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资治通鉴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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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读《史记》、《资治通鉴》《汉书》后,细读了刘邦及刘邦集团各个中流砥柱的风流~ 心中的友谊很深,但表面看去却淡入水。朋友在一起相处,可能有些小事帮不上忙。但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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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百家讲坛姜鹏资治通鉴分为多少部多少集

第一部，11集
20140716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1 司马光的另类史记
20140717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2 用人有学问
20140718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3 魏文侯的成功之道
20140719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4 无用乃大用
20140720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5 商鞅的得与失
20140721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6 “听”的智慧
20140722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7 刘邦用人的奥妙

20140723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8 刘邦的赏与罚
20140724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9 项羽之败的启示
20140725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10 太子有故事
20140726 姜鹏品读《资治通鉴》 11 汉文帝的守成之道

第二部，12集
20140728 司马光（第二部） 1 蹊跷的“招魂葬”
20140729 司马光（第二部） 2 谥号风波
20140730 司马光（第二部） 3 庞籍的“外甥门”
20140731 司马光（第二部）4 向左还是向右
20140801 司马光（第二部） 5 不平静的边地
20140802 司马光（第二部） 6 兵败真相
20140803 司马光（第二部） 7 痛苦的关照
20140804 司马光（第二部）8 两只“麒麟”

20140805 司马光（第二部）9 日食事件
20140806 司马光（第二部）10 乌鸦嘴的预警人
20140808 司马光（第二部）12 相见难 别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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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姜鹏：《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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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❼ 姜鹏讲座网资治通鉴为什么从三家分晋开始

在三晋大地上,一个存在六百多年的晋国,最终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历史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山西至今也被人习称为"三晋".晋国拥有60个世家大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国的宗族血亲观念开始比政治观念淡薄,这就使得远亲公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其中,晋国的宗族以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家势力为主,而后赵氏打败范、中行,韩、赵、魏、智四家并立,尤以智氏的势力最大,且掌握着晋国的政权.韩、赵、魏三家心中不满,便联合起来打败了智氏,吞并了他的土地.至此,三家分晋完成.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晋国卿族逐渐削弱以至取代公室的一个特例,是中国古代历史从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❽ 姜鹏：怎样读《资治通鉴》 – 国学网

一、《资治通鉴》的编撰
《宋史·司马光传》里面记载过司马光两个童年故事，除了妇孺皆知的“司马光砸缸”之外，还有一个不太受人注意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个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童年故事，和司马光的终身成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司马光六岁就学，七岁开始就迷恋上了《左传》这部书，“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与幼年嗜读《左传》，应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从《资治通鉴》的体裁选择和时代断限上，都能得到佐证。首先，在体裁上，《资治通鉴》选择的是和《左传》一致的编年体；其次，在断限上，《资治通鉴》始于“三家分晋”，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司马光根据书中的纪年标识，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这部书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结束于公元959年，陈桥兵变的前一年）。后人一般也沿用这一说法。事实上，从叙事角度看，《资治通鉴》涵盖的历史跨度，并不止1362年，而应超过了1400年。
司马光很早就开始着手这部书的编撰。最初编成了《历年图》五卷，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于宋朝建立前，是1362年间历朝大事记，提纲挈领。于治平元年（1064）进呈给宋英宗。很多学者把这份《历年图》看作司马光创作《资治通鉴》的提纲。
之后不久，这项庞大的编年史写作计划，完成了前八卷内容，司马光将之命名为《通志》，于治平三年（1066）进呈给宋英宗，内容包括从三家分晋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宋英宗在看了之后，决定将司马光编修史籍的工作转变为官方行为，由政府出资募员，司马光领衔，来完成一部讲述“历代君臣事迹”的史书。经司马光和宋英宗沟通后，决定将这项工作放在编撰《通志》的原计划基础上进行。这是这部编年体通史成为官修书之始。很多文献都说《资治通鉴》的编撰，前后历经19年（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即1084年），就是把治平三年（1066）作为编修的起始年来算的。这个算法其实也不确切。如前所述，这一年只能算这部书成为官修书的开端，事实上司马光的准备工作和早期编写工作，早就开始了。
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后，司马光开始挑选助手，强化编修程序。司马光将编修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将所有史料按年月汇集，称作“丛目”；第二步是在“丛目”基础上，将无益于治道的内容予以删削，也要对一事多说者进行辨析、提炼，称之为“长编”；第三步是在“长编”基础上删定成书。三位助手完成前两步工作，最终司马光亲自笔削定稿。
治平四年（1067）春，司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这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所以这第一批定稿进呈给了继任的宋神宗，并由司马光在经筵中为宋神宗讲解相关内容。宋神宗为这部书写了篇序言（由当时的翰林学士王珪代笔），并正式将该书赐名为《资治通鉴》，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
二、《资治通鉴》的读本
《资治通鉴》最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校订完毕，并于杭州镂版刊行。同一年，司马光去世。宋哲宗亲政以后，一反司马光与太皇太后高氏领导的元祐政治，立志绍述乃父熙丰新法。反王安石阵营，以及与司马光政治意见接近的朝野人士受到打击。宋徽宗时，定下“元祐党籍”并刻碑。司马光被目为元祐党领袖，《资治通鉴》也差点遭毁版之厄运。幸赖刻版前缀有当初宋神宗所赐的“御制序”，这部伟大的著作才得以保存下来。
1086年镂版于杭州的这个最初版本，已久不见于人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比较早、比较流行、质量也比较高的本子，是宋高宗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完成于当时的余姚。民国时代“四部丛刊”和近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资治通鉴》，就是以这个本子为主的。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的最佳读本，当然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整理本。这次整理，选择了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资治通鉴》作为底本。选择这个底本最大的好处是，读者在读到《资治通鉴》原文外，还能读到胡三省的注释。胡三省的注释，是古人研究《资治通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此外，中华书局的整理本还将当初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编集的《资治通鉴考异》逐条散布在相关历史事件下。《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每个历史事件只能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出现一次。它不像《史记》这样的纪传体史书，同一件事，比如“鸿门宴”，可以在项羽、刘邦的本纪或张良、樊哙的传记中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说法。简单说，编年体对于史事的要求是，一件事只能有一种说法。但问题是，很多历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说法。对编年体史书的作者来说，如何判断、取舍这些相互歧义乃至于矛盾的史料，势必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前文介绍《资治通鉴》编纂的基本步骤时介绍过，有一个从“丛目”到“长编”的过程。司马光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长编”的时候，碰到一事多说者，对任何一种不同说法都要详加考察，或取一种比较合理的记载，或吸收不同说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以折衷成一种比较客观的陈述。这对于修史者来说，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也不能确保编纂者每次选择都是正确的。碰到这些情况，司马光和助手们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说法舍弃，而是另外汇集成一部《资治通鉴考异》，对相关史料进行剖析，说明《资治通鉴》的取舍理由。因此，后人用“长编考异法”来概括《资治通鉴》编纂在学术上的特点。讲得简单点，“长编考异法”也就是尽可能占有史料、尽全力辨析史料。直到今天，这套方法还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华书局整理本将《考异》散在正文之下，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资治通鉴》及相关历史内容。
对于绝大多数非文史专业读者来说，要通读这样一部皇皇巨著，恐怕是很有难度的。文言文以及历史背景知识，都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很多读者都希望有一部白话本《资治通鉴》，以辅助阅读。市面上有不少品种的白话本《资治通鉴》。在此想略为讨论一下市面上比较流行也非常有影响的一种，即柏扬版白话《资治通鉴》。编写者在这套书上的确费了不少工夫，内容比较完整，出现得也比较早，从台湾引进后即大受欢迎。但柏扬这套书除了白话翻译外，还加塞了他本人的很多评论。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柏扬在解读中国历史的时候，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读他的书，借助其白话文来帮助理解《资治通鉴》原文，完全可以，但千万不能被他的个人思想牵着鼻子走。
也有很多读者，可能只是想对《资治通鉴》的风貌作些了解，而并不执着于读完整部书。针对这样的读者，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节选本。市面上《资治通鉴》的节选本也有很多。老一辈学者中，瞿蜕园、王仲荦都分别选注过《资治通鉴》。我想重点向大家推荐的，是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由王仲荦编注的《资治通鉴选》。这是郑天挺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的一种。
这部《资治通鉴选》辑录的内容虽不多，只涉及“张骞通西域”“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北魏孝文帝变法”“唐并东突厥”“安禄山之乱”“黄巢起义”“契丹灭后晋”等八个主题。但编选者的眼光，可以从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
举一个例子。王仲荦对“安禄山之乱”相关内容的节选，是从《资治通鉴》原书第二百十七卷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即叛乱的前一年）安禄山入朝唐玄宗于华清宫开始的。之后《资治通鉴》又记载到：“太清宫奏：‘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按，指老子，据说老子姓李，李唐因认为祖宗）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此后在叙述安禄山准备谋反的过程中，司马光又频繁插叙唐玄宗往来于长安与华清宫之间。这些看上去很枝蔓，与“安禄山之乱”这个主题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内容，王仲荦在编选时，全部予以保留，没有作任何删节。恰是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编选方式，体现出了王仲荦这个选本的高明之处。何以见得？
我们来做个对比。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也是史学名著。《通鉴纪事本末》对《资治通鉴》原文做了不少删节。比如对原著第二百一十七卷相关内容的选取，在说完安禄山入朝之后，就介绍安禄山私蓄良马，紧接着又说他如何收拢人心。把李琪见玄元皇帝、唐玄宗往来于华清宫的内容全都删除了，看似剔翦了旁枝余叶，紧锣密鼓地铺叙反叛预谋。
《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在这里插叙这些看似与安史之乱无关的内容？看看那条奏报李琪见到“玄元皇帝”的记载，其中说到这位所谓的“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多么巨大的讽刺啊！巨奸在侧，大难旋至，一朝君臣仍沉缅在自我制造的太平神话中，宣告国祚延昌，未能欺人，却实实在在欺骗了自己。再看看那些关于上清宫、华清宫的记载，一个荒殆、迷信的唐明皇，不正是安禄山顺利起事的保障吗？看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领悟，《资治通鉴》的叙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这些看似与安禄山叛乱无关的枝枝叶叶，都是在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图像。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安禄山干了些什么，更要关注唐明皇同时在干什么。
《通鉴》这一手法形成的强烈对比，效果绝不亚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文学性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通鉴纪事本末》中都不见了，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干枯而残缺的文本。而王仲荦的选本，看似很懒散，没有对原文作修剪。但事实上，这样不妄做改动的选本，恰恰是参透了《资治通鉴》的三昧。
顺便一提，很多老师都非常重视《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对于不熟悉历史事件的初学者来说，的确是入门的好把手。但也诚如很多前辈已经指出的那样，袁枢的才、学、识都很一般，改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往往遗失了很多原著的精神。我们还是不能以它来代替《资治通鉴》~

❾ 复旦大学的姜鹏在百家讲坛讲了几次

2000年9月姜鹏开始随朱维铮先生治学，成为当时朱维铮先生门下年龄最小的弟子。而就在那时朱维铮先生在时隔十数年后，首度重新开设“中国经学史”的课程，朱先生这门课有个习惯，每次都预先布置下堂课的主题，并要两名学生在他开讲前做读书报告。姜鹏这个新兵便光荣的在第三堂课就要做读书报告。而不巧的是那时候姜鹏当时正中了“秋毒”患上带状疱疹。于是便忍着疼痛写了一篇《孔子与儒的角色转变》。虽说朱维铮先生在前一堂课中已然说过，甲骨文中没有“儒”字，但姜鹏考察了可靠资料，发现甲骨文中已经识别出“儒”字。于是这个小牛犊便在课堂上向学术界泰斗朱维铮教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提供了可考察的资料。姜鹏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朱维铮先生非常高兴，认为姜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并且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后先生还用这些材料写了篇《难说的说儒公案》，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同时姜鹏因为这件事给朱维铮教授以及师兄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姜鹏年纪轻轻的便有机会同师兄们参与朱维铮教授主持编校的书籍《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2012年偶然的机会，百家讲坛的编导看到姜鹏的一些关于上海青年读书活动的公益性讲座后，便邀请姜鹏参加百家讲坛这样一个能发表自己独特见解的平台上来，于是便有了百家讲坛之行。[1]
同时我们也发现王立群先生以前在百家讲坛讲《史记》的时候也石也读“shí”，也曾遭受质疑。看来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随后部分网友指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版），其中“石”字没有“dàn”的读音；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其中“石”字“dàn”的读音后括号中有一段说明：“在古书中读shí，如二千石、万石等。”

姜鹏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小说家史杰鹏先生表示，“石”和“担”的情况属于同义换读，把“石”读作“担”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因为“一石”和“一担”的分量相同，因此产生换读。宋代以后，把“石”读为“担”日趋普遍，但也只限于民间，“石”的“dàn”这个音，在《康熙字典》中也不见载，可见这个字的俗读当时并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史杰鹏为此专门在《文汇报》文汇学人版发表了文章《“二千石”之“石”究竟怎么读》来阐述这个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先生认为，汉代的“二千石”肯定不能读“dàn”音，当时还没有这个读音。[2]
朱维铮病危那几天，姜鹏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在最后的日子里，朱维铮用整整两个晚上和姜鹏长谈。姜鹏曾对人说。他承认先生批评他在“百家讲坛”上做《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节目，告诫还是要把根基牢牢扎在学术上。这些年来，大家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历史，也把历史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学者明星化，泛滥成灾的历史剧，使历史成了娱乐场。这和史学家守护的原则势同水火，朱维铮难容对历史的轻佻，直言：“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那些粉丝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一样。”[3]
在“百家讲坛”主讲并创作《两宋风云》的袁腾飞被爆不少片段有抄袭小说《柔福帝姬》的嫌疑。针对袁腾飞回应“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宋史专家姜鹏表示，作为教师、讲史人，应该有起码的道德自律和学术真诚，他的回应完全看不出这一点。姜鹏说，“学术界有个标准，在相同主题情况下，如果连续13个字符与其他作品相同，则视为抄袭。”而袁腾飞抄袭作者原创作品的情节，更是对作者创意的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