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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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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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米安墓场
活着
卡勒米安墓场
扶桑之伤
十亿年后的来客
负数与零

10. 扶桑的作品鉴赏

严歌苓于199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扶桑》是一部以刻画妓女为主体的作品，她将女主人公放在了19世纪华人到美国寻梦的大潮流之中，同时，作者想要表现的并不是妓女身份的卑微，而是扶桑这个名妓在寻梦的道路上在面临种种艰难时所表现出的超乎常人的坚强与果敢。
通过对《扶桑》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生平、性格以及内心的观照与分析，可知在她一生的经历之中，虽然忍受了不少的颠沛流离，被拐卖，被伤害，被抛弃，但总的来说，她始终怀揣着一个美国梦（梦想伊始，赴美寻夫；感情纠葛，寻求真爱；摒弃爱情，嫁为人妻），而这个梦想是在她人生经历中不断修正、不断变更的。但也正是这样的美国梦，造就了扶桑这样一个集生活上的贫穷、身份上的卑微 、情感上的忠诚、精神上的圣洁于一身的女性光辉形象。作者为扶桑叹息，叹息扶桑与克里斯爱情的终结；但转念一想，却又为她而欣喜，欣喜扶桑是如此聪慧的女人，她没有选择站在对立格局的风口浪尖上，割断了感情但却保全了自己。从她的形象中，见证的了十九世纪华人移民美国时的生活境遇，也能再现当时唐人街的混乱不堪；更重要的是，我们瞥见了当时种族之问严重的对立形势，也看到了华人在美国遭受种种压迫的遭遇。《扶桑》这部小说，不论是单纯分析其思想内容及人物形象，还是将她放诸华裔美国文学记录移民史的大背景中，可供发掘的地方还有很多 。
严歌苓作为第五代中国移民的知识女性中的一员，她的智力、道德和情感素质无疑会影响其对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态度、立场，她以独到的知识学养、深厚的民族意识、细腻的女性体验观照华人妓女扶桑、中国劳工与第五代移民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对主流话语进行 “拆解”、 “除魅化”，努力争取“自我命名”的话语权。可以说，严歌苓的《扶桑》决不是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华人妓女的忍耐、宽容、无争进行赞颂的作品，它始终以如怨如诉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无可奈何的爱情故事，一次离奇的遭遇、体验与逃亡。
在扶桑个人辛酸受难的表层故事背后，再现了华人女性、华人劳工作为 “他者”形象在美国社会的受难史，这是一个隐喻的文化文本。严歌苓以其《扶桑》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华人妓女扶桑在美国西部的心酸生活与离奇爱情进行观照，并以女性特有的触觉及感悟挖掘那段沉默与扭曲的历史。在扶桑的背后站立着华人女性、中国劳工和第五代中国移民，透过文本与作者，窥探到的是一个凄美爱情故事背后的沉重幽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作者的矛盾文化身份造成了她既有对自身及历史进行诠释的欲望与热情，又有对文化差异无法弥合、价值认同无法合一的迷惑与焦虑，从而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将多重主体的声音置于文本之中，在含混的话语操作中达到对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复杂性的文学呈现。 多种叙事角度
《扶桑》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它的叙事角度：作者采用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并穿插历史化叙事，且在整部小说的讲述中频繁转换叙事视角。不可否认，这样的叙事方式增加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难度。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她挖空心思追求的创新，往往被大众读者讥笑为“雅不可耐，高不胜寒”。但这丝毫不消减这部作品的魅力，因为它是一部让我们了解一百五十年来华人移民史概况的重要史料；也是一部让我们看清妓女这一边缘群体在美国生存与生活境遇的重要参考文献；更是一部让我们领悟到坚强与果敢能给予人心的最大力量的 “心灵鸡汤”。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对主人公扶桑的评价是：“扶桑如作一个具体的妓女来理解或表现那是缩小其艺术内涵，她是一种文化，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
扶桑的“地母 ”形象
自《扶桑》一书问世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将研究目光集中在扶桑的形象上，扶桑的确在用无尽的宽容对待每 一个侵犯她的人，她似乎并不排斥妓女这一行当，并且她在用 自己特有的方式——微笑，来对待从她身体里过往的每一个人。浩瀚的文学作品中，无数妓女哀叹自己身世的不 幸，渴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几乎没有谁真正容纳这样的一份被视为下贱的职业。扶桑就是这样的妓女，至少表面看来如此。曾经有人把扶桑的形象比作地母，“我们从扶桑身上明显可以见出张爱玲精心描画的那个美丽、性感的地母的影 子……在扶桑的内心深处，涌动的不是对男性的刻骨铭心的仇恨，而是一种包容、体己和接纳，是最远古的那份雌性对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与宽恕 。”
在这种包容的母性中，貌似强大的大勇被扶桑怜悯并当成被救赎的对象，猥琐的意大利老头也被小渔感化，有了积极的生活态度。
意外的结局
故事的最后，扶桑的买者大勇因为杀了人要被执行绞刑，扶桑终于获得了自由。按照惯常思维，扶桑和克里斯在茶馆相遇后终于能在一起了。可结果出人意料，扶桑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渐渐觉察到大勇就是曾经她来到美国时要找寻的丈夫。于是，在大勇执行绞刑的那天早上，扶桑悄悄离开了熟睡在身旁的克里斯，套上了绣了十斤重彩线的厚缎子礼服，赶到刑场，与大勇举行了婚礼，拜堂成亲。在大勇死后，捧着他的骨灰盒，踏上了回国的船。

东方主义
拨开作者设置的重重现代叙事的烟幕，这是一部用汉语写就的“自我东方主义”的作品。从细节构思和小说语言看，《扶桑》一书东方主义的实现借助于对细节的奇观化乃至神化。这种东方主义奇观首先表现在对唐人街尤其是妓院的描绘上。小说的一开篇就是扶桑的洗盆和她所在的笼格，她的“吃进十斤丝线”大袄和“残颓而俏丽 ”的小脚。随后又通过克里斯的偷窥和跟踪，可知拍卖幼女、妓女带经接客、上街被围观以及种族骚乱中被群奸的种种“奇观”。除了对唐人街妓院的浓笔重彩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还有就是海港之嘴广场中国地痞为争夺扶桑引起的角斗 ，以及大勇最后受刑时与扶桑举行的“刑场上的婚礼”。
民族文化反思

15岁之前，作为激进的反华的殖民主义者，克里斯参与了对扶桑的轮奸，犯下他终身无法自我饶恕的罪恶。15岁到17岁，克里斯被家人送到伦敦。17岁返美，克里斯所有的回忆和反思都表现出基督徒的忏悔和反思：他有足够的坦诚和勇敢来面对两年前的过失。借助克里斯，严歌苓反思了中国的“文革”。“唐人街”的那场洗劫，更是在说明70年代的那场“文革”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合力。“罪恶”之所以得以实施、“恶魔”之所以得到成全，恰恰是因为我们每一个都从不同角度参与其间；就终极的意义而言，在这种持久、巨大的罪恶之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什么纯然的“受害者”。从全篇来看，克里斯的基督忏悔绝非简单的自我忏悔，而是一种映照，它点亮了严歌苓对自我民族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严歌苓在对克里斯的基督反思表示赞许时，也把克里斯的家人及同胞送上了审判席，“执著”于反华人、民族歧视，他们从不曾反思过自己、反思过自己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