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科幻小说

A. 什么是科幻小说

• 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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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英语简称：Sci-Fi）全称科学幻想小说（英语全称：Science Fiction），是一种起源于近代西方的文学体裁。

其定义为在尊重科学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设想（而非妄想）而创作出的文艺，一般认为优秀的科幻小说须具备“逻辑自洽”、“科学元素”、“人文思考”三要素。当下以叙事为重点，追求人文思考已成为科幻小说主流，科幻与奇幻小说界限日益模糊，国内科幻小说还呈现出轻科学偏文艺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各大主流网络文学平台上的科幻分类下的小说很少完全具备以上三要素，其细分类型与受众跟本词条所定义科幻小说均有极大差别，也不受中国科幻界和世界科幻协会的认可，属于网络文学的一个分支，据此本词条将不对该类型进行介绍。

科幻小说，是小说类别之一。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通常将“科学”“幻想”和“小说”视为其三要素。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

中文最早也有译作科学小说。虽然从科幻史的角度来看，暂时还没有一个能被所有研究者所公认的定义标准。在科幻爱好者中盛传的一则“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是这样的：“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可以说，这比一个精确的定义更能概括科幻小说的特质。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布哈伊·哈桑曾说：“科幻小说可能在哲学上是天真的，在道德上是简单的，在美学上是有些主观的，或粗糙的，但是就它最好的方面而言，它似乎触及了人类集体梦想的神经中枢，解放出我们人类这具机器中深藏的某些幻想。”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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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也是通俗小说的一种，与一般的传统小说不同，其特殊性在于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系，能让读者间接了解到科学原理——但它又是一种文艺创作，文笔夹杂着一丝对未来想象的感性

从抒写幻想的方式来看，它应归属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范畴。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也像优秀的浪漫主义作品一样，扎根于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某些杰出的科幻小说，往往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上，提供若干有参考价值的预见。有时，某些科学发明尚未出现，科幻小说里则已经进行生动的描绘，如潜水艇、机器人、宇宙航行等。

软科幻

软科幻小说(英语Soft Science Fiction，简称Soft SF)是情节和题材集中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倾向的科幻小说分支。

硬科幻

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描写新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科幻作品称为硬科幻（Hard SF）－－无论我们有了怎样创新的理解，这都是硬科幻的原始定义。

有科幻界人士也曾试图重置这个定义：硬科幻是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的。

历史上在谈及“硬科幻”时，还使用过另外一个词Hardcore SF。按照科幻界的解释，该词与HardSF本不尽相同，它往往指那些“沿袭科幻黄金时代创作流派风格并重复某些主题的科幻作品”－－从主题限制上讲与上述硬科幻大同小异，而从“流派风格”上的限定来看实际是指一种叙述方式——也就是说，上述重置的定义更接近这个定义。

分类争议

虽然“硬科幻”、“软科幻”的分法常见诸于许多杂志、网站和爱好者之口，但赞成者内部对“软硬”的定义也存在争议；同样，有许多人拒绝承认这种说法，认为没有必要去细分科幻小说。

一个典型的混乱案例是《星球大战》（Star Wars）。起初许多保守的爱好者因为其中“原力”（Force，某种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的设定而认为它不属于科幻，而只能算奇幻小说，或好莱坞太空电影，反正不是科幻；另一些硬科幻小说拥护者认为好莱坞太空电影都是奇幻；而公众一般直截了当地把它们统统归为“科幻电影”。

一般认为这类作品严格上是应当归入太空歌剧的范围，其特点是对于非科幻迷来说，因为其模仿历史和现实的人物言行，反而有真实的感觉，所以对于公众来说更为严肃。所以阿西莫夫和田中芳树等著名科幻作家，都因为反过来利用人不知未来却知道过去，而故意把未来和历史类比，吸引读者对未来和太空的向往。

特摄或动画等影像媒体的盛行，使一些人相反地以荷里活太空电影或日本超现实军事动画为基准，倒转来认定，模仿威尔斯强调探索和反思的作品不是科幻。例如认为凉宫春日系列不是科幻，而是借用了科幻词语的校园恋爱幻想故事，可见科幻的定义是随时代和地方而变化的。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凡尔纳是“硬科幻”的鼻祖；威尔斯则是“软科幻”的宗师。

为了解决上述混乱，曾经出现一种新的说法，SF不再是“ScienceFiction”或者“SciFi”、“ScientiFiction”、“Science Fantasy”之类的缩写，而变为代表“Speculative Fiction”，即推测性小说。这个“SF”的定义比较宽容，试图涵盖之前纠缠不清的科幻定义。

B. 科幻小说与普通小说的区别

科幻顾名思义，科学幻想
目前主流两种科幻：硬科幻和软科幻
硬科幻就是科学技术背景比较深厚的科幻文学，例如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之类的，先设定一个技术比较发达的未来，提出某种假设，在此基础上叙述一篇故事
软科幻就题材随意多了，可以拿一些看似正确但是偏冷门的理论（理念）来展开，例如王晋康的十字就是有少数科学家认为：不能将所有有害人类的病毒全部赶尽杀绝或者说纯粹依靠药物与外力来对抗疾病（其实目前也好将来也好几乎做不到），必须保留一些病毒来达到生和死的平衡，人类（整个物种族群）本身的免疫系统也会在和病毒不断的对抗中获得变异与进化。

C. 谈谈你对中国科幻小说及科幻片的认识

中国的科幻小说最高的顶点应该就是三体了，但我看过很多的没有那么大名气的科幻小说都很棒，可以说是世界级水平了，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科幻片在剧本方面，已经跟世界水平相当了，但为什么科幻片每次都会令热心满满的观众失望呢？
我的分析分为三点，一就是不算强力的正负支持，二就是拍摄技术的不足，三就是良心商家的拍摄支持。
相信满足以上三点，我国的科幻片必定会崛起。

D. 你对最短的科幻小说理解

看热闹吧，我反正不爱看

E. 对于科幻小说你有何见解

不是空想就能行吧，要有一定的科学基础，我个人认为太硬的一班人不见得能接受，有时候看不懂，夹杂点好的情节还是比较吸引人，我还是比较喜欢何夕的作品

F. 了解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是小说类别之一。用幻想的形式，表现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其内容交织着科学事实和预见、想象。通常将“科学”“幻想”和“小说”视为其三要素。是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
中文最早也有译作科学小说。虽然从科幻史的角度来看，暂时还没有一个能被所有研究者所公认的定义标准。在科幻爱好者中盛传的一则“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是这样的：“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可以说，这比一个精确的定义更能概括科幻小说的特质。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布哈伊·哈桑曾说：“科幻小说可能在哲学上是天真的，在道德上是简单的，在美学上是有些主观的，或粗糙的，但是就它最好的方面而言，它似乎触及了人类集体梦想的神经中枢，解放出我们人类这具机器中深藏的某些幻想。”

G. 谈谈你对西方通俗小说（或科幻小说）的认识。 （1600字左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抑制和歧视，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令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通俗小说也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几年里，另一个让人担心的极端又出现了。有些学者不仅高度尊重通俗小说，而且还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否认“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的价值差异。为避免讨论过于空泛，笔者在阐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对孔庆东博士的《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以下简称《误区》[1]）进行学术批评，与孔庆东博士商讨。
一 通俗小说的定义
尽管给词或概念下定义是一件难以讨好的事，但许许多多的人还是在做，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辞书的不断问世就可以得到证实。的确，有些时候不知道一个词或概念的定义，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具体的事物或与之相处；况且，由于“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而事物本身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2](P353)，所以，要全面地把握事物也不能光靠定义。但是，常识还是告诉我们，事物或概念的定义，在多数的情况下仍有助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像“通俗小说’这样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语词，其定义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的。
那么，何谓通俗小说？按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解释，通俗小说是“泛指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并且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3](P544)。如此释义是可靠的吗？结合一些辞典对“通俗”、“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等所作的解释——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4](P1262)、《汉语大词典普及本》[5](P1273)、鲍克怡编著的《汉语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6](P493)、王先霈和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7](P11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8](P1276)、林骧华主编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9](P335-336)、覃光广等主编的《文化学辞典》[10](P639)，可知《中国古代小说网络全书》的释义还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样的释义不是很严格，不过，由于“并不严格符合任何事物的概念仍然可以指称某种事物”[11](P338)，所以，我们仍可以借此释义了解到“通俗小说’概念指的是什么。要言之，像这样的“通俗小说”定义是可取的。
本来，通俗小说概念既不难理解，也不是不好下定义，只要搞清楚什么是通俗，什么是小说，大致上就可以了。然而，《误区》一文的说法，却复杂得让人糊涂。《误区》写道：“我们不妨从探讨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开始，知道了不是什么之后，就算说不出概念，说不出定义，说不出‘能指’，也不妨碍我们抓住‘所指’，抓住‘本身’。仿佛警察叫错了罪犯的名字，但捉的确实是案件的真凶。这样，我们所描述的‘通俗小说’，就在‘什么不是通俗小说’中概了它的念，定了它的义了。”显然，《误区》思路是有问题的。
首先，违反了下定义不能用“否定定义”——“概念不意味着什么”——的要求[12](P192)。“通俗小说不是什么”并不能让人明白“通俗小说是什么”，它就像我们说“鸡蛋不是鸭蛋、不是鹅蛋、不是鸽子蛋、不是恐龙蛋”一样，未能让人知道鸡蛋究竟指的是什么。由于一连串“不是”之外还有许多“不是”的可能，所以，只要“不是”没有被穷尽，通过“不是”来定义“是”，就不可能有较明确的概念。由此可见，《误区》以绕道的方式来定义“通俗小说”，既没必要也不符合逻辑。
其次，违背了定义的语句应尽可能简明扼要的原则。《误区》用一连串的“什么不是通俗小说”来定义“通俗小说”，即使我们不说它在逻辑上存在着问题，至少也是犯了一个语言表述太过于啰嗦的毛病。
再次，背离了科学研究的规范。概念是构成判断的基本要素，而判断又是推理的前提。[13](P637-638)如果连“通俗小说”概念都不清楚，都只能给出“它不是什么”的定义，那怎么有可能进行关于“通俗小说”的种种判断、推理和论证？怎么有可能对涉及到“通俗小说”的一系列命题作认识上和价值上的判断？倘若只是为了“抓住‘所指’，抓住‘本身’”，那又何必走弯路去论证“什么不是‘所指’、不是‘本身’”？须知，对一些人而言，有时候仅凭直觉也能准确地抓住通俗小说“本身”，就像“警察”凭直觉抓住了“真凶”。
最后，需要予以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证明“否定定义”的合理性，《误区》极不恰当地奚落了学者们的论争。《误区》这样写道：“……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搞乱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而可笑的是，大多数的辩论争吵是没有实际价值的，他们所争所吵的只是‘能指’，与‘所指’无关，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学者们尽管可以列出八百六十二种概念，但并不能使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发生增减或质变……”难道真的这样？非也！第一，把定义上的不同意见看成“只是语言，与世界无关”，是属于常识性的错误[14](P476)，这里无须多加讨论。第二，诚如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塞尔所言：“在制度性实在中，语言不仅用来描述事实，而且说来有点奇怪，它还部分地建构事实。”[15](P109)《误区》断定学者们的“通俗小说概念”对“实际存在的通俗小说”没有影响，是不妥的。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误区》所宣称的不假，那么，读者们凭什么来认定《误区》的言说与世界有关？又凭什么来相信《误区》的“辩论争吵”不会“是没有实际价值的”？显而易见，《误区》对于学者们的讥讽嘲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

二 通俗小说的认识判断
首先，通俗小说是严肃的吗？如果是针对某部某篇作品，就较容易回答，也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是，要对作为一个种类的整体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则有以偏概全的危险。也许正是因为看准了这一点，《误区》才会断然地说：“通俗小说不是‘不严肃小说’……通俗不通俗，与严肃不严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通俗小说可以是严肃小说，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很明显，假如认识止于《误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是否严肃以及严肃程度问题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是没有差异的。然而，即使凭有限的知识，我们也能发现，这样的结论并不那么可靠。
一部或一篇小说能否称得上严肃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不过，由于一个作家用多少精力去完成作品往往能够体现出该作家创作态度的严肃不严肃，所以，精力的投入是考察严肃小说与不严肃小说的一个重要尺度。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最后一页重写了39次，而《老人与海》则修改了200遍[16](P228)；托尔斯泰的《复活》仅开头就修改了20次[17](P329)，而《战争与和平》则改写了7遍[18](P237)。像这样的作家作品，将其划入严肃之列，肯定是错不了的。虽然这几个例子在非通俗小说领域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它却很能说明问题。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在通俗小说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像海明威那样认真严肃——花精力把作品修改200遍；也没有一个能像普鲁斯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一生只写一部长篇并在文学园地里焕发着光辉的异彩。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可能有一个非通俗小说家会像当代英国通俗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那样轻易地生产作品：一生的著述多达六七百部以上。[19](P142-156)毫无疑问的是，对于同一个作家的同单位创作时间来说，作品的“质量”与“数量”通常成反比。普鲁斯特说得完全正确：“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20](P154)如果一个作家既认真严肃又追求数量，那么，这个作家就会由于生命能量的急剧消耗而过早地衰亡。譬如，作品总量并不算很多的查尔斯·狄更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作过度而在58岁时便离开了人世。[21](P93-96)再如，于生命最后的20年里写出了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的巴尔扎克，也同样因单位时间内过多地消耗精力而在51岁那年走完人生之路。[22](P291-339)《误区》借一位法国朋友（不知姓名是什么）的口把巴尔扎克当作是“通俗小说家”来举例，并通过巴尔扎克的“严肃”证明“通俗小说家可以是严肃文学大师”。如此论证，未免牵强。读过巴尔扎克传记——如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一方面出于认真严肃的态度而不断地修改已经写出来的小说，另一方面，又出于尽快付印和多写一些等原因而经常停止了对于小说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才会深刻精当与肤浅粗糙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巴尔扎克有时被视为高雅小说家有时又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情况。
由上述可知，机械地在通俗小说与不严肃小说之间划上等号是不恰当的，可是，那种不把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严肃性加以区别的做法，更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尽管存在着极少数的通俗小说较为严肃，但是，就总体情况而言，通俗小说没有“非通俗小说”那么严肃、那么认真。我们千万不要以特殊来否定普遍，以个别去否定一般。
其次，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吗？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艺术性的高低指什么。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泰戈尔写道：“伟大文学的一个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或者具有独创性。”[23](P223)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纪德更是进一步地指出：“对优秀的艺术家来说，问题不再是以昨日的艺术为支撑，尽量越过它，将界线往前推，而是改变艺术的方向本身，努力发明一种新方向。”[24](P361)因为艺术贵在创造，所以，小说艺术性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创造性的大小。倘若一个作家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那么，这样的小说就应该被视为是艺术性高的小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麦尔维尔的《白鲸》。当然，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前人所未曾提供的艺术经验，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过，文学世界中那些最富于艺术性的小说，肯定是这样的一些极具创造性的小说，而这样的一种小说，即使不能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产生于“非通俗”的领域。
那么，创造性缺失的小说是否就一定没有艺术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只要小说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去表达去描绘，那么，即使是缺乏独创性，也应该被视为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不过，无庸置疑的是，这样的艺术性是比蕴含独创性的艺术性低了一个档次的艺术性。整部文学史表明，那些处在艺术性顶端的通俗小说，除罕见的极个别之外，都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故事诱人、技巧丰富但毫无新意——换成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的生动说法，那就是“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都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转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钮扣，都合乎当时流行的款式。”[25](P7)至于那些处在艺术性下端的通俗小说，除极其糟糕的这样一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数量庞大得非常惊人。的确，非通俗小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艺术性并不怎么样甚至很差，但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低于通俗小说。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其艺术性比起非通俗小说来要低得多。这样的结论，不仅可以从不同文本的比较分析中获知，而且还能够通过探究其不同的创作动机来加以证明。就创作的主观努力而言，通俗小说是一些小说家为“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而创作的小说；就接受的客观效果而言，通俗小说是那些“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小说。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小说不“适合于群众的水平和需要”，不“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通俗小说”。由于寻求群众即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是通俗小说创作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所以，迁就、迎合群众趣味的创作行为，在通俗小说领域里是普遍的。进而言之，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者那里，不易理解的独特个性和意识超前的探索品格是没有地位的。然而，正像毛姆在讨论一系列的“巨匠与杰作”时所指出的，一些作家作品之所以“永享盛名”，是因为“拥有极为强有力、非常独特的个性”[26](P218)。既然独特性和以此为基础的探索性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最为珍贵的品质，那么，通俗小说的创作者何以不具备这样的品质或轻视这样的品质？答案很明显，是“效益最大化”在起作用。由于受当下群众欢迎的小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在独特性、探索性与跟前接受的普遍性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就选择了后者。应该讲，通俗小说创作者的这种选择，属于人之常情，因为不顾或不大考虑“当下价值交换”的人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老人在考虑把“伟大”这顶帽子送给哪些人及其作品时才显得那么地慎重——譬如，不会随便地送给被金庸大力推举并称之为“伟大文学”的大仲马作品[27](P196)。
在谈到小说的目的时，《误区》认为“小说没有功利目的’是不可能的。客观地看，这样的认识虽嫌笼统但大体上还说得过去。然而，《误区》进一步说，“通俗小说通过刺激情感来赚钱，而那些小说不刺激情感不赚钱”，则失之偏颇了。从经济学角度讲，能不能赚钱，要看投入多少，又产出了多少。可是，就像萨特所写的：“作品的商品价值是武断地确定的。”[28](P127)作家写小说能否赢利实在难以判断。当然，只要不要求计算精确，我们还是可以作如下的推断的：从个体角度讲，如果作家写小说时投入的精力相对较少，而拿到的钱又相对较多，就可以断定该小说的创作赚了钱；如果情况刚好相反，那就只能看作是不赚钱甚至是赔了钱。在论及文学“商业上的成功”时，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正确地指出：“作家的计划只是一种可能……文学作品的完美是最大的偶然性。”[29](P139)很容易想象，就连精明的文学出版商和书商都难以保证商业上的成功，更何况是那些做起生意来常常惨遭失败的小说家。翻开小说史，我们不难看到，像司汤达、爱伦·坡、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等这样一些非通俗小说家，其创作“生意”都是与“赚钱”截然相反的“赔钱”。固然，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赔钱”创作，并非毫无功利目的，不过，其功利目的主要不在于《误区》所说的“赚钱”，而在于其它的方面。是哪些方面呢？让我们来听听优秀的作家们是怎么说的——古巴的卡彭铁尔说：“虽然我的音乐底子比文学好，但我还是选择了文学……我继续坚信，在拉丁美洲，小说是一种需要。”[30](P49)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宣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探索，发现，革新……如果哪一天我有了一个公式，我就完蛋了。”[31](P39)而法国的埃莱娜·西克苏则写道：“无论怎样，当写作出自心的深处时都是天堂，就连在地狱时也如此。写作总是意味着某种方式的获救。作家是一个富人……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富有，既是必需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富有’使我们失去了‘贫穷’的财富。”[32](P29)
综上所述，与非通俗小说创作者不同的是，通俗小说创作者往往正是由于追求当下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采取了弃难就易的非创造性原则的——从单个作品看，遵循的是“简单化”原则；从作品系列看，遵循的是“模式化”原则[33]。这也就是通俗小说在总体上为什么艺术性相对贫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应该指出来并加以讨论的是，《误区》的所谓“梦得够不够好”的问题。《误区》这样写道：“小说的艺术性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标准，即‘梦得够不够好’……由于通俗小说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往往更能引人入胜，‘非通俗小说’经常不能保持一份平常心，为了显示‘雅’，常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所以，‘非通俗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别有用心’的，也即心在艺术之外……”尽管这里的表述很形象生动，但严格地说，却极不科学。第一，梦的情境有档次的高低之分——既有忧国忧民的梦，也有花前月下的梦，还有升官发财的梦，更有无遮无挡的性欲之梦。《误区》把通俗小说的“梦得够不够好”说成只是一个与“立场问题”无关的“技术问题”，岂不片面？第二，小说远非梦那么简单和短命。好梦往往无法追忆[34](P1065-1068)，也可以被遗忘。但是，好小说却由于“不仅回答了现存的需要，也启发了人们的新的需要HC35](P88)，所以，它不会也不该被遗忘。即使肯定好小说的世界就是“梦得够好”的世界，那也不能忘记，这样的世界的存留“必须以体现这些价值方面的完美性和技巧为前提”[36](P380)。虽然在《误区》中引以为证的昆德拉也谈到了“梦”之外还有“叙述”，可遗憾的是，《误区》对昆德拉的“叙述”问题却未作任何讨论。既然《误区》能够离开“理性控制”和“技术手段”来谈通俗小说的艺术性高就高在“做起梦来比较专心致志”；那么，读者就可以根据《误区》所提供的逻辑作如下的推理：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性在个体受到环境影响时经常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37](P1409-1411)，所以，这种人“做起梦来”也就比正常人“更加专心致志”，因而，其所写的小说的艺术性肯定是在通俗小说之上。如此逻辑，岂非荒谬？

三 通俗小说的价值判断
《误区》认为，通俗小说与非通俗小说的“区别不在形容词上，而在名词上，它们之间是类别的不同，而没有美学价值上的尊卑”。真的这样么？当然不是！尽管我们不能从小说的类别中直接得出它的价值高低的结论，但是，通过分析它“是什么和能做什么”[38](P273)，我们仍能较为恰当地判断它的价值的高低。这个道理，如同鸡蛋和鹅蛋的区别一样：不仅在名词，而且还在于形容词——谁能否认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于鹅蛋？
当然，通俗小说的“价值怎样”，这是一个比通俗小说“是什么”更难回答好的问题。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前者的判断既不能脱离价值客体的特性，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价值主体的情况。[39](P181-182)由于不同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不尽相同，所以，同样的一个价值客体对于不同的价值主体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一样的。
首先，谈谈通俗小说对于个体的价值。由于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通俗小说的价值如何也很难一概而论。从动机上说，无论是下层普通群众还是中上阶层人士，只要出于消遣娱乐心理的，通俗小说的价值往往不在非通俗小说之下。正因为这样，几个世纪以来通俗小说的“消费族群”才有一部分是属于“热切的上层阶级人士”[40](P152-153)。当然，如果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便会发现，下层普通群众之所以从通俗小说中获得较大的消遣娱乐，往往与其“不得不这样”有关——就像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的：“报上的长篇连载或儿童小说是那些无力读其他东西的读者万不得已的读物。”[41](P156)至于上中层阶级人士的情况，则有些不一样。由于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具有接受不同种类小说的能力；所以，这些人的娱乐消遣，既可以在通俗小说中获得，也可以从非通俗小说中得来。可见，消遣娱乐的动机是在通俗小说中还是在非通俗小说中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体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整天浸泡在电视里或钻进按摩房的人来说，就连通俗小说也让他们感到索然寡味，更别说是非通俗小说。
如果个体的动机主要是从文学接触中获得认识或受到教育，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通俗小说就比不上非通俗小说——这一点在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身上尤为明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价值主体怎样，而在于价值客体本身的文化含量如何。倘若价值客体的文化含量不大，那么，虽然它对于不同类型的个体所具有的认识教育价值并非完全一样，但从总体上看，也还是偏低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通俗小说不会例外。
其次，谈谈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社会是一个由各式各样的人和组织构成的复杂有机体，故而，它的需要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精英审美文化还是大众审美文化，都是必需的。[42](P158-160)显然，我们不能强迫那些喜爱通俗小说的群众放弃个人的偏好，也无法让那些少接触小说甚至没接触过小说的群众一下子就能有效地接受非通俗小说中那最具价值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广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社会中具有非通俗小说所难以替代的作用。不过，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对于社会的价值不低于非通俗小说。尽管通俗小说的接受群体在某一时段远比非通俗小说庞大，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无数的事例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是反过来。诚如俄国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使得评价大艺术家时的错误和有意的曲解不断得到消除，使得他们的创作遗产的多维性得到揭示。”[43](P220)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通俗小说中那些曲高和寡的精品，其读者群体也会不断地壮大直至无穷。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小说的接受群体绝非一个简单的数量问题。在论及优秀诗歌的读者时，帕斯写道：“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罗马人阅读奥维多，多少意大利人阅读彼特拉克……不过，我们知道什么人在阅读。多少不居，这些读者是社会的头脑和心灵，是社会与行动的核心。”[44](P64)显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它提醒我们，考察小说的读者，不应该只顾“量”而不问“值”。倘若小说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能为那些准备或正在推动历史发展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那么，这样的小说对于社会来讲，就有很高或者较高的价值。反之，其价值则是低的或者比较低。
最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探讨。《误区》完全否认通俗小说中的“次品’多于高雅小说，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数学统计上的依据”。可以说，要反驳《误区》的说法是有困难的。乏所以这样，是因为如下的几点。第一，小说的次品浩如烟海，谁也无法进行完整的数学统计。第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许多多小说次品，基本上已被人类所遗忘。由于没有了文本，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小说次品究竟有多少也就没有依据[45](P21)，故而无论怎样统计，都不会令人人满意。第三，即使有可能统计，也不应该动手去做，理由是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其价值远远无法补偿研究者所付出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误区》要求不同意见者用数学统计的方法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有多少，是不合理的。
尽管依照《误区》的不合理要求来证明“通俗小说的次品量”是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通俗小说的次品问题没有答案。实际上，洞悉了通俗小说的“生产动机”及其“生产套路”——简单化与模式化，也就可以断定通俗小说的“次品”必然多于高雅小说。现在的问题是《误区》只是为了说明谁的次品多谁的次品少吗？不！《误区》这样写道：“在任何一种艺术体裁和类别中，精美高雅之作总是少的，平庸低俗之作总是多的。所以，通俗小说只是小说的一种类别，它决不是‘不高雅小说’的代名词。”很显然，《误区》在此处是同时通过“次品量”和“精品量”两个方面来论证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之间没有价值上的差异。关于“精品”问题，笔者以为还是可以且应该提供一点“数学统计上的依据的”。
在20世纪国际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奖中，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无疑是具有权威性的。尽管该奖不仅遗漏掉了像托尔斯泰、哈代、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样一些应该获奖的作家[46](P45)，而且还出现过不当入选的极个别案例——譬如，“把奖金授予水平有限但作品流传广泛的”赛珍珠[47](P110-111)，但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也大致上是本世纪文学的精华。”[48](P6)。基于此，笔者以《诺贝尔文学奖要介》（肖涤主编）所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例[46]，简要地讨论一下小说的“精品”问题。从1900年到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总计88人，除因剧本、诗歌、散文等文类的卓越成就而获奖的37人外，其余的51人是小说家（或主要是小说家）。
应该说，无论是喜欢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高雅小说，都同样无可厚非，但是，当上升到理论认识并诉诸文字时，就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力避主观偏好。然而，《误区》在阐明观点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俗小说的“上马”对付高雅小说的“下马”，并且“只赛这么一次”就宣布结果。如此“不平等”的比较研究，自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诺思洛普·弗莱说道：“人类面临的许多不测灾难之一是全部毁灭，这是文学靠其自身所无法防止的；但我认为，若无文学，那种灾难就一定不可避免。”[53](P188)显然，这位加拿大学者的话是夸张了一些，不过，他对文学所具有的高级价值的强调却提醒了我们，在经济效益和感性享受已普遍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今天，审慎地对待并处理好文学事实是重要的。
虽然《误区》的名义动机是为了消除人们在通俗小说问题上的误区，但是，由于作者极力地模糊通俗小说概念和夸大通俗小说价值，结果，在实际上却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更大的误区。《误区》关于通俗小说与高雅小说的“价值无高低”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众所周知，“避难趋易”是人的天性，而“从众”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故此，在“价值无高低”论的引导下、鼓励下，很容易出现“价值误认”的人们[54](P330)，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通俗小说而拒绝欣赏那些已被历史检验过的富含深邃魅力的高雅小说——这对于个体人格结构的逐步完善和社会文化机制的健全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之不利的。

H. 谈谈你们对科幻小说的前景和作用的认识！

在我国第一个在北京大学开办科幻学习班的吴岩曾经这样说过：“科幻可以表达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主题，可以使用任何全新的文体。”而且，好的科幻小说绝对不是让人消遣的小东西，他们反映的范围之广，之深是一些纯文学远远不可能达到的。比如像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小说《来波维兹的赞歌》，那种对人性和文明发展的思考让人震撼，再比如我国最优秀的科幻小说作者刘慈欣的名作《流浪地球》中，那种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描写，使宇宙的深邃和未知让人心潮澎湃和扼腕叹息。对人类的反思，对宇宙的思考，科幻文学在这方面比起纯文学的起点高出许多。还有，凡尔纳的对科学发展的极度乐观到现在已经更加理性，在法国科幻文学被算作浪漫主义，而像号称英国战后最伟大的作家乔治奥维尔的代表作《1984》中那种对极权主义的控诉在欧洲产生了风暴一般的影响。可以说科幻文学在西方已经得到了承认，但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首先，大家对科幻的定义都分不清，如卫斯里的毫无科学理论根据的作品被称作科幻，其实是玄幻，而《哈利伯特》是奇幻，却被当成科幻。再者，认识的科幻小说家太少，人们了解的科幻小说家不是凡尔纳，就是韦尔斯，要不就是好莱坞大片，殊不知科幻小说大家云集，名作辈出，还看着100多年前的作品，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了。我们可一下这一段话，对中国科幻的忧思：
“一位网友说，但是，“中国的媒体只要有个小艺人的花边，可能就有大量报道。”一位科幻迷说，在西方，科幻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媒体追逐的偶像，是财富的象征，“美国一位科幻大师去世了，那是轰动世界的新闻。”
但中国科幻却一直命运多桀。1904年，作为西方工业革命副产品的科幻首次被鲁迅从国外引进，鲁迅认为，这种文学样式可以“导中国人群以力行”，是改变国民劣根性的一剂良药。然而，此后，就在西方科幻进入黄金时代以后，中国科幻却地位尴尬，颇受打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科幻再次遭到批判，被认为是“伪科学”。如今，中国科幻走向复苏，但作为一个五千年来习惯于从历史和经典中寻找答案的民族，还一时难以适应科幻那种对未来的神奇想像、对无尽可能性的洒脱描述以及对权威的颠覆。
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西方，科幻已被认为是一种反映人类后现代焦虑的“先锋文学”，但在中国，仅仅被当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儿童文学”。“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科幻的复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楼主对科幻感兴趣，请看
中国
刘慈欣http://xjecpc.vip.sina.com/kehuanwenxue.htm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l/60-liu_cx/index-lcx.htm
王晋康
http://scifi.51flying.com/homepage/wangjinkang/index2.asp
何夕
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h/24-he_xi/
此三人为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水平代表
外国
阿瑟克拉客
http://book.tiexue.net/novel8010/
http://www.ebook99.com/lx_khsk_klk.htm
阿西莫夫
http://www.yifan.net/yihe/novels/science/xsa/xsa.html
海因莱因
http://www.aikanshu.com/books/8003/

此三人为上个世纪中后期公认的外国科幻三巨头

I. 什么是科幻小说怎么才能写好呢

如何写科幻小说?这是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有固定答案，岂不是人人都可写科幻小说?岂不是科幻小说再不会发展?我这里不想详细叙述写科幻的技巧，只想列举一些作家的经验之谈，供同学们参考。

先说两件美国写作课上发生的事。

一次，在写作课刚开始时，学生在教室里坐定，教师走进课堂，从讲台上看看学生，开口第一句话是：“一切能够写出的故事都已经写出，你们不可能写出更好的故事!”

还有一次，也是第一次上写作课，教员把这门课定名为“为乐趣和收益而写作”的写作课。他开口第一句话是：“《灰姑娘》的故事已经写了5万次，都能卖掉。这故事还可以再写——再卖!”

两个教员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按第一个教员的说法，岂不是无需再学写作?按第二个教员的话说，岂不是一切故事都是重复或抄袭?

否!他们的含义是我们必须向前人学习，学习前人的写作经验。他们那样说只是为了幽默，引起学生的兴趣。

现在，我们列举一些著名科幻作家关于写作经验的名言。

一、关于科幻小说的结构

杰克·威廉森(曾参加成都科幻会议)说：

永远不要让读者设想有多个基本前提……保持故事连贯一致，小说中的一切都要合乎逻辑顺序，前后呼应……要让读者极想知道你准备告诉他什么。

A．E．范·汪说：

考虑一些大约800字的场景……每个场景都有一个目的，一般在第三段陈述，在场景结束时这个目的可以完成也可以尚未完成……场景不一定按最终顺序来写……想到它们就写下来。

二、关于科幻小说的人物

杰克·威廉森说：

保持人物符合逻辑……坏人一般比英雄人物好写。

约翰·布鲁纳说：

如果谁有志写科幻小说，对银河帝国的兴衰极有兴趣，而对他故乡街道上的人却漠不关心，那么我劝他回家，在自己脑门上用硫酸写上下面的标语：“科幻小说与所有的小说一样，是关于人的小说，”这样他一照镜子就能提醒自己。

约翰·坎贝尔说：

首先，科幻小说是关于人的小说。即使以狗为主人公，我们也会把人的品质投射到狗的身上，只注意它象人的一些特征，而不管它是否是四条腿。如果一个能思维的机器人是主人公，那么这机器人要么具有人性，要么与它们支持的人物为敌。

三、如何向别人学习

雷·布拉德伯里写道：

1940年，我拆散斯特金的每一篇故事，找出它的内部结构，看看是什么使他的故事引人入胜。当时我20岁，还未能发表一篇故事，因此我热衷于找到成功作家的秘密。我暗暗地怀着痛苦的忌妒注视着斯特金……然而由于他有我追求的独创性，我仍然不断地回到他的小说，拆解、分析、反复考察小说的结构。

约翰·坎贝尔写道：

人们常说，你若要写作，就得研究专家的作品，这并不是说你只是阅读他们的小说，而且还应注意他们的写作方式，为什么用那种方式?他们为什么成功?这次成功和下次成功有什么不同?

四、关于科学的精确性

哈尔·克莱门特写道：

你不能使故事与生活中已知的事实矛盾，例如跑得快的动物一般腿长，吃草的动物脑子不会发达。

保罗·安德森写道：

约翰·坎贝尔曾引用过一个可怕的例子：一颗行星围绕着一个蓝白色的太阳，上面有氧气和氟气。这在化学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氧和氟在阳光照射之下立刻爆炸结合。

五、关于写作和投稿

最后，罗伯特·海因莱因对初学者提出几点忠告：

必须不断写作(光说不练不行)。

必须写完你已经开始的故事(不可半途而废)。

除非编辑提出要求，一定不要擅自重写你的故事。

写好后一定要寄给有关杂志，锁在抽屉里永远不会发表，也听不到别人的意见。

J. 怎么看待科幻小说和推理小说

谈到中国科幻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提到《三体》，《三体》作为中国科幻里程碑式的作品无疑是成功的。但我们也应该反思，为什么提到科幻杂志，多数人只会想到《科幻世界》，提到中国科幻小说，多数人只会想到《三体》，提到中国科幻作家，多数人只会想到刘慈欣。其实在中国科幻小说中，不只《三体》一部优秀的小说，也不只刘慈欣一位优秀的作家。科幻小说在中国远没有在美国等国普及，科幻圈子在中国依然是小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