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张献忠起义免费阅读
Ⅰ 张献忠是如何起义的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献忠已成为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1635），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献忠一军称最强。同年秋，献忠义军自均州(今湖北均县)与老回回马守应等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又联合罗汝才、刘国能等人东下，与久据皖中英山、霍山的贺一龙、贺锦合营，转战至淮阳。十年（1637）春，转战太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州)、安庆等地，破和州(今安徽和县)、含山、定远，众至二十万。同年秋，明军集中兵力，加强部署，进行反扑。起义军连遭失利，先走麻城，后西退至谷城。为保存实力，献忠于十一年五月伪降于明总理六省军务兼兵部尚书熊文灿。
献忠伪降后，名义上归明朝节制，实际惟向熊文灿催索饷银。他屯兵数万于谷城，打造武器，训练士卒，为再举义旗进行准备。十二年（1639）五月，再起，夺取库藏，释放狱囚，诛杀地方官吏，谷城、房县所驻明军多投降起义军。七月于房县西之罗犭英山败明军左良玉部，斩获甚巨。熊文灿因此弃市，左良玉降秩三级。献忠军威名大震。十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至襄阳，部领各路兵凡十万，以“四正六隅”之策进剿起义军。十三年（1640）春，玛瑙山等役义军连败，退于兴归山区，收集散亡。后转战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数月后连破新宁(今四川开江)、大竹、大昌(今四川巫山北)、开县，寻连克川东各州县。又针对杨嗣昌围剿战略，采取“以走致敌”之计，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1641）一月，北起广元，南至泸州、南溪，西起成都，东至巫山、夔门(今四川奉节)，义军足迹几遍全蜀。明军疲于奔命，只得尾随其后，问其所向。十四年二月，献忠突然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发库藏银赈济饥民。杨嗣昌被迫自缢，其围剿战略彻底失败。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转战河南、湖北及皖中北部各州县。十六年（1643），又在蕲黄一带号召农民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五月取武昌，执明楚王朱华奎以王府所存银钱散济贫民。改武昌为天授府，以为京都，称大西王。建制置官，开科取士，蕲、黄一带二十一州县悉附。八月，弃武昌西进，复南下蒲圻、嘉鱼，克长沙。又攻占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府。分兵进攻江西。十月，连破永新、吉安、萍乡、袁州(今江西宜春)、安福、万载等城。十一月克建昌(今江西南城)，继下抚州(今江西临川)、南丰。起义军在楚赣之间进兵神速，所至辄破，每使敌军猝不及防。当时，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以及广西全州已皆在农民军控制之下。
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钢印
十六年（1643）岁末，张献忠决计入川建立基业，遂率军打进四川。十七年（1644）正月下夔州、万县、涪州(今四川涪陵)。继由江津顺流东下，六月克重庆，执杀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八月克成都后，分兵略地，先后下四川州县五六十。十月，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崇祯十七年为大顺元年，并设置内阁和六部，对前明投顺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龄为内阁大学士兼左丞相，严锡命为大学士兼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一云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定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还建置各院监寺科道，委派官吏。地方政权分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同时统一军制，共编一百二十营，营设总兵。最高武官为将军，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次有都督多人。为收罗人才，还开科取士，所取进士举人分别选授中央及地方官吏。为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聘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
张献忠在四川严厉镇压横暴地方的官绅和地主，但措施过激，波及面过宽。起义军内部则严格约束士卒，不许淫掠。对违纪者有由“捆打”至“枭示”的处罚，但往往禁而不止。还释放狱囚，散府库金银赈济贫穷。在起义军占领时期，过去曾受官绅地主压迫的奴仆或纷起暴动响应献忠，或向起义军地方官府告发故主罪状，使其受到制裁。起义军尤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派人到各地招抚各少数民族，免其三年租赋。除个别部族外，四川少数民族多行归附。为保持过去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茶马贸易，献忠还任命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以司其事。
献忠占据四川时期，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已在清军进攻下逐渐败亡。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清顺治二年，派人入川向献忠招降，献忠严加拒绝，并召集诸将计议征伐。三年八月，清兵逾剑阁(即剑门关)入阆中。献忠率军迎击，至西充的凤凰山，清兵猝至，因疏于防备，未及战斗，献忠已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南下云贵，联合南明永明王共同抗清，康熙元年(1662)最后失败。
Ⅱ 屠蜀的张献忠屠蜀
注：关于张献忠屠蜀过程，详见词条张献忠“人物争议·屠蜀”段内容，本段不在大篇幅介绍。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中说“不下四五百万”，实际数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
顺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该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春，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大败于明军杨展，败退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明总兵曾英进军成都，张献忠遂弃成都，向川北转移。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于是将成都劫掠一空， 另有一说说张献忠在撤军时，嫌士兵太多于是大戮士兵，并杀尽军中随军妇女，但此说和其他文献想矛盾，较不可信。
当时“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
《圣教入川记》 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清朝时的书籍中，其可信度有些值得怀疑，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攻占四川意图。 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安抚当地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其三，“七杀碑”的传说。 例如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当地人自发祭拜张献忠。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是中国第一座文昌帝君庙。奉祀主神自然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但在大庙的风洞楼上还塑了一尊张献忠的绿袍像，附近还有有一座张献忠家庙。每年二、八月时，梓潼居民都要到塑像前参拜一番。当地传说是明朝崇祯年间，官逼民反，张献忠领兵对抗朝廷，到了梓潼后，杀贪官、开米仓，解决百姓长期的缺粮之苦，因此虽然朝廷大举围杀张献忠，四川百姓对于张献忠却有拥戴之心。
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文字狱”的下被毁的真实史书，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有多大可信度值得怀疑。
而官方编纂的《明史》这部正史都漏洞百出，先是记载蜀地有三百余万口，后又记载张献忠杀了“六万万”蜀人。 其六，张献忠死了十三年后，清廷才平定四川。 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其七，被杀人数的肆意夸大。 《续编绥寇纪略》和《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六亿）人，这数字明显夸大，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 ，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然而也有人指出“六万万”的意思，其实就是六十万。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
对此，《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论述： “《续编绥寇纪略》所记的张献忠起义军在川杀人数，绝不可靠。由此推想，旧史书上述几起张献忠起义军杀戮事件的记载，夸大渲染之处肯定存在。但是，关于上述杀戮事件，有多种 史书加以记载，而且除了细节的差异外，基本情况大体相同，这说明这些事件应是确有其事。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对四川人产生偏见，从而不仅杀了明朝残余势力，也杀了许多一般绅士，更杀了不少劳苦群众，这便使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人民 性。由于张献忠之在四川大杀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这便使之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张献忠之大杀四川人，成为其后来遭到丧命惨败的一个 重要原因。”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此外，将屠川责任全推给张献忠一人也是不合理的，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烬馀录》记载： “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 清军在四川也是乱杀。清军平定四川2年后，清军因镇压陕西、山西起义，无暇全力顾及四川，1648年四川复反，清军又出兵围剿。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给清廷奏章说入川的清军将领乱杀无辜。
张献忠牺牲后，主要余部由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等率领南撤，经重庆、遵义，再到云南，于是四川本地各地军阀割据。入川的清军，先后在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根、李国英、高民瞻的统领下，一方面镇压农民军，一方面与明朝军队交锋。
各军阀名义上效忠南明永历政权，互相之间却征战不休，连年征战更加加剧了四川的惨况，后孙可望又回兵平四川征讨各军阀使四川安定下来，川地生产逐渐恢复。1652年，陕西、山西起义已定，清廷派吴三桂重征四川，吴三桂平四川忠于明朝各军阀，击败南明蜀藩刘文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彻底平复四川 ，此间多方势力反复争夺使四川人口再次大规模流失。 清军对人民的镇压非常残酷。在清军与残明军队争夺攻伐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也颇受其害。
总的说来清军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第二次是康熙时期为了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乱。
（1）清军首次屠蜀（顺治三年1646年—顺治十六年）。
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
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有争议：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了粮食而进攻这些堡垒，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清军“斩首数万计”。 清军打败大西军之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 ，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
顺治四年（1647年）春，李国英率清军入成都，后留其将张德胜守之，发生内讧。明降将齐联芳杀张德胜，张的部下“多遁回川北”，而齐联芳及其部下一千多人，亦遭清军邀击被杀。于是，“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不仅如此，清军还因粮食缺乏，用残酷刑罚，强迫人民纳粮，如顺治四年清兵为南明军队打败，败退过简州时，清军“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因孤军深入，不得不撤出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由于四川军民的反抗及粮荒，同年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四川的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而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
清军甚至还大量地以人为粮，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攻打樊一蘅、杨展等部明军，“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傕（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日逐禀泣，难堪度日。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本职若敢妄言，难泯官兵之口。” 这是清军将领的军情报告。地主阶级诬说农民起义军以人为粮，原来，以人为粮的正是他们自己。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进攻中江、潼川（三台）、射洪，“斩获无算”。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
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开州（开县），“阵斩贼二千有余”。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高民瞻攻成都，起义军南撤，清军“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 吴三桂军驻川南时，也是“骄横日甚，而部下尤淫杀不法”。 至此清军才占领四川大部分地区。
从顺治四年至此的十多年里，满、汉地主在四川大量残害人民，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清将李国英入四川后，接纳阆州生员刘达为其幕僚，并派他到西北去办买战马，这时，他离开了阆中。顺治十五年，刘达返川交差、回到阆中故里后，给李国英的一封信中，对比了离川和回川前后目睹的情况。他写道：“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这些变化，都是在张献忠牺牲之后，都是满、汉地主在四川的残暴罪行不能算在农民起义军头。
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康熙时期 （2）清军二次屠蜀（康熙三年）。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 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万清军的大围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 。事后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
（3）清军三次屠蜀（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 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 。整个四川已是“民不堪命” 的局面。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这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康熙酋长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 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
有了康熙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四川平民百姓。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 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
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后来雍正自己在一段话里都承认清军屠杀平民对整个人口损失的巨大影响，在雍正谈到清初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除了把责任归咎到流贼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清军的疯狂屠杀行为。
Ⅲ 张献忠是怎么起义的
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献忠已成为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钢印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1635），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献忠一军称最强。同年秋，献忠义军自均州(今湖北均县)与老回回马守应等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又联合罗汝才、刘国能等人东下，与久据皖中英山、霍山的贺一龙、贺锦合营，转战至淮阳。十年（1637）春，转战太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州)、安庆等地，破和州(今安徽和县)、含山、定远，众至二十万。同年秋，明军集中兵力，加强部署，进行反扑。起义军连遭失利，先走麻城，后西退至谷城。为保存实力，献忠于十一年五月伪降于明总理六省军务兼兵部尚书熊文灿。
献忠伪降后，名义上归明朝节制，实际惟向熊文灿催索饷银。他屯兵数万于谷城，打造武器，训练士卒，为再举义旗进行准备。十二年（1639）五月，再起，夺张献忠铸“西王赏功”钱取库藏，释放狱囚，诛杀地方官吏，谷城、房县所驻明军多投降起义军。七月于房县西之罗闿山败明军左良玉部，斩获甚巨。熊文灿因此弃市，左良玉降秩三级。献忠军威名大震。十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至襄阳，部领各路兵凡十万，以“四正六隅”之策进剿起义军。十三年（1640）春，玛瑙山等役义军连败，退于兴归山区，收集散亡。后转战于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数月后连破新宁(今四川开江)、大竹、大昌(今四川巫山北)、开县，寻连克川东各州县。又针对杨嗣昌围剿战略，采取“以走致敌”之计，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1641）一月，北起广元，南至泸州、南溪，西起成都，东至巫山、夔门(今四川奉节)，义军足迹几遍全蜀。明军疲于奔命，只得尾随其后，问其所向。十四年二月，献忠突然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发库藏银赈济饥民。杨嗣昌被迫自缢，其围剿战略彻底失败。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转战河南、湖北及皖中北部各州县。十六年（1643），又在蕲黄一带号召农民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五月取武昌，执明楚王朱华奎以王府所存银钱散济贫民。改武昌为天授府，以为京都，称大西王。建制置官，开科取士，蕲、黄一带二十一州县悉附。八月，弃武昌西进，复南下蒲圻、嘉鱼，克长沙。又攻占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府。分兵进攻江西。十月，连破永新、吉安、萍乡、袁州(今江西宜春)、安福、万载等城。十一月克建昌(今江西南城)，继下抚州(今江西临川)、南丰。起义军在楚赣之间进兵神速，所至辄破，每使敌军猝不及防。当时，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以及广西全州已皆在农民军控制之下。
农民军占领长沙后，于所克州县设置官吏，传檄远近，令所属州县民众照常营业，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同时严肃军纪，严禁杀掠。农民军还在常德刑杀宗室贵族及横暴官绅，并将杨嗣昌家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故湖南、江西农民群起响应。阿十六年（1643）岁末，张献忠决计入川建立基业，遂率军打进四川。十七年（1644）正月下夔州、万县、涪州(今四川涪陵)。继由江津顺流东下，六月克重庆，执杀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八月克成都后，分兵略地，先后下四川州县五六十。十月，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大西骁骑营都
府禁约碑(拓本)改元大顺，以崇祯十七年为大顺元年，并设置内阁和六部，对前明投顺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龄为内阁大学士兼左丞相，严锡命为大学士兼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一云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定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还建置各院监寺科道，委派官吏。地方政权分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同时统一军制，共编一百二十营，营设总兵。最高武官为将军，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次有都督多人。为收罗人才，还开科取士，所取进士举人分别选授中央及地方官吏。为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聘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
张献忠在四川严厉镇压横暴地方的官绅和地主，但措施过激，波及面过宽。起义军内部则严格约束士卒，不许淫掠。对违纪者有由“捆打”至“枭示”的处罚，但往往禁而不止。还释放狱囚，散府库金银赈济贫穷。在起义军占领时期，过去曾受官绅地主压迫的奴仆或纷起暴动响应献忠，或向起义军地方官府告发故主罪状，使其受到制裁。起义军尤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派人到各地招抚各少数民族，免其三年租赋。除个别部族外，四川少数民族多行归附。为保持过去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茶马贸易，献忠还任命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以司其事。
献忠占据四川时期，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已在清军进攻下逐渐败亡。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清顺治二年，派人入川向献忠招降，献忠严加拒绝，并召集诸将计议征伐。三年八月，清兵逾剑阁(即剑门关)入阆中。献忠率军迎击，至西充的凤凰山，清兵猝至，因疏于防备，未及战斗，献忠已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南下云贵，联合南明永明王共同抗清，康熙元年(1662)最后失败。
Ⅳ 张献忠起义的历史评价
张献忠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军与明清军队进行的一场战争，近200万农民革命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地主阶级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战争从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渑池之战、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失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展和总结。
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明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因督抚与武臣存在矛盾，军政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且分兵作战，在具体战役中往往只有起义军的几分之一，常常失败。起义军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与明军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军事首领滋长了腐化思想，政治上处理不当，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在明清军队进攻下功败垂成。但农民军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都激励着后人。
从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同李自成延安起事，到张攻陷四川建立大西国政权，再到顺治三年(1646年)兵败亡于西充，以及后来其残部在川东、贵州一带盘桓，寇掠祸害。他们的军队到底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恐怕永远无法准确统计，明史上称有六十多万。只看他们的铁蹄横扫四川前后四五十年，祸遍巴蜀。“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董仲舒《春秋繁露》)，使物力丰饶的天府之国，变为百里人烟俱灭，莽林丛生、狼奔豕突之地。战乱使百姓弃田舍逃亡，在战祸最烈的十来年间，稼穑不生，颗粒无收，造成人相食。因此川人死于饥馑、瘟疫者又倍于刀兵。这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造成历史的大倒退。据有关专家考证，平定乱局后，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四川省仅有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来年中，康乾时从湖广移民填四川，正缘此而来。
屠川真相
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Ⅳ 张献忠起义的介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据米脂十八寨起义，号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后为王，实自成一军，转战陕、晋、豫、鄂间。十六年，取武昌，称大西王，旋克长沙，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湘赣农民群起响应。次年再取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大顺三年(1646年)末清兵南下，他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死。1因清廷统治需要，其自身所造杀戮皆推于已死起义领导人。
Ⅵ 张献忠起义的历史背景
明末政治腐败，农村破产，压迫剥削日益加重，陕西又逢旱灾，人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各部义军先后东进，四年至六年，活动中心移至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高迎祥、张献忠、李白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
张献忠出身草莽,粗鄙无文，出于一种猜忌、仇视文化人的本能，他必然大杀读书人。据《蜀碧》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
Ⅶ 张献忠起义的处理方式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率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
崇祯六年（1633年），张献忠首次入川，攻克夔外、大宁、大昌、新宁、通江、巴州、保宁、广元等州县。崇祯七年（1634年）年，再次入川，拥兵十万，再克夔州、大宁、大昌、巫山、巴州等地。崇祯八年（1635年）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崇祯九年（1636年）秋，闯王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由闯将被推为闯王，但这时他的势力还小，起义军中以张献忠的势力最强，实际成为支撑局面的主力。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十年（1637年），张献忠三次入川，围攻成都，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本人也受伤，政治上发生动摇。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受朝廷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 崇祯十一、二年间，在明军的围攻下，很多起义军先后投降了明朝，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今属河北）伪降熊文灿；李自成在四川北部梓潼打了败仗，退入陕南商洛山中，因而一时出现了起义军斗争的沉寂局面。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因对官府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起义军又活跃起来, 再起义于谷城。。明政府急派大学士杨嗣昌督师襄阳，统兵十万，对张献忠大举围剿。张献忠奋力突破包围，经由鄂西、陕东第四次入川，杨嗣昌也领兵人川追击。张献忠采用“避实捣虚”、“以走致敌”的战略，领兵疾走不停，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七月到十四年正月，在半年之内，转战达州、沪州、广元等地，几乎走遍全川，行程五、六千里，使明军疲于奔命，无法追及，仅尾随而已。当明军精锐都聚集在四川的时候，张献忠急由四川开县东下，进入湖广，昼夜疾驰，仅用了八天时间，行军一千多里，突然出现在襄阳城下，一举破城，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进破光州等地，时在崇祯十四年二月。杨嗣昌愤惧交集，自缢于军中。这年正月，李自成也乘势进入河南，攻破洛阳。从此，农民军形成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大主力，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战斗，并获得节节胜利。明督师杨嗣昌畏罪自杀。
张献忠自攻下襄阳后，又几经挫折，北进河南，被明军打败，便去投奔李自成；但二人不能合作，又东走今安徽，恢复了自己的力量，然后向西挺进，再度进入湖广。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武昌（今属武汉），把楚王投入江中，为人民平了大愤。张献忠在武昌称西王。随后，分兵多路出击湖广、江西，屡战获胜。明廷命总兵左良玉率师20万由安庆（今属安徽）西上进击张献忠部，七月占武昌，八月破岳州（今湖南岳阳）、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张献忠得悉明军逼近，为建立基地，求得发展，决定采取走为上之计，率军第五次入川。
关于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具体行径，史书所载已是挂一漏万，即便如此，翻书读来，仍使人有惊心动魄、肝胆摧裂之痛。让我只捡几处其怪异杀人行为说说，看看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的杀人心理与方式，或可以此而一窥全豹，让我们更了解其人其队伍的性质。
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除了手起刀落大砍大劈一般杀法外，还自创了好几种杀人法，加之于不同对象身上。历来兵燹匪乱，百姓老幼妇孺，最是遭祸酷烈。张献忠的军队每陷一方，对妇女除掳去少数年轻女子充当营妓外，其余的怕累及军心，全部杀掉。后期兵败溃退，粮草匮乏，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剖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此命名为“雪鳅”。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此命名为“贯戏”。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天，张献忠连陷广济、蕲州、蕲水等地。他进入黄州的时候百姓都逃走了，于是他驱赶妇女铲城，之后将城里的妇女全部杀死填入沟堑。张献忠的军队由鹦鹉洲进至道士，沿路浮尸遮蔽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厚达几寸，水里的鱼鳖都不能再吃。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张献忠率马步水军40万由荆州（今湖北荆沙）溯江而上，连败沿途13个隘口守军及赴援的明女总兵秦良玉部，攻克四川夔州（今奉节）、万县，直抵涪州（今涪陵）。明守将赵荣贵不战而逃，参将曾英率众一战即溃，负伤南遁，农民军乘势加速进逼重庆，于六月抵重庆东大门铜锣峡。四川原巡抚陈士奇为保重庆，遣重兵东扼铜锣峡，西守浮图关。张献忠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以舟师作攻铜锣峡，自率精骑在铜锣峡口南岸的大兴场登陆；由小道西进，绕过重庆城疾驰约70余公里，破江津县，夺得船只；令部分骑兵渡至北岸，沿陆路急驰重庆西南陆上门户——浮图关；自率船队由江津县顺江而下，在重庆与浮图关之间的菜园坝登陆，直插两路口，迫使腹背受敌的浮图关明军仓皇撤回城内，农民起义军乘势夺取浮图关，卡死了明军的陆上退路。驻守铜锣峡的明军闻大西军已出现在重庆城下，迅速渡散，农民起义军主力立即过峡，合围重庆。农民起义军经六天激战，于六月二十二日炸塌通远门转角城墙，攻占重庆。张献态下令将驻守重庆的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等杀死。
七月初四，张献忠乘胜率师日夜兼程向川西南挺进，连克沿途州县，于八月初九，攻克成都，执斩巡按御史刘之勃、巡抚龙文光、总兵刘佳允等，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八月十六日登基王位。 清代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部队到达西充县与盐亭县交界处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坡时张献忠中箭身亡，余部继续抗清，清军屠四川，康熙24年移民湖广填四川。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Ⅷ 张献忠起义为什么还是会一步步的失败
长途流动作战，不重视根据地建设，没有明白正确的的纲领和战争目标，这种只要集中优势兵力不断追击就可以打垮他拖垮他，无根据地，没根，像浮云一样飘荡，怎么能长久，兵员粮食补充困难，造成兵员的质量不高，没有清晰的政治目标战斗目标，会影响凝聚力和方向，战斗水平就会低，经不住消耗，张献忠政治水平一般，李自成也是。后面的抗清军队能坚持那么久就是因为比较重视政权建设，但领导人能力不够，采取的策略纲领不对不够好。
Ⅸ 张献忠奇袭襄阳
公元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再一次起义。原来，张献忠曾经在谷城接受明朝的招安，并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暗暗积蓄兵力，准备再起。明朝将领发现张献忠的意图，准备派兵镇压。张献忠先发制人，在谷城杀掉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逃回，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务，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
杨嗣昌带了崇祯帝的尚方宝剑，率领了十万人马，耀武扬威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混进了奸细，起义军陷入敌人包围圈里，被左良玉军打败，损失了大量金银、战马。张献忠的妻子、儿子也被俘虏。
张献忠带了一千名骑兵，从湖北转移到四川。杨嗣昌跟踪追击，把他的行辕迁到重庆，准备在四川消灭起义军。
杨嗣昌在四川到处张榜，说有谁能抓住张献忠，赏给黄金万两，还封他侯爵。哪知道第二天，在杨嗣昌的行辕里，发现了许多标语，上面写着：“有能斩杨嗣昌头的，赏银三钱。”
杨嗣昌派出大批官军到处追剿起义军，张献忠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一直到第二年正月，官军才在开县追上起义军。当明军将领猛如虎、刘士杰拖着疲劳不堪的兵士赶到，张献忠的起义军绕到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了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士杰被杀，猛如虎好容易逃脱。起义军杀退敌人，在营里拍手唱歌：“前有邵巡抚（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指监军廖大亨），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指杨嗣昌），离我三尺路。”
这支歌谣传到明军那里，使杨嗣昌听了哭笑不得。公元1641年，张献忠发现杨嗣昌把重兵都放到四川，襄阳兵力空虚，就摆脱明军，突然带兵离开四川，往东转移，一天一夜急行三四百里，把杨嗣昌大军远远甩在后边。到了湖北当阳，遇到另一支明军堵截，张献忠把罗汝才留在当阳，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直奔襄阳。
杨嗣昌在重庆得到消息，连忙派使者赶到襄阳，命令襄阳明军严密防守。哪里知道使者走在半路上，被起义军发现抓了起来。起义军在使者身上搜到了令牌、文书，上面盖着杨嗣昌行辕的大印。张献忠把他的义子李定国叫来，叫他打扮为杨嗣昌使者，带了几名“随从”和令牌、文书，混进襄阳城去。
李定国带了公文、令牌，来到襄阳城边，正是夜色朦胧的时候。他在城门外向守军喊话，守城明兵听说是杨阁部派来的使者，验过令牌、文书，也没有怀疑，把李定国和随从兵士放进了城。
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在城里好几处放火，全城的百姓从睡梦里惊醒，发现到处火光冲天，全城大乱。在混乱中，起义军打开城门，大队人马赶到，官军要想抵抗也来不及了。
起义军进城以后，一面派人打开监狱，救出被俘的起义兵士和家属；一面直奔襄王府，活捉了襄王朱翊铭。
张献忠坐在襄王府大堂，派兵士把朱翊铭押上堂来。朱翊铭吓得直打哆嗦，跪在地上求饶。
张献忠说：“我不要别的，只要借你的头派个用场。”
朱翊铭听说要杀他，吓得捣蒜似地磕头，说：“我宫里有金银宝器，听凭千岁搬用，只求饶命。”
张献忠哈哈大笑，说：“我进了襄阳，你的金银财宝有什么法子叫我不搬？不过，你不把头借给我，那杨嗣昌还死不了呢！”
说着，吆喝一下，把朱翊铭拉下堂去杀了。
张献忠占了襄阳，缴获了杨嗣昌储存在那里的大批粮饷，兵器，又把襄王府金库里的十几万两银子分发给当地的饥民，百姓听说处决了罪恶累累的襄王，高兴劲儿就不用提了。
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了四川，把杨嗣昌惊呆了。他处心积虑布置的围攻起义军的计划全部破产，特别是张献忠在他眼皮底下，来个突然袭击，使一个藩王丧了命。怎么向崇祯帝交代？
杨嗣昌丧魂落魄地从四川窜到湖北，刚到沙市，又听到一个消息，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离开商洛山区，重振旗鼓，趁河南兵力空虚的时候，攻破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这一来，杨嗣昌更是又惊又害怕，他想来想去，没有出路，只好自杀。
Ⅹ 张献忠
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与李自成，高迎祥等都是杰出的起义军将领，张献忠和闯王李自成分别转战于南北两个战场，相互支援，把起义推向了一个高潮。1643年，张献忠攻下了武昌，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1644年时，张献忠率兵进入四川，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称成都为西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