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文化小说阅读

Ⅰ 写关于红色文化的文章.

●时下的红色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方兴未艾的红色旅游的兴起，繁花似锦的红色经典的改编，红歌会的火暴场景等，令人目不暇接。●从精神需求效应看，“红色文化热”的兴起是发自人们内心的渴望和心灵的呼唤。人们羡慕那些有理想、有信仰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渴望从那些物质贫乏但精神富足的革命者身上发现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从社会实践效应看，红色文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革命者感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革命旧址、遗物展现的震撼心魄的场景，永远都是感动和教育后来人的最佳教材。●从江西得天独厚的优势看，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人们探寻那段激情燃烧岁月提供了最佳场地。江西，犹如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无数革命先辈和英烈在这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后人永远值得寻访缅怀的地方。●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还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红色文化产业新品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红色文化具有历史印证价值功能，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谛，弘扬红色文化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文明传承价值功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提炼和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并使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以传承；具有政治教育价值功能，是开展青少年德育的有效载体，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受到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具有经济开发价值功能，把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和古迹文化结合起来，既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又有利于把红色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红色，是中国人喜爱的颜色，更是共产党人钟情的色彩。马克思早年曾在被问及“最喜爱的颜色”时，明确回答为“红色”。红色，象征着革命和胜利，寄托着革命者的理想和信念。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人民军队的军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均为标有不同图案的红旗。红色传递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崇拜和一种信仰。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标志与灵魂。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其精神文化包括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传统，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物质文化则包括反映革命史实的遗址、实物、纪念地以及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文化对激励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当历史车轮驶进21世纪，“红色文化热”再度兴起，红色旅游、红色经典、红歌会等含有革命年代独特内涵的红色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当代人为何对那久远的“红色年代”充满向往之情？弘扬红色文化的价值何在？值得我们去探究。

Ⅱ 革命小说《红日》的推荐语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更重要的贡献 还在于：在应和时代共名的同时，小说在 战争观念和小说美学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 和探索性。 首先，以宏大的现代战争场面的描绘 替代传统战争小说中的传奇性故事。在50 年代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中，《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作品都是自觉吸收 和利用了民间文化传统中自由粗放、洋溢 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精神，以传统游侠小 说的传奇性故事作为叙述框架，来表现战 争中的英雄业绩。这种叙述方式保留了中 国传统小说的痕迹，而面对新的叙事目的， 则明显地体现出其在叙事结构上的局限， 因为传奇性故事的叙述一般只适合于讲述 较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而无法自如的正面展现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场赴。 其实，即使像《保卫延安》这样有意识地展现大规模现代战争的作品， 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传奇性的魅力，其主要情节构架还是由周大 勇及其连队的脱离大部队、沙漠迷路、打粮站等传奇性故事构成。而 《红日》则突破了以往传奇小说将着墨重点放在“连队”上的写法， 直接以中共一支“常胜英雄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展开的大规模 战役为叙述中心，将笔触从军师团一直延伸到连排班，从高级将领写 到普通战士，从军队写到地方，从前方战场写到后方医院，视野开阔 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应该说在叙事上是非常有特色的。 其次，小说对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丰 富性有较好的刻画，突破了当时同类创作 中存在的局限。这除了指小说刻画了从军 队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多层次的丰富的 人物群像、以及他们包括爱情生活在内的 丰富的内心活动外，还体现在下列两个方 面：一是注意对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性 的揭示。在刻画我军官兵形象时，作家没 有把他们写成十全十美的完人，而是在表 现他们的英雄行为时，也十分注意表现他 们的七情六欲，挖掘他们自身的性格弱点， 以及在战争进程中人物精神上的自我斗争。 作家对团长刘胜和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塑造 虽然并不排除借鉴外国战争文学作品的因 素，但在50年代战争文学形象中仍然是独 特的。作者不仅写出了他们作为我军基层 指挥官的一面，还写出了来自他们的农民 出身的性格弱点，事实上，绝大部分军人在穿上军装之前都是农民， 农民固有的文化观念，比如作为一团之长的刘胜对知识分子（政委陈 坚）的偏见，他的时间观念的淡薄。又如连长石东根在胜利后醉酒纵 马，着一身缴获而来的敌军官装束，狂奔乱喊，这让人联想起《水浒》 中的阮小七在征方腊获胜后的醉酒细节，把农民阶级造反的某种特性 展示无遗。吴强这样的描写显然不是对《水浒》的单纯模仿，而是隐 含了对农民文化传统的批判意味，从而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家作为一 个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尽管作家这一立场在强大的时代共名下 显得有点游移不定，但其探索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二是小说对敌对人 物形象的刻画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漫画化方式，而是较为真实地写 出了他们作为具有不同政治立场更人的责任感、作战才能甚至作为人 的良心。漫画化的方式总是不屑于进入对象的内心世界、将其作为社 会关系中的人来描写，而将国民党的中高级将领作为现实的人来描写， 是《红日》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更多的作品都是将国 民党军队写得不堪一击，视战争如同儿戏，而《红日》却着力写出了 张灵甫、张小甫这两个国民党军官形象。由于张灵甫所率领的74师是 蒋介石用全副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嫡系王牌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部 队的第一主力，号称“天之骄子”，所以张灵甫攻占了涟水城之后显 得不可一世，甚至在他已经陷入了解放军的包围之中的时候，仍在盘 算着全歼中共华东野战军，一举解决山东战场。但作家在描写他刚愎 自用，骄横狂妄的同时，也写出他对作战中孤军突出，无人接应的内 心恐慌，还写出了他作为高级将领的沉着干练的一面，。另外，小说 还通过张灵甫与张小甫的对比，写出了不同类型国民党军官的形象， 张小甫投降并力劝张灵甫放弃孟良崮的情节也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 而是在体现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时，也显示了大势所趋的压力和其对 上司、对军人职责的忠诚的一面。在战争小说中，把敌方的形象作为 一个有独立地位的艺术形象来描写，在客观上是对战争文化规范下 “二元对立”艺术模式的偏离，使作品的人物较为丰富、生动、可信， 在当代的战争小说中具有着特别的意义。

Ⅲ 红色经典小说。。。里面的有关红色革命的东西，要求写2000字的论文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论文库）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论文库)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论文库)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Ⅳ 名词解释：第一次文代会 第四次文代会 革命历史小说 伤痕小说 寻根小说 谢谢

第一次文代会：1979年10月30-11月16日
意义：确立“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的文艺政策。从此，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变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之后，朦胧诗大规模崛起，中篇小说异军突起。文学开始渐渐地从对政治的批判走向对人的整个主题的解读。这是文学的启蒙精神所在。
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率先打破文革之后小说创作沉寂的是：刘心武《班主任》和卢新华《伤痕》，这两个短篇引发了“伤痕小说”的思潮。“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伤痕”小说的核心是：正面描写文革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和人与家庭的不幸。有四种写作倾向：揭示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与四人帮的斗争；展现普通人在文革逆境中的美好情操；从文化的角度对文革进行思考。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最大的祸患在于对人的心灵的戕害，除破了50年代文学不触及人情人性的弊端。但现在看来，伤痕文学也还没能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伤痕文学较成熟的作品还有：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等。
寻根问文学：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Ⅳ 巴金的哪些作品属于革命题材小说

是《灭亡》、《新生》、《爱情三步曲》即《雾》、《雨》、《电》、《火》1、2部
1927 年以后，中国新文学进入“革命文学”日渐成为文学主潮的时代。但是，前一个时期，即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话语并未消失。在某些作家笔下，五四精神仍占主导地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巴金的小说创作。巴金 1949 年以前的小说既不属于阶级话语，又不属后来逐渐占据主流的救亡话语，而是地地道道的五四话语。五四文学精神的实质与巴金的话语选择五四文学精神的实质是人的发现与个体人格的自觉，以及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提到“五四”，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反帝反封建”。其实，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与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虽有内在联系，主调却并不相同：发生于 1919 年的政治运动的“五四”，其主调是反帝，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主义；而发生于更早时候的以 《 青年 》 杂志创刊为标志、绵延了更长时间的文化运动的“五四”，却以反封建为主调，以具有西方色彩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主调。虽然“五卅”以后出现了少量以反帝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但直到 1927 年，占主导地位并体现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实绩的，仍然是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作品。近年已有学者指出，除了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世界主义也是五四时期的一股重要思潮。以往提到共产主义最早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一般强调它与救国、救亡图存的密切联系。其实，若翻阅那时的 《 新青年 》 、 《 每周评论 》 等报刊，我们就会发现，它与当时风行的世界主义思潮具有更为内在的关系。准确地说，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社会平等与正义而进行“社会改造”，才是绝大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立论的出发点，而这种改造并不以国界、族界为阈限。对于具有世界主义视野的思想界先驱来说，国界、族界不是最重要的。李大钊就曾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一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 [1] （ P23 ）他们也爱国，但并不等于爱现政权、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时，包括陈独秀、周作人和鲁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都有程度不同的世界主义倾向。无政府主义是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作为无政府主义信徒的巴金，除了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之外，理所当然也继承了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思想。所以，在巴金早期小说中，“个人”与“人类”概念远比“国家”、“民族”和阶级重要。人道主义的内涵极为丰富，五四时期对这一思想的接受也可基本分为两大类型，即利他的和个性主义的。前一种强调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呼吁对妇女、儿童以及贫贱阶层的关注，后一种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反抗一切束缚个性自由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它立足于对个体生命及其独立性、独特性与不可取代价值的肯定与尊重。虽然在具体作家身上它们往往是交错的、融合的，但总有一面占主导地位。文学研究会的冰心、叶绍钧基本属于前一种类型，庐隐和创造社的郁达夫、郭沫若则基本属于后一类。巴金是在新文学第二个十年走上文坛的。从 1920 年代末期开始，在小说创作领域，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小说，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小说，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以及沈从文表现边地原始素朴人性的小说，均先后或同时以创作方法与艺术风格的独特与对小说文体探索的贡献而各领风骚，风靡一时，并在新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这些小说与五四时期的小说有明显差异。除了艺术上更加成熟，也体现为内在文学精神的变易。然而，在五四已成为历史、革命话语、阶级话语已取代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话语而成文学主流之时，巴金在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中仍直接继承五四并有所发展，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发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取得无可取代的地位。

Ⅵ 什么是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构建的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革命”为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

它是革命实践的伟大创造，是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遗产和文化传承，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优良传统和品格风范的集中体现，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它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富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

近代中国人民开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为革命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土壤。无数仁人志士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最终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历史证明，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都走不通。要赢得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找到新的先进理论和社会力量，开辟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6)革命传统文化小说阅读扩展阅读：

从本质意义上看，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是一致的，相对而言，红色文化是更形象的表述。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中国人民赋予其特定的文化内涵，象征希望、热烈、勇敢、创造、奋斗、牺牲等。红色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颜色。

这种特定颜色及其象征意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革命精神、品格情操和价值诉求形成完美的“同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不同阶段，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不同的表现形态。

这些革命文化，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是中华精神的革命创造与薪火相传，永远闪耀着光芒。

Ⅶ 红色革命的书包括读后感

红色革命书——《红岩》读后感
小说《红岩》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宝库中一块壮丽的瑰宝，我怀着十分崇敬而又激动的心情读完了《红岩》这本书。《红岩》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山城重庆，恶魔般的国民党军统，就在革命胜利前夕，残酷地杀害了饱受酷刑的革命志士。它是一部中国军事文学名著，描写了众多革命英雄：成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许云峰英勇斗敌，舍己为人；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刘思扬出身豪门却投身革命；渣滓洞难友团结奋斗，敌人丧胆；白公馆志士奋勇突围，迎来黎明……所有这一切展现在我眼前，那是多么让恩激动、崇敬、悲愤、感叹的画面。
最令我难忘的是许云峰将要被特务匪徒密裁的那段描写：“死亡，对于一个革命者，是多么无用的威胁。他神色自若地蹒跚地移动脚步，拖着锈蚀的铁镣，不再回顾鹄立两旁的特务，径自跨向石阶，向敞开的地窖铁门走去。他站在高高的石阶上，忽然回过头来，面对跟随在后的特务匪徒，朗声命令道：“走！前面带路。”面对着步步逼近的鬼门关，许云峰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害怕，反而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即使海枯石烂、天崩地裂，也不会动摇。江姐被粗长的竹签钉入指甲缝间的刺骨钻心的逼供，特务们为的是想从这位重要的共产党员口中套出有关地下党的重要机密，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 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乞求“自由”；严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首出自罗广斌、杨益言小说《红岩》中的《我的“自白书”》一诗，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陈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在狱中留下的著名诗篇。试想一下，在那潮湿腐臭的渣滓洞、白公馆，近乎窒息的地牢，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咽着发馊味的残羹冷炙，拖拽着遍体鳞伤，强忍着旧脓新创袭来的阵阵裂痛……然而他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顽强地与反动派抗战到底！
对这些可敬可佩的战士，国民党反动派只能给他们肉体的折磨，却动摇不了他们精神上丝毫，反而使他们的斗争精神丰富起来。读到这些英雄的事迹，使我无法自己，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如此幸福的生活，我们却依然有抱怨，有那么多的不满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挫折和不顺心的事就想到放弃、找借口。 如今读了《红岩》，在红岩英雄的光辉形象前我明白了越是铺满荆棘的路上，就越需要我们开拓进取，越是有困难就越需要坚定不移的精神去克服。
高墙,电网,酷刑,死亡都不能阻止狱中共产党员对党和祖国的忠诚,热爱,都不能动摇他们崇高的信仰.急风暴雨,血火硝烟已经散去,我们已进入经济建设的高潮时代.有些人认为《红岩》已经过时,在和平温馨的环境里,应该想如何致富,营造好自己的小家庭.股票热,大款梦,出国潮成了当代的焦点,有权捞一把也成为个别人追逐的目标.革命斗争史用不着提了,电视里不就是一天到晚播放着集戏说,武侠和荒诞于一身的电视，像《红岩》之类革命故事书籍在书店里很难找到,即使有也往往被冷落在角落里,少有人问津.倘若革命先烈地下有知,他们会怎么想啊！ 有位哲人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她也注定将失去未来.”“温故而知新”是人们的口头禅.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能忘记党的革命历史,党的优良传统,失去对革命理想,信念的追求.一个人没有一点精神,理想,就会变得庸俗;就会迷失方向.从甫志高到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都是对党和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们私欲膨胀,贪图享乐,追求腐朽生活,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红岩精神就象一面鲜红的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为理想和信念奋斗不息。无数个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前仆后继，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党的尊严和机密，配合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正是有他们的努力，才有共和国今天的繁荣昌盛和国泰民安！这句话说出来是多么容易，但现在的中国人又有多少真正地从心里感激，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否会慢慢淡忘这曾经惊天动地的壮举和牺牲，不让孩子接触血腥，红岩里的精神是否会失传？或只是成为小学课本上一篇机械的诵读课文？我生怕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身处大学，只感觉到大学里的氛围并不是一个澎湃激情与梦想的地方，相反很多人无聊，空虚，苦闷，浮躁，整日除了学习和逛街就无事可做，相比于革命年代的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的劲头，随时为理想，为革命献身的热情，我不禁为我们这一代人汗颜。也许我的观点是片面的，但追求时尚和刺激却是当下年轻人的口头禅。看着眼前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脑海里浮现的确是江姐坚毅瘦弱的蓝色旗袍上鲜红的毛衣，就象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在迎风飘扬，我究竟该何去何从？如何正确定位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我在读了三年多大学还无法参透的。也许红岩里最值得我们大学生学习的精神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其具体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大学生，除了用心记住祖国母亲，更应该以实际行动回报她的厚爱，用个人的价值创造属于整个社会的价值，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无限的意义。党教会我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信仰，健康自信的人生心态，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宗旨，所以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学习和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成长。正如歌德所说：“你若要喜欢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全世界创造价值”。7799.5万党员的承诺，应该遵循的原则，教会了我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预备党员，就要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不断提高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党离我们很近，因为她的精神就在我们身边。读完《红岩》后，我深深感受到它不仅是一次学习，更可以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我们了解了党作为了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神圣使命，这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党有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性，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并结合中国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了民主与集中的辨证统一。正是这样我们党才会在将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作为当代大学生，要身怀远大抱负，为建设更加富强的中国和实现自我的价值而奋斗！也许信仰不再象那个年代那么重要了，但共同的目标却一直牵引着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坚持不懈，奋斗不息！
《红岩》是一部历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英勇奋斗的艰苦历程；
《红岩》是一部画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
《红岩》是一部部凯歌，传承着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红岩》是一座座丰碑，记载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英烈的奋斗足迹。
“晨星闪闪，迎接黎明。林间，群鸟争鸣，天将破晓。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霞，放射出万道光芒。”这是红岩中新中国成立一个黎明的描写。这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是无数位战士用鲜血换来的，血染红岩，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更因该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永远不忘那些伟大的战士，将他们铭记在心。
“用鲜血染红我们的旗帜”，这是《红岩》封面上的一句话。红岩精神就象一面鲜红的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为理想和信念奋斗不息。
经历《红岩》使我体验了先辈们的革命经历；
阅读《红岩》使我接受了一次红色洗礼；
感受《红岩》使我心灵受到一次次强烈震撼；
铭记《红岩》使我更加坚定了振兴中华的信念。
历史的车轮已隆隆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美满;这是千千万万革命先辈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来的;他们的事迹永远记在我们心中,他们的精神万古长存.掩卷沉思,青少年学生应该牢记党的革命历史,把党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Ⅷ 鲁迅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在那随时都可能碰壁的社会里他坚持写作文学、写作小说,我国现代小说在他手中创作，也是在手中成熟，其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都与以前的那些小说大相径庭。他小说不仅表达了自己对病态社会的憎恶，同时也鞭打了当时社会各种丑陋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他要唤醒亿万受压迫人民起来反抗。
他的思想文化建树开启另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思想上使读者在小说戏剧性中看到其内在的悲剧性。他的思想虽然由进化论到阶级论，但其思想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他的小说主要采自那些病态社会里的不幸的人们作为描写与议论的对象，以从平常的社会现象揭示出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痛苦，以达到各界人士的注意和呼唤大家共同起开疗救这种病态。

为了打破“瞒和骗”，他以独特的视角去观察病态社会里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让读者与他的小说人物连同他自己一起正视人心和人性的卑污，以及承受内在精神的酷刑，从而在灵魂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最终引起读者与小说在思想上的共鸣。

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揭破了那些戴着礼教吃人的滑头伎俩。其思想忧郁深广。这篇小说揭露了社会到家庭的“吃人”现象，从而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质。这篇小说体现了他小说彻底反封建的总体倾向。

《狂人日记》在现实礼教“吃人”的同时还表现了强烈的反叛和革命的精神。狂人面对循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思想，大胆地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这体现了大胆怀疑和否定一切的五四时代精神。狂人还面对面的向食人者发出警告：“要晓得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这世上”。他渴望不再吃人的更“高级”的人出现，这就体现了想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朦胧理想。狂人还期望未来瞩目下一代，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便更是一种向封建主义抗争的号召，向社会昭示了一条变革社会的途径。

再如《阿Q》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从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身上看到了，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利，在受到强这凌辱时不敢反抗，转而欺负弱小。二、在革命时用传统的观念理解眼前的革命，从而产生一种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意识的合成产物。三、用夸耀过去来解脱显示的烦恼；用自轻自贱来掩盖所处失败者的地位。从而在现实上受挫，而在精神上永远优胜。

阿Q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他身上的特点当时大多数人共有的，他深刻地揭示出了当时社会的病态，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清晰展示了其小说从外在喜剧性中看到了内在的悲剧性。

鲁迅小说的艺术性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他冲破了传统的写作手法，大胆地采用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从而行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他把塑造人物性格放在首位，并且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所以可以堪称之为创造形式的先锋。

《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白话问小说的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狂人日记》却是对封建制度和礼教进行了多层次的展开来完成批判封建社会的。

首先从周围环境：人们对狂人的围观、注视、议论等等构成一个充满杀机的空间。其次，作品通过联想把狂人所处的的环境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现象，如狼子村佃户告荒时挖人心肝煎炒了吃，用馒头蘸血吃和吃徐锡麟等构成吃人的社会网络。就这样一层层地完成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与批判。

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狂人精神上病态的传神描写，他还并没有达到创作意图，所以作品为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制度的弊害，又通过象征主义把肉体上吃人提升到揭露礼教吃人，这就既形象又深刻的揭露了“吃人”本质。

鲁迅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选材不追求情节离奇与曲折，而是注意情节的深刻蕴涵。严格依据表达主题和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来设置和提炼情节，使之显出严谨、凝练、蕴藉深厚的特点。他以“杂取种种人喝成一个”的办法，对生活中原形进行艺术集中和概括，使人物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如在《祝福》中以“画眼睛”的方式，通过眼睛这一心灵的窗口来画出一个人物的特点；有时也采用了直接揭示人物心灵秘密的手法；在《孔乙己》采取三重“看与被看”的模式等等，从而使作品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因的揭示和社会意义、时代意义的揭示都得到了强化。

《彷徨》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彷徨》的艺术技巧“圆熟”――深广的历史图景；对人物命运的叙述渗透感情；“画眼睛”“勾灵魂”的白描手段；丰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 裘沙和王伟君两位艺术家以毕生精力用画笔“揭示鲁迅思想体系”，执著探索，苦心构思，大胆创造，以“理解的准确，表现的深刻，艺术的精湛”再现了鲁迅的世界。

《 呐 喊 》 共 收 集 了 《 狂 人 日 记 》 、 《 孔 乙 己 》 、 《 故 乡 》 、 《 阿 Q 正 传 》 等 十 四 篇 短 篇 小 说 ，其 艺 术 特 点主要有四:
一是反映真实。 鲁 迅 曾 经 尖 锐 批 评 瞒 和 骗 的 文 艺 ， 提 倡 现 实 主 义 的 创 作 原 则 ， 主 张 文 学 创 作「 如 实 描 写 」 ， 「 有 真 意 ， 去 粉饰 ， 少 做 作 ， 勿 卖 弄 」 。 它 写 的 是 随 处 可 见 的 普 通 事 物 ， 就 像 日 常 生 活 那 样 朴 素 和 真 实 ， 闰 土 的 形 象 所 以 感 人 至 深 ， 就 因 为 它 是 旧 中 国 农 民 生 活 的 如 实 反 映 。 从 题 材 上 ， 作 品 写 的 是 普 通 人 物 的 今 昔 变 化 ， 而 非 重 大 题 材 ， 从 文 体 上 说 ， 它 彷 佛 是 记 ? 生 活 点 滴 的 散 文 ， 而 非 精 心 结 构 的 小 说 。 但 作 者 炽 热 的 心 肠 ， 深 刻 的 思 想 ， 却 在 这 平 淡 无 奇 的 描 述 中 ， 十 分 真 切 感 人 地 体 现 出 来 。
二是白描手法。鲁 迅 的 白 描 手 法 具 有 揭 示 人 物 灵 魂 深 处 的 传 神 的 艺 术 功 力 ， 这 也 是 他 的 现 实 小 说 取 得 杰 出 成 就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 作 品 中 展 现 的 生 活 场 景 、 水 乡 风 情 、 民 俗 风 貌 、 城 镇 景 致 、 人 物 的 言 行 、 姿 态 ， 就 像 生 活 本 身 那 样 真 实 、 自 然 、 朴 素 ， 毫 不 点 染 加 工 ， 但 读 起 来 却 有 一 股 ? 大 的 内 在 力 量 ， 深 刻 地 反 映 了 人 物 复 杂 的 心 理 活 动 。 正 因 为 鲁 迅 擅 於 发 掘 ， 敢 於 写 出 ， 所 以 他 的 小 说 具 有 ? 大 的 震 撼 人 心 的 力 量 。 鲁 迅 是 「 将 灵 显 示 於 人 的 ， 在 高 的 意 义 上 的 写 实 主 义 者 」 。
三是细节刻画。鲁 迅 又 擅 用 「 画 龙 点 睛 」 的 手 法 描 写 人 物 形 象 ， 运 用 具 有 特 徵 性 的 细 节 刻 画 人 物 性 格 。 如 《 阿 Q 正 传 》 用 阿 Q 被 打 后 说 是 「 儿 子 打 老 子 」 ， 或 被 打 后 说 自 己 是 「 虫 、 豸 」 等 一 系 列 细 节 ， 鲜 明 地 表 现 出 这 个 人 物 自 欺 欺 人 、 自 轻 自 贱 的 性 格 特 徵 。 《 药 》 用 夏 瑜 被 狱 卒 打 了 嘴 巴 反 而 说 打 人 者 「 可 怜 」 的 细 节 ， 突 出 了 革 命 者大 义 凛 然 的 品 格 。 「 画 龙 点 睛 」 的 艺 术 手 法 ， 使 人 物 形 象 鲜 明 生 动 ， 令 人 难 以 忘 怀 。
四是性格创造。鲁 迅 小 说 的 另 一 艺 术 特 点 是 用 喜 剧 的 笔 调 写 悲 剧 ， 塑 造 了 富 有 喜 剧 性 的 悲 剧 性 格 ， 喜 剧 性 与 悲 剧 性 达 到 了 高 度 的 和 谐 统 一 。 鲁 迅 说 ： 「 悲 剧 将 人 生 的 有 价 值 的 东 西 ? 灭 给 人 看 ， 喜 剧 将 那 无 价 值 的 撕 破 给 人 看 。 」 阿 Q 的 阿 Q 主 义 是 无 价 值 的 东 西 ， 用 喜 剧 的 手 法 将 其 撕 ? 能 引 起 人 们 的 反 省 。 阿 Q 性 格 中 交 织 ? 喜 剧 和 悲 剧 两 种 因 素 ， 这 两 种 因 素 本 来 是 不 协 调 的 ， 但 他 的 不 觉 悟 ， 使 它 们 得 到 了 统 一 。 作 品 获 得 了 喜 剧 效 果 ， 引 人 发 笑 ； 但 读 者 在 笑 的 时 候 ， 感 到 难 过 ， 嘲 笑 中 含 ? 眼 泪 ， 对 主 人 公 的 愚 昧 ， 麻 木 感 到 气 愤 、 焦 急 ， 也 为 他 的 遭 遇 感 到 悲 痛 和 不 平 、 喜 剧 的 外 形 中 包 含 ? 悲 剧 的 实 质 ， 揭 示 ? 严 肃 的 社 会 主 题

《阿Q》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从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身上看到了，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利，在受到强这凌辱时不敢反抗，转而欺负弱小。二、在革命时用传统的观念理解眼前的革命，从而产生一种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者狭隘保守意识的合成产物。三、用夸耀过去来解脱显示的烦恼；用自轻自贱来掩盖所处失败者的地位。从而在现实上受挫，而在精神上永远优胜。

Ⅸ 论述革命通俗文学的叙事方式

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一起被视为创作数量最多、并且“达到的艺术水平”也最高的两类作品之一①。由于其在当代文学建构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因此50年代迄今，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有两个关键问题得到反复讨论，一是“革命历史”叙述与当代中国合法性建构的关系，另一即是这类小说大都采取的“通俗化”叙事形态，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历史内涵。
对于后一问题，许多研究或许过分关注其“意识形态”意味，而对“形式”本身的历史性构成分析不够。因此，常常笼统地将“革命历史小说”视为一个内在差异不大的整体性存在，较少勾勒其形成、变异与转化的历史轨迹。对“通俗化”形式本身，也缺乏足够的细致辨析，它常常是“民间”、“乡村伦理”、“传统”或“隐形结构”、“无意识”等的化身，而这一形式的内在差异，比如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比如英雄说部与武侠小说的分别等，及其如何被革命文学接纳，则较少展开历史分析。即便关于“革命历史”的具体指涉内涵，相关的理解也较为粗糙。比如很少有研究注意到，这类小说所讲述的“革命历史”，固然包含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不同时段，不过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尤有意味的是，除少数例外，那些被视为具有“传奇色彩”、“通俗化形式”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而那些“史诗性”的作品，则经常与国共内战的历史直接相关。
类似的问题经常被统摄于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中加以讨论，其关键在如何理解革命中国及其文学的性质，它是否“现代”，其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关系到底怎样？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将其指认为“古典文艺”或“封建文艺”，强调其前现代性②；1990年代后的“再解读”研究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凸显其现代内涵③，背后都涉及这一问题。本文将以革命通俗小说为媒介，力图更深入具体地重新探讨相关问题。
一 “革命历史”、“通俗化”叙述与“民族风格”
论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通俗化”问题时，评论家与研究者大致涉及如下作品：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1944)、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45)、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1949)、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954)、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9)等。
将这些小说视为一种“类型”而展开的讨论，始于1957年《林海雪原》的出版。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很快便在《文学研究》《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上出现了多篇评论文章④。侯金镜提出，新中国文坛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描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一种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上都获得了一定成就的作品”，如《万水千山》《保卫延安》等；另一种则是“虽然思想性的深刻程度尚不足、人物的性格有些单薄、不成熟，但是因为它们具有民族风格的某些特点，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极少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式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面貌(如‘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等)”。《林海雪原》就属于这后一类作品⑤。何其芳也特别强调这部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革命斗争的“传奇色彩的情节”和这种“民族形式结合得好”，因此拥有“广泛的读者”⑥。王燎荧则判断《林海雪原》“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同时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⑦。
这些评论关注《林海雪原》的三个要点：一是小说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和资源，特别是如作者曲波提及的“三国”、“水浒”、“说岳全传”⑧等。由此导致其文本叙事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情节完整、人物特点突出、语言通俗易懂。这些特点往往被描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二是这种叙事特点，也造成了小说的缺点，即“思想性不深刻”，人物性格“单薄”、“不成熟”。所以，相对于“思想性”与“艺术性”更强的作品，它们无疑处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当时的评论文章，一边为这部小说大声叫好，但同时也总会指出它在人物描写(如少剑波的个人主义)、情节构成(如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以及在表现“人民”方面的不足。三是这种小说的最大优点，在于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它“可以替代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⑨，“深入到许多文学作品不能深入到的读者层去”⑩。
《林海雪原》之后，1958年出版了好几部类似的作品，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烈火金钢》(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敌后武工队》(11月)、作家出版社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2月)等。这些小说在讲述革命历史时，均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注重故事性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特别是《烈火金钢》出版后，引起了新一轮关于小说“民族形式”的颇为热烈的讨论。与《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比起来，《烈火金钢》的“民族风格”更直接地与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即新评书体联系在一起，这也使相关讨论能更深入到小说结构、叙述章法等层面去。这些评论文章大多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文学知识》等重要刊物上，因此可以将之视为与当时文学界有意识地发起关于《林海雪原》的讨论一样，是对文学普及问题与民族形式建构问题的进一步推进。
著名评论家侯金镜以“依而”为笔名发表的评论文章(11)，首先从一份读者调查报告说起。如同曲波在创作谈中将文学作品分为两类并且褒贬鲜明(12)，调查报告也提及读者更容易被“《水浒传》《三里湾》《林海雪原》”这类小说吸引，而对“《死魂灵》《子夜》《山乡巨变》《百炼成钢》”等则印象不深；进而概括出长篇小说创作的几条要求，诸如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用行动来描写人物、语言通俗明快、叙述人的介入等等，其典范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英雄的说部”，如“《水浒》、《三国》以及《说岳全传》”。侯金镜认为这份调查表提出的是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在创作实践当中的一个文学形式的问题”。与这一理论性问题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则是，“我们从五四以来虽然产生了许多好小说，但是在茶肆、曲艺厅、农村、厂矿里，讲述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书仍然始终不衰，甚至占有相当优势”。某种程度上，《烈火金钢》的成功也印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小说出版后不久，著名评书艺人袁阔成(13)播讲的同名评书即在广播电台播出。有回忆文章这样写道：“1958年……不论大街小巷，或是穷乡僻壤，凡有收音机或大喇叭的地方，平头百姓都尖着耳朵听‘肖飞买药’。”(14)
在这样的评论视野中，有意味的问题不仅在小说的“民族形式”与五四式的新(西方)文艺传统之间的某种对立，更在一个特殊社会/文化群体的凸显，即中国古典小说传统滋养的读者群，和他们在当代文学中所处的暧昧位置。一方面，他们代表着“人民群众”，“不积极地从民族风格方面去努力，就不能使新小说在劳动人民中大量普及并且生根”；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习惯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趣味又具有某种暧昧性，而使得在“普及”的同时也需要“提高”，既要“适合他们的欣赏口味”又“能够教育他们”。“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紧密地关联着这个暧昧的“人民群众”/“读者”群体。
蔡翔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提出，正因为“‘群众’这个概念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结构之中”，才导致了“当代文学的通俗化倾向”。但是，“群众”这一政治性概念和“读者”这一文学性概念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读者’既来自政治的合法性支持，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某种传统”。蔡翔在这里引入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某些传统文艺形式——这一形式包括古典文学、民间说书、曲艺、甚至口头故事，等等——的传播过程，已经构成了中国下层社会(乡村和城市)庞大的‘读者’群落，这一群落或许可以被称为某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安德森的理论正是指认出了这个“文化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15)不过，安德森虽然指出了现代民族认同与传统王朝国家、宗教共同体的瓦解及印刷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并没有具体讨论，在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构造的过程中，传统的“共同体”记忆如何发挥作用(16)。论及这一点，其实涉及的是中国民族认同的独特性。区别于一般民族主义理论所依据的西欧式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以前是农耕帝国后来却将它的政治凝聚性保持到了20世纪末的国家”(17)，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有其独特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帝国时代的共同体经验与记忆，和现代国家认同之间，有着既连续又变异的复杂关系。很大程度上应该说，当代文学“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问题的暧昧处境，作为“读者”的文学趣味与作为“人民群众”的政治身份之间的落差，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关联着帝国时代的文学传统和阅读经验，而“人民群众”无疑是一种现代构造。
中国古典小说资源及其塑造的文本叙事方式，经由无数已经内化并习惯这种文化趣味的“读者”/“人民群众”而延伸至当代中国的现实中。产生问题的原因是，这种传统美学形式和趣味固然可以被称为“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不过仅仅有这样的形式与风格却不足以使文学成为“中国的”(特别不是“革命的”)，因为这里所谓“中国”固然与古典中国文化记忆相关，但更是一项“现代的发明”。因此需要追问的是，古典中国的文化共同体记忆(文学形态及审美惯习、欣赏趣味)，与革命中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事实上，关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资源的位置，当代文学的主流建构者并非没有规划。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讨论并公布了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18)，其中的三大构成部分分别是马恩列斯等“理论著作”、19世纪西欧与俄罗斯文学及苏联作品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也可以看作是当代作家需要吸纳的三种资源。与曲波及刘流等明确地倾向于“三国、水浒、说岳全传”等中国古典文学以求能接近“民族风格”不同，被认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更高”的《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则这样写道：“开始长篇创作的时候，我熟读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了几部中国古典文学，重新读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19)显然，同样是叙述革命历史，为何《红旗谱》表现出比《林海雪原》等更高的“现代性”，或许关键便在文学资源的借鉴上，前者更多地吸纳西欧现代文学传统的缘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围绕通俗化、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问题，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肯定与倚重，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素养”问题，而涉及当代文学创作应当吸纳怎样的文学资源，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人民文学”这样的根本性理论问题了。
强调应当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而凸显“民族风格”的小说观念，显然并不是《林海雪原》《烈火金钢》等出现的1950年代后期才有的。当时，对这类小说的讨论，关联着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当代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理解，特别是与“大跃进”前后提出的新一轮文艺大众化路线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次讨论中，这种小说形态才得到了理论性的命名，并且以此为契机，这类小说在当代的历史流脉，也得到了明确指认。侯金镜、王燎荧在评论《林海雪原》时，已将之作为某种“类型”来看待；在评论《烈火金钢》时，侯金镜进一步认为相关的“有成效的努力”，已经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创作脉络。他提及的作品，赵树理之外，还有《吕梁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当这些于不同时间出现的作品被视为同一种“类型”时，“革命通俗小说”的命名事实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这一作品序列中，《铁道游击队》占有特殊的位置。这部作品出版的1954年，评论文章在肯定其“强烈的故事性”、“朴质的作风”(20)、“生活内容的‘新鲜别致’”与“惊险的战斗”(21)的同时，主要关注它所表现的革命斗争的真实性与历史意义，并对人物刻画的“简单化”和敌人描写的“漫画化”提出批评。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批评话语关注的重心是现实主义问题，民族形式问题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这也使小说出版后的“畅销”与批评界的“冷淡”形成某种对比。
从文学史的视野来看，《铁道游击队》在当代文学“民族形式”的讨论话题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性质，既是“滞后”的作品，也是“超前”的作品。说其“滞后”，是相对于1940年代出现的具有同类文本特征的作品，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说其“超前”，则是相对于1950年代后期出现的《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文本形态上，《铁道游击队》更接近于1950年代后期的作品：讲述对象为一支小型非正规的武装力量，情节富于传奇色彩，人物性格鲜明，更具有“英雄传奇”的文体特点；而从创作过程来看，更接近1940年代的三部新章回体小说：为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战斗英雄立传，相对更注重英雄人物的对敌斗争故事的全过程及其斗争经验。这两个时期的两种文本特色，被蔡翔概括为从“英雄”到“传奇”、从“真实”到“浪漫”、从“凡”到“奇”的变化(22)。事实上，1940年代三部以“英雄”为名的新章回体小说，与1950年代以“……队”为主体的传奇小说，还存在着许多差别，比如前者主要是从以“事件”为主体的英雄报道转化而来，并都曾在报刊上连载，因此其“章回体”形式与报刊传媒紧密相连；后者主要是以英雄群体人物为主、带有“回忆”和自传性质的写作，并且缺少报刊连载这一环节而直接以书的形式出版。这些因素在影响作品的“真实”与“浪漫”、“凡”与“奇”的具体想象方式方面，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样时间上的变异过程，但两者仍旧有着更大的共同点，即借鉴古典文学资源以构造通俗形式和“民族风格”。如果说在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从1940年代的《吕梁英雄传》等到1950年代后期的《烈火金钢》等这样一个“革命通俗小说”的创作脉络，那么革命叙述与古典通俗小说因何、如何发生勾连的具体历史情境，就格外值得关注。正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散布”着的诸种话语要素的耦合，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出现，而并非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篇《讲话》便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方向，毋宁说，《讲话》恰恰是诸要素耦合而成的“新话语”出现的标志。历史研究的深入不是去追溯这一话语的“起源”，而是去探究“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如何“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23)。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去考察在何种历史情境中，古典小说传统与革命话语以何种方式发生了关联，耦合的诸要素发生了怎样具体的意义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