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幻小说差异比较研究

Ⅰ 科幻小说有哪些特点为何作品少见

科幻小说特点：

1.科学性
2.预见性
3.故事性
科幻小说不同于其他的小说，其中有很重的知识性，并不是说有想像力有文采就可以了，小说的内容要有科学方面的知识。
这类小说难写也难有人才，懂文学的作者很多，懂科学的作者却极少，想要写好写出有实力的科幻小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要求作者本身对科学方面的事物了解的相当丰富，再加上文学才华，才能写出有含金量的科幻小说。反之，没含金量的科幻小说，就会成为一本烂书，根本得不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再加上此类书不是十分普及，读者群也不是很大，与科幻小说相比，魔幻、奇幻、玄幻等书选择多，也受读者喜欢，书商就不太愿意选择科幻。所以，就导致科幻小说冷场面，写得少，出得少，看得少。

Ⅱ 中外儿童文学观点的异同

儿童文学

第一章：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

1、儿童文学是成年人为吸引、提升少年儿童鉴赏文学的需要而创制的一各特殊文体。

2、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儿童观”：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

导致 导致

3、人的发现 儿童的发现 儿童文学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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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人的文学”口号的周作人，在回顾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曾感叹去说：“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

5、“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语）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发现与发展，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的。

6、从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一个国家与民族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必然与这个国家与民族的思想启蒙运动、女解放运动的高涨，儿童的发现、儿童问题、儿童教育、儿童文化的重视以及整个社会重视人、尊重人、解放人的思潮与整个文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二章：中国传统儿童文学的初步考察

1、五四以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包括传统儿童文学的近代儿童文学，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学对社会群体“儿童观”的影响，并由此规范和制约着儿童文学的顺逆曲直。

2、传统儿童文学具有双轨运行的特点；一方面民间创作的口头儿童文学十分丰富，但长期处于被放爱被冷落的地位；另一方面作家结撰的书面儿童文学非常稀少，并又长期归诸传统蒙学教材，成为儒家启蒙教化的组成部分，历而未能形成独立的文学品格。

3、民间口头儿童文学按其押韵与否，可以分作韵文与散文两大类。韵文类主要是儿歌，古称童谣、儿谣 、孺歌、孺子歌、童儿歌、小儿语等。其中，吕坤的《演小儿语》是中国第一部儿歌专集，共收儿歌童谣46首。古代的散文类口头儿歌文学品种多样，这有民间神话、童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其中尤以民间童话最为丰富多彩。民间童话通常表现超自然的英雄故事，自然神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巫术幻觉等观念。

4、传统儿童文学遗产中的创作即作家儿童文学，主要见之于传统启蒙读物之中，情况比较复杂。传统启蒙读物大多采用朗朗上口、易读易记的韵语形式。如宋《三字经》、《百家经》，明的《龙文鞭影》清的《幼学琼林》。

5、较早接受欧风美雨冲击的江浙沿海尤其是上海，不少报刊频频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与儿童教育紧密相关的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开始出现引人瞩目的变化。第一，出现了译介外国儿童读物的热潮。晚清文坛曾有过“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第二，出现了一批热心儿儿童文学读物编译、创作的文化人。如梁启超、黄遵宪、李叔同。第三、出现了专为儿童服务的报刊丛书。中国最早的儿童报纸是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童子世界》，最早的儿童文学丛书是1909年开始出版的《童话》。

第三章：五四时期“儿童观”的转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

1、五四儿童特点是以理论发期端，实践继其后的。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借鉴了“儿童本位论”的合理内核。“儿童本位论”是最先由美国教育家杜威提 出的。杜威的这套理论曾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时期有中国小学教育界与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本位论”代表了本世纪初期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它一经出现在中国，便冲击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以“父子为纲”为核心的传统儿童观，并引起了思想敏锐的新文化先驱者的极大注意。鲁迅于1919年10月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重要文章。深刻地指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2、19213年，周作人发表了《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等文章，后在《新青年》上不断刊登安徒生、托尔斯泰等的童话译作。1918年1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1920年12月发表《儿童的文学》、1923年发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等文章中，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一系 列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新观点。他认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凡是“违反人性”的虐杀儿童精神的“习惯制度”都应加以“排斥”。他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的人格。

3、现代儿童文学拓宽者不但通过吸纳“儿童本位论”的合理因素，从理性上认识到了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出发点、理解和服务儿童的重要性，而且通过五四时期大量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从感性上体验到了这种样式的新儿童文学的品格和风貌。

4、周作人将刘半农改译的安徒生童话《洋迷小影》重译为《皇帝的新衣》，夏丐尊将包天笑改译的《馨儿就学记》重译为《爱的教育》，林纾译的《海外轩渠录》也被人重译为《格列佛游记》与《大人国与小人国》。

4、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西方大量讲述仙女精灵，小猫小狗之类的“无意思之意思”的童话、小说、故事都被直译进来，安徒生、格林兄弟、王尔德、贝洛尔、科洛迪、爱罗先珂、小川未明等世界著名童话家的作品都来到了中国的孩子们中间。

5、研究童话，采集儿歌，这是五四时期起始的一项很有实绩的工作，由于受到西文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儿童学等的影响。五四时期的童话研究有三种不同的目的与途径。一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民间的童话”。二是从教育学、儿童学的角度研究儿童适用的“教育的童话”。第三种研究途径是探讨“童话体的小说”，“五四”时期称其为“文学的童话”。如王尔德、孟代、爱罗先河的某些童话即是。

6、把寓言引入儿童文学领域，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事。有茅盾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寓言集《中国寓言初编》。

7、茅盾的童话与叶圣陶的童话堪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

第四章：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

1、《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儿童文学的的重要文章《儿童的文学》。1921年3月，另一位发起者叶圣陶在《晨报》副刊发表的系列文章《文艺谈》中，多次谈到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922年7月，文学研究会的两位中心人物茅盾与郑振铎应邀去浙江宁波暑假教师讲习所讲学，郑振铎讲演了《儿童文学的教授法》。同年1至4月，赵景深与周作人以书信的形式在《晨报》副刊展开了一场童话讨论。

2、赵景深：《童话论集》与《童话概论》。

3、1922年《儿童世界》创刊。

1922年1月，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现代文坛。《小说月报》一贯重视儿童文学，念念不忘为孩子们提供“精美的营养料”。1923年，《小说月报》为孩子们开辟了“儿童文学”专栏。大晴天霹雳刊载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重视发表儿童生活题材的创作作品，注重介绍海外儿童文学信息资料，不忘给儿童们提供席位。

第五章“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左翼潮汐与”“革命范式”

1、综观3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其突出现象主要有如下三方面：一是左翼文艺运动给儿童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儿童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二是张天翼创作的《大林和小林》等三部长篇童话把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成为继叶圣陶《稻草人》之后的第二座童话高峰；三是伴随着“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而出现的科学文艺热，促进了科学文艺创作的发展。

2、1931年3月5日，上海《申报》发表了何键《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一文，全面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接受何键“咨请”，竟下令查禁“鸟言兽语”类童话，以及左翼儿童读物。以何键的咨文为引线在儿童文学界造成的混乱和倒退现象立即遭到了鲁迅以及吴研因、陈鹤琴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的反击。

3、1930年前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对自身功能的选择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时刻。这一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儿童文学的文学地位、现代精神与艺术个性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另一方面，左翼文坛从阶段斗争、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如郭沫若的中篇政治童话《一只手》

1、左翼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始终紧贴着中国现实的地面动作，直接切入社会生活题材的少儿小说成为他们首选的文体。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少儿形象主要有两类：一是在风雨岁月中托儿所的苦难儿童，一是在革命洪流里成长的红色少年。前者如洪灵菲的《女孩》、草明的《小玲妹》等，后者如冯铿的小说《小阿强》、胡也频的《黑骨头》等。

2、30年代是继“五四”以后，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高潮期，这一时期的译介重点逐步倾向苏联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如鲁迅翻译的俄国《爱罗先珂童话集》和办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儿童小说《表》。

3、茅盾先后发表了《连环图画小说》（1932）、《孩子们要求新鲜》、《论儿童读物》、《对于（小学生文库）的意见》（1933）、《关于“儿童文学”》》、《读安徒生》（1935）、《再谈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在苏联》（1936）等重要文章。1936年茅盾接连写了《少年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作品。

4、叶圣陶的童话他们可分为两个时期：1921年年底至1922年上半年共写了23篇童话，于1923年结集为《稻草人》出版，此为第一期；自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为第二期，续集为《古代英雄的石像》。

5、张天翼的长期童话《大林和小林》（1932）、《秃秃大王》（1933）、《金鸭帝国》（1933）与中篇儿童小说《奇怪的地方》（1936）等。是现实主义的杰作。

6、30年代的科学文艺创作受到了整个儿童文学发展思潮的影响，在注重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同时，还比较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有的甚至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倾向。如高士其、董纯才的创作。高士其的作品结集为《我们的抗敌英雄》（1935）、《细菌与人》（1936）、《菌儿自传》（1941）。董纯才参与编写了《儿童科学丛书》，还写了一系列科学文艺作品，以科学童话《凤蝶外传》、《狐狸夫妇历险记》等较为成功。

第六章战争年代儿童文学的时代规范与救亡主题

1、以抗战为题材或抗战为背景的创作,如茅盾的小说《大鼻子的故事》、《少年印刷工》、张天翼的童话《金鸭帝国》、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丁玲的儿童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陈伯吹：《阿丽丝小姐》

2、描写抗战大时代中小英雄的成长，歌颂未来一代新的民族性格的孕育和形成，是整个抗战救亡时期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老舍的《小木头人》

3、抗战时期，儿童剧的创作演出与儿童剧团的组建，是突出的现象。各地儿童剧团演出的剧作主要有《帮助咱们游击队》、《捉汉奸》《仁丹胡子》《古庙钟声》。

4、根据地（抗战后期称解放区）的儿童文学承续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江西苏区“红色儿歌”的革命传统，在延安的土壤里，又直接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和陕北民间文艺的浸润，从一开始就体现出昂扬的生命活力与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5、儿童诗创作在根据地儿童文学中显得较为活跃，延安的刘御、田间、萧三、韩作黎、贺敬之、柯岗等都写过精彩诗章。儿童诗：阮章竞的《牧羊儿》、方明的《歌唱小二放牛郎》。童话寓言：严文井的《四季的风》、《胆小的青蛙》。小说创作：孙犁的《一天的工作》、秦兆阳的《小英雄黑旦子》周旦复的《小英雄》、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察员》和管桦的《雨来没有死》。

第七章：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外来影响与对外交流

1、外国儿童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在“五四”以前已相当密切。远在明朝天启五年，我国就出版了第一种伊索寓言的中译本《况义》。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新学的传入与“开发民智”的急需，我国文坛译风大开，出现了翻译多于创作的局面。

2、五四文学革命，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发表了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安徒生、王尔德、爱罗先河童话、拉 封丹、克雷洛夫寓言、《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格列佛游记》、《爱的教育》、《鹅妈妈的故事》等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源源涌入。

3、输入火种：新的内容与题材

（一）暴露社会罪恶，描写“血与泪的人生”，同情下层人民及其少年儿童的不幸与苦难，这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与接受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密切相关。如包蕾的儿童剧《雪夜梦》就是受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影响而写成的，茅盾的《少年印刷工》、叶圣陶的《一个练习生》受到了苏联班台莱耶夫的反映流浪儿新旧两种生活的儿童小说《表》的影响。

（二）紧扣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斗争，激励少年儿童的爱国热情与革命精神，这是现代儿童文学又一方面的主题，这与接受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歌颂真善美，鼓吹精神文明，对少年儿童进行德智美的教育，这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大重要内容。这方面也曾受到外国儿童文学的广泛影响。“五四”时代不少热心儿童文学的作家都曾受到过泰戈尔作品（《新月集》）的影响。郭沫若写出了《新月》、〈晴朝〉、〈天上的街市〉等富于童心美的儿童诗。叶圣陶的早期童话〈小白船〉、〈芳儿的梦〉，许地山的〈落花山〉，陈伯吹的小说〈学校生活记〉，丰子恺的〈华瞻的日记〉都 可以看到“爱的教育”的思想闪光。

4、文体革新：横的借鉴与纵的传承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文学样式方面学习、借鉴外国儿童文学，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直接向外国儿童文学“引进”，这有艺术童话、儿童戏剧和科学文艺。（2）参照外国儿童文学的文体，对已有的中国儿童旧文体加以更新改造，这有儿童小说与儿童诗。（3）受外国儿童文学的启发，将古老的传统文体发掘出来，移植到儿童文学园地。这就是寓言。

5、观念转变：心理学与本位论的影响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与实践方面也受到过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改变中国人传统“儿童观”的误区，加快现代儿童文学的文体成熟与现代性进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下编 一九四九年以后

一、俄苏儿童文学：50年代的强势影响

1、从文学史考察，前苏联儿童文学成就的96%以上是由俄罗期作家所建立的。将前苏联儿童文学与俄罗期儿童文学，统称为“俄苏儿童文学”。

2、在俄苏儿童文学创作中，以张扬现实主义精神的少年儿童小说取得的成就最大。盖达尔、尼 诺索夫、阿列克辛是三位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家，60年代后的重要小说作家则有阿列克赛耶夫、巴鲁兹金、热列 兹尼科夫、雷巴科夫、李哈诺夫、波戈廷等。“人与自然”一向是俄苏儿童文学的传统内容，也是出版量最大最稳定的少儿读物。俄苏儿童文学中的诗歌与幼儿文学创作也有相当成就，普希金、马雅可夫期基、马尔夏克、米哈尔科夫等都为孩子们写过优秀的诗歌。相对而言，俄苏童话创作比较薄弱，但70、80年代，由于摈弃左倾思想，童话创作生产力已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3、俄苏文学被广泛译介进来，如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比安基的《森林报》，卡塔耶夫的少年小说《团的儿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在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翻译了一部苏联儿童文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90年代的新作，结集为《苏联时期儿童文学精选》。

4、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曾深受“苏式文论”的影响。在儿童文学理论也一样。50年代，我国出版了15种左右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如密德魏杰娃编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柯恩德的《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第一集）格列奇会尼科娃的《苏联儿童文学》。

5、俄苏儿童文学忠实于由别林斯基建立起来的，后经高尔基、盖达文等完美的传统。构成俄苏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四大基本话语——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原则；主张文作品应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必须通过“世大的艺术感染力”，用艺术的儿量去“撬动少年儿童心理上的巨石”；张扬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帮助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生活理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观念与理论框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内化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尺度。

二、西方儿童文学：全球意识中的东西对话

1、进入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译介西方儿童文学再一次形成热潮，而且期翻译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之深，远胜于“五四“前后与2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综观这次热潮的译介与传播，影响状况，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译介走向多元化、系统化、序列化。这种趋势中国儿童文学从“以俄为师“的一元模式中走了出来，把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学格局。、系统化表现在：对某一文体、某一地区、革一经典作家作品的系统性翻译，以求成龙配套，形成系列，如叶君健重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序列化是指有意识有计划投入外国儿童文学译介工程的整体建设，分门别类，协同互补，除了翻译作品，又有外国儿童文学资料工具书、西文儿童文学史、西文儿童文学研究专著的编撰出版。

第二、注重现代意识与全球意识，激扬中国儿童文学的创新精神。考察80、90年代中外儿童文学的译介、交流，最引人瞩目而且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三类作品：

一是有关体现现代世界教育潮所倡扬的“学会做人”的理念，充分肯定具有创造性思维和鲜明个性的少儿形象的作品，这主要是少儿小说、童话等叙事性文学。比如塞林格描写“一个年轻孩子浪迹在不太友好的成人世界里”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问题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女作家S。E。辛顿塑造的虽有过失却从烈火中救出几个孩子的现实少年英雄小说〈世外顽童〉瑞典林格伦的童话、小说《长袜子皮皮》三部曲、《小飞人》三部曲、《淘气包艾米尔》三部曲与《疯丫头玛迪琴》等，被译介到中国。林格伦作品中的独特的反传统少儿形象，充分的游戏精神与热闹风格、深刻理解与把握儿童心理的写作姿态以及大胆的童话文体改革等，曾带给80年代中国儿童文坛旋风般的影响。“童话大王”郑渊洁的作品的走红，“热闹型”童话的迅速崛起，游戏精神美学旗帜的高扬，都与林格伦进入中国直接相关。

第二类是有关体现现代科技创新，以人类科技文明与无边烛照未来一代精神天地的作品，这就是科幻小说。20世纪30至60年代为黄金时期，涌现出如美国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安森。海因来因、英国阿瑟。C。克拉克等一大批优秀作家。60、70年代是西文科科幻的“新浪潮时期”，英国人米切尔。莫考克发起了一场刻意示新、将科幻融入主流文学的改革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抛弃传统科幻小说的套路，由通俗向文学过靠拢，进而进入严肃文学领域。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文科幻进入回归传统的“塞伯朋克时期”，呼唤科幻小说从“新浪潮”回归传统回到人们熟悉的高科技场景。科幻小说的译介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对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50年代渐成气候，60、70年代因“文革”等原因被近停顿，80、90年代勃然而兴，成为翻译界、出版界的突出现象和兴奋点。1990年至1995年，福建少儿出版社推出一辑《世界科幻小说精品丛书》，1997年又推出了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詹姆斯。冈恩主编的4卷本《科幻之路》。中国当代以科幻小说为主体的科学文艺创作呈现出时断时续的马鞍形特点。50至60年代初发展势头较好，除高士其、顾均正等老一代作家外，还涌现出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于止、萧建亭、鄂华、鲁克等一支富有生机的中青年创作队伍，但以后开始滑坡，1964、1965两年作品近乎绝迹，而接下去的十年“文革”则是一段安全荒芜的岁月。在70年代末迎接“科学的奏”的时代精神鼓舞下，科学文艺创作也迎来了前年未有的高潮。郑文光、童恩正、刘光诗、萧建亨等老将以及叶永烈、吴贮存器、尤异、金涛、魏雅华等新秀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代表。但从1982年以后由于科幻小说自身和来自非文学的因素等多种原因却跌入了低谷。叶永烈认为衷落的原因“主要是来自科学界的压力，他们不理解科幻文学，却以科学论文的眼光来挑剔科幻小说。一些文章指责我们的科幻创作是伪科学业。他们搞不清科学幻想小说与现实世界是有距离的，并且许多人为的因素制约了科幻小说的发展。一直到90年代末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倡，这才有所起色。90年代后半期与世纪之交的科幻小说创作明显受到西文新科幻的影响。一是在题材上，几乎与西文亦步亦趋，着力表现现代高科技影响下的人间百态，以及有关电脑网络、生物克隆、处星人探寻、未来世界预测等内容。二是在表现手法与文化观念上，同样也有与西文科幻相类似的两种类型；一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最高成果和预期结果，来展现人类未来生活画卷的”未来世界型“的作品，二是以眼前的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为基础，观照历史，去对未来的社会格局作出种种预测，并以此来幻想、建构未来社会的“政治寓言》作品。

第三类是有关体现人类面对的共同自下而上困境与拯救，传导守护地球家园，增进全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作品，这主要是与环保、生态、动植物，大自然相关的读物。

三、双向互动：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

1、随着西文儿童文学译介的深入，我国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由此拓宽了视野，激起了变革的勇气智慧。首先引起浓厚兴趣的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儿童心理学理论。汤锐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完成了《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的研究。刘绪源有创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就是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

2、80、9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努力从事自身文学观念的更新与建构，而且站在本体文化与全球意识的立场上，审视着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评析研究，比较对话，在世界儿童文坛发出来自东方的声音。第一部力图系统评述世界儿童文学优长得失的专书，是由韦苇编著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以后又写了〈外国童话史〉、〈西文儿童文学史〉。此外还有马力白匀〈世界童话史〉吴秋林的〈世办寓言史〉陈蒲清的〈世界寓言通论〉。

Ⅲ 奇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的区别

楼上的从网络里抄过来很没意思`
我个人认为，奇幻小说大多描述的都是发生在古代，故事比较夸张浪漫，一般围绕一件事情展开：如《寻秦记》中，说的主人公是项少龙从现代穿梭到古代，发生以外无法回来，无奈下接受现实，凭借在现代中的知识和经验改变历史，艳遇多的离奇，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传奇色彩很重。其他本人看过觉得比较好的有：《死灵法师》、《天魔神谭》、《
第七颗头骨》、《九州》、《科幻世界奇幻版》等等。
而科幻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中国在这片领域比只国外略为不足。科幻小说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宇宙起源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个人看过认为比较好的有：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写的《月球旅行》，英国的赫·乔·威尔斯写的《大战火星人》，美国的阿西莫夫写的《赤裸的太阳》。国内最著名的当数倪匡，现居美国三藩市，“卫斯理”是他常用的一个笔名，代表作有《还阳》，《新武器》，《爆炸》，《另类复制》等。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Ⅳ 谈谈你对西方通俗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认识。 （1600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抑制和歧视，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极端又出现了。有些学者不仅高度尊重通俗小说，而且还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否认“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笔者在阐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对孔庆东博士的《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以下简称《误区》[1]）进行学术批评，与孔庆东博士商讨。
一 通俗小说的定义
尽管给词或概念下定义是一件难以讨好的事，但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做，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辞书的不断问世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确，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个词或概念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具体的事物或与之相处；况且，由于“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义。但是，常识还是告诉我们，事物或概念的定义，在多数的情况下仍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像“通俗小说’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其定义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
那么，何谓通俗小说？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3](P544)。如此释义是可靠的吗？结合一些辞典对“通俗”、“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4](P1262)、《汉语大词典普及本》[5](P1273)、鲍克怡编著的《汉语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7](P11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8](P1276)、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9](P335-336)、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学辞典》[10](P639)，可知《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释义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样的释义不是很严格，不过，由于“并不严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称某种事物”[11](P338)，所以，我们仍可以借此释义了解到“通俗小说’概念指的是什么。要言之，像这样的“通俗小说”定义是可取的。
本来，通俗小说概念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义，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小说，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误区》一文的说法，却复杂得让人糊涂。《误区》写道：“我们不妨从探讨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开始，知道了不是什么之后，就算说不出概念，说不出定义，说不出‘能指’，也不妨碍我们抓住‘所指’，抓住‘本身’。仿佛警察叫错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确实是案件的真凶。这样，我们所描述的‘通俗小说’，就在‘什么不是通俗小说’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义了。”显然，《误区》思路是有问题的。
首先，违反了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定义”——“概念不意味着什么”——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并不能让人明白“通俗小说是什么”，它就像我们说“鸡蛋不是鸭蛋、不是鹅蛋、不是鸽子蛋、不是恐龙蛋”一样，未能让人知道鸡蛋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一连串“不是”之外还有许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没有被穷尽，通过“不是”来定义“是”，就不可能有较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误区》以绕道的方式来定义“通俗小说”，既没必要也不符合逻辑。
其次，违背了定义的语句应尽可能简明扼要的原则。《误区》用一连串的“什么不是通俗小说”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我们不说它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至少也是犯了一个语言表述太过于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概念是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而判断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连“通俗小说”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给出“它不是什么”的定义，那怎么有可能进行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判断、推理和论证？怎么有可能对涉及到“通俗小说”的一系列命题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判断？倘若只是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弯路去论证“什么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须知，对一些人而言，有时候仅凭直觉也能准确地抓住通俗小说“本身”，就像“警察”凭直觉抓住了“真凶”。
最后，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否定定义”的合理性，《误区》极不恰当地奚落了学者们的论争。《误区》这样写道：“……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乱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数的辩论争吵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所争所吵的只是‘能指’，与‘所指’无关，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学者们尽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种概念，但并不能使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发生增减或质变……”难道真的这样？非也！第一，把定义上的不同意见看成“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14](P476)，这里无须多加讨论。第二，诚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言：“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15](P109)《误区》断定学者们的“通俗小说概念”对“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没有影响，是不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误区》所宣称的不假，那么，读者们凭什么来认定《误区》的言说与世界有关？又凭什么来相信《误区》的“辩论争吵”不会“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显而易见，《误区》对于学者们的讥讽嘲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二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
首先，通俗小说是严肃的吗？如果是针对某部某篇作品，就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要对作为一个种类的整体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则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误区》才会断然地说：“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通俗不通俗，与严肃不严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通俗小说可以是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很明显，假如认识止于《误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是否严肃以及严肃程度问题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是没有差异的。然而，即使凭有限的知识，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说能否称得上严肃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过，由于一个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够体现出该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不严肃，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严肃小说与不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页重写了39次，而《老人与海》则修改了200遍[16](P228)；托尔斯泰的《复活》仅开头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战争与和平》则改写了7遍[18](P237)。像这样的作家作品，将其划入严肃之列，肯定是错不了的。虽然这几个例子在非通俗小说领域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通俗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海明威那样认真严肃——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没有一个能像普鲁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一生只写一部长篇并在文学园地里焕发着光辉的异彩。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有一个非通俗小说家会像当代英国通俗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那样轻易地生产作品：一生的著述多达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同一个作家的同单位创作时间来说，作品的“质量”与“数量”通常成反比。普鲁斯特说得完全正确：“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20](P154)如果一个作家既认真严肃又追求数量，那么，这个作家就会由于生命能量的急剧消耗而过早地衰亡。譬如，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查尔斯·狄更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而在58岁时便离开了人世。[21](P93-96)再如，于生命最后的20年里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巴尔扎克，也同样因单位时间内过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岁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误区》借一位法国朋友（不知姓名是什么）的口把巴尔扎克当作是“通俗小说家”来举例，并通过巴尔扎克的“严肃”证明“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如此论证，未免牵强。读过巴尔扎克传记——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一方面出于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不断地修改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出于尽快付印和多写一些等原因而经常停止了对于小说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才会深刻精当与肤浅粗糙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巴尔扎克有时被视为高雅小说家有时又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情况。
由上述可知，机械地在通俗小说与不严肃小说之间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可是，那种不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严肃性加以区别的做法，更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尽管存在着极少数的通俗小说较为严肃，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通俗小说没有“非通俗小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千万不要以特殊来否定普遍，以个别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吗？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艺术性的高低指什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写道：“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23](P223)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更是进一步地指出：“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再是以昨日的艺术为支撑，尽量越过它，将界线往前推，而是改变艺术的方向本身，努力发明一种新方向。”[24](P361)因为艺术贵在创造，所以，小说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创造性的大小。倘若一个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应该被视为是艺术性高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麦尔维尔的《白鲸》。当然，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过，文学世界中那些最富于艺术性的小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些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而这样的一种小说，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产生于“非通俗”的领域。
那么，创造性缺失的小说是否就一定没有艺术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只要小说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去表达去描绘，那么，即使是缺乏独创性，也应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无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艺术性是比蕴含独创性的艺术性低了一个档次的艺术性。整部文学史表明，那些处在艺术性顶端的通俗小说，除罕见的极个别之外，都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故事诱人、技巧丰富但毫无新意——换成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生动说法，那就是“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转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25](P7)至于那些处在艺术性下端的通俗小说，除极其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得非常惊人。的确，非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差，但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低于通俗小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性比起非通俗小说来要低得多。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从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中获知，而且还能够通过探究其不同的创作动机来加以证明。就创作的主观努力而言，通俗小说是一些小说家为“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就接受的客观效果而言，通俗小说是那些“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小说不“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通俗小说”。由于寻求群众即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迁就、迎合群众趣味的创作行为，在通俗小说领域里是普遍的。进而言之，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者那里，不易理解的独特个性和意识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讨论一系列的“巨匠与杰作”时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有力、非常独特的个性”[26](P218)。既然独特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最为珍贵的品质，那么，通俗小说的创作者何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轻视这样的品质？答案很明显，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于受当下群众欢迎的小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独特性、探索性与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就选择了后者。应该讲，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这种选择，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不顾或不大考虑“当下价值交换”的人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老人在考虑把“伟大”这顶帽子送给哪些人及其作品时才显得那么地慎重——譬如，不会随便地送给被金庸大力推举并称之为“伟大文学”的大仲马作品[27](P196)。
在谈到小说的目的时，《误区》认为“小说没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观地看，这样的认识虽嫌笼统但大体上还说得过去。然而，《误区》进一步说，“通俗小说通过刺激情感来赚钱，而那些小说不刺激情感不赚钱”，则失之偏颇了。从经济学角度讲，能不能赚钱，要看投入多少，又产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萨特所写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28](P127)作家写小说能否赢利实在难以判断。当然，只要不要求计算精确，我们还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的：从个体角度讲，如果作家写小说时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而拿到的钱又相对较多，就可以断定该小说的创作赚了钱；如果情况刚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赚钱甚至是赔了钱。在论及文学“商业上的成功”时，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正确地指出：“作家的计划只是一种可能……文学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象，就连精明的文学出版商和书商都难以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做起生意来常常惨遭失败的小说家。翻开小说史，我们不难看到，像司汤达、爱伦·坡、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等这样一些非通俗小说家，其创作“生意”都是与“赚钱”截然相反的“赔钱”。固然，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赔钱”创作，并非毫无功利目的，不过，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于《误区》所说的“赚钱”，而在于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让我们来听听优秀的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古巴的卡彭铁尔说：“虽然我的音乐底子比文学好，但我还是选择了文学……我继续坚信，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30](P49)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宣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个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国的埃莱娜·西克苏则写道：“无论怎样，当写作出自心的深处时都是天堂，就连在地狱时也如此。写作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获救。作家是一个富人……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富有’使我们失去了‘贫穷’的财富。”[32](P29)
综上所述，与非通俗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说创作者往往正是由于追求当下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弃难就易的非创造性原则的——从单个作品看，遵循的是“简单化”原则；从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则[33]。这也就是通俗小说在总体上为什么艺术性相对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是，《误区》的所谓“梦得够不够好”的问题。《误区》这样写道：“小说的艺术性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标准，即‘梦得够不够好’……由于通俗小说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胜，‘非通俗小说’经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为了显示‘雅’，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所以，‘非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艺术之外……”尽管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动，但严格地说，却极不科学。第一，梦的情境有档次的高低之分——既有忧国忧民的梦，也有花前月下的梦，还有升官发财的梦，更有无遮无挡的性欲之梦。《误区》把通俗小说的“梦得够不够好”说成只是一个与“立场问题”无关的“技术问题”，岂不片面？第二，小说远非梦那么简单和短命。好梦往往无法追忆[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遗忘。但是，好小说却由于“不仅回答了现存的需要，也启发了人们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会也不该被遗忘。即使肯定好小说的世界就是“梦得够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世界的存留“必须以体现这些价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为前提”[36](P380)。虽然在《误区》中引以为证的昆德拉也谈到了“梦”之外还有“叙述”，可遗憾的是，《误区》对昆德拉的“叙述”问题却未作任何讨论。既然《误区》能够离开“理性控制”和“技术手段”来谈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就高在“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那么，读者就可以根据《误区》所提供的逻辑作如下的推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个体受到环境影响时经常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这种人“做起梦来”也就比正常人“更加专心致志”，因而，其所写的小说的艺术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说之上。如此逻辑，岂非荒谬？

三 通俗小说的价值判断
《误区》认为，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不在形容词上，而在名词上，它们之间是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尊卑”。真的这样么？当然不是！尽管我们不能从小说的类别中直接得出它的价值高低的结论，但是，通过分析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38](P273)，我们仍能较为恰当地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这个道理，如同鸡蛋和鹅蛋的区别一样：不仅在名词，而且还在于形容词——谁能否认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鹅蛋？
当然，通俗小说的“价值怎样”，这是一个比通俗小说“是什么”更难回答好的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前者的判断既不能脱离价值客体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的情况。[39](P181-182)由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个价值客体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一样的。
首先，谈谈通俗小说对于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通俗小说的价值如何也很难一概而论。从动机上说，无论是下层普通群众还是中上阶层人士，只要出于消遣娱乐心理的，通俗小说的价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说之下。正因为这样，几个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消费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属于“热切的上层阶级人士”[40](P152-153)。当然，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下层普通群众之所以从通俗小说中获得较大的消遣娱乐，往往与其“不得不这样”有关——就像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报上的长篇连载或儿童小说是那些无力读其他东西的读者万不得已的读物。”[41](P156)至于上中层阶级人士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具有接受不同种类小说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的娱乐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说中获得，也可以从非通俗小说中得来。可见，消遣娱乐的动机是在通俗小说中还是在非通俗小说中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整天浸泡在电视里或钻进按摩房的人来说，就连通俗小说也让他们感到索然寡味，更别说是非通俗小说。
如果个体的动机主要是从文学接触中获得认识或受到教育，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说——这一点在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身上尤为明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价值主体怎样，而在于价值客体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价值客体的文化含量不大，那么，虽然它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所具有的认识教育价值并非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偏低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不会例外。
其次，谈谈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是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复杂有机体，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精英审美文化还是大众审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显然，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喜爱通俗小说的群众放弃个人的偏好，也无法让那些少接触小说甚至没接触过小说的群众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说中那最具价值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广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通俗小说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不低于非通俗小说。尽管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在某一时段远比非通俗小说庞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无数的事例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是反过来。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使得评价大艺术家时的错误和有意的曲解不断得到消除，使得他们的创作遗产的多维性得到揭示。”[43](P220)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通俗小说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读者群体也会不断地壮大直至无穷。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小说的接受群体绝非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在论及优秀诗歌的读者时，帕斯写道：“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居，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44](P64)显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考察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顾“量”而不问“值”。倘若小说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能为那些准备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的小说对于社会来讲，就有很高或者较高的价值。反之，其价值则是低的或者比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探讨。《误区》完全否认通俗小说中的“次品’多于高雅小说，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数学统计上的依据”。可以说，要反驳《误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乏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下的几点。第一，小说的次品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进行完整的数学统计。第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小说次品，基本上已被人类所遗忘。由于没有了文本，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小说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没有依据[45](P21)，故而无论怎样统计，都不会令人人满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统计，也不应该动手去做，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其价值远远无法补偿研究者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误区》要求不同意见者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尽管依照《误区》的不合理要求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量”是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次品问题没有答案。实际上，洞悉了通俗小说的“生产动机”及其“生产套路”——简单化与模式化，也就可以断定通俗小说的“次品”必然多于高雅小说。现在的问题是《误区》只是为了说明谁的次品多谁的次品少吗？不！《误区》这样写道：“在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和类别中，精美高雅之作总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总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说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别，它决不是‘不高雅小说’的代名词。”很显然，《误区》在此处是同时通过“次品量”和“精品量”两个方面来论证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关于“精品”问题，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且应该提供一点“数学统计上的依据的”。
在20世纪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尽管该奖不仅遗漏掉了像托尔斯泰、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样一些应该获奖的作家[46](P45)，而且还出现过不当入选的极个别案例——譬如，“把奖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赛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48](P6)。基于此，笔者以《诺贝尔文学奖要介》（肖涤主编）所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46]，简要地讨论一下小说的“精品”问题。从1900年到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总计88人，除因剧本、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卓越成就而获奖的37人外，其余的51人是小说家（或主要是小说家）。
应该说，无论是喜欢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高雅小说，都同样无可厚非，但是，当上升到理论认识并诉诸文字时，就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力避主观偏好。然而，《误区》在阐明观点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俗小说的“上马”对付高雅小说的“下马”，并且“只赛这么一次”就宣布结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较研究，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诺思洛普·弗莱说道：“人类面临的许多不测灾难之一是全部毁灭，这是文学靠其自身所无法防止的；但我认为，若无文学，那种灾难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显然，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话是夸张了一些，不过，他对文学所具有的高级价值的强调却提醒了我们，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
虽然《误区》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但是，由于作者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结果，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误区》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避难趋易”是人的天性，而“从众”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故此，在“价值无高低”论的引导下、鼓励下，很容易出现“价值误认”的人们[54](P330)，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通俗小说而拒绝欣赏那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说——这对于个体人格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健全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之不利的。

Ⅳ 科幻小说与小说的不同

科幻小说是小说其中一种。科学幻想小说（英语：Science Fiction），简称科幻小说（英语：Sci-Fi），主要描写想象的科学或技术对社会或个人的影响的虚构性文学作品。 科幻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的一种新体裁。它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宇宙起源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在当代的西方世界，科幻小说是最受人欢迎的通俗读物之一，其影响和销售量，仅次于惊险小说和侦探小说。
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Ⅵ 中外著名的科幻小说有哪些

《希望星》

科幻小说，科幻巨制

作者：老母！

未来高等文明科技，比肩漫威，中国元素色彩，真正的中国科幻小说！

未来宇宙，列强争霸，科技升级，人类以科技一次次突破，追求创世主的境界！

每次科技升级，人性膨胀，必然带来毁灭的战争！

希望星！人类最后的救赎！

人造希望星计划，一群努力的人，一个伟大的国度，共创辉煌！

开启人类最后的救赎，也是模拟追寻创世主的科技！

本书不是穿越小说！

本书不过多码字，不追求过多字数。

写给看的懂的人！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看打怪升级无脑小说的人，请不要来！

Ⅶ 中西方的科幻小说有什么不同

科幻、奇幻、魔幻、玄幻，都带个“幻”字。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为幻”？ 答为虚构的。瞎编的。不存在的。假的。

一、科幻小说
主要以科学为基础进行幻想的幻想小说。对虚构的事物，用科学理论去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作者必须设想出某种科学理论或技术，使作品中的虚构世界有可能存在。
科幻小说既然以科学为基础，又不能抛开小说的人文特质，创作时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着重于描写科学发展，描写新技术所建构出的新世界、新事物，等等；另一种是着重于描写科技对社会、对人的影响，描写在新的科学时代中，人的道德原则、伦理观念、生活目标和生存方式，等等。
前一种，就是所谓“硬科幻”，后一种则被称为“软科幻”。
必须注意的是，这两种方式绝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的。区分出硬、软，只是由于写作的侧重点不同。只有“科”，单纯描写科学新技术，那就成了科普或科学假想；而只有“人”……那也称不上“科幻”了。
在此还想补一句：硬科幻和软科幻的区别，并不在于作品中“科”更多还是“幻”更多，而在于偏重“科”还是偏重“人”。不论是硬科幻还是软科幻，“幻”都是必然存在而且一直存在的。“幻”并没有多少之分，只有合理不合理之分。
另一方面，即使是软科幻，也必须有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科学理论来支持。也就是说，科幻小说，必须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
例如，对于倪匡的大部分小说，我既不赞成归入硬科幻，也不认为该归入软科幻，而是把它看成科幻与玄幻交界的边缘类幻想小说（倪匡的少量作品，有些具备较为完整的科技设定，确实可算到硬科幻里，另一些则主写人在新科技面前的矛盾心理，似可放入软科幻类中）。

二、奇幻小说
奇幻小说的“奇”，或可解释为“传奇”。那么，奇幻小说就是“在幻想世界中发生的传奇故事”。
奇幻小说的本源，可上溯到古代神话和传说。实际上，大部分奇幻小说都脱不开古代神话的影子。黑暗之神降下灾祸，英雄挺身而出，解救世界，这种情节在奇幻小说中最为常见。
在奇幻小说中，人物经常要面对魔法、巫术，甚至与神力对抗；同时，又往往面临着战争与和平、欲望与真情的痛苦选择。人物自身，多数懂得超凡的法术、战技，或是拥有罕见的神器法物；有些奇幻小说主角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吸血鬼、半龙半人、精灵族等等。
奇幻小说的这些设定，在令人物光华四射的同时，也把人物带到激烈的矛盾纠缠中，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中。可以说，奇幻小说中的主角，几乎都有着古典浪漫主义英雄气质。
奇幻小说在四类幻想小说中源流最久。那些古代传说、史诗，实际上已是奇幻小说的雏形。
其实，《西游记》、《封神演义》，都能称得上奇幻小说。《绿野仙踪》也算（不是外国那个《绿野仙踪》，是中国的，主角叫冷于冰，学道的）。《聊斋志异》可算是奇幻短篇集了。
但是，鉴于目前模糊不清的概念，并考虑到国人的习惯，我并不想把这些作品归入奇幻，因为中国以前并没有“奇幻”这个专门的分类名词。
目前常说的奇幻小说，大致可分为西式和日式两类。
西式奇幻根源最深，从《魔戒之王》上溯到亚瑟王与圆桌武士，再到希腊、北欧古代神话，处处都有西方文化的烙印。这种文化体系与中国差异甚大，许多地方几乎无法沟通。由于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观念隔阂，中国读者接受起来稍嫌费力。但是，说到对英雄的敬佩，对英雄主义的追求、赞赏，全世界都是共通的。
西式奇幻，通常分为“主流奇幻类”(Hign Fantasy)和“剑与魔法类”(Sword & Sorcery)两种，前者比较注重文学性(如《魔戒之王》)，后者则多偏重于冒险、战斗，更象是“动作片”。
日式奇幻，实际上是西式奇幻和日本文化结合的产物，而日本文化中又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因此，比起西式奇幻，日式奇幻更容易赢得中国读者的亲近。再加上精彩动漫的辅助推广，日式奇幻很容易就在中国闯开了一条路。
日式奇幻，绝大部分是日本武士道精神、西式奇幻故事、中国谋略智慧的结合。文化根基较弱，但娱乐性强，人物塑造往往非常炫目。
一些恐怖小说，以现代生活为背景，加入吸血鬼、狼人、鬼魂等元素，勉强可归入奇幻类，或归入奇幻小说与恐怖小说交界的边缘幻想类。
所谓“历史架空”小说，通常是虚构出一个世界，或是一段历史，然后以此为基础创作传奇故事，其中魔法、巫术、神怪内容并不多，基本采用历史小说的手法来写，人物能力也通常不超过正常人的极限。这类小说的“可能性”虽不大，“真实性”却较强，算是奇幻小说与历史小说的交叉类别。

三、魔幻小说
魔幻小说绝不是指“魔法幻想类”，而是有完全不同的定义，与一般人想象中的概念相去甚远。
魔幻小说，即“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这种流派的创作手法，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迷离恍惚的幻觉结合在一起，通过极端夸张和虚实交错的艺术笔触来网罗人事、编织情节，以图描绘和反映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象。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往往采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典型的魔幻小说，其显著特点是：给现实生活变形；加入神秘、神奇甚至古怪诡异的内容；具有强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内涵。
如果说现实主义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比喻为社会的一面哈哈镜。虽然它蒙罩着一层神秘的外壳，但仍然是要描写现实世界。只不过，它没有采取写实手法，而是采用夸张、讽喻的方式。
魔幻小说与其他三类幻想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它的“幻”是为了增加神秘气氛、加强讽刺意味，内核仍然是真实生活。
例如，著名魔幻小说《百年孤独》，如果去掉其中“幻”的内容，完全可以跟《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作品放在一块儿。
在《百年孤独》一开始就写到，吉卜赛人抱着两块磁铁“……挨家串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的后面乱滚”；吉卜赛人带来了磁铁、望远镜和放大镜等“新鲜玩意儿”，但是两块磁铁要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来换，放大镜又要用两块磁铁加上三块金币。为了看一下从未见过的冰块，居民们每人要付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
看过全书，再回看这段情节，就能明白这根本不是在写吉卜赛人，而是隐喻殖民者对贫苦人民的搜刮。《百年孤独》中，这种带有强烈讽喻意味的情节比比皆是。
因此，魔幻小说，根本不是娱乐性小说，而是外表夸张、内涵深刻严肃、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小说。

四、玄幻小说
玄幻小说，可以说是近年来才兴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幻想小说”。它的创作原则就是无原则，它的幻想基础就是无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玄幻小说基本上是综合了西式奇幻、中国武侠、日本动漫、科学技术的大杂烩
中国文化包容性极强，任何外来事物都能溶进它的怀抱中，并衍生或变形出一些新事物。
玄幻小说正是如此。大多数玄幻小说，取了西方的魔法、中国的武术和谋略、日式的人物造型，再加上科幻，再加上神话（而且经常是中国、印度、希腊神话并存……），构建出神奇的世界，精彩的故事。
论到虚构、幻想，玄幻小说是四类幻想小说中最自由的。它写未来科技，却不需要用科学理论验证；它写魔法，又不考证西方巫术学体系；它写武术，却比传统武侠更神奇强大，经常超越人类生理极限……不论是虚拟世界架构，还是人物经历，都是玄之又玄，天马行空，自由无比。
玄幻小说经常遭人斥骂。科幻迷骂它“胡思乱想”，奇幻迷也骂它“胡思乱想”。殊不知，玄幻小说的特点就是胡思乱想，无原则，无基础。但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设定，不管这体系能否经得起严谨考证。
玄幻小说，可以说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对立。魔幻是以“幻”作为渲染，主写现实事件；玄幻则是以现实事件作为情节表象，主写“幻”。
在四类幻想小说中，玄幻小说是最“幻”的一类。因为少了束缚，所以能够挥洒自如，随心所欲，读起来往往痛快淋漓，十分刺激。因此，尽管“正统科幻”和“正统奇幻”都对玄幻大加贬斥，玄幻小说仍然拥有相当广大的读者。
玄幻小说之所以流行，恐怕是因为，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往往能力超凡，拥有非常大的自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与放松----生活中最难受的就是不能随心所欲，而玄幻小说给了读者放松心灵、体验自由的机会。或者说，玄幻小说“读起来很过瘾”。
玄幻小说，由于其本身特征，很难对它下个确切定义。特别是在台湾，很少听到“奇幻”这个词，而是以玄幻代称。
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奇幻”、“科幻”甚至“武侠”小说，其实应该归入玄幻类。而市面上所售的玄幻小说，其中有极少部分实际上是奇幻、科幻小说。
玄幻小说很难获得成年读者的青眯，却往往受到青少年读者狂热喜爱。玄幻小说的作品数量最多，平均水平也最低，到处都是垃圾作品，因此往往令人产生“玄幻小说都很差劲”的印象。实际上，玄幻小说也有出色的精品。
对于“正统”的科幻迷、奇幻迷们来说，如果敞开心扉，不带偏见地去评析，玄幻小说也算是有存在价值的专门类别，而且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甚至还会更为壮大。毕竟，存在即合理，玄幻小说的盛行，是有其社会心理根源的。

总结：
在科幻、奇幻、魔幻、玄幻四类幻想小说中：
科幻小说，可以说最严谨。它有一条根插在科学中，因此一定要有科学性，并且要认真求证。要创作科幻小说，需要足够的科学知识。科幻小说通常是以未来为背景。
奇幻小说，人文色彩最浓。它讲究文学性、艺术性。要创作奇幻小说，需要足够的写作技巧，并且要对西方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奇幻小说通常是以中古或（类似中古）的时代为背景，科技水平不能太先进（否则魔法就失去价值了）。
魔幻小说，现实意义最强，讽喻色彩最浓，也最为深刻。它的价值，不在于“幻”，而在于“幻”之下的现实生活。要创作魔幻小说，需要足够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素养。魔幻小说通常是以近现代为背景。
玄幻小说，最为自由，娱乐性也最强。要创作玄幻小说，往往需要比其他三类更为新奇、刺激的情节。写作门槛低，写出精品难。玄幻小说的背景不受限制。玄幻小说，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幻想文学类别。

Ⅷ 求中外著名科幻小说家及著名科幻小说

外国的我首推儒勒.凡尔纳，凡尔纳作品的特点是幻象奇特但是不脱离现实，他本人对科学有一定的研究，所以他的科幻小说都是很有预见性的，很多后来成为了现实，这点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有名的作品有：海底两万里、桑道夫伯爵、八十天环游地球、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从地球到月球、机器岛、飘逝的半岛、太阳系历险记、隐身新娘。2889年一个美国新闻界巨子的一天。

国内的我选倪匡，他和凡尔纳的作品我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倪匡的作品安排的很有悬念，而且结构紧凑，结局往往出人意料，倪匡的思想很奇特，不拒一格，而且很善于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一些很传统的神话事件和人物，特别是他关于外星生命的观点让我一见就引为知己啊。虽然有时候会稍嫌罗嗦，但是可读性很强。
倪匡有名的作品有：非人协会系列、浪子高达系列、木兰花系列、年轻人和公主系列、卫斯理系列、亚洲之鹰罗开系列、原振侠系列。

另外我看过的比较好的科幻小说有：神秘的中继站、火星公主、机器服务人、黄易的寻情记（不过书里主人公有好几个老婆，这个我不喜欢，在我心目中，主人公如果对感情不专一，这本书的档次就要降低一格，呵呵）

PS：如果你很喜欢科幻小说的话，现在网上的玄幻可能比较对你的胃口，不过这些小说良莠不齐，喜欢的话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些。
（第一次回答别人的问题需要打这么多字，累啊）

Ⅸ 求推荐中外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

一、刘慈欣。刘慈欣，男，汉族，1963年6月出生，1985年10月参加工作，山西阳泉人，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科幻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阳泉市作协副主席，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包括7部长篇小说，9部作品集，16篇中篇小说，18篇短篇小说，以及部分评论文章。作品蝉联1999年—2006年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2010年赵树理文学奖，2011年《当代》年度长篇小说五佳第三名，2011年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奖，2010、2011年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作家奖，2012年人民文学柔石奖短篇小说金奖，2013年首届西湖类型文学奖金奖、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三部曲等，中短篇小说《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朝闻道》、《全频带阻塞干扰》等。其中《三体》三部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2014年11月，出任电影《三体》的监制。2015年8月23日，凭借《三体》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为亚洲首次获奖。2015年10月18日，凭借《三体》获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文学最高成就奖，并被授予特级华语科幻星云勋章，该等级勋章只有获得国际最高科幻奖项雨果奖和星云奖的作家有资格获取。同时刘慈欣担任了由游族网络开发的三体游戏的云端架构师。 2015年11月入选“中央电视台2015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候选人。
二、儒勒·凡尔纳（1828.2.8～1905.3.24），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
凡尔纳出生于法国港口城市南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依从其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学习法律，之后开始创作剧本以及杂志文章。在与出版商赫泽尔父子合作期间（1862年至凡尔纳去世），凡尔纳的文学创作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了各国读者的喜爱。凡尔纳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为总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等。他的作品对科幻文学流派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道，被一些人称作“科幻小说之父”。而随着上个世纪后叶凡尔纳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原始手稿的发现，科幻学界对于凡尔纳的认识也在趋于多样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的作品第二多的名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位于莎士比亚之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统计显示，全世界范围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已累计达4751种 ，他也是2011年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次数最多法语作家。
三、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曾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会晤过罗斯福和斯大林，撰写了《基普斯》、《托诺－邦盖》、《波里先生和他的历史》、《勃列林先生看穿了他》、《恩惠》、《预测》、《世界史纲》等大量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

Ⅹ 中外科幻发展史，谁能说一下

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

（Ⅰ） 背负起普及科学的重任

与玛丽·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相比，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起步是比较晚的。据有史可考的文献纪录，中国第一个关注科幻小说的人是被尊为"一代文豪"的鲁迅先生。

1902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亡与大变革的前夜，青年鲁迅远渡东瀛，在日本的弘文书院补习日文期间，鲁迅根据日文译本转译了法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的名篇《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可以说是开中国翻译科幻小说之先河。至于他的那句"导中国人之前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也早已广为流传。只可惜鲁迅先生，自己并没有一部原创的科幻小说作品流传后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至于各中缘由，还有待遇进一步考证。

一般认为中国的第一部原创的科幻小说是1904年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关于作者具体的其他资料便没有寻找到。不过同时期的还有一位鲜为人知先驱式的人物是值得一提的，他就是徐念慈先生。

徐念慈（1875年-1908年），今江苏常熟人，别署东海觉我。通晓日文和英文，擅长数学和写作。思想进步，受西方启蒙及科学思想影响颇深。1904年前后，与友人曾朴在沪创设小说林社和《小说林》杂志，并曾任译述编辑。

本世纪初，徐念慈开始关注科幻小说。它先是翻译了美国的西蒙钮加武（我怀疑这是传统译法，但由于没有找到通译，所以只好采用原译法）创作的《黑行星》，之后又参与审校了另外八部类似作品。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的《新法螺》一书中,收入了徐先生自创的一部随笔性质的中篇小说《新法螺先生谭》（需要说明的是《新法螺》共收录了三篇科幻小说，其余两篇是包笑天从日文本转译的德国科幻小说《法螺先生谭》和《法螺先生续谭》，这是两篇文章都是谈话体小说，"谭"通"谈"，原作者不详）。在这篇文章中，徐先生运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主人公纵横于多姿多彩的月球、金星、火星等组成的外太空世界之间，并将诸如"卫星"、"磁极"、"离心力"、重力加速度、万有引力乃至"造人术"、"脑电"、"循环系统"等这些即使是现在看来也并不落伍的概念运用自如，巧妙的穿插于文章之中，可见其功力不俗。我提醒需要大家注意，1905年的中国还处在晚清末期，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能够创作出这样的文章确实是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关于清末民初的其他科幻小说作品及其作者的情况，可以参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

民国以后，直至解放初期，中国科幻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沉默期，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科幻小说性质的文艺作品。其中老舍先生的《猫城记》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实上，《猫城记》是一篇映射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讽刺体的预言故事，但是由于它的背景是火星上的"猫社会"所以凭添了几分科幻小说气氛。据说，老舍先生曾经因为这篇文章而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只可惜先生在"文革"中不堪迫害，愤然自尽，于是便与大奖失之交臂。这只是一种传言，并不足取，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篇文章的份量。

另一部有史可考的作品是1940年出版的顾均正所著的小说集《和平的梦》，共包括《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在北极的光》三部分。据我所知，这部小说集的科幻小说色彩要比《猫城记》浓的多，几乎可以看作是正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另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更接近于文艺式的科普作品）。由于准备仓促，有关这方面的其他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回顾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前半个世纪，我们并不难看出仁人志士们翻译、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无外乎希望把科学知识，以一种通俗的形式向大众普及，使大众"获得一斑（般）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鲁迅《月界旅行·辨言》）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这对中国科幻小说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Ⅱ）走向大众的"儿童文学"

解放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中国科幻小说开始以儿童文学的形式的走向大众。我们必须承认一点中国科幻小说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苏联科幻小说的发达与传统（事实上，中国作家在国际上所获得唯一的一个科幻小说奖项就是在这一时期的苏联拿到的）和当时亲密的中苏关系。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科幻小说传统的国度里，如果不是受到外来的强烈影响，是根本不会有科幻文学发展的余地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和农业生产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时代。由于研究的局限，我无法断言中国对于科幻小说的少儿性与科普性的定义是否与苏联科幻小说发展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但这种影响不应该被忽视。

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家有郑文光（代表作有《从地球到火星》等）、刘兴诗、肖建亨、迟叔昌等。其中，郑文光先生的成就最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从地球到火星》为中国科幻小说在世界上赢得了荣誉，更是因为他数十年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可以传世的佳作。在这一点上，我们称其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泰斗"是不为过的。

但是，由于"十年浩劫"对于文艺界的无情摧残，再加上中国并没有对于科幻小说的传统以及认为儿童文学处于从属的地位的认识，使得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道路被彻底封杀了。科幻小说和她的读者与作者，都不得不开始在漫长的"冬夜"里静静的等待……

直到1978年，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之后，科幻小说才迎来了他在中国的大地上新的春天。

（Ⅲ）新生！命运的转折

是的，正如题目所言。"1978"对于中国科幻小说事业是一个转折，而对于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呢？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复苏，有人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比喻虽然不算十分恰当，但这也说明了这场变革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意识条件下，中国科幻小说开始了新的创业与变革。

1979年，对于中国科幻小说来说，应该是值得记住和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著名科幻小说家、《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正式提出了，科幻小说应该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为己任的主张。先抛开这种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论，它的提出无疑是动摇了自鲁迅以来，关于科幻小说是科普作品的一贯论调，开启了科幻小说向文学靠拢的大门。一时间，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众多的科幻小说作品应运而生。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科幻小说作品，比如《飞向人马座》（郑文光著）、《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叶永烈著）、《古星图之谜》和《追踪恐龙的人》、《科学福尔摩斯》系列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作品曾经创下了中国科幻小说图书的销售纪录。但平心而论，这部作品依然没有脱离科普作品和儿童文学的框架，但这也许正是"小灵通"成功的关键。同时期，中国的科幻影视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先后出现了《珊瑚岛上的死光》（根据童恩正同名小说改编）、《消失的大气层》和《霹雳贝贝》等几部科幻、准科幻影片，虽然数量不多，但意义非同小可。不过这个时期传统认识对于人们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单是从这几部影片的出品单位就可以知晓。在期刊领域，也出现了《科幻海洋》（海洋出版社）、《科学文艺》（也就是如今的《科幻世界》）等专业科幻期刊和准科幻期刊《智慧树》（天津出的，不妨把他算作科幻儿童刊物）。可以说，80年代初的热潮是真正意义上的"春天与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