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听书智慧管理与西方企业

❶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差异有哪些

西方管理思想注重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定量分析、契约约束等；日本管理思想注重企业文化、团队精神、亲情关怀、5S管理等。
我国不论在理性科学还是企业文化与美日管理都有不小的差距。

❷ 能说清楚中国式企业管理和西方企业管理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吗

中国的管理多以人性化管理为主，而且存在很多的任亲为用，这对于管理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中国企业的管理，很多时候都是一言堂，拉帮结派现象很普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更是在一切大的企业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国企、事业单位）。而西方的企业，更多的时候是用机制来管理，有情的领导，绝情的制度，是最能体现国外的管理。不过这在一些现代80后企业家成立的企业里还是相对减少了，他们懂得革新、改革，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最明显的就是从2000年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培训咨询机构，我也相信不久的中国企业也能做到国外企业的管理高度。综上所述，个人觉得中国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以人管人，一个是以机制管人

❸ 中国管理者和西方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异同

纵观中西方的成功企业，其管理都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即使是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也是异曲同工地应用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在谈到“企业管理理念是什么”时说：“我的管理理念是把流畅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与西方理性的科学管理相结合”。前通用CEO杰克韦尔奇说过：“你简直无法想象让人们变得简单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们恐惧简单，唯恐一旦自己变得简单就会被人说头脑简单。而现实中事实正相反，那些思路清楚、坚忍不拔、有能力有成就的人们正是最简单的人！”他这一理念的源泉是来源于孔子“大道至简”的哲学思想。
就在国外的管理者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管理智慧时，我们的企业家却对自己的文化瑰宝视而不见，其实只是缺乏自信和盲目崇洋媚外。在西方管理理念盛行的当下社会，如何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把中国优秀的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哲学思维模式加入到企业管理中，在现代化的管理体系中运用传统文化的领导谋略，达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式管理模式，成为新世纪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咨询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大道行简，看似复杂的管理过程，如果我们掌握了管理的本质，其实管理的就会变得很简单，而中国传统智慧是开启管理实质的钥匙。
以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为核心的中国化管理的理论实践和探索为中国管理理论能够在世界管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了可能性，我们应该在这条路上大胆实践下去，并总结出相关的理论体系，这恐怕是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最崇高的使命和责任。

❹ 思考题:为什么管理的智慧与管理的思想发源于(东方)中国但管理的科学与管理的来自西方

无数个哲学，人都确信东方，比如我们中国生存主要靠的是智慧而西方人。他们主要认为生活是靠科学。

❺ 哪些国学智慧与企业管理有启发

中国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璀璨而深邃对世界文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与企业息息相关的有易经、儒家、道家、兵家等。
1）静观古中，凡善为贾者，其识必广；凡善取利者，其智亦高！商以智为本，而智以人为枢，国学智慧博大精深，当代企业家学习现代管理理念和借鉴西方论经营理论的同时，更要融合和领悟东方传统哲学智慧的伟大力量！
2）注入儒家精神的企业，其企业精神必定会有和谐、忠诚、仁爱、礼让，企业的每一个员工之于企业，必定会有强烈的家庭归属感。注重儒家精神的培育的新加坡企业，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紧随美国名列前茅，展示了国学之于企业的无限价值。
3）财富传承的要诀与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颇为契合。成功世代传承的家族，都十分注重无形财富的传承。家族传承最主要的是将无形资产传给下一代，而非仅是物质财富。如果只注重物质财富，会越分越少，迅速消散；反之，无形财富越分越多，物质财富也随之越聚越多。大成国学院研究此谓“谋道者食在其中,谋实者食不可继之也”。
在追答几句吧：
《易经》首先作为占卜之书，中国文化中的巫术基因，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理论基础，理解“天人合一”、“三才之道”、“生生之谓易”、“变动不居”、“唯变所适”思想理解周易智慧中万物蕴涵的道以及道的变化规律。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集而成，是记载孔子言行的重要儒家经典。书中既有对社会、人生美好蓝图的描绘，又有人性与政治，道德、文化碰撞而出的智慧火花，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启发。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黄帝内经》是中华传统医药的圣经，更是生命哲学。其主要内容：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运气学说。通过学习，能引导我们顺应自然的力量，帮助我们认知生命、尊重生命、静思生命，于细微处领略世间的玄妙智慧。
《道德经》蕴含着自然、无为的管理智慧以及立命养心哲学，通过系统学习，领会老子的无为而治，体悟道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在忙碌、喧哗的世界中体验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境界。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有价值的古典军事理论名著，蕴含着丰富的东方智慧，至今仍是全球军校的必读教材。兵法谋略与经营谋略同出一辙。在当代有广泛的适用性。社会各领域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智慧的竞争，有胜人一筹的谋略，才能稳操胜券。
《韩非子》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其著作《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子的“法”思想为我们提供企业制度建设道；“术”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制度执行之道；“势”思想，对我们形成卓越的领导风格提供了借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❻ 东方的管理模式和西方的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个“东方”也仅限于中国，主要不同就是国家过于控制企业管理了，不像西方企业那么自由开放，其实是很不好的；不过我国也在努力转变政府职能，温总理说了：只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❼ 东方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思想哪种更适合我国企业的管理

小企业就无所谓啦，但大企业都是参考西方的，现代的管理思想本来就都是西方的。

❽ 试论西方管理科学与东方管理哲学的关系

西方管理科学与东方管理哲学的关系

在世界性的管理运动中，我们会看到像中国式管理这样的类似的运动，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欧洲式管理等等，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以自己的思想为核心的一种管理的模式，任何国家的管理都不可能完全忽视自身的文化来形成自己的管理体系。

不管是那种管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哲学式管理中所强调的管理哲学，正是这样的管理哲学，才有了管理思想的发展和管理体系的形成，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我在哲学式管理中所强调的几个大的原则：1，企业家哲学=企业文化；2，管理模式=理念+方法；3，管理标准化=管理模式化。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实质上是基于中国式管理的一个最初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一种文化的思想是发展任何管理的最初的基因。

所以，中国式管理的价值点是：找到了任何管理思想的最初的那颗种子，那就是人或者组织的文化基因，我们现在称为组织哲学的那种东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进一步的哲学式管理的发展。

这样的几种关系。它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来说明：

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在世界的管理长河中，会出现类似和中国式管理的很多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但这样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管理在发展中就会形成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管理哲学思想，这样的哲学思想往往具有一定的一般性的管理规则，在这样的管理规则被发现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建立在这样的管理哲学之上的哲学式管理的系统边界。

哲学式管理是个基于系统的哲学之上的管理理论，在我们的理解中，我把它总结为“1+2+3+15”的系统工程。其中“1”是指人的哲学思想，“2”是指中庸主义和效率主义，三是指上面所讲的三条大的管理原理，“15”是指15种最重要的管理思维工具，我深信，只要人的思维发展了，素质提高了，管理的水平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现在中国管理界对中国式管理的讨论可以说是个大焦点，自从这个话题慢慢的做热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件很好的事情，事情的本身就说明了管理的一个最为本质的一个事情：管理最重要的是进行系统的理性的反思，思辩的价值是提高人们对管理问题的一个系统和客观的看法，而对于管理的最终的本质认识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但思辩不是盲目的自恋和肤浅的自我发泄式的狂欢！不幸的是，目前对“中国式的管理”的肤浅崇拜就有这种色彩。

{本文参考了《智囊》杂志有关中国式管理的专题和罗建法、吴洪刚等有关反思中国式管理的相关文章和观点，在此一并致谢。}

模式化。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实质上是基于中国式管理的一个最初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一种文化的思想是发展任何管理的最初的基因。

所以，中国式管理的价值点是：找到了任何管理思想的最初的那颗种子，那就是人或者组织的文化基因，我们现在称为组织哲学的那种东西。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进一步的哲学式管理的发展。

这样的几种关系。它可以用下面的图示来说明：

从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到，在世界的管理长河中，会出现类似和中国式管理的很多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但这样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管理在发展中就会形成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管理哲学思想，这样的哲学思想往往具有一定的一般性的管理规则，在这样的管理规则被发现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建立在这样的管理哲学之上的哲学式管理的系统边界。

哲学式管理是个基于系统的哲学之上的管理理论，在我们的理解中，我把它总结为“1+2+3+15”的系统工程。其中“1”是指人的哲学思想，“2”是指中庸主义和效率主义，三是指上面所讲的三条大的管理原理，“15”是指15种最重要的管理思维工具，我深信，只要人的思维发展了，素质提高了，管理的水平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现在中国管理界对中国式管理的讨论可以说是个大焦点，自从这个话题慢慢的做热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件很好的事情，事情的本身就说明了管理的一个最为本质的一个事情：管理最重要的是进行系统的理性的反思，思辩的价值是提高人们对管理问题的一个系统和客观的看法，而对于管理的最终的本质认识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但思辩不是盲目的自恋和肤浅的自我发泄式的狂欢！不幸的是，目前对“中国式的管理”的肤浅崇拜就有这种色彩。

❾ 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跨文化管理亦日益成为中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探究导致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原因，有利于人们深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特征，从而更好地迎接世界性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性张扬；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等等。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种种差异，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的历史传统，应当说是其管理差异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
企业管理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源于文化基础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基础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季羡林语。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
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它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充塞宇宙，推优惟愧，视之不可见，搏之不可得。然而它的作用却是实在的，与天地万物相融合。同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元气论不同，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如果说西方思维容易导致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那么东方思维则是“见林不见木”。也就是说，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得比较具体，有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t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再拿医学来说，中医治病是望、闻、问、切，全面考虑，一付汤药，多方照顾。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东西方都讲辩证法，东方的老子和西方的赫拉克利特都是辩证法的大家，但东西方的辩证思维又是有所不同的。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和谐，对立双方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亦讲“叩其两端”，讲和谐与统一的“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虽然东西方古代都有辩证思维，但其思维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东方重合，西方重分。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的认识上。东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相分”。
在东方漫长的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天人合一”的观念源于原始氏族时代，成熟于先秦。它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一致、和睦、协调的关系。此后，汉代的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讲“人副天数”。建立起了“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图式，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经济活动。如果说汉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建立了制约人们外在行为的规范的话，那么，宋代的“天人合一”则已经浸透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用来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被朱高尊为“宋德之首”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把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及道德伦理规范统统融合在一起，认为从天地万物的“立太极”到善恶五性的“立人极”，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后来的未赢对周的学说极尽发挥之能事，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整体观念成为东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
与东方不同，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传说当时的哲学家泰勒斯因一边走路一边仰头观看星象，不慎跌落井中，引得一位姑娘嘲笑他，只急于知道天上的东西，却忘了自己的存在。只是从智者派领袖普罗泰戈拉起，才出现了以“人事”为主要对象的哲学，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惟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在中世纪，整个世界又被一分为二，出现了“上帝之城”�天国与“世人之城”（人世）的长期对立，人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人性受到神性的压制。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曾告诫人们说：“轻视自己的人，在上帝那里就会受到尊重，你若把自己看得很微小，在上帝眼中，你就是大的。”在这一时期，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
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同各自的历史传统亦紧密相联，而正是不同的历史传统，对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
稍具管理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何一个组织，其功能的真正发挥都有赖于管理。因此，自从有了组织，便也就产生管理。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现代企业，远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重要组织，因此，最早运用管理理论和管理原则来发挥组织功能的并不是企业，而是其他比企业出现得更早的组织，早期组织中形成的管理思想和原则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企业管理。可以说，历史传统是决定企业管理面貌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西方，最早出现的重要组织是政府、教会、和军事机构，西方关于领导、指挥、协调、控制和职能等管理学方面的专业化概念，都是在这些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教会是西方文化和“人与上帝关系”的主要管理者，它垄断了人们的全部精神生活，政府无权过问人们的精神生活。这种政教分离的二元化社会组织传统，对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教会垄断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管理就被看作是与思想信仰无关的活动，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就明确提出了管理与道德互不相干的观点。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与西方不同，传统中国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然而，并未出现西方早期文明中那种重自然与重人事的分野，亦即科学探究与人文追寻的对立。中国早期的哲人们，其思维的翅膀主要在人文王国的天地翱翔，这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缺少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对自然的理性探寻。如果说先秦之际的文化可以不受国家的控制而自由绽放的话，那么，秦朝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之花就开始萎缩和凋零了。秦统一中国后，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而且也直接强化了政治—经济—文化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国社会长达2000年的这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也使得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不单同经济和政治，而且同文化活动与道德伦理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中国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直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强烈的伦理色彩，企业不但是工作的场所，而且也是政治宣传和道德教育的场所。与西方企业中严格的法制、冰冷的理性不同，中国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是无章的人治、温和的人情。因此，“以厂为家”的观念对西方企业是格格不入，而在东方企业看来则是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差异，正是由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传统所致。
总之，文化与管理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正是文化差异，带来了管理基因的特性差异，使不同的文化特质，成为不同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探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进而主动迎接日益到来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❿ 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之所以有西方管理、中国管理之彼此，说明两者的确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及其形成发展不仅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存在的条件。

管理可以是管人、管事，还可以是管物，强调施加影响的一方和被施加影响的一方。而被管理的对象既可以是人，又可以是物，还可以是事。研究者也强调，原本没有事，只有人和物，由于两者在很多情形下无法清晰地区分开(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叠加的部分便为事，所谓“人事”、“物事”、“人物”、“物是人非”。人施加影响于物，便有人和物之交集，这就产生了事。事是人做的，所以对事也即对人；人是做事的，所以做人也需做事；是人，总要做点儿事情。几乎很难找到一个不做事的人，也很难找到件事没有人的身影、影响，即便是自然界的很多奇观，看似自然造物，无人行为或未直接体现人的因素，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和影响。

管理即决策，是管理学界的经典语录。既然管理的主体往往是人施加的，即由人来管理，那么决策一定也多由人来实施，处理人物事三者关系的过程也便是管理的过程，便是管理。这意味着，管理需要人，而决策也需要人。换言之，管理和决策，都需要人，都是人的问题。于是，中西方管理理论的差异，可以上升至中西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差异，即人的差异。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群体群居，有了集体活动，便有了管理与被管理者，且两者依赖于特定的环境。中西方管理的差异在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差异，即在于人的差异，而人的差异又源于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差异，但核心的是文化差异。中国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多与文化结合在一起，二者高度融合，谈文化不一定在说管理，但谈管理通常在说文化。由此便有管理文化，企业文化，本质上讲管理还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逐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管理即决策，不仅强调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性，更凸显出管理和决策本身往往是一个过程、一种状态，是对人财物力进行一种协调配置和相互平衡的过程。在实践中，管理往往面对多种次优方案而择其善者，避多损而取少益。

管理也好，决策也罢，选择也行，都依赖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认知、文化以及所处的环境等内外部因素，必然兼顾文化差异，必然考虑人的因素，从而在管理中必然体现中西方的差异。中国历史上多强调集权，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西方则多强调分权制衡，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难有所难为。与之对应的是，强调集体和强调个体个性。中西方文化存在交流和沟通，所以，在管理上也存在交流、沟通甚至融合。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的交融，必然取长补短，且这种中西的二分局面也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化，西方也在某些情况下强调集中集权、强调集体，而中国也在很多时候，彰显个体、突出个性。但毕竟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漫长的，也可能是可逆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出现一蹴而就、抑或泾渭分明的状况。中国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年，很多企业的管理者有“留洋”背景，尤其在海外有着丰富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历，所以在国内管理企业时，总想按照西方管理的思维来实践，但往往让自己摔得“头破血流”，抑或将企业搞得“乌烟瘴气”(当然，其中绝对不乏成功者)。管理智慧更多地表现为将中西方管理理论融会贯通后执行，而愚者则多强调一种套路、一种风格、我行我素。

最后再回到主题，西方管理不能完全应用于中国的管理，关键在人，在文化，在环境。如果能完全应用，也就没有二者的区别。既然不能完全应用，就表明二者构成内容，实施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主客观差异。管理无国界，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国界；管理是文化，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是文化。既然有国界差异、文化差异、人的差异，那西方管理理论不能完全应用于中国就是理论上存在，实践中成立；反之，中国的管理理论往往也不太可能完全应用于西方管理当中。如实践中，一些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扩张，不仅遭遇前期的困难，后期经营管理也面临挑战。管理者只有顾及国的差异，顾及文化差异，顾及人的差异，才可能有好的管理和管理创新，才能将中西方管理融会贯通，择取长而扬之，避其短而弃之，在实践中推动企业文化创新、企业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