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先秦大薡
Ⅰ 先秦时期青铜器”鼎”的功用何在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食具演变而来的。鼎的主要用途是烹煮食物，鼎的三条腿便是灶口和支架，腹下烧火，可以熬煮油烹食物。
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青铜鼎多为圆腹三足，也有方腹四足的。鼎口处有两耳。对铜鼎的拥有和使用，是奴隶主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之一。
在周代，就有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使用数量的规定。随着这种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逐渐演化，鼎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统治者往往以举国之力，来铸造大鼎。秦代以后，鼎的王权象征意义逐渐失去。
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鼎的形式得以延续。后代的鼎通常安放在寺庙大殿前，既是装饰物，又是焚香的容器。
Ⅱ 西楚霸王项羽举起大鼎，它有多重
西楚霸王项羽举起大鼎保守估计也要500斤重，就是现在的大力士也很难举起这么重的物品，可以说是超越了人类的极限，超越了人类的想象。西楚霸王项羽的力气在秦朝末年的是无人能比。西楚霸王的武力值在秦朝末年也是首屈一指。他是那个时代最出风头的将领。冲入敌人的阵营中如入无人之境，取敌人首级犹如探囊取物。手中的一方大枪那是无人能敌。项羽还是兵家的代表人物，他是古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
项羽的武力是他的优点，但是同样是他的缺点，项羽过分的依赖自己的军事力量，有一点的小矛盾就发兵去攻打别人，当时项羽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各方的势力，而且他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后来项羽在和刘邦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站在了刘邦这一边。
Ⅲ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力气能扛鼎的牛人
鼎，是我国古代皇家祭祀用来煮肉或者储存肉类的器具，同时鼎又被当做是传国重器、是天子和权利的象征。鼎的重量众说纷纭，有大有小，大的约1.5吨，小的也有几十公斤，而那些被古代名人举起的鼎大约有500斤重，那么历史上曾经举鼎的大力士都有谁呢？有历史记载的大概有4人，下面我们以人物出现的时间顺序逐一介绍。
鼎在古人眼里是神圣的象征，可以举鼎一是说明此人力大无穷，同时也意味着此人狂妄，所以在历史的记载中凡是曾经举过鼎的人下场都比较凄惨。
Ⅳ 急急急！！！中国先秦时期青铜器的艺术特色分析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浑厚凝重。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中若干精髓，经过长期绵延不断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在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业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通过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一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大盂鼎》二来论述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
一、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
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例：一《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
2、二《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
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
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1、例：《司母戊方鼎》、《大盂鼎》这两件青铜器造型与装饰上在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这种造型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
2、商周的青铜礼器中兽面纹是最主要的器饰主题和纹样例：一《司母戊方鼎》、二《大盂鼎》。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
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Ⅳ 国家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陈列在哪
1、上海博物馆——上虞帖
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三星堆博物馆就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角，这里不计其数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古蜀秘宝，给人以身临其境、故国神游的感觉。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八棵青铜神树，属夏代晚期青铜器。其中最大的一号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巨大到需要仰望，普通相机甚至难以拍下全景。
Ⅵ 先秦传说中的九鼎真的存在过么
不存在的。在《史记》记载中大禹是用九州之金所铸造而成，作为祭祀上帝的祭器。即：“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因为现在出土最早的青铜器都是商朝的，夏朝不但青铜器没有出土，连都城痕迹都找不到。现在你来说夏朝之前大禹就能铸造青铜器，那不是开玩笑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大禹时就能有这么强悍的开采能力（九州的每一个州都开采出铜矿）和铸造技术（还能在鼎上画九州的山河），几百年的夏朝连一个铜鼎都发现不了就过于神奇了。
最早记载九鼎的是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的《逸周书 克殷解》：“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这里九鼎用的词语是“迁”。九鼎三巫，也说明了九鼎的祭祀性质。也就是说这个九鼎在周武王伐商时，就已经存在了。既然没有出土文物证明夏朝能够铸造青铜鼎，那只能说明九鼎是商朝铸造的，而非大禹。说是大禹铸造的，都是西汉儒家的编造。
在《战国策 东周策》中，颜率因为秦国出军到东周要求拿走九鼎而向齐国求救后，大肆渲染了周武王搬迁九鼎的情形：“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这纯粹是颜率因为齐国出兵退秦军后，齐王向东周要九鼎时的推脱之词，不值得相信——用九万人搬一个鼎，能信吗？
关于九鼎，史记明确记录的就是两条：一是周威烈王23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二是秦昭王52年，秦灭西周，取九鼎入秦，“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至于《史记正义》所说的：“器谓宝器。禹贡金九牧，铸鼎於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馀八入於秦中。”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没有一点地理的概念。秦昭王在洛阳取九鼎，怎么会掉进东边450公里外彭城（徐州）的泗水里呢？难道秦昭王要运去齐国，而不是向西运回秦国吗？
九鼎的下落只有两个说法：周灭商，九鼎被周武王搬迁到洛阳，秦灭周，秦昭王把九鼎搬迁到咸阳；宋国灭，齐国在搬迁九鼎时，不小心掉落到泗水中去。但如果九鼎落入秦国，为何秦灭后，无论是刘邦，还是项羽都没有关于他们看到九鼎的记录——不要说他们不知道这九鼎代表着什么！即便他们不知道，张良、范增会不知道九鼎的意义？如果咸阳真的有九鼎，就算项羽不要，也会和秦始皇铸造的12铜人一样，流传下来。因此这个答案很明显是假的，周的九鼎没有落入秦国手中。
九鼎的记录最早见于《左传》，可是《左传》之的文献却没有记载。就连《尚书》这样描述了夏商周三代的重要文献也不见记载。更没有现在现在考古材料的佐证。夏代出品的怎么青铜器制品材料单一，规模简单。相对于九鼎的描述是在相去甚远。《墨子》中描述九鼎方形三足。怎么会有鼎造成这种器型？这样的鼎是怎么立住的呢？《墨子》还记载九鼎。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不是更荒唐吗？不烧火自己做饭，不搬它自己藏起来了，不动自己也会跑。
那么答案就来了，周朝真的有九鼎吗？如果有，就一定落入秦国手中。于是最终答案只有：所谓的周朝九鼎，不过是春秋时人对于正统的另外一种称呼，并非实实在在的青铜鼎。如果真的应该有一个或九个代表王权象征的鼎，帝辛在自焚而死时，都身穿宝玉衣，怎么会留如此重要的鼎给周武王而不是一起焚烧呢？就像后唐李传珂自杀时，不存在的。在《史记》记载中大禹是用九州之金所铸造而成，作为祭祀上帝的祭器。即：“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因为现在出土最早的青铜器都是商朝的，夏朝不但青铜器没有出土，连都城痕迹都找不到。现在你来说夏朝之前大禹就能铸造青铜器，那不是开玩笑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大禹时就能有这么强悍的开采能力（九州的每一个州都开采出铜矿）和铸造技术（还能在鼎上画九州的山河），几百年的夏朝连一个铜鼎都发现不了就过于神奇了。
最早记载九鼎的是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的《逸周书 克殷解》：“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这里九鼎用的词语是“迁”。九鼎三巫，也说明了九鼎的祭祀性质。也就是说这个九鼎在周武王伐商时，就已经存在了。既然没有出土文物证明夏朝能够铸造青铜鼎，那只能说明九鼎是商朝铸造的，而非大禹。说是大禹铸造的，都是西汉儒家的编造。
在《战国策 东周策》中，颜率因为秦国出军到东周要求拿走九鼎而向齐国求救后，大肆渲染了周武王搬迁九鼎的情形：“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这纯粹是颜率因为齐国出兵退秦军后，齐王向东周要九鼎时的推脱之词，不值得相信——用九万人搬一个鼎，能信吗？
关于九鼎，史记明确记录的就是两条：一是周威烈王23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二是秦昭王52年，秦灭西周，取九鼎入秦，“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至于《史记正义》所说的：“器谓宝器。禹贡金九牧，铸鼎於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馀八入於秦中。”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没有一点地理的概念。秦昭王在洛阳取九鼎，怎么会掉进东边450公里外彭城（徐州）的泗水里呢？难道秦昭王要运去齐国，而不是向西运回秦国吗？就把秦国流传下来的国玺给一起烧了。
第二个是宋太丘社的九鼎。宋国是商人建立的封国，执政者周人为什么要把九鼎放到宋国呢。这个和周武王搬九鼎到洛阳的记录冲突。就算是周武王只搬走其中最重要的鼎，也不应该让宋国继续保留剩下的鼎——除非是处于稳定商国局势、让商人不要反抗周人的考虑。周武王搬到洛阳的那个鼎为何没有在秦灭时被发现？秦始皇在28年时，曾经派遣1000人到下水泗水寻找九鼎，毫无发现。这个时候距离宋国灭九鼎落水只不过67年，泗水又不是长江、黄河，水流也不是很快，九鼎在水下不可能移动得很远。1000人都找不到，答案就只有一个——这个宋太丘社的九鼎也不存在。纯粹是挖坑骗秦始皇。
综上，夏朝一个出土的青铜器都没有，大禹如何能够制作出刻有九州山河的九鼎，这不是骗人吗？至于周武王迁九鼎到洛阳，但秦灭后只有12金人传世，并无九鼎传世记录，九鼎非鼎的可能性很大。真实的九鼎，应该就是周武王为了证明自己具有代商的天命，而从商国取走的代表商王祭祀的鼎。以此说明周是天命所归，要求商国人就不要反抗，乖乖听从天命。楚庄王问九鼎时，王孙满说得很清楚：“在德不在鼎”——已经说明这个鼎，很有可能不在东周手里，而是西周灭亡时，被犬戎给搬回去炖肉用了！
Ⅶ 先秦时期的哪些“美食”，一般人无福消受
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会“吃”的文明了，世界上主要吃饭时候使用的三个工具分别是“筷子”，“手”，“刀叉勺”，不管何时，在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这三种工具都是可以随处见到的。可以说中国人对于吃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就有言论说，中国美食流传千年，自中国人会吃熟食以后，就不断有美食传承下来。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严谨的说，我们如今所见到的中华美食，几乎都是明清或者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菜肴，而在这之前的“中华美食”，可能如今的人是不太能接受的。
Ⅷ 鼐鼎及鼒什么意思
鼐鼎及鼒意思是：大鼎中鼎与小鼎。
出自《诗经》《周颂·丝衣》
朝代《先秦》
原文：
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译文：
祭服洁白多明秀，戴冠样式第一流。从庙堂里到门内，祭牲用羊又用牛。大鼎中鼎与小鼎，兕角酒杯弯一头，美酒香醇味和柔。不喧哗也不傲慢，保佑大家都长寿。
词语解释：
1、丝衣：祭服。紑（fóu）：洁白鲜明貌。
2、载：借为“戴”。弁：一种冠帽。俅（qiú）俅：形容冠饰美丽的样子。
3、堂：庙堂。徂：往，到。基：通“畿”，门内、门限。
4、鼐（nài）：大鼎。鼒（zī）：小鼎。
5、兕觥（sì gōng）：盛酒器。觩（qiú）：形容兕觥弯曲的样子。
6、旨酒：美酒。思：语助词，无义。柔：指酒味柔和。
7、吴：大声说话，喧哗。敖：通“傲”，傲慢。
8、胡考：即寿考，长寿之意。休：福。
鼎是古代的炊具，又是祭祀时盛熟牲的器具。此处无疑用作后者。鼐和鼒其实也是鼎，只是大小不同。
周代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士用一鼎。平民百姓无权用鼎。这些鼎往往形制、花纹相似而大小不同，它们的尺寸依次递减，排列起来，就是所谓“列鼎”。这套用鼎礼制被称作“列鼎制度”
Ⅸ 先秦石鼓文和译文
一、先秦石鼓文原文：(音吾)车既工，(音吾)马既同，(音吾)车既好，(音吾)马既(音宝)，君子员员(音芸)，邋邋(音猎)员○(音旒) 。
二、译文：我的田车打造好了，我的驾马聚集齐了；我的车已装备得漂漂亮亮，我的马也养得肥肥壮壮。陪我的官员贵族一个个数也数不清，旌旗下的长旒一束束迎风猎猎飞扬。
三、石鼓文，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9)听书先秦大薡扩展阅读
一、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二、残缺刀法是吴昌硕篆刻创作中的一种常用手法。秦汉古印大多印面及文字线条变得残缺不全。吴昌硕善于巧夺天工，在传统刀法的基础上，辅之以敲、凿、磨或借用砂石、钉头等，极大地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表现手法，并创造性地将篆刻艺术中刀石效果产生的金石味，上升到残缺美的审美新境界。
Ⅹ 论述先秦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纹饰特征及发展演变过程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各个朝代青铜器点评
西周青铜器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手工制作，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