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权谋之道完整篇

Ⅰ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是下列哪派的论调( )

顽固派 分为两个时期，一个在清朝，一个是民国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解决内外矛盾问题产生意见分歧，从而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顽固派是一批对世界发展形势一无所知的极端腐朽的贵族、官僚，他们因循守旧，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国事物，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1927年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叛变革命，后来，与反动派形成合流，国民党顽固派初步形成。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其指挥的军队常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发生摩擦和冲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

Ⅱ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这样能立国，但立的是弱国。

Ⅲ 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是哪国的战争观

西汉的开国条件与秦代大不相同，汉高祖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没有秦始皇那样国富兵强的基础，在战争中长期处于弱小的劣势地位，因而特别重视兵家的权谋诡道，并将王道与霸道的两手策略结合运用，从而形成了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的战争观。所谓权谋，本指权宜之计的谋略，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在政治上要开明，在军事上可以施展阴谋诡计。所谓霸道，本指运用法、术、势的策略手段，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又是“制土以权，结土以信，使土以赏”的权谋，以便达到“任贤擒敌”（《三略·中略》）、平定天下的目的。所谓王道，本指以仁义礼教治天下，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更是“大一统”观念的依据和本源，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知，西汉战争观与秦代战争观在本质上并无一致，其最高目标都是追求国家统一、天下一统，只是手段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秦代偏重于实力，西汉偏重于权谋。

在西汉214年的统治期间及其以后的15年新莽时期，其战争观共经历5个发展阶段：。

1．奠基阶段。自公元前206至公元前202年，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战争时期，是西汉王朝的建国时期，也是西汉战争观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对西汉战争观做出巨大的贡献有三人，即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张良是历史上杰出的谋略家，他向刘邦传授《太公兵法》，兴起了权谋之道，在鸿门宴上用假屈服骗过项羽，使刘邦逃过火顶之灾；在刘邦的56万大军被歼彭城之后，他建议重用韩信、策反英布、资助彭越，最终战胜了项羽；当刘邦屡屡受挫，企图重新册立六国之后时，他借著巧陈八策，坚定了刘邦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所以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于房。”（《史记·高祖本纪》）萧何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在灭秦时不顾金帛财物，抢先收藏了秦代的全部图书典籍；他第一个建议刘邦先就封于汉中，然后还定三秦、争夺天下；他连夜追回弃汉而走的韩信，并力荐韩信出任大将；他经营了关中根据地，每当刘邦惨败时即给予决定性的人力物力支援；他还创建了汉初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他是“权谋者，以正守国”的典范，所以刘邦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史记·高祖本纪》）韩信是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在《汉中对》中提出了权谋制胜的理论依据，即正义之师、人心所向、重赏厚封、英贤归附，便可以战胜貌似强大而失天下心、恃匹夫之勇而行妇人之仁的项羽；他从还定三秦到破魏、下代、灭赵、降燕、平齐直至垓下决战，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奇迹，是权谋者“以奇用兵”的典范。所以刘邦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并做出结论说，张良、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重用这三人的行为及对他们的评价，体现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战争观思想，奠定了西汉战争观的基础。

2．发展阶段。自公元前201至公元前141年，是西汉王朝的前期，处于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汉战争观最大的发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到汉高祖刘邦去世时，在政治上，对匈奴的屈辱和亲换来了相对的和平，但国内经济残破，民不聊生，故汉政府开始推行黄老无为政治和与民休息的方针。与此同时，诸子百家的思想也都在秦火之余得以复苏，相互交汇，演成一个思想大融合的时代。不久，杰出的法家人物晁错走上历史舞台，力主富国强兵。他引证神农之教说：“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书·食发志》）因而倡导‘重农”“贵粟”，“薄赋敛，广畜积”，用“赐爵？和“除罪”的手段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输粮人官，备战备荒；待蓄积充足之后，就经常减轻或免除田租，更好地促进国富民康。晁错还引证古兵法说：“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敌也淬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于敌也。”（《汉书·晁错传》）因而倡导在富国的基础上建设将良、兵精、器利的强大军队。所有这些都被汉文帝采纳施行，从而把西汉王朝前期的与民休息引人富国强兵之途，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有效地外抗匈奴进犯，内平吴楚七国之乱，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3．鼎盛阶段。自公元前140至公元前47年，西汉王朝处于中期的鼎盛阶段，同时也是整个秦汉时代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西汉战争观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淮南子》一书的问世，“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汉书·艺文志》），成为诸子百家全面融合的代表性杰作，其中的《兵略训》则全面继承了先秦各派战争观的精华。指出，战争的起源在于“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澹则争”，故“兵之所由来者远矣”，“自五帝而弗能偃也”。指出，战争的根本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分，正义战争是由“残贼天下”的不义战争引起的，所以其根本目的是“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废不义而复有德”。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些思想虽然都出于先秦的论述，但汉武帝却十分重视，他对《淮南子》的每一篇都曾加以珍藏，从而表明先秦战争观的精华已融入到西汉战争观之中。其次，《史记》一书的著成，在深刻总结当时中国全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战争的功能做出了客观而准确的定位。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削，可不慎欤？”“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他在《律书》中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故“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并批评世儒“猥云德化，不当用兵”是“暗于大较，不权轻重”。这里充分肯定了战争“与道同符”、与德相辅、平暴诛乱、一统国家的积极意义。再次，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牢牢树立起大一统的观念。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杀人烧书，灭绝百家的思想文化。而是指在国家教育机构——太学中取消百家之科，至于百家的思想精华早在此之前就已被充分肯定并和儒家的精华思想融会到一起了。所谓“独尊儒术”，就是明确规定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经典为大学的惟一科目，但这时的儒学已非先秦懦学的原汁原味，而是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与现实密切关联、融合着百家思想中的精华和某些糟粕（如阴阳五行中的迷信观念）在内的汉代新儒学。所谓“大一统”观念，一方面包涵了儒家五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春秋》）及儒家其他经典（《论语》、《孟子》、《札记》等）中丰富而深刻的论述，另一方面董仲舒在其《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中又做出了新的概括，即把“大一统”理解为“一元之意”，要求人君自己首先用儒家思想“正心”，进而“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直至四海“皆徕臣”，实现君临天下的大一统宏图。（《汉书·董仲舒传》）在这种新儒学和大一统观念支配下，汉武帝一改“无为”政治为“有为”政治，坚持外儒内法，用儒家思想统治臣民，用法家思想管理政权，用兵家思想克敌制胜，把西汉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的战争观推进到鼎盛阶段，大规模反击匈奴，大规模开疆拓土，建树了整个秦汉时代最辉煌的武功。由于长期用兵，战争的负面影响日益巨大，汉武帝晚年不得不下轮台悔过之诏，停止对匈奴的战争。武帝死后，在盐铁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战争观冲突。冲突的实质不是否定大一统观念，而是大一统的手段和方式。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帜，从理想主义出发，否定汉武帝的开边战争以及秦代的统一战争，认为这些都可以通过德教而和平地实现；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方面，则全面肯定上述战争的历史功能，竭力维护汉武帝的思想路线。争论的结果虽然不了了之，但西汉政府从此对战争采取更加谨慎和现实的态度，并加强战、和两手的运用，终于到汉宜帝时彻底臣服匈奴，并在西域建立起巩固的统治。

4．守成阶段。自公元前48年至公元8年，是西汉王朝的后期，政治腐败，外戚专政，社会危机深重，正步步走向衰亡。但这时仍保持着强大的实力，维护着大一统的局面，四海宴然，天下和平，是军事上的守成阶段。这个阶段在战争观上取得两大成就。一是全面总结先秦至秦汉的兵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兵权谋家的评价：“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汉书·艺文志》）这是西汉人用西汉历史经验对当时古今兵书的深刻总结和评价，恰恰是西汉开国以来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的战争观的理论概括。二是《黄石公三略》一书的问世，对西汉战争观的理论总结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所谓“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三略·中略》，讲的是如何“任贤擒敌”取天下。认为人才去就、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三略·上略》），“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才能战无不胜。这是对西汉开国经验的总结。所谓“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三略·中略》），讲的是如何“御将统众”安天下。认为“敌国破，谋臣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尤其是“还帅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并用各种手段“以显其功'’、“以富其家”、“以说其心”，从而达到“存社稷罗英雄”以安天下的目的。这是对汉初诛杀开国功臣的历史教训的总结。所谓“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讲的是“求贤以德”（《三略·下略》）治天下。认为天下盛衰、治乱、兴亡的根本都在于是否实行贤人政治，只有“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的“贤人之政”才能“六合同”、“天下宁”，从而消除一切战乱之源。这是对西汉盛衰全过程的经验总结。所谓“三略为衰世作”（《三略·中略》），正是指西汉末的社会危机，书中所云“世世作奸，侵盗县官”，“奸雄相称，障蔽主明”（《三略·上略》），“大臣疑（拟）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三略·下略》），分明是外威王氏代代专政的写照。作者深信天下将要大乱，所以才总结出如何取天下、安天下、治天下的理论。这是我国古代一部从战争观高度专论宏观战略的杰作，也是秦汉时期最高的军事思想成就。

5．末落阶段。自公元9年至23年，是西汉灭亡后的新莽时期。外威王莽通过假行周礼、天命符瑞、装神弄鬼等虚伪欺诈的手段，以政变方式夺取西汉政权后，大肆托古改制，倒行逆施，引起社会危机的加重和人民的反抗。为了立威于天下，无缘无故地对匈奴、西域、高句骊、西南夷大规模用兵。于是内外俱叛，天下大乱，西汉的战争观被彻底破坏，并随着新莽政权的灭亡而告终。

Ⅳ 三国曹操说：权谋所致人才毕集，将士如云，……权谋之道是什么呀

就是让下属心悦诚服的替自己卖命
本人十分讨厌权谋这两个字眼

Ⅳ 什么才是权谋之术 人臣之道。。。。

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身份

Ⅵ “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出自余秋雨的哪本书

《心静才能不浮躁》的作者是韦秀英不是余秋雨。
原话是余秋雨说的，但似乎不是出自哪本书。

Ⅶ 我想学习权谋之术，我该怎么办

出这么高的分学这么强的本领，你的确是赚了！

不过你应该学的不是权谋，而是学如何做人。

你被人欺负，估计不是因为你张的欠揍，

而是，你心中有疾病。

首先，你很自卑。

然后，你心胸狭隘，神经过敏。

最后，你复仇心强。

但是，你的优点也很明显，虚心，有志气！

改变你的处境，只需改变你的心境，
、
你要放下仇恨或者不满，慢慢学会容忍，宽容。

同时，你也要做好自己的事，努力学习，增强实力。

一个自身强大的人不需要学诡计报复，

一个已经强大的人，更是不屑与和小人斤斤计较。

一个懂得权谋的高人，治国，治人，而不是整人。

Ⅷ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是谁说的

清代著名理学家倭仁
原话为：“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18]

Ⅸ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