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人拍科幻小说

1. 为什么科幻小说没人看

那是你没看见那些爱看的人，所以才得出这么一个片面的结果

2. 中国有科幻片吗，为什么没人拍

科幻片
是肯定有，只是拍的没有外国人拍得那么好。
要制作一部好的科幻片，首先便是要在计算机水平上达到足够层次。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还拍不出像（
阿凡达
，
变形金刚
）这样的大片。
希望以后有机会实现。

3. 为什么中国人依然拍不出卖座的科幻电影

中国不是没拍过科幻片，比方王晶的《未来警察》，刘镇伟的《机器侠》，周星驰的《长江七号》。但这些都被各人遗忘了。直到2014年，宁浩说要拍《乡村教师》，《三体》也听说要被孔二狗的公司拍了，这时候才让人以为，中国科幻片时期要拉开大幕了。但是，为何科幻片这个范例，中国导演之前都不愿意碰呢？

有一种论调是，拍科幻片离不开殊效和钱，此前正是由于两者都缺，以是没法拍。而如今，我大国兴起，殊效也听话的随着兴起了，现在又林林总总的本钱涌入影戏行业，钱也不缺了。既不缺钱，又不缺殊效，那末科幻片固然就该当风云际会，呼之即出了。但真的是这么吗？真的吗？

一，中国有十分丰厚的科幻小说资本

开始，中国有十分好的科幻小说作家，在《科幻世界》的多年耕作下，中国有十分丰厚的科幻小说资本。

《三体》是其中的俊彦，但中国的科幻小说绝非只要《三体》。要理解中国的科幻小说，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方法，就是去看《科幻世界》举行的积年银河奖获奖作品。除去刘慈欣大神外，其他如王晋康，钱莉芳，何夕，柳文杨，何雄伟，韩松等，都是十分不错的科幻小说作家，也都有一批自己的代表作。就我团体而言，我印象最深的是钱莉芳的《天意》，它虽没有刘慈欣王晋康这些大神那末硬科幻，但它将科幻安排到史书中去，用另一种方法从头编排史书，从头解读，读起来十分安慰。

《三体》已经连载时的插图

固然银河奖不如外洋的星云奖和雨果奖那末史书悠久另有金光闪闪，但在中国，它的确是耕作出了很多作家和作品，以现有的资本拍影戏，至多在创意上是不缺了。

但是，中国的科幻片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出席，那是为何呢？不克不及怪脚本，那就怪殊效吧。

二，中国没有科幻片与中国殊效不强不妨

那天然，就怪到殊效头上了。

听上去很有原理。外太空、外星人、宇宙飞船、虫洞、潘多拉星，等等，这些可不是用铅笔就可以画出来的。拿今年的《猩球兴起》来讲吧，那些矮小上的手艺，如举措捕获啊，连奥巴马都不由自主去游玩了下，的确需求很强的科技才能的。而我国的殊效公司，给人的第一以为就是不可。以是，影戏要开展，科技得先行。

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殊效不可，以是拍不了科幻片，这是骗人的。

开始，完整不必殊效也能拍出科幻片来。比方说《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就是一群人在教室忽悠，看上去另有点象人民群众版的《当梦想照进现实》，但竟然拍的科幻味实足，这就是神设定的魅力。比方说《月球》，也几乎没有殊效，却仍然很超卓。并且这两部影戏不单有实足的科幻味，另有让人难以平静的惊悚味。

其次，就算殊效弱，一样能拍出好东西了。这里举的例子固然就是86版《西游记》了，细节天然就不必说拉。和它同时期的《倩女幽魂》（1987年）也是云云，以当时的前提，出现的树精姥姥那是相称的吓人呀。并且老外是把它当作科幻片来看的，由于它获得了第16届法国国际科幻影戏节评判团特别奖另有葡萄牙科幻影戏节最好影片奖。7年后，别的一部融科幻和奇异于一体的《大话西游》（1994年）仍是在没有举措捕获这类高精尖手艺的前提下，一样拍出了优良的殊效结果。

第三，中国的殊效公司也没各人印象的那末低劣，经历这么多年的开展，多几少仍是能点内容的。并且，以影戏的全球化之路来讲，中国拍科幻片完整可以找好莱坞团队来帮助做殊效，中国的殊效公司水准再差，哪怕为零，也不影响。

三，中国没有科幻片与有没有钱不妨

那怪甚么好，怪到钱头上去吧。

但是中国影戏，最不缺的，该当就是钱了。热钱涌入，由来已久。对这个市场理解多的人就会发明，再烂的项目，全都有人操盘，有人跟进。那末，为毛这股热钱就涌不到科幻片这个范例里去呢？

四，本源还在于全民短少设想力

中国科幻片范例的缺失，本源仍是在于全民短少设想力。

我们在看影戏的时分，最热中的，常常是挑一些这么的梗：这契合史实吗？这个朝代的椅子是这么外型吗？苹果是甚么时分引入中国的呀，这个朝代就有苹果了，这迷信吗？（这里的苹果不是指IPHONE）

“这迷信吗”快成了我们看影戏的“主体思想”，仿佛一到看影戏这件事上，我们就疾速成了“考证派”。

短少设想力的另一个表示，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太喜好寻求规范谜底了。在影戏这件事上也有着异样的表示，这部影戏的中心思想是甚么？它的段落粗心是甚么？坏人在哪里，坏人在哪里？这类寻求规范谜底的风格既表如今那些宣称《色戒》是汉奸文艺、《海角七号》是媚日影戏的大学生身上，也表如今那些将《爸爸去哪儿》当作是中国影戏的耻辱柱的影戏原教旨主义者身上。

短少设想力的表示还在于，这个民族连鬼都不敢拍，都不敢在影戏里表示，所有的非天然设想，全盘用“肉体病”来注释，它有几勇气和自大，去设想那宇宙的众多，去设想性命的壮观。哦，它短少的生怕不止勇气和自大，短少生怕的最多的仍是兴味。

我们既短少物资生存的自在度，又短少政治生存的自在度，更短少肉体生存的自在度。没有这三种自在，我们就都做起了缩头乌龟，将自己的视野聚焦在规范谜底上，坏人坏人上，明君昏君上，赃官赃官上，史书考证上。被这么惯性所挟裹的民族，你能希冀它拍出一部伟大的科幻片来，或许低落请求，你能希冀它拍出一部及格的科幻片来吗？

4. 我们并不是非常缺乏科幻小说，但是为什么拍不出高质量

技术 、钱、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有局限性，所以一直没有突破

5. 中国的科幻小说也写的可以，为什么不拍成电影或动漫呢

正如你所期待的，中国科幻小说大腕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系列《三体》正在拍摄成电影

6. 科幻电影很赚钱，可为什么科幻小说没人看

小说是文字，电影是画面。这两者带给人的视觉刺激是没有可比性的。一般人不会觉得文字看起来比电影有味道。更何况还是带特效的电影

7. 中国导演为什么不拍一些科幻的大片

中国导游基本文科出身，你让他拍个内心纠结感情三角的他拿手。可让他拍每秒速度几个光年？他会以为光年是时间单位~~太勉强了，中国最新的科幻题材动画片，那宇宙战机靠推进器的竟然没有惯性，我飘飘啊飘的，太假了。对，中国的科幻一个字概括——假！

8. 为什么中国很少有科幻小说是因为没人爱看吗

因为中国的教育是文理分科，使得写小说的文科生缺少理科基础，而理科生文笔差。所以科幻小说写的都不够精彩。

9.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