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都市文化

1. 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的风格特点体现在哪

1、故事性强：
正如一般通俗小说，张爱玲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带点洋场浪漫色彩的华美别致而曲折的故事，最令读者流连忘返。小说布局紧凑、线索分明，人物命运与发展进程交代清情楚，首尾贯通、有始有终，富传奇色彩。作者惯用类似传统说书人的叙事方式，以俗白的语气，对朋友般地与读者幽幽叙来。早期小说最先发表在鸳鸯蝴蝶派通俗刊物《紫罗兰》上，如：《沉香屑：第一香炉》、用言情的笔调，讲述香港富孀和她上海甥女葛薇龙的精彩故事。

2、题材通俗化：
张爱玲小说多以上海、香港沦陷区为背景，展示乱世十里洋场中都市人的生活情态。作者最擅长写市民“家史性”的故事，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大多建构于男女婚恋、家庭伦理、生活琐事等通俗化题材。作者构思缜密，排除了传统小说的道德劝戒和说理，只以客观冷静的笔调，叙述着一个个遥远、梦魇般的古老传奇，迎合一般市民读者的鉴赏口味。正如作者为《传奇》小说集命名的原由：“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反映了其小说内容的的通俗审美趣味，也名副其实地应证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十部传奇九言情”的口碑。

3、典雅文学特色：
思想深刻、充满时代感。 正如中国著名学者刘勇对她的评论：“张爱玲从自己周围珠光宝气的世界中看到无可救药的痈疽和疮痍，她的作品就是看穿和透底的实录。”，张爱玲小说也超越了一般俗文化的肤浅平庸，在思想和艺术上体现深刻典雅的审美韵味。小说负载着新旧时代交替的沧桑，展现人们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织中的仓惶和迷乱，传达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历史的交融，新旧交接，见证社会崩溃与转折的忧伤。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透视人类心灵、揭示人性善恶美丑。如《金锁记》，显示作者对旧社会买办婚姻，伦理和拜金主义社会的深刻痛恨与批判。

2. 张爱玲与二十世纪都市文化

毕业论文还是自己写写吧，我给你找了一些资料，可以参考：

内容提要
张爱玲藉疾病叙事手法所创造的那些病残丑怪的文学意象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她以此为策略来达到批判都市金钱主义文化乃至现代文明的目的，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人性灾难。

一

张爱玲笔下的“都市”是一个令人窒息、绝望的疯狂世界，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的死亡气息。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产生的无法把握的焦虑感、无可附着的孤独感、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往往使她笔下的人物心理失衡，由此衍生出种种心理、生理病象。正如其弟张子静先生所言：“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①
纵观张爱玲的都市小说，焦虑、压抑是造成她笔下人物心理、生理病变的主要原因。长期的焦虑、压抑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往往使人物心理失序甚至扭曲变态，这种失序、变态的病态心理有时通过人物下意识的反常举止表现出来。《白玫瑰与红玫瑰》中备受青春期情欲压抑的佟振保具有典型的“恋物癖”，如他到王士洪夫妇的浴室里去洗澡，看到浴室里强烈的灯光下满地滚的娇蕊的乱头发，心里异常烦恼，以至于洗完澡，竟蹲下地去，“把瓷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集成一嘟噜……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燥热”②。而被他从身体到感情双重冷落的妻子烟鹂则“自恋”到每天在浴室里坐几个钟头，低头欣赏自己的肚皮、肚脐；《心经》里许小寒在得知父亲将要和段绫卿同居时，变态的“恋父情结”竟使她有失身份有违人伦地哭叫到：“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并“扑到他身上去，打他，用指甲抓他。”③心理的扭曲、变态有时还以疯狂、歇斯底里的方式爆发出来，并转化为对他人的攻击、伤害行为。《金锁记》中以小家碧玉身份入主豪门的曹七巧，情欲匮乏的畸形婚姻、人格遭受贬压的不良人际加速了她不平衡的心理病态，惟恐别人觊觎自己财产的焦虑则将她引向疯狂，最终她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将健康的儿媳活活逼死；《连环套》里二度跟人的霓喜，在丈夫即将谢世、情人背叛、夫家大老婆率本家欲将其赤条条赶出家门之际，无可着落的焦虑，竟使她歇斯底里地将花瓶砸向卧病在床的丈夫，导致其断气身亡，接着更继之以疯狂的捶尸行为：“趴在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紧了拳头使劲地捶床，腕上挂的钥匙打到肉里去，出了血，捶红了床单，还是捶。”④《小艾》中失宠的焦虑竟使忆妃用穿着皮鞋的脚狠命地踢小艾的肚子，导致其当场流产；《茉莉香片》里精神抑郁的聂传庆在求爱不遂时竟歇斯底里地向言丹朱施暴：抬腿朝滚在地上的她一阵狂踢；《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年轻时为了金钱独排众议嫁老年富豪做偏房的梁太太，当她同时获得金钱和自由时，却“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⑤为了满足自己无耻的性欲望，她甚至不惜以亲侄女为诱饵去捕获风流倜傥的男性，对性的放纵使她蜕变为一个令人不齿的“母蜘蛛”；《沉香屑第二炉香》里长期承受着精神强奸的痛苦的靡丽笙姐妹，对性的无知与恐惧不仅使她们自己神经兮兮而且将她们的丈夫逼向了死路。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除过先天残疾的姜二爷、玉喜少爷，大多数人物的身体病变都不是单纯器质性病变的结果，而是心理病变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心理上的病态最终通过身体上的病变或畸变呈现出来。《创世纪》中的紫薇在公公死后，面对丈夫的年少荒唐，孩子的年幼无知，大厦将倾前途莫测的焦虑使她得了一场肺病；《金锁记》《怨女》中精神抑郁的芝寿、玉喜少奶奶死于肺痨；《花凋》中得了普通感冒的川嫦在渴望赶快康复的焦虑中竟将美丽健康的青春之躯销成了令人厌恶的“冷而白的大白蜘蛛”，最后死于骨痨；《年青的时候》中那个美丽的、抑郁的白俄少女沁西亚死于伤寒；《十八春》中害怕被风流无形丈夫抛弃的焦虑使曼璐憔悴成一具“红粉骷髅”；《多少恨》中一直被遗弃在乡下的夏太太是肺病第三期；《殷宝滟送花楼会》中郁郁不得志的罗潜之是肺病患者；《白玫瑰与红玫瑰》中长期抑郁的烟鹂得了便秘症；《小艾》中失宠的忆妃得了脱发症；《等》中丈夫讨了小老婆的奚太太在等待丈夫回来的日子中竟焦虑得“头发脱得不成样子”；《连环套》中的窦尧芳因气一病不起；《相见欢》中被婆婆当做丫鬟支使的旬太太得了气胀病；《等》里等待按摩的童太太说“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花凋》里美丽绝望的郑夫人得的是胃气疼；《琉璃瓦》中的的姚先生因气得了肝病；《创世纪》中的全少奶奶则“像个焦忧的小母鸡”，未老先衰。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⑥张爱玲都市小说中那些林林总总的心理、身体病象就是她笔下的人物藉病态、丑怪的身体戏剧性地表达了都市人生中无处不在的欲望压抑、都市生活中无时不在的生存焦虑对都市个体生命的摧残和扭曲。

二

人们习惯援引各种疾病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风俗和空想，压抑性的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或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性和冲动（癌症）。⑦张爱玲就是如此。对都市生活的爱悦与爱恋使她没有草率地将整个都市空间视作否定性的因素大加贬斥，从而盲目地高举反都市化的旗帜，武断地开出拯救都市生灵的济世良方。对都市人生精细的观察、对都市人性冷峻的审视、对都市众生深刻的悲悯使张爱玲更着意于对都市病象的病原性探踪。她审视都市病象时那种典型的科学的临床态度，其实质是以操作疾病的隐喻意义的策略来达到其批判都市金钱主义人生观乃至现代文明的目的。
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对金钱、欲望疯狂追求的都市人生观是导致都市人物精神压抑、焦虑从而引起心理、生理病变的直接原因，金钱以它无所不在的巨大魔力强有力地宰制着都市人生。现代都市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来说它不能不是用金钱构筑的物质文明的天堂。金钱作为物质交换的符码以商品流通的方式渗进了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都市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也是寻常都市生活得以进行的必要保障，它不仅是衡量都市人生穷通的标尺也是维持都市人生存续的底线。都市生活与金钱这种天然的交融共存关系使“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的金钱“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⑧。在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中人被异化为物的一部分，人的尊严、自主性丧失殆尽。纵观张爱玲笔下的病态人物我们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独立谋生能力的女性人物，经济上的不自给使她们只能以婚居、同居、姘居、胡乱居的方式依附于男性金钱持有者。有很多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觉研究张爱玲的都市小说，注意到了其中大量的宗法父权对女性的压抑及两性间赤裸裸的性政治关系，但他们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与操控是通过手中拥有、掌握的金钱进行的，这种金钱对于女性命运的宰制最常见于金钱婚姻的缔结。正是婚姻背后承诺的金钱保证使健康的七巧被卖与豪门残障，使梁太太自愿嫁与年逾耳顺的香港富豪，使家庭式微的川嫦无奈地将做女结婚员视为自己唯一的职业。这种以压抑女性欲望为代价的金钱婚姻最终将女性异化为男性的欲指符号——玻璃匣子里鲜艳而凄怆的“蝴蝶标本”，而女性自身则萎缩为悒郁而绝望的“屏风绣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⑨其次，金钱对女性命运的宰制还常见于女性以姿色承欢于男性的同居、姘居关系，这种男女关系的非正式、临时性使女性常处于因姿色衰退或同行相竞而导致的失宠的焦虑中。《小艾》中忆妃在得知席五老爷要娶一个红舞女回家时，失宠的焦虑竟然使她“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头发全掉光了”；金钱对女性命运的宰制最触目的就是将女性完全变成性商品，即“在将女性商品化的种种形式中，最典型、最肮脏的就是女性肉体的纯粹交易，就是娼妓的出现，就是公开的卖淫”⑩。这种赤裸裸的性、色交易严重地摧残了女性的身体。《十八春》中曼璐中学毕业后为了养活家庭做了舞女，多次打胎的后遗症不仅使她不能生育而且浑身是病，整个人不断消瘦，年纪轻轻死于肠痨。
金钱不但宰制了都市人生而且也操控了都市人际。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男女之间没有爱情、家庭里面没有亲情、人与人之间没有友情，人被孤零零地遗弃在爱的荒原中。《金锁记》中，曹七巧为了按捺自己对姜季泽的爱，常常“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好不容易熬到夫死家散敢爱时，她却痛心地发现所爱的人竟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她卖掉自己的一生所得的活命钱，这一发现使绝望到极点的七巧精神崩溃，对人间充满了敌意与怀疑。张爱玲不仅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得明明白白而且将血肉至亲间的爱还原得明明白白。曼璐为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婚姻，竟然协助丈夫强奸、囚禁、残害自己的亲妹妹；七巧为了省掉一笔嫁妆竟然千方百计阻挠女儿结婚；《花凋》中母亲怕被丈夫发现自己有私房钱存着，竟不给女儿买救命的药，父亲虽然为女儿的病过不了明年春天而泪流满面，可一涉及到钱就变了一副面孔：“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不算对不起她了——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11}冰冷的无爱的人际加速了川嫦的死亡。连至爱血亲间都如此薄情寡义，互不关联的人与人之间更是没情没义、利害对立。忆妃害怕被丈夫强奸怀孕的婢女万一生下男孩危及自己的专宠位置，竟然对她痛下辣手，狠命地朝着对方的肚子踢去，不但导致其当场流产而且落下终身不育的顽疾——子宫炎。张爱玲无情地撕去了男女之间、至爱亲朋之间“情深义重”、“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它还原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
金钱对都市人生的宰制对都市人际的操控最终导致了都市人性的崩塌。正像张爱玲感叹地：“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12}承受着情欲压抑、生存焦虑的孤独个体，被金钱牵引着绝望地在自己的欲海里挣扎沉浮，为了得到一点爱的残羹冷炙为了抓住一线生的幽冥微光，竟任由最阴暗、最卑琐的人性肆意张扬。七巧之摧残儿媳、梁太太之牺牲亲侄女、曼璐之迫害亲妹妹、霓喜之捶尸亲夫、靡丽笙姐妹之谋害丈夫，这些连同川嫦母女绝望苍白的蜘蛛意象、潆珠母女焦虑的母鸡和小丑形象，七巧的疯狂枯瘦和曼璐的红粉骷髅等丑怪身体铭刻一起，组成了张爱玲都市小说中人的比“动物”还令人恐怖的生命真相。人性的丧失使拥挤、喧闹的都市坍塌成满地断瓦残垣的废墟，被抛弃在精神荒原上的个体绝望地听任“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一起坠入无光的所在。
毋庸置疑，都市社会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它所承载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无不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和现代性。然而历史的进步也必然伴随着难以避免的缺失和代价，都市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最激烈的场所。即使为了维持最微末的生存，都市人们也必须千方百计各施手段各呈谋略地去攫取金钱，对金钱疯狂的追逐、处心积虑的占有不但使个人饱受情欲压抑的苦楚、生存焦虑的困扰，也毒化了都市里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温情与理解，人伦间缺乏起码的亲情与关爱、男女间缺乏起码的真情与爱意，人际关系的沙漠化直接恶化了都市的精神生态，带来了都市精神家园的坍塌，而都市精神家园的废墟化则更进一步将孤独的都市个体推离健康的人性。于是伴随着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酿成了一系列文明与人性的悖论。都市所提供的高度发达、丰富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使都市生命形式更趋健康、优美，相反，却进一步将都市个体推向病态、丑怪的生存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蒙受近代文明恩惠最深的是都市，受害最深的也是都市。
本质上，张爱玲是位比较典型的都市人，她天生就是一个文明襁褓里长大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只有她能够满怀喜悦与爱意地享受都市的浮世风华，也只有她能在都市的浮世风华下发现都市人委琐、难堪甚至凄凉悲怆的生存处境，洞见都市人自私冷酷、丑恶残忍的人性真相，这就使她对中国未来的新文化走向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与理性的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她藉疾病叙事手法所创造的那些病残丑怪的文学意象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人性灾难。

三
在文化标识上，“公寓文化”和“书斋文化”可以作为这两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学景观的特定称谓。前者的代表是张爱玲，后者的代表是钱钟书。他们以自身的透彻和怨怼，与30年代的“酒吧文化”和“客厅文化”共同构筑了一幅现代都市生活的立体情景。具体来说，就现代都市生活的狂欢化景观而言，从穆时英式的“快感”到张爱玲式的哀怨之感，从茅盾式的摹拟到钱钟书式的戏谑，所表现的正是现代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化从初生到成熟（甚至衰变）的展延。
在张爱玲和钱钟书那里，狂欢化不仅是一种普遍的都市生活情景更是一种个体化的叙事策略。作为叙事策略的狂欢化在张爱玲和钱钟书身上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达形式。对张爱玲而言，狂欢既是一种生活体悟也是一种个体品格。她主要围绕“商品拜物教”的都市文化本质展开话题，充满体验意味地表达自我的迷失和困顿。钱钟书则是作为一个涵泳于现代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使自己具有了真正的“狂欢化的思想”。在批判和观照的视野里，通过与古代“梅尼普讽刺体”相接近的极具个性特征的叙事，使得人们能够把那些有关现代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最后的问题，从抽象的哲学领域通过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转移到形象和事件的具体感性的领域中去;而这些形象和事件如同在狂欢中一样，是发展流动的，多样而又鲜明的。”如同巴赫金所说:“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让人们能‘给哲学穿上艺妓的五光十色的衣服。’”
张爱玲的小说从“公寓文化”这一现代都市生活最普遍、最内在的视角，揭示的正是现代都市生活的自在狂欢化品格。在其小说中我们看到，这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不仅是其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因而不由自主地内化为一种叙事方式。由于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来自作者极具深度的生活体验，作者的感受也应和着自己带有一定哲理意蕴的“狂欢式的思想”，这就是对现代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的本质的体悟。“公寓文化”不同于“酒吧文化”，在于它没有那样强烈而鲜明的外在声色之感;它也不同于“客厅文化”，在于它没有那般堂皇且充满了都市新锐的进取精神。对叙事者来说，它多采用纵深视角而不是平面视角。仿佛要竭力透过人物在繁嚣生活中的表象和假面，从更内在、更丰富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世界中揭示其精神狂欢化的内在品格。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在范柳原、白流苏的爱情关系中展现出现代都市人士逢场作戏的情爱生态，但却通过一场遭遇战争的特殊境遇使这出本无法成为现实的爱情游戏获得了“终成眷属”的完满结局。在叙事策略 上这恰是一种“反讽”，即通过某种非常规的事变（譬如战争）把人们抛出在本来的都市生活节律之外，人们才得以重新获得一种返璞归真的情与爱。在作者的体验和领悟（亦即表现）中，“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更使其思维的触角深入到对现代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本质——“商品拜物教”品格的深度体认中。《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欢既在于她作为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在初嫁进姜家时遭受的歧视，也在于她以一个商人后裔的精明强干取得了对这个没落大家庭财产的最后支配权。作者借助于对这一过程的活灵活现的描绘展示了一幅现代都市生活的自在狂欢化情景:当金钱的作用在透视者（或体验者）眼中成为一付“黄金的枷锁”时，这场普天同庆的“狂欢”对狂欢者来说也就恰似临近了它的顶点——在对金钱或利益的追逐中，死亡是最大的狂欢也是最后的狂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来说，狂欢的本质是悲剧而非喜剧（商品拜物教作为科学拜物教的反面，代表着最大的社会非理性。当非理性的东西成为最大的理性，人就消失在虚无中）。

作者简介：陈理慧，文学硕士，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季季、关鸿：《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②④⑤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第207页，第31页。
③⑨{1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第148页，第149页。
⑥⑦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第68页。
⑧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6年版，第448页，第408页。
{1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原载：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07期
作者：陈理慧

3. 张爱玲小说创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 社会环境 急急急

1．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2．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3．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

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又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教材中以《金锁记》为例，说明作品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而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花凋》直接来源于《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而且作品的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她直言不讳地称作"现代林黛玉"。我们还知道，她14岁时，就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不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而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是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市俗化或通俗化既是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特点，也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理想，在她的散文中，这种倾向和理想也许表现得更为鲜明。因此，也有人说："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在一起读，方才有味。"反之亦然，她的小说也要和她的散文对照着读，才能有更多的趣味。张爱玲作品中的通俗化特点，也与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她不仅像所有的上海小女人一样爱逛街爱吃零食，而且还酷爱看社会上流行的小报。对她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在生活中，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她母亲所希望的淑女，但却按照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张爱玲作品中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与她作品中"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她的传统的特点当然与"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中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新女性"）实际上或者说在本质上都是些"旧女性"，而最为典型的还在于她的"女人观"和她小说中创造的意象，都有许多传统的因素。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走出了婚姻的城堡，而她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意象，则全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她的现代的特点，则主要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在教材中谈到了她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是从英文起步的情况，也谈到了她最初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电影剧本等情况，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她在现代都市与都市人的问题上与当时其他作家的不同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背景的，当时的作家也大多是以传统的审美思想为艺术追求的，因此，现代都市的出现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欢呼，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抵御和批判，无论是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的京派作家，还是以"现代人"的身份看城市的海派作家，以及以"革命者"的角色看城市的左翼作家，现代都市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头"怪兽"，然而，在张爱玲眼里却截然不同。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是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的，她生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而且又把当一个城市人作为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写的是城市和城市人，而且到处都流露着她对城市文明的喜爱和赞美。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收场，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过错，相反，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罪恶。

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但是，也可以说，张爱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而她自身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在创新方面，主要表现为"创新成果"的堆积，造成"文胜质"，在袭旧方面，则主要表现为被《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光环和阴影所笼罩，使作品的真实性和结构平衡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限制张爱玲艺术上更大发展主要因素还有"题材的狭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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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ool.net/tianyige/present/zal/zhang3.txt

http://202.207.96.9/zs/xuezhongxin/zzz/xzy/%D0%A1%D1%A7%BD%CC%D3%FD%D7%A8/xz%20(61)/%D5%C5%B0%AE%C1%E1%CD%F8%C9%CF%D1%A7%CF%B0%B8%A8%B5%BC%A3%A82004%C4%EA%B4%BA%A3%A9.htm

4. 张爱玲小说对城市文明的喜爱和赞美体现在哪

张爱玲作品中哪没有描写乡村与城市的。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原籍河北省唐山市，原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贵族府邸。
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44年张爱玲结识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适逢中秋节，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一个星期。9月30日，生前好友为她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后，骨灰被撒入太平洋。

5. 张爱玲小说写作特色

张爱玲的代表作品有《倾城之恋》《金锁记》《红攻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沉香屑.第一炉香》等。

说张爱玲的小说特点，要先说一说她的出生背景，她的身世本身就苍凉而精彩。

3、独特的语言、入神的刻画

受中西文化影响，从小受唐诗宋词的熏陶，文字或古典借用、或西方文化引入，在新旧现代小说之间游刃有余，新旧文字完美交融，个人色彩鲜明，形成了张爱玲独特的写作风格。

她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倒叙的方法来叙述故事，巧妙运用比喻和对比，再烂再糟心的事物，到了张爱玲的笔下都可以有生动形象的比喻，都可以表达她的爱恨情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具有独特的美感。

张爱玲的小说大都取材于沦陷前后的香港和上海，内容多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关系，那个没落年代小人物的生活俗事。正是这些看起来很世俗的事情，在张爱玲的笔下，其内里的苍凉力透纸背。正是她文字所表达的力量，让我们读懂作品背后的苍凉惨淡。

她的作品总是让人无穷回味和反复思考。

6. 浅谈张爱玲小说的写作特色

荒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作家。她在20世纪40年代初像彗星一样出现于上海文坛，甫登文坛就站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在1943—1945年间基本完成她所有名作。在当时，市民阶层为她笔下编织的传奇故事情节所吸引，争相购买阅读；而文坛前辈们，无论褒贬，都对作者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不同倾向、不同趣味、名类繁多的文学刊物，如《万象》、《杂志》、《苦竹》、《春秋》、《天地》等二十多家杂志纷纷向她约稿出书。一时间，张爱玲其人其作名声鹊起。1949年大陆解放后，她的创作渐趋平淡，1952年移居香港后，其小说创作更成罢笔之势，此后在大陆消音匿影。但在海外却一直热度不减，不仅拥有大量的“张迷”，而且还影响台、港新成长起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人们审美观念趋向于多元化，国内才又开始对她的关注和研究。于是，张爱玲的名字又在她曾经闪耀过的地方再次引人注目。夏志清对张爱玲有一句很好的总结：“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1]张爱玲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底色构建的。笔者以为，双重的边缘身份正是张爱玲小说创作呈现苍凉感的重要因素。

一、边缘的生存状态

张爱玲成长于上海租界，在香港求学并经历了港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是当时中国最为殖民化的地区，最腐朽的封建礼仪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并存。这里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窗口，也是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洋文明对立、竞争、融合之场所，同时也是中西文化相碰撞、相交会的场所。她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和自小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环境使她脱离了大众，后来的窘迫生活又使她接近了大众；名门氏族的生活与教育浸润了她又抛弃了她，市井生活自由却已不能完全涵容她———她一直是个边缘人。这种身不由己的生存处境使她过早地接近了生活的本体，并使她获得了介乎两者之间的独特感受。这种边缘人的位置使她对于生活的观察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深解其味又易于超脱。一方面，她正视人生的凡俗性，渴望融入普通的小市民中，认同他们对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另一方面，她又清醒地体味到这种世俗生活所蕴涵的悲剧性，尤其是在乱世，具有弱者本质的女性常常无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牵牵绊绊的人生罗网，在极其尴尬的处境中感悟命运的悲凉。与此相应，在创作中她的视角也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态度，在以整个生命体味生活的同时，对于外界各种喧嚣，对所有的一切，持一种冷眼旁观、居高临下、既不盲从也不全盘否定的姿态。整个中国都处在抗日的烽火中，只有像张爱玲这样处在敌占区的都市，经济独立、有人身“自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清醒的观察者，反顾其经常出入的“富贵闲人”的大群落，才会对人生产生疑惑与恐慌。她的小说写出了浮躁喧哗的都市生活中幽暗、阴冷的一面，描写了人世的冷暖、人生的凄凉，以及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

正是那个特定的时代和孤岛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才成就了张爱玲。正如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写那样的：“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2]37因为上海被日军占领，不可能产生革命文学或抗战文学，少数留下的文人只能写些风花雪月或与战争无关的东西。而张爱玲自己也说：“她不善于写社会大题材，她的风格也不是情绪凸现而激烈的。”就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里，张爱玲找到了表现人生琐碎、平庸、苍凉、绝望的时机。她把那个变动的社会作为她所写生活与人物的活动背景，描写那个社会中属于旧时代的人们变动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动中人和人心的变化。她不像那些政治感强的作家那样，把笔下的生活和人物放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表现，她是面向人间的。而且也不强调生活和人生的飞扬，只偏重于写生活的苍凉，人生的沉浮。正如她所说：“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2]46她笔下没有英雄，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大变动。她作品中所描写的平淡沉闷的生活，都涌动着这个时代的“活”的底子———战争和变革正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因此，她的整个创作也都渗透着苍凉。

二、边缘的文化教育背景

不仅在生活处境上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边缘人，而在她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上，她也一直游离于边缘的状态。

首先，早年的家庭氛围及丰富的中国文化的熏陶，使她在审美趣味和审美风格上承袭了古典文学以悲凉、哀怨为美的传统。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人格的继承。她的小说中充满对普通人，特别是乱世中的普通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前景的忧虑和关怀。这种深沉悠远的悲剧情怀是中国文人共有的一种品性，是传统文化在张爱玲意识中的积淀。

其次，她又饱受过英美风雨的熏染，因而她看世事不仅仅局限于发现了中国人宗教的“永远是虚空的空虚”的大悲哀，又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把这种体味作了形而上的思考。这就使得她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逃脱中国传统眼光的束缚，以一种局外人的冷静，加上她挑剔的习惯，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织中冷静地观望着时代变迁中旧式人物的个体生命。而作为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却又只能在西方文化门口徘徊的没落世家的后裔，在中西文化的夹缝的尴尬中，她的冷峻与挑剔，她敏感与早熟的性格，使她从悲剧性的身世之感中获得的不仅是一味的伤痛，而是多了一份理解与清醒。这样的经验投射到文学世界中，张爱玲对生命的审视，更多的是一种冷眼的张看，而不是价值取向的评判。刘志荣等曾说：“对于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从一开始起，他们就必然遭遇‘两重幻灭’：一方面，本土的文化传统不再让他们信奉；另一方面，外来的西方现代文明也已经显示没落的命运。”[3]20世纪初西方启蒙理性思潮对中国社会生活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儒道思想构架的自足秩序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但是现代西方精神中的科学与宗教也处于危机之中，同时西方的宗教救赎传统也无法深入缺乏宗教意识的中国民众心中，中国人所立足的传统文化精神板块处于断裂与漂移中。在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境遇中，张爱玲只有重回审美。古代文人是寄情山水，她选择的是寄情于日常的生活细节，虽然在内心深处还怀念着古中国“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的光鲜整洁的秩序。

同时在张爱玲的思想中，她也从未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社会革命或某种意识形态上。时代的沉重，时代的行进和巨变，给作家自我的落伍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就造成了她的作品浓重的苍凉感。那些呼啸前进的时代之子、生活强者是不会有这种苍凉感的。因此，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找不到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所关注的崇高、惊世、壮烈、忧患，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里的政治运动、社会冲突、对未来的乐观或绝望，似乎都是她竭力回避的主题。她的小说里既没有大波大澜的政治斗争，也没有生生死死的大喜大悲，而小人物的小幅度的情感，凡夫俗子的平淡享乐，则是她津津乐道的生活本相。因为这里有生活中最普遍的悲欢，有着生命与人性的永恒。她以男女之情，演绎着她所理解的“通常的人生的回声”。所以张爱玲多取苍凉作结局，因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2]44。启示的文学走出了消遣，走进了真正的悲凉。

由此，她的小说中的虚无就显得特别地赤裸与荒凉。在无法得救的绝境中，她只能将生存的意义系附在短暂的肉身此时此地的乐趣上，以及可以触摸可以把握的物质之中。因此，她的小说有着满满当当的物质和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于平凡人的琐碎的生活中，凭自己非同凡人的视察巧妙地融入自己对人生的体验，涂之以浓彩，抹之以繁复，用细腻的令人心酸的笔墨展现出来，点缀着她所体味的通向虚无的灰扑扑的人生之旅。在繁华的喧闹中，她处处寓示着大限的来临，让人们警醒着繁华后的悲凉，大喜后的大悲，使我们在她所指引的曲径通幽的探险中，慢慢体味出生活底色的悲。所以，读张爱玲也就有了多重感受：她的作品深含中国文字的独特韵味，既有国色天香的华丽之美，又有西风秋霜的萧瑟之悲；既体现着通俗文学的故事性，又融汇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揭示了人生的悲观主义的本质。张爱玲正是以她边缘者的身份全力感受的同时，用她边缘者的心态诠释着眼中的“苍凉”。在这水土不相宜之地，结下一朵朵奇葩。

7.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8. 请以张爱玲小说为例,分析海派文学的特点。

海派文学是与京派文学相对的作家群，代表人物有张资平、叶灵凤、穆时英、曾虚白等。他们都以都市青年男女的种种爱情纠葛。有人统计1928年前张资平70多万字的小说中，写恋爱的就有55万字。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各路作家。其中包括已成流派的“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以及无法归入任何流派的上海作家如张爱玲，苏青，林徽因 。
①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小说注重可读性，迎合大众口味，是一种“轻文学”；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是以上海都市为背景，抒写了男女都市的世俗爱情，具有可读性，。
②过渡性地描写都市。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夜总会、赌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前夫夫妻生活不合后就经常出没舞厅，后来与范柳元也经常去舞厅约会。《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红玫瑰就是个交际花的形象。③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常写常新的主题，造成一种“新式的肉欲小说”；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这么一句：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致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另外〈金锁记〉〈倾城之恋〉由于张爱玲对现代性的来临一直怀着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与古老家族衰败的隐喻贯穿了她的全部的个人记忆，一方面是对物质欲望疯狂的追求，又一方面是对享乐的稍纵即逝的恐惧，正是沦陷区都市居民沉醉于“好花不常开”的肺腑之痛，被张爱玲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给以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对都市现代性的靡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并消解了两种海派的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的美学。
④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为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

9.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点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传奇的故事以及弥漫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诱你走入一个传奇而虚幻的小说世界。“说不尽的沧凉故事”便成为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题材。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使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还有梦魇般的人性，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这是张爱玲小说值得推敲的成功经验。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