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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名人：
1.毕 升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时杭州人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毕升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的生卒年月无正史记载可查，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提到：“庆历中（1041一1051年）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等文字。
毕升是北宋时杭州著名印刷匠，他用了八、九年时间，创制了一套胶泥活字，发明了活字印刷。活字是选用细腻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小型方块，每块上面刻上一个阳文反手宇，而后用火烧硬。每个字印按用的多寡制备，多的达二十多个，以备同一字印在一个印版中多次重复使用。为便于拣字排版，活宇印按照字的韵目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是制版，按所印文字的字句段落，将字印放在盛有作为粘合剂的松香、蜡和纸灰的铁板上，四周围上铁框，放到火上加热，使粘合剂熔化，待粘合剂稍为冷却而仍有可塑性时，用一平板在字面上加压使之平准。当粘合剂完全冷却固结后，即可付印。最后是拆版，印完后，把印版拿到火上烘烤，粘合剂重又熔化，用手拂扫活字，活字便掉下，可再供排版使用。他还在此基础上研究过木活字排版。还采用两块铁板互换，一版印刷，另一版排版，印刷效率大为提高。毕升的活字印刷，包括了造活字、排版和拆版一整套完备的过程，其原理和今天铅字排印基本相同，每个生产环节，都含有科学规律。
2.
沈 括（1033一1097年）
北北宋钱塘人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十一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
青少年时随父沈周先后到过润州、泉州、开封、江宁等地，增长了不少书本外的知识，为他以后做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沈括自幼好学不倦，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各个方面部有兴趣，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东京（开封）任过昭文馆编校、司天监等职，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丰富的皇家藏书。他晚年提出的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太阳历和农历结合的人。他对传统历法的缺点作了科学分析，说传统历法用闰月的方法来调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是费力又不解决问题。他为此主张采取太阳历，按十二节气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1930年，英国气象局局长肖伯纳也曾提出了与沈括相同的理论，但比沈括晚九百多年。
1070年（熙宁三年），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变法，成为王安石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过“权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兼判军器监”等职。
1090年（元佑五年）沈括五十八岁，住在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门外），撰成《梦溪笔谈》，这部巨著是他一生所学和实践的结晶。全书共三十卷，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其中涉及到科学技术的条目就有二百多条，如铜壶滴漏的讨论、凹面镜的解释、透光镜的探讨、立体地形模型的制造、指南针使用方法的经验、地磁偏角的发现等等。全书广博的内容，独特的创见，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沈括一生中曾有两次较长时间居住在杭州，并曾到浙江察访和在秀州（今嘉兴）任职。一次是他十九岁随父返归故里，父病亡，他将父亲安葬于钱塘龙居里，直至二十二岁父丧终才离去。第二次是三十六岁时护送母亲灵柩回杭，葬于龙居里，三十九岁才返京复职。沈括四十一岁时，奉命来浙江治理水利，察访两浙，向朝廷建议兴筑温、台、明等州以东的堤堰，增辟耕地。他在考察雁荡山时，对形成雁荡山奇妙群峰的原因，首次作了科学的解释。沈括对故乡杭州寄满深深眷恋之情，在《梦溪笔谈》中，对杭州的人物事迹、科技成果、政策得失等等，都悉心记载。沈括六十五岁病故于梦溪园，临终时嘱咐后人将遗体归葬故乡杭外。今杭州市区后市街附近的沈公井巷是他的旧居。墓在距杭州市不远的安溪乡。
3.龚 自 珍（ 1792 ～ 1841 ）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4. 方腊（？一1121年）
北宋末年浙江农民起义首领；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杭州淳安）帮源洞人，雇工出身。
北宋末年，浙江地区遭受“花石纲”的掠夺，逼得农民无法求生，方腊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之说，组织群众，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宣和二年（1120年）秋天在帮源起义，反抗北宋王朝，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先后占领青溪县城，攻下睦州，分兵出击杭州、歙州。教徒兰溪朱言、吴邦，歙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等纷起响应，人数扩大到几十万，连续攻下杭州、歙州等六州五十二县，东南震动。方腊计划划江而守，渐图进取，十年内推翻宋王朝。
宋徽宗派童贯率军十五万镇压，起义军战斗失利。宣和三年夏，方腊率余部退守青溪帮源洞和梓桐洞，后被叛徒告密，宋军从小路攻入洞中，方腊受伤被俘，同年秋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就义。余部在吕师囊等率领下，转战温州、台州，到宣和四年夏秋间失败。今淳安县有郭沫著题字的方腊洞，方腊塑像。杭州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方腊起义的传说，留存着这些传说的遗迹，如方腊之妹方百花的点将台，方百花攻打杭城屯兵地等等。
5.
孙 权 （1 8 2 — 2 5 2 年）
吴郡富春人（今杭州市富阳县）孙权，字仲谋，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在位二十二年，江东六郡得以有相对安定的局面，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他重视农业、设立农官、奖励农事，兴修水利，还在山越地区建置郡县，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他派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渡海开发台湾，开拓了大陆与海岛的联系。
东汉末，孙权继兄孙策据有江东六郡。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上表请封孙权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他屯守江浙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步收罗人才，发展势力。建安十三年（208年）和刘备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西联蜀汉，北抗曹魏，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败关羽，袭荆州人，任骠骑将军、荆州牧，封南昌侯。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自立为帝，派使者安抚孙权，封他为吴王。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国号吴。不久，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以后和蜀魏时和、时战。在位期间，曾四改年号，称黄龙、嘉乐、赤乌、太元，七十一岁去世，谥为吴大帝。
富阳县城南四十里的龙门古镇，为孙权的后裔聚居繁衍之地。现在全镇一千六百多户，孙姓占90%以上，从孙氏第十九世宋奉议大夫孙仁匡一支迁居龙门后立的《孙氏家谱》推算，到1939年，孙权的后代正好是六十五世。
于 谦 （ 1 3 9 8 一 1 4 5 7 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自我写照。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出生于浙江钱塘县太平里（今杭州庆春门附近），后迁居词堂巷。
明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录取为钱塘县学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杭州参加“乡试”，中第六名举人；次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狱。以后十余年间，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西、河南，深入民间察访，惩治贪官，严惩特殊贪暴分子；兴修水利，改良农事，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百姓爱戴于谦，称他为“于青天”。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上京奏事，不带一物。有人对他说你即使不带金银，也该带些土产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明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部酋长也先分兵四路大举进攻。英宗亲率大军迎战，于谦代理兵部事留京辅助监国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8月15日英宗兵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全国震动。皇太后命拥立郕王为景帝，于谦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于谦针对瓦刺利用英宗作为要挟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防守京城，抗击外敌。
瓦刺败退后，在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将英宗送回。景泰八年，景帝患病不起，英宗乘机复辟，改年号为天顺，正月二十三日，英宗复辟后的第六天，于谦被诬定为“意欲”谋反罪，遭杀害，时年六十岁。抄没家产时，家中除一些书籍外，没有值钱的东西。北京人民听到于谦被害消息，无不恸哭。于谦的遗骸暗中为人收敛，第二年运回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长子于冕上书讼父冤，平反了冤案，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并将北京崇文门内西裱背胡同故宅，改为“忠节祠”。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下诏，在三台山的墓旁建祠纪念，并在故居建立怜忠伺（遗址在今祠堂巷）。清嘉庆十五年（1820年），杭嘉湖道台林则徐重修了墓与祠。建国后，重修的墓碑上刻有“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溢忠肃于公墓”十八字
苏 东 坡 与 杭 州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的这首诗，使西湖愈益形象鲜明，声名远播。
苏轼是继白居易之后又一位在杭州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影响的大诗人。他和白居易一样，是来杭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后才认识西湖的。他俩的出身、遭遇、思想、创作有许多共同点，就象苏轼自己说的那样：“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惜前贤。”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和元佑四年两次来杭州，第一次任通判（副知州），第二次任知州，先后达五年之久。他除了为抗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之外，还深深地眷恋着“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杭州山水；并用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为西湖平添了几分美丽，几分光彩。这位既是诗人。又是画家的艺术大师，他的观察力是特别敏锐的。他的《饮湖上初睛后雨》一诗，把西湖写活了，一千年来成为描写西湖风景的绝唱。他的另一些描写西湖风景的小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有美堂暴雨》等，同样把一些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写得精辟入微，读来回味无穷，如“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浮云拨不开”，“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把西湖上的雷雨写得富有生活情趣。白居易对西湖的描写是一种平面形的介绍和铺叙，苏轼的西湖诗词则是一种立体的渲染、烘托和强化，达到了“诗中有画”的境界，使西湖形象更丰满了。
8.
7.
郁 达 夫 （ 1 8 9 6 - 1 9 4 5 ）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小字荫生，富阳人。三岁丧父，少年时，在家乡私塾及小学读书。1911年考入嘉兴府中学堂，后转入杭州府中学堂。1912年春入之江大学预科，因闹学潮被开除，后转入杭州蕙兰中学。1913年9月，随其兄郁华到日本。1914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1915年秋，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先学医科，后转法科。开始发表旧诗，练习写白话小说。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1921年7、8月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9月去安庆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英文科主任。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其小说集《沉沦》，曾轰动文坛。1922年3月，去日本参加帝国大学毕业考试，得经济学士学位回国。1923年到1926年间，先后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8月，创办出版《大众文艺》。1929年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同盟。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4月迁居杭州，游历浙皖山水，写有不少游记、小说，以及旧体诗，后以《屐痕处处》、《闲书》为书名结集出版。1936年2月，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去福建，任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同年10月，鲁迅逝世，郁达夫去上海为之扶柩送葬。冬，应邀去日本讲学。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积极投入抗日运动。1937年参加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推为理事长。1938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曾去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年底赴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大力宣传抗战。1941年，兼任《华侨周报》主编。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1942年1月，任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2月，新加坡沦陷前夕，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流亡苏门答腊。6月，定居小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以开酒厂作掩护，坚持地下抗日活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的丹戎革岱。
郁达夫生前在文坛上享有盛誉，作品抒发当时“时代的苦闷”，在青年中影响颇大。他一生创作小说近五十篇，散文近二百篇，均以笔调清新、抒情坦率著称。解放前，上海北新书店出版有《郁达夫小说集》、《达夫散文集》、《达夫日记》。解放后出版有《郁达夫选集》（1951年，开明书店，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他还擅长古典诗词，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郁达夫诗词抄》，收有旧体诗词四百多首。
8.
章 炳 麟 （ 1 8 6 9 - 1 9 3 6）
章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余杭人。自幼闭门读书，直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才走出书斋。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在日本时，与孙中山订交，经常往来，商讨反清革命大计；并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历史事实启发留日中国学生的革命觉悟，在留学生中产生很在影响，促使“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革命组织成立。1903年6月，针对康有为鼓吹的保皇言论，在上海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列举清朝专制之罪恶，直斥被保皇党捧为圣明的光绪皇帝为“载（恬）小丑，未辨菽麦”，并为邹容《革命军》一书作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在《苏报》一发表后，清政府大为震怒，勾结租界工部局，将章与邹容拘捕，造成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在狱中，章太炎英勇不屈，仍关注国事。1904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并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在《民报》上著文抨击保皇派的谬论，鼓吹反清革命。办报之余，还举办国学讲习会，为留日学生讲授《说文解字》与诸子百家之学。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就专事讲学、著述。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后受张謇拉拢，参加统一党。袁世凯任大总统后，章应召去北京，任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曾遭软禁，直至袁世凯死后才获释。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章被任为军政府秘书长。此后，他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曾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后脱离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专以讲学为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著述收集为《章氏丛书》、《章氏丛书读编》和《章氏丛书三编》。
B. 石灰吟第一句诗中锤是什么意思
石灰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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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吟》诗意画《石灰吟》是明代民族英雄、政治家于谦的一首托物言志诗。此诗因反映了诗人廉洁正直的高尚情操而脍炙人口。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表达自己要和石灰一样，不怕艰难、不惜牺牲、坚守清白，决心在艰苦中磨练，坚守清白，准备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的不平凡抱负。
作品名称： 石灰吟
创作年代： 明代
文学体裁： 七言绝句
作者： 于谦
作品风格： 托物言志
目录
作品原文
注释译文
作品鉴赏
作者简介
诗中涉及到的化学变化
编辑本段作品原文
石灰吟 明·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编辑本段注释译文
【注释】 （1）石灰吟：赞颂石灰。吟：吟颂。指古代诗歌体裁的一种名称（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
（2）千锤万凿：无数次的锤击开凿，形容开采石灰非常艰难。千、万：指撞击次数多，不是实指一千一万。锤，锤打。凿，开凿。 （3）若等闲：好像很平常的事情。若：好像、好似；等闲：平常，轻松。 （4）清白：指石灰洁白的本色，又比喻高尚的节操。人间：人世间。 【译文】 （石头）只有经过多次撞击才能从山上开采出来。它把烈火焚烧看成平平常常的事，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惧怕，甘愿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间。
编辑本段作品鉴赏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
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1]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身碎骨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浑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2]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于谦像
[2]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6日）号节庵，字廷益，浙江钱塘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汉族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他是永乐年间进士。 于谦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他又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性格刚强，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又看不起怯懦无能之辈，在朝中颇遭忌妒。但很受英宗器重，大小事情均按于谦意思办理。主持兵部工作时，正值明朝四面内忧外困之时，他采取正确方针，号令严明，化解了危机。 他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的时侯，曾为数百蒙受冤狱的人平反。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深入里巷访问父老，赈济灾荒，筑堤植树，将镇将私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以补助边境经费。前后在任十九年，威信很高。 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于谦死后一年，外敌又侵边，朝中无不怀念于谦。 成化初年，将于谦之子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 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简要生平： 1398年5月13日，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 1405年，一和尚为他相面，预言他为宰相之才。 1414年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 1421年永乐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 1426年随英宗征汉王朱高煦，历数高煦之罪行，明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 1430年(宣德五年)，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呼之为“于龙图” 1442年(正统七年)，张太后病逝。此后内阁“三杨”也相继老死。宦官王振专权，于谦写诗一首自勉传为佳话。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入京奏事，被王振陷害，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于谦被命留守京师。 1449年8月，英宗被俘，于谦力主抵抗，反对南迁。其后担负守京重任，救明廷于危急之中。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于谦被诬陷处死。 抄没于谦家产时，家中无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 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1466年(成化二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 1489年(弘治二年)，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编辑本段诗中涉及到的化学变化
千锤万凿出深山 ---物理变化，这时候还是石灰石。 烈火焚烧若等闲 --- CaCO3（石灰石） 高温→CaO + CO2↑ 粉身碎骨浑不怕 --- CaO （生石灰）+ H2O →Ca(OH)2 要留清白在人间 --- Ca(OH)2（熟石灰） + CO2→ CaCO3↓ + H2O
C. 《龙门客栈》是谁人的作品
1.
1967年
导演：胡金铨
编剧：胡金铨
制作人：Jung-Feng Sha
演员 上官灵凤饰朱辉 石隽饰萧少兹 齐伟饰于冕 白鹰饰曹少钦 苗天饰皮绍棠 薛汉饰朱骥 徐枫饰于欣 韩英杰饰毛宗宪
2.
徐克《新龙门客栈》
演员:梁家辉、张曼玉、林青霞，
D. 于谦写的诗
岳忠武王祠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出塞
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解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才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入京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上太行
西风落日草斑斑，
云薄秋空鸟独还。
两鬓霜华千里客，
马蹄又上太行山。
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荒村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
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
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
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
除夜宿太原寒甚
寄语天涯客，
轻寒底用愁。
春风来不远，
只在屋东头。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著名清官、民族英雄。明朝永乐年间进士，曾巡按江西，巡抚河南、山西，政绩卓著。正统十四年（1449），在蒙古族瓦剌部入侵，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明王朝危在旦息。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力阻南迁，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名扬青史的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挽狂澜于既倒，在中国历史上抒写了壮烈辉煌的一页。于谦加封少保，总督军务。英宗获释后发动夺门之变复辟，1457年2月，于谦以“谋逆”罪被冤杀于北京，1459年5月，义子于康将于谦遗骸安葬在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
E. 《石灰吟》
石 灰 吟
明 （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石灰吟》是明代民族英雄、政治家于谦的一首托物言志诗。此诗因反映了诗人廉洁正直的高尚情操而脍炙人口。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表达自己要和石灰一样，不怕艰难、不惜牺牲、坚守清白，决心在艰苦中磨练，坚守清白，准备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的不平凡抱负。
作品名称： 石灰吟
创作年代： 明代
文学体裁： 七言绝句
作者： 于谦
作品风格： 托物言志
目录
作品原文
注释译文
作品鉴赏
作者简介
诗中涉及到的化学变化
编辑本段作品原文
石灰吟 明·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编辑本段注释译文
【注释】 （1）石灰吟：赞颂石灰。吟：吟颂。指古代诗歌体裁的一种名称（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
（2）千锤万凿：无数次的锤击开凿，形容开采石灰非常艰难。千、万：指撞击次数多，不是实指一千一万。锤，锤打。凿，开凿。 （3）若等闲：好像很平常的事情。若：好像、好似；等闲：平常，轻松。 （4）清白：指石灰洁白的本色，又比喻高尚的节操。人间：人世间。 【译文】 （石头）只有经过多次撞击才能从山上开采出来。它把烈火焚烧看成平平常常的事，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惧怕，甘愿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间。
编辑本段作品鉴赏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
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1]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身碎骨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浑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2]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于谦像
[2]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6日）号节庵，字廷益，浙江钱塘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汉族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他是永乐年间进士。 于谦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他又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性格刚强，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又看不起怯懦无能之辈，在朝中颇遭忌妒。但很受英宗器重，大小事情均按于谦意思办理。主持兵部工作时，正值明朝四面内忧外困之时，他采取正确方针，号令严明，化解了危机。 他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的时侯，曾为数百蒙受冤狱的人平反。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深入里巷访问父老，赈济灾荒，筑堤植树，将镇将私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以补助边境经费。前后在任十九年，威信很高。 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于谦死后一年，外敌又侵边，朝中无不怀念于谦。 成化初年，将于谦之子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 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简要生平： 1398年5月13日，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 1405年，一和尚为他相面，预言他为宰相之才。 1414年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 1421年永乐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 1426年随英宗征汉王朱高煦，历数高煦之罪行，明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 1430年(宣德五年)，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呼之为“于龙图” 1442年(正统七年)，张太后病逝。此后内阁“三杨”也相继老死。宦官王振专权，于谦写诗一首自勉传为佳话。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入京奏事，被王振陷害，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于谦被命留守京师。 1449年8月，英宗被俘，于谦力主抵抗，反对南迁。其后担负守京重任，救明廷于危急之中。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于谦被诬陷处死。 抄没于谦家产时，家中无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 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1466年(成化二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 1489年(弘治二年)，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编辑本段诗中涉及到的化学变化
千锤万凿出深山 ---物理变化，这时候还是石灰石。 烈火焚烧若等闲 --- CaCO3（石灰石） 高温→CaO + CO2↑ 粉身碎骨浑不怕 --- CaO （生石灰）+ H2O →Ca(OH)2 要留清白在人间 --- Ca(OH)2（熟石灰） + CO2→ CaCO3↓ + H2O
参考资料
1． 主要图文资料来源 ．
2． 石灰吟 ．
开放分类：
文学，诗词，绝句，于谦，明诗
要留清白在人间。
F. 石灰吟中清白石灰 作
石灰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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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吟》诗意画《石灰吟》是明代民族英雄、政治家于谦的一首托物言志诗。此诗因反映了诗人廉洁正直的高尚情操而脍炙人口。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表达自己要和石灰一样，不怕艰难、不惜牺牲、坚守清白，决心在艰苦中磨练，坚守清白，准备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的不平凡抱负。
作品名称： 石灰吟
创作年代： 明代
文学体裁： 七言绝句
作者： 于谦
作品风格： 托物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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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吟 明·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编辑本段注释译文
【注释】 （1）石灰吟：赞颂石灰。吟：吟颂。指古代诗歌体裁的一种名称（古代诗歌的一种形式）。
（2）千锤万凿：无数次的锤击开凿，形容开采石灰非常艰难。千、万：指撞击次数多，不是实指一千一万。锤，锤打。凿，开凿。 （3）若等闲：好像很平常的事情。若：好像、好似；等闲：平常，轻松。 （4）清白：指石灰洁白的本色，又比喻高尚的节操。人间：人世间。 【译文】 （石头）只有经过多次撞击才能从山上开采出来。它把烈火焚烧看成平平常常的事，即使粉身碎骨也毫不惧怕，甘愿把一身清白留在人世间。
编辑本段作品鉴赏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作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
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1] 首句“千锤万凿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石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石。加“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石，它还象征着志士仁人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视若等闲。第三句“粉身碎骨浑不怕”。“粉身碎骨”极形象地写出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粉，而“浑不怕”三字又使我们联想到其中可能寓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至于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作者在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明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2]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于谦像
[2]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6日）号节庵，字廷益，浙江钱塘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汉族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他是永乐年间进士。 于谦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他又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性格刚强，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又看不起怯懦无能之辈，在朝中颇遭忌妒。但很受英宗器重，大小事情均按于谦意思办理。主持兵部工作时，正值明朝四面内忧外困之时，他采取正确方针，号令严明，化解了危机。 他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的时侯，曾为数百蒙受冤狱的人平反。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深入里巷访问父老，赈济灾荒，筑堤植树，将镇将私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以补助边境经费。前后在任十九年，威信很高。 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于谦死后一年，外敌又侵边，朝中无不怀念于谦。 成化初年，将于谦之子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 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 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简要生平： 1398年5月13日，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 1405年，一和尚为他相面，预言他为宰相之才。 1414年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 1421年永乐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 1426年随英宗征汉王朱高煦，历数高煦之罪行，明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 1430年(宣德五年)，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呼之为“于龙图” 1442年(正统七年)，张太后病逝。此后内阁“三杨”也相继老死。宦官王振专权，于谦写诗一首自勉传为佳话。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入京奏事，被王振陷害，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于谦被命留守京师。 1449年8月，英宗被俘，于谦力主抵抗，反对南迁。其后担负守京重任，救明廷于危急之中。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于谦被诬陷处死。 抄没于谦家产时，家中无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 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1466年(成化二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 1489年(弘治二年)，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编辑本段诗中涉及到的化学变化
千锤万凿出深山 ---物理变化，这时候还是石灰石。 烈火焚烧若等闲 --- CaCO3（石灰石） 高温→CaO + CO2↑ 粉身碎骨浑不怕 --- CaO （生石灰）+ H2O →Ca(OH)2 要留清白在人间 --- Ca(OH)2（熟石灰） + CO2→ CaCO3↓ + H2O
G. 唐代服装习俗（请正确解释，有史料依据）
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繁盛和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唐朝妇女身上体现着唐朝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有独特的魅力。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其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与彰显。本文旨在就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体现出来的“本原
性”、“自主性”、“进取性”、“开放性”四个方面，论述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特色。
关键词：唐朝 妇女 女性意识 复苏 彰显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产物，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然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之一，唐朝妇女也因此别具风采，而为世所瞩目。
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胡、汉文化持久、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唐玄宗一方面限制妇女干政，以巩固皇位，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给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唐朝妇女在其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宽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显现其不同于以往朝代妇女的行为特征。
一、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创世造人之母，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不仅奉现实中的女性为尊崇膜拜的对象，还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又从自然崇拜反过来映照对女性的崇拜。母系社会中的女性的种种权力，如生育抚养人种的权利，组织氏族生活和生产的权利等都是自然的赋予，而无法律意义上的人为特权，妇女只不过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而取得了全社会人员的尊崇，这种女性意识其实是懵懂而自然的，人与人，男与女之间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这种自由意识一直延续到父系社会到来，五帝时代还盛行着杂婚习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圣母简狄吞食了神鸟大卵，周的先祖后稷只有母亲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这些都是母系社会女性中心意识的神话再造。
五帝时代是社会生活和两性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子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子，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世袭也逐渐过渡到以男系为准，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⑵父系社会，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贬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转而崇拜起“天”与“力”。所谓“天”便是男性统治者——“帝”的象征，与女性有关的泛自然神都归服于“帝”的统治支配。而“力”则是权利的象征，力气的代表。韩非子说过“上古争于气力”。谁强悍有勇力，谁就能保存自己并能征服其它部落，从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员慑服。由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父系继嗣的问题突出起来。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⑶于是，在这种家庭和私有制发展的大形势下，个体婚制的传子制的启始，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开始了新的一页。女性意识被男权思想无限期的压制，其被奴役的历史也便开始了。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但是要看到的是，这种妇女的空前解放，实际上便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于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国传统女性中，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换句话说，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复苏。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本原性的复苏。并不同于现当代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解放，而是一种女性意识压抑了若干年之后的释放，是“胡文化”“胡风”的释放和表现。所以，唐朝妇女在本原上的复苏性表现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上的复苏，以及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两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⑷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急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丰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淫欲。”如果我们把“淫欲”理解为爱情（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淫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⑸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尽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其妻喝斥奴婢，母亲听了不高兴，李就休弃了妻子。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任其改嫁，但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据说，由于颜真卿这一判，风俗大正，此地再无弃夫之人。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对丈夫说：“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全不把“贞节”、失身当一回事。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尤其当时诗坛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的密切交往，他们对于才艺出众的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诗人的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围有一批崇拜者，他们是社会名流，诗人文士。像元缜、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旅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像元缜惊服薛涛的诗才、辩才，引为知己，赠诗称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⑹对薛涛的姿色、辩才、文采给予极高赞誉。另一诗人胡曾写诗称赞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诗人李冶，为超脱不群的文士陆羽、僧人皎然、诗人刘长卿、朱放等器重，李冶与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坦诚，感情真挚动人，交游之厚，与陈规陋俗、封建礼法格格不入。这种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唐代杰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这种情况，不但前代绝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后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唐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种反映。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体现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恪守道德礼教的、封闭内室的贤妻良母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种能给社会带来美感、乐趣的社会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们当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气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妇女们常常抛头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边帅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⑻结交朝臣外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甚至并辔走马入朝。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⑼这首唐诗便描写了一位船家女子与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谈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⑽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进取性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此时的女性，也由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中的熏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亦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女皇帝——武则天，而武则天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一针兴奋剂，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女性意识上的进取性，继而完成唐朝妇女女性意识极大的彰显。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683年，高宗死，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690年，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的国家生活中来，使得压抑了许久的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的苏醒。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是一个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差别性的社会学概念，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等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人们在社会上所尽义务、拥有的权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现出来。唐代女性之所以勇于冲出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其在当时文化教育较普及的社会氛围中亦能习文读书、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⑾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四、开放性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着装服色的选择将官方规定弃置一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丝织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从总体上看，唐代服装造型雍容华贵，配饰富丽堂皇；质料唐以丝、麻为主，以红、紫、黄为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要色调。唐朝妇女上身常着圆领的长衫，肩上披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线条优美，显得身材颀长、秀美，反映相对稳定的一面。唐朝以汉族为主，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文明且讲究，逐渐形成了飘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温暖湿润地区，丝织技术高超，丝织品花色品种很多，以轻盈精薄著称。如吐鲁番出土的轻容纱比马王堆出土的素纱更精巧。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而且，在唐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欢穿男性服装。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足见唐朝女性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服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见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装穿着上的富贵、典雅、夸张、华丽以及匠心的独特，都体现出唐朝妇女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
H. 经典武侠片《龙门客栈》是谁人的作品
《龙门客栈》是没有这本书的, 它是香港一位导演胡金铨的一出名作, 三十多年前左右，胡金铨早年就曾亲自导演过。
后来徐克重拍胡金铨的经典武侠片《龙门客栈》，背景搬到大陆的沙漠外景实地拍摄，并由李惠民担任导演。而《新龙门客栈》的剧本最初是出自作家编剧苏叔阳之手，拍成的版本又经徐克改编再创造。
而电视版的《新龙门客栈》的大部份情节是杨佩佩自己加上去的, 原著没有这么多,故事真的只是围绕客栈来说, 没有常言笑, 朱由检等等, 金湘玉更不是魏宗贤的女儿,杨将故事改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