根据《误区》所提供的逻辑作如下的推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个体受到环境影响时经常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这种人“做起梦来”也就比正常人“更加专心致志”,因而,其所写的小说的艺术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说之上。如此逻辑,岂非荒谬?
三 通俗小说的价值判断
《误区》认为,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不在形容词上,而在名词上,它们之间是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尊卑”。真的这样么?当然不是!尽管我们不能从小说的类别中直接得出它的价值高低的结论,但是,通过分析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38](P273),我们仍能较为恰当地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这个道理,如同鸡蛋和鹅蛋的区别一样:不仅在名词,而且还在于形容词——谁能否认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鹅蛋?
当然,通俗小说的“价值怎样”,这是一个比通俗小说“是什么”更难回答好的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前者的判断既不能脱离价值客体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的情况。[39](P181-182)由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个价值客体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一样的。
首先,谈谈通俗小说对于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通俗小说的价值如何也很难一概而论。从动机上说,无论是下层普通群众还是中上阶层人士,只要出于消遣娱乐心理的,通俗小说的价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说之下。正因为这样,几个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消费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属于“热切的上层阶级人士”[40](P152-153)。当然,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下层普通群众之所以从通俗小说中获得较大的消遣娱乐,往往与其“不得不这样”有关——就像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报上的长篇连载或儿童小说是那些无力读其他东西的读者万不得已的读物。”[41](P156)至于上中层阶级人士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具有接受不同种类小说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的娱乐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说中获得,也可以从非通俗小说中得来。可见,消遣娱乐的动机是在通俗小说中还是在非通俗小说中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整天浸泡在电视里或钻进按摩房的人来说,就连通俗小说也让他们感到索然寡味,更别说是非通俗小说。
如果个体的动机主要是从文学接触中获得认识或受到教育,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说——这一点在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身上尤为明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价值主体怎样,而在于价值客体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价值客体的文化含量不大,那么,虽然它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所具有的认识教育价值并非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偏低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不会例外。
其次,谈谈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是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复杂有机体,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精英审美文化还是大众审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显然,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喜爱通俗小说的群众放弃个人的偏好,也无法让那些少接触小说甚至没接触过小说的群众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说中那最具价值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广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通俗小说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不低于非通俗小说。尽管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在某一时段远比非通俗小说庞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无数的事例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是反过来。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使得评价大艺术家时的错误和有意的曲解不断得到消除,使得他们的创作遗产的多维性得到揭示。”[43](P220)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通俗小说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读者群体也会不断地壮大直至无穷。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小说的接受群体绝非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在论及优秀诗歌的读者时,帕斯写道:“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居,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44](P64)显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考察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顾“量”而不问“值”。倘若小说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能为那些准备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的小说对于社会来讲,就有很高或者较高的价值。反之,其价值则是低的或者比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探讨。《误区》完全否认通俗小说中的“次品’多于高雅小说,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数学统计上的依据”。可以说,要反驳《误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乏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下的几点。第一,小说的次品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进行完整的数学统计。第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小说次品,基本上已被人类所遗忘。由于没有了文本,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小说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没有依据[45](P21),故而无论怎样统计,都不会令人人满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统计,也不应该动手去做,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其价值远远无法补偿研究者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误区》要求不同意见者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尽管依照《误区》的不合理要求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量”是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次品问题没有答案。实际上,洞悉了通俗小说的“生产动机”及其“生产套路”——简单化与模式化,也就可以断定通俗小说的“次品”必然多于高雅小说。现在的问题是《误区》只是为了说明谁的次品多谁的次品少吗?不!《误区》这样写道:“在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和类别中,精美高雅之作总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总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说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别,它决不是‘不高雅小说’的代名词。”很显然,《误区》在此处是同时通过“次品量”和“精品量”两个方面来论证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关于“精品”问题,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且应该提供一点“数学统计上的依据的”。
在20世纪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尽管该奖不仅遗漏掉了像托尔斯泰、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样一些应该获奖的作家[46](P45),而且还出现过不当入选的极个别案例——譬如,“把奖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赛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48](P6)。基于此,笔者以《诺贝尔文学奖要介》(肖涤主编)所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46],简要地讨论一下小说的“精品”问题。从1900年到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总计88人,除因剧本、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卓越成就而获奖的37人外,其余的51人是小说家(或主要是小说家)。
应该说,无论是喜欢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高雅小说,都同样无可厚非,但是,当上升到理论认识并诉诸文字时,就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力避主观偏好。然而,《误区》在阐明观点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俗小说的“上马”对付高雅小说的“下马”,并且“只赛这么一次”就宣布结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较研究,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诺思洛普·弗莱说道:“人类面临的许多不测灾难之一是全部毁灭,这是文学靠其自身所无法防止的;但我认为,若无文学,那种灾难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显然,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话是夸张了一些,不过,他对文学所具有的高级价值的强调却提醒了我们,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
虽然《误区》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但是,由于作者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结果,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误区》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避难趋易”是人的天性,而“从众”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故此,在“价值无高低”论的引导下、鼓励下,很容易出现“价值误认”的人们[54](P330),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通俗小说而拒绝欣赏那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说——这对于个体人格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健全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之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