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体验与穆时英小说的两条轨迹

1. 一份穆时英详细的生平经历及思想状况

穆时英（1912～1940）现代小说家。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亲是银行家，自幼随父到上海求学。读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翌年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又有《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自此成名。
穆时英（1912～1940） 1932年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小说《公墓》，为创刊首篇作品，成为现代 穆时英
派健将，以其年少多产而风格独特，被人称为“鬼才”作家。同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193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技巧上也显示出作者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过写作弗罗伊德式的心理小说，迥然有别于《南北极》。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形成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此后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这正是这一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品。这些小说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但穆时英笔调却风靡一时。随着政治思想的激变，于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参加编辑《文艺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2. 关于穆时英的小故事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英经常涉足的。
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3. 穆时英的文学研究

穆时英描写上海的都市小说多数充满颓废的迷幻色彩，或者热情的青春印象，如短篇《黑牡丹》中那个在舞场里庸懒的女子，作者为女主角的鬓边加了一朵白色康乃馨，她舞着，那样疲倦，又那样风情万种——黑色的锻带高跟鞋轻轻地践踏着地面，顾盼的神情滑过鬓边的花朵弥漫开来。于是男主角忍不住要邀她共舞了。且要留心的是，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已经因为开埠带来的好处而份外时尚颓废，男人们可以与喜欢的女子搭话，却并不失礼，禁欲主义在这里失踪，代替它的是疯狂的欢乐。好了，当男主角与这花样的女子共舞时，他想着她坐在一边托着下巴的庸散，欲望开始无限制地上升，女主角恰到好处地抬眼相望，于是男主角在心里惊呼：SOS！他要被她迷一样的眼神给窒息住了。当他在老友处重遇这位女子时，当他走出老友的庄园想到她软踏踏的嘴唇里吐露出来的话时，他又想了起来，舞场上她的唇印留在了他白色的衬衫上，于是他的心好像也被染红了。
李欧梵在他的《上海摩登—1930-1945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总结穆时英的小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笔下上海舞场的描写，更坦言后期穆时英的“堕落”与其频繁出入舞场并强烈追求一位舞女有关，归为“情结”。
首先，穆时英的小说并非易懂——既便通俗，再拿到他的小说以后，因为通篇华丽的词藻以及他所运用的实验写法，那些声，色，光，影的交叉出现，极易混淆读者的思想，眼神随着文字游动，却不能迅速与其产生共鸣。但穆时英的小说中总会出现迷人的女性形像，这样，就又轻易地抓住了读者的视线以及思想。
她们多以性情古怪或美艳风情为主，交织着“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被纷杂的环境遮了脸孔的女子，无意或有意地勾引了男主角冲动的情绪，却在以后发生了更加离奇的事情。他们钟意的女子或是匪首，也许是没心肺的交际花，去自杀，要么悄然病死，读者的思绪被他笔下奇怪的故事烘烤着，等到最后，是一个清淡的收笔，就略觉余味无穷了。
穆时英的小说中美女层出不穷，他有时将小说里的生活场景改变，或成了火车上的间谍战（《某夫人》），换成了咖啡座里吸着烟的摩登女性（《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当然，笔调依然艳丽，他可以谈不上华丽，但足够刺激。间谍战中失败的日军少佐被放倒在浴室里，睁着双眼，看着某夫人对他挑逗似地微笑，于是当面穿起绯色的亵裤，因为它穿在这夫人的身上，连印度的禁欲者也没有办法保持独身了。或者是《咱们的世界》——这是穆时英小说的另一面（极），描写灰色的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年轻的秘书陪同某位委员夫人上船过家，“咱”急切地想要占有某夫人，等到一拳打倒年轻的秘书，扯了某夫人身上的绸子，作者写道：下面的事你也知道了。因为委员夫人瞧不起“咱”的龌蹉与低贱，这样的报复在残忍中快意了谁的心灵？
对女性的迷恋使得穆时英的小说多少沾了浓郁的胭脂味道，但穆时英有篇反战小说也不容忽视，理解成“与时俱进”吧。他的研究资料不多，多少知道他早期思想“革命”，后期因为“出入舞场无数”被指为“堕落”。
《空闲少佐》却是他一篇独具韵味的反战文章，单看题目，也许还会以为是本娱乐小说呢……
小说开端写了一九三二年第一次沪战的激烈场面——可穆的笔调并不刺激，硝烟味儿也较轻，大概因为真的陌生：日本军官受了伤，被俘，住进了中国的后方医院，是他在日本陆军学校的中国同学所指派，院方呢，又为他安排了一位聪慧的女护士。也许穆时英也察觉到自己并不适合写硬气的战场，小说的调子在这里完全转到安全的后方里去，并不断地因为中国同窗——现在的对手某师长，与照顾他的护士小姐的温柔刺激着这位日本少佐的脑袋，令他产生愧疚。小说中应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并且以两个对立面，日本军官对中国人的忏悔与他脑中军国主义死板的教条相互争斗着，直到最后，他不愿意再回国或者再重返侵略中国的前线而自毙于自己的坟前。
小说借用了一战时美国军官与德国女间谍的爱情故事作为蓝本，不断穿插这位效忠帝国的军人死板教条的恶毒提醒的心理暗示，在小说的最后，日本军官毙命之际，那些看守他的日本士兵跑过来围在他的倒下的身体边，他仿佛听见故土里孩子喊他的声音：爸爸，爸爸…这些，不能不说穆时英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戏剧气质，当然他自己也说过很多次，他的文章，小说在试验，试验一种电影剧本试的小说，读《上海的狐步舞》时非常糊涂，糊涂于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林荫成片的大道直通法界梦幻的房屋，舞台中心无数的鞋跟踢踢答答，暗夜里的轨道旁喊着救命的人…这样，造就了穆时英独具一格的文风。
比如《街景》，修女走过一位乞丐的身边，像镜头在翻转，小说开始叙述乞丐凄苦的生活，当乞丐被警察赶走时他被撞倒，女子的呼声，汽车的鸣笛，最后归于平静，依旧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依旧是温暖的有了秋意的街…这也是一连串的故事描写，而衔接它们的，是一位位走在街上的彼此并不熟识的人。在《梅花落》中，落魄的卖唱夫妇里的女人死去，在男人无限的遐思里，读者正为着小说里连贯的文字吸引着，猛地，女人靠在男人的肩膀边逝去了，于是重复开头第一段的话，我们是两个人，可是她昨晚死了。就有了说不尽的凄惨。
不拘于爱情的描写，穆时英两篇描写父亲的文章也极动人心，《旧宅》与《父亲》，我在屋里终于压抑不住的慌乱的大哭以及父亲最后的死去，每个黄昏来临时，我们却都还憧憬着父亲推开门走进家里来；《旧宅》里是曾经作为精英的父亲看着自己的大屋被别的人买去，走出来的时候，竟要摔倒了，“我”扶起父亲，发觉他真的老了。这两本小说中，“父亲”的角色都曾经是精明的银行家或商业家，却因为生意失败而愈显衰老以及友人的抛弃。穆时英为银行家之子，不知可是原型？
《第二恋》写了主人遗失在香港的一段恋情，在当事人重遇之后，很多事情与他们第一次相见时万分地巧合，最后女子拿走了男人还给她的手帕，她弹了一半《ROSE MARIE》颤抖着双肩离去，“我”来弹剩下的一半。淡淡的忧郁，少了堕落，想必也是穆时英心中的爱情模式。

4. 沈从文与穆时英小说的比较

这两个人的小说风格完全不同啊，沈从文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多取材于湖南西部的乡村社会，描写男女间纯洁质朴的感情，如《边城》、《丈夫》等。穆时英是“新感觉派”的代表，海派作家，其作品多取材于十里洋场，描写繁华的都市生活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影响，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南北极》《上海的狐步舞》等。

5. 一个问题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性爱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性爱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6. 穆时英的人物经历

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原籍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中国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笔名有伐扬、匿名子等。
穆时英中学时已表现出文学天赋。1929年17岁时考入光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的说法，据顾云天在穆时英遇害后写的文章《悼穆时英先生》，见《国民新闻》1940年7月6日）。
穆时英从192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次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咱们的世界》；1933年前后，穆时英出版四部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 。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39年返沪，相继在汪精卫政府主持的《国民新闻》任社长，并在《中华日报》主持文艺宣传工作。
1940年6月28日下午6点40分，穆时英下班乘人力车经过上海三马路福建路195号附近时，突遭狙击，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弹，因射中要害，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当时普遍认为是被上海潜伏的“锄奸”组织射杀，时年仅28岁。
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将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同时亦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先驱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绘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昙花一现、畸形发展时的社会生活，但穆时英的早期作品表现的却是下层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会上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如《南北极》、《咱们的世界》等，艺术表现手法悖反都市文学的高雅，充满了下层人民强悍、粗犷的生活语言，一度被誉为“普罗文学之白眉”。

7. 求两条轨迹的交点 这是高中平抛运动的题目！求解答

以H和X表示抛出高度与水平落地点的通式，则：
H=gt²/2
t=√(2H/g)
X=v0t=v0√(2H/g)
所以v0=X√(g/2H)
va=s√(g/4h)
vb=2s√(g/2h)=s√(2g/h)
第一个球：ya=2h-gt²/2=2h-g(x/va)²/2=2h-2hx²/s²
第二个球：yb=h-gt²/2=h-g(x/vb)²/2=h-hx²/(4s²)
ya=yb 解出交战坐标为x=√(4/7)s y=6h/7

8. proe可变截面扫描有两条轨迹在外面是怎么回事

我这就是多余的轨迹，为什么

9. 中国古代史籍目录卞要沿着哪两条轨迹向前发展的

史籍目录是史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古代史籍目录卞要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一是正史艺文志方向，一是综合性藏书目录方向。方向虽然不一，史籍类目日益丰富则是非常明显的共同规律。

（一）正史艺文志史籍类目

在正史中首开史籍目录先河者是《汉书·艺文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刘歆《七略》将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大类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在这部目录中，儒家经典、诸子诗赋等各归其类，惟独历史著作类目阙如。当时的史籍被分散于其他类目之中，例如《太史公书》（即《史记》）、《楚汉春秋》、《汉著记》、《汉大年纪》等史书归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而像《高祖传》、《孝文传》等史籍则列于“诸子略”中的儒家类。古代第一部正史艺文志中没有为历史文献单独设类，一是因为“经史同科”（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史籍可以作为经书分支出现；二是因为当时史籍数量有限，不宜区分门类。

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隋书·经籍志》，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四分法”，也是第一部为史籍设立类目的正史艺文志。在《隋书·经籍志》中，历史著作不单统统集中于“史”部，而且史部之下设十三类目，计有正史类、古史类、杂史类、霸史类、起居注类。旧事类、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杂传类、地理类、谱系类、簿录类。这些类目收录文献各有区域，经纬分明。关于《隋书·经籍志》史部类目之定义性质，在公元722～738年修成的《唐六典》中，曾作过言简意赅的说明。其史部十三类是：

1．正史以纪纪传表志；

2．古史以纪编年系事；

3．杂史以纪异体杂记；

4．霸史以纪伪朝国史；

5．起居注以纪人君动止；

6．旧事以纪朝廷政令；

7．职官以纪班序品秩；

8．仪注以纪吉凶行事；

9．刑法以纪律令格式；

10．杂传以纪先圣人物；

11．地理以纪山川郡国；

12．谱系以纪世族继序；

13．略录（即《隋志》之“簿录”）以纪史策条目。可见与《汉书·艺文志》相比，《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建设已属长足进步。

继《隋书·经籍志》以后，又有《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艺文志相继问世。从这些‘艺文志”史籍类目的数量上看，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是，凡系新增者，皆有一定特色。例如，《旧唐书·经籍志》只有大类和二级类目，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出现三级类目。在其“正史”类下，有“集史”子目；在“起居注”类下，有“实录”、“诏令”二子目；在“杂传”类下，有“女训”等，皆反映史部目录的改进。

（二）综合性藏书目录中的史籍类目

古代综合性藏书目录素有“官藏”、“私藏”之分。仅就史籍类目的设置而言，无论官藏还是私藏，都呈现出日益丰富的发展趋势，在数量增长和类目创新上很有特点。

首先是类目数量的明显增加。在这方面，官藏综合性书目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汉代刘歆《七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藏书目。由《汉书·艺文志》可以得知，《七略》没有为历史文献独立设类。宋代王尧臣等人编纂的《崇文总目》是官藏书目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一部。本书目参照前人分类，在史部设立十三类目。如果说《崇文总目》中的史部类目反映了学术的进步，那么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成就更加辉煌。《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规模最大、分类最精的一部官修书目。其史部分为十五类目。尤其要指出一点，与以往官修书目相比，《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二级类目不仅是最多的，而且还以“属”的形式，增立了许多“三级”类目。例如“传记”类下列有圣贤、名人。总录、别录、杂录等“五属”，这些类目的设立，无疑为读者的方便利用提供了条件。与官藏书目相比，私藏书目中的史部类目具有更大的典型性。战国时代，虽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篇》）的记载，但惠施所藏何书、有无书目，不得而知。唐代的私人藏书家如韦述、苏弁、李泌等人虽家藏几达两三万卷，但也都因缺乏相应文字记录而未得其详。后人确知详情的古代私藏书目，一般是从印刷术兴起后的宋代开始的。在颇有名气的宋代学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其史部类目设有正史等十三大类。如此史籍类目堪称洋洋大观，然而若与清代书目相比，则相差甚远。例如清代学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中，其史部书籍居然设立三十五个类目。

其次，是类目的创新和增设。在官藏书目中，史部类目的创新相当典型。例如“时令”一目，很有设立必要。然而，宋代以前，时令之书悉人子部农家类，直至宋代《中兴馆阁书目》始设时令类。又如纪事本末体自南宋袁枢后大行其道，此类著作如雨后春笋涌现。《四库总目》鉴于此，遂于“二体”（编年、纪传）之外，别立一家，自为门目。同官藏书目一样，私藏书目的史部类目创新也相当典型。例如宋代著名藏书家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不立“四部”之名，也没有总序、大序，但对部分增设类目写有小序，用以说明类目内容范围及变化，受到《四库总目》的高度评价。

由此可知，不论是正史艺文志，还是综合性藏书目录，尽管它们编撰的背景和编撰的依据有很大不同，但史籍类目的创新增多，则呈现出明显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是社会进步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史籍日益增长的客观现象。

10. 怎样把两条轨迹合并为一条轨迹

可以使用mapsource软件，进行合并、分解，也可以自己画一段轨迹。当然类似的软件还有basecamp、global mappe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