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小说翻译的局限
⑴ 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是怎么样的
处在起步阶段
⑵ 中国的科幻小说为什么都很缺乏想象力
小哥您这哪来的感叹。。。中国科幻小说缺的从来不是想象力而是人物张力。。。从最早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到最新出的北京折叠全都是假象了整整一个大世界观的小说。更别提三体了。。。
⑶ 中国现在的科幻小说缺乏想象力吗
当然不是。
我国也有非常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比如刘慈欣。他的作品《三体》于2015年获得美国科幻奇幻协会“星云奖”提名。2015年8月23日，《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雨果奖。
刘慈欣的作品宏伟大气、想象绚丽，既注重极端空灵和厚重现实的结合，也讲求科学的内涵和美感，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的个人风格，为中国科幻确立了一个新高度。
⑷ 为什么中国科幻小说很少是不是中国作家想象力不行
不缺乏啊，中外想象力评定标准不一样，不能用对方的标准来标榜自己.
⑸ 为什么中国的硬科幻小说很少
中国人缺乏想象力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科幻小说是人类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诞生的文学体裁。发达国家这方面比中国早很多，市场规模和成熟度也要大上太多，各种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产生也就不足为奇。
反观我国，市场小太多了，作家要靠科幻小说吃饭太难了。国内科幻第一人刘慈欣都不敢把工程师辞掉专心写作........（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他的几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足够好的口碑，但他从中获得的收入，仍然完全无法和工资相比。）更何况是其它作者呢。
再说说所谓的中国人没有想象力，别的不说，你看看那些辣鸡网文，脑洞那叫一个大，如果这不算想象力，那真没啥好说的了。
⑹ 为什么中国科幻小说很少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吗
中国人缺乏想象力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科幻小说是人类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而诞生的文学体裁。发达国家这方面比中国早很多，市场规模和成熟度也要大上太多，各种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产生也就不足为奇。
反观我国，市场小太多了，作家要靠科幻小说吃饭太难了。国内科幻第一人刘慈欣都不敢把工程师辞掉专心写作........（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他的几部长篇小说获得了足够好的口碑，但他从中获得的收入，仍然完全无法和工资相比。）更何况是其它作者呢。
再说说所谓的中国人没有想象力，别的不说，你看看那些辣鸡网文，脑洞那叫一个大，如果这不算想象力，那真没啥好说的了。
⑺ 中国文学翻译又面临哪些问题
翻译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影响深刻
顾彬是德国的汉学家，他以德国现今图书市场上70%都是译文书为例证，并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个民族开始翻译，哪个民族就开始发展”，从而说明翻译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与其对谈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主任魏育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翻译对中国文化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历史上中国对于《佛经》的翻译，比如二十世纪前后大量社科著作和文学著作的翻译，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著作的引进也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例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有一本以介绍当代外国文学艺术为主旨的刊物《外国文艺》，这本杂志翻译介绍当代外国著名文学家及美术家、评论家的代表作品和理论，信息丰富及时，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等深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中国读者了解现当代外国重要文学流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多年后，杂志编辑部曾邀请一些作家开座谈会，这些作家表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比较封闭，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启蒙主要来自《外国文艺》，也由此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打开了他们的思路，他们发现诗歌、小说、散文的多种写法，找到了创作的更多可能性。因为大量阅读翻译作品，可以帮助作者打开视野，能够汲取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没有翻译服务事业，中国不可能取得近一二十年的发展。
这种影响不局限于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洪涛说，他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英语语言文学系学者马修·雷诺兹曾经表示，俄罗斯小说曾经大量引入英国被翻译成英文，英国小说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汲取很多养分。
中国作家为何外语不好
顾彬曾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针对这一观点，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卢桢说，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中国作家在六七十年代遭遇到教育的断层，特别是西方文学涉猎不如之前广泛，导致包括阅读在内的文学交流中断，中国文学在丰富性方面变差，而这种丰富性影响作家群体的创作水平。作家在阅读过程中，经常阅读二手或者三手的翻译文本，读到并不是真正西方名著的原文，影响知识和思想的接收，源头出现问题，肯定会影响创作。“比如，有的作家说自己的创作受到卡夫卡、乔伊斯的影响，但是你并不懂该国语言，你是受到作家本人影响还是译者的影响，这就不得而知。直接阅读外语原文，对于文学思想和写作技巧会有更直观的收获和认识。”
北京天译时代翻译公司说，外语具有社会文化建构功能。除了文学层面，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作家直接阅读外语原文作品可以学习外语里面新鲜的表达方式，词汇、句式、篇章构成，等等。此外，语言与思维方式紧密相连，通过阅读外语作家的作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于自己写作方式也有积极想象空间，让写作视野更加开阔。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前后，鲁迅、林语堂他们是作家，也是翻译家，鲁迅提出过“宁信而勿顺”的翻译原则，他的用意是通过翻译来学习其他各国语言的长处。到了现当代，杨绛、季羡林都是外语非常好的作家，外语对于他们的中文创作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欧洲各个国家语言上共同点较多，欧洲作家普遍通晓两三门外语，通过外语了解其他国家文学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欧洲作家具有一些先天优势，他们掌握的大多也都是欧洲的语言，像顾彬先生既通晓欧洲语言又通晓汉语的仍是少数。
天译时代翻译公司认为，尽管掌握外语对于文学创作有很大益处，掌握外语并不是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决定性因素。拥有文字天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将自己独到的思想凝练成优美的文字，这些都是优秀作家的品质。
译作粗糙缺乏“慢工出细活”，翻译稿酬较低难成热门职业
据统计，截至2014年，国内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约为120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53%，约为64万人。中国原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说，“中国真正合格"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基本上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外语学院，每年从外语院校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很多，但是质量一直不是很高，能完成些一般翻译工作的人并不少，但是能够和愿意完成高难度翻译任务的顶尖人才却不是到处都有。”顾彬谈到，中国文学翻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在于母语。他最近看到《中国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说基本上在中国搞翻译的人都是年轻人，20岁开始做翻译，30岁之后再去做别的。而中国业内专家认为，译者母语不够好仅仅是译作粗糙的浅层原因，背后深层原因更为复杂。
毕业后就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工作的年轻编辑陈默告诉记者，当时学校开设了“中国文化课”，但大部分同学都利用这堂课写其他科目作业，没有人认真听课。所学科目中，外国语言文学史是必修课,而中国文学史是选修课，很多同学都觉得学习中文没用。
北京天译时代翻译公司表示，当代译者大多出自外语专业，确实存在轻视汉语学习的现象，特别是年轻译者是古汉语功底不够扎实，虽然使用现代汉语写作，古汉语能力的缺乏直接导致译文不够凝练，缺乏美感。大学的课程设置上可以做一些调整，增设古典文学、文学鉴赏评析的课程，对外语专业的学生进行正确引导。有志成为翻译工作者的年轻人，也应该主动学习，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
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作品的屠岸先生说过：“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中才行。”目前看来，翻译时能够做到两种语言融会贯通的年轻译者少之又少。
老一辈杰出的翻译家年岁渐长，一些翻译家也相继谢世；年轻译者与前辈相比逊色很多，翻译界再难出“大师”。魏育青认为，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很多，除了教育制度以外，现代社会价值取向比较多元，文学翻译比起同传、商贸翻译工作来说，文学翻译是比较清苦的工作，有的年轻人中外文功底俱佳，他却不肯去做笔译翻译。为什么？一本社科著作，千字稿酬不过80元左右，一本很有难度的、一二十万字的书认真翻译出来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最终不过几千元的稿酬，和一场同声传译的收入差不多，付出和回报无法形成正比。
从翻译专业报考情况来看，学生对于翻译中的同声传译很有兴趣，但对文学翻译就不怎么青睐了。同声传译的市场行情是按分钟计价的，收益高，在很多具备专业技能的人眼中都是首选，但是一听到文学翻译，许多人就兴趣不大。
前不久去世的著名法语翻译家徐和瑾先生曾说：“一时译不好，慢慢磨呗。”这种“慢慢磨”的情况也越来越不被业界允许，例如 2003年10月，南非作家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套五本的《库切小说文库》已经上市。2004年10月，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已有数本耶利内克的中文译作问世。王洪涛认为，一些出版社为了“赶书展”或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后“抢时间”，要求译者在短时间内将作品翻译完，使得译者只能拼命“赶工期”。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
应改变重论著轻翻译现状，要建立文学翻译评估体系
“不是没有翻译的人才，而是水平较高的翻译人才积极性一再受到打击，已经不愿意去翻译了。”王洪涛认为,译作在很多高校和研究单位评职称的时候不被纳入体系，而文学翻译的认可度在逐年下降，并不受到人们重视。
魏育青说，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重论著而轻翻译。很多人还把翻译视作一种简单的技能，认为懂外语的人都能做翻译。青年教师要想晋升，就要写论文、出“成果”。但是要出一些好的译著可是要“十年磨一剑”的，北大罗炜老师翻译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就耗费近十年时间。抓住一本著作中几个点阐释发挥和将几十万字的一部名作翻译出来，哪个投入更大，“收效”更大？面对目前的评价机制，不少人自然是更愿意写论文。文学翻译人才难觅的现象与当前的一些机制有关。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雅琴则持有一些不同看法：在她接触的译者中，不乏中英文水平都很出色的中生代译者，他们收入微薄，牺牲大量业余时间，热心于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目前文学翻译的收入远不具备糊口的可能性，所以大部分青年译者都是兼职。但是，他们仍然凭着自己纯粹的兴趣和理想支撑下来，社会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优秀中生代译者。”她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曾经做出过一些尝试，出版社千字60元的稿酬的确不高。例如，译文社长期坚持在基本稿酬之外，支付给译者一定比例的版税。除了基本稿酬每千字50至60元外，译者还能在译文社获取基本稿酬的百分之一乘以该书销量印数稿酬。这意味着，所译图书印数每增加10万册，译者所得稿酬也就增加一倍。这无疑为全国出版界完善文学翻译的稿酬制开了个好头，但在全国范围普及还需要一点时间，
目前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也反映出缺乏专业的监管机制，翻译的水平鉴定需要借助学术评估，而现在学术评估尚未介入市场行为中。对于文学翻译应建立一套相关的评审评估体系，对有必要在学术评价体系创新方面有所突破，给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以及优秀的译者应有的专业认可。业内专家表示，只有社会真正重视翻译这个行业，给予译者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文学翻译的行列中，好的译者和译著才会越来越多。
⑻ 三体获奖但中国科幻小说现状并不好如何立意
就是说中国写科幻小说的人很少，写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科技含量。
这也是和政府不向民间开放大型科研设备的下场。很多技术甚至保密程度很高。民间几乎没有科研学者。科学知识普及率非常低。所以商业市场也没什么科研力量。
三体里面也说了，专制社会的科研速度是匀速的，甚至更慢，小说里指的是前三体文明，但也映射了我们郭嘉。
⑼ 为什么现在中国科幻小说没落了
27天决定科幻界命运起伏
陈洁
80后们今天或许已经没几个听说过专有名词“清污”(清除精神污染)了。经历了一个运动不断的时代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尾声和回光返照，“清污”运动来势迅猛却短平快，后劲不足，短短27天后便销声匿迹。除了留下些许谈资话柄外，似乎不留痕迹。
但就是这场骤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创造和出版的历史。
方兴未艾正当时
1978,改革开放元年。随着风气渐开，科幻文学也迎来了春天，创作和出版呈现出飞速发展的两旺势头。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叶永烈在文革前完成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科学启蒙书，首印100多万册，先后发了300万册，这个原创科幻小说的发行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通讯设备“小灵通”，名字即出自这里。
童恩正创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出版后，科学的幻想色彩、民族情怀、爱国主义和反抗国际敌人的正义，这样的配料足以令国人热血沸腾。对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80年拍成的同名电影是他们平生看过的第一部科幻电影，现在的归类属“惊悚片”。而今天，互联网上流行着同名网络游戏，玩手众多。
《飞向人马座》则被认为代表了科幻小说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作者郑文光两次获得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1999年，已经成为中国科幻作品刊载平台龙头老大的《科幻世界》在清华大学庆祝创刊20周年，并举行银河奖颁奖仪式。“科幻小说银河奖”是中国科幻界唯一重要奖项。《科幻世界》破例在那一年的奖项中单独设立唯一“终身成就奖”，颁给已经退出科幻创作舞台十多年的郑文光，以表彰他对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事业所作出的无可替代的杰出贡献。
除了这三大力作，当时热门的科幻小说还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萧建亨的《密林虎踪》，童恩正的《雪山魔笛》，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丢了鼻子以后》，郑文光的《太平洋人》和王晓达的《波》等。
1979年，严文井主持召开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与会的高士其、冰心一致提议编选《中国30年(1949年-1979年)儿童文学作品选》，其中“科学文艺”与“小说”“散文”一样，单独列为一卷。同年，“第二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科学文艺作品入选24部，一等奖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飞向人马座》，获二等奖的有叶至善、萧建亨、童恩正和鲁克四人的作品，当时的科幻创作和出版之旺盛和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据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编辑白金凤回忆，当时是有一个科幻创作界的，一个群体，很团结也很高产，有老作家，也有刘佳寿、魏雅华、宋宜昌等新秀，包括还只是中学生的吴岩。
围绕着这个群体，科幻文学的发表和出版也很红火。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和科学报刊都争相发表科幻作品，几乎所有的科技类出版社对科幻小说的出版都是敞开大门的。内地的科幻刊物有5-8个之多，海洋出版社的《科幻海洋》、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科学文艺译丛》、四川省科协的双月刊《科学文艺》、科学普及出版社的文摘性刊物《科幻世界》、新蕾出版社旗下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科幻专刊《智慧树》。哈尔滨市科协动议创办中国第一份科幻小说专报，从1981年开始，先在《科学周报》的副刊上设8版增刊作为试刊，名之以《中国科幻小说报》。除了这些专门发表科幻文学的阵地，还有《少年科学》、《科学时代》、《科学画报》等积极刊发科幻作品的科普杂志。
中国出版界很快形成了科幻出版“四大重镇”：北京、上海、四川和黑龙江，集中地同步展现着中国原创科幻的水准。而自从1980年2月19日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萧建亨四人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科幻小说创作谈，科幻界有了“四大金刚”或“四大天王”的说法。后来，“四大金刚”的阵容有所改变，萧建亨创作渐少，慢慢淡出，刘兴诗补进来，坐了第四把交椅。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幻小说创作的真正繁荣不完全表现在多产，文学质量也全面提升，积极探索自我角色定位，旗帜鲜明地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化。较之1949年到文革前那段时间的科幻创作，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人物姓名普遍中国化，少见“托马斯”和“安妮”了，故事场景也每每设在本土而非S国。郑文光就是凭借写中国历史的《地球的镜像》，打入英文世界的《Asia2000》杂志，并被香港报道为“中国科幻之父”，虽然这个称号后来也给他带来了好些麻烦。
科幻创作的题材也趋于现实。鲜为人知的是，文学圈流行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有相应的科幻版本。比如《星星营》引用《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写文革期间，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注射反激素，激发其返祖现象，长出尾巴来，变成半猩猩。
科幻作品当时已经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承认，《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跻身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飞向人马座》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怎么说，当年的中国原创科幻正处于青春早期，生命力蓬蓬勃勃，蓄势待发，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和成熟。但就在这时候遭遇到的历史寒流，几乎酿成灭顶之灾。借用魏雅华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话说：“1980年，中国至少有三四十种专业科幻刊物和报纸，还有两百多种文学期刊、一百七八十种科普期刊，中国一千多种报纸都在竞相发表科幻小说，每年都有数百篇上千篇原创作品问世，那样的辉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凄美的记忆。”“中国的科幻小说一跤摔倒，二十多年过去，元气大伤的中国科幻至今没爬起来。”
姓科姓文的争论
在说中国科幻遭遇的毁灭性打击之前，应该提到这之前的“科文之争”。早在1979年，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议就已经浮出水面。之所以产生分歧，要从中国科幻的历史说起。
建国初期，中国并没有科幻，只是在科普工作过程中，由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贴着“科幻小说”标签的《从地球到火星》，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由此还引起了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从此，科幻作为科学普及教育的一种生动形式，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在中国更通俗的称谓是从前苏联引进的“科学文艺”，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幻想”。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科幻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是伴随着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出现的。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也是因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随着“科学的春天”一起到来的。
这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使得中国科幻一开始就打上了两个烙印：给孩子的，配合科普教育的。在一个必须有“集体归属”的时代，科幻却一直悬在科学圈和文学圈之间，没有着落。它更多的属于科学界，但相对于科研，科普只是科学界的一小块，科幻则是正规科普工作的补充形式。在文学界，它只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边缘的边缘。
事实上，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几乎都是科学工作者，郑文光是中山大学天文系第一批毕业生，北京天文台副研究员，刘兴诗是四川地质学院教师，其他如古生物学家刘后一、张锋、人类学家周国兴、医学家李宗浩等。叶永烈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小灵通漫游未来》其实算科普小说，更不用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了，所以他1979年获得的是“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但科幻小说家们并不认可这样的地位和定位，他们既不是只写给小孩子看的，也不是只为了科普，他们的写作有更远大的理想。有社会批判、人性洞察，他们要写社会、写民族、写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于是，矛盾出现了。
开始是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批评小说中科学知识的错误，作家们则认为，科幻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激发想象力和对科学的兴趣，不是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这样的争议渐渐升级，触及到了科幻小说的本质，是“科”还是“文”？
《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一边是科学评论家们批评“违反科学的幻想”，一边是科幻作家们的自我辩护。作家们没有后援，评论界则获得了部分科学家的支持，钱学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个坏东西，因为科学是严谨的，幻想却没有科学的规范。科学和幻想是两种不相干的、敌对的东西。
为了应对科文之争，郑文光曾提出“硬科幻”和“软科幻”之分。HardSF的代表是凡尔纳，更多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反思科学的SoftSF则有代表人物威尔斯。但这样的理论建设并没有化解科文之争，更大的观念冲击和正面冲突已经势不可挡。
科幻有多超前
也许我们必须了解科幻在中国有多超前，才能真正知道科幻在当时多么不容易被正确认识和理解。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叶冰如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当时佐证。1978年，她约到了《飞向人马座》书稿，却完全看不懂。当时，经过十年动乱，国家还很贫弱，买米买豆腐都需要“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仍是多数人的生活梦想，买个立柜就算添了件大家具，新婚夫妇惹人眼红的“三大件”是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学生能有支钢笔挂在胸前是很可骄傲的事情，社会上的人在谈论出身、平反、四人帮，进步一些的，谈论刚恢复的高考、夜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居然还有一群人，嘴里蹦的词是中微子，星际航行，转基因，大爆炸，时间隧道，基因武器，宇宙空间站，黑洞，太空移民，智能机器人，生物工程和星球大战……学中文、爱语言、做文学编辑，叶冰如却无力切入科幻作家们的语言系统，一般人说“想不起来”，他们说“脑子短路”，一般人说“像木头人一样”，他们说“成了植物人”，这些新词对叶冰如来说，陌生又新奇，似乎带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
叶冰如的感觉或许能折射出当时科幻对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冲击力。科幻创作之超前还可以举个例子：给《飞向人马座》书稿配插图。所有的人都认为插图应该富有现代感，但插图画家很发愁，怎么才能有现代感，谁都不知道。小说中的人物穿什么衣服？当时人一般穿蓝色制服，街上能见到的只有深蓝、浅灰、纯黑三种颜色，风气才刚开放，最时髦的也不过是白色或微带粉色的“的确良”。结果画出来的宇航员，统统穿四个大口袋的笔挺制服。文中有一张能上下升降、全方位转动的金属椅子，插图作者只见过方木椅、长木凳，再高级一点，领导干部坐的藤椅、沙发……画来画去，脱不出这类模样。“能转动”的“金属椅”？没听说过，更没见过，也想象不出来。
那是1979年的事。
如果说科幻对于普通人来说超前了太多，那么对于科学界恐怕也超前了几步。《太平洋人》说从太平洋底分裂出一个行星，上面的猿人复活了。科学评论家指出，“死而复活违反自然规律”，“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的人属于智人”，小说里二百万年前的猿人能制造陶罐“无论如何也讲不通”，“是对人类发展史和考古学的极大不尊重”。《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描写科考队在珠穆朗玛峰发现恐龙蛋化石并孵化出古代恐龙，被古生物学家批评为“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的。于是牵扯到科幻小说的社会性问题，限定给少儿看的小说，不合适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但科幻作家对科学、社会、人性的反思，如何表现？
争论的本身是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理论辨析和建设对于科幻创作本来是大有帮助的，却在彼此恶意攻击的吵闹中被搅成了浑水。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评论界最集中批判的是风头正健的叶永烈，他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的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草
就在科文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际，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了。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3月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会”上，周扬的讲话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和人的异化问题。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胡乔木对讲话不满，但没有直接当面表达，却临时调整会议安排，旋即出现理论文艺界“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的论调，称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很快，“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和社论中，相关文章连篇累牍。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科幻创作界受到重创，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预计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杂志都已经制好版，突然接到上头命令，《科幻海洋》停刊，海洋出版社作为科幻出版重镇，被勒令整顿。1983年4月26日，编辑叶冰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郑文光，并约好第二天去办公室取回文稿。
但是第二天郑文光没有去取稿，他早上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终于能够站立并歪歪斜斜走路，但右手完全萎缩，不能正常发音。他的创作生涯从此结束——这一年，他54岁。
叶冰如说，郑文光那时候是科幻界实际上的领头羊，他也是第一个倒下的科幻作家，随后，叶永烈退出科幻界，童恩正和萧建亨先后出国，其他科幻作家纷纷封笔。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清污”很快就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干预下偃旗息鼓了。但对于科幻来说，1978年，其兴也勃，1983年，其亡也忽。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举国繁荣”，而直到今天，2009年3月，中国的专业科幻作家仍凤毛麟角。好像国际科幻界不在乎缺中国这一块，中国的科幻还有未来吗？
如果当年，中国科幻的生存环境稍微好一点，如果科幻自身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一些，如果有更成熟、更有说服力的作品产生……
⑽ 为什么中国好的科幻小说很少
科幻小说很多。可能你把一些。。如修仙。穿越的也没归纳吧。如果这些算应该也不少。如当年诛仙。现在的魔道祖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