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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暑假作业：红楼梦，呐喊，彷徨，雷雨，边城，围城，金锁记，倾城之恋，希腊神话 故事，基督山伯爵

《金锁记》 读后感
张爱玲是一代才女，她的人生早熟、奇特、充满传奇色彩，她的性格聪慧、执着、特立独行、不受束缚，她对周围的事物有着敏感、深刻、独到的认识，她的作品凄幽、秾艳、苍凉，充满了人性的主题。《金锁记》是她的早期作品，发表时她不过只有二十三岁，但作品已经是相当成熟，从取材的视角、思想的深度和表现技巧方面，都有突破，当时及后世的评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金锁记》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庭为原型的。小说写了一个大的封建家族中一个只有名份但却出身低微、没有地位、不受尊重的女人的大半生，她既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主人公的名字叫曹七巧，是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之所以能够嫁到姜公馆这样的公侯之家，是因为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而且姜家又出了很多钱。但嫁到姜家之后，她因出身低微，倍受婆婆、妯娌乃至自已的丫环的蔑视和冷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她心里喜欢小叔子姜季泽，但季泽却是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于是本来要强、泼辣的她就愈发口无遮拦，疯疯颠颠，别人也就愈瞧不起她。只有她的哥哥嫂子让着她，是因为向她要东西。十年后成了寡妇的她分到了自已的公馆，有了家产，她就把全部心力用在了护住钱财上，为自已带上了一套金色但沉重的枷锁。为了钱，她撵走了有意找她的姜季泽，病态地拆散了女儿的婚姻，故意在儿子、儿媳间制造矛盾。“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表面上看，曹七巧是被金钱迷乱了心性，变成了一个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的狠毒、绝情、病态的人，但其实是她的人性被所处的环境逼迫、扭曲的结果，在当时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是与封建社会的根本相联系的。作为女人（不仅是女人），除了生存必需的物质外，男女之爱是她们的基本需要。但身处没落公侯之家的七巧却连正常的生理和感情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她生命中有三个男人：丈夫、小叔子季泽、儿子长白。丈夫是个天生的软骨病人，在她看来是“没有生命的肉体”，“要是能有点人气就好了”，她无法得到爱欲的满足，甚至连她自已也弄不明白怎么会有了两个孩子。姜家只不过是让她来侍奉他，她因此最终分到了姜家的财产。季泽是她心中爱着的人，喜欢到了身不由已的地步，但季泽虽然在外面寻花问柳，可在家里却不敢太造次，只限于和她开开玩笑，他有他的原则。分家后季泽来找她，向她做了表白，但她却认为他是来骗钱的，不是真情，所以把他撵走了。可以看出她的渴望除了性爱之外，还有情爱，但因为猜疑，她放弃了这种机会。我不认为作者只想表现金钱的胜利。但此后，她抛弃了这么多所获得、保护的财产，就成了她生命的唯一依托。从丈夫、季泽得不到爱，她忍受着情欲的煎熬，产生了疯狂般报复的病态心理，对所有男女之爱充满忌妒，包括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儿子长白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让已结婚的长白整夜陪着她通宵聊天，讲小夫妻的性生活，最后逼得儿媳妇自杀身亡。与丈夫结合只是使她获得了家产，季泽只给了她爱的煎熬，长白则在她的管教下成了一个浪荡子，连同女儿长安，都成了她病态心理的牺性品。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都不能给她爱，作为女人，她的一生是可悲的一生。更要说明的是，这个“黄金的枷”，不是她自已愿意戴的，是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作为正常的女人却因为金钱原因嫁给了一个废人，这种违反人性的作法，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女人大多是无法反抗的），最后她被金锁压疯了，想摘也摘不掉了。小说没有痛诉，没有反抗，只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
张爱玲关注人性，表现人性，《金锁记》写的就是人性受到压抑以至扭曲的故事，小说充满了“人生味”（张爱玲语）。在张爱玲看来，什么是“人生味”呢？她在散文《道路以目》中写道：“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份’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想这便是她对于“人生味”的解释吧，就是人生的本来状态，人和社会的复杂性，“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张爱玲语，出自《自已的文章》），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比如对七巧拒绝姜季泽求爱时描写，就是真伪并存，虚实共有，使人物更加可信、鲜活。
小说的语言简练、凝重，比喻新奇，人物对话上颇有《红楼梦》的风格。注重制造典型场景和人物心理刻画，借鉴了电影的一些表现手法。小说不足的地方我认为在某些地方主观性太强，比如对曹七巧主观上为什么那么看重钱，交待得不够，令读者推断起来就有些牵强。在刻画人物时也有这种缺憾，做不到象《红楼梦》那样不露痕迹地表现人物的内心和性格。这也许是现代小说的特点，但仍然给人有些突兀的感觉。

《基督山伯爵》读后感
读书，总是有时间抽空就读，午后的阳光，香浓的咖啡，在床上懒懒的读完一本书，有时困了累了，就放下书睡了，总是在最享受的时候读书，甚至有的时候读着读着，竟忘了内容。而基督山伯爵，这本我无意间发现的书，读起来，却总是让人意犹未尽。

记得，抱着两大本厚厚的像转头一样的书，就那样读着，读着，一直到第二天黎明，还能看见，窗外，黑夜到白天，青蛙在叫，公鸡打鸣。合上书，两眼微眯，却没有一丝困意，回味着情节，想着想着，自己也成了主角，重复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让书本和人融为一体。

“法老号”大副唐泰斯受船主委托，为拿破仑党人送了一封信，遭到两个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死牢。狱友法里亚神甫向他传授了各种知识，并在临终前把埋于基督山岛上的一批宝藏的秘密告诉了他。唐泰斯越狱后找到了宝藏，成为巨富，从此化名基督山伯爵，经过精心策划，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最后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了曾有恩于他的莫雷尔船长之子——马克西米利安。

在文章中，伯爵这样说：“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仅仅是这样一句，却把世间百态写得淋漓尽致，把作者和文中伯爵的感情贯通到一起，连读着也不禁要跟着一起呐喊“我爱爱我的人，我恨恨我的人。”

整部巨作是以伯爵先生留给马克西米利安的一封信结尾的，其中，伯爵先生告诫马克西米利安的一段话令我记忆犹新：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直至天主垂允为人类揭示未来图景的那一天来到之前，人类的所有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伯爵先生所经历过的不幸是无人能比的，在四面环海、不见天日的死牢中被关押了整整十九年。在狱中，他并没有绝望，而是努力地向神甫学习各种知识，不仅我佩服他的毅力，神甫因为“佩服这个年轻人”更是为他创造了许多条件。九死一生越狱成功之后，他并没有贪图享乐，而是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地前进——为自己的不幸报仇！

伯爵先生对唐格拉尔、费尔南和维尔福这三仇人的复仇是最精彩绝伦，跌宕起伏的。他先后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又通过决斗的方式使费尔南的儿子——阿尔贝蒙羞，直至他的父亲发疯；再利用经济网、发假情报使唐格拉尔彻底破产；又通过精心的策划使维尔福的妻子起了歹心，没让自己亲自下手便使他们全家支离破碎。

《基督山伯爵》中描写唐泰斯发现基督山的宝藏，及他后来的地下宫殿，满桌的美味珍馐，东方的怪诞经历，罗马强盗的洞穴等等，都带着天方夜谭的奇妙意境。但是这样的理想化让大仲马笔下的人物美中不足。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但是，鲜明到了极点，便成了单调。几乎每个人物用一个词就可概括，大仲马所创造的人物都太过简单直接，让人一目了然，具有复杂性格和矛盾心态的很少。他所创造的人物，更确切地说，是理想化的角色，而并非活生生的人——这一矛盾体生物。这一点是大仲马的失败。

基督山分三条线复仇，分别是对费尔南、唐格拉尔、德。维尔福，但又由费尔南引出海黛父亲一事，由唐格拉尔夫人引出其与德。维尔福的私生子贝内代托，由德。维尔福小姐引出他的情人马克西米利安（基督山恩人的儿子）。总之错综复杂，却又有条不紊。

而在基督山的金钱万能理念、达达尼昂最终与黎塞留走到一起，即证明了金钱地位对当时而言之重要关键。

正如他自己所说：“历史是我挂小说的钉子。”大仲马笔下的时代，融着那个时代的历史、政治，却道尽了他自己的狂热与艰辛。不管是历史化的小说，抑或小说化的历史，都似景泰蓝中的掐丝，曲曲绕绕，却构成一种完美。让你觉出大气、沧桑，却又欲哭无泪。

⑹ 大仲马的写作风格

大仲马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l802～1870） 法国19世纪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其祖父是候爵德·拉·巴那特里，与黑奴结合生下其父，名亚历山大，受洗时用母姓仲马。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亚历山大·仲马屡建奇功，当上共和政府将军。大仲马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专政，憎恨复辟王朝，不满七月王朝，反对第二帝国。他饱尝种族歧视，心中受到创伤。家庭出身和经历使大仲马形成了反对不平、追求正义的叛逆性格。大仲马自学成才，一生写的各种类型作品达300卷之多，主要以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大仲马的剧本《享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问世一年。这出浪漫主义戏剧，完全破除了古典主义“三一律”。大仲马小说多达百部，大都以 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以主人公的奇遇为内容，情节曲折生动，处处出人意外，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急剧发展的故事情节，紧张的打斗动作，清晰明朗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语言，灵活机智的对话等构成了大仲马小说的特色。最著名的是 《三个火枪手》旧译《三剑客》，（1844）、《基督山伯爵》。大仲马被别林斯基称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他也是马克思“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去年初，巴黎麦松纳沃•罗斯出版社的社长保尔•努瓦罗说，将在秋天举行一个大仲马国际研讨会。之后，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大仲马之友协会的会长迪迪耶•德古安倡议，在大仲马诞辰200周年之际，将大仲马的遗骨从其故乡维勒科特莱迁入葬有维克多•雨果的先贤祠。届时，法国历史学家阿兰•德果致辞申明：法国学界历来贬斥大仲马的做法是不公正的；而今，在先贤祠中立一个牌位，重塑大仲马形象，应是法兰西文坛的荣耀。但是，始终拒绝大仲马的法兰西文学院的院士们则认为大仲马的作品“粗制滥造”，只适合庶民消遣，不能登大雅之堂，将其存于先贤祠更是荒唐之举。而大仲马故乡的居民对德古安的提议相当抵制。因为，他们每年因大仲马的墓所带来的旅游收益相当可观，在专门为此举行的投票中，公民一致反对。为平息这一争端，法国文化部承诺，出资复制一尊大仲马铜像，重新竖立在其家乡。至于原铜像，已于1942年被纳粹占领军捣毁熔化了。

虽然对大仲马作品的文学性，法国文学界一向存有诸多质疑，但这位法国作家小说的魅力，是任何人均无法否认的。他的三部曲《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勃拉热洛纳子爵》和《基督山伯爵》，迄今已被翻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一次又一次地被搬上银幕和荧屏，为各国受众熟知，作为对历史的回顾，继续留在当代的文化与娱乐之中，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其中，尤以《基督山伯爵》作为流传极广的故事与《勃拉热洛纳子爵》——大仲马最动人的小说，双举其名。

《基督山伯爵》创作于1844年，于1848年改编成剧本，被誉为法兰西的“奥德修纪”。这个引人入胜、情节跌宕的传奇故事，最早是由经济学教授蒋学模从英文转译成中文的，取名《基督山恩仇记》。尔后，又有几位译者从法文原著直译为《基督山伯爵》，总印数已逾百万册，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欧洲文学作品之一，至今畅销不衰。阿兰•德果回忆他11岁切除盲肠后，发现这部小说的情形：“我父亲送给我全书六卷，我每天吞咽一卷，终生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小说的情节主线取材于巴黎警察局档案保管员邦舍的《回忆录》，而作品中的“基督山伯爵”形象，早在与年轻的波拿巴亲王一同漫游意大利时，便浮现在大仲马脑海中了。后来，大仲马与马盖合作写成这部不朽之作。

在邦舍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找到《基督山伯爵》的事实轮廓：巴黎1807年的一天，一个名叫弗朗索瓦•比果的年轻鞋匠，穿着节日盛装前往其尼姆同乡——马蒂厄•卢比昂的咖啡馆，在那里遇见另外3个尼姆同乡。比果向其宣布，自己将要结婚，新娘叫玛格丽特•维戈鲁，是个有10万法郎的孤女。卢比昂对此心怀忌妒，为阻止比果的婚礼，他与其他3人商量，编造比果是英国间谍的谎言而告密当局。其中一个叫安东尼•阿吕的同乡，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而其他两人，则要在嘉年华会上借此取乐，所以愿同卢比昂配合。此时，正值旺代保王党人暴动，拿破仑非常关注敌方活动。一位探长接到卢比昂的报案，觉得这是立功领赏的好机会，便立即报告了警察局总长萨瓦里，趁夜将比果逮捕。7年后的1814年，第一帝国崩溃，未老先衰的比果受尽折磨，从菲奈司特莱尔古堡出狱。在狱中，他倾心照顾一个因政治原因被囚禁的意大利教士，在其临死前将自己藏在米兰的伦巴第、威尼斯和英国造的大宗金币、法国金路易和西班牙铸币，均遗赠给了比果。比果脱离牢笼，寻到财宝，成为富豪。他化名约瑟夫•吕歇，返回巴黎，才得知自己的未婚妻嫁给了卢比昂。邻居向他讲述了7年前那场恶作剧的全部过程，说安东尼•阿吕住在吕姆市。他乔装成巴尔迪尼神甫，用一颗钻石从阿吕处换取了另外几个恶作剧者的姓名，开始执行其复仇计划。

几天后，卢比昂的咖啡馆里雇佣了一名侍者，他特别关注前来卢比昂咖啡店的尼姆老乡尚巴尔和索拉里，摸清其来踪去迹。一日，人们发现尚巴尔被人用匕首刺死在“艺术桥”，刀柄上写着“一号”两个大字。咖啡店老板卢比昂有一儿一女，女儿貌似天仙，16岁时被一个自称有百万家产的纨绔子弟诱奸怀孕。男方虽答应娶其为妻，但婚宴时却不见踪影。不久，传出他是个刑满释放犯。卢比昂一家万分惊愕。祸不单行，一个礼拜后，咖啡馆毁于一场神秘大火，彻底破产。同时，索拉里突然中毒身亡，棺材上钉着的纸片上，醒目地写着“二号”。卢比昂的儿子欧仁受一伙恶棍怂恿，撬锁盗窃，获罪被判处20年徒刑。接二连三的厄运使美丽的少妇玛格丽特•维戈鲁在痛苦中死去。此时，咖啡店新来的侍者普罗斯佩，以娶卢比昂的女儿黛莱丝为条件而从经济上帮助卢比昂。为了父亲，黛莱丝只得屈从这位不速之客，以身相许。卢比昂霎时失去了家产、荣誉和幸福。一天傍晚，一个蒙面人从土伊勒里花园一条黑暗的草径中蹿出，拦住卢比昂去路，当面揭穿了1807年的那桩陷害案后，将他杀死，并照例标出血腥大字“三号”。当复仇者走出土伊勒里花园时，安东尼•阿吕抓住他，将其扔进地窖并杀死。安东尼•阿吕犯案后，逃到英国躲藏，后于1828年病危时，向一名天主教士陈述了那段可怕的经历，要求在他死后，转告法国司法当局。

大仲马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与马盖创作了《基督山伯爵》，但小说出版时未署马盖的名字，据艾米尔•德热拉丹解释：“一部长篇连载小说署名大仲马，其稿酬高达每行3法郎，但若与马盖联名，每行就会降低到30个苏。”马盖自1839年与大仲马合作，二人同游西班牙、阿尔及利亚，一起写出《阿赫芒塔尔骑士》、《希勒旺迪尔》、《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多部长篇小说，直至1851年两人分手。尔后，马盖声明放弃他应有的一切版权，并致函大仲马：“能当法国最杰出小说家的合作者，我感到十分荣幸。”

大仲马以基督山伯爵自居，在圣日耳曼的玛尔里港买下一片坡地，请建筑师伊波利特•杜郎为他修筑《基督山伯爵》里梦想的“地上天堂”，小说里描绘的那座天方夜谭式的宫殿在此得以重现，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山古堡”。这组由一座奇特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和一幢哥特式楼阁组成的建筑，耗资20万法郎，费时18个月，竣工之日以“千人盛宴”庆祝。自此，大仲马乐居其中，了却其毕生宿愿。大仲马终日沉迷于醇酒美女，挥霍无度，1849年，在累累负债的无奈中，被迫以31000法郎的低价将古堡出卖。一个世纪后，一些房地产商拟将其全部拆毁，幸有阿兰•德果等著名人士强烈干预，古堡终得幸存。后，由大仲马之友协会出资赎回，修葺一新，其中的“摩尔沙龙”由崇拜“基督山楼主”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捐资整修，重放异彩，以供游客重温大仲马生前旧梦。

⑺ 基督山伯爵的写作手法

《基督山伯爵》是一部长篇通俗小说，是大仲马唯一的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大仲马生活和写作的时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如果把大仲马与同时代的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等巨匠比较的话，可以说，大仲马是最擅长编故事的。《基督山伯爵》情节的扣人心弦、风格的浪漫传奇，就可读性和通俗性而言是无人可比拟的。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承袭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又将他对东方异域情调的狂热幻想与当时时尚的世俗生活的喜好相结合，使小说的审美情趣既包含了历史沉淀的审美趣味又有着现代的审美倾向。作品在大众读者市场的制约下，既趋从于大众化趣味，又努力提升着大众的品味。作品在普通世俗生活之外充满了奇人奇事和奇情奇趣，成为了雅俗共赏的读物。作为优秀的通俗小说，其娱乐大众的功能至今仍然没有消退。1、对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流浪汉小说传统的继承1）情节上的出征、凯旋的漫游模式大仲马的小说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这些故事与中世纪通俗文学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大多完全采用“单一叙事模式”，即从头到尾安排一个主人公生平经历的结构形态。用一个主角来串缀许多不连贯的故事。文艺复兴时期的流浪汉小说写流浪汉出身贫贱，一生在饥饿中流浪，在偷吃食物中冒险在骗婚和偷窃中冒险，在欺诈中浪游，在荣辱沉浮中历险，在各种奇遇里乐极生悲。其叙述主人公事迹的基本情节和情境是：一个主人公或一批主人公从一个冒险活动转到另一个冒险活动，从一个岛屿驶向另一个岛屿，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在转战数地的冒险活动中出生入死，最终实现追求的功利目标——金钱、爱情或荣誉。如我们熟悉的《堂吉诃德》和《小癞子》。大仲马笔下的英雄式人物与他们的祖先有着共同的身世。首先，他们都是出身于中下阶层的平民，邓迪斯是下层水手，达达尼昂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其次，主人公都因为某种原因，有漫游各地的经历。仅《基度山伯爵》一书，主人公行踪直接涉及的大地名，就包括：马赛、圣赫那岛、伊夫堡、蒂布朗岛、基督山岛、里窝那、罗马、巴黎、巴黎郊外、希腊10处，其间往返多次，主人公的身世从水手沦为囚犯，又从囚犯死里逃生，一跃而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富豪。再次，在他们身上仍保留着骑士风度。基督山伯爵惩恶济贫，达达尼昂仗义执言、忠君护教；此外，他们都尊重、保护妇女。这些都是骑士信条的体现。最后，他们的人生观念是“世俗”的功利意识：基督山为了复仇，达达尼昂为了荣誉和爱情。 这种出征、凯旋的漫游特色，既是流浪汉小说和骑士文学共同的情节特色，也是大仲马的通俗小说中广泛采用的情节模式。2）游戏人间的欺骗生涯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们浪迹天涯，充满欺诈，不择手段向上爬。流浪汉在游荡冒险中采用的共同手段是欺骗。或者欺骗主人，或者冒充各种身份的人以获得自己的利益，或者冒充贵族女子行骗和行窃。如小癞子就是靠欺骗主人偷吃东西，并常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他们有的是聪明机智，在浪迹天涯的生活中表现出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在欺骗的生涯里游戏人生。在《基督山伯爵》里，邓迪斯的复仇计划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骗局组成的。他越狱成功之后，假装大腿骨折，让他的海盗同伴将他留在基督山岛上以便他找寻宝藏。发迹之后，他假扮成法里亚神甫查明陷害自己的仇人；再以水手辛巴德的身份接近费尔南的儿子阿尔贝，并且伙同罗马强盗路易吉??万帕假装绑架了阿尔贝然后加以搭救以获取他的信任。他以法里亚神甫的身份骗过了检查官的调查；制造虚假消息欺骗唐高斯，使他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倾家荡产；他让瓦朗蒂娜喝下假死药，虽说是为了救人，却也逼得维尔福家破人亡。在整个复仇故事里，策划一切骗局的基督山伯爵也只是一个虚名。环环相扣的骗局使小说的情节呈现紧张而刺激的风格。《基督山伯爵》中精心设计的种种骗局是故事情节中最引人入胜之处，读者在阅读这些骗局的过程中获得紧张刺激的快感，从而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3）漫游故事中的“插曲式叙述”《基督山伯爵》在结构上显然受到早期流浪汉小说与骑士文学的影响，尽管这部小说不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但由一个主人公串起各个独立的故事，小说中插入一些离题的叙述，也是流浪汉小说特有的。大仲马的小说在“单一叙事模式”中“插曲式”地安排各个独立的小故事。小说不完全是按照因果关系持续发展的情节。主人公是轴心，把一段插曲串上另一段插曲而永无止境。《基督山伯爵》中整章属于“插曲”的篇目达到40章，占全书章节数目（共117章）的34.1%。然而这种穿插，并不损害作品的完整性，相反地，这种串联在故事主线——基督山个人的故事——上的小插曲，使单一的复仇故事变得波澜起伏、高潮迭荡，70多个人物的纷繁活动被安排的井然有序而又环环相扣，情节的发展在一个大迷宫里步步向前推进。 这种小说“插曲式叙述”手法与当时报刊连载小说的发行方式相契合，大仲马用这种方式为小说在连载的过程中一天天地把读者留住，因而具有商业性。2、追逐大众时尚而表现出的雅俗共赏的东方情调 伴随着资本主义海外殖民的扩张，到17-18世纪，荷兰、英国、法国先后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东方的丝绸、瓷器、漆器、香料、工艺与园林技术，乃至中国的生活方式，一时间都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在大仲马的年代，东方是财富的来源，是富饶的天堂，“东方”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这一时期，虽然前两个世纪的“中国潮”已进入了尾声，但其影响仍未完全消失。19世纪末，这股“中国潮”在法国人怀旧情结的推动下，在西方形成了最后一次潮流。因此，生活在19世纪法国的大仲马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东方影响”。生性挥霍的大仲马所向往的是已经远去的贵族时代的奢靡生活，他所极力描绘的奇幻的异国情调，大多属于他对东方情调的幻想，是“天方夜谭”式的东方情调。这种对东方异国情调的热爱与推崇，既是大仲马追求的浪漫，也是当时法国人喜好的时髦。作为通俗小说，本身就是在流行文化中运行的，它所追逐的是大众时尚。大仲马将漫游、凯旋的故事与《一千零一夜》的古老传说融汇贯通，增加了作品本身的文化厚重感，为原本纯粹的复仇情节增添了异国情调。尽管这些东方情调是一种想象、不完全正宗，也无法使小说具备特别深厚的文化内涵，但却使小说的通俗化趣味得到了提升。使读者在离奇多变的情节中产生对遥远的东方文明的遐想，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

⑻ 可以听的爱情故事

好长的~
《7月7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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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人~想当年 我们宿舍看完一起抱着痛哭 ~

⑼ 《茶花女》和《基度山伯爵》的作家是谁

小仲马写的《茶花女》，大仲马写的《基度山伯爵》。

⑽ 我要写一篇关于《基督山伯爵》的论文，大概要从哪些方面着手论文要求5000字以上

有点难写哎~~是通俗文学了~深刻思想是提炼不大出来的~可以分析男主角的形象，复仇主题，与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和中国的复仇小说进行比较，做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