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小说与湘西小说的相互关系

① 和官途相似的小说 都市小说一类的

重生之猪小妹的幸福生活 这个绝对不是雷文

② 现代文学考研简答题：沈从文城市小说的人性主题

一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作家，他创作的巅峰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被鲁迅称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1928年，沈从文发表了短篇小说《柏子》，开始了他独具特色的“湘西小说”的写作，以人性作为文化视角的切入点，采用独特的玲珑剔透的牧歌式文体，描绘了一幅幅自然美和人性美紧密结合的生活画卷。同时，沈从文用《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都市小说”，深刻揭露、无情鞭挞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阴暗面或罪恶势力，从而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特点。沈从文看多了由达官贵人、旧家子弟、名媛、大学教授等构成的上流社会的虚伪、病态，便有意构建了一个神庙即湘西社会，来与这个都市社会相抗衡。在这个“精致、结实、匀称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5〕。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伤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沈从文的人性观源于他独特的苗民身份和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他出生的湖南省凤凰县，是一座位于湘西的小城。湘西民族崇尚祖先、敬奉鬼神、神人合一、信神守法、知足长乐，他们挚爱故土、善良勤劳、朴实单纯，同时，又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他家是一个军人世家，祖父沈宏富曾一度做过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官居二品。祖父因无子女，就将其弟沈宏芳的第二个儿子，苗妇所生的沈宗嗣承继过来，这便是沈从文的父亲。在他童年时代，家境不错，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中那时经济情形还好，我在物质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亲戚小孩好得多”〔6〕。这样的家境使得他自小进入私塾习读《论语》、《尚书》一类章句。私塾呆板的教育方法和严厉惩罚学生的制度与他的天性发生了冲突，不久他就开始逃学，去看豆腐坊做豆腐，学会爬树、斗鸡，在农村的自然社会里摸爬滚打，也让这方土地上淳朴的生活习性牢牢印在心里。1917年，他父亲由于谋刺袁世凯未遂而隐姓埋名，家庭败落，沈从文不得不参军谋生。此后5年的从军生涯，一方面使他看到了家乡人们的单纯，家乡山水的清丽，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杀人与杀人者被杀。生与死的猝然使理智正处于昏睡状态的他感到茫然。1922年，他为了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他到北京求学。但社会剥夺了他进校读书的权利,生存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的社会地位使他与同当时上流社会完全割断了联系,获得了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立场。在北京，他目睹了上层统治者对人民冷酷无情，都市大小商人趋利若蝇，文人们“东食西宿” 〔7〕以求名利，也看透社会上的人们在小小恩怨中滚爬的自私与庸俗。诸如此类的病态人性与沈从文心中湘西淳朴、宽容、诚实、充满爱的人性形成巨大的反差，在两种对立的人生世界中，沈从文确立起他的真善美的人性观。

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作家中自觉将艺术触角延伸到中国城乡两大社会区域两类文化板块中的小说家。他在描绘优美的“湘西世界”时，就用绚丽、纤巧的语言把读者引入一个离奇、神秘、浪漫的原始神话般的艺术世界。表现知识分子和都市人生时，则因“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 ，“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的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做出的贡献”〔8〕，而吸取了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手法，以精细委婉的笔调，刻画人物曲折复杂的心理，在揭露旧社会种种堕落劣根和绅士道貌岸然的虚伪言行时，又多用讽刺于平易的章法，使作品闪烁批判锋芒。
（一）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其自然、清新、隽永的风格赢得人们的称赞。他从人性出发，给世人描绘出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构建了一个人性的神庙。如果把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湘西原始生命形态；另一类可称为“失乐园小说”系列，表现的是处于历史衰变过程的湘西生命形态。
1、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 “乐园小说”。这类作品以少数民族传奇和民间故事为题材，描绘了极度神奇的梦幻世界和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环境，展现了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生类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世界，最扣人心弦的是大批在湘西神未解体的文化土壤里尚存的，表现人类童年时代自然文化现象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根据少数民族某些生活习俗点染而成，有的通过尚处于自然时代的湘西土地上乡村小儿女的自然人生形态和晶莹的美好人性来构思。自然时代中的自然人生形态和生命形式，一直是沈从文追求和探索的理想人生的基础和雏形。生存于古老、原始封闭的湘西大地上的众多少数民族部落，其原始生活习俗往往带有人类远古时期原始文化的残存，因而在其作品中，往往通过创作民俗故事和民间传奇来展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目的不是猎奇，而是通过对原始生命形态的悬想，呈现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这类作品往往是作者人生理想和主观情感的载体，是诗化的浪漫主义作品，作品极度夸张，人物和情节全面虚构和想象，人物形象极度完美。《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两篇小说讲述的是青年男女因为爱情不能实现而双双徇情的故事。无论是媚金、豹子或者是傩佑及其恋人，都折射着远古湘西深沉旷远的文化背景中“自然人”的特征。在这里，男女爱情、两性关系还没有受到等级观念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干预和制约，更没有从物质财富关系引出人身依附观念，两性关系呈现着人类爱情尚处于童年时代的某些特征。在爱与被爱、偷生与死亡之间，他们“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地”，不要物质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切，“是光、是热、是泉水、是果子、是宇宙的万有”。他们秉承自然的造化，也如自然万物那样遵从自然神性的安排。这样的人物类型就是作者所追溯的古老湘西最原初的，尚未被物质、虚荣玷污的人性的原型。
2、展示人生形态的“失乐园小说”。近现代社会带给湘西的变化是巨大的。1934年冬和1937年冬的二次故乡之行，作者看到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9〕，为了控诉现代文明对湘西形成的罪恶，沈从文一改过去对湘西社会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而以极度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湘西社会的溃烂。这类作品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内容，从近现代社会湘西古老民俗的转型和变异以及非原生态下的民俗现象为视角，揭示古怪离奇的现实社会，从一个侧面再现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湘西社会的现实。他在“失乐园小说”中，为我们展示了乡村小人物的几种不同的人生形态。
“落伍者”的人生形态。他们其实就是老湘西的儿子，他们所信守的都与过去相联系而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他们的人生就像从疾驰的汽车后窗望出去的道路，可以看得见，却在飞速后退。《会明》和《灯》刻画了两个“守旧”而不自知的旧军人形象。“伟人”情结和“守疆”情结成为会明十年战乱中观念和行动的无声号令与指南。老司务长顽固而忍耐地做着的则是一个“义仆”寄托在主人身上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梦。两个老兵的悲剧道出了作者对于浸淫在朴素社会理想和生活信念中的美好人性的怀念。
“懵懂者”的人生形态。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原始的荒原，没有主见，生命处于被动的自在、随机状态。《萧萧》中的萧萧十二岁做了童养媳，小丈夫不到三岁。她被帮工花狗引诱怀孕，最初的惊慌和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萧萧因生下一个健壮的男孩仍留在夫家，最终与小丈夫圆房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十二岁也成了亲。在一九二九年的原作中，沈从文还交代了一句：“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懵懂的人生在这里周而复始。面对这种“懵懂”的人生形态，沈从文心理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种人生一方面单纯庄严，一派天真，另一方面却是来者如斯，单调沉闷，虽与自然贴近，却与文明疏远。
“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这里的反抗是指在现实的沉重打击和灵魂极度震动后产生的一种本能、直觉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思考。《丈夫》与《贵生》都是表现男主人公的本能反抗的。《丈夫》叙述一个乡下丈夫和到码头上做船妓的妻子的一天一夜的遭遇。丈夫从一天一夜的屈辱中看清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第二天在将要离开河船时，把妻子给的钱撒到地上，用粗大的手掌捂住脸哭了起来，并转而决然带着妻子回家了。这类“反抗者”的人生形态表现出了湘西乡下人生命中“力”的一面，由于他们毕竟有别于逆来顺受者，因而多少为作者所欣赏。
“挣扎者”的人生形态。这是失乐园时代湘西芸芸众生生活常态的反映，他们已没有乐园时代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状态，而是生活在变化莫测的时世中。《菜园》中的玉家母子本来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富裕生活，母亲“有教养又能自食其力，富有林下风度”，儿子也“把诚实这一件事看作人生美德”。后儿子去北平读书，三年过后带回一个新媳妇，却在某一天为县里来人“请去”，一对年轻人因为“共产党”罪名陈尸校场，宁静的玉家菜园为一团恐怖的血雾所弥漫。又一个三年过去，到儿子生日的那个下雪天，隐忍独活的母亲自缢而死。这类小说最能体现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表现了湘西世界黑暗、血腥以及下层人民的痛苦。
此外，作者还为我们描写了“坚守者”和“腐败者”的人生形态。“坚守者”指的是在失乐园时代仍然坚持乐园时代人格品性、价值观念的人，如《小砦》中的憨子。“腐败者”是对湘西统治者面目的揭露，如《失业》、《顾问军》。
可以说，沈从文的“乐园小说”表现的是湘西的单纯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牧歌情致的神往倾心；而在他的“失乐园小说”中，表现的则是湘西的复杂性，流露出沈从文对田园牧歌的命运已经不无忧虑和信心不足，这使得沈从文产生了一种深广的幻灭感，一种近乎宿命的感叹在“失乐园小说”中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具有“湘西全息图”气势的《长河》未能真正完成，它是沈从文“乐园小说”和“失乐园小说”的综合体，是沈从文小说艺术追求的集大成者。
（二）沈从文的都市系列小说写的是城市知识阶级，着重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他说：“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 〔10〕。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将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在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沈从文对于都市文明与都市人性的批判性描写始终围绕下列三个方面进行：
1、病态的生理。沈从文都市小说的主人公, 大多是生理病态者。肺病、精神病、失眠病、神经衰弱、心衰气短, 是沈从文都市小说人物常见的生理疾病。面色苍白、神情憔悴、目光吊滞、咳嗽哮喘, 是沈从文小说人物的肖像与面色。小说《三三》中那位极有钱财的城里青年,“白裤白鞋”,“白白的脸”是一位痨病第三期患者; 寄居青岛的那位都市青年, 却是整日神情忧郁的怀乡病者(《凤子》) ; 到青岛海滨休养的教授, 不是失眠病患者就是肾功能衰弱者或性功能退化者(《八骏图》)。沈从文频繁地分析指认都市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他把患有各种生理病症的都市人, 称为“阉寺似的人格”〔11〕, 从而体现出作家对都市病态人生的厌恶, 甚至是某种贱视。
2、病态的心理。沈从文深感都市文化对都市人性的扭曲或异化。沈从文对“丑陋”的都市人性描写, 集中在都市“上等人”,“绅士淑女”们和都市知识者身上。《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某夫妇》等作品活画出都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们的虚伪人性。《绅士的太太》叙述一位身为国会议员的绅士、绅士的太太及另一绅士家庭的三姨太和留学归来的少爷之间复杂微妙的感情冲突与纠葛。绅士瞒着妻子与别的女人偷情，太太出于对丈夫“负心”报复的心理支配，复与另一绅士家的少爷通奸，而这又是少爷与三姨太为隐瞒他们之间“乱伦”关系的必然结果，不久，少爷又宣布与另一名媛订婚。在这群男女之间发生的只是一种无爱的情感与性游戏，人的两性关系蜕变为纯粹的动物行为，人之为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丧失。这个家庭表面一派温情脉脉, 一派上等人家的风度修养,实质里, 充溢着毫无愧色的相互欺骗和放浪堕落。沈从文撕开绅士淑女虚伪的道德面具, 凸现出都市“道德”的虚伪与病态, 并以一种“类型化”方式扩大到都市人生界面。于是，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他的乡土小说相反, 不对人物作个性化细节化描写, 而多以匿名方式, 用代码和符号 (如“甲乙丙丁”如“或人”) 去指称人物,以类型化符号化方式抹去都市人的个体特征而显现出他所理解的都市人的本质。
3、庸俗的人性。除了对“高等人”道德虚伪的揭示, 沈从文小说经由一般都市男女的婚姻日常生活的描写路径, 展示着都市男女人性的庸俗。在小说《或人的家庭》中, 丈夫背着妻子美美与同事有染, 面对不依不饶的妻子,“或人”只用虚伪的辩解和赔礼, 只花费少许钱为妻子美美买一副廉价的项链, 便平息了美美的愤怒。面对夫妻不忠的现实, 都市男子只花费一点点金钱一点点廉价的“诚意”, 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都市女子, 在丈夫这“诚意”与“项链”面前, 早已消除了愤怒与悲哀。在沈从文都市小说里, 丈夫多是虚情假义移情别恋的伪君子,女人则是轻易被金钱俘虏的性动物。沈从文把都市妓女与时髦女郎同视为金钱的动物,“她们要活, 要精致的享用, 又无力去平空攫得钱, 就把性欲装饰到爱情上来换取。娼妓是如此, 一般妇女也全是如此”。

三
综观沈从文的小说，人性是他表现的中心。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里获得表现的，他的湘西人性也是在与都市人性相对照中获得表现的。沈从文一方面批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都市人的人性的压抑与扭曲：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既揭出了病苦，又施以疗救。他的作品从美学的、历史的原则出发，远离政治，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审美价值。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沈从文凭籍一种乡村道德理性来解剖繁复的都市人生，价值观的单向度势必损耗都市文化丰富内涵的多维性。人类文明在前进中总会善恶是非并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都市自有它存在的理由，而沈从文却予以全盘否定，这使他的人性批判难以获得整体的哲学文化理性眼光，这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③ 边城的作者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他和小说中的湘西是什么关系那是他的故乡吗求了解的人回答

湖南凤凰是 湘西 的一个小镇

他曾经从军 路过茶洞 住过一些时间 茶洞 也就是 《边城》 所说的小镇
与沈从文故乡 凤凰 不远 100多华里

④ 论述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化内涵

[摘 要] 沈从文小说在人类文化史上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人类应当具有的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第三种文化信仰，阐述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湘西自然人性文化。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传统道德文化 现代都市文明 湘西文化 人性的希腊小庙 “第三种”文化体系

[目 录]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牧歌似的湘西世界；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画了一种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笑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足无措。这是一个怯懦、犹豫和无能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好在这个客人还能够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于是，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从文所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和虚伪，他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沈从文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

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一个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从文的湘西童话中，《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庙”里，古风犹存，淳朴也充溢在人们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无遗。《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是对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点。

通过《边城》这部小说，沈从文用理想化的笔墨描绘了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意欲构建的“希腊小庙”，其实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边城》就是这一文化价值体现的标志“建筑”。《边城》发表于1934年，它把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极致。边地的美丽景色、淳朴的传统风习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浑然一体，充满了牧歌情调。青山绿水、古朴宁静的茶峒城里，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由此演绎了一段美丽而哀婉的人性之歌。《边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极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寄托。沈从文在《边城》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在《边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着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无羁的生命本真，都融汇在《边城》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自然环境中，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氛围。沈从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是部分文学研究者没有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出路。

沈从文小说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

⑤ 湘西小说的内涵是什么

楼主你好 湘西小说在我看来每部都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总体来说 应该说的是湘西的文化底蕴 民族精神 特色 趋势 包含了 多民族 多语言 人文情操 自然的优美风景 大自然的神秘与湘西人热情好客

⑥ 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个是

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另一个是“湘西世界”。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
从小说的体裁来看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回忆往事类如《在私塾》、《福生》、《怀化镇》、《连长》等；
二、记叙类充满生命力的边地风俗或生活场景的如《山鬼》、《龙朱》、《柏子》等；
三、人物描写类如《丈夫》、《菜园》以及代表他最高成就、艺术上也最为成熟的代表作《边城》等。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大多都是以湘西的风土人情、社会风俗为主体以浓郁的乡土意识为主导思想，写湘西社会古朴的人情美、人性美比较生活化，而且他的小说语言简朴易懂句式简洁明了，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展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不管走到哪儿，都坚持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乡下人，毫不做作，他以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为骄傲。在他的作品中，他以湘西人,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观点来进一步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

⑦ 沈从文造两个世界的文学态度

沈从文的小说是以“湘西世界”和“都市世界”而立题。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风格较为独特，同时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优秀作家。他出生于湘西成名于都市，在其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探索着人性的奥秘。他一生的小说创作，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人性美的赞颂和讴歌，这主要是他的“湘西小说”创作；二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阴暗面或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这主要体现在其都市小说上。因此，沈从文便有两套笔墨：一套用来描绘湘西乡土世界，展示乡村生命形式；一套用来描绘都市世界，展示都市生命形式。而对于这两个具有对立与对照性质的生命世界，沈从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取向。对湘西乡土世界及其所代表的生命形式，他满怀热忱，表现出一个在精神归宿上始终向着“乡下人”的知识分子对湘西乡土的天然亲近感与认同感；而对文明化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则始终怀有一种无形摆脱的敌对情绪与潜在的恐慌感，代表一个有湘西“乡下人”向城市“边缘人”转化的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属的陌生感与荒诞感。无论是叙写人性美还是人性扭曲，沈从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痛惜人性的失落，呼唤人性的复归，而在他构筑的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表现了自己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这两个世界的塑造都是独特而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湘西，单纯地在世外桃源中描绘人性的善与美，而是从湘西走向现代都市，以都市世界的参照，以一个现代文人的眼光返顾湘西的文化体系和趋向，从而使他获取了超越于自身乡土文化锻造的人格模式，同时又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都市文化的形态。
因此，沈从文这种将原始的乡野文明与新近生成的都市文明互渗互参的描写姿态，为其都市小说提供了比较独特的都市文学视角和文化意蕴。在“都市批判”中，茅盾用社会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剖析了中国都市生活中各个经济阶层的命运沉浮，以政治的视角对都市进行全景式的反映，试图以“革命”为改造的方式，重建理想的都市人生和积极的都市生活；老舍从文化的的视角审视古都的风俗人情，对于向现代化都市转变的北京表示出深深地忧虑，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在市民阶层的沉淀。沈从文在都市文明的批判中没有重复上述作家的思路，而是在生命的体认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哲学视角，用“自然人性理想”的尺度去丈量都市人性的缺失与扭曲。沈从文在他所构筑的都市世界的审美观照中，包含着一种犀利的文化批判眼光，从中传达出独特的生命理想，并通过这种生命理想表现出独特的创作追求。因此，探讨沈从文创作中的都市生命形式，对于理解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及其全部创作是很有必要的，由此可以发现其创作的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二
始终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当他把小说创作视点由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转移到现在生活其间的都市社会时，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都市的情感厌恶和道德批判。那么，沈从文拿什么掀开都市的面纱？他以人性和道德完善理想发现了都市文明的生活和生命，或是暴露上流社会和绅士家庭的欲望游戏，或是描绘知识阶层的虚伪做作，或再现了一部分生活在上流社会中不甘沉落，力图超拔泥沼的人们，或展现了都市下层贫苦人民的道德光辉。从而展现其都市小说中的各种都市生命形式。

一、人性腐蚀的都市绅士阶层
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情感取向较之湘西世界时逆向而行的，当“乡下人”的眼光转向都市生活时，就从看湘西世界时的平和与宽厚顿时变得锐利与尖刻起来，不时露出讽刺的锋芒。都市世界在他笔下显露出来的生活样态，往往成为讽刺与嘲弄的载体，对绅士阶层生活的针砭与解剖已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视点。这类作品有《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或人的家庭》、《若墨先生》、《王谢子弟》、《大小阮》等，最具代表性的是《绅士的太太》。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1]这样突出了绅士阶级人生形式的腐蚀传染性，它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黑色染缸，侵蚀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主要描绘两个绅士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讽刺调侃的调子里，展示了一幅绅士阶层醉生梦死的生活图景。这些绅士淑女，表面上礼数讲究、稳重贤淑，背地里干的都尽是肮脏勾当。生活在豪华的大公馆里，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放浪堕落，醉生梦死，用“虚假”保持其文明外表和体面秩序，暗藏心机，对握有旁人隐私怀有浓厚的兴趣。如其中描写绅士太太要试探月光下在大少爷书房窗边听到的女人笑声是谁，于是当三姨太回到客厅时她便说：“三娘，你真是使人要笑你们，怎么晚上也擦得一身这样香？”再说：“外面月亮真好，我们打完这一牌，满圈后，出去看月亮。”有这样特有的语言方式暗示了三姨太偷情事情的败露。这种绅士社会的绅士式的语言规则充分展示了一场虚情假意的人生游戏，而对两性关系的摹写，则展示了绅士们的“爱”在含情脉脉的纱网中受到阉割、扭曲，甚至“爱”成乱伦。绅士家人表面上个个讲究风度修养，暗地里却是另一番不能见人的勾当。早已失去性机能的瘫子绅士拥有三房姨太，年轻的三姨太不甘寂寞，与大少爷私通；另一个绅士的太太为报丈夫的不忠，也掺杂近来，构成一种畸形的三角关系。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窥视捉奸，这里面充斥这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两性关系间的乱伦与糜烂，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处心积虑的陷阱，所有的人物都成为受物欲与情欲驱遣的可怜奴隶，沦为人性异化的“衣冠禽兽”。因此，都市绅士阶层家庭看似守礼有节的面具下充斥着乱伦、通奸和欺瞒，道德观念的伪善和行为方式的堕落形成巨大反差。再如《大小阮》中的叔叔大阮是一个人格庸鄙手段下劣的都市绅士形象，他认为侄子小阮参加革命活动是“中毒”太深，而且“不可救药”，等于“跳火坑”，而标榜自己处事“稳健”，把媚悦女人出入社交场所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他把小阮托他保管的活动经费据为己有，并以此为资本爬入上流社会，并且“凭地主，作家，小要人的乘龙快婿三种资格，受欢迎回到母校去作训育主任”，成为所谓“社会中坚”。因此，通过对这些绅士阶层的讽刺和嘲弄，沈从文向我们有力的呈现出具有普遍性的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病相。

二、道德虚伪的都市知识阶层
如果说沈从文对都市绅士阶层持异常犀利的讽刺与嘲弄态度，那么，他对自己处身其间的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态度则混合着悲悯与戏嘲的异样成分，着力于对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与心理层面的解剖，这也代表了沈从文看取与理解都市生命形态的另一维度。这类作品有《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知识》、《记一大学生》、《自杀》、《平凡故事》、《来客》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骏图》。在《八骏图》中，作者从八个学者的心理揭穿“八骏”浮在思想表层的种种虚伪。他们八个都是“人人皆赫赫有名”且知识渊博的著名教授，或尊奉独身主义，或自诩清心寡欲，或满腹社会道德，而下意识中爱欲的本能却都被压抑着、堵塞着，只有借助变态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且看这些病态的表现。教授甲尽管表面庄严老成，一幅道学家的模样和气派，但其卧室里却是：“枕旁却有两本香艳诗集”，“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同时窗台上海放着一个红色保肾丸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幅头痛膏”；教授乙在海边看到一队穿新式游泳衣的青年女子，大感稀奇，就流连不去，禁不住意乱情迷，并“从女人一个脚印上拾起一枚闪发珍珠光泽的小蚌螺壳，用手指轻轻的很情欲的拂拭着壳上粘附的沙子”，赞笑着它的美丽；教授丙自认是“老人”，对恋爱不再感兴趣，却又死死盯住达士房中那希腊爱神雕像上的大理胴体的凸凹处，仔细端详，并想起一个顶美的内侄女；教授丁说“自己倾心女人，就不让对方知道，尽她嫁一个不如自己的男子，等她衰老，再告诉她”，“我的爱一定还新鲜活泼”；教授戊是个结了婚又离婚的男人，主张对女人不宜停留在莎士比亚式的辞令追求上，要抓住机会，“就默默的吻，就抱，她到后就成了妻子”；教授辛“简直是个疯子”，自以为身心健康的周达士发现这六位教授都有“病”，他向远方的未婚妻表示，要医治他们的“病”，然而当黄衣女子把目标对准自己时，这位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最终也承认自己“的确已害了一点很蹊跷的病”，推迟了与热恋中的女友相会的日期。沈从文通过细致而精彩的描绘，表现了这群教授的欲望被压抑着、禁锢着，却又极力装饰着虚伪的外壳，他们的人性都已被他们的那种“文明”所扭曲，变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同时，也揭示了由现代文明造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态，讽刺都市人程式化的爱情，被文明禁律扭曲的情欲，从而批判了知识分子这种扭曲的、不健康的、毫无生命优美和激越的非自然人生。

三、力图挣脱庸俗人生的都市新女性
沈从文建构的都市世界也并非全无亮色，而是在都市的整体性污浊与灰浊中，也有一脉生机存在，尽管这种亮色也许在都市世界并不惹眼，但却是民族生命精神在都市顽强生存的一种象征。作为一位深谙艺术辩证法的作家，沈从文在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两相对照中，既清醒地意识到“文明病”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在都市主流性的病态生命形式后面，也潜伏着一脉跃动的生命之流，与湘西世界的生命精神相互映衬。这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如蕤》、《薄寒》、《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等，这些小说都具有系列性特征，都表现都市女性爱情与婚姻，都是描绘都市女性追求真挚爱情的复杂心路历程，表现她们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所引起的内心痛苦与彷徨，以及对于现实的挣扎与反叛。这些女性不再是被毒害而不知甚至还乐在其中的绅士太太，而是身受都市生活的桎梏，却不甘沦落的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力图从都市的窒息中解脱，而在乡村精神中寻找灵魂的归宿。
《如蕤》中那个城市女子如蕤，对城市中虚伪的道德厌倦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极大反感：“都市中的人是完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一切女子的灵魂，皆从一个模子里印就，一切男子的灵魂，又皆从另一个模子印就”。个性与特征全不复存在了，恋爱变成了商品形式，恋爱如同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主人公如蕤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甚至希望“在强暴中得到快感”。《薄寒》中那个年轻女教师渴求异性的欲望更强烈，为了逃出这个虚伪的衣冠社会，她甚至“愿意被人欺骗，愿意被弃，愿意被蹂躏，只要这人是有胆气的人。别人叩头请求还不许可，若这人用力量来强迫她时，她甘心投降”。她向往“一种惊心动魄的波澜，一种流泪流血的社会”，[2]但却找不到，周围的男子都“微温、多礼貌、整洁，这些东西全是与热情远离的东西”，[3]她嫌恶这一切，最后屈服于一个鲁莽无畏的军官。《都市一妇人》中的那个将军遗孀，因心地单纯而误入上层社会的圈套，向往爱情屡遭遗弃，在对男人实施的变态报复中却又没有完全泯灭人性，对年轻军官满腔热情，却又狠下毒招，这是一个在都市生活碾压下人性未泯灭但人格变态的悲剧性人物。再如《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尽管出身于都市上层社会，但却与弥漫于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气氛格格不入，在性格上表现出反叛性，结果萝摆脱众多追求者的纠缠，而与初次相识的宗泽闪电般订婚，她厌恶向其献殷勤的温文尔雅、谦卑柔弱的知识男性，向往湘西世界的原始野力。[4]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在对都市文化的审视中，向我们展示了都市新女性形象，这些都市社会的女性们想摆脱上流社会的羁绊，厌恶并反抗这庸俗的人生，渴求一种新的人生，她们向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向往“光明如日头的另一种生命”。同时，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女性将那些带有乡村气质和精神的男子作为拯救自己肉身和灵魂的力量，这是作者对乡村和都市两种文化的评判，也是“以乡村改造都市”命题的间接表现。

四、闪现道德光辉的都市下层贫民
在沈从文的都市世界中，主要通过上流社会绅士阶级的庸俗人生，提出了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但在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里，他同时将目光转向都市的“抹布阶级”，涉及了都市贫民的生命形式，侧重于展示这些都市贫民泥涂里的道德光辉，既与都市上层的生活样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又构成对湘西生命形式在都市背景下的某种回应，从中似乎可以看到湘西乡下人晃动在都市里的背影。更确却地说，从中可以看到湘西生命精神在都市贫民身上的显现。[5]这类作品如《腐烂》、《生》、《泥涂》等，集中展示了30年代都市下层社会一角的现实图案。
小说《生》撷取一个都市街头极常见的场景，抒写出玩木傀儡戏老人的人生辛酸。这老人在烈日的炙烤中，一次又一次不停顿地玩着王九打倒赵四的老一套，在他心里，埋藏着一段不让人知道的往事：王九是他死去的儿子，王九是死于同赵四的相拼。“王九死了十年，老头子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了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这当然只是一种原始的复仇情绪，然而，作品通过老人的执着，避去单纯地表现人物生活上谋求温饱的可怜努力，从灵魂深处听到了下层人民对生的权利和人生尊严的急切呼喊。《泥涂》着重写了几个下层人物，如刘娘、祖贵、张师爷、刘娘的秃头七叔等。尽管他们都身份卑微，生活上的需求简直比动物还低，但却都不忘做人的尊严，都有共同的人类同情心。在一场突发性的火灾中，祖贵为救火则“失去了原来的人行”却全不把受伤当做一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做人的义务；秃头七叔在瘟疫中五个孩子死了两个，在救火中“自己一切东西都烧掉了，还发痫似的极力帮助别人抢救物件，照料到那些逃难的女人小孩”；刘娘等下层妇女也都加入到救火行动中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张师爷在这里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内涵的人物，一方面，他“仗义热心”，“尽想帮助别人”，为下层社会利益奔走，最后在救火中位救人、救小孩、救猫、救鸡中被砖头砸死；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陪巡长烧烟”，与当官的套近乎；一方面请愿失败，他说着“气氛大话，要报仇，要烧房子”，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上书请愿并坚持要在禀帖上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一类糊涂话；一方面，他穷的一无所有，“自己常常挨饿，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自己过去的“上士”身份，抱怨革命党把他的地位革掉了“，并死抱着”这是民国，五族平等“的信念不放。小说写出了这个人物性格的两重性，及其内在的统一。它统一在人物过去的特定的经历中，统一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现实关系中。他是一个被资本主义经济畸形发展所殃及的民国初年的“遗民”。[6]同时，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张师爷所代表的下层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矛盾。
沈从文从这些下层人物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舍生忘死的生命行为中，挖掘出他们泥涂里的道德光辉。在他看来，与都市上层社会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截然相反，这些下层人物栖居在“生命”的高处，显示出精神上的优越性，他们不仅具有健康理想的人性，而且并不因身份卑微而弃却做人的尊严与责任，也不因身存极度困苦而放弃对人生远景的凝眸，其生命形式焕发出神性的光辉，从中寄予着沈从文“向人生远景凝眸”与“生命庄严”的生命理想。

三
沈从文曾无数次表白自己“实在是个乡下人”[7]，他执着地以“乡下人”自称，以“乡下人”的视角关照都市世界，正如他说：“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柏子》和《八骏图》对照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明显具体地反映在作品里”。[8]毫不夸张地说，对都市人性的指斥，对都市“文明”的怀疑与批判，沈从文这种写作姿态在现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激切最为鲜明。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成为都市最为刻薄激愤的文学者呢？我认为凌宇先生的解释最为精确，那就是“城乡对立互参模式”。[9]因此，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在这两相对照中展示出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全部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涵及其艺术表现。
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看，沈从文所建构的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个对立的经验世界”[10]深深地打上沈从文个人的生命体验色彩。在湘西世界，那里，“神之存在，依然如故”，[11]地方上，“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2]都一如既往，象征一个“神的时代”，在这里，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3]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境界。而相反，在都市却是一个“神已解体的时代”，置身其间，沈从文体验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己感和异化感，由于这种对都市社会情感上的拒斥感，沈从文眼中的都市就是一个“衣冠社会”，虚伪、自私、怯弱、灵魂的扭曲与生命失去活力等等病态现象，都触目惊心地显露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往往只剩下一具“空壳”，生命的丑陋处全都显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两极性生命体验中，沈从文强烈地感受到湘西社会与都市社会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因此在他的创作中，就构成了两个对照与互见的艺术世界，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
从人性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了两种对立的人性形态。在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尽管常常表现为生命的“自在状态”，但却与美和爱合一，显出自然率真的生命品格与雄强健康的生命气魄。在都市社会里，人性受到压抑，生命本质沦丧，结果形成“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4]形成都市人普遍的“阴性人格”。在这样的两种人性的对立的形态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沈从文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生命”指陈健康理想的人性形态，表现为一种自然和谐的生命形式；“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表现一种庸常无聊的生活样态，因此，在这两种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可以明显看到其对立的人性形态，从而看出其思想指向。
从价值维度上看，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生命神性”与“生命庄严”是沈从文做追求的生命形式。在湘西世界中，一切都与真善美连结，显示出生命的神性，是一种健康理想的生命形式。在都市世界中，一切则与假恶丑连为一体，是一种堕落与下降的生命形式。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一可以看到其关于“生命”与“生活”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照与互见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并贯穿其全部的创作当中。
沈从文从其“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出发，因其独特文化品格的影响，以及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都市世界，在伦理道德和乡土文化的层面上审视都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对人性异化的忧虑和对人性复归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15]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16]。他所提供的审视都市的别一种立场和方法以及这种面对现代文明审视人性异化的文学行为本身，都使他区别于其他都市小说家，从而体现出其独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

⑧ 沈从文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在这里，沈从文不仅对三种文化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而且他更是在宣扬和试图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并用之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和世界的人生。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说：“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①”所以如此的自信，就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文字在创立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体系，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实质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湘西文化三种文化形态。沈从文虽然辗转于北京和上海，但作为湘西文化的代表的沈从文并没有在深层次上被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同化，相反，却给了沈从文一个用湘西文化来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西方文化）及它们影响之下的人的生命形态的历史性机会。他与这两种文化和这两种文化下的生命是隔膜的，这种隔膜加深了他的文化孤独感，也使他更清醒地对这三种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和批判性的反思。在分析比较中、在批判性的反思里，他看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根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畸变，同时，也对他家乡的充满人性美的湘西文化的生存延续产生了危机感。于是，沈从文把他的文化创立指向了湘西文化，并将湘西文化淳朴本真的一面提纯升华，试图创立一种能够取代中国没落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信仰。

于是，沈从文开始了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信仰的再造，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来批判中国颓败的传统文化和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阐发和张扬以湘西文化为底根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沈从文对文化的评判，常常从性、人性、生命的生存形态等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如小说《十四夜间》，刻画了一个在传统道德文化液汁里泡大的小官僚吴子高，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找妓女的可笑过程。他自己不能去找，这有失“大雅”，就转托客房的伙计。在等待的过程中，沈从文对吴子高的心态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吴子高在设想妓女到时如何如何对话，如何如何行动，简直像“备课”，而一旦暗娼真的站在面前时，却又手足无措。这是一个怯懦、犹豫和无能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生命典型。与大胆放肆、充满雄强生命力的湘西人相比，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锻造的人的生命力的衰落。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沈从文正是从性的角度来讽刺贬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力的摧残和戕害，反过来，更加深了他对洋溢着雄强生命力的湘西文化的自信。

在小说《看虹录》中，这种以性来评判文化的视角更明显。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潜台词的暗示，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人性的束缚的揭露更加深刻。小说中的女主人应当是“美与爱”的文化象征，是充满生命活力与自然美的文化载体；而小说中的客人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象征，是这种文化畸变衍生的意淫文化的代表。这个女主人（湘西自然人性文化），不仅向客人展示了她的美，而且在言行上也勃发着生命和人性的热情。她暗示客人，是生命就应该燃烧。但是女主人也品透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笼养的“客人”的怯懦、犹豫不决，因为他生命的热情消失在文字里了，生命的雄健力被中国传统文化湮灭了，生命本能的热量在文化冷水的浸润下熄灭了。好在这个客人还能够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反思，对自己身上的文化进行诅咒：“我等待那个夜所能带来的一切梅花的香，和在这种淡淡香气给我的一份离奇教育”。这离奇的“教育”是什么呢？于是，沈从文借客人的心和口，点出了另外必然还有一本书，这书就是充满至善至美的人性和完全自然状态的生命形式的湘西文化，也就是沈从文所要创立的新的文化信仰。只有这种文化，才能孕育出朴素至美的人性与和谐美满的人类文化。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懦弱和虚伪，他大胆地提出“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③”。沈从文在《凤子》中说：“挽救它唯一办法是哲学之再造，引导人类观念转移。”但这种“哲学”和“人类观念转移”并不是转到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明，因为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沈从文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王谢子弟》、《苦墨医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自杀》等小说作品，组合成了一幅都市文明社会的画卷。作者在《绅士的太太》中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绅士的太太》以一位绅士的太太作为切入点，她与丈夫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她与大少爷暗中调情，为大少爷与三姨娘偷情搭桥牵线，牟取钱财。绅士则偷偷与情人幽会。他们表面上尊贵体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卑劣猥亵，男盗女娼，生活里充满了自私与虚伪，欺人与自欺，淫荡与乱伦。沈从文无情展览着所谓现代文明中人们生活的空虚、精神的凋萎、灵魂的锈蚀，刻画了浸泡在现代都市文明里人生的虚无和人性的泯灭。《八骏图》里的八位教授是现代文明的象征，然而他们却恪守道德，奢谈文明，用假正经、假文明来拘束、压制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七情六欲，形成了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性，是违反正常人性的、病态的、畸形的文化现象，沈从文借此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现代文明自居悖论、自相矛盾，看似文明其实反文明，看似道德其实不道德。这种文化让人性变态，让行为反常，让整个社会在虚伪、意淫和无聊的梦幻中讨生活，将人性和心灵变成金钱和情欲的支配物。

在《写在〈龙朱〉一文之前》一文中，沈从文对自己长期生活在现代文明都市上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北京给自己造成的人生伤害同样进行了痛苦的陈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中着在道德下所变成虚伪庸儒的大毒，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

沈从文笔下的现代都市文明具有毁人于有意而无形中的无聊与空虚，这种文化的两大支柱就是金钱和情欲，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一切生命都是腐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性都是物质化、利益化的东西。现代文明写在人脸上的是憔悴受伤，而内在的生命却是枯竭和焦黑，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已丧失殆尽。一个物质与情欲的世界，根本看不见生命的影子——这就是现代都市文明最显著的特征。

三、沈从文的《边城》与“人性的希腊小庙”

沈从文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在沈从文的湘西童话中，《边城》就是一座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庙”里，古风犹存，淳朴也充溢在人们身上，自然的人性美表露无遗。《边城》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理想人生的缩影，是他现实与梦幻的交织，是对民族道德重造的切入点。

通过《边城》这部小说，沈从文用理想化的笔墨描绘了的以苗族文化为内核的湘西文化。沈从文意欲构建的“希腊小庙”，其实就是自然人性的湘西文化，《边城》就是这一文化价值体现的标志“建筑”。《边城》发表于1934年，它把自然和谐的人生形式推向了极致。边地的美丽景色、淳朴的传统风习和人物的美好心性浑然一体，充满了牧歌情调。青山绿水、古朴宁静的茶峒城里，撑渡船的老人和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团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翠翠，由此演绎了一段美丽而哀婉的人性之歌。《边城》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把它极力渲染成世外桃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文化价值寄托。沈从文在《边城》用这种新的文化信仰为人们描绘着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自然、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和美好人生，赋予翠翠、夭夭等湘西女性以象征意义，她们是这种自然人性文化的象征和最完美的模特。翠翠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和教化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即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天人合一”美的精灵与化身。翠翠就是湘西健全人性和自主、自为、自然生命形态的活的标本，是一种原始本真的人性生命形式，是沈从文所要创立和张扬的自然人性文化至善至美的模特，沈从文就是要借她们——这些自然人性的模特，来反对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所谓的现代都市文化。

在《边城》中，翠翠、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人物的身上，都展示着至真至纯、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无羁的生命本真，都融汇在《边城》那种宁静和谐、充满无忌野性的自然环境中，洋溢着圆满健全生命力的氛围。沈从文就是要以湘西那种平凡、简朴、单纯的生活方式来取代畸形的现代都市文明和病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想用湘西那种存在于自然形态中的生命形态和朴素人生来唤醒麻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沉醉在现代都市文明里的生命，激起他们对这种新文化的信仰，重构新的自然和谐、雄健鲜活、化外境界的文化价值观，与未完全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人一样，过一种自然不做作、具有真性情的现代都市文明，保持自然人性，生死自然，爱恨自然。他相信他推出的这些文化模特——湘西文化的形象大使，完全可以征服现代都市文明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沈从文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写于1932年和1937年的《凤子》中，这种文化自信表达的清清楚楚：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在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高级知识者（小说中被称为“老师”）来到湘西，在和总爷（湘西文化的阐发者）的争辩交流和自己在湘西的切身感受中，被那种朴素的生活、健康的灵魂、自然的人性、勇敢的精神、环境的牧歌性所征服，被这种原始本真的自然文化惊呆了，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总爷对湘西文化的表达和对都市文明的贬斥。

四、沈从文小说的价值在于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体系

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沈从文充分阐释了他的新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并表达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他自信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新文化才是最有价值的、最理想的文化，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以西方文明为内核的现代都市文化无可比拟的超现代性。沈从文认为，中国人甚至全人类都应当将这种新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就像信仰宗教一样。只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美好和谐、充满人性化的理想社会，才能永葆人类雄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真的自然人性。

因此，当大多数新文学家以新的、西方的、现代的、都市的文化眼光去批判旧的、中式的、传统的、乡村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沈从文看似做出了几乎反方向的文化选择。但是假如你们认为沈从文非都市而崇乡村，抑现代而扬传统，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那是部分文学研究者没有参透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沈从文并没有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乡土作家，而恰恰相反，他是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立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孤独地、痛苦地进行着文化的评判和文化选择，试图为中华民族找到强壮民族精神、雄强民族生命力的文化良方，寻找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出路。

沈从文小说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价值体系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之外，以苗族原始本真的湘西文化为内核，为人类提出了第三种文化价值体系——自然本真的人性文化，并在他的作品中阐发了这种新文化的真、善、美，以及这种文化造就的美好社会，并且沈从文强烈地渴望中国和世界能够丢掉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畸形变态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确立这种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信仰，让整个世界的生命、人性、自然都处于和谐美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