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短篇小说谷在线阅读

『壹』 师陀的介绍

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1910年3月10日出生于河南杞县。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人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贰』 师陀的主要作品

著作书目
《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37，开明
《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
《无名氏》（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开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1941，开明
《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结婚》（长篇小说）1947，晨光
《马兰》（长篇小说）1948，文生
《大马戏团》（剧本）根据安特烈夫《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1948，文生
《夜店》（剧本）与柯灵合著，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编，1948，上海出版公司
《历史无情》（长篇小说）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梦》（短篇小说集）1956，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石匠》（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亚行记》（散文）1960，上海文艺
《山川.历史.人物》（散文、小说等合集）1979，上海文艺
《恶梦集》（短篇小说集）1983，香港文学研究社
《芦焚散文选集》1981，江苏人民
《芦焚短篇小说选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叁』 师陀的人物经历

师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河南杞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肆』 能不能提供一点关于现代作家“师坨”的资料，比如写的作品有哪些写作风格之类的。

朋友，你打错了
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河南杞县人。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人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师陀的上海叙事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于他对都市文化的整体认识的。他批判乡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他身处象征着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使师陀进入了双重的危机和矛盾，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因此心灵的漂泊和无所依托成为必然。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宿命。
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在创作上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怀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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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师陀短篇集
夜间第一个印象往往是错误的，因为人类聪明，而我们又太自信了这聪明。夜已经深了。空气阴寒浸入，充满了沾沾的露气。被安排进一座小屋子里，说这是下处。层狭小阴湿，有破旧的桌凳同床，墙头白垩纷纷下落，泥地濡湿，似乎是已变成了黑色。总之，这下处它虽没有森林的雄茂，却同森林一样忧郁。这里有浓厚的霉腐味道，是从剥落的墙上和阴暗的角里发出来的。“这是怎样的地方，在世上又占着怎样的位置？”这样想着，感到非常的不安。但除了一股古老的气息，暗寂的，空空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也想不出究竟应该称做什么所在。我只知道小屋有两个窗洞，因为糊着纸，并不通空气。寻出一枝烟抽着，将小屋重新打量了一番，觉得又熟悉又生疏。原来我是从门里进来的，那两扇用一寸厚的木板做成的门，油漆得很厚，发出使人不快的光，古老而又晦暗的光。那门在屋的一端开着，通向别一所房子。起初我觉得是落脚在一家客舍里，然而天井里没有骡马的呼唤声，也听不……

『陆』 有谁有艾芜的<一吻>的文学赏析谢。

艾芜(1904～1992)

现、当代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从此，这一名字就伴了他一生，真名反而鲜为人知了。祖籍湖南宝庆府武冈州,四川新繁人。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并两次差点病得差点死去。因为同情缅甸的农民暴动，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这些作品大量以早年的流浪生活为背景的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鲁迅先生称赞他是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之一。

回国后不久,艾芜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在左联的机关杂志《文学月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他发表了大量以早年的流浪生活为背景的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1935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其中的作品或反映缅甸和中缅边境底层人民的生活，表现殖民地人民的苦难和自发斗争，或反映中国东北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在接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1935)中，奇异的边疆风土人情和下层劳动者的悲惨生活，明丽的风景和阴郁的人生，爱和憎，交织在一起，形成强烈对照，对黑暗现实作了有力的抨击，然而有时对现实生活里的尖锐矛盾和斗争缺乏深刻的表现。这一时期他还写有中篇《芭蕉谷》(1937)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艾芜除陆续创作短篇小说外,还写了多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主要以普通农民、城市苦力、小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悲惨遭遇、反抗和追求。抗战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秋收》和《纺车复活的时候》，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民关系和农村面貌的变化，在当时颇有影响。1942年前后，艾芜创作上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1946)、《故乡》(1947)、《山野》(1948)，中篇《乡愁》(1948)、《一个女人的悲剧》(1949)，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作品，仍大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较之30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这时期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的面更广，艺术表现手法也有提高。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尤其是长篇小说《山野》，围绕着一个小山村的生活和人物关系，展现了抗战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比较深刻的描绘。《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作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朴素洗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农村的罪恶统治，反映了黎明前的浓重黑暗。
艾芜解放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会下层的生活。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一个特色。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曾经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剥削，遭侮辱，因此对于他们，他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愤慨。他不仅写出了生活重压所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活恶习，还发掘出了他们心灵深处的美好品德：善良、纯朴、正义感、同情心和自发的反抗；从而使人们从丑恶的黑暗现实中，看见了光明和希望。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地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艾芜有较强的艺术概括能力与处理题材的魄力，善于把一个平淡的故事写得娓娓动听，以色彩明丽的景物和环境，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活动，使形象逼真感人。他笔下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作品的笔调清新明快，朴实自然，富有抒情味。抗战爆发以后的创作，谨严沉郁的现实主义手法，逐渐取代原先的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所写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建国后最早描写工业战线和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塑造了新一代工人阶级的崇高形象，标志着作家创作道路上的新发展。他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夜归》、《南行记续篇》，散文集《初春时节》、《欧行记》，理论著作《文学手册》，论文集《浪花集》，以及《艾芜中篇小说集》、《艾芜短篇小说选》、《艾芜儿童文学作品选》、《艾芜文集》等，以内容新鲜、描写生动、笔调优美而引人注目。

1976年后,艾芜在中断了近10年的创作生活以后,重新执笔完成长篇小说《春天的雾》；他重返鞍钢、大庆，第三次来到云南边境地区并几度出国访问，写了一批反映新生活的作品。
艾芜已出版的作品集共40余种。除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夜景》（1936）、《秋收》（1942）、《童年的故事》（1945）、《我的旅伴》(1946)、《夜归》(1958)，中篇小说《我的青年时代》(1948)，散文集《漂泊杂记》(1935)、《缅甸小景》(1943)、《欧行记》(1959),理论著作《文学手册》,论文集《浪花集》(1959)等。

艾芜是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属龙，四川省新繁县清流场（现属新都区清流镇）连丰村人。

《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南行记》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划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见《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的形象。他的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本、朝鲜、德、法等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艾芜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艾芜生平、创作的传记、专著、论文已有十余种、百余篇问世。根据《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边寨人家的历史》（艾芜出现在荧屏上，令人倍增亲切与敬慕），荣获“’93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深受国内外观从的赞赏。

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者，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河南杞县人。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人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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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师陀(1910．3．10—1988．10．7)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河南祝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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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关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的文学作品

人与环境
——踏浪寻幽
首先声明,这不是一个关于环保的话题,而是一个人生与社会的问题.环境，环人之境也。如果没有人，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由于环境恶化，所有的人都灭绝了（不是所有的生物都灭绝了），那就既无研究环境问题的必要，也无研究环境问题的可能。谈论环境问题，决非“对牛弹琴”，而必然指归于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常听人说,“人要适应环境,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自己。”不明白这句话中所隐藏着的是一个真理,还是一个阴谋？看过的不合理的事情多了,也就不以为有什么不合理;看到不合法的事情多了,似乎也能泰然处之了。也许，人真的适应了环境，就能得到所处环境的认可，他可以得到许多；但他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也许，人固守着自己的真诚，却无法得到这个社会外在环境的认可与肯定！
家庭，可以影响子女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工作环境，有可能影响一个群体的生存结构。这样的影响依然是个别的或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都有可能对民众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产生直接的强制性的影响。
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对于人类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还没有找到很好地协调人类生存与环境的矛盾的出路，使自然环境状况总体上趋于良性循环之前，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更多的仍是掠夺型的。
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地球上原有的森林植被锐减，农牧业生产导致的过度的土地开发，使土壤的肥力损失，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盐碱化日趋严重。人类在不断损失可耕地资源的同时，也使宝贵的淡水资源遭到污染，特别是现代工业的消耗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使人类的用水总量迅猛增加，大大超过了自然水源的恢复和补充能力，遇到枯水年份，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会发生水荒，而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不仅使其他生物活动受到限制，众多物种遭到灭绝，也大大降低了城市公共卫生和健康设施的功能，增加了环境因素的致病性。
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业向大气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物及其他化学成分，破坏了地球的臭氧层和气圈构成，引起了酸雨、光化学烟雾和温室效应，增加了近地大气中的粉尘量，也对人类健康构成了重大的威胁。此外，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废渣、废料、生活垃圾，以及核放射污染、电磁污染、噪声污染、信息污染等，都加速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使环境的负效应和消极结果日益明显化。
人类对动物的任意捕捉和宰杀，肆无忌惮地食用野生动物以及不合理的饲养等，其结果更是严重影响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生存质量。仅是最近十年来人类所患的与病毒有关的新疾病中，经科学研究发现，其中就有大约四分之三是来自动物的。
社会发展要以相应的生态平衡关系为基础，要依赖社会内部关系和外部自然环境联系的状况来界定，这是一个比一般生态平衡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能量、物质、信息等交往渠道不畅以致被某种因素所阻塞，就必定要危及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甚至可能导致社会文明的消亡。同样，如果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关系被破坏，不仅能够导致局部生态平衡的彻底崩溃，而且也最终会危及到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危及到社会经济中各种矛盾的解决，还会对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作用。
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对自身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人类持之以恒地追求健康，并将不断地与危害自身健康的各种疾病和灾害抗争，这些都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永恒主题。可以预见，随着人类与环境接触面的不断拓展，自然界中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和特性，将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并随时考验人类的应对能力。
人类的优势在于能够积极地探索和认识环境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的深层本质，从而能动地改善和调整各类作用于环境的行为和活动，以自觉地寻求各种环境因素和系统的平衡。可以这样说，人类研究各种环境因素并最终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过程，就是认识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人类努力改善现实和把握未来的能动性过程。人们应该看到，人类最终抛弃轻视自然、奴役自然的环境观，直至对人类中心论的文化定势进行反思，彻底停止不文明行为，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更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人类也只有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才能根本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殖的家园，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逐渐地被破坏，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的话，那么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个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家。面对这个影响到全人类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切实解决问题的答案。人类与自然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的关系，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朋友、伙伴的关系；一种是主仆、敌对的关系。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要正确地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认识，认为为了显示人类的力量，人类应当“主宰”自然，成为大自然的“统治者”。必须重新确定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或统治者，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应该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善良公民。大自然中的生物，并不是人类的奴隶，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抬起头看到天空已不再是蓝色，我们脚下踩着沙漠而不是肥沃的土地，河水湖水非得经过多层净化才能饮用，我们的孩子只能在自然博物馆里参观熊猫、大象的标本。那么，一切都晚了。
毋庸置疑，造成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正是人类自己，是我们乱坎滥伐，疯狂掠夺资源，制造污染。我们用五千年时间终于建成了现代文明，现在却在用几百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亲手毁掉它。所以说，环境保护必须以人为本，从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开始。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基本内容是强调人类的发展权利、环境权利与保护环境义务的统一，当代人及后代人发展机会相平等。
只要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有效保护自然，自然就能够成为人类的挚友，为人类谋福利、创幸福，让人类感受到自然的博大胸襟和优美环境。

『捌』 师陀的作品信息

《结婚》
1936年师陀由北平到上海，写下了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这两部作品尽管文体不同，但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凋敝、满目疮痍、贫富悬殊、底层人艰难求生的上海景象。
长篇小说《结婚》以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为主线，展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
前后的上海洋场社会。胡去恶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为能与恋人结婚，他用自己的两本书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国宝借了一万元，让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钱亨帮其炒股；其间，胡去恶迷上了为报复表哥钱亨而主动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国秀，疏远了昔日的恋人林佩芳。然而最终，钱亨吞没了去恶的款子，两部书稿也被田国宝书名出版。为摆脱困境，去恶欲与田国秀结婚，反被骂他这个穷鬼不配。精神崩溃的去恶在幻灭中持刀伏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开枪射死。在这部小说中，师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写了上海带给胡去恶这个小人物的孤独感、自卑感。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受人鄙夷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学生送他绰号“剃头师傅”），深感自卑。他对恋人佩芳真实地倾吐着自己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与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当恋人佩芳一家离开上海——在去恶看来“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胡去恶立刻陷入了孤独之中：“在几百万人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得到他？”
胡去恶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是与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里面都设有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以及游乐场。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恶的孤独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结婚》这部小说中，“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仿佛是师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恶完成精神蜕变的重要环节。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馆。这是钱亨第一次约胡去恶谈借债事宜的地方。同去的还有田国秀、黄美洲、“老处女”。去恶明显感到“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他感到了强烈的自卑和孤独，甚至觉得女招待仿佛只有对他十分傲慢，而对其他客人细心体贴得就像“医院里的看护”。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泼到了“老处女”的衣服上，“老处女”一阵怪罪，田国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围。这一寻常的举动却使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的胡去恶倍感亲切，田国秀也显得美丽了，感到她“其实是很美的，那种凄伤表情特别动人”。这与他初次见到的田国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恶到田国宝家借钱第一次见到田国秀，曾认定田国秀“是个妖艳少妇，骨子里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国秀使他丧失了戒备，心生感激，在上海仿佛找到了归属感，因而轻信钱亨等人，钻入了他们设好的骗局之中。尽管如此，这时他所想的仍是借钱投机，成功后和佩芳结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说中，这个股票交易所设施简陋、陈旧，但里面挤满了来投机的三教九流：旧式商人、银行职员、公司职员、无业游民、小姐、少奶奶、小报记者、戏子、艺术家、大学教授等。在这里，去恶的投机欲望被刺激起来，他不愿再去学校教书。在投机成功的想象中，他变得自大自负起来，认为“现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说不定从今天起，就日月高升，发达起来”。他即刻开始瞧不起黄美州和“老处女”，认为他们“一个是被人抛弃的可怜鬼，一个是没人要的老女人。” 当钱亨告诉去恶帮他净赚了二百元时，他更是认同了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念，说：“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在股票交易所，去恶的人生观念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他投机的愿望已不再是结婚，而是自己的发达高升。
最后是“大东”茶馆。在这里，去恶已经不像在“小天堂”那么自卑拘谨了，他谈笑自如，多了几许自信，仿佛获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钱亨肩上，说着客套话：“你想我敢不来？既约下你，还有张小姐，打可特黄，三位大贵客，你们肯赏脸，就算看得起我来了。管他刮黑风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约”。由这番话可以看出，去恶的交际语言已经很老练了。也是在“大东”，他觉得田国秀更加美丽了——“像只天鹅，高贵，娇艳，喷香，光彩照人”。在“大东”吃完饭后，去恶喝醉了，跟着钱亨等人去了舞厅。在这里，“醉”具有象征的含义，暗示着去恶精神的完全堕落，他沉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放弃了佩芳，恋上了田国秀。
咖啡馆、股票交易所、茶馆、舞厅这些公共空间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一方面让主人公胡去恶觉得自卑、孤独，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都市的野心，这使他轻信于人、进入投机行业，并最终一无所有，毙命于上海街头。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间处理成腐败的、色情的场所不同，师陀尽管对这些场所也无好感，但显然更为注重这些场所给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
有意思的是，由于师陀在上海生活贫困，只去过股票号和舞厅。因此，师陀对这些空间的描绘是并非写实的，主观想象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实身处上海的师陀对胡去恶这个阶层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对钱亨等人这一阶层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说过：“我尽管在上海住了好几年，对于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于上海的‘下层社会’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层社会，我接触的比较多点。”因此，师陀在小说中不惜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钱亨等人物来表达他对上海的认识。黄美洲是个华侨子弟，年轻时家庭富有，人长得也英俊潇洒，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他娶了校花，其后染上了梅毒而脸烂眼瞎，妻子跟给他治病的医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发誓要敲取十万元赔款，然后告他们通奸罪，让他们不能结婚。“老处女”，也就是张小姐，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黄美洲整天混在一起。钱亨、田国秀则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现。钱亨可以说是“吃软饭”的，和一个富婆勾搭在一起，用富婆给他的钱再去包养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钱，就和田国秀重归于好。摩登女郎田国秀是师陀表现上海的重要符号。她衣着时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恶，但为了报复钱亨却和去恶发生了恋爱关系。在师陀笔下，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其不仅使得胡去恶精神堕落失去自我，黄美洲、钱亨、田国秀等人同样也是它的牺牲品。可见，正是上海这个都市造就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怪异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成为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师陀写于同时期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则以纪实的方式书写着沦陷时期上海“毁人炉”的景象：一面是徘徊在街头的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边，生存在最底层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劳动如乡下的驴子，下层小知识分子为全家的生计而奔波：有的被一颗流弹结束了生命，有的把积蓄花光后铤而走险，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商人奢华、安逸的生活，时髦的上海小姐仍然关心着高跟鞋和香水。这真是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
师陀注重于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这一“毁人炉”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变异，其笔下的上海图景是比较接近于鲁迅的（而师陀也确是鲁迅的敬仰者）。鲁迅多次用“上海秽区”、“恶浊之地”、“是非蜂起之乡”等明显贬义的词汇来表达他对1930年代上海的厌恶，认为上海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留给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于“爬”起来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胡去恶就是一个受到诱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毕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终毁灭掉了小人物胡去恶。
出于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师陀的上海叙述依据整体化原则统一起来，上海的差异性、复杂性被掩盖了，仿佛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现代性意义。这或许是因为由于战争的侵袭，上海确已破败不堪；或许是因为师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反帝的知识者；但更深的原因在于师陀执着于“乡下人”的立场，对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师陀于1931年离开家乡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后于1936年到达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师陀一直蛰居于“饿夫墓”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和微薄的稿费生活，贫穷落寞，冷眼观察着上海的人情世态。师陀在内心深处对都市文化难于认同，他的作品强烈地批判着都市的黑暗与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在《结婚》、《上海手札》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贫富悬殊及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对各类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认，上海对于师陀来说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否则他也不会直到解放后还呆在上海。可以说，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现代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和众多的知识者。
在师陀对上海否定性表现的背后，潜在着一种乡土情结。尽管师陀对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的落后、愚昧、迷信持否定态度，但是在潜意识中，师陀仍然倾心于一种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写下的《果园城记》中，表现出了温柔细腻的恋乡情愫以及对乡土生活的眷恋。他笔下的果园城是那么恬静、美丽：“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如若不是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愫，很难写就这样富于诗情的句子。在《结婚》中，师陀借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倒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园子里。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恶的恋人“佩芳”，在小说中她代表着安静的乡土生活。耐人寻味的是，“佩芳”曾是师陀的笔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见出师陀对乡土的那种依恋。但美好的乡土生活并没有成为胡去恶抵抗上海的顽强堡垒，他最终放弃了佩芳而恋上了田国秀。在上海强大的都市漩涡中，“佩芳”显得那样脆弱，不堪一击。这其中包含着师陀对乡土的认知：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已经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乡村的落后与静滞也决定了其无法与强大的都市文化相对抗。
师陀的上海叙事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于他对都市文化的整体认识的。他批判乡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他身处象征着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使师陀进入了双重的危机和矛盾，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因此心灵的漂泊和无所依托成为必然。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宿命。
《师陀全集》
《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作品集子，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相当部分为未刊稿），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各卷以时间顺序编排。第五卷附编收录刘增杰的《心灵之约》、《编校余墨》，对师陀书信、日记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进行了深入探究；收录《师陀著作年表》、《师陀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是研究师陀创作最全面的基础性史料。

『玖』 师陀的作品鉴赏

是不是太多了
这个应该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吧
作家或群体 时间 代表作家作品 特点号与不足 贡献与意义
冰

心

1924年

1925 年

《山中杂记》

《往事》(二) 将各种小动物人格化，个个形象生动，十分可爱，也是冰心爱的哲学反映。
以新颖精妙的艺术构思和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将去国远游赤子思乡之情描写得酣畅淋漓。 冰心“爱的哲学”，是当时问题小说的思想内容之一，她用自己的爱来唤起美好的世界，用“爱”来化解人世间的丑恶与卑劣。

瞿
秋
白

1922年

1924年

《饿乡纪程》

《赤都心史》 以深厚的热情，通过活生生的事实，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使无数的读者对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无限向往之情，两部散文将游记、议论、抒情产生为一体，善于刻画人物内在精神面貌。 这两部散文是我国现代文学中以社会主义思想作指导，反映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情况的杰作，是最早用艺术形式报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情况的作品，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报告文学的范例。
李
大
钊 1918年
1919年 《解放后的人》
《五峰游记》 篇幅短小，耐人寻味，古朴、雅洁。
钱
玄
同 1918年 《随感录八》 擒纵自如，从容自在，汪洋而少含蓄。 现代“美文”的较早尝试。
鲁
迅 1919年 鲁迅《自言自语》
周
作
人 1921.6.8 《美文》
《乌蓬船》 平和超凡 中国文学散文创作进入自觉时期的一种体现。
冰
心 1927
1922 《笑》
《往事》 优美的抒情散文“精丽”、“典雅”、“纯语”。 最早引起反响的美文。
郭
沫
若

1923年

1927年

《月蚀》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在充满浪漫色彩的描绘里，深蕴着浓厚的象征。但散文里依然留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些“剪影”。以事实为题材，对现实生活进行了剖析，语言敏锐尖辣。 激发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满腔怒火，真实地再现了那淡淡的人生和漓淋的鲜血。
公开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的反动面目，为当时迷恋于蒋介石的人擦亮了眼睛。
郁
达
夫 1924年

1928年 《零余者》

《感伤的行旅》 或浓或谈地表现出孤独苦闷和伤感的色彩，只能让读者从消极方面认识时代的阴影而缺乏使人向上的思想内容。用叙写社会风貌、湖光山色来反衬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残破局面和民生的艰难。
朱
自
清 1922 年 《匆匆》
《春》
《荷塘月色》
朴实中透着华丽，
叙述中包含理机，
“漂亮”、“缜密”。
体现了“五四”退潮期知识青年对未来的追求探索。
郑
振
择 1925年 《离别》 清爽 缜密有致、朴实天华。
朱
大
枬 1936年 《血的嘴唇的歌》
《少女的赞颂》 异常细致的心理描写和形象比喻。 象征、比喻手法的一贯到底。
师
陀 1934年

1938年 《欲夜》
《铁匠》
《黄花台》
《看人集》 散文中的写景、抒情、写人有虚有实、虚实结合，对话简练精到。 师陀往往通过渲染气氛来获得预期的艺术效果。
叶
圣
陶

1923年

《没有秋虫的地方》

《匆匆》

构思精妙，寓意隽永，主旨高远，表现了作者的分辨才能。
它象诗一样形象、精炼、富有抒情性和节奏感的音乐美；又如散文一样，于自由、洒脱之中包含哲理，亲切自然。 作者寄情于景，借赞美虫的秋之乐，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怀念，对扼杀生机的文化专制不满。表现了“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对未来的追求以发泄现实中无所适从的空虚和惆怅。
朱
自
清

1924年

1925年

1927年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背影》

《荷塘月色》 全景式的直接描叙贯穿全文，有一种朦胧中显真切的感觉，犹如“雾里看花”。
以生活中实在的事例，起伏的记叙，平朴无华的语言来表达伟大的爱。
用综合的感觉体验来传达审美对象的特质，除了写视觉形象还从嗅觉听觉等方面进行审美。 在爱与美的追求，同对丑恶的现实发生的激烈的冲实中构想出新的世界，以反衬的形式显示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以真实的感情拔动了读者的心、强烈的共鸣感动了读者。
鲁

迅

1924年

1925年

《秋夜》

《记念刘和珍君》
《朝花夕拾》
以象征的手法，借景抒情，以物言志，但冷俊，清寂、肃穆的景物描写，却显示了彷徨的心绪。
以抒情和议论为主，笔法严谨、准确、朴素。
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思想丰富而深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但思想不很成熟，处于突变前夕，此文集语言优美、洗炼，清新刚健，感情激越。 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是一篇寓意深刻，战斗性很强的文章。
是一篇讨伐敌人的战斗檄文，给“沉默”的民族以警钟，也是激励“猛士”前行的号角。
它是我国散文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次变革，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开拓了现代散文的表现领域。

茅

盾 1926年

1925年 《雷雨前》 以暴风雨前的闷热难忍的窒息气氛，象征反动派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人们焦躁地等待着雷雨的到来。 作者对革命胜利的心声也是千千万万劳动人盼望革命取得胜利的心声。