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是通俗文学
Ⅰ 科幻小说是基于科技发展而衍生的流行读物，对么
科学幻想小说（英语：Science Fiction）简称科幻小说（英语：Sci-Fi），主要描写想象的科学或技术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的虚构性文学作品。 科幻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它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宇宙起源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在当代的西方世界，科幻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其影响和销售量，仅次于惊险小说和侦探小说。
在哲学主题上来说，科幻小说和人类上古的神话传说有着相似的精神基础，即对人类与宇宙关系的解释、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关注与猜测。在文学谱系上，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应该是科幻小说最早的文学母体。早期的科幻小说往往带有恐怖小说、冒险小说或奇幻小说的痕迹。又以推理小说和哥特小说与科幻的关系最为密切，许多作品兼有以上要素，难以严格区别。已出版的著名硬科幻有《入海之门》《太空序曲》《接触》等等，及国内流行的《失控的进化》和《三体》系列。
科幻小说诞生于19世纪，是欧洲工业文明崛起后特殊的文化现象之一。人类在19世纪，全面进入以科学发明和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后，一切关注人类未来命运的文艺题材，都不可避免地要表现未来的科学技术，而这种表现，在工业革命之前是不可能的。
西方科幻小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英国有工业革命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导致真正科学幻想小说的兴起；
2、二十世纪初期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带来科学幻想小说的中兴；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核裂变、宇宙航行、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使西方科幻小说的繁荣；
4、经过二三十年的繁荣，科幻小说家从科幻作品的主题、情节，到艺术的方法进行新的探索。
而科幻小说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赋予了“幻想”依靠科技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极大可能，甚至有些“科学幻想”在多年以后，的确在科学上成为了现实。因此，科幻小说就具有了某种前所未有的“预言性”。法文中，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最早就被称为“anticipation”，即“预测”。这样的文学作品基于科学的可信性是必要条件，应当说这种“科学至上”的精神，是科幻小说有别于其它幻想类型作品的根本所在。
Ⅱ 科幻小说是什么
主要以科学为基础进行幻想的幻想小说。对虚构的事物，用科学理论去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作者必须设想出某种科学理论或技术，使作品中的虚构世界有可能存在。
科幻小说既然以科学为基础，又不能抛开小说的人文特质，创作时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着重于描写科学发展，描写新技术所建构出的新世界、新事物，等等；另一种是着重于描写科技对社会、对人的影响，描写在新的科学时代中，人的道德原则、伦理观念、生活目标和生存方式，等等。
前一种，就是所谓“硬科幻”，后一种则被称为“软科幻”。
必须注意的是，这两种方式绝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的。区分出硬、软，只是由于写作的侧重点不同。只有“科”，单纯描写科学新技术，那就成了科普或科学假想；而只有“人”……那也称不上“科幻”了。
在此还想补一句：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区别，并不在于作品中“科”更多还是“幻”更多，而在于偏重“科”还是偏重“人”。不论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幻”都是必然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的。“幻”并没有多少之分，只有合理不合理之分。
另一方面，即使是软科幻，也必须有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科学理论来支持。也就是说，科幻小说，必须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
例如，对于倪匡的大部分小说，我既不赞成归入硬科幻，也不认为该归入软科幻，而是把它看成科幻与玄幻交界的边缘类幻想小说（倪匡的少量作品，有些具备较为完整的科技设定，确实可算到硬科幻里，另一些则主写人在新科技面前的矛盾心理，似可放入软科幻类中）。
Ⅲ 通俗文学代表人物
通俗文学，个人认为就是那种叫好又叫座的文学作品~
1）侦探小说,犯罪小说：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莫里斯·卢布朗（《怪盗亚森罗宾》），
2）武侠,侠义小说：大仲马(<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还珠楼主（仙剑..）平江不肖生...
3)历险类,福迪(鲁宾逊漂流记),马克吐温(汤姆历险记..)斯蒂文森(<金银岛>..)
4)科幻小说,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阿西莫夫(
<我 机器人>)....
5)奇幻类,托尔金《魔戒》罗琳《哈利波特》
6）恐怖类：吸血鬼类，如斯脱克《德古拉》;日本恐怖的<日本沉没>....
7）情感小说（包括言情）：村上春树（《挪威森林》..)琼瑶系列
要说代表整个通俗文学的非大仲马莫属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l802～1870） 法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作家。
最著名的是《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基督山伯爵》
评：大仲马之前有文学也有通俗小说，但绝对没有通俗文学，他是第一个发了财又有文学家头衔的，通俗文学也是他以后才有的词。大仲马被别林斯基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 “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通俗文学不同于文学的除了叫座外就文学家没那么多的思想包袱，他们一般恃才傲物，挥金如土等等。反正就是他们有才，但是精神，道德上都跟传统道德不太协调，起码他们不会大力去宣扬道德。所以通俗文学不会上教材。而这两方面，都能在大仲马身上得以体现。
Ⅳ 通俗文学包括哪些
通俗文学包括：
1、小说，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重要载体之一。小说中的通俗文学是满足社会上最广泛的读者群需要，适应大众的兴趣爱好、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而创作的一类小说。
2、戏曲，戏曲也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的形式之一。戏曲强调表演性，往往能给观众视觉和听觉方面冲击和享受，老少皆宜，特别是在古代广泛受到市民阶层的喜爱。
3、相声，相声通过表演者的口技和语言能力，达到娱乐的目的。雅俗共享，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相声是通俗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4、小品，小品是通俗文学创造比较快捷的品种之一，主要通过讲述人生百态，以达到娱乐人民、赞扬或批评社会某种现象的目的。
5、影视作品，大部分影视作品也是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且属于传播速度最快，最受广泛群众欢迎的文学通俗形式之一。
通俗文学矛盾：
中国的“通俗文学”在今天是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和确定性，上接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的章回小说，中承晚清之谴责与黑幕，到张恨水、程小青、李寿民等等，再到是金庸、古龙和琼瑶，如果算到如今这个“网络时代”，就有安妮宝贝等作者。
“通俗文学”成了一个一脉相传的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形成了自己的古典，自己的过渡和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当中，赵树理，包括后来的山药蛋派，包括后来的黄子平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
对于“八大样板戏”，范伯群先生的看法是：总算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而达到了极致，可以说达到了全民‘大普及’，但这些作品的创作既不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也无法进入民众的心灵。
Ⅳ 科学幻想小说体现出作者的什么能力
纵观西方科幻小说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萌芽初创时代、黄金时代、新浪潮时代和新浪潮以后(塞伯朋克阶段)。下面分别作些简单介绍。一节萌芽初创时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为什么著名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和奥尔迪斯把第一部科幻小说定为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因为，在这之前近两百年，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刻卜勒就曾写过一部题为《梦》的小说，其中有对安眠药、宇宙飞行的超重、极低温以及真空状态的细致描绘。作者还想象出月球上的巨大植物和奇异动物。任何一位研究家都可以知道，这些内容恰恰是后世科幻小说的典型内容。遗憾的只是，作品主人公实现月球旅行的法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他使用的是巫术。我们之所以提到刻普勒的《梦》，是为了阐明西方文学传统中很早就有强烈的幻想成份。早在古希腊时期，萨莱斯岛上的卢西恩就创作过《真实的历史》，柏拉图创作了《理想国》。以后，还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佛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洲》(1627)、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等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些超越现实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人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正是这种充满想象的文学传统，导致了科幻小说的诞生。另一个引起科幻小说出现的因素是西方工业革命。1765年，瓦特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蒸汽机，1807年，富尔顿发明了轮船；1814年史蒂文森制造了火车。在这一切产生以前，哥白尼确立了太阳的中心位置；刻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磊规律；牛顿找到了万有引力定律。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冲击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也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禁不住要问道：科学到底带来了什么？还将带来些什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这个作为社会现实的一个晴雨表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种新的文学门类——科幻小说产生了。1818年，著名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二十岁的玛丽·雪莱(1797·1851)发表了一部题为《弗兰肯斯坦》（副题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小说。在事后回忆这部作品诞生经过的时候，玛丽·雪莱极力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弗兰肯斯坦》的创作，纯系偶然事件。她在序言中写到：1816年的夏天，我是在日内瓦郊外度过的。那是夏季，天气阴冷，淫雨连绵，每到黄昏，我们团团围坐在熊熊燃烧的柴堆旁边（当时在场的还有雪莱、拜伦、拜伦的私人医生等），间或借几册偶然落入我们手中的日耳曼鬼怪故事聊以自娱。这些故事，使我们心生异趣，也想依葫芦画瓢凑个热闹。我和两位友人约定，每人根据某起神秘事件各写一篇故事。（《弗兰肯斯坦》原序；陈渊、何建义译，江苏科技出版社，1982）然而，通读整部作品，使我们打消了关于其产生于偶然“篝火故事”的推断。因为，它无处不透露着作者对科学与世界、科学与人类这一严肃主题的关注。小说的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位科学家，他通过实验创造了一个丑陋怪物。怪物在人类世界中东奔西撞，却得不到支持、理解和同情；他响往爱情和美好的东西，但得到的却是谎言和追捕；他不顾一切地向人类复仇，但终于被迫漂泊到北极冰原。著名英国作家、科幻史家布里安·阿尔迪斯在他的科幻史著《万亿年狂欢》中，曾经高度评价过《弗兰肯斯坦》的故事内容。他一反过去的评论仅仅将这部小说当成“人造人”的技术奇迹的说法，而是认为它在勇敢地证明，技术可以向上帝挑战。“在雪莱夫人的笔下，科学家成了造物主。《弗兰肯斯坦》的主题就是上帝不再造人了，人于是接管了下来。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的准进化观点，即一旦人被造出来了，进步的工作就留给其后代的活动，上帝不再干涉了。”《弗兰肯斯坦》的确不是一部偶然产生的作品，它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书中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使人想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人类代表，站在新时代的十字路口时，所可能具有的种种复杂心态：一方面，科学向上帝挑战，创造了奇迹；另一方面，这奇迹又与人类的传统本性格格不入。近二百年来，这种尖锐的冲突在人类与技术进步之间一直没有停止，这也就是以《弗兰肯斯坦》开创的科学幻想作品的主要主题。从《弗兰肯斯坦》开始，科学小说进入了文学的舞台。在它漫长的初创时期里，还有两位作家值得一提，他们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和英国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他们两人从不同的方面开拓出了古典科幻小说的两个主要派别：技术派和社会派。凡尔纳（1828—1905），写过剧本，当过剧院秘书。他一生创作过上百部科幻小说，其中最有名的有《地心游记》（1864）、《从地球到月球》（1865）、《海底两万里》（1871）、《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公元2000年的亚眠市》（1874）、《世界的主人》（1904）以及《流星追逐记》（1908）等。凡尔纳以极大的热情去幻想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他是科幻小说中所谓乐观主题的最好体现者。但是，他的这种热情有时显得有点作做，他象个痴呆人似地去描写一些“狂徒”。那些人试图创造一个大炮飞向月球《从地球到月球》、或者为了打赌而环游世界《八十天环游地球》。或者航行于太平洋底《海底两万里》。我们之所以觉得凡尔纳笔下的人物是一群痴呆人或狂徒，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沿袭玛丽·雪莱那种哥特式小说的恐怖写法，而是继承了法国文学中面面俱到的传统。他笔下的人物千篇一律，没有深刻的内心生活，他也不试图去表现技术带给人的内心冲突。结果，他的小说成了科技成果的大展览，成了对未来的预言书。这正也是后来一部分评论家误入歧途，把科幻小说当成科学发展启示录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凡尔纳开拓了科幻小说的许多领域，他所写过的纷繁题材，至今仍被作家们重复着。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则正好与凡尔纳相反，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描述科学技术支人类生活的影响上面，而对明天将产生多少种飞机和火车不感兴趣，威尔斯是个生物学家，也是政治评论家。他一生涉猎广泛，科幻小说只是其创作早期的一个部分，主要有《时间机器》（1895）、《摩洛博士岛》（1896）、《隐身人》（1897）、《星际战争》（1898）（中译本为《大战火星人》）、《月球上的首批人类》（1901）、《神食》（1904）以及《在彗星出现的日子里》（1906）等。虽然威尔斯与凡尔纳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确属两代作家。在威尔斯的作品中，文风已不再是古典的了，小说的动作性很强，人物没有脸谱化。通过故事的逐步，我们能体会主人公在变化着的科学奇迹下的痛苦、狂喜和无能为力感。威尔斯作品中的“科学”也比凡尔纳的“先进”许多，凡尔纳基本上是在凭常识写作，而威尔斯则涉及到时空变换、元素与化合物等更深奥的东西。几乎每一部威尔斯的作品都让人觉得很悲壮，他是科幻文学中所谓“悲观主义”的体现者。《时间机器》可能是威尔斯最成功的作品。讲的是一个掌握在时间中穿梭行走技术的人，对公元802701年地球的探索。他发现，在那个时代里，地球上的人分成两支，一支称为埃洛依，他们生活在地球的表面，整日花天酒地，不劳而获；而另一支称为莫洛克，生活在地面以下，他们的身体已经退化，但仍然劳作不止，为埃洛依的世界创造财富。读者很清楚这两类人所对应的阶级。几乎每一部威尔斯的小说都让人觉得很悲观，他是科幻作品中所谓悲观主义的体现者。《摩洛博士岛》中的科学狂人、《隐身人》中主人公的悲惨遭遇，以及《星际战争》中无敌火星人的烧杀，都是如此。如果说，凡尔纳捕捉住了科学给人类的欢娱，那么，威尔斯则讲出了技术奇迹下人类的复杂感受，这一点倒是与雪莱夫人一脉相承。萌芽时期还有一些作家，比如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他是侦探小说的鼻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他把悬念和逻辑推理传统带入科幻创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萌芽时期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作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一种特殊的文学品种，也许他们意识到了，但不乐意去标榜这种特殊性。他们没有宣言，没有给自己的作品定出特别名称和给出特殊定义。这样做的优点是，避免了来自读者和文学界对于创新的太多责难。第二初创期的作品没有固定的格式，作家们尽量从各方面进行探索。雪莱夫人写哥特式故事；凡尔纳的作品属于“漫游”；威尔斯把科学当成探讨式社会问题的引子；而坡则是在侦破案件。他们的这种探索，在接下来出现的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中被揉合起来，形成了固定模式。这些探索在接下来出现的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中被综合起来，形成了固定模式。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从科幻小说的初创开始，科学和技术就没有在其中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它不是当成科普读物或是科学预言被创作出来。作家们更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关注整个世界的前途。最后，萌芽初创期确立了后世科幻小说的主要题材，它们是太空探险、奇异生物、战争、大灾难、时间旅行、技术进步以及未来文明的走向等。二节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本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经过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本世纪初美国出版商的推动，使科幻小说有了极大发展。从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开始，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创作出版高峰，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起止日期也是有争议的，尼科尔斯·皮特将其定为1938—1946年，但是显然还有别的观点，我们只能笼统地将其限定在40—60年代）。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大致有以下特点：一、出现了一批科幻活动家。在他们的积极组织下，才产生出作家、作品辈出的繁荣景象。早在三十年代，美国的书商就看准了科幻小说这一品种。当时，有一套书籍非常廉价，叫做10美分丛书，只要一角钱就能买一本，中间全是内容、插图十分拙劣的科幻小说：外星人来了，和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英雄拯救了地球美人等等。这类思想艺术性极差的作品，败坏了科幻小说的声誉，在读者中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个出来扭转这一局面的是美国人雨果·根斯巴克（1884—1967），他是工程师，负责主编《科学与发明》杂志。为了开拓刊物的功能，也为了恢复科幻高雅的名声，根斯巴克从很早就辟出一定版面刊登科幻作品。到了1932年，他干脆发行了科幻小说专号。专业杂志整本地刊登文艺作品，无疑对读书界产生震动。在事后的民意调查中，支持改版的读者有32644人，占读者总数的98．52％，而反对者仅为498人，占1。48％。根斯巴克再接再厉，在刊物上开辟了“讨论”专栏，由读者自己发表意见。这样，对科幻小说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如果说雨果·根斯巴克的主要工作放在启蒙读者上，那么小约翰·坎贝尔（1910－1971）的功绩则主要是团结和培养了作者。从1938年到1971年的整整三十年里，坎贝尔主编了主要的科幻小说杂志《惊奇科幻故事》。他从来稿中发现作者，不辞辛苦地指导他们，安排新作家之间的交流聚会，改写他们的稿子，甚至给他们设计写作题目。正是在这三十三年里，他发现了包括阿西莫夫、莱斯特·德尔·雷伊、海因莱因、西奥多·斯特金、A·E·沃格特和克里福德·西马克等许多作家。为了纪念雨果·根斯巴克和小约翰·坎贝尔的贡献，人们以他们的名字创立了两种科幻奖项，其中雨果奖已发展为当今最有权威的科幻小说奖。二、出现了大量作家和优秀作品。由于根斯巴克扫清的读者道路，在小约翰·坎贝尔的《惊奇科幻小说》的拓展下，顺利地推出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很难数清黄金时代佼佼者和他们的杰作，我们仅从某些研究家所做的编年史中撷取一些。它们是史密斯（1915－1966）的《云雀丛书》，莱斯特·德尔·雷伊的《海伦姑娘》（1938），范·沃格特的《斯兰人》（1940）、《非A丛书》（1945－1946），西奥多·斯特金的《微观世界的神》（1941）、《超人类》（1953），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他造了一所怪房子》（1941）、《未来历史丛书》（1950－1953），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1942－1948）、《奇妙的航程》（1966），乔治·奥维尔的《1984年》，小约翰·坎贝尔的《月球是地狱》（1950），雷·布拉伯雷的《火星记事》（1950）、《华氏451度》（1954），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末日》（1950）、《2001年太空漫游》（1968），约翰·温代姆的《三尖树时代》（1951）、杰克·威廉姆森的《时间军团》（1952），哈尔·克莱门特的《引力使命》（1953），威廉·戈尔丁的《蝇王》（1954）。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被拆散的人》（1953）、《星星－我的目的地》（1965），菲立普·迪克的《太空之眼》（1957）、《高城中的男人》（1962）、《夜翼》（1969），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丛书》（1963－1980），以及克里福德·西马克的《驿站》（1963），等等。此外，还有哈伯德、莫尔、詹姆斯·布里什、考恩布鲁斯、弗雷德里克·波尔、安德森、谢克利等等的作品，无法胜数。他们的小说水平很高，质量也很整齐。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仅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介绍，他们是：美国的海因莱因、英国的克拉克和美国的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来因(1907年－1988年)是美国作家，受业于密苏里大家和安娜阿波利斯海军学院。在部队服役五年，后又进入洛杉矶加洲大学攻读物理。1939年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有《未来历史丛书》（1950－1953）、《星球兽》（1954）、《双星》（1956）、《星船伞兵》（1959）、《异乡异客》（1961）、《月球是个严厉的妇人》（1966），以及近期出版的《野兽的数字》、《超越日落的航行》等等。海因来因是讲故事的能手。他不特别追求过高的文学品味，只求用平易通俗的笔写故事。中篇小说《傀儡主人》发表于1951年，描写一群专门附着在人体上、控制人类行为的外星人。它们象虫子一样吸住人体，然后进入脑部。于是，无能的人只能俯首听命，成为傀儡。评论认为，这种虫子样的异星生物，只不过是海因莱因用来表达人类对死亡恐惧的一个诱因。《双星》是一部惊险小说，讲一个演员如何卷入一场政治阴谋，充当首脑替身的故事。由于他的出色表演，拯救了整修银河共和国。小说对当今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们进行了不露声色的讽刺。试想，当一个根本不懂政治事务和外交法规的演员，居然能够在星际世界的谈判桌成功进行磋商，那么，职业外交家和政治家就变成了很可笑的人物了。这部作品于1956年获得雨果奖。《入夏之门》写于1957年，是关于时间旅行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与时间打交道，而每一次使用的方法都有所改变。最后，他终于成功地在历史和未来之间进行旅行。这部小说的情节，一定对八十年代初曾轰动一时的电影《回到未来》有所启发。在电影中，主人公回到三十年前，替自己的父母充当婚姻介绍人。海因莱因是真正的美国作家，他可以大量使用俚语和民间格言。他虽然塑造过各式各样的主人公，但人们总是感觉到这些家伙属于一个阶层，这就是处于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那一类人。他写的科学家、工程师、军官、工人甚至总统都是如此，风风火火，讲起话来好象挺有见地，其实并不深刻。他之所以被称为黄金时代的支柱，恐怕是因为著述的丰富和广泛的读者群。无法否认事实是，海因莱因的作品构思就是绝妙，悬念不断；加之，他不象别人那样关心机器胜过关心人。阿瑟·克拉克(1912年－)是英国作家、科学家，国际通讯卫星技术的奠基人。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地球外的中继》里，第一个讲述了卫星地球通讯的可能性及方法。他的主要作品有：《童年末日》（1950）、《城市与星星》（1956）、《2001年太空漫游》（1968）、《与拉玛相会》（1973）。以及后来的《天堂的喷泉》（1980）、《2010年太空漫游》（1983）和《2061年：第三次漫游》（1987）、《大堤上的幽灵》（1990）等等。克拉克的作品以出色的科学预见、东方式的神秘情调和海明威的硬汉笔法著称。是唯一颇具哲学家韵味的科学家兼作家。在《童年的末日》里，作家讨论了当宇宙中的生命想干涉地球文明进程时发生的情况，人类的各种本性在外星生物面前暴露无疑。《城市和星星》沿袭了这一主题。最后，地球人突破了自身的桎梏，成为宇宙的一员。克拉克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在他看来，肯定存在着高于人类的生命形式，这种形式人类根本无法理解，于是，最好的文学表现手法就是神秘主义。这在1969年他与斯坦利·库布里克合作的电影《2001年太空漫游》中得到了淋漓的表现。整部电影分成四个互不相关的独立部分：第一部分写的是辽远的古代，猿人成群结队地栖息在树林里，忽然有一天一个超自然的长方体降落下来，它探索人猿也启蒙了人猿，拉开了其与大自然抗争的序幕。人类从此诞生。紧接着，镜头切换到了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太空站，美国政府官员正奔赴月球。在那里，宇航员们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物体，它埋在地球万年不变的尘土下面，但是无疑是超自然的造物。因为，它正是我们见过的长方体。在苍白的阳光照射下，长方体忽地发出了声音。第三部分的影片显得有些沉闷。讲的是宇航员正飞向土星，控制了飞船的大型计算机不知怎么厌倦了繁重的脑力劳动，发生了“反叛”。它设计谋杀了大批宇宙船中的成员，切断了人与地球的联系。唯一幸存的宇航员不得不与计算机较量。取出了它的记忆元件，夺回了决策的主动权，在这同时，飞船已经接近了目的地土星，观众们惊奇地第三次看到了飘浮在空中的长方体。电影的最后一部分是最为激动人心的。飞行员在宇宙长方体的协助下，穿越了亿万光年的空间，他在星座绚丽的海洋中漫游，终于来到一个火焰熊熊的星球内部。在这里，他找到了一间宁静的小屋，并在其中羽化成一名宇宙婴儿。《2001年太空漫游记》出现在黄金时代的后期，因此，它具有完全成熟的表现手法。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杰出产品，同时，也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评价。无论是外星人长方体的介入、人类的科技成就，还是计算机的反叛，都体现出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和认识的世界，是一个多么冰冷的世界。这种技术的冰冷感，加上对外星人类无法理解的行为的惧怕，使人们丧失了信心。你好象站在那块黑糊的长方体面前，摸到了它坚实的表面，但却无法超越它，你只能顶礼膜拜。《2001年太空漫游记》获得1969年奥斯卡奖多项提名。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年——1996年)年是俄裔美国人，专业科普作家，他的作品已愈三百部。其主要科学幻想作品有《基地系列小说》（1942）、《我、机器人》（1950）、《钢窟》（1954）、《裸日》（1956）、《二百年的机器人》（1976）、《奇妙的航程》（1966）和八十年代以后的续集等等。阿西莫夫以“没有文风”著称。他每天在打字机前坐着的时间超过八小时，在这八小时里以每分钟90字的速度打字，没有间断。他创作的作品有科幻、科普、文学、历史、化学、等等。在这样杂烩式的商业气氛下，“没有文风”成了自然的事情。但恰恰是这种“没有文风”又成了一种独特的文风，使不少人为之着迷。阿西莫夫有驾驭大场面的能力。在中篇小说《黄昏》里，作者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有六颗太阳照耀下的雷盖什星球上永远没有夜晚，因为太阳可以轮流抛洒光和热。但是，终于有一天，这是千年不遇的时刻，六颗太阳全部进入日蚀状态，而人类脆弱的心灵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绝对的黑暗。于是，为了寻求光明，他们精神崩溃，燃起了全球大火。著名评论家戴维·哈特威尔（1987）认为，这是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它留给人们的宏大场面非常难忘。《基地系列》由《基地》（1942）、《基地与帝国》（1945）和《第二基地》等组成（1948）。据阿西莫夫自己回忆，当时，他正在研读罗马史，发现整个古代的事件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在银河系那样广大的时间范围内重演。于是，他构思和创作了这部庞大的作品，前三部在《惊奇科幻小说》连载了七年才得以完成。阿西莫夫知道，文明早晚是要衰落的，为了挽回这种失落，挽救即将崩溃的银河帝国，他设计了两个保存人类文明的秘密基地。阿西莫夫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喜欢推理。把推理小说的写法和机器人故事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另一系列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我，机器人》和《钢窟》。在这里，阿西莫夫煞有介事地提出了所谓的“机器人工学三定律”，即：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二定律。（《我，机器人》，科学普及出版社）与其说这些定律是贡献给机器人学的，倒不如说是提供他自己推理使用的。阿西莫夫正是利用这三定律做为起点，把他的每一个机器人故事的主角推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要服从第三定律就得违反第二定律，或者要服从第二定律就得违反第一定律，如此等等。然后，那些阿西莫夫“化身”的机器人开支脑筋，圆满地解决问题，逃出困境。随心所欲的商业化写作，有时也能创造出非常绝妙的作品。阿西莫夫肯定是开拓题材的天才。1966年，他重新复活了《格列佛游记》。为了治疗病人头脑中的血栓，他把一只潮水艇连同几个海军士兵、医生，用科学的手段“缩微”到分子大小；然后让他们进入人体，随着血液流进大脑，再用激光器打通栓塞，拯救了人的生命。除了海因来因的故事性、克拉克的神秘性、阿西莫夫的逻辑性之外，黄金时代有特色的科幻作家还有长于讽刺的谢克利，田园风格的西马克，黑色幽默的克莱门特，反乌托邦主义的奥维尔等。三、对科幻小说的认识逐步统一黄金时代佳作济济，人才辈出，推动了人们对科幻小说认识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作者们不再象萌芽时期那样心中没底地左右冲突，而是共同遵循某一固定模式。这个模式是：(1)必须有一个带有悬念的好故事；(2)这个故事必须与科学发展或科学家的工作有关；(3)要有几个恢宏的奇异场面；(4)无论结尾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最好能给人一定思考。对科幻小说的定义也开始趋于一致。比如：小约翰坎贝尔和布莱特纳就都认为，科幻小说是表现科学对人类影响的作品。布莱特纳写道：“科幻是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对人类影响所作的理性推断为基础的小说。”莱斯特德尔雷伊进一步阐明，科幻实际上是在写“变化”。他写道：“科幻小说是采取娱乐的手段，以理论和推理试图描述种种替代世界的可能性。它以变化作为故事的基矗”很显然，这种“替代世界”指的是，在另一种科技和文明下的世界面貌。阿西莫夫亦同意这种看法，在稍早些时候，他写道：“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发展的性质和程度。”黄金时代使科幻作品在读者心目中站稳了脚跟。但是，正统的文学殿堂还没有正式接受这一形式。三节新浪潮时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期)“黄金时代”对科幻小说认识的统一以及创作方法的标准化，给科幻小说带来了桎梏。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间国际政治、军事和科技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左翼兴起、东方宗教的传播、美国在东南亚的卷入，生态环境的破坏、流行艺术的产生以及毒品泛滥等等，特别是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给人们极大的震动。公众发现，科幻小说中那些美妙故事要么缺少现实性，要么比现实还缺少神奇性。再加上长期以来，科幻作品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得不到主流文学界的重视，这也深深地刺痛了科幻作家。这样，一场变革的风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1965年夏，著名作家兼编辑家米切尔·莫考克（1939－）出任英国《新世界》杂志主编。他一上台，立刻对整个英国科幻界产生了新的影响，推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部分作家的革新作品。这些作品与传统科幻小说对立，它不再把物理学一类的正统科学当成主要内容，而是重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神学。它的写作手法极力接近正统的主流文学。它不再象过去的科幻小说那样热衷于二千年、三万年以后的世界，而是极力想表现最近的将来，甚至表现当前的世界。完整、清晰的故事没有了，片断的、琐碎的、意识流的，幽默嘲弄式的、象征主义的手法出现了。初看起来，这些小说晦涩难懂，但仔细品味，其中的寓意十分深远。1968年，编辑家朱迪·梅丽尔选编了这样一本集子，并把它们正式称为新浪潮作品。新浪潮运动由此产生。
Ⅵ 科幻小说属于什么主义
科幻小说正如科幻世界的编辑说的那样，科幻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科幻小说只是表达题材。
从现在科幻小说描写的趋势来看，一般是反技术、反乌托邦的比较多。
Ⅶ 最近看科幻文学评论，无意看到一个提法：严肃文学要求“物理”和伦理的分离；“物理”符合伦理，那是通俗
并不是，例如经典物理体系是建立在哲学思想上，那也并不能说纯物理必须与任何哲性理论有关联，对物理的理论解释是必须奠定在文学文字基础上，而且物理学整个体系最实用的就是理论物理学。我认为这种纯文学分子主管上稍为过分的要求是无法达至的。那么他们对后面的解释是不成立的。
Ⅷ 科幻小说会获得严肃文学的认可吗
科幻小说属于通俗文学。
Ⅸ 谈谈你对西方通俗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认识。 （1600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抑制和歧视，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极端又出现了。有些学者不仅高度尊重通俗小说，而且还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否认“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笔者在阐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对孔庆东博士的《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以下简称《误区》[1]）进行学术批评，与孔庆东博士商讨。
一 通俗小说的定义
尽管给词或概念下定义是一件难以讨好的事，但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做，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辞书的不断问世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确，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个词或概念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具体的事物或与之相处；况且，由于“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义。但是，常识还是告诉我们，事物或概念的定义，在多数的情况下仍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像“通俗小说’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其定义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
那么，何谓通俗小说？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3](P544)。如此释义是可靠的吗？结合一些辞典对“通俗”、“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4](P1262)、《汉语大词典普及本》[5](P1273)、鲍克怡编著的《汉语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7](P11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8](P1276)、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9](P335-336)、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学辞典》[10](P639)，可知《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释义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样的释义不是很严格，不过，由于“并不严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称某种事物”[11](P338)，所以，我们仍可以借此释义了解到“通俗小说’概念指的是什么。要言之，像这样的“通俗小说”定义是可取的。
本来，通俗小说概念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义，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小说，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误区》一文的说法，却复杂得让人糊涂。《误区》写道：“我们不妨从探讨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开始，知道了不是什么之后，就算说不出概念，说不出定义，说不出‘能指’，也不妨碍我们抓住‘所指’，抓住‘本身’。仿佛警察叫错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确实是案件的真凶。这样，我们所描述的‘通俗小说’，就在‘什么不是通俗小说’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义了。”显然，《误区》思路是有问题的。
首先，违反了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定义”——“概念不意味着什么”——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并不能让人明白“通俗小说是什么”，它就像我们说“鸡蛋不是鸭蛋、不是鹅蛋、不是鸽子蛋、不是恐龙蛋”一样，未能让人知道鸡蛋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一连串“不是”之外还有许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没有被穷尽，通过“不是”来定义“是”，就不可能有较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误区》以绕道的方式来定义“通俗小说”，既没必要也不符合逻辑。
其次，违背了定义的语句应尽可能简明扼要的原则。《误区》用一连串的“什么不是通俗小说”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我们不说它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至少也是犯了一个语言表述太过于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概念是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而判断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连“通俗小说”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给出“它不是什么”的定义，那怎么有可能进行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判断、推理和论证？怎么有可能对涉及到“通俗小说”的一系列命题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判断？倘若只是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弯路去论证“什么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须知，对一些人而言，有时候仅凭直觉也能准确地抓住通俗小说“本身”，就像“警察”凭直觉抓住了“真凶”。
最后，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否定定义”的合理性，《误区》极不恰当地奚落了学者们的论争。《误区》这样写道：“……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乱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数的辩论争吵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所争所吵的只是‘能指’，与‘所指’无关，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学者们尽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种概念，但并不能使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发生增减或质变……”难道真的这样？非也！第一，把定义上的不同意见看成“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14](P476)，这里无须多加讨论。第二，诚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言：“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15](P109)《误区》断定学者们的“通俗小说概念”对“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没有影响，是不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误区》所宣称的不假，那么，读者们凭什么来认定《误区》的言说与世界有关？又凭什么来相信《误区》的“辩论争吵”不会“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显而易见，《误区》对于学者们的讥讽嘲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二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
首先，通俗小说是严肃的吗？如果是针对某部某篇作品，就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要对作为一个种类的整体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则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误区》才会断然地说：“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通俗不通俗，与严肃不严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通俗小说可以是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很明显，假如认识止于《误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是否严肃以及严肃程度问题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是没有差异的。然而，即使凭有限的知识，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说能否称得上严肃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过，由于一个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够体现出该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不严肃，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严肃小说与不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页重写了39次，而《老人与海》则修改了200遍[16](P228)；托尔斯泰的《复活》仅开头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战争与和平》则改写了7遍[18](P237)。像这样的作家作品，将其划入严肃之列，肯定是错不了的。虽然这几个例子在非通俗小说领域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通俗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海明威那样认真严肃——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没有一个能像普鲁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一生只写一部长篇并在文学园地里焕发着光辉的异彩。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有一个非通俗小说家会像当代英国通俗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那样轻易地生产作品：一生的著述多达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同一个作家的同单位创作时间来说，作品的“质量”与“数量”通常成反比。普鲁斯特说得完全正确：“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20](P154)如果一个作家既认真严肃又追求数量，那么，这个作家就会由于生命能量的急剧消耗而过早地衰亡。譬如，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查尔斯·狄更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而在58岁时便离开了人世。[21](P93-96)再如，于生命最后的20年里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巴尔扎克，也同样因单位时间内过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岁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误区》借一位法国朋友（不知姓名是什么）的口把巴尔扎克当作是“通俗小说家”来举例，并通过巴尔扎克的“严肃”证明“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如此论证，未免牵强。读过巴尔扎克传记——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一方面出于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不断地修改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出于尽快付印和多写一些等原因而经常停止了对于小说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才会深刻精当与肤浅粗糙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巴尔扎克有时被视为高雅小说家有时又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情况。
由上述可知，机械地在通俗小说与不严肃小说之间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可是，那种不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严肃性加以区别的做法，更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尽管存在着极少数的通俗小说较为严肃，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通俗小说没有“非通俗小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千万不要以特殊来否定普遍，以个别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吗？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艺术性的高低指什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写道：“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23](P223)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更是进一步地指出：“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再是以昨日的艺术为支撑，尽量越过它，将界线往前推，而是改变艺术的方向本身，努力发明一种新方向。”[24](P361)因为艺术贵在创造，所以，小说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创造性的大小。倘若一个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应该被视为是艺术性高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麦尔维尔的《白鲸》。当然，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过，文学世界中那些最富于艺术性的小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些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而这样的一种小说，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产生于“非通俗”的领域。
那么，创造性缺失的小说是否就一定没有艺术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只要小说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去表达去描绘，那么，即使是缺乏独创性，也应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无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艺术性是比蕴含独创性的艺术性低了一个档次的艺术性。整部文学史表明，那些处在艺术性顶端的通俗小说，除罕见的极个别之外，都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故事诱人、技巧丰富但毫无新意——换成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生动说法，那就是“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转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25](P7)至于那些处在艺术性下端的通俗小说，除极其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得非常惊人。的确，非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差，但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低于通俗小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性比起非通俗小说来要低得多。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从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中获知，而且还能够通过探究其不同的创作动机来加以证明。就创作的主观努力而言，通俗小说是一些小说家为“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就接受的客观效果而言，通俗小说是那些“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小说不“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通俗小说”。由于寻求群众即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迁就、迎合群众趣味的创作行为，在通俗小说领域里是普遍的。进而言之，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者那里，不易理解的独特个性和意识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讨论一系列的“巨匠与杰作”时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有力、非常独特的个性”[26](P218)。既然独特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最为珍贵的品质，那么，通俗小说的创作者何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轻视这样的品质？答案很明显，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于受当下群众欢迎的小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独特性、探索性与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就选择了后者。应该讲，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这种选择，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不顾或不大考虑“当下价值交换”的人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老人在考虑把“伟大”这顶帽子送给哪些人及其作品时才显得那么地慎重——譬如，不会随便地送给被金庸大力推举并称之为“伟大文学”的大仲马作品[27](P196)。
在谈到小说的目的时，《误区》认为“小说没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观地看，这样的认识虽嫌笼统但大体上还说得过去。然而，《误区》进一步说，“通俗小说通过刺激情感来赚钱，而那些小说不刺激情感不赚钱”，则失之偏颇了。从经济学角度讲，能不能赚钱，要看投入多少，又产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萨特所写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28](P127)作家写小说能否赢利实在难以判断。当然，只要不要求计算精确，我们还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的：从个体角度讲，如果作家写小说时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而拿到的钱又相对较多，就可以断定该小说的创作赚了钱；如果情况刚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赚钱甚至是赔了钱。在论及文学“商业上的成功”时，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正确地指出：“作家的计划只是一种可能……文学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象，就连精明的文学出版商和书商都难以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做起生意来常常惨遭失败的小说家。翻开小说史，我们不难看到，像司汤达、爱伦·坡、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等这样一些非通俗小说家，其创作“生意”都是与“赚钱”截然相反的“赔钱”。固然，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赔钱”创作，并非毫无功利目的，不过，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于《误区》所说的“赚钱”，而在于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让我们来听听优秀的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古巴的卡彭铁尔说：“虽然我的音乐底子比文学好，但我还是选择了文学……我继续坚信，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30](P49)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宣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个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国的埃莱娜·西克苏则写道：“无论怎样，当写作出自心的深处时都是天堂，就连在地狱时也如此。写作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获救。作家是一个富人……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富有’使我们失去了‘贫穷’的财富。”[32](P29)
综上所述，与非通俗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说创作者往往正是由于追求当下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弃难就易的非创造性原则的——从单个作品看，遵循的是“简单化”原则；从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则[33]。这也就是通俗小说在总体上为什么艺术性相对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是，《误区》的所谓“梦得够不够好”的问题。《误区》这样写道：“小说的艺术性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标准，即‘梦得够不够好’……由于通俗小说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胜，‘非通俗小说’经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为了显示‘雅’，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所以，‘非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艺术之外……”尽管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动，但严格地说，却极不科学。第一，梦的情境有档次的高低之分——既有忧国忧民的梦，也有花前月下的梦，还有升官发财的梦，更有无遮无挡的性欲之梦。《误区》把通俗小说的“梦得够不够好”说成只是一个与“立场问题”无关的“技术问题”，岂不片面？第二，小说远非梦那么简单和短命。好梦往往无法追忆[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遗忘。但是，好小说却由于“不仅回答了现存的需要，也启发了人们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会也不该被遗忘。即使肯定好小说的世界就是“梦得够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世界的存留“必须以体现这些价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为前提”[36](P380)。虽然在《误区》中引以为证的昆德拉也谈到了“梦”之外还有“叙述”，可遗憾的是，《误区》对昆德拉的“叙述”问题却未作任何讨论。既然《误区》能够离开“理性控制”和“技术手段”来谈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就高在“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那么，读者就可以根据《误区》所提供的逻辑作如下的推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个体受到环境影响时经常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这种人“做起梦来”也就比正常人“更加专心致志”，因而，其所写的小说的艺术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说之上。如此逻辑，岂非荒谬？
三 通俗小说的价值判断
《误区》认为，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不在形容词上，而在名词上，它们之间是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尊卑”。真的这样么？当然不是！尽管我们不能从小说的类别中直接得出它的价值高低的结论，但是，通过分析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38](P273)，我们仍能较为恰当地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这个道理，如同鸡蛋和鹅蛋的区别一样：不仅在名词，而且还在于形容词——谁能否认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鹅蛋？
当然，通俗小说的“价值怎样”，这是一个比通俗小说“是什么”更难回答好的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前者的判断既不能脱离价值客体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的情况。[39](P181-182)由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个价值客体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一样的。
首先，谈谈通俗小说对于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通俗小说的价值如何也很难一概而论。从动机上说，无论是下层普通群众还是中上阶层人士，只要出于消遣娱乐心理的，通俗小说的价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说之下。正因为这样，几个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消费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属于“热切的上层阶级人士”[40](P152-153)。当然，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下层普通群众之所以从通俗小说中获得较大的消遣娱乐，往往与其“不得不这样”有关——就像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报上的长篇连载或儿童小说是那些无力读其他东西的读者万不得已的读物。”[41](P156)至于上中层阶级人士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具有接受不同种类小说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的娱乐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说中获得，也可以从非通俗小说中得来。可见，消遣娱乐的动机是在通俗小说中还是在非通俗小说中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整天浸泡在电视里或钻进按摩房的人来说，就连通俗小说也让他们感到索然寡味，更别说是非通俗小说。
如果个体的动机主要是从文学接触中获得认识或受到教育，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说——这一点在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身上尤为明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价值主体怎样，而在于价值客体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价值客体的文化含量不大，那么，虽然它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所具有的认识教育价值并非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偏低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不会例外。
其次，谈谈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是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复杂有机体，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精英审美文化还是大众审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显然，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喜爱通俗小说的群众放弃个人的偏好，也无法让那些少接触小说甚至没接触过小说的群众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说中那最具价值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广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通俗小说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不低于非通俗小说。尽管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在某一时段远比非通俗小说庞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无数的事例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是反过来。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使得评价大艺术家时的错误和有意的曲解不断得到消除，使得他们的创作遗产的多维性得到揭示。”[43](P220)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通俗小说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读者群体也会不断地壮大直至无穷。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小说的接受群体绝非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在论及优秀诗歌的读者时，帕斯写道：“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居，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44](P64)显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考察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顾“量”而不问“值”。倘若小说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能为那些准备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的小说对于社会来讲，就有很高或者较高的价值。反之，其价值则是低的或者比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探讨。《误区》完全否认通俗小说中的“次品’多于高雅小说，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数学统计上的依据”。可以说，要反驳《误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乏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下的几点。第一，小说的次品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进行完整的数学统计。第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小说次品，基本上已被人类所遗忘。由于没有了文本，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小说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没有依据[45](P21)，故而无论怎样统计，都不会令人人满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统计，也不应该动手去做，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其价值远远无法补偿研究者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误区》要求不同意见者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尽管依照《误区》的不合理要求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量”是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次品问题没有答案。实际上，洞悉了通俗小说的“生产动机”及其“生产套路”——简单化与模式化，也就可以断定通俗小说的“次品”必然多于高雅小说。现在的问题是《误区》只是为了说明谁的次品多谁的次品少吗？不！《误区》这样写道：“在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和类别中，精美高雅之作总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总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说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别，它决不是‘不高雅小说’的代名词。”很显然，《误区》在此处是同时通过“次品量”和“精品量”两个方面来论证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关于“精品”问题，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且应该提供一点“数学统计上的依据的”。
在20世纪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尽管该奖不仅遗漏掉了像托尔斯泰、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样一些应该获奖的作家[46](P45)，而且还出现过不当入选的极个别案例——譬如，“把奖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赛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48](P6)。基于此，笔者以《诺贝尔文学奖要介》（肖涤主编）所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46]，简要地讨论一下小说的“精品”问题。从1900年到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总计88人，除因剧本、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卓越成就而获奖的37人外，其余的51人是小说家（或主要是小说家）。
应该说，无论是喜欢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高雅小说，都同样无可厚非，但是，当上升到理论认识并诉诸文字时，就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力避主观偏好。然而，《误区》在阐明观点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俗小说的“上马”对付高雅小说的“下马”，并且“只赛这么一次”就宣布结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较研究，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诺思洛普·弗莱说道：“人类面临的许多不测灾难之一是全部毁灭，这是文学靠其自身所无法防止的；但我认为，若无文学，那种灾难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显然，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话是夸张了一些，不过，他对文学所具有的高级价值的强调却提醒了我们，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
虽然《误区》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但是，由于作者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结果，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误区》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避难趋易”是人的天性，而“从众”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故此，在“价值无高低”论的引导下、鼓励下，很容易出现“价值误认”的人们[54](P330)，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通俗小说而拒绝欣赏那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说——这对于个体人格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健全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之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