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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领导者伦理失范和行政伦理失范是一回事吗学术界的回答！

经济类失范。这类失范包括贪污挪用、行政人员经商和隐匿财产。一般来说，贪污是行政人员利用职权通过欺骗、瞒哄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集体私分、挪用公款、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不按法定权限、程序履行职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循私枉法甚至执法犯法。

2、政治类失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般指公务人员脱离实际，不关心公众利益，官气十足，铺张浪费，贪图个人安逸和享受，导致工作效果和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其具体表现为:有的干部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有的干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是有决定而无落实，有布置而无督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

3、组织人事类失范。由于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长期以来任用干部只有“选拔”而没有“选举”，人事权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里，其具体表现为:卖官鬻爵、公款行贿、跑官要官。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后果最为严重，它使官场变成了市场，从而使行政伦理失范愈演愈烈。

4、失职类失范。在公务活动中，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又一种典型表现。失职、渎职有的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例如:有的造成桥梁垮塌、煤矿安全等恶性事故.给国家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协进而破坏社会稳定。

② 请问谁知道联合国2006颁布的《文明联盟》全文

潘光：“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对话——在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多哈会议上的讲演

潘光 2006年6月6日 09:21 文汇报

讲演者小传

潘光：原籍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成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在犹太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主要著作有《犹太文明》、《犹太民族复兴之路》、《当代国际危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法德文)、《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等十余部。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竞争乃至碰撞都是很自然的，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通性和共同点。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的冲突呢？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思潮。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与极端思潮的产生紧密相关，特别当这种不公平导致某些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精神上无所寄托、缺乏权利保障机制之时，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便存在了。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质疑

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上原有的两极均势被打破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在一段时间里被两极对抗和“冷战迷雾”所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在全球范围骤然凸现。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其中心论点是：今后国际政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冲突的左右。“9.11”事件的发生使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情绪更趋激化。亨廷顿在“穆斯林战争的时代”一文中宣称，世界已进入了“穆斯林战争”的时代，即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或发生在伊斯兰文明内不同教派之间。伊拉克战争引发了新一轮暴力攻击的浪潮，前不久一些欧洲报刊发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又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抗议浪潮。这些，都被一些人视为“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和例证。但也有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使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成为一个热点。

那么，当前国际上的这些冲突是不是都是“文明的冲突”、或是由“文明的冲突”引起的？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和战争最初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之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次，还有许多冲突和战争起初是发生在文明问题之外，即与文明差异并无关系，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最初都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文同种。第三，即使有些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背景，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而非文化差异。第四，必须指出，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也经常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同时，尽管他强调“文明的冲突”，但也认为“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有意思的是，近年来他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许多人将“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视为“文明的冲突”时，他倒认为“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因此，是否可将亨廷顿的理论整体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并将其作为“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

当然，我们确实要重视当前国际纷争和危机中的文明因素，即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强调两点。

第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都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吸取了许多外来精华，同时又对其他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竞争乃至碰撞都是很自然的，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通性和共同点。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萨努格鲁教授作为特邀嘉宾在本次会议上做了发言。他认为，即使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也存在着“相通之处”。我同意这个看法。

第二，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的冲突呢？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思潮。如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理论家们，从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到今天的本·拉登和扎瓦希里，都极力宣传按宗教来划分世界的观点和讨伐异教的思想，实质上也在讲“文明的冲突”。不过，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的。例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与极端思潮的产生紧密相关，特别当这种不公平导致某些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精神上无所寄托、缺乏权利保障机制之时，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便存在了。这正是我在发言的第二部分要着重阐述的。

从上述两点看，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那些言行最极端的人根本不具有代表性，比如本·拉登就不能代表伊斯兰世界，蓄意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那些人也不能代表西方国家广大人民。因此，尽管当前国际纷争和危机中存在着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但纯粹的“文明的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都是不存在的。

二、对极端主义思潮上升的政治经济透视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而无政府主义又极易走向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

应该承认，当前极端主义思潮的上升和由此导致的非理性行动，确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如果说将其归因于“文明的冲突”是不对的，那么形成这样一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四个根源性因素需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其一，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互相交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遗留的宗教、民族之间的争端，往往由于掺入了现实的矛盾而更为加剧，使冲突双方采取非理性的手段。在伊拉克、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中均可看到此类现象。

其二，一些冲突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许多长期以来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一直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以致冲突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采取极端手段来打击强势一方及其支持者，这是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就是这样的根源性问题之一。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针对以色列乃至美国的自杀性攻击和其他恐怖袭击恐怕一直不会停止。

其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进行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强力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使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大大加剧，也使伊斯兰文明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冲突、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等更趋激化，以至今天的伊拉克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肥沃土壤。

其四，贫富差距和南北鸿沟的扩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国家和社会集团越来越富有，有些国家和社会群体则越来越贫穷，于是出现了“弱势地区”、“弱势国家”、“弱势群体”。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往往产生于绝望的弱势群体之中，而无政府主义又极易走向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如前所述，如果差距的扩大源于不公正，特别是差距的扩大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体之间，则为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主义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三、传媒的作用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异演变为恶性冲突，最佳途径就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和合作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异演变为恶性冲突，最佳途径就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和合作。在这一点上，许多人士已经达成了共识。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理解、尊重和合作方面，传媒尤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新闻和言论自由是应该得到尊重的，但这不等于可以随意取笑、侮辱别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这样做实质上是以自身的自由来损害别人的自由。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种文明和宗教均凝聚着其创造者的历史认知、现实感受、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媒体应该高度尊重各种文明和宗教信仰，不要刻意超越其敏感的“红线”。

其次，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往往是无知和偏见造成的，因此，传媒应当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而不是助长无知和煽动偏见。在前段时间发生的漫画事件中，奥地利媒体就没有刊登类似的漫画，因为他们的媒体负责人注意学习和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习俗和知识。由此可见，做好增进文明间相互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极为重要。

再次，政治歧见、经济竞争和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和交流进行沟通，以克服偏见和误解，超越障碍和隔阂。但目前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是一方利用传媒把另一方“妖魔化”，这会使双方的碰撞转化为恶性的冲突，甚至走向极端。在目前的形势下，西方的传媒不应将伊斯兰妖魔化，伊斯兰世界的传媒也不应将西方妖魔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迅速兴起并风靡全球的网络媒体具有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传播功能，正以神奇的力量把人类带入崭新的网络时代。网络的日益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正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会在助长极端思潮方面起极不负责的负面作用，同时又能在促进文明对话中发挥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要特别注意发挥网络传媒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减少其负面效应。

第五，有一件事是政府当局和负责任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做的，那就是：在民众中采取预防性措施，进行相应解释工作，以抵制错误引导社会舆论的企图和行为。2005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通过的《元首宣言》首次提出要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还强调“在大众传媒领域建立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的有效机制”。这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四、教育和青年

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尊重、了解、研究少数和弱势民族、宗教的文化遗产

关于教育在促进跨文化、跨宗教的文明交流方面的作用，我想做几点评论，这也与我们关于青年的讨论有一定联系。

1、我认为不同文明之间要加强相互了解。非伊斯兰世界要加强对伊斯兰文明的了解，伊斯兰世界也要加深对非伊斯兰文明的了解，这就必须通过教育，特别需要不带偏见、反映事实而又深入浅出的教材。有些年轻人一谈起伊斯兰就会想到本·拉登和自杀性爆炸，这一方面是受到不正确的宣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缺乏介绍真正的伊斯兰精神的著述和教材。实际上，《可兰经》中许多关于宽容、和谐、反对极端的论述是非伊斯兰世界的人们所不了解的。我希望，我们的伊斯兰同行能提供一些对非伊斯兰读者通俗易懂的著作和教材，这对我们极有益处。我们文明联盟在这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在进行文明教育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尊重、了解、研究少数和弱势民族、宗教的文化遗产，因为与主体和强势民族、宗教相比，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往往受到忽视，有时还被作为“异端”受到打击和“清洗”。我们没有忘记塔利班当局摧毁巴米扬大佛的愚蠢之举，最近又发生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中世纪亚美尼亚人墓地遭破坏的严重事件。这些都表明，有些地区的宗教建筑和文化遗产正受到严重威胁。如不重视这个问题，人类文化宝库中的这些瑰宝可能消失。

3、音乐、体育、美术、戏剧、电影等都是教育的不同形式。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同台演唱的时候，当美国运动员和伊朗运动员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跨越文化和政治障碍的对话和交流。与课堂讲课相比，有时普通民众更易接受这些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即将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还有奥运会、世博会等，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参加，正是我们组织文明对话教育、宣传活动的极好机会。可以抓住这些机会，通过举办文明对话论坛、文化艺术周等丰富多彩的形式，鼓励世界各国人民开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4、在通过教育促进文化交流方面，我们特别要重视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各种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未来和希望，也最具可塑性，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的文化和文明。为此，应积极组织跨国、跨文化的青少年文明对话学校、论坛、培训班等。我们要促进各国间互派更多留学生，特别要鼓励年轻人去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学习和访问，以增进各种文明之间的双向交流。目前去西方学习的伊斯兰国家年轻人比较多，而其他文明背景的青少年则较少到伊斯兰国家去访问学习。应设法改变这种状况。

5、要给予研究文化和促进文明对话的学者们更多的支持。总体来看，现在研究文明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学者人数正在减少，他们的研究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经费不足。他们的工作十分艰苦，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收入却很少，至少比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少得多。因此，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经费支持，并帮助他们组织更多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为此，可以设立基金或基金会，寻求政府和企业界的支持。

五、移民问题

国际移民运动在促进文化、人才和劳动力交流的同时，也会带来文化的碰撞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无疑，这样一种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这有利于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和交融。其次，在促进移民输出国和接受国之间的交往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第三，推动全球范围内人才和劳动力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合理的流动。目前，仅欧盟国家的移民就高达2000万，其中德国、法国、荷兰的外国移民分别占其总人口的8%、8%和17%。据欧盟研究报告估计，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欧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到2025年，欧盟需新增加2100万劳动力，其中绝大部分要靠外来移民补充。在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新老移民做出的巨大贡献更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国际移民运动在促进文化、人才和劳动力交流的同时，也会带来文化的碰撞。与信息、商品、资本等的跨境流动不同，每个移民身上都必然带有来自母国的文化烙印，积淀着与生俱来的经验和记忆，所以他们的迁移必然会引起不同文化的碰撞。由于南北发展的不平衡，目前通常是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大量涌进富裕国家。贫穷的移民在富裕的发达国家里不能受到平等的接纳，往往没有能够表达自己文化和宗教认同的社会空间，因此长期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国际上非法移民问题、难民问题和跨国犯罪问题的日益突出，也对合法的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近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与移民问题有关的动乱与冲突日益增多，如在法国发生的城郊骚乱和反对《首次雇佣法》的大规模示威，在美国发生的反对关于非法移民的相关法律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等等。这些事态的发展显示，长期把移民排斥在公民社会之外，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移民中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安全的要求，已反映到了政治领域之中，成为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虽然国际间已就种族平等问题达成共识，但传统的种族偏见和以敌视外来移民为主要特征的新种族主义，仍然在今天有所发展。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带有异族姓名和贫困社区地址的求职简历在法国往往不经审阅就被丢进垃圾箱里，表明这种新种族歧视是多么严重。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种族歧视只会使各民族之间的隔阂更加深化，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往更加减少，而且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最终不利于整个人类的和平发展。面临这样的形势，如何通过推动文化多元化来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使外来移民与本地公民平等而和谐地共处，已成为文明对话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③ 《超越文明》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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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超越文明
作者：无所不能的涛
资料篇 洛克人ZERO（基本上是凑字数）
更新时间2009-7-1 19:51:03 字数：9784
接X系列，途中有一段历史：ZERO沉睡后X借玛萨精灵力量结束Irregular战争，精灵收到诅咒，ZERO身体被盗改装成OMEGA，拜鲁发动妖精战争，X等人制造ZERO复制身体载入其真正灵魂，两位英雄共同结束妖精战争后拜鲁和OMEGA被放逐出宇宙，X用身体封印黑暗精灵（即被诅咒的精灵），ZERO再次封印自己——沉睡100年。
100年后，人类少女雪儿制造COPY－X希望维护世界却适得其反，大量思考型机器人被处刑（用他们的话就是害怕会再有像X系列的叛变发生，其实他们不都是思考型机器人……）Neo?Arcadia人类守护都市建立（也是COPY－X的总部所在），雪儿同情思考型机器人与他们一起居住，可是也避不过Neo?Arcadia的袭击……雪儿想起另一位被封印的传说中的英雄（ZERO），在反叛军的陪伴下（反叛军，指反对Neo?Arcadia的思考型机器人，在故事里其实是正派的，都是被杀害的机器人）闯入ZERO被封印的遗迹（ZERO1开头画面），并唤醒了传说中的ZERO，但他却失去了所有记忆，不过他从雪儿的眼中看出了他们的绝望，一次又一次帮助他们……X的身体虽然被封印了，但他的灵魂还在，而且以电子精灵的形态出现时常帮助ZERO他们……直到Z2司令官毁灭了X真正的身体……释放了黑暗精灵因为释放了黑暗精灵，所以Z3拜鲁带着他的OMEGA回来了，还复活了COPY－X（眼睛是蓝色的？WHY？），Z3中ZERO终……

④ 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灭亡

我来试着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华夏文化得以传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有 “人”继承！再具体点，就是心！人心！各个民族，各朝各代的人心！文化是跟着人走的，有人的地方才有文化！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古文字都失传了，刻在石碑殿宇之上也没用！再强大的文明，也有被打败的时候，人可以杀，但是心杀不死！但是心会变！人心变了，文化就真正的断绝了！这才是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在文化上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是中西方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是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物理物质加工利用为主要的世界观！西方文化发源于尼罗河，每年泛滥都冲毁领地边界田地界限，于是发展起来了几何丈量的方法解决纠纷，大家都发自内心的愿意遵守，不想打仗就只有如此！国王甚至悬赏征求航海定位的方法，直到现今，都是科学有效的方法在使用！这种法治的传统保护了个体的生存，促进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改造！中国的文化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得益于我们有一个封闭的国家生态，没有文化的大侵占！粮食够吃很早就分化出来了脑力工作者，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诸子百家圣贤学者有人穷其一生，甚至几代人来解决重大工程，因此在意识形态也一定非常发达！这种家族，氏族化的分工合作保护了群体的生存发展，进而系统化制度化的形成了孝道国家秩序，形成了天下大义，个人有牺牲精神的文化！这跟西方个人要幸福不能白活一生是理解不了的根本原因！日本也是集体主义文化！毛主席为我们选择的共产主义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就是如此！群体当然比个体强大，这是我们文化的优势！所以哪怕是日本打进来了，依然是我华夏文化的碰撞！第二，中国人人心不会被征服，除了文化上同源，异域没有打进来是一个原因，蒙古，满族人虽然是西方的游牧文明，但是他们在文化上是接受集体主义文化的，因为他们都用筷子，饮食文化是解决温饱再有谈精神的自然规律！筷子是大禹发明的，当时为了提高治水效率，用手抓着吃太烫了，用两个木棍吃饭就随着大禹流传开了，夏亡国后逃到北方，几乎可以说但是用筷子的都是华夏文化！第三，中国重视对女性的管理有关，男人死了很多也没关系，女人抚养的孩子保证了后代依然是华夏文化，横向看穆斯林就是个极端，贫穷也能延续，波斯王朝甚至消灭了另三个文明！再看非洲女佣有了公主梦以后生下的也是黑奴！从这个方面总结，消灭文化靠的是改变女性的文化！靠的就是个人享受的物质主义！所以基本上只有男黑奴！黑女佣是高一等的！西方在这方面做的很全面！假装提高女性地位，让东方人真以为如此，首先是日本，现在世界上铺天盖地的物质主义已经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大发展！实际上西方女性地位很高吗？只是礼节上的好吗！他们是用枪作为最后权利的，终究还是男人体力优势！保护的仍然是个人自由的世界观文化形态！！！

⑤ 眼界是什么

眼界，指目力所及的范围。引申指见识的广度。 眼界广者其成就必大，眼界狭者其作为必小。语出唐 王维 《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 意思是说，眼界广的人他的成就就大，眼界小的，他的作为也就小。
引证举例：
（1）唐 王维 《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诗：“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
（2）宋 汪莘 《乳燕飞·感秋采楚词赋此》词：“云中眼界穷高厚，览山川， 冀州 还在， 陶唐 何有！”
（3）元 武汉臣 《生金阁》第一折：“来到这郊野外，是好眼界也呵。”
（4）《儒林外史》第十六回：“乡下眼界浅，见 匡超人 取了案首，县里老爷又传进去见过，也就在庄上，大家约着送过贺分到他家来。”
（5）巴金 《春》一：“每一个变化都在她的心上刻划了一条不可磨灭的痕迹，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

人的一生，能够走多远，除了跟他的性格，心态有关，还跟他的眼界有关系。
目光短浅的人，是无法成就大事的。他看到的只是眼前，却无法看到未来，所以，他的路也只能走那么一小截。

我们所熟知的“拔苗助长”的故事，主人公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为了尽快吃到粮食，他把刚刚插下去的秧苗往上拔了拔，认为那样就是长起来了。这其实是一个很愚笨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眼界不行的人。

一个只顾着眼前的人，是很难把自己的人生路走得更长的。因为他没有想到后果，没有衡量得失，只顾眼前的利益，怎么能够获得成功呢？

⑥ 谁知道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许纪霖 原创| 2013-02-22 10:32 | 投票编辑推荐标签： 中国 文明的崛起 文明国家 文化多元主义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崛起后的中国还缺少什么，她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我们需要的只是冷静的反思。 文明的崛起，还是富强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 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所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炼，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是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与迷信物质力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现代性内部的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一个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野蛮性，并非自现代性而始，然而，现代性一方面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登峰造极，另一面却是野蛮的空前（未必）绝后。文明提供的技术手段使得暴力和杀人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电影《阿凡达》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的对抗。现代性承认了人性的世俗欲望无限膨胀的正当性，当今世界各种利益政治的斗争，最终乃是人性中的欲望冲突。霍布斯对现代人性的认识虽然冷酷，却是一针见血：贪婪和虚妄。人类的虚妄发展到现代，莫过于此。当各种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学）崩溃之后，各种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充斥人间，并且都以某种貌似崇高的名义施行暴力。现代性的内在野蛮性不是一种外在之物，而是内在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它成为现代乌托邦的内在一部分。暴力不仅施行于人的肉体，而且摧残人的灵魂，前者比较容易察觉，而柔性的强制性力量――通常表现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福科所说的话语权力却无所不在。现代文明的野蛮，说到底，乃是一种心魔。与野蛮的搏斗，是现代文明内部的战斗，是一场人性的自我搏杀。无论历史如何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心魔的斗争，是一场人类永恒的战争。 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三十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如今这个全球化的现代性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现代人为现世享乐主义激励，不相信来世，不恐惧地狱，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见的欲望满足。古代人、中世纪人对自然与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节制。现代人活得太嚣张，肆无忌惮。地球总有一天会毁于人类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偶然失误。古老的玛雅文明曾经预言2012年是世界与人类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后的审判也好，抑或弥赛亚时刻也好，都有一个对现世有所制约的神圣（或恐怖）的终端，让人懂得审慎、畏惧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现代人，特别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奥运会、世博会倒计时，还是个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买车、买房、晋升的幸福倒计时，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时刻”，一旦来临，即陷入虚无。人们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无限循环，生死轮回，永无尽头。这，难道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 现代性靠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着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产机制之上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产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做出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缪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态度。 “好的”与“我们的”：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去年在英美出版的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以文明霸主的姿态统治全世界。他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共同体，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像民族国家，但骨子里是文明国家”。雅克这一前设性的理据在历史与现实层面能够证成吗？传统中国诚然是一个以儒家文明为认同核心的中华帝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然而，晚清之后历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轴心目标是打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中华帝国的倾覆，儒家文明也随之崩盘，处于一波又一波的解体之中。文明国家以独特的文化认同为基础，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以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主权认同为前提。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明解体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赖以存在的价值符号与文化独特性变得暧昧不清，何为中国、何为“中华文明”，这些最基本的自我认同至今如同在庐山云雾之中。当代中国人不得不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概念，通过对国家主权的不断重申以及对国际关系中“他者”的政治性区隔，而获得国家与国民的自明性。雅克的命题或许倒过来说更为恰当：当代中国表面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国家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重建，是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恢复文明国家的风采？对于一般国家而言，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使命只是实现民族国家的建构。但中国不一样，作为曾经的轴心文明，一旦进入世界舞台，注定要扮演大国的角色。在国际政治之中，经济实力当然很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佩里·安德森在讨论全球历史中的霸权演变时，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权力：支配权与霸权。支配权（domination）是一种通过强力（force）的权力，而霸权（hegemony），则是一种通过合意（consent）的权力。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霸权的核心在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力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权力体系。霸权的真正内涵在于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所谓的话语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一个国家假如只有经济实力，只是一个GDP大国，它可以拥有支配权，但未必有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道德权威。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近代全球的霸业史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最早利用航海术进行全球探险与殖民扩张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不能成为稳定的世界霸主，个中原因乃是它们徒有扩张实力，而缺乏典范性的现代文明，最终难免被取代。英国在19世纪称霸全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日不落帝国除了工业革命提供的强大经济力，最重要的乃拥有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元素：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一整套社会经济政治建制。到20世纪美国替代英国称霸世界，也是同样如此：领先全球的高科技、高等教育以及典范性的美国价值。这些文明典范伴随着帝国的全球扩张，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民族国家是个别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国家是普世的，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力（军事力、金融力或经济力）领导世界，在实力背后还要有普世性的文明。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文化是特殊的，可以仅仅适合某个特定民族、国家或地域的情形，而文明一定是超越个别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具有适合全人类的普世性价值，从轴心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世界各种宗教与哲学，无不具有这种普世特征。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中国的主权，不容别人来说三道四”这类惯常语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当代中国的一些国家主义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只是一门心思考虑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而且对“他者”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是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如何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在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上，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普世价值论”，认为中国的未来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现代化道路。另一种是国家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原教旨自由主义视西方为文明的普世模式，这种黑格尔式的文明发展一元论将导致科耶夫所批评的并非美妙的“同质化的普遍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将被这种同质化的一元文明所彻底摧毁。普世文明的确存在，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确区分了两种对普世文明的阐释：一种是在意识形态冷战或者二元式的“传统与现代”分析框架之中，将普世文明解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种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实体和文化共同体共同认可的某些公共价值以及相互共享与重叠的那部分社会文化建制。1990年代中期之前，当思想界还沉睡在冷战思维和现代化模式之中时，西方中心主义的确主宰过中国人天真的心灵。近十年来，随着“反思的现代性”思维崛起，普世文明的内涵发生了内在的转变。西方与东方一样，只是众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种，所谓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种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类得以和平共处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价值。普世文明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静态要素，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内涵也处于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之中。普世文明既是动态的、历史的，又并非边界模糊、可任意解释与发挥。当上帝和天命等各种超越世界解体之后，普世文明便拥有了深刻的启蒙印记，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须的自由平等的扞卫。这些已经被写入联合国一系列基本公约、并为大多数国家所签订认可的，已经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 这种意义上的普世文明，是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普世文明，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主义者所坚持的文化相对主义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文化多元主义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并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比如自由、平等、博爱、公正、和谐等，在当代社会便成为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价值。只是在这些价值之间何为优先，什么最重要，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选择。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就不同了，它顽固地坚持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独特的价值标准，文化之间不存在可以共享的文明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好的”价值。文化多元主义可以与普世文明并存，但文化相对主义只能导致封闭的、狭隘的“中国特殊论”。中国文化的确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样，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伟大的轴心文明，特殊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普遍性，蕴涵着可以与人类其他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确，却将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中国之福音也。 富强背后的国家理性
当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坚持“中国特殊论”，拒绝在文明价值上与其他文明相互比较和参照，而试图走中国式的另类现代性道路的时候，他们所谓现代性的公共标准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所谓的国家富强：各个国家的现代性在文明价值上各行其事，只有在可衡量的国家实力上现代性才具有了某种量化的可比较性：谁有实力，谁能武力称霸，谁的现代化就最成功。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主义是一种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屏障。 是国家的富强重要，还是文明的建设更重要？这个问题，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杨度、孙中山，一直到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有非常激烈的争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两种理性的冲撞。在欧洲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之中，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启蒙理性和国家理性，启蒙理性的道德价值落实在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而国家理性按照梅尼克的分析，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个体，它像人一样具有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理由，为了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国家理性预设了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近代的国家主权因为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德性伦理和中世纪的上帝意志，在英法最初所凭借的是启蒙理性的自然法传统，到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狂潮兴起，普世的自然法传统被判为虚妄，国家理性之上不再有任何普遍性的道德伦理羁绊，权势成为其唯一的目的，国家成为超道德的利维坦。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不再是超越的宗教或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所谓的国家与国民的同一性。国家挣脱了来自超越世界的普世性规则，它成为它自身，其正当性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授权或者是君主制的代表（公共利益），或者是民主制的周期性的选举授权。国家自身有其存在、发展的理由，其理由便是公共福祉。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如同恶魔一样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 梅尼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注意到，霍布斯的国家具有自我解体的可能性，其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产生一种将自利的、分散的个人凝聚起来的社会纽带。某种更高的道德与思想价值必须添加到国家理性之中，于是德国的黑格尔主义，以历史主义目的论的论证，赋予国家以最高的善。 欧洲有两种国家理论：第一，从斯多葛学派到基督教的自然法体系，塑造了理性主义的国家，在17世纪，自然法的价值不再来自于自然与天国，开始从人的自然权利解释国家存在的理由。第二，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的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本身是一个集体人格，并非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有其自身的存在理由。理性主义的国家与现实主义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霍布斯是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功利主义的。到卢梭那里，其公共意志的思想让国家获得现代的神学政治形式，而试图将二者最后调和起来的，是黑格尔。英国的功利主义政治来到德国，演化为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学政治。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需要在历史中逐步展现，它需要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权势作为主宰人类生活的载体。但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世界精神只是国家权势的道德表述。国家理性获得了一种伟大的道德尊严。这种自我道德正当化的国家理性，比较起霍布斯世俗主义的国家理性，具有更大的破坏性，这也是德国可以从国民国家一体化的国家主义走向民粹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可以不必魔化，但法西斯主义一定需要国家的自我魔化。 纠缠梅尼克一生的问题便是国家理性中的道德与权势之争。近代德国的一部思想史，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走向价值虚无的国家主义，最后生出法西斯主义的怪物，晚年的他撰写《德国的浩劫》，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国家理性内部的权势扩张。作为一个历史主义的大家，他没有回到普世的启蒙理性，而是从18世纪德国早期现代性中的古典人文主义（康德、歌德、席勒与赫尔德）那里寻求德意志民族独特的道德价值， 用今天的说法，如何为国家建构奠定一个文明基础？ 从欧洲近代思想、特别是德意志精神的演化史反观当下，我们会发现当下中国与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具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富强崛起之后向何处去？现代德国的悲剧性历史留给人类的重大教训，乃是提醒我们：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国家理性与启蒙理性各有其内在价值，并非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然而，要警惕的是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理性？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具有自我扩张性的国家理性，还是审慎的、有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的正当性何在？是虚幻的国家/国民同一性，或者是施米特式的代表性民主威权，还是自由宪政体制所形成的国家意志？国家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中国特色的，但在中国文明之中，有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也有法家的穷兵黩武传统，你的国家理性与谁调情，虽然打的都是“中国特色”牌，结局大不一样。 任何一种理性或主义，本身具有内在的多歧性。真正的历史罪孽是一种化学反应，单个主义很难说好坏，就看与谁联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甘阳提出要“通三统”，这个提法本身不错，问题在于过于笼统，“三统”中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西方的现代性传统，都是内涵非常复杂、具有丰富两歧性的传统，就看如何个“通法”。现代的国家理性，究竟是与现代的启蒙价值、儒家的人文传统相结合，还是与毛泽东的集权体制或者法家的富国强兵同流合污？与其笼统地谈“通三统”，不如深入一个层面，仔细地梳理“三统”之中不同的历史遗产，各家各派拿出不同的组合方案，为中国文明的重建展开一场思想的大论战。 如何从富强的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国家？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应该拿出一份文明的答卷。

⑦ 心理学和文化背景有什么关系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进一步加工整理完成的。这是迄今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文化心理学”的学术专著：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而且对于人们较为全面地了解和开展文化心理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本书从多视域、多维度对文化心理学进行了探讨，基本展示了文化心理学的完整面貌。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学取向，它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这对于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特别是它以文化为中心，强调文化的作用，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极具启发与指导意义。文化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最新研究领域之一，它是研究心理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的学科，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文化和心理之间的相互整合的机制。 [1]
文化心理学是研究文化传统与社会活动的调整、表达、传递以及渗透与影响人类心理生活方式的学科，它涉及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人、心理和文化、个人与生活环境等诸多领域的内容。
文化心理学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人类的生活受制于自身所生活的社会文化情境；文化本身又是人类创造性活 动的结果。

⑧ 宇宙真的存在边界吗爱因斯坦和霍金都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知道，现在的科学界认为宇宙是来源于起点大爆炸，然后宇宙以超光速在向外膨胀扩张，不断演化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宇宙，直到现在宇宙还在没有停上膨胀，也就是说宇宙的边界一直在离我们远去，我们现在要观测到的一些天体，未来也许就会在更远的地方才能能观测到。

至于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科学家界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宇宙是存在边界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宇宙的边缘空间是扭曲的，我们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到达，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哪种，相信没有人可以说得不表。但大部分的科学家还是认同第一种观点，认为宇宙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是真实的具象的存在，既然是真实的存在，那必然是会有边界的。

人类之所以现在还无法探测到宇宙边界的存在，主要还是人类现在的科技还是落后，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无法走出去，离真正的星际文明还差得很远。而阻碍人类探索宇宙边界的主要因素就是速度，速度限制了人类的宇宙探索，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物体的速度可以无限接近光速，但不可能达到或超越。

如果物体的速度连光速都无法达到，更不要说超越了，而想要探索到宇宙的边界，没有超光速的飞行是不行的， 宇宙的膨胀速度都是超越光速的，如果我们宇宙飞船的速度超越不了光速，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宇宙的边界在哪里，更不可能真正到达宇宙的边界去了解整个宇宙的真相。

⑨ 自然界中人类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人存在的终极意义的价值赋予主体不再是人本身。它是超越一切的存在.超越人类自身，人的存在只是在于支撑另一个存在的存在，但人类的存在绝不是影响这个存在的唯一和主要因素。这个存在支配了一切，它就是那个潜在的无形神秘规律或法则。这个存在具有永恒的意义，它不会因人类的灭亡而消失，同时，它不需要人类的努力亦可安然横亘于宇宙间。人存在于一个三维的夹缝空间里，人类的存在不具永恒的意义，相反，构成人类存在的夹缝空间的那个异度世界才是永恒的。也许那里没有生命的具象，但因为不生，也就不灭，所以永恒。

存在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那个赋予人类存在意义的存在不是以人类智慧能探考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人类存在终极意义的确定。相对那超越一切和主宰一切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及其活动对它的影响是微小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影响，它和人类只是相关性地共存。这样看来，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就是无意义。

⑩ 自然界为什么如此残酷血腥

那是因为你把小动物们看得太美好了
不菲妨换个角度来看，每一个动物，只是一个能量的存在形式
地球上所有能量都来自太阳
所有的生物活动都和这个能量有关
没有太阳，也就没有地球上的一切
小白兔叫灰灰给吃了，好残酷，但小白兔还不是吃了好多才刚看到世界的嫩小草
而事实上，这三者无论吃与被吃，都只是太阳能量的一种传递形式
而你呢，就被这种形式时必须的痛苦所困扰
为什么会有痛苦的感觉呢，
现在活着的动物都会感觉到痛苦
正是因为痛苦的感觉，才使这个物种能避开产生痛苦的地方（也就是危险）存活并延续下来
那些没有知觉的物种就因为不会避开危险已被吃光光，当然没能延续到现在让我们看到
所以痛苦对个体而言是不幸的，但对整体却是很好的
而人能够察觉这种感情，因此他知道什么事情对别人是痛苦的，就不会去做这些令人痛苦的事，具有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最终上升为一种美德并成为主流，在这种主流环境下，我们会对暴力和血腥产生排斥
也算一种厌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们远离暴力，崇尚和平

相对上面提的自然选择，这可算是社会选择
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可离不开这种厌恶的心理
所以，楼主没错，相反，要是你对这种很麻木，倒是令人担心，据说希特勒小时候就喜欢把活猫放进烤箱烧死的
如果觉得不适，就不要经常看，
不然我们的干么要禁止暴力血腥画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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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一定是A追B逃，为什么不能换成B来追呢
在最早的时候，A和b 的祖先都是单细胞生物，那时他们是公平的，势均力敌地干一场，A是得胜者！生物正是因为进化而筛选出了强和弱
2为什么在传递过程中会有那么多痛苦呢
痛苦是进化的结果，在最早的时候，是有不会感觉痛苦的生物存在，或者说最早所有的生物都不会感觉痛苦（其实就是应激性，是生物区别于非生物六个最基本特征之一）
但由于基因突变，种群里一两个能够感觉痛苦并能避开危险的个体躲过劫难并存活繁衍了下来，千百万年后，这个物种就只这批繁衍下来的分支，而它们都能感觉痛苦
3没有痛苦、只有愉悦，没有弱肉强食，只有最优化的资源配置。
不懂得什么是苦就不会理解什么是幸福！！！
为什么只有在失去之后才会珍惜，才会觉得珍贵，正所谓身在福中不知福，正是因为痛苦才使人珍惜并理解幸福，痛苦和幸福相互牵制相辅相成，就好像磁铁的南北极谁也不会少，没有痛苦的感情也不会懂得幸福，那是一个麻木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不被吃掉，活再长也不会有生的快乐，留在地球上何用？
生命在于运动，正是因为弱肉强食相互追逐才使这个世界缤纷多彩，花儿为了能让蜜蜂发现自己，必须比其它花儿更艳丽更纷芳，在这种角逐中，各个物种都在进步。而只有进步才会导致“最优化的资源配置”目的的产生！这本来就是进化的一个方向，比如我们看电视剧，都有破镜重圆悲欢离合，如果没有前面破和悲，仅看大结局的圆和合，会精彩好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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