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听书吧李鸿章

1. 洪秀全、李鸿章、曾国藩，三人中谁给世人的印象最不好为什么

首先可以排除曾国藩了，但从历史意义上讲，曾国藩和李鸿章并称为晚清四大名臣，组建湘军，洋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现在在市面上《曾国藩家书》和各种名言警句都很流行。
至于李鸿章，褒贬不一，不过处在晚晴那样的环境中，李鸿章无疑成为了清政府的替罪羊，谈政治只有靠拳头说话，李鸿章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在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稍微了解一些历史而不是读初高中历史，我想可以了解李鸿章的历史作用。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在那段弱肉强食的时代，李鸿章被伊藤博文评为清朝唯一可以和世界列强一挣长短的人，有意思是他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至于洪秀全，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了，他建立了太平天国，也想依靠列强的力量，不过不是乱世英雄，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些痕迹，还被贴了封建标签。
从大众的观点看，应该是李鸿章，这我不好评价，这哥们签了《马关条约》，这口大黑锅实在不好背。
一点浅见，有错漏处海涵

2. 同样是罢官，李鸿章能咸鱼翻身，为何翁同_却被连根拔起

李鸿章闲居期间，他的老部下袁世凯就曾劝他归隐山林，保全晚节。当然，袁世凯是个官场油子，他认为李鸿章大势已去，于是便想改换门庭，投到翁同龢的门下。翁同龢对袁世凯的也有拉拢之意，便让他去劝说李鸿章归隐。

事实上，翁同龢的算盘打得很精，他看中的是李鸿章头上大学士的虚衔。原来，清代内阁有制度，大学士、协办大学士都是有固定名额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必须开缺才能补任。翁同龢虽然官居一品，但是他始终没能入阁，于是他便想要李鸿章主动向朝廷提出开缺，将大学士一职交出来，这样翁同龢便可升任协办大学士。

慈禧罢了李鸿章的职，表面看来是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但实际上李鸿章还拥有很大的隐形权力。李鸿章的权力主要分成三大块，其一是军权也就是北洋水师，其二是洋务企业，其三是外交。甲午一战打掉的是李鸿章的军权，他的洋务企业和外交并未受到任何伤害，慈禧太后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

3. 李鸿章究竟是好是坏

李鸿章确实是位中兴之臣，但生不逢时，弱国无外交，马关条约、庚子赔款不是他愿意签字的，是他不得不签。
但他的贪是出名了的，当时李氏家族号称李半城，指安庆（安徽的省会）城一半的经济控制在李家手里。

4. 李鸿章说“：甲午战争是以北洋一师之力敌日本全国之力。”此话对么

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不是李鸿章，更不是体制 [原创 2008.12.12 12:18:19] 字号：大 中 小 千古功罪非议在：李鸿章的愤懑与无奈

文\金满楼
1895年的三月十四日，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的时候，他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还算是有点先见之明，马关果然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伤心的地方。在马关谈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谈判途中还曾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袭，脸上挨了一枪不说，差点就命丧东瀛。即使后来侥幸保全性命回来，李鸿章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甲午一事结束后，李鸿章便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中。在搬到了贤良寺暂住的日子里，李鸿章说过这么几句话，抒发了他心中的愤懑：“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历史巨片《台湾1895》全景再现了晚清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反割台斗争等几个重大事件，而其中又以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最为令人痛心。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华民族在甲午战败后5年的深重灾难都是来于这场战争的失败。
战争失败的原因，已经有无数人说过这种各样的观点，而其中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不公正甚至是无聊可笑的，莫过于把责任推到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身上。指责一个替罪羊总是容易而且能够减轻心理上的压力，但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笔者倒是觉得李鸿章上面说的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也许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是，在十九世界的70年代到90年代，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同光中兴”时期，亦即为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大清王朝从上到下，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感觉很良好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新东西如现代热兵器、轮船、电报等等，当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比较良好，但在各国进取心如此之强的十九世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清王朝看起来很是一个繁荣的盛世，但它缺的却是一个考验。
目前国内的主流舆论，都认为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大考验，战争的失败也就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由此引发了对国家体制的思考并激发了在最快的时间内让国家强大起来的迫切愿望，随后的戊戌变法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不过，笔者倒认为，体制并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工业化进程没有完成之前谈论体制的变化无异于拔苗助长，不但不会给国家命运带来转机，反而会败坏先进体制的名声。要知道，没有坚实经济基础的理想主义只能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害。由此，笔者认为，过分拔高戊戌变法而刻意贬低洋务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本末倒置，而作为洋务运动总设计师的李鸿章受到各种非议是不公正的。
就当时的权力结构而言，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他虽然是当时朝廷的第一重臣，却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首脑（比如俾斯麦宰相或者伊藤博文总理之类），这决定了他在洋务运动中无法放开手脚，因为各种反对力量如清流派及保守派，他们的力量同样强大。而当时的清廷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力纠葛的复合体，作为权力中枢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她无进取之心的同时，却是极其擅长玩弄权力平衡的高手，这或许是李鸿章的时代悲剧所在。（在专制社会不变的情况下，缺乏进取心的君主显然是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软肋所在，这或许解释了日本能够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与大多数同僚相比，李鸿章的洋务观念和意识虽然已属超前，但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位传统型的官僚。在清廷当时的权力运作机制下，李鸿章既要发展洋务，又要明哲保身，他必须学会在各种力量间保持平衡，而不可能毫无顾忌的以洋为本。就这点而言，李鸿章相似于曾国藩而非袁世凯，袁世凯他没有传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在清末的新政中才搞得有声有色。
李鸿章搞北洋海军一败涂地，而他的接班人袁世凯却搞新式陆军一举成功，但这不能说袁世凯比李鸿章厉害，只能说他运气不太好，此乃是历史的悲剧和时代的残酷性所在。晚清的军队建设一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在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后，由于担心清廷的猜忌，曾国藩刻意肢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虽得以保留，但他何尝不是深得座师的其中三味。正因为如此，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干不过日本的近代陆军这是一件难以接受但却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只能算是地方保安部队而不是专业的国防军。
导致北洋舰队外强中干与防军练军软弱无能的重要原因是，清廷在战略上就没有把他们当成国防军来看待，而更自私一点的原因在于满清贵族对汉人官僚掌握军队后的恐惧。换句话说，清廷并不希望这些军队过于强大，因为这会威胁到满人的统治，而这也是李鸿章屡次请求拨款购买新式军械和添购军舰而被驳回的主要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局者（即慈禧太后及满人亲贵集团）的战略无知及其私心所导致。在十九世纪军备竞赛如此紧张、几乎是豺狼当道的时期，仅仅局限于看家护院的和平主义必然遭到惨痛的失败。历史的讽刺是，在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的双重打击下，编练新军成为之后清廷的共识，因为不编练新军，不要说八国联军，连义和团这样的民众骚乱都无法解决­---但编练新军却也为清廷掘下坟墓。看来，慈禧太后很“英明”，她很好的把握了这个平衡和尺度，至少清朝没有在她的手里覆亡。
由此看来，北洋舰队在建军后不再购买新舰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规划上来说，清廷并没有指望北洋舰队去出海作战，这个舰队的主要功能是看家护院，任务和那些防军练军类似。这种战略性的失误，这个责任显然不能归到李鸿章的头上。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请求了几次偃旗息鼓，毕竟，在和平时期过分讲求武备，极有可能触及满清统治者的私心逆鳞，弄不好有生命危险。
就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而言，其实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个过程。事实上，晚清的近代化有三个波浪，第一波是李鸿章等人主导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第二波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第三波是袁世凯等人推行的清末新政。其中，康梁等人的变法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显著，目前主流舆论过分的拔高百日维新而贬低洋务运动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观。
对洋务运动过多的指责其实有误导中国近代化之嫌。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核心推动力不在于体制革新，因为体制革新必须先有革新的基础而不是在沙滩上造空中楼阁。纵观世界近代化的过程，其本质是工业化的过程，只有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各种现代制度才能立得稳、站得牢。在工业化基础打好之前的体制革新，都属于一种超前的盲动，如维新变法、如辛亥革命，其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笔者之所以认为李鸿章搞洋务运动、袁世凯搞新政比康有为等人搞变法、革命党人闹革命更有意义，因为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对于中国这个传统国家的转型而言，是一种踏踏实实的过程，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虽然不能说它不对，但明显属于超前的病急乱投医。就大方向而言，李鸿章是完全对路的，其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分贬低李鸿章和洋务运动，反会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偏离重点，误入歧途。
李鸿章的失败，不在于洋务运动的方向，而在于洋务运动的速度，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这是一种历史认识的悲剧。李鸿章何尝不知道问题所在，但他的痛苦就在于知道问题所在但又无力更改，历史的定数如此，李鸿章即使挺身而出也未必就能扭转乾坤。所幸的是，李鸿章能够持续的主导并推进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就当时的时代而言，李鸿章已经是难能可贵，后人又何必过于苛责。

后记：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录制《回首李鸿章》历史纪录片的时候，特邀请笔者出镜作了一个采访，主要就晚清历史的大背景来评价一下李鸿章的功过问题，现凤凰大视野已经开播此节目，撰此小文作为总结，也作为《台湾1895》的观感。标签:
李鸿章 台湾1895 晚清帝国回忆录 甲午记 . 分类: 《晚清帝国回忆录》

5. 清朝末期的李鸿章是好人还是坏人

那个说安徽人的习俗就是自私没道德的人，作为一个皖家人，我希望你立刻三百六十度自转然后原地爆炸。虽然不是袒护李鸿章，但是有这种极端地域歧视的人都可以去死了，现在立刻马上。我有句妈卖批现在就要对那个人讲，怎么会有这种没营养的回答简直妈的智障。（抱歉爆粗口了有些激动）
历史上李鸿章有功有过，纵然他签订了马关条约让人痛恨，也祸害了那时的中国。但不可否认他在历史上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洋务运动虽然是一次失败的自救运动，但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要以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像李鸿章，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能完全说到底是好亦或者是坏。好的是用来学习继承借鉴的，坏的东西世人也应该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人不能一概而论，有功固然好，有过也应被谴责，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坏透的。
还是那句话，结合具体事件去看待李鸿章吧。这种涉及好坏的个人想法问题无法在大众这里得出一致的意见，例如那个答得那么长的地域歧视的人就是回答区域的一股泥石流：）

6. 清朝最聪明的官员最后是怎么死的，为后代留下了什么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很多留名青史的忠臣，当然也有很多遗臭万年的奸臣。但在清朝末年，有一位权臣，对于他的评价，人们却一直都是褒贬不一的，此人便是晚清名臣——李鸿章。

7. 李鸿章说他们“虚有其表”，你是怎样看待的（如下）

导致北洋舰队外强中干与防军练军软弱无能的重要原因是，清廷在战略上就没有把他们当成国防军来看待，而更自私一点的原因在于满清贵族对汉人官僚掌握军队后的恐惧。换句话说，清廷并不希望这些军队过于强大，因为这会威胁到满人的统治，而这也是李鸿章屡次请求拨款购买新式军械和添购军舰而被驳回的主要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局者（即慈禧太后及满人亲贵集团）的战略无知及其私心所导致。在十九世纪军备竞赛如此紧张、几乎是豺狼当道的时期，仅仅局限于看家护院的和平主义必然遭到惨痛的失败。历史的讽刺是，在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的双重打击下，编练新军成为之后清廷的共识，因为不编练新军，不要说八国联军，连义和团这样的民众骚乱都无法解决­---但编练新军却也为清廷掘下坟墓。看来，慈禧太后很“英明”，她很好的把握了这个平衡和尺度，至少清朝没有在她的手里覆亡。 由此看来，北洋舰队在建军后不再购买新舰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规划上来说，清廷并没有指望北洋舰队去出海作战，这个舰队的主要功能是看家护院，任务和那些防军练军类似。这种战略性的失误，这个责任显然不能归到李鸿章的头上。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请求了几次偃旗息鼓，毕竟，在和平时期过分讲求武备，极有可能触及满清统治者的私心逆鳞，弄不好有生命危险。 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不是李鸿章，更不是体制 [原创 2008.12.12 12:18:19] 字号：大中小 千古功罪非议在：李鸿章的愤懑与无奈 文\金满楼 1895年的三月十四日，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的时候，他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还算是有点先见之明，马关果然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伤心的地方。在马关谈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谈判途中还曾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袭，脸上挨了一枪不说，差点就命丧东瀛。即使后来侥幸保全性命回来，李鸿章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甲午一事结束后，李鸿章便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中。在搬到了贤良寺暂住的日子里，李鸿章说过这么几句话，抒发了他心中的愤懑：“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历史巨片《台湾1895》全景再现了晚清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反割台斗争等几个重大事件，而其中又以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最为令人痛心。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华民族在甲午战败后5年的深重灾难都是来于这场战争的失败。 战争失败的原因，已经有无数人说过这种各样的观点，而其中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不公正甚至是无聊可笑的，莫过于把责任推到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身上。指责一个替罪羊总是容易而且能够减轻心理上的压力，但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笔者倒是觉得李鸿章上面说的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也许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是，在十九世界的70年代到90年代，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同光中兴”时期，亦即为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大清王朝从上到下，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感觉很良好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新东西如现代热兵器、轮船、电报等等，当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比较良好，但在各国进取心如此之强的十九世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清王朝看起来很是一个繁荣的盛世，但它缺的却是一个考验。 目前国内的主流舆论，都认为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大考验，战争的失败也就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由此引发了对国家体制的思考并激发了在最快的时间内让国家强大起来的迫切愿望，随后的戊戌变法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不过，笔者倒认为，体制并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工业化进程没有完成之前谈论体制的变化无异于拔苗助长，不但不会给国家命运带来转机，反而会败坏先进体制的名声。要知道，没有坚实经济基础的理想主义只能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害。由此，笔者认为，过分拔高戊戌变法而刻意贬低洋务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本末倒置，而作为洋务运动总设计师的李鸿章受到各种非议是不公正的。 就当时的权力结构而言，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他虽然是当时朝廷的第一重臣，却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首脑（比如俾斯麦宰相或者伊藤博文总理之类），这决定了他在洋务运动中无法放开手脚，因为各种反对力量如清流派及保守派，他们的力量同样强大。而当时的清廷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力纠葛的复合体，作为权力中枢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她无进取之心的同时，却是极其擅长玩弄权力平衡的高手，这或许是李鸿章的时代悲剧所在。（在专制社会不变的情况下，缺乏进取心的君主显然是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软肋所在，这或许解释了日本能够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与大多数同僚相比，李鸿章的洋务观念和意识虽然已属超前，但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位传统型的官僚。在清廷当时的权力运作机制下，李鸿章既要发展洋务，又要明哲保身，他必须学会在各种力量间保持平衡，而不可能毫无顾忌的以洋为本。就这点而言，李鸿章相似于曾国藩而非袁世凯，袁世凯他没有传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在清末的新政中才搞得有声有色。 李鸿章搞北洋海军一败涂地，而他的接班人袁世凯却搞新式陆军一举成功，但这不能说袁世凯比李鸿章厉害，只能说他运气不太好，此乃是历史的悲剧和时代的残酷性所在。晚清的军队建设一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在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后，由于担心清廷的猜忌，曾国藩刻意肢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虽得以保留，但他何尝不是深得座师的其中三味。正因为如此，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干不过日本的近代陆军这是一件难以接受但却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只能算是地方保安部队而不是专业的国防军。 导致北洋舰队外强中干与防军练军软弱无能的重要原因是，清廷在战略上就没有把他们当成国防军来看待，而更自私一点的原因在于满清贵族对汉人官僚掌握军队后的恐惧。换句话说，清廷并不希望这些军队过于强大，因为这会威胁到满人的统治，而这也是李鸿章屡次请求拨款购买新式军械和添购军舰而被驳回的主要原因。甲午战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局者（即慈禧太后及满人亲贵集团）的战略无知及其私心所导致。在十九世纪军备竞赛如此紧张、几乎是豺狼当道的时期，仅仅局限于看家护院的和平主义必然遭到惨痛的失败。历史的讽刺是，在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的双重打击下，编练新军成为之后清廷的共识，因为不编练新军，不要说八国联军，连义和团这样的民众骚乱都无法解决­---但编练新军却也为清廷掘下坟墓。看来，慈禧太后很“英明”，她很好的把握了这个平衡和尺度，至少清朝没有在她的手里覆亡。 由此看来，北洋舰队在建军后不再购买新舰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规划上来说，清廷并没有指望北洋舰队去出海作战，这个舰队的主要功能是看家护院，任务和那些防军练军类似。这种战略性的失误，这个责任显然不能归到李鸿章的头上。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请求了几次偃旗息鼓，毕竟，在和平时期过分讲求武备，极有可能触及满清统治者的私心逆鳞，弄不好有生命危险。 就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而言，其实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个过程。事实上，晚清的近代化有三个波浪，第一波是李鸿章等人主导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第二波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第三波是袁世凯等人推行的清末新政。其中，康梁等人的变法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显著，目前主流舆论过分的拔高百日维新而贬低洋务运动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观。 对洋务运动过多的指责其实有误导中国近代化之嫌。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核心推动力不在于体制革新，因为体制革新必须先有革新的基础而不是在沙滩上造空中楼阁。纵观世界近代化的过程，其本质是工业化的过程，只有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各种现代制度才能立得稳、站得牢。在工业化基础打好之前的体制革新，都属于一种超前的盲动，如维新变法、如辛亥革命，其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笔者之所以认为李鸿章搞洋务运动、袁世凯搞新政比康有为等人搞变法、革命党人闹革命更有意义，因为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对于中国这个传统国家的转型而言，是一种踏踏实实的过程，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虽然不能说它不对，但明显属于超前的病急乱投医。就大方向而言，李鸿章是完全对路的，其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分贬低李鸿章和洋务运动，反会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偏离重点，误入歧途。 李鸿章的失败，不在于洋务运动的方向，而在于洋务运动的速度，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参照国的对比下，这种罪恶被无限放大，这是一种历史认识的悲剧。李鸿章何尝不知道问题所在，但他的痛苦就在于知道问题所在但又无力更改，历史的定数如此，李鸿章即使挺身而出也未必就能扭转乾坤。所幸的是，李鸿章能够持续的主导并推进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就当时的时代而言，李鸿章已经是难能可贵，后人又何必过于苛责

8. 曾国藩为何不选德才兼备的彭玉麟为继承人，而是李鸿章

曾国藩为何选择李鸿章，有一点无奈，但更是无私。具体做法与康熙选择雍正不同，但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妙——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人来做接班人，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

晚清名臣曾国藩，在选择事业继承者时，没有考虑彭玉麟等德才兼备、又大仁大义这样的候选者，而是选择了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的代表李鸿章。这是因为彭玉麟与曾国藩相似——方正，而李鸿章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曾国藩的性格内向而极其坚韧， 他“打掉牙齿和血吞”，执着，屡败屡战，办事谨慎，处处以传统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追求完善，追求完美，有着强烈的圣人情怀，以至于办事谨小慎微。他坚持每日自省、自律，敬以对上、慈以待下，待同辈谦恕自抑，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李鸿章精明过分了？因为，在安徽祁门，条件艰苦，他内心里早就不想呆下去了，可又不能一走了之，否则将为天下人耻笑。而李元度事件的处理，既表明了他为部下的一时失利免于严惩而不惜与老师翻脸，从而体现了他的侠肝义胆，又为他暂时离开祁门艰苦之地、以后条件变好如果需要还能回到曾国藩身边留下转圜余地。

若以别的理由和方式离开曾国藩，就很难再回来了。这种处理方式简直天衣无缝，这个理由显得很高大上，而且说起来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既不是为己，又避免了当时舆论的批评。才华确实高出常人太多，但磊落程度确实不高。这件事与曾国藩不立即奉君命北上勤王相比，没有可比性，因为曾国藩当时是以关系到天下安危的安庆战局为主要出发点而不是自己的私利。

李鸿章离开祁门后，二人真切体会到对方的重要性，在胡林翼、郭嵩焘（为曾、李二人的共同好友）的“调解”下，师生二人冰释前嫌。正如李鸿章所料，一年后曾国藩邀请李鸿章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李鸿章的才华，但更表明了曾国藩的胸怀宽广和无私。

因为曾国藩与彭玉麟都有圣人情结，绝不会做这种不那么磊落的事情，且做事以稳妥为要，曾国藩当时深刻洞察到了他创立的湘军已经开始暮气沉沉，这种状况他和彭玉麟都无力改变，所以他胸怀宽广，用人所长，不计前嫌，毅然选择李鸿章。

事实证明，这是李鸿章创立淮军取代湘军的基础，从而保证了晚清淮军在剿灭捻军、维持晚清的回光返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后来没有继续按照曾国藩原先的思路继续发展事业，恰恰保证了曾国藩开创的事业不断壮大。

当然，选择继任者，很多时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选李鸿章，知道李在磊落程度上的不足，也并不满意，但除了彭玉麟，还有什么其他人选可选择？只能选李鸿章了。曾国藩对彭玉麟的评价显然高过李鸿章，但他能超越这个情感，确实不容易。为事业着想，曾国藩选李鸿章有些无奈，但更是无私！

9. 怎样理解李鸿章这个人，客观事实评价

在那不堪回首、又不是很遥远的晚清历史中，在每一件屈辱的历史事件背后，总会看到一个人的身影——李鸿章!这就是某些人眼中的所谓撑起了大清半壁江山、力挽狂澜，避免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李中堂大人！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居位之高，却乃使庞然硕大之中国降为二等国。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所夷者同胞也。＂后来，俾斯麦听说李鸿章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于是就说，我可不是欧洲的李鸿章。羞于与李鸿章为伍。

10. 威海卫战争并不是李鸿章在带兵打仗，那输了他应该背锅吗

他是那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创建淮军平叛乱，但在苏州对太平军进行了残忍屠城;

他是李鸿章，从一个微不足道的青年逆袭走上晚清权倾一时的重臣，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那个满目疮痍，腐朽不堪，摇摇欲坠清王朝。

第一次听到“李鸿章”的名字，

还是在历史课的教科书上面，

在那段不是很遥远的历史中，

在那一件件清朝耻辱的事件背后，

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辛丑条约等等等等，

总会读到“李鸿章”的身影。

之后曾在广西、奉天、山西等地任职司员，督理提牢厅兼行秋审处。再后又去了四川主事、云南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等。从李鸿章父亲的官吏生涯，可以知道，虽然他父亲没有达到权倾一时的官衔，但对李鸿章而言，也是有着很好的环境与出生了。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登科，这也为李鸿章之后拜师曾国藩开通了一条路。如果李鸿章没有遇到曾国藩，可能有许多的历史要不一样了。

李鸿章的父亲，生子六人，生女两人，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老二。他从小就很聪明，基本上也是沿着父亲的科举之路考取功名，在他21岁的时候，参加顺天乡试，中第84名举人，在他22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举荐给曾国藩，曾国藩见李鸿章英俊聪慧，还能倒背《春秋》，非常的喜欢这位小伙子，所以从那时候起，曾国藩便是李鸿章的老师了，在李鸿章24岁的时候，他参加应试中第25名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被朝廷授翰林院庶士，那一年，他与郭嵩涛、沈葆祯、李宗羲四人被称为“丁未四君子”。就这样，李鸿章进入了清朝的公务员系统。

进入了翰林院，工作环境就是整天的舞文弄墨，李鸿章时常感觉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感觉工作没什么意思。早在李鸿章21岁的时候，他奉父亲李文安之命，自老家安徽入京，以应翌年顺天乡试。当时的李鸿章就曾作过《入都》诗十首。其中有一首读来非常的霸气：

丈夫只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 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 有人从此到瀛洲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句话掷地有声，豪气万丈，如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鸿章面对翰林院的日常工作，觉得自己欲封侯难以成功，再看看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与长矛起义军打仗，创建湘军，作为不俗，是清朝的生猛主力军，所以，终于还是没有忍住心中的悸动，向咸丰帝上书，说要上前线，创淮军，镇压太平军，那时候清朝满族自己的军队，已经是处于颓废期，面对敌人不堪一击，溃不成军，咸丰帝看到李鸿章有此抱负，便允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