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眼中金庸小说价值的变迁阅读

G. 金庸武侠小说中"武侠价值观"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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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当前学界对其武侠小说文字意义和艺术特征的论述

谁的小说？我在学校时候考过金庸的。

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

作者：严家炎

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否定“快意恩仇”、任性杀戮的观念——小说界以
平等开放态度处理中华各族关系的第一人——纠正黑白分明的正邪二分法，以是否“爱
护百姓”为新尺度——揭示权力的腐蚀作用——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精神——锐
利的针对现实的批判锋芒——用现代心理学观念剖析、塑造人物形象武侠小说诞生在漫
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作为封闭的农业社会的产物，众多武侠小说在褒扬侠义精神的同
时，也留下了诸如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五四”
以来的新文学家，像茅盾、郑振锋、翟秋白，都从武侠小说的圈外写过严厉批评（却也
不无偏颇）的文章，寄托了对这类文学加以改造的愿望。
五十年代出现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家，则可以说进入到圈内对这
类作品进行了改造。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
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
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金庸作品尤其取
得了突出的成就。
金庸是一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武侠小说家，他自己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
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
社会的看法。”①金庸作品中的现代意识，便是作者对传统武侠小说一系列观念实行变革、
改造的体现，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为“新”的重要标志。
一
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
不算一回事。恶徒固然任意行凶，杀人如麻，即使侠士，杀得性起，竟也殃及无辜。
《水浒传）就写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少十余口，连儿童、
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李逢江州劫法场，更是“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
《无双传》中的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好像英雄们一朝正义在握，就有权
对邪派徒众杀个干净。我们暂且不论武侠小说及其流行能否像有的学者所说，证明中国
人有潜在的嗜血欲望；但旧武侠小说中这类描述的大量存在，无论从道德角度或法律角
度看，无疑代表了古代社会留下的一种不健全心理。
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思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鹏英雄传》
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悲痛对完颜洪烈完成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
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
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②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
怀疑。《神雕侠侣》写杨过为其父杨康报仇，却一次又一次被郭靖夫妇“国事为先”的精
神所感动，深责“自己念念不忘父仇私怨”③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更是惭愧
无地，彻底放弃复仇的念头。《雪山飞狐》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的想法：“百
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怨怨相报，没一代能得善终。……所以我爹立下一条家训，
自他以后，苗门的子孙不许学武。他也决不收一个弟子。我爹说道：纵然他将来给仇人
杀了，苗家子弟不会武艺自然无法为他报仇。那么这百余年来愈积愈重的血债，愈来愈
是纠缠不清的冤孽，或许就可一笔勾销了。”④到《笑做江湖》，金庸更带有贬义地写了
林平之这个复仇狂。他在为父母报仇这天，居然穿上锦绣衣服，衣衫上薰了香，好像过
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不但把和仇敌有瓜葛的人一概杀死，而且像猫戏弄老鼠似地只顾
自己戏弄青城派头头余沧海以达到复仇的快意，却将处于危险中的妻子岳灵珊置于不顾。
最后为了报复岳不群父女，竟然又动手刺杀了岳灵珊。作者在字里行间不加掩饰地流露
出对这一人物的厌恶之情。金庸并不反对杀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
无辜。《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说：“咱们学武之人，第一不可滥杀无辜。”⑤这一切，不
禁令人想起新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复仇问题的意见。在鲁迅编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一
书中，《会稽典录卷下》收有> Transfer inte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祀不法，
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君页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君页以病亡，朗乃刺杀君
页子。事发，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针对文中所载朱朗其人其事，鲁迅写了这样一段案语：案：《春秋》之义，当罪而诛
不言于报，匹夫之怨止于其身。今朗父不法，诛当其辜。
而朗之复仇，乃及胤嗣。汉季大乱，教法废坏，离经获誉，有惭德已。岂其犹有美
行，足以称纪？⑥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
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在这里，他却严厉指斥朱朗的所谓“复仇”。鲁
迅认为：第一，朱朗之父“淫祀不法”，“诛当其辜”，“当罪而诛不言于报”，这种行动已
无正义性可言，决不可肯定。第二，即使勉强说到报仇，“匹夫之怨止于其身”，岂可像
朱朗那样杀人之子！鲁迅这种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对“复仇”的看法。金庸小说有
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而和传统武侠
小说却大相径庭。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怎样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能否挣脱
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的束缚，也是检验作品有无现代精神的标尺。
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
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则一概为好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
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
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⑦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表现出排斥其他民族长处的
倾向，用孟子的话叫做：“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民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在一些人眼里，也都是异常出格的事。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金庸最早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的素材，或许还潜在地留有
这类痕迹。
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
突破儒家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共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
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的杰作《天龙八部》，就不限于写一个宋朝，而
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宋、辽、西夏、大理、吐著五个区域为背景，让段誉、乔峰、虚竹
三位主角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华全境。其中乔峰的悲剧，尤其强烈地震撼读者，迫人深剩
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帮内部的严重叛乱，令
人信服地展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和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从小受的是北宋年间以儒家
为主的汉人文化教育，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统”的道德规范：讲究“夷夏之辨”，忠于
国家民族，孝敬父母师长，对弱小者仁爱，处事正直公平，反对滥杀无辜。但命运跟他
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最后证明他是一个契丹人，并在辩诬自卫过程中不得已杀伤他人。
作者通过乔峰的经历和走向自杀的悲剧结局，不仅控诉了辽宋统治集团对异族百姓的残
杀掠夺，而且向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质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区分了正和邪、善和恶、
敌和友么？不间是非曲直，汉人一定得站在汉族一边，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这种观
念真的对么？小说通过智光大师有佛学色彩的揭语：“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
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诉读者应
该对汉人契丹“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天龙八部》第19章写蒙冤受屈的乔峰在聚贤庄英雄会上与少林寺玄寂、玄难二僧
对打时，有一段文字颇有意思：玄寂见玄难左支右继，抵敌不住，叫道：“你这契丹胡狗，
这手法太也卑鄙！”
乔峰凛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说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听，登时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长拳”的用意。倘若他以别种拳法击败“太
祖长拳”，别人不会说他功力深湛，只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开国太祖的武功，这夷夏之防、
华胡之异，更加深了众人的敌意。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长拳”，除了较量武功之外，便
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见玄难转瞬便临生死关头，更不打话，嗤的一指，点向乔峰的“璇玑穴”，使
的是少林派的点穴绝技“天竺佛指”。
乔峰听他一指点出，挟着极轻微的嗤嗤声响，侧身避过，说道：“久仰‘天竺佛指’
的名头，果然甚是了得。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来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倘若你打胜了
我，岂不是通番卖国，有辱堂堂中华上国？”
玄寂一听，不禁一怔。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达摩老祖，而达摩老祖是天竺胡人。今
日群雄为了乔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围攻，可是少林武功传入中土已久，中国各家各派的
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牵连，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与胡人的干系。这时
听乔峰一说，谁都心中一动。⑨被群雄骂为“契丹胡狗”的乔峰，使用的倒是本朝开国
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声声以中华武术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实却是天竺胡僧达摩
祖师传下来的，这岂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金庸有意设计这一情节，目的就在提醒人们：
严守夷夏之防，拒绝学习外族的长处，将会使自己陷入多么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说《天龙八部》中金庸已经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那么，
到几年以后写《鹿鼎记》中康熙皇帝时，这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康熙是《鹿鼎记》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称得上有作为、有远见的明君。
小说从他与“小桂子”相处时一个聪明顽强的少年起，写他经过击杀权臣鳌拜而逐
渐成长。成熟，这一过程显得颇为细致亲切。他体恤民情，治国有方。当台湾遭遇严重
灾情时，读奏章的康熙竟至“泪光莹然”，决定缩减宫中开支五十万两银子去赈灾。浙江
巡抚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之辩诬，反而称赞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为之设忠烈词。他兼用儒法两家之术，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
属，决不受下属的控制。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
向，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有为。康熙后来曾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做中国皇帝，
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
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
好些吗？”⑩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改用全国百姓利益来衡量，应该承认康熙的话
并不是自我吹嘘，而是大体符合实际的。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圣君”
的标准。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剑》
时，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极的情节，显然也是为了把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贯彻
到底。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听到皇太极与范文程等大臣的谈话。皇太极说：“南朝所以
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
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还商量入关后轻摇薄赋，解民之困厄。这使
袁承志深受震动，觉得“这鞑子皇帝当真厉害，崇侦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远了。我非杀
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汉江山不稳。就算闯王得了天下，只怕……只怕……”隐隐感
到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这就合理地写出清王朝能打败明军和闯军，
维持近三百年统治，决非出于偶然，而是和当时许多历史条件包括满族一些杰出领袖人
物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
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也已写了新
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热烈动人的生活场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杰的成功形象。《天龙八
部》写了乔峰（萧峰）这样感天动地的契丹英雄。到最后一部《鹿鼎记》，更塑造出有道
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可见，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
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三 对于江湖上正与邪、侠义道与黑道、名门正派与
魔教之间的斗争，金庸显然也有过很多思考。传统武侠小说出于旧式正统观念，在正邪
一类问题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简单二 分法：正则全正，邪则极邪。金庸则在小说里写了许
多极复杂的正邪斗争，其中有部分确实存在着是和非、正义和邪恶的严重对立，但也有
不少只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义挑动的。（笑做江湖）里衡山派高
手刘正风想要金盆洗手，这件事并没有触犯谁的利益，不料所谓“正派”里的嵩山派站
出来坚决阻挠和干预，不许他举行金盆洗手典礼。他们硬给刘正风按上了“结交魔教长
老曲洋”的罪名，杀了刘正风全部家属，最后连身受重伤、逃出来隐居的刘正风，以及
曲洋的十二三岁的孙女都不放过。
真是残忍毒辣之至！令狐冲曾经这样责间嵩山派的费彬：“咱们自居侠义道，与邪魔
外道誓不两立，这‘侠义’二字，是什么意思？欺辱身负重伤之人，算不算侠义？残杀
无辜幼女，算不算侠义？要是这种种事情都干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么分别？”恒山
派掌门人定逸师太在吃尽嵩山派一再化装偷袭的苦头之后，也对令狐冲说：“像嵩山派这
样狼子野心，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哼，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小说通过
具体情节告诉读者：是和非，正义和邪恶，不能只按表面名称来划分，应该作具体分析。
事实上，侠义道和魔教两方面都有正派人，也都有恶势力。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
嵩山派掌门人左冷禅，都在侠义道，却都是阴险狠毒、作恶多端的人物；更不用提华山
派掌门人岳不群这类伪君子了。正像《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说的那样：“这正邪两字，
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也许金庸对中国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分裂不断、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
历史状况实在感受太深，所以他的小说里一再写到了武林中层出不穷的门派斗争。《倚天
屠龙记》不但写了明教与正教的矛盾，而且写到了明教内部各种势力你争我夺所造成的
分崩离析，也写到了正教各派有时联合有时争夺而带来的相互屠杀和被人利用。《鹿鼎记》
中，天地会、沐王府等各种反清势力只要聚会在一起，总是争吵谁算正统——究竟南明
的唐王是真命天子，还是桂王是真命天子，甚至为此而动起武来。在这些复杂的斗争中，
张无忌出任明教教主后协调各派，盈盈接任日月教教主后与正教各派握手言和，化干戈
为玉帛，无疑代表着作者的理想，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中国人民近百年在各派纷争中吃
尽苦头、付出血的代价所得来的教训。
金庸对正与邪、英雄与罪人等问题，显然有他自己的答案。
在《射雕英雄传》将结束时，郭靖和成吉思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年迈的成吉思汗
回顾一生，意得志满，认为他所建的国家，大到无与伦比，古今英雄，没有谁及得上他。
郭靖却表示不同意，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
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郭靖在这里所说的意见，当然代表了金庸的想法。“为民造福，爱护百姓”，才是金
庸所肯定的英雄。作者在《射雕英雄传》附录的《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对成吉思汗
表示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人类历史中位居第一的军事大天才。他的西征南伐虽然也有沟
通东西文化的功劳，但对于整个人类，恐怕终究还是罪大于功。《射雕英雄传》所颂扬的
英雄，是质朴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灭国无数的成吉思汗。”
金庸提出的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尺度考察各派斗争的主张，使正邪的鉴别有了客
观标准。这一思想是富有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的，虽然它表面上通过武侠小说这种远离现
实的形态呈现出来。
金庸不但避免抽象谈论武林人物的正与邪，也避免悬空讨论人性的好与坏。他认为，
地位的不同，完全可以使人的思想发生变化。在《笑做江湖》等小说中，金庸通过场面
和情节自然地显示：权力对人有腐蚀作用，好人一旦走到当权的重要位置上，也有可能
走向腐化。任我行刚从东方不败的监狱中逃出来时，对东方不败搞个人迷信的一套非常
生气。上官云一见他的面，就习惯他说：“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
湖”，把他像东方不败那样吹捧。任我行很觉得反感，当场挖苦说：“什么千秋万载，一
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又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想得倒挺美！又不是神仙，
哪里有千秋万载的事？”甚至心里暗中嘀咕：“江湖上多说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
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滥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
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随即他就对上官云叮嘱了一句：“上官兄弟，咱
们之间，今后这一套全都免了。”可见当初的任我行，头脑是很清醒的。但当他在别人帮
助下杀了东方不败，真的重新当上教主之后，又觉得东方不败定下的这套规矩也挺有意
思，足以维护教主的威严，也就沿袭下去，不再废止了。而且越到后来，变得野心越大。
无怪乎令狐冲远远望着教主的座位，心里忽然想到：“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
方不败，却有什么区别？”连他女儿任盈盈都对令狐冲说：“唉，爹爹重上黑木崖，他整
个性子很快就变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原本是个单纯的姑娘。但在灭绝师太
逼她发誓并且真的让她当了峨嵋派掌门人之后，她就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自觉地追逐权
势，昧着良心做坏事，后来更是野心越来越大，要当“武功天下第一”的霸主。有一次，
韩林儿带开玩笑地对张无忌和周芷若说：将来推翻元朝之后，“教主（指张无忌——引者）
做了皇帝，周姑娘做了皇后娘娘。……”周芷若听着居然“不胜之喜”。张无忌马上说：
“不可！我若有非分之想，教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主若这时“脸色微变”。足见
周主若野心膨胀到何等程度。金庸在这里所提出的“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实在非常
尖锐，也非常深刻。他写的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虽然理论上没有答案，但不言而喻，实
际上已经把必须建立监督制度以防范领导者腐化的问题点出来了。这也说明，金庸的武
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确实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四
旧式武侠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模式：行侠——报国——封荫。所谓“斩得名王献
桂宫，封侯起第一日中”。其人生理想是六个字：“威福、子女、玉帛”。到清代的侠义小
说，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实际成为清官家奴，更没有独立的人格，用鲁迅《中国小
说史略》的话来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金庸小说虽也写古代，思想倾向却与旧式武
侠小说大不相同，根本告别了“威福、子女、玉帛”的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
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金庸写了许多至情至性的人物，他们率性而为，行侠仗义，生命
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官府的鹰犬；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
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具有浓重的个性主义色彩。杨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
位。
在世俗人物眼里，师徒名分不可逾越，杨过和小龙女却无视周围社会的压力，偏要
抛开这名分不管，由师徒变成夫妻。面对武林群雄的纷纷指责，杨过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们斩我一千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即使知道小龙女被人奸污后，杨过仍不以为意，
坚决要和小龙女结合，可见封建贞节观念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地位。杨过是礼教习俗的
自觉的叛逆者。
不仅杨过一人如此，其他小说人物像“九指神丐”洪七公的豪爽热诚，全无伪饰；
“东邪”黄药师的洒脱超逸，偏于乖戾；“老顽童”周怕通的了无机心，天真率性；令狐
冲的狂放不羁，笑做江湖；狄云、张无忌的躲开污浊，遁世而居；他们都是独立的树，
而不是依附的藤萝。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摈弃“权势”、“威福”、“玉帛”之类世俗旧观念，
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
女人也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什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这正
是个性主义精神的体现。在金庸笔下，连已经继承了帝位的段誉、段智兴，最后也都走
上出家之路。
金庸笔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
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相好。赵敏为了
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
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决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
者的感情倾向。
金庸在个人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上，主张要为多数民众的利益着想。赞美乔峰、郭靖
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主张尊重个性、保持独立人格，
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这正代表了现代意识的两个重要侧面。人，
总是既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个体人格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像近
代西方有些人那样只讲个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胀，人欲横流，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害，
这个社会就会发生种种问题。可是像古代中国有些思想家那样，只肯定群体或王权利益，
过分抑制甚至无视个体利益，牺牲人的个性，这个社会也会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造成
许多悲剧。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性自由两者兼顾，才真正是人类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健全
意识。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达的现代意识。五 最能说明金庸小说富有现代意识的，也许
还是他作品中潜藏的那种独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侠小说注定要远离现实。但究其实，并不可一概而论。金庸小说的有
些内容，是作者在当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发，它们不但不脱离现实，反而应该说是深入
现实的笔墨。作为政论家同时又是小说家的金庸，对诸多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常常
保持着客观、清醒、独立思考的态度。创作过程中，他把得自现实的这些感受连同自己
的某些真知的见，融汇入小说，转化成形象。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富有思想性的一个重要
原因。
只要读读《射雕英雄传》的第一回，我们就知道金庸不但相当熟悉南宋时期的政治
军事斗争，而且对那段历史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
全书奠定了基调。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射雕英雄传》却通过曲三和说书
人张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爷爷的罪魁祸首，只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
他为了坐稳他的皇帝宝座，宁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钦二帝的岳飞害死，向金
国一再退让，甚至竟然向金国皇帝上降表称臣。这就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九一八”事
变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沦丧，主张抗日的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被
杀害，等等。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鹏英雄传》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属于香港
《大公报》系统这个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说内容方面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缘由（直到19
79年，台湾初次印这部作品时，还要改个名字，叫做《大漠英雄传》。
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读者，当他们读到《笑做江湖》中写日月神教和《鹿
鼎记》中写神龙教的那些笔墨时，一定会联想到“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强制推行
的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那套极端个人迷信的活动。小说中
的日月神教，在东方不败和杨莲亭一伙把持下，强令徒众服有毒药物而自己则垄断解药，
以维持教主的个人权威。部属每人说话，一开口就是：“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
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人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说什么：“教
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谨奉令旨，
忠心为主，万世不辞。”荒诞的情节形式，呈现着发人深思的现实内容。有关神龙教的描
写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笔墨并不是出现在“文革”结束。
中共中央作出否定这场动乱的决议之后，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间“文革”正在
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写出的。这就真正显示出作者辨别复杂事
物的可贵眼力和敢于坚持真理的无畏勇气。即使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左”倾思
潮的一度猖撅，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不容易，同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位名叫林彬
的香港电台广播员，就因为批评“文革”中的个人迷信现象而在1967年那嘲红色风暴”
中被人以汽油浇身活活烧死。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杀的“五人黑名单”，一度被迫离港出走。
事情就曾这样十分荒唐而又尖锐得血淋淋地摆在人们面前。只有了解这些，我们

I. 金庸武侠小说为何能影响一代人

我觉得金庸小说的成功以及风靡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缺少任何一方面 他的作品都不会火到这种程度
外因方面
上世纪6070年代是新派武侠小说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最早的应该算是梁羽生 其后金庸古龙卧龙生等等都开始写 这个时期武侠小说创作集体井喷 写作和阅读的受众都可谓是空前的 一方面比之前的还珠楼主白羽等人的老派武侠要生动更多更吸引人内涵也更为丰富 另一方面 整个华人届是趋于一个政治和社会比较稳定的状态 人们对通俗文学的阅读较以前更广泛也更多（正因为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中的一种 它的传播范围自然比一般的文学作品广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那时“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是大的环境和阅读氛围
内因方面
金庸在这个时期 确实是对武侠小说创作 整体实力最强的一个 他比古龙的写实 比梁羽生的生动好看 更关键的是 他的武侠小说不单纯是武侠小说 而是有着较为深刻的内涵 金庸个人的国学修养非常强（撰武侠小说之前就是著名的传媒人 也是《明报》创始人之一 这也为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滋养） 比如他的《射雕英雄传》就是以中国传统“易经”为载体创作的 《笑傲江湖》算是个政治斗争的寓言 《连城诀》探讨了人性中的恶 《天龙八部》探讨了复杂的人性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分别就儒家和道家的视角塑造了两个主人公郭靖和杨过 《鹿鼎记》分明就是半部中国历代的政治变迁史算是一部历史的一本历史视角的武侠小说 而且探讨了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金庸小说在观点和主旨方面的 就细节而言 他创造的武功啊情节啊以及和真实历史的嫁接啊 等等 都可谓无人出其右 这些都是金庸武侠小说能够成功的主观方面的因素
所以说 在上世纪6070年代 那个时候 人民大众普遍缺乏精神的和娱乐的双重满足和需求 而金庸的武侠小说 恰恰在思想性精神性 和娱乐性休闲性两个方面给了华人读者满足 你说 这样的作品有可能不风靡全球华语文学界吗？
公开表示喜欢金庸武侠小说的名人有很多 甚至包括邓小平蒋经国等政治家 山野村夫就更不用说 为什么他能够争取到这两方面多层次的读者群 就是因为金庸的书 属于那种 你具备多少给养就能从中汲取多少东西的人 不同层次的人在他的小说中所得到和体会到的是不同的 有民族大义 有文化传统 有励志故事 有郎才女貌 有兵器武功 等等 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
而反观今日 金庸小说照当年比是式微的 但是这是人们阅读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乃至主流价值观改变的结果 试问现在读书的人还有多少呢？ 分到读武侠和金庸的人头上就更少 而且金庸小说里所宣扬的东西 未必都当下的年轻人认同 对吧？
因此 我觉得被金庸武侠小说影响深刻的 确是你问题中提到的那样 属那“一代人” 金庸的小说也避免不了时代和其个人的局限性 因为谁都避免不了

J. 求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性学习的心得八个和论文1篇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