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的出路在哪里

⑴ 科幻在创世，起点有出路吗

好的作品在哪儿都会有出入。
怕的不是对手太强，而是你没能力！

⑵ 谈谈你们对科幻小说的前景和作用的认识！

在我国第一个在北京大学开办科幻学习班的吴岩曾经这样说过：“科幻可以表达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主题，可以使用任何全新的文体。”而且，好的科幻小说绝对不是让人消遣的小东西，他们反映的范围之广，之深是一些纯文学远远不可能达到的。比如像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小说《来波维兹的赞歌》，那种对人性和文明发展的思考让人震撼，再比如我国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名作《流浪地球》中，那种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描写，使宇宙的深邃和未知让人心潮澎湃和扼腕叹息。对人类的反思，对宇宙的思考，科幻文学在这方面比起纯文学的起点高出许多。还有，凡尔纳的对科学发展的极度乐观到现在已经更加理性，在法国科幻文学被算作浪漫主义，而像号称英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乔治奥维尔的代表作《1984》中那种对极权主义的控诉在欧洲产生了风暴一般的影响。可以说科幻文学在西方已经得到了承认，但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首先，大家对科幻的定义都分不清，如卫斯里的毫无科学理论根据的作品被称作科幻，其实是玄幻，而《哈利伯特》是奇幻，却被当成科幻。再者，认识的科幻小说家太少，人们了解的科幻小说家不是凡尔纳，就是韦尔斯，要不就是好莱坞大片，殊不知科幻小说大家云集，名作辈出，还看着100多年前的作品，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了。我们可一下这一段话，对中国科幻的忧思：
“一位网友说，但是，“中国的媒体只要有个小艺人的花边，可能就有大量报道。”一位科幻迷说，在西方，科幻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媒体追逐的偶像，是财富的象征，“美国一位科幻大师去世了，那是轰动世界的新闻。”
但中国科幻却一直命运多桀。1904年，作为西方工业革命副产品的科幻首次被鲁迅从国外引进，鲁迅认为，这种文学样式可以“导中国人群以力行”，是改变国民劣根性的一剂良药。然而，此后，就在西方科幻进入黄金时代以后，中国科幻却地位尴尬，颇受打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科幻再次遭到批判，被认为是“伪科学”。如今，中国科幻走向复苏，但作为一个五千年来习惯于从历史和经典中寻找答案的民族，还一时难以适应科幻那种对未来的神奇想像、对无尽可能性的洒脱描述以及对权威的颠覆。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西方，科幻已被认为是一种反映人类后现代焦虑的“先锋文学”，但在中国，仅仅被当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儿童文学”。“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科幻的复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楼主对科幻感兴趣，请看
中国
刘慈欣http://xjecpc.vip.sina.com/kehuanwenxue.htm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l/60-liu_cx/index-lcx.htm
王晋康
http://scifi.51flying.com/homepage/wangjinkang/index2.asp
何夕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h/24-he_xi/
此三人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水平代表
外国
阿瑟克拉客
http://book.tiexue.net/novel8010/
http://www.ebook99.com/lx_khsk_klk.htm
阿西莫夫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science/xsa/xsa.html
海因莱因
http://www.aikanshu.com/books/8003/

此三人为上个世纪中后期公认的外国科幻三巨头

⑶ 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是怎么样的

处在起步阶段

⑷ 科幻小说一般成功在什么地方

科幻小说的定义必须是根据科学理论或未来理论来写的 科幻优势：强大的幻想冲击 2：拥有极强的创新意识 3：战斗场面绚丽 4：能满足一些人对童年时的渴望 等等

⑸ 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尽可能的专业一点)

我觉得科幻不如奇幻好看.
据我了解,科幻这门文艺,在上世纪80年代后就开始衰落了.
我个人觉得中国科幻不好说,一方面许多优秀的作者已经不写科幻了,像王晓达.柳文扬的早逝,使中国科幻又失去了一个优秀作者.现在的王晋康不禁让人感叹"廉颇老矣".但另一方面,超新星一般的刘慈欣,后起新秀长铗和夏笳等人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不管怎么说，只要有科幻迷，好的科幻作品就不会消失。

⑹ 科幻小说在中国有前途吗

科幻的没前途吧，毕竟咱中国游戏刚起步，网游的或修真的更容易吧，这只是咱国内，老毛子怎么想就不知道了，人家不走寻常路，美国比较偏向高科技或末世的吧，最近的电影不都这样吗。

⑺ 在纵横发科幻小说有前途吗

这得看你的作品了，你的作品好，别人膜拜你为大神，你的作品差，那么你就是太监

⑻ 科幻小说好在那里

科幻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它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宇宙起源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在当代的西方世界，科幻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其影响和销售量，仅次于惊险小说和侦探小说。

科幻小说与一般的传统小说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它又是一种文艺创作，并不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

从抒写幻想的方式来看，它应归属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范畴。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也像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一样，扎根于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某些杰出的科幻小说，往往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上，提供若干有参考价值的预见。有时，某些科学发明尚未出现，科幻小说里则已经进行生动的描绘，如潜水艇、机器人、宇宙航行等。

当代西方的科幻小说，涉及到许多尖端的科研项目，当然也经常出现似是而非的假科学。因此，科幻小说常常遭受到科技界人士的鄙视和指责。

“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原本是外来词，由西方传入我国；最初被译为“科学小说”，后来演变为“科幻小说”。其实，即使在西方，“科幻小说”一词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广泛流行。它最初出现在雨果·根斯巴克主编的《科学奇异故事》杂志第一期，虽然埃德加·爱伦·坡、埃德加·佛塞特和威廉·威尔逊等作家很久以前就曾对一种类似科幻小说的文学类型进行过界定，不过对“科幻小说”真正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是专登科幻小说的流行杂志确立以后的事情。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幻小说”呢？应该说，“科幻小说”是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科幻小说”的定义也不断发展变化。

最初，根斯巴克用“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一词指这种文学类型。他在第一期《科学奇异故事》(1926年4月)的社论里这样写道：“我用‘科学小说’指的是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和爱伦•坡那种类型的故事——一种非常吸引人的传奇故事，穿插着科学事实和预见……这些惊人的故事不仅产生极有趣的阅读，而且总是给人以某种启迪甚或教育。它们以适合读者趣味的方式提供知识。……今天科学小说为我们描写的冒险，明天很可能变成现实。旨在表示历史兴趣的伟大的科学故事仍然有许多人在写……后世的人会说，它们不仅在文学和小说方面，而且在人类进步方面，都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显然，根斯巴克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教育的、进步的文学。但他这种看法很快被其他流行杂志的主编们作了修正。40年代主宰科幻领域的杂志《惊奇故事》的主编小约翰•坎贝尔提出，科幻小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与科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媒体：“科学方法论包括这样的命题：一种严谨的理论不仅解释已知的现象，而且预见新的尚未发现的现象。科幻小说试图完成同样的事情——以故事的形式写出这种理论用于机器、尤其用于人类社会时会产生什么效果。”

实际上，“科幻小说”这个术语问世不久，很快就演化成一个亚文化的文类名称。这种亚文化包括科幻作家、编辑、出版家、评论家和科幻迷。其故事和小说不仅有一些共同的设想、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主题规则，而且有某种脱离外部“世俗”世界的感觉——因为它们的规则对那个世界显得神秘而陌生。具有这种特点的小说以及最初引发这种特点的小说的文本，逐渐被统称为“科幻小说”。

这个范畴确定之后，读者和批评家便用它指更早的作品，把一些类似的故事都归于这个范畴。于是，许多研究者和作家试图对科幻小说重新界定，使这种形式既标示当代的一个文类，同时又纳入从理论上适合这个文类的早期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朱迪丝·麦里尔的看法，她用“推测小说”这一术语来代替“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推测小说’，其目的是通过投射、推断、类比、假设和论证等方式来探索、发现和了解宇宙、人和现实的本质。这里‘推测小说’旨在说明利用传统‘科学方法’(观察、假设、实验)的方式，检验某种假想的现实，将想象的一系列变化引入共同的已知事实的背景，从而创造出一种环境，使人物的反应和观察揭示出有关发明的意义。”

前面这些早期的定义都强调“科学”或至少科学方法是科幻小说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但在麦里尔的定义里，通过将重点从科学转向推测，明显扩大了科幻小说的范围，因为它可以包括描写社会变化而不必赞扬科学发展的作品。
实际上，这种小说在50～60年代非常流行，而且进一步引起了科幻小说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量描写未来，使人们从未来反观现实，给作者和读者以更大的思想自由。它们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作品明显不同，因为后者主要通过空间将小说的背景置于超常的世界。

6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重新强调科幻小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学，其根源在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美国杂志培育出来的一种文类。这无疑是对科幻小说一种视角更广的看法，但它不再强调科学技术的因素，甚至对“科幻小说”这一文类术语也提出批评。

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指出：“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家写的，就像鬼怪小说不是为鬼怪写的一样。J·G·巴拉德1969年评论说：“那种认为《惊奇故事》这样的杂志与科学相关的看法荒诞至极。你只需随便捡起一本《自然》杂志或任何一种科学杂志，你就可以看出科学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奥尔迪斯还在他的《万亿年的狂欢》(1973年初版，1986年修订再版)里提出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看法：“科幻小说力求说明宇宙里的人和人的地位，而宇宙处于我们发达但混乱的知识(科学)状态，因此科幻小说以哥特或后哥特的方式铸成。”通过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视为这一传统的源头，奥尔迪斯有效地论证了科幻小说何以是19世纪工业和科学革命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随着大学开设科幻课程，学术界对科幻小说的兴趣也高涨起来，出现了更严格的形式的界定。因为若要教一门课程，你必须知道这门课究竟是什么；而就科幻小说而言，由于它常常被模糊地列入奇幻小说、后现代小说、寓言小说、科技惊险小说、科学发明小说以及乌托邦小说，所以还需要了解它究竟不是什么。因此在学术界定里，人们特别强调要严格划清科幻小说的界限，不仅考虑它的文学策略，而且也考虑它的观念内容，有时还运用在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一些词语，如结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批评词语。

1972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达科·苏文把科幻小说解释为“一种文学类型，其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陌生化和认识的相互作用，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种想象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经验环境”。苏文用“认识”表示对理性理解的追求，而“陌生化”则表示布莱希特的概念：“一种陌生化的表现可以使人认识它的主体，但同时又使它显得陌生。”苏文的定义引起了不少争论，但他用想象的框架表示小说虚构世界，用经验环境表示外在真实世界的做法，对理解科幻小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70年代以后，由于高科技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变化，对科幻小说又出现了各种新的解释。罗伯特•斯科勒斯认为，“科幻小说提供一个明显与我们已知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然而又以某种认识的方式返回来面对那个已知的世界。”他以“结构的寓言”代替“推测小说”，认为宇宙是一个系统的系统，一个结构的结构，对过去一个世纪科学的洞察应作为小说的出发点。

结构的寓言以一种虚构小说的方式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探讨，其最主要的题材是人类科学或生命科学的发展或发明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通过研究现实世界的迅速变化指出：“科幻小说通过描写一般不考虑的可能性——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看法——扩大我们对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声称“媒体就是信息”的麦克鲁安认为：“今天科幻小说表现的环境使我们能够看到科技的潜能。”而莱斯利•菲德勒则说：“科幻小说是启示的梦想，是人类终结的神话，是超越或改变人类的神话。”1987年，科幻作家S．K．罗宾逊甚至这样写道：科幻小说是“一种历史文学……在每一个科幻小说的叙述里，都有一种明显或隐含的虚构的历史，它将小说描写的时期与我们现在的时刻或我们过去的某个时刻联系起来”。1992年，评论家约翰·克鲁特进一步扩大科幻小说的范畴，认为美国科幻小说传递的意义关系到“西方世界线性的、由时间限定的逻辑”。

总之，对科幻小说从来没有绝对一致的看法。但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没有相对一致的特点和规则；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则，科幻小说也就不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别。例如50年代到60年代，占主流的科幻小说大都描写未来，有一定的结构原则，并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倾向。

以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为例，他所有小说的背景都是未来的世界史或美国史。在这幅奇特的历史画面上，他周密地安排每一个细节，使之随着故事的展开而发展。他有一幅未来史的轮廓和图解，人物和重要发现的日期都穿插在里面。他曾经发表过这样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以1950～2600年为历史范围，左侧有一行日期，自左至右依次排列的其他六行是故事、人物、科技、数据、社会学和备注；第一行排着故事的题目，紧靠未来史的日期；第二行竖排各个人物的寿命；第三行是科技的发展，如“机械公路”或“精神感应”等，也与时间栏对应；第四行数据列举具体时间发生的事件，如2060年出现“合成食物”；第五行“社会学”从野蛮时代开始，列举社会状况，如2020年美国出现宗教专政；最后一行是结论性的论述，例如2600年随着“民情混乱，人类的青春期结束，第一批成熟的文明开始”。这种图表的内容可以任意变化，但原则却是一样的。

⑼ 现在写科幻小说有前途吗

只要你写的好，有人看那就是有前途的哈，要是没人看一切都是白搭了，还不如去学一门技术，将来自己创业，比如开个小吃店或者是西点店之类的还是很好的呢。

⑽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