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官场小说胥吏推荐
A. 胥吏的历史评价
在帝制官僚体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职员组成的阶级。他们的职务虽然各自不同，不过都被归类在一起，称为“僚属”。他们甚至比胥吏更受人轻视，而被列为与妓女、戏子和奴仆同一阶级。因为他们待遇极差而且大多为无恒产，他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包括陋规、贿赂和勒索，这些收入通常必须和同谋的胥吏分享。
在与政府和民众的交往或其他接触之间，这些扮演中介人角色的僚属占有相当重要的关键地位。在交往的每个阶段中，都有许多法律或其他的漏洞可钻，只要出个价钱，便可以透过衙门的僚属来进行磋商。
胥吏阶层处在一个官与民的交 界点上，他们在官场上虽然身份低微，但却经常久居一职,熟悉各种政务，拥有处理复杂事务的 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只要稍微在中间做一点手脚，就可以很轻松地欺上瞒下，并从中牟取私利，所以明清时期的胥吏往往为人诟病。 胥吏之害的表现主要有：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依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最为典型，它最突出地暴露了明清时期官僚体制的弊端，而胥吏恶名的形成,也与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B. 大清官场小说txt全集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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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四十四
刘录勋送走了和琳这尊瘟神，顿觉轻快不少。但一想起石太生的死，又觉的有些酸楚。毕竟相处这么多年了，石太生与自己脾气甚相和，臭味相投，如今少一知已，相隔黄泉。刘录勋感叹一番，然后走进书房，自己研好磨，抽出一张明黄纸。开始写参劾和琳的公文。这是石太生在生前所定下的最后一计：窦光鼐满盘皆输，却仍有半成的胜算。那就是即使此案窦光鼐输了，但只要窦光鼐还能留在浙江，凭着他的性子，很可能拼着不做官，也要继续搜集此案的证据。有和琳为之撑腰，替他敷衍，窦光鼐仍有活动的余地，万中有一，让窦光鼐抓住什么把柄，那就麻烦了。如果将和琳弄出浙江，离开这个专案组。单凭窦光鼐一个人根本无法自由取证调查，那时才算赢定了。石太生让刘录勋写的这个劾章，就是弹劾和琳专横无能，逼死人命，私讯胥吏的。如果告准了，和琳就会被交往吏部。而刘录勋所告之事，当然是皆无虚言，－－石太生的死、李堂的受伤都是和琳指使。此折一上，和琳必倒！想……
C. 儒林外史典型人物介绍
儒林外史典型人物介绍：
1、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周进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3、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6、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7、沈琼枝
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D. 胥吏的影响
在儒家有关政府结构的意识形态中，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因此官方历史学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
近代的研究发现：帝制中国的行政管理其实是由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帝制中国到处充斥的腐化情形，虽然是肇因于各阶层官员的共谋，不过其主要祸首却是基层的胥吏。他们比别人更有机会，而且更能够大规模地为私人目的而改变、扭曲和破坏行政程序。因为基层人员的贪污有赖于彼此的包庇和共谋，他们始终是文官制度中的一项困扰。因此，在帝制中国大约1300年的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官员便要发起一项运动，以整肃胥吏及其同伙。
E. 帮我介绍一下《官场现形记》这部小说
从《官场现形记》中，人们或多或少可以得到为官之“术”，还有一些关于官场的启蒙。
为了做官，低声下气，卑躬屈节；祖宗钱财，妻亲色相，全都付出重大牺牲。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平白的贡献，“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堤内损失堤外补”，有投资就有本利回收，捞本之外要一本万利，物质和精神多方需要补偿。而仕途崎岖，宦海风波，顶子即使染红，未必就能久戴，交椅虽说坐稳，仍然有待升高，明抢暗夺，勾心斗角，自是家常便饭；一边忧谗畏讥，一边中伤别人，一边防冷箭，一边袖里机关；上要找靠山，下要植党羽，中要交通门路，拉拢哥儿们，不攀权贵成不了权贵，不下毒手便成阶下囚；多么惊险，多么勾魂，多么费心，多么劳神。然而乐在其中矣，然而忧从中来矣。
峰回路转，演绎出几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事来，不谋其政，而谋其位，这是做官之前的主要奋斗目标。待谋到其位，又有百事待举，一要邀宠固位，二要防别人来谋位，三要进一步谋更高的位，哪里还有功夫谋其政？精力都用在拳打脚踢、闪转腾挪的“功夫”上了。政绩云何？官绩历历在目，那是由某官调任某官，升任某官，偶又降谪，终得恢复，一步一个脚印，身心交瘁，死而后已。
事实上，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究牧民。代表皇帝来放牧黎民百姓者，就是那些各级政府、各种机构的大小官员。官吏是皇帝的爪牙，官本位思想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权力和随权力而来的实际利益和与日俱增的欲望，构成旧时官员物质和精神的支柱。于是，当官，便治人；不当官，便治于人。换言之，要想不被别人像牛羊一样放牧，唯一的办法即是做官。所以，要做官，想做官，不择一切手段地往上爬，甚至踩着他人脑袋、骸骨，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是一种生存竞争。追逐官职，谋取官位的时尚，成了封建社会中的人们的一种动力。
清末大官僚李鸿章认为在中国最容易当的是官，无非是无所用心地上传下达而己。其实不然，翻开中国历史，“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哪一个做官的不是辛辛苦苦，舍命拼搏。做大官有做大官的难处，要侍奉或曰对付皇上，伴君如伴虎，偏向虎山行；而做小官的有做小官的难处，要待奉或曰对付大官。事上以外，还要周旋同级，安抚部属，哪里不要用心，哪里不要用钱？古代还有一种拿钱买官的官，号称捐官。除捐官之外，中国官员的智商和见解绝对在大众之上。官可大致分类为清官、庸官和贪官。清官者甚稀，介于庸与贪之间的官员不在少数，有人概貌他们的本事为六个字：上捧、平挤、下压。没有高智商，难以为官。
今天的官和过去不同，就是要为百姓办事。其实这个官，又好做，又不好做。说好做，首先要忘记自己是个官，不能打官腔，说官话，摆官架子。要时刻记住：你不过是个为百姓办事的办事员罢了。你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利，没有只享受、不做事的权利。只要你真正为百姓做了实事，做了好事，百姓就会记着你，有点小错，只要能改，百姓也会谅解你。说不好做，你又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官，要用好你手中的权利。当官的人，手里多少有些权。掌权的人不容易。原则问题，含糊不得；小是小非，不能太认真；尤其要注意，不能抓住人家的小毛病、小辫子不放。为大事者不拘小节，造就大事业的人，是不在小事上纠缠的。人有七情六欲，当官的人，也一样。但你既然是个掌权的，就要学会控制自己。成易骄，败易馁。喜时易轻诺，轻诺必寡信，什么都答应人家，答应又不作数；怒时易拒人，该答应的也不答应，还要训斥人家。不管是成或败、喜或怒，都要冷静。遇事冷静一点，退一步想想，给自己降点温，就会少犯错误。退一步天高地阔。对上对下，都应该做到既得体又得理。对下级能做到得理，难做到得体；对上级容易做到得体，不容易做到得理。还要注意不能揽功推过，如有功归唐僧，有过归于孙猴。
为官和为人，有相同的地方，又有相同的地方。好人不一定能当好官；好官必须是好人。做官说到底了，还是要掌权，要懂得如何出主意，如何用干部。最后告诉大家，什么是官呢？官的本意是庇护民众的人，引申为为民作主，蜕变成主宰民众的人。为官者应该使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职务中却是超众的。
F. 请略述《官场现形记》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意义
主要内容：
作品以晚清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这里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吏、管带佐杂，他们或龌龊卑鄙或昏聩糊涂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
思想意义：
《官场现形记》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们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鱼肉百姓的吸血鬼。 举人出身的王仁开馆授徒，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他说读书方可做官，而做官的好处则十分诱人，“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鸣道。”本书是上不得台面的话，他居然堂而皇之在课堂宣讲。不难想象，这种教育思想熏陶下的门徒，除了祸国殃民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出息？让这种人充斥官场，官场该当是何等的丑态。读书科举而为官原是封建社会取官之“正途”，“正途”尚且如此不堪，其它之途当然是更加等而之下。如捐官，即用钱来买，按官阶定价，只要买方有大把钞票，卖方自可不问钞票来源是否合法，你肯买，出得起价，我则敢卖，放手让你做官。还有一途名曰“军功”，即用官位当奖品颁发打仗立功的人员。而这些军功之士大多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让刽子手做官办事，谁敢指望他会将事情办得公正明白，贪官污吏们虽各有特点，但亦有相同之处，如让他们理财，他们会大饱私囊；让他办案，他们会放纵真凶，污陷良人；让他们修河，他们会使大堤溃裂，水淹良田；让他们督军作战，他们会让自己的部队一溃千里。
G. 什么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讽刺、揭露了动乱的晚清年代的社会现状。该书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别为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尤其是“庚子国变”前后，腐朽的清政府统治对外无以御敌，对内无力改善民生。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他们运用手中的笔，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希望通过作品向社会传递自己的救国主张。
晚清文坛开始出现了一批具有浓厚政治氛围的小说作品，他们大多针砭时弊、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揭露和谴责，此类作品即清末的“谴责小说”。
(7)历史官场小说胥吏推荐扩展阅读
四大小说的思想内容
一、《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文学家李伯元创作的长篇小说。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力作，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上自军机大臣，下至佐杂胥吏，全方位地摄入笔底。书中人物故事多以真人真事为蓝本。
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始，至其经商失败止。小说笔锋触及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自部堂督抚，下至三教九流，举凡贪官污吏、讼棍劣绅、奸商钱虏、洋奴买办、江湖术士、洋场才子、娼妓娈童、流氓骗子等，狼奔豕突，显示了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封建社会肌体的溃烂不堪。
三、《老残游记》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误国，清官害民，独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同时，小说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提炼、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乐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皆达到了极其高超的境界。
四、《孽海花》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昏聩无能、封建士大夫的醉生梦死以及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和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另外，小说着重表现了晚清高级知识分子在“由旧到新”这一历史“大转关”时期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心态，反映了同光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的冲突与嬗变，反映了它的文化意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学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研究摘要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官场现形记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老残游记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孽海花
H. 高分求“胥吏怕生员”这个故事情节的出处（明清小说）
- 《清经世文编》卷三《思辨录论学》。
- ^叶适：《水心别集》卷十四
- ^徐栋：《牧令书》卷四
^汪辉祖：《学治臆说
猜猜看了
I. 求6000字历史故事
1人物生平编辑直上尽头竿
1525年（嘉靖四年），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出生。其曾祖父因做了一个这
样的梦：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浮起来，于是其曾祖父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1536年（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参加童试，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李士翱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做了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对张居正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2]1567年（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3]巩固国防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
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
1568年（隆庆二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3]1572年（隆庆六年），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4]。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3]1570年（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3]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5]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6]1571年（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6]整顿吏治
1573年（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7]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6]1576年（万历四年）张居正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6]1579年（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6]1580年（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8]改善财政
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1580年（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1571年（隆庆五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9]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9]赋税改革
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最早于1531年（嘉靖十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10]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10]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1582年（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1567年（隆庆元年）至1579年（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0]劳瘁而死
张居正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万历五年，多年未见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此时离开必使改革功亏一篑，他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夺情。[10]明朝的士大夫忠君尽孝的观念根深蒂固，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武宗朝的大学士杨延和也是一代名辅，收到父亲的讣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给居正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此时神宗还不能亲政，国家大政均需居正裁决，不想让居正回家守孝。最终由神宗诏谕群臣，再及张居正夺情者，诛无赦，非议才消止。[11]1582年6月20日，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10]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
1622年（天启二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12]2为政举措编辑改革措施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13]意义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13]局限性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13]
J. 试述清代胥吏问题的危害及其制度、社会原因
胥吏之害的表现主要有：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依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
其中，尤以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最为典型，它最突出地暴露了明、清时期官僚体制的弊端，而胥吏恶名的形成，也与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原因：清代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最顶峰的时期，机构冗杂，事物处理效率地下，民众问题上报官府解决时常差大，所以为当时的胥吏使用手段逼迫抢取好处提供了便利环境，俗话说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当时的行政管理其实是由官僚体系内的基层人员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时期。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旧社会到处充斥的腐化情形，虽然是肇因于各阶层官员的共谋，不过其主要祸首却是基层的胥吏。他们比别人更有机会，而且更能够大规模地为私人目的而改变、扭曲和破坏行政程序。因为基层人员的贪污有赖于彼此的包庇和共谋，他们始终是文官制度中的一项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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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国水手从远东带回西方许多奇闻逸事，其中有些关于中国文官制度的故事。这些故事所塑造出的中国政府形象，让人以为中国的治理者是一群由学者兼决策者同时又是哲学家所组成的精英团体，他们都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证明自己是中国社会中最能干、最睿智，而且最有学问的成员。
在17世纪中叶之前，许多向往遥远中国的人本主义者将这个形象更进一步理想化，结果它引发了各种改革运动，促使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改变其政府的行政结构和措施，成为建立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人们才了解文官不过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文官的数目远不如属于政府结构中下阶层的胥吏和僚属。也许西方人大都被文官制度中的官吏所迷住，很少有人注意到官僚科层的这些下级阶层。由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几乎忽略掉他们，即使是学者，通常也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其他阶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